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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巨献 毛泽东大传 第四卷 风流人物 第36章

2020-10-14 11:23:22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东方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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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6章

  “有些人自己对自己加封为‘三民主义信徒’,而且是老牌的三民主

  义者,可是他们做了些什么呢?原来他们的民族主义,就是勾结帝国

  主义;他们的民权主义,就是压迫老百姓;他们的民生主义呢,那就

  是拿老百姓身上的血来喝得越多越好。这是口是心非的三民主义者。”

  话说1939年4月2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致电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和中央书记处,询问“干部之等级可否行施规定”,并说:

  “部队日益扩大,正规军各种制度亟待解决。拟照国民革命军编制区分,规定部队中各级干部之等级(3等9级制)。这可以兴奋干部,职责分明,于我军传统亦无损害。”

  4月10日傍晚,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同窗好友、著名诗人、作家萧三去看望毛泽东。

  萧三是由苏联经乌鲁木齐、西安于4月9日到达延安的。本传在前边第2卷已经说过,萧三原是去了法国搞勤工俭学。1923年,他又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其间,他和陈独秀的次子陈乔年一起将《国际歌》歌词译成中文,介绍到国内,1924年回国参加革命斗争,大革命失败后赴苏联从事文学活动。他写了大量文艺作品,向全世界介绍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及其领袖人物。

  这天傍晚,毛泽东从中组部会议室开会出来,一见到萧三,十分激动,握着他的手说:

  “啊,十多年不见了!”

  说罢从衣兜里掏出“红炮台”香烟,给身边的人各发了一支,看看烟盒里只剩一支了,便抽出来递给了萧三,说:

  “最后一支给你。”

  “你自己呢?”

  萧三说着要把那支烟还给毛泽东。毛泽东做了一个手势,幽默地说:

  “我将乞诸其邻。”

  萧三随着毛泽东来到一间简朴的书房兼卧室里,两人一起吃晚饭。毛泽东敬了萧三一杯红葡萄酒。饭后,他俩谈到了新民学会,谈到了20年前一起在渤海大沽口冰上走了很远的旧事,毛泽东说:

  “那个时候我还相信旧小说里所写的蓬莱仙岛是可能存在的。我8岁的时候最信神,我父亲不信神,我还认为他不对哩。”

  他们还谈了许多学生时代的往事,谈到牺牲了的战友。毛泽东在谈到蔡和森的牺牲时,沉默了良久,他说:

  “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和森同志都做到了。”

  毛泽东又和萧三谈诗,谈文章。彼此都为对方取得的成绩感到无限欣慰。毛泽东对萧三的文学事业非常关心,他非常认真地说:

  “姓萧的古来文学家很少,你要争气。”

  临别时,毛泽东看到萧三的烟瘾很大,就从书架底下拿出一筒自己舍不得抽的香烟,吹了吹上面的灰尘,塞进萧三的外衣口袋里。两人走出窑洞,满天星斗,毛泽东依学生时代的规矩,双手并放膝前,一鞠躬而别。

  从此,萧三成了毛泽东家里的座上客。不久,萧三被安排在鲁艺任教,还担任鲁艺编译部主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职务,主编《大众文艺》、《中国导报》、《新诗歌》。他自己也不断有新作品问世。每当萧三将他的作品送给毛泽东时,毛泽东总是认真阅读,有时还提出修改意见。

  萧三只身秘密回到延安,很想念远在瑞典的妻子叶华和未满周岁的孩子立昂。毛泽东亲自批示,将叶华母子接来延安。叶华到延安后,萧三带着叶华和儿子立昂多次看望毛泽东,毛泽东非常热情,每次都请他们吃饭。有一次,毛泽东还风趣地说:“叶华中国化了。”

  且说4月15日,毛泽东给抗日军政大学题词,他写的是:

  “现在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将来一面作战,一面生产,这就是抗大的作风,是足以战胜任何敌人的!”

  4月19日,毛泽东再次为抗大题词,他写道:

  “知识分子之成为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结合工农群众,他们的分界仅仅在这一点。”

  在4月下旬的一天傍晚,毛泽东在保卫参谋蒋泽民的陪同下到延河边散步,见几个农民正在地里播种,便放慢了脚步,弯下腰抓了一把土,在手里攥了一下,又仔细看看。待农民们种到地头,他就亲热地和他们打招呼,问他们种的是什么?农民们说种的是苞谷。毛泽东又问从哪里选来的种子?他们说从去年的苞谷中选出来的。毛泽东掏出一支烟点着吸了一口,微笑着问:

  “你们种多少地?一年能打多少粮食?”

  农民们见他衣着朴素,和蔼可亲,便放下手中的种子和工具围过来,七嘴八舌地回答:

  “种地不少,可山地多,平地少。如果雨水充足,打回的粮食除交公粮外,我们吃不完。如果天旱,打回的粮食仅够口粮。”

  毛泽东又问:

  “有优良品种没有?地里都施什么肥?”

  农民们说:

  “没有优良品种。地里上猪粪、牛粪、驴粪,掺合在一起施在地里。”

  “粪上得很好,没有优良品种不行,你们到边区政府找农业厅长高自立要,他会给你们的。另外种地要倒茬,不倒茬不行,一般情况两年要换一次。”

  一位老农走上前拉着他的手说:

  “大兄弟,你讲的话在理,一定是种地的老把式了,我回去后按你说的办。”

  蒋泽民忍不住介绍说:

  “大爷,这是毛主席。”

  “什么?”老农吃惊地倒退了两步,结结巴巴地问:“毛主席?他就是毛主席?”

  其他几位农民也都睁大了眼睛望着毛泽东。老农激动地说:

  “毛主席呀,您的心和咱庄稼汉的心贴到一块了。”

  此前,毛泽东和警卫战士们也都在自己的垦荒田里播下了种子,大部分还没有出苗,一些刚出土的小苗也都枯萎着身子。眼看就要到5月份了,天还没有下一场雨。陕北黄土高原最怕旱,如果照这样再旱下去,就意味着秋天将颗粒无收,别说农民们一个个心急如焚,就是战士们望着刚开垦出来的地也急得抓耳挠腮。

  一天傍晚,毛泽东站在自己的垦田地边,望着山上农民们的土地说:

  “天这么旱,山上的地就更旱了,快下一场透雨吧。”

  这天晚上,天还真的阴了起来,黑云一层压一层,到了后半夜就下起了小雨。正在桌前煤油灯下工作的毛泽东隐隐约约听到了雨声,放下笔,侧耳细听,仿佛在听一曲美妙的音乐,欣慰的笑容挂在了脸上。后来雨越下越大,他索性离开桌子来到门口,推开门观看。警卫员以为他有事,忙走过来问。毛泽东摇摇头,用手指了指天,笑了。

  这场雨下了大半夜又大半天,直到次日下午才停。晚饭后,毛泽东走出窑洞,高兴地对蒋泽民说:

  “这场雨下得好哇,不知山上下透了没有?走,到前面看看去。”

  蒋泽民跟着毛泽东走出了沟口,迎面碰上几个农民。毛泽东问他们:

  “山坡和山上的地下透了没有?”

  农民们高兴地说:

  “山上山下全下透了。这雨开始下的小,后来越下越大,全渗到地下了。真是难得的及时雨啊!”

  毛泽东放心地笑了,带着蒋泽民兴致勃勃地来到延河边,望着哗哗流淌的河水,突然问:

  “泽民,你说这延河水里有鱼吗?”

  蒋泽民被问得楞住了,他不愿意破坏毛泽东的好心情,就向走过来的一个老农请教:

  “大爷,您说这河里有鱼吗?”

