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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巨献 毛泽东大传 第四卷 风流人物 第42章

2020-10-28 14:35:44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东方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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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2章

  “中央几次会议都觉得此次反共与上次不同,如处理不慎,则影

  响前途甚大。蒋介石准备投降,决心驱我军于黄河以北,然后沿

  河封锁,置我于日蒋夹击中而消灭之,其计甚毒。”

  话说1940年10月30日,项英致电中共中央说:

  “现在问题,请中央决定下列3个方案,我们采哪条件作为与顾及上官谈判之方针:1、保持皖南阵地,根本不转移。2、完全放弃皖南到皖北,这会引起与桂军的摩擦。3、完全放弃皖南,移苏南。在执行第2、第3方案时,地方党必遭受重大破坏。敌后地区仅一条线,无论大、小部队均无法留下,最后必然是完全放弃。欲留一部分,转移一部分亦不可能。以上望中央速电复方针。”

  1940年11月1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复电叶挺、项英说:

  “甲、30日电悉,要求顾祝同划郎溪、广德、溧阳、溧水、金坛、宜兴6县为我防地,并保证移动时沿途的安全,你们可答应移苏南。如顾不同意,可求希夷先生去苏北一行。乙、皖南各友军中联络工作应大大发展。这对于你们今天有特别严重的意义和作用,你们在这方面的成绩是不大的。”

  接着,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了给项英的电报,他写道:

  “1、希夷及一部工作人员必须过江北指挥江北大部队。2、你及皖南部队或整个移苏南再渡江北,或整个留皖南准备于国民党进攻时向南突围;二者应择其一,这一点可以确定。3、如移苏南须得顾祝同许可,如顾不许可则只好留皖南(因据来电直过皖北已无可能),但须准备打内战,并蒙受政治上不利(蒋介石进剿新四军的计划是决定了的)。望考虑答复。”

  毛泽东又以他和朱德、王稼祥的名义致电刘少奇,叶挺、项英,张云逸,陈毅、黄克诚,彭雪枫,李先念说:

  “(甲)蒋介石已通知我们限在11月20日以前,将在华中与山东的新四军、八路军一律开至华北。近据确息,蒋已令汤恩伯率9个师、李品仙率3个师立开豫、皖,准备期满后向你们进攻,皖南、鄂中两方面亦必有进攻布置。乙、你们应立即开始加紧军事、政治各方面的准备,补充兵员,厉行整训,征集资财,加紧根据地的创造与巩固,加强友军中统战工作,加强部队中政治工作,并预计如何打破蒋介石的这一严重进攻,预先向内部与民众宣传反共如何是罪恶,是为至要。”

  11月1日这一天,毛泽东向贺龙、关向应、聂荣臻、彭真、吕正操、程子华、刘伯承、邓小平、陈光、罗荣桓、黎玉、罗弊初、陈毅、黄克诚、彭雪枫、李先念、萧克、张云逸发出由他起草并修改的《关于目前时局的指示》(此指示起草于10月29日,发给了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项英;修改于11月1日,添加了第11条),全文如下:

  贺关、聂彭、吕程、刘邓、陈罗、黎罗、陈毅、克诚、雪枫、先念、萧克、云逸:

  关于目前时局:

  (一)一个月来英美与日德意在中国的斗争是异常激烈的,后者要求中国政府放弃抗日战争,加入日德意同盟,前者要求中国放弃独立战争,加入英美同盟。目前这一斗争已到白热化,蒋介石态度也因之大变。

  (二)英国的开放滇缅路,美国的借款与撤侨,都向中国表示英美的反日决心,要求中国不跑德日意路线,而英美两使坐镇重庆,紧紧拉住蒋介石不让跑掉。

  (三)运城鄂北两飞机场的停闭,阿部的回国,南宁龙州的撤兵,海通社在重庆的正式开设,则是表示日本让步与德国劝和的开端,这种形势有急转直下可能。

  (四)蒋介石现在是待价而沽,一方面准备加入英美同盟,一方面准备加入日德意同盟,如果日美战争能早日爆发并有胜利把握,他是愿意加入英美同盟的,一个月来他已利用日德意同盟的声势,不久他还会利用日本向他的让步,向英美再敲一笔竹杠。

  (五)如果带决战性质的日美战争不能迅速爆发(这个可能多),或虽爆发美无胜利把握(两年内是无把握的),如果英国被德意日3国在今冬明春打得落花流水(十有八九),如果日本能退出武汉等地,仅占沿海与华北,并声明主权仍属中国,由蒋介石派人管理(可能性很大),如果参加日德意同盟反对英美能使中国资产阶级发洋财,他是愿意投降日本的。蒋介石走这条路的可能性最大。

  (六)目前的反苏反共新高潮,是放弃独立战争加入英美同盟的准备,但尤其是放弃抗日战争投降日本与加入德日意同盟的准备,我们不要被蒋介石的宣传所迷惑,他的联合英美是宣传,投降日本则是实际。

  (七)因为要日本让步须用威迫利诱两个政策,所以蒋介石一面装腔作势地要加入英美同盟以威迫之,一面又发动反共高潮以利诱之。蒋介石知道日本南进需要一个巩固的后方,一个“太平”的中国,而共产党今天已成了破坏日本这个后方的最严重因素,于是蒋介石表示愿意替日本担负巩固后方的职务,以求得日本对他的让步。同时欧洲的德意需要交换亚洲的资源,蒋介石反共于德意亦有利益。故此次反共高潮,主要是准备投降日本与德意的步骤。

  (八)在7、8月间蒋介石确曾准备于重庆失守时迁都天水,准备亲苏和共与某些政治改良,至9月已动摇,至10月乃大变,这是德意日同盟与英美对日积极化的结果。

  (九)但苏联出面调整中日关系的可能性仍是有的,中国要争得比较法国优胜的地位,只有苏联出面调整与我们坚持努力才有可能。

  (十)但无论那一种局面,国共间的严重斗争是不可免的,蒋介石不论投降日德意或投降英美,均将给我党以大的打击,用武力驱逐新四军八路军于老黄河以北而严密封锁之,这一计划是下了决心的,故我们有迅速考虑应付办法之必要。

  (十一)但不管怎样严重局面,我们是能够冲破的,这种信心应在全党建设起来。我们一方面要坚持华北华中各根据地,一方面要打破蒋介石的进攻,这就是我们所处的严重局面。如何有步骤有计划有秩序地冲破这一严重局面,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十二)你们意见如何,望告。

  毛泽东 东亥

  11月1日晚,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说:

  “三国协定后,英积极拉蒋,蒋喜。现在日本拉蒋,蒋更喜。斯大林电蒋,蒋亦喜。此正蒋大喜之时。”“蒋现在正处于3个阵线争夺之中。”“破裂的危机已至。务请中央迅速考虑各种办法,权衡轻重比较,如何能对时局有利,速行决策指示。”

  11月2日凌晨,毛泽东复电周恩来说:

  “中央几次会议都觉得此次反共与上次不同,如处理不慎,则影响前途甚大。故宣言与指示拟好又停。蒋介石准备投降,决心驱我军于黄河以北,然后沿河封锁,置我于日蒋夹击中而消灭之,其计甚毒。今日会议讨论你一日建议,仍主表面和缓,实际抵抗。”

  11月3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说:

  “何应钦、白崇禧‘皓电’,中央决定用朱、彭、叶、项名义答复,采取和缓态度,以期延缓反共战争爆发时间。对皖南方面,决定让步,答应北移。你们有何意见,盼立复。”

  11月6日,毛泽东复电给周恩来,他写道:

  恩来同志:

  江电所示重要情报今晨才阅悉。蒋加入英美集团有利无害,加入德意日集团则有害无利,我们再不要强调反对加入英美集团了,虽然我们也不应该提倡(因为他是帝国主义战争集团)。目前不但共产党、中国人民、苏联这3大势力应该团结,而且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以期制止投降,打击亲日亲德派活动。根据3日来电,如能由上述4种势力的联合与配合好转可能性还是有的。剿共则亡党亡国,投降则日寇必使中国四分五裂,必使蒋崩溃,请你利用时机向国民党各方奔走呼号,痛切陈词,以图挽救。是否于适当时机请求见蒋面陈一次,亦请你考虑。向各方活动,应动员多数人员出马(党的、非党的)。蒋夫人处的活动值得注意,桂林方面请告克农亦如此办。

  毛泽东 鱼辰

  11月6日,毛泽东起草了关于动员党内外一切力量制止剿共降日的指示,全文如下:

  克农、项英、董老并告恩来并转告各方:

  目前日德与亲日亲德派包围蒋压迫蒋发动反共战争,投降日寇,我们应向国民党人员及各方奔走呼号,痛切陈词,说明剿共则亡党亡国,投降则日寇必使蒋崩溃,有百害无一利。应动员党内外多数人员出马作上述积极热烈的活动。说话时不要骂蒋骂国民党,只骂亲日派,要求大家注意自己的存亡问题,我们共产党爱护蒋爱护抗战与团结,只要不剿共不投降,等到因剿共投降而闹到亡党亡国之时我们就爱莫能助了。要告诉党员与一切抗日人员,只要人家团结与积极活动制止剿共投降还有可能性,还来得及,还有这种时间。各地情形望告中央为盼。

  毛泽东 鱼辰

  11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反对投降挽救时局的指示》,全文如下:

  (一)日本正在积极引诱中国投降。德使陶德曼已有电报致中国当局实行劝和。国内亲日派阴谋家与内战挑拨者,正在积极活动,包围与压迫中国当局,发动内战,实行投降。日本与亲日派之目的,在于引起中国分裂,使国共两党互相火并,两败俱亡,以便彼等坐收渔人之利。时局危机极端严重,全党必须动员起来,反对投降分裂,挽救时局危机。

  (二)迅速动员党内外一切积极分子,用口头、文字、图画、书信、电报及一切可能方法,直接间接向政府当局,向国民党,向军队,向各党各派各界,诚恳积极地说明:剿共就会亡党亡国,投降必使中国四分五裂,必使抗日军瓦解,必使抗战统帅身败名裂,必使全国人民陷入牛马奴隶的境地。这些正是日本的诡计,正是亲日派阴谋家与内战挑拨者的诡计,我们万万不要中此诡计。鹬蚌相争,只使渔人得利。枪口对内,只使亲痛仇快。我们共产党始终爱护蒋、爱护国民党、爱护友军,爱护一切抗日党派团体人员。所要求者只是坚持抗战团结,不投降,不分裂,不内战。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实行我党中央今年七七宣言中的一切宣示及历来统一战线方针,愿与国民党及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团结到底。如果他们一时不慎,陷入敌人圈套,闹到亡党亡国,我们就爱莫能助了。对于亲日派与内战挑拨者,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与全国人民是决不能容忍的。对于一切抗日朋友,则始终爱护。今当存亡危急之时,我们不得不尽忠告之道。同时,要求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积极注意最近河南方面有20万军队向八路军新四军进攻,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大家应要求政府制止这些军事行动,制止内战的爆发。

  (三)党内外积极分子作宣传时,应当注意自己的态度。不要骂蒋,不要骂国民党,不要骂中央军与黄埔系,不要骂杂牌军,不要骂三青团与复兴杜,也不要骂英美与英美派(我们当然不能同意加入英美集团,因为他是帝国主义战争集团,但这不是目前斗争的中心),而要集中一切注意力痛骂亲日派阴谋家及内战挑拨者,强调日本的诱降阴谋,响亮地提出反对投降反对内战的口号,提出枪口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提出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制止投降制止内战、驱逐亲日派的口号。我们态度要诚恳积极热烈,尽一切可能,到处奔走呼号,不惜舌敝唇焦,表现自己是一个团结全民捍卫民族的爱国志士与忠心朋友。当此紧张时机,全党中心任务是反对投降与内战,我们过去对于顽固派斗争的火力,现在主要的要转移到亲日派与内战挑拨者身上,以此为中心而痛击之,如果亲日派与内战挑拨者被击破,顽固派要投降就比较困难了。

  (四)谁是具体的亲日派阴谋家及内战挑拨者,应依据各地具体证据去决定。而其全国性的领袖,就是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集团,这一集团与日本及汪精卫秘密联系着,目前正在包围蒋介石,劝诱蒋介石下剿共命令与调动剿共军队,这一集团的目的,是在执行日本命令,挑起国共战争,使日本军队能从中国泥潭中拔出,好去对付英美,而中国一经内战,势必实行投降。但要全国投降,必须拖蒋下水,于是亲日派从拥护蒋之反共政策着手,极力助蒋反共,他们以为反共战争一经爆发,便把蒋置于炉火之上,下不得台,投降就可以实现。然后要求日本把蒋踢开,自己充当中国贝当,这就是何应钦等的全部阴谋,因此也就可知蒋及蒋系是有被亲日派牵入圈套由反共而走到投降的极大危险性。这是蒋的主要危险,我们应当十分警戒,绝对不可疏忽,以免上他的当。但就目前而论,蒋还站在国际3大阵线中国3条道路(或者投降,或者加入英美集团,或者继续独立战争)的交叉点上,还末下作贝当的决心,因此我们还要争取他,以期延长抗日的时间,那怕是很短的时间也好,目前最危险的,是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及内战挑拨者。全党应向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从口头上揭穿何应钦等的巨大阴谋,用各种方法宣布何应钦等的罪状,俾众周知,深恶痛绝,仅仅暂时避免在公开文字上提出何应钦的名字。

  (五)必须积极加紧统一战线工作。要进到更加具体化,不失一个机会去联络每一个可能的具体对象。要研究如何接近与如何同每一具体对象协同进行反投降反内战的工作。要求不要过高,那怕只有一二点微小的口头协定都是有用的。要每日每时检讨自己工作中的缺点。要紧密分析各阶层各党派各军队各团体各个人的具体情况,看出其中的矛盾与可能性。不要只看见黑漆一团,闭门不纳,望而却步,这些都是不对的。

  (六)关于国民党区域的党的一切组织,必须遵照中央历次指示,全部地完全地有秩序地隐蔽起来,并准备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任何地方,都要严防突然事变的袭击,要经得起这种袭击。

  (七)关于我八路军新四军的一切抗日根据地,必须坚持长期的独立自主与自力更生的抗日战争。同时必须准备应付任何严重的反共战争,必须充分地准备着去粉碎日本与亲日派联合夹击的阴谋。

  (八)又须告诉党内外一切积极分子与抗日人员,只要大家起来进行坚决的恰当的斗争,目前制止投降与内战,还是有可能的,还来得及,还有这种时间。因此我党及全国人民必须为制止投降与制止内战而奋斗。今天我党及全国人民多作一分反投降反内战的工作,即是明天多得一分胜利。时局的最后结果究竟如何,主要依靠我党的政策与工作来决定。