  毛泽东也马上凑了过来,和这位老农攀谈了起来。

  4月24日,李公朴第二次访问延安,其间,他曾到晋西南考察,迫切感到需要组建一支“抗战建国教学团”,到战区“宣扬民族抗战意义,教育民众抗战知识,交换抗战经验,学习抗战工作,推进抗战教育,奠定建国基础”。他便重返延安,希望中共在建团人员上给以支持。他的这一想法,得到中共中央的大力支持,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胡耀邦负责。李公朴和胡耀邦多次商量,最终从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抽调了9名干部,组成了“抗战建国教学团”。

  他这次在延安期间,还参加了许多社会活动,参加了延安纪念“五一”大会和精神总动员宣誓典礼,聆听了毛泽东、王明、王若飞的演讲,并和他们“互道别情,约时再叙”;参观了边区工业展览会、边区青救会与文艺会举办的青年展览会;观看了马列学院在陕公礼堂举办的晚会——3幕剧《歼灭战》;参加了“鲁艺”成立一周年纪念活动。会上,除毛泽东、王明、洛甫、康生、刘少奇讲话外,李公朴和新从苏联归来的萧三亦被邀讲话;李公朴为“鲁艺”写赠言:“在去年的今天,中国艺术界发生了一道光芒,这光芒一被发现就惊动了全国,振奋了艺林,它越长越大,天真活泼,坚强有力地反映出千万人的心灵,发动起千万人走上前线。这新生的力量是新阶段中抗战的支柱,是新中国艺术界的曙光。”

  他还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卫生部报告山西敌后情况;赴榆林县桃林参加文学座谈会;到“抗大”访问教育长许光达,畅谈“抗大”的教育特点,为纪念“抗大”成立3周年写赠言:“一座伟大的熔炉,燃烧在黄河之滨,锻炼出成千成万的优秀儿女。学习八路军的求实精神,艰苦奋斗的革命作风,抗大是新战士的产生地。”此外,他还分别为“星海纪念册”、延安市卫生人员俱乐部题词。前者题词是:“中国数千年来,虽以礼乐为本,其实所说的礼不过是封建统治的工具;乐仅成了庙堂之声,与中国的大众生活毫无关系。音乐代表着民族的呼声。抗战前后中国大众音乐的空前发展,这就象征着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的到来。谨以以上数言赠给我们大众音乐的倡导者冼星海同志。”后者的题词为:“武装起身体,武装起头脑,不分国界,欢聚一堂,为了民族解放。”

  后来在6月15日,李公朴告别延安,应第二战区保安司令续范亭的热情邀请,率领抗战建国教学团奔赴抗战前线——晋西北,随后又前往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根据地,历时17个月,开展抗战教育和动员民众的工作,宣传“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 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为争取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而做出了贡献。

  再说4月24日下午,毛泽东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作了《自己为自己的劳动是不可限量》的报告。他说:

  “你们是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你们读书,叫学;开荒,是农;做鞋子,是工;办合作社,是商;你们又是军,因为你们在抗日军政大学。你们是工、农、商、学、兵团结在一个人身上,文武配合,知识与劳动结合,可算是天下第一。”

  4月24日,毛泽东、张闻天以中央书记处名义致电“东南局并中原局转8团(指新四军江北部队第4支队第8团——笔者注)”,发出了《关于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指示》中说:

  “一、目前我党我军在皖东的中心任务是: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目前在一切敌后的任务都是建立根据地),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中心和目的,也是一切友党友军政府及全体人民共同的任务,因此固然不应空喊这一口号,但也不必把这任务秘密起来,而应当用主要努力去做。

  二、但依皖东目前情况,我们必须长期努力进行统战工作,坚持打击汉奸和顽固分子,尽力扩大党和群众运动,推动地方进步,才能达到建立根据地的目的……”

  4月25日,项英、叶挺等为落实中央书记处《关于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决定由叶挺负责去江北成立一个指挥部,加强对第4支队的指挥。为此,叶挺率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军部参谋处处长赖传珠、第1支队副司令员罗炳辉、第3支队第5团团长孙仲德等一批干部和江南新四军主力第4团第1营,从皖南泾县云岭出发,突破日军长江封锁线,向庐江进发。

  4月26日,中央书记处公开发表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告全党同志书》,全文如下:

  目前全国举行的国民精神总动员,正如蒋委员长所指出,这是一件大事。因为敌人“欲以种种方法摇撼吾人之意志,威胁吾人之精神”,必须动员全国人民振奋抗战到底之精神,才能争取最后胜利。因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号召全党同志积极拥护国民精神总动员,并尽一切努力推动全国人民参加这一运动。为使全党同志深切了解这一运动的意义,中央特指出如下各点:

  一、中国共产党早在抗战以前,就已向全国同胞号召全民族力量的总动员——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精神、物质的总动员。在抗战以前,我党进行这种号召,为的是准备抗战。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我党不断地根据古今中外无数历史上的经验,特别是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和中国民族的潜力,指出中国虽是一个弱国,然而如果能使全民族摆脱一切精神上的桎梏,振衰起敝,团结一致,以抵抗外寇,则将起死回生,无敌于天下。我党和那一切简单的“唯武器论”者,很久地进行过无情的斗争。在抗战发动以后,我党发表了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最后胜利的有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最大的努力,去注意各方面力量的动员,其中包括着对于全国人民精神上的动员。两年以来,我党无情地反对各种式样的民族失败主义者。在去冬我党六中全会上,又复指出全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15条,其第一条就是:“高度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坚持抗战到底,克服悲观失望情绪,反对妥协投降”。为达到这个目的,当时毛泽东同志在全会中的报告,关于一切宣传鼓动工作,曾经这样的指出:“一方面,利用已经产生并正在继续产生的民族革命典型(英勇抗战、为国捐躯、平型关、台儿庄、八百壮士、游击战争的前进、慷慨捐输、华侨爱国等等),向前线后方国内国外,广为传播。又一方面,揭发、清洗、淘汰民族阵线中存在着与增长着的消极性(妥协倾向、悲观情绪、腐败现象等等)。再一方面,将敌人一切残暴兽行的具体实例,向全国公布,向世界控诉,用以达到提高民族觉悟,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之目的。须知这种觉悟与自信心之不足,是大大妨碍着克服困难与准备反攻的基本任务的。”因此,共产党员必须号召全国同胞积极拥护国民精神总动员,并赞助政府推行于全国,以达到“高度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坚持抗战到底,克服悲观失望情绪,反对妥协投降”之目的。

  二、按照“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所提出的“共同目标”是:1、国家至上,民族至上;2、军事第一,胜利第一;3、意志集中,力量集中。这些都是根本正确的。中国这个国家是我们全体中国人的国家,尤其是占人口90%的绝大多数中国劳动人民的国家。这个国家是我们中国人历史上生息休养创造奋斗的地方,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现在日寇侵犯我国,就是要毁灭我们中国人的生存,就是我们全体中国人的不共戴天之仇,我们必须抵抗到底,把日寇完全逐出于我们国土之外,没有与之妥协的余地,这就是“国家至上”。中华民族是我们全体中国人的民族,尤其是占90%的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民族,我们民族需要生存,需要繁荣,需要独立自由和幸福,我们民族首先需要从日寇的铁蹄之下解放出来。不坚决抵抗日寇到底,就决不会有民族的解放;不以绝大多数人民的幸福为民族的幸福,就决不是民族的最后解放;所以,抗战到底和争取民族绝大多数同胞的幸福,这就是“民族至上”。一切汉奸、汪派、托派,投降日寇、破坏团结、制造“反蒋反共”的阴谋、出卖民族国家的利益,必须给以坚决的打击。而有些不明大义之人,不免受其蒙蔽,陷在日寇、汉奸、汪派、托派的阴谋陷阱之中,企图以个人或少数人的私利,来代替和掩盖全国家全民族的最高利益,认为个人或少数人的私利,就等于全国家全民族的利益。这些人同样没有“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观念,必须给以深刻的批评。必须号召全国人民牢牢记住:“国家民族之利益应高于一切,在国家民族之前,应牺牲一切私见、私心、私利、私益,乃至于牺牲个人之自由与生命,亦非所恤。”对于一切出卖国家民族的人,则宣告和他们势不两立。

  三、中国共产党老早就提出了:“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一切为着抗战,一切服从抗战”的号召,这就是“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我党过去一切主张与行动,都是环绕于这些号召的周围。在国民精神总动员的运动中,一切共产党员必须继续发扬自己的牺牲精神,为保卫祖国流最后一滴血。同时号召全国同胞,严厉地批评一切贪生怕死之徒,无情地指责在前线后方一切违反和破坏军事胜利的有害活动,无情地指责一切不顾民族利益的自私自利之徒的罪行,号召全国同胞对于这些败类给予应得的制裁。在国民精神总动员的运动中,必须号召全国坚决实行这个原则:“唯求军事之胜利乃为吾国民人人共享之光荣,唯不能获得胜利为人人最大之耻辱,一切功罪,一切是非,胥当以此为标准”。必须“竭其全部之智能与全部之时间精力以求取军事之胜利”。必须抛弃一切关于“个人得失,个人利害与个人之屈伸与荣辱”。必须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才是抗战的最后胜利。

  四、为着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的目的,“必须意志集中与力量集中”,这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惟有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达到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的目的,违反这个方针,就必然会使意志分散力量分散。过去的经验证明这一真理,现在的事实也证明这点。因此,共产党员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中,必须继续号召全国同胞加紧团结,经过民主的方式,将一切分散的意志与力量集中起来。除了争取最后胜利,不能有第二个意志。除了集中在抗日阵线,不能集中在第二个地方。除了用民主方式,也不能有第二个能够集中最大力量的方法。为此目的,必须坚决打击日寇、汉奸、汪派、托派反蒋反共的阴谋活动,因为如果不坚决打击这种阴谋活动,必然会造成意志分散力量分散之局面。共产党员必须号召全国同胞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共合作,反对一切挑拨离间、制造磨擦、捣乱前线后方、破坏统一团结的阴谋家,并给予这些阴谋家以必要的制裁。

  五、“对国家尽其至忠,对民族行其大孝”,必须号召全国同胞实行这种最高的民族道德,这就是对于古代的封建道德给了改造和扩充。共产党员必须成为实行这些道德的模范,为国民之表率。党员过去已是这样做的,今后更应努力。如果不这样做,就不是共产党员,在共产党中没有他们的地位。因为一个真正的孝子慈孙,必然是对国家民族尽忠尽职的人。这里唯一的标准,是忠于大多数与孝于大多数,而不是仅仅忠于少数与孝于少数,违背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就不是真正的忠孝,而是忠孝的叛逆。对于仁义也是一样,有益于大多数人的思想行为谓之仁,处理关系于大多数人利益的事务而得其当谓之义。汉奸、汪派、托派之所以成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叛逆,就是因为他们只顾少数人的私利,抛弃了全民族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共产党员在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必须号召全国同胞实行其对国家尽其大忠,为保卫祖国而奋战到底;对民族尽其大孝,直至中华民族之彻底解放;对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与人类之大多数给与绝大的同情与卫护,以实行其大仁;对危害国家民族危害大多数人利益之敌人、叛逆与横暴者施行坚决的斗争与制裁,以实行其大义,借以达到最后胜利之目的。

  六、共产党员必须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中号召全国同胞坚决实行三民主义。抗日战线中各党各派的任何人究竟信仰三民主义与否,不在其口头之自称,而在其行为之表现,只有言行相符,才可称为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所以,国人对于三民主义,主要的不应从口头上看,而应从实行上看。只有实行三民主义,才能证明自己有这种信仰,否则只是证明他并没有信仰。对于那种行为上不实行三民主义,而只在口头上信仰三民主义的,这是一种表里不一口是心非阳奉阴违的人,每个参加抗日战线的人决不应该如此。如果口称信仰民族主义而又企图与敌人妥协,口称信仰民权主义而又实行压制人民,口称信仰民生主义而又不顾人民生活的痛苦,都是假三民主义者,叛徒汪精卫辈就曾经是这样一种人,孙中山先生在世之时对于这种人是深恶痛绝的。国难已至极严重关头,必须广泛地动员全国同胞,切切实实地实行三民主义,揭穿汉奸汪精卫辈的假三民主义,为具体实施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真三民主义而斗争。在为实行真三民主义而斗争中,共产党员同样应成为模范。

  七、为着实行三民主义,争取最后胜利,必须厉行精神上的改造,“醉生梦死之生活必须改正”,“奋发蓬勃之朝气必须养成”,“苟且偷生之习性必须革除”,“自私自利之企图必须打破”,“纷歧错杂之思想必须纠正”,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历来所号召和实行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全中国人民都应该实行起来。在伟大的抗战时代中,如果不养成艰苦奋斗的作风,则奋发蓬勃之朝气必不能养成,而醉生梦死,苟且偷生,自私自利的恶习必不能掉除。汪精卫一类人因为不能艰苦奋斗,失了朝气,而陷于醉生梦死、苟且偷生自私自利的深渊,所以他出卖民族利益,叛党叛国,做了汉奸。可知一切不愿意做汉奸的人,必须在这次国民精神总动员中认识养成艰苦奋斗作风之必要,否则是非常危险的。至于具备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则尤为必要,这就必须纠正一切不利于抗战的纷歧错杂的错误思想。第一,在“不违反国民革命最高原则之三民主义”的原则下,要纠正那一切有意无意曲解三民主义而成为汪精卫辈精神上俘虏的人,要纠正那一切企图利用托派奸徒把三民主义解释为反共旗帜的人,并且要纠正那一切对于三民主义阳奉阴违口挂三民主义之名躬行贪污腐化之实的人。第二,在“不鼓吹超越民族之理想与损害国家绝对性之言论”的原则下,要纠正一切对日寇妥协投降的邪说。要广大地动员民众反对汪精卫派,因为他们“鼓吹超越民族之理想与损害国家绝对性之言论”,他们响应日寇主张所谓“东亚新秩序”“日满支共同体”,并进行所谓“共同防共”。要反对一切汉奸无耻地鼓吹超越民族,欢迎日寇做东亚的“盟主”,无耻地拱让自己国家听任敌人宰割。第三,在“不破坏军政军令及行政系统的统一”的原则下,必须根据“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的目标,要纠正一切破坏军政军令的韩复榘式的人物,要纠正一切作战不力的现象,要纠正一切无纪律现象,要纠正一切企图响应伪政府破坏政权统一的人物,要纠正一切对政府抗日动员法令阳奉阴违的人物,要纠正一切不执行抗战建国纲领的人物。第四,在“不利用抗战形势以达成国家民族利益以外之任何企图”的原则下,要纠正一切利用抗战形势发国难财,吃磨擦饭的企图,要纠正一切利用抗战困难策动和平妥协的企图,要纠正一切利用抗战形势排斥异己破坏团结的企图,要纠正一切为一己之私利或为少数集团的狭隘利益,为金钱地位职位等利益而妨碍与牺牲民族国家利益之行为。除了上述各点之外,像那一切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和言论,反蒋反共的邪说,依赖外力的空论空想,以及否认劳动人民是民族基本主干的反民族论调,否认马克思主义是三民主义好朋友的反劳动阶级论调等等,都是属于不利抗战的纷歧错杂的思想,都应加以纠正。只有这样,才能具备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巩固以三民主义为政治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才能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争取抗战的胜利。

  八、国民精神总动员,应当成为全国人民的广大的政治运动,精神动员即是政治动员,它不依靠于强迫命令,而依靠于人民之政治的自觉。若以强迫命令的方法行之,必至成为虎头蛇尾,官样文章,而毫无生气。只有经过民主方式,着重宣传鼓动,才能推动全国人民,造成压倒敌人刷新自己的巨潮,

  以上8点,特指出其最要者。中央希望全体党员协同友党党员与各界先进人士,一致努力,认真地进行这一动员运动。更望全国青年,不辞艰苦,家喻户晓,使这一运动推行于全国。以期组织全国人民一体进入抗战到底的伟大运动中。全国人民真正奋起之日,就是抗日建国大功告成之时,愿与全体同志全国同胞共勉之。

  1939年5月1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在第70期上发表了毛泽东为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撰写的《五四运动》一文。在新中国建立后,这篇文章以原题编入《毛泽东选集》第2卷。他在文章中写道:

  “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份。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口讲什么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

  五四运动到现在已有了20个周年,抗日战争也快到两周年了。全国的青年和文化界对于民主革命和抗日战争负有大的责任。我希望他们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把自己的工作和工农民众结合起来,到工农民众中去,变为工农民众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全国民众奋起之日,就是抗日战争胜利之时。全国青年们,努力呵!”