  (九)不管时局的发展如何,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与中国人民的。我党有50万军队,有60万党员,有全国人民广大的同情,有很多中间派还可作为我们的朋友或者守中立,有苏联伟大力量的赞助,有世界革命的酝酿,有帝国主义间空前紧张的矛盾,有敌人内部的严重困难,有亲日派与顽固派、顽固派与中间派以及各派内部的严重矛盾,一切这些,都是我们有把握地来说最后胜利必然属于中国与中国人民。不论时局如何黑暗,我党是有一切把握去最后战胜这些黑暗的。全世界与全中国的任何黑暗都是暂时的,只有依靠着自己坚决斗争与坚固团结的革命政党与革命人民,才是最后的胜利者。这种信心,要在全党与全国人民中巩固的建设起来。党内外必然发生的一切悲观动摇情绪,必须予以坚决地克服。

  11月9日,毛泽东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起草了回复何应钦、白崇禧“皓电”的“佳电”。他在“佳电”中驳斥了“皓电”对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攻击与无理要求,揭露了亲日派的反共投降阴谋,电文中说:

  “颇闻日寇正在策动中国投降,软计与硬计兼施,引力与压力并重。德国则采劝和政策,欲诱中国加入三国同盟。而国内一部分人士,复正在策动所谓新的反共高潮,企图为投降肃清道路。颇闻内外勾煽,欲以所谓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其事至险,其计至毒,道路相告,惊心动魄,时局危机,诚未有如今日之事甚者。”

  毛泽东在“佳电”中警告国民党说:

  “目前正属奸伪思逞谣言纷起之时,亟宜协调各方,统一对敌,庶免为敌所乘,自召分崩离析之祸。切忌煎迫太甚,相激相荡,演成两败俱伤之局,既非中央之本心,复违德(指朱德——笔者注)等之始愿。我为鹬蚌,敌做渔人,事与愿违,嗟悔无及。”

  毛泽东在“佳电”中还表示:为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战,考虑到中间势力“希望中共取缓和与缓转的政策”的愿望,中国共产党采取必要的退让政策,允将新四军驻皖南部队开赴长江以北。

  11月9日这一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明了“佳电”采取的基本立场是:

  “明确区分江南、江北部队,江南确定主力北移,以示让步,江北确定暂时请免调,说暂时,乃给蒋以面子,说免调,乃塞蒋之幻想。”“称肺腑之言,乃暗示彼方如进攻,我方必自卫,而以鹬蚌渔人之说出之,亦请对外宣扬,以期停止彼之进攻。”

  11月10日,刘少奇致电中央说:

  “如不迅速解决韩德勤,巩固苏北阵地,不集中华中主力给反共军主力以痛击,消灭一二个主力师,则华中形势愈难应付”,决心以八路军第5纵队一部监视霍守义部,“主力即进攻宝应、射阳镇以北之曹甸、车桥、平桥一带韩部据点,控制淮安、宝应段之运河,得手后相机南攻兴化、沙沟,彻底解决韩部。”

  11月11日,刘少奇再次致电中央说:

  “首先消灭韩德勤,巩固苏北,确保津浦路以东地区,集中全力在皖东决战后再相机向西大发展。”

  11月11日这一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复电陈毅、刘少奇、黄克诚、彭雪枫说:

  “一、目前即动手打韩德勤、霍守义、何柱国,在政治上极端不利,尚须忍耐。第一仗攻击令须由延安下,你们不得命令,不得动手。你们现在应积极准备一切。一面我们仍在重庆谈判。二、对霍守义、何柱国应取争取政策。”

  11月14日,国民党军令部拟定了《剿灭黄河以南共军作战计划》,其主要内容是:以第3、第5战区主力避免与日军作战,集中力量,分期迫使八路军、新四军撤至黄河以北。

  第一步,以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所部兵力,于1941年1月底以前“肃清”江南新四军,然后再用兵力“肃清”苏北八路军、新四军。

  第二步,以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所属之李品仙、冯治安、王仲廉各部,及由平汉路以西调来之汤恩伯部,分为鄂中、淮南、襄西、淮北4区,限2月28日前“肃清”黄河以南新四军。

  11月15日,毛泽东就如何发动反内战运动以对付蒋介石的反共高潮,致电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并新四军、八路军领导人说:

  “根据中央11月7日对时局指示及朱、彭、叶、项佳日联名复何、白电所取政治立场,对于蒋介石此次反共进攻,决定对皖南取让步政策(即北移),对华中取自卫政策,而在全国则发动大规模反投降、反内战运动,用以争取中间势力,打击何应钦亲日派的阴谋挑衅,缓和蒋介石之反共进军,拖延抗日与国共合作时间,争取我在全国之有理有利地位。”

  毛泽东在分析蒋介石进攻华中已具决心,但还存在几种困难时说:

  “蒋介石、顾祝同均怕我消灭韩德勤。故我应在各地放出如下之空气,略谓苏北事件我已遵令和解,不咎既往,但如汤、李、霍、莫不停止进攻,则我不得不打韩德勤,此空气尤应直接从韩本人及顾祝同方面着手,表示我可继续保全韩德勤,但必须停止汤、李、霍、莫进攻作交换条件。”

  11月16日,毛泽东发出《关于今冬华北各部队任务的指示》,规定华北部队的任务是:1、坚持抗战,与敌人的冬季“扫荡”作斗争;2、进行一次冬季扩兵运动;3、尽量争取时间进行休息与整军;4、强化政策工作;5、加强干部之团结及党的团结。

  11月18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向全军批转了陈毅《关于苏北统战工作的经过与主要经验》。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

  “中央及军委完全同意陈毅同志的统战方针及统战工作,为使各部队团以上干部深切研究统战策略,破除其狭隘而不开展,顾小利而忘大义,逞英雄而少办法的观点,特将陈毅报告转告你们作具体教育材料。”

  11月18日,刘少奇与陈毅等分析了苏北形势后,再次向中央报告说:

  “现在各方面均来电要求先打韩,争取战略上的主动,以便将来集中力量对付西面汤、李之进攻。”

  至此,刘少奇已经多次强调“苏北地区顽固派到处捣乱,地方武装叛变,中间分子动摇”,苏北根据地“不是走向巩固”,而可能“有许多地方被破坏”等情况,毛泽东终于同意江北部队以增援受到桂军进攻的皖东为名,攻击苏北大运河东侧地区,以期打通苏北与皖东交通。

  11月19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即电复给刘少奇、陈毅、黄克诚,提出以黄克诚部主力隔断东北军112师霍守义部与韩德勤部联系,并说:

  “为达此目的,你们应立即准备一个局部战斗,以八路军第5纵队主力,突然攻占凤谷村、车桥两点,再行攻占平桥、安丰等地区,以打通皖东、苏北之联系。限电到5日内准备完毕,待命攻击。”

  接到中央命令后,华中总指挥部立即令八路军5纵队及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作攻占射阳、安丰、曹甸、平桥之战斗部署。

  11月21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李克农、项英、刘少奇、彭德怀说:

  “蒋介石的一切做法都是吓我让步,发表‘皓电’是吓,汤、李东进也是吓,许多中间派被他吓到了,纷纷要求我让步,我须善为说辞以释之。我除在文章(佳电)上表示和缓及皖南一点小小让步外,其它是寸土也不让,有进攻者必粉碎之。“只有软硬兼施,双管齐下,才能打破蒋介石的诡计,制止何应钦的投降,争取中间派的向我,单是一个软或单是一个硬,都达不到目的。”“我之方针是表面和缓,实际抵抗,有软有硬,针锋相对。缓和所以争取群众,抵抗所以保卫自己,软所以给他以面子,硬所以给他以恐怖。”

  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周恩来、叶剑英在重庆,陈毅在苏北,李克农在广西,南汉宸在西安,通过各种渠道揭露国民党制造磨擦、破坏国共合作的活动,呼吁社会各界人士明察真情,奋起阻止,形成反对破坏抗战反共内战的政治攻势。

  11月24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说:

  “1、你们必须准备于12月底全部开动完毕。2、希夷率一部分须立即出发。3、一切问题须于20天内处理完毕。”

  这一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再次致电叶挺、项英说:

  “立即开始分批移动,否则一有战斗发生,非战斗人员及物资势必被打散。”

  11月26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电示刘少奇、陈毅说:

  “攻击淮安、宝应间地域望继续作充分准备,待命实行。”

  是日,刘少奇、陈毅即于盐城复电中央说:

  “我对韩攻击已全部准备好,决于明日(27日)晚向沙沟、射阳攻击,解决该地之韩部(保留兴化不打)。如何,望即复。”

  11月27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复电刘少奇、陈毅等说:

  “同意你们意见,唯不得攻击兴化”。

  兴化是韩德勤所率江苏省政府所在地。中央认为,在淮安、宝应间打开一个缺口,打通苏皖即可。不打兴化,苏北动作不碍大局。

  此次战役由华中总指挥部直接指挥,参战各单位分别为新四军苏北指挥部1纵队、2纵队、八路军5纵队1支队。陈毅专门作了战前动员,他说:

  “此项行动胜利完成,即会取得大会战的主动地位,与我之全部获胜有重大意义。同时,此次行动为我八路军、新四军战役、战术配合之第一次行动,宜以此次战斗意义振奋各兵团。”

  11月27日这一天,项英以他和叶挺的名义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说,无论如何要在12月底才能开动完毕。他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并耍赖说:

  “中央大计如何?究竟有何举动?假若是队伍既未到苏南,又已离皖南,在半路上要战斗,则颇不利。但如有何变动,来得快时,则请无须顾虑,我们就在皖南打,资材与人员的损失是顾不了的,如何?盼立即复。”

  这一天,项英又致电毛泽东说:经多方研究与考虑,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由苏南北移路线,途中困难多,危险性较大,不如由第3支队地区兼程北移皖北较有利,又直接增援皖东。因此决心将大批工作人员化妆过封锁线与部分资材先经苏南至苏北。请中央电示是否同意这一行动计划,以及叶挺与项英是否同行,或分途北进,何人先走?

  11月29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复电叶挺、项英说:

  “感酉电悉。1、同意直接移皖东分批渡江,一部分资材经苏南。2、头几批可派得力干部率领,希夷可随中间几批渡江,项英行动中央另有电示。”

  11月29日拂晓,八路军、新四军参战部队发起曹甸战役。

  11月29日、叶挺、项英尚不知曹甸战役已经发起,耽心苏北战事会给皖南新四军带来不利,便致电中央说:

  “苏北动作如何?如于大局无碍可否延至我们安全北渡后?”

  11月30日,毛泽东又致电叶挺、项英等人并转周恩来说:

  “苏北动作不碍大局,只在淮安、宝应间开一个缺口,以便隔韩、霍,打通苏、皖。顾、韩会叫几声的,你们敷衍一下就完了,……以大局判断,蒋、顾是不会为难你们的,现在开始分批转移,12月底以前移完不算太迟。”

  11月30日这一天,日本政府公开承认南京汪精卫伪政府,公布了汪精卫与日本驻南京特命全权大使阿部信行签订的《日满华共同宣言》。

  毛泽东获此消息,电示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李克农,并告彭德怀,刘少奇,项英说:

  “日军从24日起向鄂北、鄂西大举进攻。在此情况下,国共关系可能变化,望利用时机善处之。汤恩伯北进反共,敌人却西进反蒋,算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此次蒋、何、白串通一气,用‘皓电’、调兵、停饷、制造空气、威胁办事处等等手段,全为吓我让步,并无其它法宝。还是我们历来说过的话,蒋介石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这种可能性依然存在,他只有吓人一法,对日本是吓,对我们也是吓,除了这个流氓手段外,他是一筹莫展。……冯玉祥的估计是不正确的,所谓惹急了他会撕破脸皮乱打,这是被蒋之流氓吓倒了的话。其实蒋是精于计算的人,他的流氓只用以吓人并不用以决定政策。”“蒋现在的特点是内外不稳固,为挽救危机稳固内外防线起见,结成蒋桂何联盟。”“其中心战略是攻势防御,以攻势之手段,达防御之目的,决非全般战略攻势。”

  1940年12月1日,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了给周恩来、叶剑英的电报,提出了与国民党谈判的12项条件,他写道:

  “我们应从各方面采取攻势,击破国民党的反共进攻:

  一、皖南部队北开,但须延缓开动时间,解决补充条件,保证道路安全。

  二、苏、鲁、皖3省部队事实困难,绝对不能移动,立即停止霍守义、莫德宏之进攻,否则引起冲突,我们不能负责。

  三、华北部队无饷无弹,如再不发给,迫至无路可走,惟有渡河南下。

  四、停止进攻边区之军事部署,停止构筑封锁线,我们则保证不向彼方攻击,所谓我向宜川、宜君攻击,全是谣言。

  五、彼方释放罗世文,我方释放孙启人(第33师师长,黄桥战役中被俘——笔者注)。

  六、停止陇海、咸渝两路捕人、扣车、扣货,已捕之人、已扣之物一律释放归还。

  七、如张国焘、叶青加入参政会,我方决不加入。

  八、桂林办事处决不自动取消,如彼方要封,则让其封闭。

  九、取消何应钦停发八路军饷之命令,要求立即发给11月经费及10月余欠。

  十、停止石友三隔老黄河之行为,并停止其配合敌伪进攻八路军。

  十一、保证各办事处之安全,如有逮捕、暗杀、失踪等事,彼方应负其责。

  十二、拒绝与何应钦、白崇禧谈判,要求与蒋直接解决问题或与指定之他人谈判,否则宁可不谈。

  以上12项,除参政员一项外,均用朱、彭、叶、项意见提出,由你们代表转达之。也不必同时一次提出,遇谈判某一项或某几项问题时相机提出之,但对各项态度均坚决不变。”

  12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举行1941年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和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出席了大会。

  毛泽东针对这一年机关、学校的生产运动有所放松,粮食没有实现自给比例的问题,在会上强调说:

  “经济工作要适应当前的环境,要团结多方面的人,孤家寡人是什么也干不成的。”

  12月3日晚,毛泽东致电项英,要他回答下列各项问题:

  “1、军部及皖南部队被某方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2、党内干部是否已有应付某方可能袭击的精神上的充分准备?3、皖南、江南地区各友军中,是否有坚持抗日同情我党的高级、中级进步军官与进步部队?有突然事变时,是否有掩护我军或与我军一致行动的可能?我在附近友军中统一战线工作如何?4、某方在第3战区的意向如何?顾祝同等中央军态度如何?黄绍竑态度如何?东南局领导下的地方党是否有保存干部、积蓄力量、应付突然事变的精神上和实际上准备?”

  接着,毛泽东批阅了中央机关生产委员会的报告,提笔在报告上画了一个问号,让警卫员去把中央办公厅主任兼机关生产指导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叫来。不一会儿,李富春匆匆赶来,问道:

  “主席,有事吗?”

  “坐吧。” 毛泽东点点头,指着旁边的椅子。他拿起桌子上的报告问道:“富春同志,这个报告怎么没有规定书记处同志的生产任务呢?”

  “我们考虑书记处同志的工作太忙……”

  “不!”毛泽东打断李富春的话,说:“这不能成为理由,不能因为忙就站在生产劳动运动之外嘛!”

  李富春不以为然地说:

  “唉,书记处的同志要抓那么多的大事,哪能事事躬亲呀!”