  5月1日下午,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工业展览会开幕典礼在桥儿沟隆重举行。

  这个展览会是由中共中央提议,由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等机关共同筹备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展览会。展览大厅设在一个旧的天主教堂里,大门内迎面摆着一幅会场展览布置图,四周挂满了各方送来的贺词。正中的一块红色横幅上是中共中央的贺词:“劳动创造一切”。毛泽东书写的贺词是:“无产阶级是抗日的先锋队,应为坚持抗战到底、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各参展单位都有产品说明以及各种图表,边区机器厂(茶坊兵工厂)还有“工人生活一瞥”等照片和墙报,充分展现了边区的工业建设新面貌。展品近1000种,2460余件,分为原料、成品、机械、模型等几个部分,包括机床、石油、煤、盐、化工原料、织布机、弹花机、棉布、农具、各种日用品及轻工产品等。

  毛泽东、李富春、林育英、高自立、刘景范、王明等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

  开幕式结束之后,毛泽东在边区政府领导同志的陪同下,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工业展品。

  在这次边区工业展览会上,最吸引参观者的展品是军工产品,如步枪、机关枪、高射机枪、迫击炮、手榴弹、地雷、复装子弹等武器弹药,它们大多是边区机器厂及后方修械所制造的。其中最令人赞不绝口的是一支新颖、美观、短小轻巧的步枪,口径7.9毫米,一把折叠式的三棱形枪刺连接在枪管下方。这是由刘贵福和孙云龙等人在1939年4月25日制造出来的,经过试验,枪的性能良好,当时就被列为“五一”展览会的展品。这支新枪尚未命名,展览会因其短小就标了个“无名式马步枪”。

  毛泽东走到崭新的马步枪前,将枪拿在手中,仔细地看来看去,掂了掂,拉拉枪栓,瞄了瞄准,高兴地对身旁的军委军工局局长李强说:

  “使上我们自己造的枪啦!枪造得很好嘛,也很漂亮啊,要创造条件多生产,狠狠打击日寇。”

  展览大厅里熙熙攘攘地挤满了参观的人群。尤其是那新式的马步枪和高射机枪,被许多八路军的首长和战士围得水泄不通,他们舍不得离开,纷纷惊奇地议论:

  “咱们边区也能造枪啦!真不简单!”

  在此后的十几天里,参观者络绎不绝,达数万之众,屡有观众要求延缓展期。

  5月4日下午,延安各界青年在抗大第5大队坪场举行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暨首届中国青年节庆祝大会。据记载:

  “一列列年轻的队伍,浪潮似地拥到延安城北门外的广场上,凝聚成钢铁似的一团。从广场上,从广场旁边的青运资料展览室的附近,嘹亮的歌声,快乐的笑语声,汇合成巨大的喧哗,在泛滥着夕阳的红光和浮游着灰尘的空中震荡着,在酝酿着夜霭的山谷里回响着”。

  在大会主席的报告完了以后,“有一个面色很和蔼的人,踏着稳重的步子,走上主席台。场上的空气立刻变了。人们热情地鼓着掌,发出心灵的呼唤。一个披着黑色头发的抗大女同学,闪着颤动的喜悦的眼光,喃喃地道:‘这就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我们的毛主席!’”

  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关于青年运动的政治方向的演讲。这篇演讲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青年运动的方向》为题,编入了《毛泽东选集》第2卷。他在演讲中说:

  “早几天,我作了一篇短文,我在那里说过这样一句话:‘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我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标准,我认为是唯一的标准。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有些青年,仅仅在嘴上大讲其信仰三民主义,或者信仰马克思主义,这是不算数的。你们看,希特勒不是也讲‘信仰社会主义’吗?墨索里尼在20年前也还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呢!他们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原来就是法西斯主义!陈独秀不是也‘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吗?他后来干了什么呢?他跑到反革命那里去了。张国焘不是也‘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吗?他现在到哪里去了呢?他一小差就开到泥坑里去了。有些人自己对自己加封为‘三民主义信徒’,而且是老牌的三民主义者,可是他们做了些什么呢?原来他们的民族主义,就是勾结帝国主义;他们的民权主义,就是压迫老百姓;他们的民生主义呢,那就是拿老百姓身上的血来喝得越多越好。这是口是心非的三民主义者。所以我们看人的时候,看他是一个假三民主义者还是一个真三民主义者,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他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这一个辨别的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我希望全国的青年切记不要堕入那股黑暗的逆流之中,要认清工农是自己的朋友,向光明的前途进军。”

  毛泽东还说:

  “中国将来一定要发展到社会主义去,这样一个定律谁都不能推翻。”“延安的青年运动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延安的青年运动的方向,就是全国的青年运动的方向。”“到了全国青年和全国人民都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团结起来的一天,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被打倒的一天。每个青年都要担负这个责任。每个青年现在必须和过去不同,一定要下一个大决心,把全国的青年团结起来,把全国的人民组织起来,一定要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一定要把旧中国改造为新中国。这就是我所希望于你们的。”

  关于这次庆祝大会的记载中还这样写道:“这个对一切人一切事物都关心的巨人的指示,深深地激动了青年。解放社的青年工人笑着,拿着红缨矛子的青年在笑着,扛着枪杆的青年战士在笑着,抗大、鲁艺等单位的青年学生在笑着。突然,有两把火炬冲开了群众,绕着广场,飞奔着一转又一转,像火龙开浪似地奔到主席台前,一小队茁壮的青年紧紧地挽着手,他们高掌着辉耀的火炬,有一个人挥动着粗壮的臂膀,奋然展开一面黑色的绸旗,上面闪烁着白色的大字:‘新中国的火炬!’一个女孩走出来,读她手捧着的一封信道:

  ‘亲爱的毛泽东同志:我们延安市全体青年,谨向您——中国革命领袖致崇高的敬礼;您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是青年最好的朋友。毛泽东同志,我们向您宣誓:我们一定要用自己一切力量去实现您向我们青年所指示的任务。’

  读完了信,她郑重地献给毛泽东同志。在广场的另一个角落里,升起了一盏红灯。这是告诉大家,一个新颖的野火晚会快要开始了。”

  冼星海走上主席台,指挥大家唱起他根据毛泽东的嘱咐与塞克共同创作的新歌《生产运动大合唱》:“二月里来呀好风光,家家户户种田忙……”

  5月6日,叶挺、邓子恢、赖传珠、罗炳辉等一行人抵达庐江东汤池。

  5月7日,叶挺等在东汤池召开干部和共产党员会议,宣布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下辖第4支队、第5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由军参谋长张云逸兼任指挥,赖传珠任参谋长,邓子恢任政治部主任,统一新四军江北部队的领导和指挥。

  与此同时,根据项英的指示,江北指挥部还成立了以张云逸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成员有罗炳辉、赖传珠、周骏鸣、林恺、戴季英、郭述申。

  5月9日,项英致电毛泽东、张闻天,报告新四军江北部队的编制及干部配备情况:江北指挥部由张云逸主持,高敬亭仍任第4支队司令员,罗炳辉任第5支队司令员,戴季英为江北游击纵队司令员,并提出了各部队的编组方案。

  5月9日这一天,叶挺、张云逸、邓子恢来到舒城县高敬亭的驻地,向高敬亭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江北部队的“中心任务是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和新四军军部关于江北部队的有关指示,要高敬亭率领支队司令部和仍在皖中的部队东进皖东地区。

  高敬亭,1907年出生在河南新县,1928年参加革命,192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当选为乡苏维埃政府主席,1930年任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1931年后,他历任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委员、鄂豫皖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苏维埃政府主席,光山县书记,豫东南道书记,红25军75师政治委员。1934年11月,红25军长征北上,高敬亭奉命组建红28军,统一领导鄂豫皖边区的党政军工作,在大别山坚持了3年坚苦卓绝的游击战争。1937年9月,红28军同国民党卫立煌部谈判,改编为鄂豫皖工农抗日联军。不久,鄂豫皖工农抗日联军和周骏鸣领导的桐柏山游击队合编为新四军第4支队,由高敬亭任司令员,下辖第7、第8两个团,第7团由原红28军改编,第8团由周骏鸣领导的桐柏山游击队改编。后来,高敬亭又从第8团中分出一部成立了第9团。

  1937年底,党中央为了加强第4支队的领导力量,派黄麻起义领导人之一的郑位三去担任4支队副司令员(对内为政委)、萧望东任政治部主任。行前,毛泽东在接见他们时说:“高敬亭同志在大别山,以那样少的部队,吸引国民党17万正规部队,支援了主力红军长征,是作出重大贡献的。”可后来郑位三、萧望东到了4支队,高敬亭却坚拒二人在4支队任职,并向驻在汉口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提出,要从延安另换戴季英取代郑位三。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为求得4支队顺利改编和迅速出动,只得致电中央屈从高敬亭的要求。于是,郑位三被调去中共鄂豫皖特委任书记,萧望东也被调到豫皖苏边区彭雪枫游击支队担任政治部主任。

  1937年12月25日,高敬亭和4支队参谋长林维先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参加新四军编制会议,周恩来指着高敬亭和林维先向中共长江局书记王明介绍说:“这两位就是闻名于大别山的游击专家高敬亭和林维先同志。”

  12月28日,毛泽东致电在武汉的周恩来、项英说:“高敬亭率部可沿皖山山脉进至蚌埠、徐州、合肥3点之间作战,但须附电台并加强军政人员。”

  1938年2月1日,中共中央长江局在致毛泽东、张闻天等人电中说:“关于鄂豫皖28军即新四军第4支队问题,必须帮助高敬亭同志才能使4支队进步和迅速出动。”

  就在这2月间,戴季英从延安被派到第4支队任政治部主任。戴季英,湖北黄安人,黄麻起义领导人之一,在红25军时期曾是高敬亭的上级。他本是高敬亭指名要来的人,可他在抵达4支队的当晚,就与高敬亭发生了争论。他在会上传达毛泽东和中央的指示,要部队迅速东进安徽合肥以东敌后抗战。但高敬亭却另有计划,暴露出留恋大别山的思想。戴季英以中央使者自居,疾言厉色地斥责高敬亭:“趁早把你自己的计划搁在一边,必须统一执行中央的这个指示!”为此,两人的关系很快就闹僵了。

  1938年4月中旬,张国焘在武汉投向国民党,并到处发信联络其旧部反水。鉴于高敬亭是张国焘到鄂豫皖后考察提拔的干部,长江局特地委派在湖北威望极高的董必武专程赴皖中舒城,向高敬亭当面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鼓励他坚定立场,革命到底。6月下旬,高敬亭因与戴季英的矛盾激化,扬言要在第4支队搞肃反,消息不胫而走,引起部队骚动,以戴季英为首的外来政工人员连夜逃离,这便是“新开岭事件”。为此,中共安徽省工委书记彭康7月3日在给长江局的报告中说:“4支队问题,最近发生一严重事件。戴同志已离开政治部,其他政治部工作人员也离开了……这事表示高已走到登峰造极。这对于统一战线,对于抗日,对于安徽的工作,都会发生莫大的影响,因此须得有一个断然的解决。”

  1938年11月中旬,新四军军部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派军参谋长张云逸到江北,传达中央和军部指示,争取和推动高敬亭部东进。张云逸到江北后,与戴季英一起到安徽战时省会立煌,同安徽省政府主席、第21集团军总司令廖磊会商,双方指定皖东地区为4支队活动范围,划无为县为江北新四军与皖南军部的联络通道,廖磊还批给新四军一个江北游击纵队的番号,任命戴季英为纵队司令员,由省府供给给养。这个会商结果是有利于新四军东进和发展的,却遭到高敬亭的反对。张云逸无奈,只得审慎地采取率领周骏鸣第8团和江北游击纵队东进的实际行动,来影响和推动整个4支队东进。此前,第8团团长周骏鸣、团政委林恺因高敬亭对下属亲疏有别,分配不公,曾多次向军部要求脱离与4支队的隶属关系,此次能随张云逸东进,正中下怀。而高敬亭和4支队主力第7、9团却始终在淮南铁路以西徘徊不前,并企图把部队拉到怀宁、桐城、庐江一带,开辟背靠大别山的根据地。

  1939年1月27日,项英在致延安电中转报张云逸来电:“高敬亭仍在现地收编土匪、扩大部队,企图在怀桐庐一带创造根据地,对党及上级使用他认为是限制他发展,因此正对党及军部极不满”,“自己不愿东进,亦不能派队伍随张行动,争取可能极少。”

  1939年3月2日,项英、周子昆报中央并转中原局电中说:“我们正在解决高敬亭问题,你们有何意见?”3月14日,项英、周子昆致延安电中说:“高敬亭显然进步极慢,对东进至今怀疑,对执行党的路线可说极差,若操之过急,又会生变,而且无效,故季英初采取推动政策是对的。但亦不能因此对高客气,硬说是他坚决执行了党的路线,使之或骄或疑,都会发生不好影响。”

  1939年4月18日,中共中央中原局代理书记朱理治在给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提出对高敬亭的3种处理方案:“推动他到延安学习或择地养病为上策;给以副指挥名义,4支队改为纵队,由其他同志带为中策……撤销高的职务为下策。”4月21日,项英报中央及军委并转中原局电中,有“高敬亭无改变,近日又想将部队调回后方,曾见廖磊请假”,“戴工作有成绩,下面已有对高不满”等语。

  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中共中央书记处在4月25日发出了致“东南局并中原局转8团”的《关于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而为了贯彻这一指示,才有了上面所说的4月25日叶挺等人准备建立江北指挥部的江北之行。而叶挺等人的江北之行,谁也想不到竟会引发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段荒诞的且至今推诿责任的错杀高敬亭的公案。为此,笔者才不惜笔墨在前面将高敬亭与方方面面的矛盾一一叙述出来,而且还要在下边将错杀高敬亭事件的整个过程摆在读者面前,以正视听。

  就在叶挺等人北上出发以前,项英、袁国平等与叶挺又讨论了高敬亭的问题,大家还商量着“顶好尽到教育责任”,将其挽救过来。叶挺到江北后,项英怕他压不住台,又于5月4日以毛泽东的名义致电高敬亭,鼓励4支队克服困难,迅速东进,其中说道:“你们要解决困难与壮大部队,就要迅速东进,积极作战,以胜利达此目的。这不仅是为了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而主要的是为了使4支队得着更大的发展前途。党中央同志均热烈希望你们、信任你们能向这一前途迈进。”

  5月10日,叶挺在安徽舒城县西港冲主持召开第4支队连以上干部及游击纵队负责人参加的会议,重申中共中央关于东进敌后的方针,动员第4支队主力部队7、9团东进。

  此前,高敬亭一直对中央和新四军军部要他率部东进建立皖东根据地的决定不理解,因此表现得犹豫不决,行动迟缓。原因是他的部队在鄂豫皖山区作战多年,建立了较好的群众基础,熟悉大别山情况,擅长山区作战,所以他一直想把部队留在大别山区。

  5月11日,项英致电中共中央说:“高部人数最多,五千多,问题不解决可影响发展,这对江北有大关系。”

  叶挺在西港冲主持召开的会议一直开了两天,经过动员,第4支队许多干部表示坚决执行东进的命令,高敬亭也表示服从中共中央的命令。

  5月18日,叶挺和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政治部主任邓子恢等人去了皖东。

  5月中旬,在4支队主力部队东进途中,高敬亭又命令第7、第9两团抵制执行东进命令。第9团团长詹化雨、政委胡继亭认为不妥,应该坚决执行中央和军部东进命令,并将高敬亭的指令上缴江北指挥部。而第7团团长杨克志和政委曹玉福在5月20日带领两个警卫班投靠了国民党军桂系第21集团军。

  杨克志和曹玉福原是红28军时期高敬亭的秘书和警卫员。这次逃跑前,他们在2月份乘打土围子之机,侵吞金银,被人揭发了出来。高敬亭要撤销他们的职务,因戴季英说情而暂缓执行,此时惧怕再受制裁,就投了桂系。在江北指挥部发动的“反杨、曹斗争”中,不少干部对高敬亭也逐渐产生了不满情绪,揭发他以往在“肃反”期间杀过自己部队不少人,还有贪污腐化、抵制东进等问题,由此,“反杨、曹斗争”演变成了反高斗争。江北指挥部随即将这一情况电告新四军军部。

  1939年5月26日,项英在皖南军部以他和叶挺的名义致电重庆的蒋介石,“拟请将高敬亭撤职以示警诫,团长杨克志、副团长曹玉福畏罪潜逃,恳准予通缉。”

  6月4日,叶挺、张云逸等在合肥青龙厂召见高敬亭。高敬亭率教导大队来到合肥青龙厂,周骏鸣从褚家圩子出来迎接高敬亭说:

  “军长在褚家圩子等高司令,你们的住处已安排好了。”

  高敬亭到了宿营地,未进屋子就带3名警卫员去见叶挺,被军部副官处处长黄序周扣留,并将他的警卫员及整个警卫班的枪缴了。接着,叶挺将教导大队李世安大队长叫来,对他说:

  “高敬亭不执行命令,已经关起来了,你要保证部队不出问题。”

  戴季英也对李世安说:

  “你回去集合队伍,向部队说清楚,高违抗命令已经关押,叶军长过江来就是处理高敬亭问题的。”

  李世安回去后即将教导大队300余人集合起来,他和政委江岚都讲了话,传达了叶挺军长的指示,要求部队保持稳定。

  3天后,戴季英从教导大队抽调出一批手枪,装备到新成立的支队警卫排和缺手枪的营连干部。教导大队很多人想不通,有20余人离队。

  叶挺派随戴季英一道从延安来第4支队的原红4军第36团参谋长杜国平,到教导大队接替了李世安的大队长职务。随即,李世安也被撤职关押。

  6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给新四军军部复电中明示项英:“中央决定派徐海东去皖整理4支队,担任副指挥兼4支队司令。不日由延安同胡服一起赴皖。望你在配备干部时注意。”