  “该躬亲的事,一定要躬亲。”毛泽东说罢,点上一支烟,重重地吸了几口,若有所思地说:“目前,我们全党集中精力抓生产,克服困难,坚持抗战。对于这样的大事,我们不能只是发号施令,必须身体力行,必须用实际行动为全党、全军和全边区人民做出榜样。作为党的领导机关成员就更没有理由将自己置身于大生产之外。”

  李富春想了想说:

  “你和朱总司令肩上的担子太重,情况特殊,不能按一般同志要求。再说,你还种了菜,这也可以算作生产任务嘛。”

  毛泽东摇摇头,站起来,来回踱着步子,说道:

  “我们动员全党、全军和全边区人民参加生产运动,我们领导同志应该首先站在生产的前列,绝不做特殊公民!我虽然不能和同志们一样去山上开荒种地,但我可以实行变工互助。比如,大家都有制造羊角纽扣的任务,我就可以利用工余时间多干一些嘛!”

  李富春无可奈何地笑了,他说:

  “我总是说不赢你。那好吧,我们就修改一下生产计划。现在大家的热情很高,中直管理局的同志们提出也要开荒种地缴公粮。”

  毛泽东一听,觉得很新鲜,吃公粮的人要缴公粮,这还是头一回听说,忙问道:

  “缴多少?”

  “缴一个月的口粮,按每人每天1斤半小米计算,每人上缴45斤。”

  “好啊!我举双手赞成。我也要缴一份。”

  “那怎么行呢?”

  “那怎么不行呢?”

  “你的负担太重了呀!”

  “大家也不轻松呀!既要抗日,又要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作斗争,还要参加生产运动,可以说是满负荷运转。可是大家仍在奋斗,仍在拼搏,难道我能特殊?你说呢?”

  李富春沉思片刻,试探着问:

  “主席,你的那一份公粮,由办公厅的同志们代缴行吗?”

  毛泽东说:

  “那可不行。作客,看戏,可以代替,公民缴纳公粮可是不能代替的。再说一遍,我可不愿做特殊公民噢!”

  12月4日,华中总指挥部要求各参战部队攻击前进,在曹甸一线会合,以求得在曹甸彻底消灭韩德勤的主力部队。

  毛泽东立刻电示华中总指挥部说:

  “只待曹甸、安丰等地占领,此次战役即可结束,仍留兴化、高邮及它处不打,保存韩德勤与蒋介石讲价钱。”

  黄克诚闻知曹甸情况后,根据以往作战经验,致电华中总指挥部并报中央军委,对曹甸战役的具体打法提出建议说:

  “我军无攻坚武器,历史上用速战速决、猛打猛冲战法攻击巩固据点,极少成功。曹甸、车桥等处工事较前坚固,兵力更多,如猛打猛攻,不但胜利把握不大,且有招致重大消耗伤亡可能。我的意见是用持久作战的方法攻击。”

  黄克诚还提出6点具体战法:“1、首先在4个据点(曹甸、安丰、车桥、泾口)间构筑据点,截断其联系与增援;2、肃清4据点周围之敌据点及附近村落中敌人,将其完全逼入4个据点内;3、逐步筑垒掘沟推进;4、用小部队不断接近,消耗其弹药,增加其疲劳;5、派小组潜入,放火烧其房屋;6、探悉哪有弱点可乘时,即以主力猛击而消灭之。我如决强攻,请集中新四军、5纵队全部迫击炮、小炮轰击之。”

  黄克诚的建议非常具体,切实可行,但是按照这个方案打起来需要时间太长,更重要的是不符合中央“保存韩德勤”的方针,所以刘少奇和中央都不会采用。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复电给刘少奇、陈毅、黄克诚等人说:

  “国民党甚关心苏北冲突,你们应坚持原定方针,不打兴化,保留韩德勤。并望10天内结束曹甸战役。”

  是年冬,毛泽东的警卫员高富有的父亲从山西老家来延安,硬要拉他回家结婚。高富有陪父亲逛完延安市场返回杨家岭,毛泽东乘坐的吉普车在他们面前戛然而止,车上的警卫员招手让高富有上车。高富有知道毛泽东在车上,不肯上。毛泽东拉开车门,探出头,指着高富有的父亲问:

  “这是你什么人?”

  “是我父亲。”

  “你还有位老人家,上车,上车。”

  毛泽东下了车,不由分说推着高家父子上了车,询问他们家乡的生产和家里的生活情况。高富有的父亲说着说着又扯上了高富有的婚事。毛泽东笑着对高富有说:

  “你不回去,他老人家就不走,这可怎么办呢?再想一想,看有什么办法。”

  车子很快就到了杨家岭。分手时,高富有的父亲高兴地拉着毛泽东的手说:

  “你真好,你真好!”

  几天后,毛泽东想出了一个办法,安排高富有到清涧县的裕里村,又派人把他的未婚妻从他们老家的敌占区接来,为他们办理了婚事。

  12月5日,彭德怀指挥的华北百团大战历时3个半月结束(关于百团大战的结束时间,本传前边已经讲过,11月2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宣布全面结束“扫荡”。因此关家垴战斗成为百团大战主要战斗结束的标志。但由于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对此役的战绩统计截止日期是在12月5日,因此史学界不少人把12月5日看作是百团大战结束的标志。另一说是15日结束,还有说是1941年1月24日结束。如果承认后两种说法,百团大战就不是3个半月,而是近4个月和5个多月)。

  此战的结果,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在《百团大战各阶段作战概述》(也称“1940年百团大战战斗汇报”)中统计:大小战斗1824次,攻夺敌人据点293座,毙伤日军12645人,毙伤伪军5153人,俘虏日军281人,俘虏伪军1407人,伪军反正1845人,日军投诚7人。缴获步马枪5437支,手枪281支,轻机关枪179挺,重机关枪45挺,山炮16门,重炮3门。破坏铁路948里,破坏公路3044里。

  另据1940年12月25刊登在延安《八路军军政杂志》第2卷第12期上的由八路军总司令部、野战政治部联合公布的《百团大战总结战绩》一文统计:毙伤日军20645人,毙伤伪军5155人,俘虏伪军18407人;拔掉敌伪据点2993个;解放煤矿工友10120人,铁路工友2055人,被迫修路同胞673人。与上一材料的统计差别很大,其它各项则大同小异。

  八路军在此战中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共计伤亡17000余人(另一说:阵亡约6000人,伤11700人,中毒21182人,失踪约1000人,合计约40000人。含八路主力及晋察冀军区地方部队,不含其它地方部队及民兵)。根据地人民死伤无数,仅太岳区沁源一县,群众被杀者就多达5000余人,牲口损失近万头,大部房屋被烧毁,不少村庄完全毁灭。

  再说12月7日,蒋介石批准了《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下达各部队遵照执行。

  12月8日,蒋介石以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向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发出“齐电”,电文中除了对八路军、新四军极尽污蔑之外,还强调说:“调防”是“军令”,必须执行,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听从军令调度”,将黄河以南之部队,悉数开到黄河以北。

  12月9日,蒋介石下达手令:

  “限令黄河以南八路军、新四军,至1940年12月31日前必须开到黄河以北地区;长江以南新四军限于1940年12月31日前开到长江以北地区,并于1941年1月31日前撤到黄河以北地区。”

  12月10日,蒋介石密令第3战区司令官顾祝同说:

  “一、察苏北匪伪不断进攻韩部,为使该军江南部队不致直接参加对韩部之攻击,应不准其由镇江北渡,只准其由原地北渡,或由该长官另行规定路线亦可。

  二、该战区对江南匪部,应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及准备。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进攻兴化,或至期限(本年12月31日)该军仍不遵令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

  12月10日这一天,八路军总部野战政治部发布了《百团大战总结战绩》。

  12月12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彭德怀说:

  “百团大战对外不要宣告结束,蒋介石正发动反共新高潮,我们当须利用百团大战的声势去反对他。”

  12月13日,江北新四军第1、2纵队及八路军第5纵队第1支队奉命合力总攻曹甸。

  12月14日拂晓,新四军、八路军各部在曹甸东、南、西3面各自为战,未能形成统一的进攻步调。曹甸久攻不下,且伤亡较大。为此,陈毅命令部队撤出战斗。

  12月15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说:

  “我攻曹甸未下。此次战役,我伤亡共约2000人,消耗甚大,平桥虽被我占,但韩部及东北军尚有8000多人在车桥、泾口、安丰、曹甸一带。”“此次战役大概只能如此结束。苏北问题已成僵局,急切不能彻底解决。”

  曹甸战役因八路军、新四军无法取胜而收场,这样一种结果,使战役指挥者之间产生了不小的矛盾。刘少奇认为,曹甸战役失利的主要原因是黄克诚的作战消极,有右倾表现。刘少奇还认为黄克诚长期担任政治委员职务,做思想工作是他的强项,但不适合带兵打仗。于是,他以中原局的名义电报中央,建议撤销黄克诚5纵队司令员职务,保留其政治委员。

  后来在1941年7月,日军对华中敌后的指挥中心盐城实施大“扫荡”,此时中原局已改称华中局。围绕是否保卫盐城问题,黄克诚又与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领导人刘少奇、陈毅发生了争论。这年秋天,华中局在阜宁停翅港召开干部会议,对黄克诚提出了措词激烈的批评,指责黄克诚“不服从指挥”、“机械地保存主力”等。黄克诚并不服气,据理争辩。他说:

  “作战前我提的意见,我至今认为是对的。作战未达到预期目的也不是我不服从指挥,而是上级指挥失当。本来有的仗不应该打,要打也不是这种打法。”

  联系曹甸战役和盐城反“扫荡”作战的情况,他的结论是“上级处置失误”。黄克诚的观点并未被刘少奇和陈毅接受,他们坚持黄克诚是错误的,应对此负责,并要求他在干部会议上作检讨。黄克诚后来在回忆录中说:“我为了顾全大局,服从组织,虽对于所争论的问题并没有改变看法,仍按组织决定在旅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了检讨。我当时考虑,可能是由于我从八路军刚刚划归华中局指挥,相互缺乏一定的了解,所以才会产生我‘不服从指挥’的误会。”

  一年后,陈毅对曹甸战役有了理性的反思和总结,他说:

  “曹甸战斗是我去攻人家,缺少理由的。”“我很轻敌,仓促作战,准备不够,变成浪战。”“我们的战斗手段是攻坚,这就要有很好的准备和按攻坚战的原则作战才行。当时我们这方面就差了。光是猛扑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如果我们采取坑道作业,就有可能成功。”

  刘少奇后来对曹甸战役也有了客观地反思和自我批评。1944年7月10日,他在给黄克诚的复电中说:

  “我们在华中工作,都是执行了中央正确路线,因此,我们能够合作,并能够完成中央所给予的任务。然而在具体工作中,对各种具体问题的处理,则仍有不少错误。例如,曹甸战役,本来是可以不举行的,因为当时过分估计了汤恩伯东进的威胁,2师在桂军进攻下呼救甚急,使我没有细心考虑,急促下决心向顽军进攻,这是我应负责任的。后来强攻曹甸,也是不应该的。当时你反对强攻是对的。曹甸战役未能完成任务,当然不能由你负主要责任。当时有此种说法是不妥当的。”

  在抗战胜利后,黄克诚率3师进军东北,途经山东临沂与陈毅相见。陈毅当着山东军区政委罗荣桓的面诚恳地对黄克诚说:

  “过去我也有批评错的地方,请你多加原谅。例如曹甸战役,我和少奇没有认真听取你的意见,坚持要打,结果没有打下,我军伤亡很大,最后批评你3师配合不力。撤了你的职,其实责任在我。不看你的功劳,指责你态度不好,指责你把问题直捅延安……是我有错,向你道个歉”。

  再说12月1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叶挺、项英电,电文中说:

  “移动时间蒋限12月底移完,我们正交涉展限一个月,但你们仍须于本月内尽可能移毕。蒋以新四军正在移动,不同意项副军长来渝,因此中央决定项随军队渡江,然后经华北来延安。叶、项二人均以随主力去皖东为适宜,资材及后方移苏南者可由子昆、小姚负责指挥。”

  毛泽东在电文中所说的小姚,就是饶漱石。

  12月16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复刘少奇15日电并告陈毅、叶挺、项英说:

  “依大局看,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局部进攻是必然的。华中斗争是长期慢性斗争,我们要有决心与耐心。”“苏北部队亟须整训扩大一短时期,然后以主力一部增援皖东。”“皖南部队务须迅速渡江,作为坚持皖东之核心。其大批干部分配苏北、皖东两处建设根据地。”

  12月18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致电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刘为章,要求将皖南新四军北移的时间,“暂缓移动时间至明春2月半”。

  12月18日这一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说:

  “甲、重庆形势严重,项、曾(山)二人暂勿离开部队。乙、希夷及一部人员北上,望速做部署。丙、秘密文件必须烧毁,严防袭击。”

  这一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再次致电叶挺、项英,强调说:

  “你们的机密文件电报须一律烧毁,切勿保留片纸只字,以免在通过封锁线时落入敌人手中,你们的密码须由负责人带在自己身上。”

  12月19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彭德怀、左权,陈光、罗荣桓、叶挺、项英并告刘少奇、陈毅:

  (一)据西安消息,现在皖、豫交界之李仙洲3个师,准备东进援助韩德勤,有渡淮河向砀山前进讯。综合各方情况,蒋、桂对华中进攻是有决心的。(二)以打击李仙洲为目的,望彭德怀、左权令杨得志率部南下,须于一个半月内达到彭雪枫地区,望陈光、罗荣桓令第5旅迅即南下,不可再推迟,应于半月内到达张爱萍地区。……望叶、项率部迅即渡江,应于两星期内渡毕增援皖东为要。

  12月20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说:

  “希夷渡江以速为好,不应征蒋同意。如蒋反对,便不好过江了。江边须有周密布置。速与胡服、云逸联系,在对岸作准备。”

  这一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说:

  “据叶、项电,叶军长及干部一部分准备渡江,你处须在江边做周密布置。与韩谈判条件不可过苛,并尊重李、陈各部利益。兴华、高邮地区应保留给韩,我军应停止于兴、高地区,苏北应全部休战,求得妥协,巩固已得阵地。”

  12月23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黄克诚,彭雪枫,张云逸:

  “目前重心在苏北,其次才是淮北与皖东。故陈、黄两部及115师增加之两个团,目前均应集中于苏北,加紧整训扩大,努力巩固苏北根据地,并准备于蒋介石真正向我淮北、皖东进攻时,首先解决韩德勤(最后由中央决定),第二步才向淮北、皖东出动。这是胡服前电意见,我们认为是恰当的。”

  12月下旬,顾祝同即以7个师8万余人在泾县、太平间布成袋形阵地;第2游击区冷欣也做好了截断苏南、皖南共军联系的准备;李品仙以第176师准备在江北无为地区布防堵截。

  12月23日这一天,项英致电中共中央说:

  “对于北移,原定主力到江北,其他经苏南,同时布置除资材人员从5日起至15(日)止分批到达苏南,目前因敌增兵堵截,正设法北进。”

  12月25日,毛泽东鉴于皖南新四军渡江受阻,便与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周恩来、叶剑英说:

  “据项英电称,顾祝同忽令新四军改道繁、铜渡江,而李品仙在江北布防堵截,皖南顽军复暗中包围,阻我交通,南岸须通过敌人封锁线,江中须避敌舰袭击,非假以时日分批偷渡则不能渡,势将进退两难等语。请速向蒋交涉下列各点,并电告结果:1、须分苏南与繁、铜两路北移。2、许由1个月时间。3、皖南军队不得包围,不得阻碍交通。4、皖北军队由巢、无、和、含4县撤出,由张云逸派队接防,掩护渡江。5、保证不受李品仙的袭击。6、弹药及开拔费从速发下。”

  这一天,周恩来立即约见蒋介石。蒋介石说:

  “连日来琐事甚多,情绪不好,本不想见,但因今天是4年前共患难的日子,还是和你谈谈话为好。”

  周恩来明白蒋介石所说的共患难的日子,就是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被释放的那一天。只听蒋介石接着说:

  “你们一定要照那个办法开到河北,不然我无法命令部下。抗战4年,现在是有利时机,胜利已有希望,我难道愿意打内战吗?愿意塌台吗?现在八路军、新四军还不都是我的部下?我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就是民国十六年,我们何尝不觉得痛心?内战时,一面在打,一面也很难过。开到河北,其实是我为你们着想。如果非留在江北,大家都是革命的,冲突决难避免,我敢断言,你们必败。如能调到河北,你们做法一定会影响全国,将来必成功。我这些话没有向外人说,我可以向你说,你可以告诉你们中央同志:你们过,从皖北一样可过。只要你们说出一条北上的路,我可担保至1月底,绝不进兵。”

  多么经典的一段台词!蒋介石这一番表演可真叫绝,他正是靠着这一手,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征服了中国大大小小无数个军阀头目,也把共产党内不少领导人玩弄于股掌之中。

  这可真是:古来名伶代代出,唯有今朝出得绝。

  抚肩牵手虎哥们,摩顶拍腚狼外婆。

  周恩来从蒋介石那里出来,一回到住所便马上将谈话内容报告给中央,说蒋介石已经承诺:

  “只要你们说出一条新四军北上的路,我可保证绝对不会妨碍你们通过。”

  12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党内指示:《关于目前时局与政策》。他在这个指示稿中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引子,借以强调党的政策在目前反共高潮形势下的极端重要性,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中共中央在讨论指示稿的前一部分时,竟然发生了严重分歧,不仅王明、博古等人否认他们在土地革命时期所推行的“左”倾错误路线,就连其他一些领导干部对此也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现在不应该再算老账。他们还说,王明的“左”倾错误只不过是策略上的错误,不能说是路线错误。

  毛泽东为了等待这些领导人的觉醒又一次做出了让步。他在修改稿中,不再提“路线”二字,只说是过左政策。全文(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改为《论政策》)如下:

  在目前反共高潮的形势下,我们的政策有决定的意义。但是我们的干部,还有许多人不明白党在目前时期的政策应当和土地革命时期的政策有重大的区别。必须明白,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决不会变更的;过去10年土地革命时期的许多政策,现在不应当再简单地引用。尤其是土地革命的后期,由于不认识中国革命是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革命的长期性这两个基本特点而产生的许多过左的政策,例如以为第五次“围剿”和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斗争是所谓革命和反革命两条道路的决战,在经济上消灭资产阶级(过左的劳动政策和税收政策)和富农(分坏田),在肉体上消灭地主(不分田),打击知识分子,肃反中的“左”倾,在政权工作中共产党员的完全独占,共产主义的国民教育宗旨,过左的军事政策(进攻大城市和否认游击战争),白区工作中的盲动政策,以及党内组织上的打击政策等等,不但在今天抗日时期,一概不能采用,就是在过去也是错误的。这种过左政策,是和第一次大革命后期陈独秀领导的右倾机会主义相反,而表现其为“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在第一次大革命后期,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而在土地革命后期,则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除基本农民以外),实为代表两个极端政策的极明显的例证。而这两个极端的政策,都使党和革命遭受了极大的损失。

  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具体地说,就是:

  一、一切抗日的人民联合起来(或一切抗日的工、农、兵、学、商联合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二、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政策,既须统一,又须独立。

  三、在军事战略方面,是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四、在和反共顽固派斗争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是有理,有利,有节。

  五、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政策,是一方面尽量地发展统一战线的工作,一方面采取荫蔽精干的政策;是在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上采取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

  六、对于国内各阶级相互关系的基本政策,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

  七、对于反共顽固派是革命的两面政策,即对其尚能抗日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对其坚决反共的方面是加以孤立的政策。在抗日方面,顽固派又有两面性,我们对其尚能抗日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对其动摇的方面(例如暗中勾结日寇和不积极反汪反汉奸等)是进行斗争和加以孤立的政策。顽固派在反共方面也有两面性,因此我们的政策也有两面性,即在他们尚不愿在根本上破裂国共合作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在他们对我党和对人民的高压政策和军事进攻的方面,是进行斗争和加以孤立的政策。将这种两面派分子,和汉奸亲日派加以区别。

  八、即在汉奸亲日派中间也有两面分子,我们也应以革命的两面政策对待之。即对其亲日的方面,是加以打击和孤立的政策,对其动摇的方面,是加以拉拢和争取的政策。将这种两面分子,和坚决的汉奸如汪精卫、王揖唐、石友三等,加以区别。

  九、既须对于反对抗日的亲日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主张抗日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又须对于主张抗日但又动摇、主张团结但又反共的两面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两面性较少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开明绅士,加以区别。在这些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上述各项不同的政策,都是从这些阶级关系的区别而来的。

  十、对待帝国主义亦然。虽然共产党是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的,但是既须将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和现时没有举行侵略的其他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同日本结成同盟承认“满洲国”的德意帝国主义,和同日本处于对立地位的英美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过去采取远东慕尼黑政策危害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和目前放弃这个政策改为赞助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加以区别。我们的策略原则,仍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我们在外交政策上,是和国民党有区别的。在国民党是所谓“敌人只有一个,其他皆是朋友”,表面上把日本以外的国家一律平等看待,实际上是亲英亲美。我们则应加以区别,第一是苏联和资本主义各国的区别,第二是英美和德意的区别,第三是英美的人民和英美的帝国主义政府的区别,第四是英美政策在远东慕尼黑时期和在目前时期的区别。在这些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我们的根本方针和国民党相反,是在坚持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尽可能地利用外援,而不是如同国民党那样放弃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去依赖外援,或投靠任何帝国主义的集团。

  党内许多干部对于策略问题上的片面观点和由此而来的过左过右的摇摆,必须使他们从历史上和目前党的政策的变化和发展,作全面的统一的了解,方能克服。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仍然是过左的观点在作怪。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许多人不能认真地执行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因为他们把国民党的反共政策看得不严重;同时,又有许多人不能执行发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政策,因为他们把国民党简单地看成漆黑一团,表示束手无策。在日本占领区域,也有类似的情形。

  在国民党统治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内,由于只知道联合、不知道斗争和过分地估计了国民党的抗日性,因而模糊了国共两党的原则差别,否认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的政策,迁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迁就国民党,甘愿束缚自己的手足,不敢放手发展抗日革命势力,不敢对国民党的反共限共政策作坚决斗争,这种右倾观点,过去曾经严重地存在过,现在已经基本上克服了。但是,自1939年冬季以来,由于国民党的反共磨擦和我们举行自卫斗争所引起的过左倾向,却是普遍地发生了。虽然已经有了一些纠正,但是还没有完全纠正,还在许多地方的许多具体政策上表现出来。所以目前对于各项具体政策的研究和解决,是十分必要的。