  6月21日至23日,江北指挥部在青龙厂附近的褚家圩子连续3天召开连以上干部批斗大会,张云逸、叶挺、邓子恢等人先后发了言。叶挺在会上说:“我相信中国共产党对高敬亭的错误行为和不正确的意识,是尽了很大的纠正和教育的责任的。中共数次派遣重要代表指示你的工作和纠正你的缺点,你都置之视若无睹,充耳不闻,实可为你的命运惋惜。”

  会议给高敬亭加上了“反党、反中央”、“违抗军令”、“可能率部叛变投敌”等罪名,要高敬亭承认错误。高敬亭拒不认错,并以自杀相威胁。他还说:

  “红28军艰苦奋斗几年才有今天这支部队,我没有错误,第4支队没有搞好,不能怨我。”

  会议就如何处置高敬亭,要大家讨论。大家讨论的意见综合起来是教育高敬亭,并由戴季英向军部作了汇报。可是就在6月23日傍晚,项英转来了蒋介石批准杀高敬亭的电报:“白崇禧电 奉委座电令 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

  关于此事,时在江北现场参加反高斗争大会的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团长朱克靖曾著文证实,就在反高斗争大会第3天傍晚正要宣告散会时,收到了蒋介石批准处死高敬亭的来电,并在会上宣读。

  6月24日上午8时,年仅32岁的高敬亭被押赴刑场,他大义凛然地说:

  “死对共产党人无所畏惧,我的做法是正确的,我是共产党员,我要死在红地毯上。请代转史玉清同志(即高敬亭爱人——笔者注),孩子送给人民抚养。我是忠于工农革命的军人!”

  高敬亭被处决后,江北指挥部提出了“肃清高敬亭余毒”的口号,派工作组进驻第4支队,原红28军的许多干部受到株连,有的被降职、清洗、处决,还有100多人离开了部队。高敬亭的亲属也受到了极不人道的虐待,史玉清被开除党籍,逮捕入狱,在狱中生下小女儿高凤英。她的大女儿刚10个月,被送给一户农民抚养,后被饿死。

  高敬亭被杀不久,中共中央要高敬亭到延安学习的电报就到了。毛泽东得知高敬亭已经被处决,气愤地说:“项英好糊涂啊,内战时期,蒋介石曾以重金悬赏高敬亭的脑袋而不可得,现新四军主动要求杀高,蒋岂有不准之理?”

  他立即发电报质问叶挺、邓子恢等人:

  “我们让高敬亭回延安,你们为什么杀他?速查清原因报中央。”

  叶挺、张云逸、邓子恢都严肃检讨了自己的责任。是年11月间,周恩来、刘少奇到达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质问有关人员:

  “高敬亭招革命的兵,买革命的马,有什么不好?我们开辟的根据地为什么要让给国民党。离开大别山,我们没有根据地。”

  1943年,参与杀害高敬亭的周骏鸣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毛泽东在和他谈话中说:

  “按你们说的,高敬亭有错误,为什么你们不听中央的,为什么要枪毙高敬亭!”

  在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和新四军代表谈话,问某负责人:

  “那个高敬亭,不杀头可不可以?”

  对方肯定地回答:

  “应该可以。”

  听完这句话,毛泽东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后来在1952年2月,毛泽东到皖中视察工作,安庆地委书记在汇报工作时说:

  “高敬亭同志在这里影响很大,至今上年纪的人还常提到他。”

  毛泽东低沉地说:

  “高敬亭不该杀。中央发电叫不杀,他们不听,还是杀了。”

  后来在1975年11月10日,高敬亭的小女儿高凤英(解放军一○五医院眼科主任)在父亲老部下、老战友的帮助下,给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长信,她写道:

  敬爱的毛主席:

  我是已故红28军军长、 新四军4支队政委兼司令员高敬亭的女儿高凤英,中共党员,现在安徽省军区105医院任医师……我父亲是革命者,而不是反革命者。既然是革命却又为什么被杀呢?……我希望能够早日知道这个结论,来解除我母女政治上的压力。

  11月30日,病中的毛泽东批示重新审查高敬亭一案:

  “请汪向了解此案的同志询问一下,以其结果告我。”

  12月9日,汪东兴向毛泽东报告说,查到项英在给中央的电报中称,“白崇禧电 奉委座电令 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

  毛泽东批示:

  “请军委讨论一次,我意此案处理不当,其责任我怀疑主要是项英。”

  1977年4月27日,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对高敬亭的功过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这便是高敬亭冤案及毛泽东为其平反的来龙去脉。

  再说在1939年5月5日傍晚,毛泽东来到鲁艺看望萧三,萧三出迎。毛泽东说:

  “特来专程拜谒。”

  萧三说:

  “真不敢当。”

  他请毛泽东来到他那间位于山下空坪的平房里。这是新盖的3间平房中的一间,屋子里没有多余的凳子,毛泽东就坐在木板床上,靠着墙,还像同学一样和萧三说话。他们谈到《聊斋志异》时,毛泽东说:

  “《聊斋》是封建主义的一种温情主义。作者蒲松龄反对强迫婚姻,反对贪官污吏,但是不反对一夫数妾,赞美女人的小脚。主张自由恋爱,在封建社会不能明讲,乃借鬼狐说教。作者写恋爱又都是很艺术的,鬼狐都会作诗。《聊斋》其实是一部社会小说。鲁迅把它归入‘怪异小说’,是他在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说法,是搞错了。蒲松龄很注意调查研究。他泡一大壶茶,坐在集市上人群中间,请人们给他讲他们所知道的流行的鬼狐故事,然后回去加工。不然,他哪能写出四百几十个鬼和狐狸精来呢?”

  毛泽东问萧三:

  “苏联对《聊斋》有何评论?”

  萧三说:

  “没有读到什么评论,只知道这部书的译者是苏联院士、汉学家阿列克谢也夫,他请当时在列宁格列东方学院教中文的曹靖华替他校正译文,每章只付给5个卢布的报酬。”

  谈到写作,萧三说:

  “我写东西很迟缓,难能下笔千言。”

  毛泽东笑着说:

  “下笔千言有时离题万里。”

  萧三说:

  “我在苏联时,写过主席的传记,想再继续增补、修改。假如主席不反对‘翻古’,希望能详细谈谈。”

  毛泽东说:

  “无事‘翻翻古’,也有趣味。我在政治上帮助过你,不过你要研究调查一些历史事实才能写东西。把一些历史事实写出一部小说来,拿一个人做引线,那是有味的。”

  毛泽东还答应待他休息时,可以和萧三再谈谈。

  5月6日,国民党将领、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参加完国民党五中全会后,在北上榆林途中到了延安,悄悄地住进了城南关一家骡马店里。晚上查店的保安人员得知此情,立即报告了上级。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在电话里指示边区交际处处长金城说:

  “一定要给予邓宝珊一行以热情欢迎和优待。”

  金城来到骡马店里,迎面碰上了邓宝珊的副官长于浚都,金城告诉他说:

  “邓总司令远道而来,我们没有得到通知,有失迎迓。我们边区政府有几个招待所,房子虽然小,但总比这个骡马店好一些,欢迎总司令和诸位到招待所休息。”

  于浚都说:

  “邓总司令明天就要赶路回榆林,现在既然已经在旅店住下了,就不再惊扰贵党和政府了。”

  金城无奈,只好回到办公室用电话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指示说:

  “一定要想办法把他们留下来多住几天。”

  第二天清晨,金城早早来到旅店,在门口又遇到了于浚都,请求面见邓宝珊,说是有要事相告。于浚都依然是借故推辞。正在里边洗脸的邓宝珊听到二人说话,就走了出来,和气的对金城说:

  “这次过延安,时间仓促,没有打扰边区政府。我们在这里住得很好,就不麻烦你们了。”

  金城说:

  “听说您来了,我已报告毛主席和边区政府。毛主席和边区政府非常欢迎您,希望您能在延安多逗留几天,和大家见见面。”

  邓宝珊见他如此说,感觉盛情难却,就答应不走了。

  这天上午,毛泽东和高岗、萧劲光一起来到骡马店看望邓宝珊,一番客套之后,毛泽东邀请邓宝珊和他的随行人员到交际处吃午饭。

  交际处在机关食堂里摆了几桌酒席,邓宝珊及其随从分别落座。延安方面另有李富春、高岗、萧劲光、周小舟作陪。毛泽东殷勤招待客人,和客人边吃边谈,他说:

  “西北军的将领许多是爱国的,有与我党合作搞民主革命的传统。现在国共重新合作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建立起来,只要我们共同坚持下去,并巩固发展下去,一定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邓先生在榆林,我们一定能够合作得更好。”

  邓宝珊说:

  “这是孙中山先生的遗愿,也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毛先生和周恩来先生在双十二事变中坚持和平解决的方针,促成了两党重新和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是深得人心的。从此,总理生前的愿望,有实现的希望了。”

  毛泽东挽留邓宝珊多住几天,说是请他到延安各处去参观指导。邓宝珊欣然决定改变计划,多住几天。

  此后,邓宝珊在延安逗留了一星期,到毛泽东住处作了回访,与其他党政军领导人也进行了交往,还由高岗等陪同参观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看望了在陕北公学上学的女儿邓友梅,出席了边区文艺晚会和群众大会。

  后来回到榆林不久,邓宝珊患牙疼,毛泽东特地派牙科医师梁智到榆林为他治疗。邓宝珊知道毛泽东爱吸烟,就回送毛泽东一些好的纸烟。他对毛泽东极为钦佩,案头经常放着毛泽东著作单行本和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八路军军政杂志》。他读过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和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讲义等油印本,常和部下谈论毛泽东在这些著作中阐明的观点。他认为毛泽东精通辩证法,对问题看得远看得深。他还说“毛泽东是一个学问渊博的人”,读书很多,住的窑洞里书架上有马、恩、列、斯著作,也有《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古典文学作品,还有陕北各县的县志。他对毛泽东的谈话印象很深,说毛泽东“讲问题深入浅出,比喻生动,风趣幽默,引人入胜。”

  5月7日,蒋介石亲自出马,在中央训练团党政班作了《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的讲演。他全面歪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攻击共产主义,宣扬其专制独裁的假三民主义。他强调要以国民党来“管理一切”,实行“以党治国”、“以党建国”。

  5月10日,鲁艺为庆祝建校一周年,更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并举行了大型展览会,共设10个展览室,其中第3展室在显要位置悬挂着“孙中山先生、蒋委员长、毛泽东同志”的大幅画像。毛泽东的亲笔手书《七律·长征》、《清平乐·六盘山》两首诗参加了展出。

  毛泽东还为鲁艺题了词,他写的是:“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

  5月11日晚,鲁艺举行周年纪念第一次音乐会,正式公演由冼星海和光未然共同创作的《黄河大合唱》。

  《黄河大合唱》共分8个部分,由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冼星海是从1939年3月下旬开始谱曲,历时6天,到3月31日终于完成了这一伟大的作品。他在《创作<民族交响曲>的经过》一文中写道:“这作品是我诚恳地贡献给伟大的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的。他是我最崇拜的民族的救星。他指示的道路是正确的,只有这样才可以救中国,拯救整个民族的危亡。”

  且说演出就要开始了,冼星海率领100多人的合唱团,迈着整齐的步伐,走上舞台,整装列队。随着他的指挥,乐队奏响了序曲,雄壮的歌声随之而起,时而哀怨,时而咆哮,那起伏跌宕的旋律,激动人心。冼星海在日记中写道:“今晚的大合唱可真是中国空前的音乐晚会。里面有几首非常感动人的曲子:‘一、《黄河船夫曲》;二、《保卫黄河》;三、《怒吼吧,黄河》及《黄水谣》。’”

  毛泽东被深深地打动了,当《黄河大合唱》结束的时候,他高兴得从座位上跳将起来,激动得连声说:

  “好,好!这样的作品太好了!应该送到前线去演出,可以鼓舞人民的抗日斗志!”

  后来,《黄河大合唱》在陕甘宁边区和大后方演唱的时候,人们都为中国有这样的音乐而感到自豪。郭沫若评价这部作品说:“星海兄去延安,大后方的一切声音差不多都沉没了。而《黄河大合唱》却和黄河之水天上来一样,从北方吼唱了起来。”

  5月12日晚,在中央礼堂举行了隆重的工业展览会闭幕大会。

  “无名式马步枪”获得甲等产品奖,制造步枪的边区机器厂获得集体特等奖,主要设计者刘贵福被评为特等劳动英雄。刘贵福作为劳动英雄的代表在大会上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坐在一起,并被邀在大会上发了言。

  当晚,毛泽东宴请刘贵福等有功人员。毛泽东还亲自为刘贵福题词,称他为“生产战线上的英雄”。

  后来在1939年10月,刘贵福进一步改进无名氏马步枪,试制出了一种新枪。这年是朱德55周岁,工兵战士为表达对他的敬仰,将新枪命名为“五五式”步枪,以后正式定名为“新七九”步枪。

  5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指示各地党组织要注意发扬和运用国民党当局讲演、命令、谈话与出版物中“各种积极的东西”,“力争以革命的言行相符的真正三民主义,去对抗曲解的与言不顾行的假三民主义,以真正三民主义的姿态,去反对假三民主义者,即顽固分子”。

  5月间,毛雪华来到延安,在延安兵站住下后,吃过晚饭就提出要去见“润之三叔”。兵站负责人给毛泽东通了电话,毛泽东欣然同意。于是,兵站派人送毛雪华来到毛泽东在杨家岭的住处。毛泽东正从窑洞里走出来。毛雪华看到他那魁梧的身躯,连忙喊了一声:“三叔,我来了。”

  毛雪华派名毛远荣,是韶山第一个党支部5名党员之一毛新梅烈士的儿子。毛泽东凝视着眼前这位十几岁的小伙子,问道:

  “你是谁?你从哪里来的?”

  “我叫毛雪华,是从韶山来的。”

  “你就是雪华?呵,你就是新梅六哥的儿子。”毛泽东亲热地拉着毛雪华的手说:“你来了,好,好。”

  毛泽东把毛雪华领进窑洞,让他在一条长板凳上坐下来,工作人员沏上了一杯茶水。毛泽东说:

  “你先坐一坐,我有点事出去一下,等会儿就回来。”

  毛雪华点点头,就坐在长凳上,一边喝水,一边打量着屋里简陋的陈设。大约两个小时后,毛泽东回来了,见毛雪华仍一动不动地坐着,就说:

  “雪华,你头一次来,就让你坐冷板凳了。”

  毛雪华说:

  “没关系,三叔很忙。”

  “你是怎么来延安的?”

  “您不是给我写了一份介绍信吗?我拿着您的介绍信去找了地下党组织和长沙八路军办事处……”

  “那你怎么走了3个月?”

  “我是从桂林转重庆,再转延安来的。”

  原来在抗战爆发后,毛雪华的大哥、在韶山教书的地下党员毛特夫给毛泽东写来一封信,毛泽东很快就回了一封信,向毛特夫一家表示了问候,对他们的困难深表同情,并给他寄去一些钱。自此,韶山的青年纷纷来了延安。毛特夫已经结了婚,上有老母,下有妻儿拖累,难以离家。毛雪华15岁的三哥毛慎仪,就拿着毛泽东的信到长沙找到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主任王凌波,经王凌波批准,1938年初到了延安。毛慎仪给家里写信说,延安生活不错,还能读书,心情很舒畅,仿佛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于是,毛雪华就给三哥毛慎仪写信要求来延安。毛慎仪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开始不同意,说毛雪华年龄太小,经毛慎仪反复要求,毛泽东最后还是同意了,给长沙、武汉、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写了一份介绍信,他写道:

  毛雪华,年13岁,系革命烈士毛新梅的后裔,要来延安学习。请沿途各办事处护送至延为盼。毛泽东

  毛雪华接到毛泽东的介绍信后,便去了长沙。可是长沙刚刚发生了大火,已经找不到八路军通讯处了。毛特夫通过地下党组织让毛雪华去做报务员,他在二哥毛汉章的护送下到了衡阳,又由党组织护送到桂林,见到了李克农。李克农一见毛泽东的介绍信,就又把他转送到了延安。毛泽东听了毛雪华的叙述,才恍然大悟,说道:

  “难怪你走了这么久啰。”

  毛雪华说:

  “三叔,我母亲叫我代她向您问好!”

  “好,好。”毛泽东爽朗地笑了,说:“你母亲身体好吗?”

  “还好,就是体质差一点,常犯气喘病。”

  毛泽东“哦”了一声,问道:

  “你过去读过书没有?”