  关于各项具体政策,中央曾经陆续有所指示,这里只综合地指出几点。

  关于政权组织。必须坚决地执行“三三制”,共产党员在政权机关中只占三分之一,吸引广大的非党人员参加政权。在苏北等处开始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地方,还可以少于三分之一。不论政府机关和民意机关,均要吸引那些不积极反共的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代表参加;必须容许不反共的国民党员参加。在民意机关中也可以容许少数右派分子参加。切忌我党包办一切。我们只破坏买办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的专政,并不代之以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关于劳动政策。必须改良工人的生活,才能发动工人的抗日积极性。但是切忌过左,加薪减时,均不应过多。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8小时工作制还难于普遍推行,在某些生产部门内还须允许实行10小时工作制。其他生产部门,则应随情形规定时间。劳资间在订立契约后,工人必须遵守劳动纪律,必须使资本家有利可图。否则,工厂关门,对于抗日不利,也害了工人自己。至于乡村工人的生活和待遇的改良,更不应提得过高,否则就会引起农民的反对、工人的失业和生产的缩小。

  关于土地政策。必须向党员和农民说明,目前不是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的时期,过去土地革命时期的一套办法不能适用于现在。现在的政策,一方面,应该规定地主实行减租减息,方能发动基本农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但也不要减得太多。地租,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到群众要求增高时,可以实行倒四六分,或倒三七分,但不要超过此限度。利息,不要减到超过社会经济借贷关系所许可的程度。另一方面,要规定农民交租交息,土地所有权和财产所有权仍属于地主。不要因减息而使农民借不到债,不要因清算老账而无偿收回典借的土地。

  关于税收政策。必须按收入多少规定纳税多少。一切有收入的人民,除对最贫苦者应该规定免征外,80%以上的居民,不论工人农民,均须负担国家赋税,不应该将负担完全放在地主资本家身上。捉人罚款以解决军饷的办法,应予禁止。税收的方法,在我们没有定出新的更适宜的方法以前,不妨利用国民党的老方法而酌量加以改良。

  关于锄奸政策。应该坚决地镇压那些坚决的汉奸分子和坚决的反共分子,非此不足以保卫抗日的革命势力。但是决不可多杀人,决不可牵涉到任何无辜的分子。对于反动派中的动摇分子和胁从分子,应有宽大的处理。对任何犯人,应坚决废止肉刑,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对敌军、伪军、反共军的俘虏,除为群众所痛恶、非杀不可而又经过上级批准的人以外,应一律采取释放的政策。其中被迫参加、多少带有革命性的分子,应大批地争取为我军服务,其他则一律释放;如其再来,则再捉再放;不加侮辱,不搜财物,不要自首,一律以诚恳和气的态度对待之。不论他们如何反动,均取这种政策。这对于孤立反动营垒,是非常有效的。对于叛徒,除罪大恶极者外,在其不继续反共的条件下,予以自新之路;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不要将国民党一般情报人员和日探汉奸混为一谈,应将二者分清性质,分别处理。要消灭任何机关团体都能捉人的混乱现象;规定除军队在战斗的时间以外,只有政府司法机关和治安机关才有逮捕犯人的权力,以建立抗日的革命秩序。

  关于人民权利。应规定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资本家和工人农民有同等的人权、财权、选举权和言论、集会、结社、思想、信仰的自由权,政府仅仅干涉在我根据地内组织破坏和举行暴动的分子,其他则一律加以保护,不加干涉。

  关于经济政策。应该积极发展工业农业和商品的流通。应该吸引愿来的外地资本家到我抗日根据地开办实业。应该奖励民营企业,而把政府经营的国营企业只当作整个企业的一部分。凡此都是为了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应该避免对任何有益企业的破坏。关税政策和货币政策,应该和发展农工商业的基本方针相适合,而不是相违背。认真地精细地而不是粗枝大叶地去组织各根据地上的经济,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是长期支持根据地的基本环节。

  关于文化教育政策。应以提高和普及人民大众的抗日的知识技能和民族自尊心为中心。应容许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教育家、文化人、记者、学者、技术家来根据地和我们合作,办学、办报、做事。应吸收一切较有抗日积极性的知识分子进我们办的学校,加以短期训练,令其参加军队工作、政府工作和社会工作;应该放手地吸收、放手地任用和放手地提拔他们。不要畏首畏尾,惧怕反动分子混进来。这样的分子不可避免地要混进一些来,在学习中,在工作中,再加洗刷不迟。每个根据地都要建立印刷厂,出版书报,组织发行和输送的机关。每个根据地都要尽可能地开办大规模的干部学校,越大越多越好。

  关于军事政策。应尽量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因为这是中国人民坚持民族抗战的最可靠的武装力量。对于国民党军队,应继续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政策,尽量地发展交朋友的工作。应尽可能地吸收那些同情我们的国民党军官和无党派军官参加八路军新四军,加强我军的军事建设。在我军中共产党员在数量上垄断一切的情况,现在也应有所改变。当然不应该在我主力军中实行“三三制”,但是只要军队的领导权掌握在我党手里(这是完全必需的,不能动摇的),便不怕吸收大量同情分子来参加军事部门和技术部门的建设。在我党我军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已经巩固地建设成功的现在时期,大量地吸收同情分子(当然决不是破坏分子),不但没有危险,而且非此不能争取全国同情和扩大革命势力,所以是必要的政策。

  以上所述各项统一战线中的策略原则和根据这些原则规定的许多具体政策,全党必须坚决地实行。在日寇加紧侵略中国和国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实行反共反人民的高压政策和军事进攻的时候,惟有实行上述各项策略原则和具体政策,才能坚持抗日,发展统一战线,获得全国人民的同情,争取时局好转。但在纠正错误时,应是有步骤的,不可操之过急,以致引起干部不满,群众怀疑,地主反攻等项不良现象。

  这个修改稿子虽然被通过了,但党内这一批人一被触到痛处就不认账甚至要赖账的事实,使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有两个问题必须解决:一是全党对过去党的历史应该有一个统一的科学的正确的认识;二是必须纠正党内在学风、党风、文风方面存在的不正之风,即解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全党才有巩固的团结,才能成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部队。而要解决这两个问题,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有必要研究一番党的历史,把历史上的大是大非问题搞清楚,把正确与错误弄明白。只有这样,才能统一全党认识,才能在未来的斗争中保持步调一致,保证党的事业健康向前发展。

  毛泽东首先决定编辑一套中国共产党历史文献,把这些历史的东西展示出来,要让全党都了解共产党的历史,为党内开展一场整风运动做好准备。

  不久,他便开始着手筹划并主持编辑《六大以前》和《六大以来》。为此,他呕心沥血,阅读了大量文件,在王首道、陈伯达和胡乔木的协助下,历时将近两年,终于完成了这两部大型历史文献。其中的《六大以前》,收入的从1922年3月至1928年6月的各类文件,就多达199篇。

  欲知毛泽东还有何重大活动,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中共中央在讨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时局与政策》时发生的严重分歧,是毛泽东决定进行延安整风的主要起因。到了这个时候,中共中央高层中的多数人还不承认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前边已经讲过,这一批人长期以来一直是讳疾忌医,一触即跳。可见毛泽东在遵义会议时期采取的策略,是多么的具有远见。可见毛泽东要以史为鉴,教育全党汲取历史的教训,不要在新的条件下重犯历史上的错误,是多么的艰难。死老虎也挡道,由这些人占着茅坑处处掣肘,正确的方针政策自然是难以推行。于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计划在毛泽东的心中酝酿形成了,提拔新人!整顿党风!终于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又一场战略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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