  “读过。”

  “读过几年书?”

  “小学5年。”

  “远志、华初在延安保小学习。你读过5年小学了,那你到‘边中’去学习吧。”

  “可我小学没毕业呀?”

  毛雪华一听毛远志、毛华初在保小,就想继续上小学。

  “行了!”毛泽东把手一挥:“你去边中吧。”

  毛雪华到了边中才知道,三哥毛慎仪也正在该校上学,而且还是学会的负责人。兄弟俩相见,自然是分外高兴。后来,毛慎仪和毛雪华所在的边中迁到了延安城门外,离毛泽东的家近了,弟兄俩每逢节假日,都要去杨家岭看望叔叔。有一次,毛雪华看到叔叔房间里摆满了书籍和文件,感到很新鲜,便随意翻起来。毛慎仪连忙叫住他,告诉他说:

  “到了主席家要守规矩。”

  毛泽东很喜欢他们兄弟俩,夸奖慎仪稳重老练,说雪华年龄小,调皮,不懂事,要好好向哥哥学习。毛泽东留他俩在家吃饭,饭菜很普通,只炒了几个家常菜,有肉片、土豆和辣椒。毛泽东问道:

  “土豆好不好吃?”

  毛雪华说:

  “好吃。”

  毛泽东没有吭声,他知道毛雪华并不习惯吃土豆,只是肚子饿了,才觉得好吃。毛雪华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饭量挺大,吃了一碗又来一碗。毛泽东只吃一碗就放下了筷子。毛雪华吃了还想吃,他说:

  “叔叔,我没吃饱。”

  毛泽东怜爱地看着雪华,对江青说:

  “叫周师傅再弄一点吧。”

  江青就给毛雪华又端来了一碗,亲切地说:

  “吃吧,要吃饱啊。”

  5月20日下午3时,毛泽东参加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在中组部召开的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到会的有几百人。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我们发起的生产运动和学习运动都是永久性的。”“但是,学习的时候,死守书本也不行。有人到现在还用过去中央苏区编的《政治常识》,不求提高,大有‘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政治常’之慨。”

  毛泽东说罢,会场里有不少人笑了,他自己也笑了。他接着说:

  “我们的党要由小到大,才能领导这样大的中国革命,要有大批有学问的干部。”“讲到学习运动,古人说过‘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就是说:人不知道古今,等于牛马穿了衣裳一样。什么叫‘古’?“古”就是历史,过去的都叫‘古’,自盘古开天地,一直到如今,这个中间过程就叫‘古’。‘今’就是现在。我们通现在是不够的,还须通过去。延安的人要通古今,全国的人要通古今,全世界的人也要通古今,尤其是我们共产党员,要知道更多的古今。通古今就要学习,不但我们要学习,后人也要学习,所以,学习运动也有它的普遍性和永久性。”

  “中国人一向说‘攻书’,要进攻,不能只保守。老把一本书摆在面前不加深研究,叫做‘守书’。”“‘人到五十五,方是出山虎。’我们要办一个‘无期大学’,人们都是出了学校才学到一些东西的。”

  5月26日,毛泽东发表《抗大三周年纪念》一文。全文如次:

  抗大为什么全国闻名,全世界闻名?就是因为他比较其它的军事学校最革命最进步,最能为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斗争,到延安参观的人们,所以十分注意去看抗大,我想不外这个道理。

  抗大的革命与进步,是因为他们的职员教员与课程是革命的进步的,又因为他们的学生是革命的进步的,没有这两方面的革命性进步性,抗大决不能成为全国与全世界称赞的抗大。

  一部分人是反对抗大的,就是投降派与顽固派。这一点正是表明抗大是一个最革命、最进步的抗大,如若不然,他们就不会反对了。投降派顽固派人们之起劲地反对抗大,证明抗大的革命性进步性,增加了抗大的光荣。抗大之所以是个光荣的军事学校,不但因为大多数人拥护它称赞他,也还因为投降派顽固派人们在那里起劲地反对他,污蔑他。

  抗大3年来有其贡献于国家民族社会的大成绩,这就是他教成了几万个青年有为与进步与革命。抗大今后必能继续有所贡献于国家民族与社会,因为他还要造就大批青年有为与进步与革命。昔日之黄埔,今日之抗大,是先后辉映,彼此竞美的。

  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三者,是造成一个抗日的革命的军人所不可缺一的,抗大的职员、教员、学生,都是根据这三者去进行教育与从事学习的。

  抗大在其逐年的改良进步中间,伴来了若干缺点,他发展了,但困难也来了。主要的是经费不足、教员不足、教材不足这几项,然而共产党领导的抗大,是不怕困难与一定能够克服困难的。在共产党面前无困难,就是因为他能克服困难。抗大3周年后,改正其缺点使之更加进步,这是我的希望,也是全国全世界的希望。

  抗大的教职员们、学生们,努力啊!

  5月30日,朱德、彭德怀和八路军政治部主任傅钟以八路军总司令部名义,颁发了《建立等级制度的训令》。训令说:

  “建立部队等级制度,是部队正规化的必要办法。等级制度的作用,在于严明职责与赏罚,兴奋部队官兵的上进心,建立上下级的正确关系,因此增强部队的纪律和战斗力。”“等级制度的建立,使部队生活严肃,而不是使上下级隔膜,不是培养军阀主义。”“我军生活平等的原则,并不因等级制度的建立而改变。”“由于我军军人不论其社会出身如何,人人有可能无限上进。因此,等级制度的建立,可以保证上进者有系统的提升,而没有资产阶级国家中工农出生的军人只能升到准尉为止的弊病。”

  《训令》规定了3项评级标准,即:“历史长而且革命意识坚强;能力强,工作热情高;现任职务。”其中最主要的是对革命忠诚,尽忠职守。

  这次拟议的军衔等级,是按当时国民党军队的衔级设置的,为6等16级:将官:上将、中将、少将;校官:上校、中校、少校;尉官:上尉、中尉、少尉;准尉;军士:上士、中士、下士;兵:上等兵、一等兵、新兵。

  欲知毛泽东以后如何处理军衔制问题,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看到朱德、彭德怀1939年4月2日的电报及5月30日的《建立等级制度的训令》,不知道是什么心情?他心里是怎么想的,历史上没有记载,不可妄加推测。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摆在他眼前的“等级制度”、“3等9级制”这些刺眼的字眼,恐怕他是很反感的吧!本传前面已经讲过,毛泽东从小恨的就是不平等,他在学有所得之后就立志要改变不平等,在创建了人民军队之后就要消灭不平等。况且朱德、彭德怀在民族危亡关头、在全民抗战的条件下提出要以“等级制度”“兴奋干部”“兴奋部队官兵”,是不合时宜的,也是与毛泽东早就提出的建军原则相悖的,最明显的例证就是朱德、彭德怀都非常熟悉的《古田会议决议》。当然,毛泽东主张在新四军内,在抗战胜利后与国民党谈判期间加紧评衔工作,那是例外。后来,毛泽东在特定条件下违心同意军队实行军衔制,又在他认为时机成熟的时候断然取消了军衔制,完全证明了他的理想志向是要逐步地消灭等级制度、消灭阶级,而不是要建立什么好的或者说是不同于“资产阶级国家”的等级制度。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本传将在后面继续把有关军衔制的历史梳理清楚。

  另:关于枪杀高敬亭一案,说它错杀,是因为高敬亭曾经有大功于人民,虽有不少缺点和错误,也还属于教育问题,罪不至死。说它荒诞,是因为毛泽东历来强调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而那些新四军的高级负责人竟听命于国民党军第5战区,听命于蒋介石,罢免、枪杀自己的同志!自此以后,这一错案的少数当事人及某些后人,又就这一问题的责任相互推诿,企图把历史搞乱。在他们的回忆录和当今的互联网上,有人著文呼吁“请还叶挺将军一个清白”;也有人极力为项英喊冤。李一氓就曾经在他的回忆录里为项英开脱,把责任推给了叶挺等人。这种对待历史的态度,实在不应该。还有一个自称为高敬亭立传的作者,更言之凿凿地说,他曾专访过戴季英,戴季英告诉他:“是党中央批准枪毙高敬亭的,叶挺亲自给我看的电报。”这个在战争年代“肃反”中手上沾满了战友鲜血的戴季英,在新中国建立后曾因新的问题被河南省委开除了党籍,倘若他真的说了这样的话,那便是临死也要放上一颗烟幕弹,恶习难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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