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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王忠新:“遵义会议”最伟大之处就是“认错”

2020-10-10 10:22:04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辽宁王忠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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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认错”过程有5条经验可鉴借鉴

  凡是认识到的问题,往往等于问题解决了一半;只有“认错”,才能“纠错”,才能实现伟大的转折。“遵义会议”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最伟大之处,无疑是“认错”。

  一、“认错”需要付出极其惨烈的代价

  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和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中,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得更加变本加厉的推行。至“遵义会议”时,“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已造成三大堪称灭顶之灾!

  其一、白区党组织丧失百分之百。仅1933年秋到1934年秋,“中共上海领导机关共被破获14次;中共江苏省委共被破获4次;中共山东省委被破获3次;中共陕西省委被破获2次;共青团中央被破获3次;中共河北、河南、贵州省委和南京市委,各被破获一次。逮捕的中共党员和干部则有24000多人,其中包括中共三任最高领袖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被捕者中,中共中央委员40多人,省市委干部829人,县市级干部8000多人。(《蒋家天下陈家党》)”。一年里,全国被捕的共产党员“自首叛变率”达95%。使得“破获一处,得到一批供词;再破获一处,再得到一批供词,如此中共在城市中各个秘密机关遭到巨大破坏”,白区党组织几乎百分百地丧失。

  其二、中央苏区及大部苏区丧失。被“左”倾教条主义统治的党中央在白区混不下去,只能于1933年1月从上海迁入瑞金。博古等“左”倾教条的代表人物,好了疮疤忘了痛,亡命到中央苏区就瞎指挥,极力排挤毛泽东正确的政治和军事路线,特别是军事上瞎指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不得不放弃横跨三省有97个县的全国最大根据地,从1934年10月,开始了“搬家式”长征。随后,湘赣苏区、 湘鄂赣苏区、 闽浙赣(赣东北)苏区、鄂豫皖苏区、 川陕苏、 湘鄂西苏区、湘鄂川黔苏区、琼崖苏区、左右江苏区、闽东苏区、西北苏区、鄂豫陕苏区等12块苏区,也绝大部分丧失。

  其三、5万红军喋血湘江。红军长征历经规模较大的600余次战役战斗,“湘江之战”历时最长、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损失最惨重一战。经新圩阻击战、脚山铺阻击战、光华铺阻击战、“绝命后卫师”断后(师长陈树湘重伤昏迷被俘,在敌担架上掏出肠子咬断自杀。全师仅剩100团团长韩伟、3营政委胡文轩和通信员李金闪跳崖被救),这四场惨烈的阻击战,方掩护中央红军纵队突破湘江。8.6万红军锐减至3万余人,那牺牲的5万多红军,将湘江的水都染红了。当地百姓有个说法: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

  “左倾”教条给中国革命带来的灾难,可谓罪孽深重!

  二、“认错”需要一个过程和艺术

  尽管付出惊天惨烈代价,可“左”倾教条就是死不认错,仍顽固坚持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西征”,这无疑是主动钻入蒋介石近20万主力,构筑四道严密碉堡防线的大口袋,被“请君入瓮”地全歼。而能否让“左倾”教条“认错”,就成了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

  1.“通道转兵”是“认错”的开始。12月11日,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12日,中革军委临时决定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也称“临时性中央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毛泽东、博古、朱德、张闻天、王稼祥和军事顾问李德出席。毛泽东极力建议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会议虽通过了毛泽东的建议,但李德、博古仍坚持与二、六军团会合计划,未能改变战略转移大方向,只改变了战术性行军路线,史称“通道转兵”。

  通道会议除“转兵”外,还有重大历史意义:一是挑战权威争取了大多数,参会人员5:2支持毛泽东,李德的权威首次在中共高层会议被挑战;二是长期被排斥领导核心的毛泽东应邀参会,所提主张非同寻常的被采纳,“实际上开始了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领导”;三是有通道转兵,才有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的重大改变;四是增大了周恩来“三人团”中话语权,湘江战役后,博古、李德精神不振,周恩来负责召集通道会议,这使周恩来在“认错”上发挥更大作用。

  2.“黎平转向”有了正式“认错”。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参加者:周恩来、博古、毛泽东、陈云、刘少奇、李德等。会议就红军的进军路线展开激烈争论。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及与会大多数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否定了错误军事路线战略方向,决定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确定了中央红军向黔北进军的正确战略方针。

  通道会议除“转向”之外,重大历史意义还有“三个第一次”:第一次否定了博古、李德顽固坚持的使红军遭受巨大损失错误战略方针,并以中央政治局名义,以决定形式否定了博古、李德顽固坚持的已经过时的错误军事路线;第一次结束了从1931年11月“赣南会议”以来,毛泽东在中央领导层受排斥的地位,开始形成中央绝大多数领导人(包括过去反对他的人),赞同、支持、拥护他正确主张的局面,为遵义会议重新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奠定坚实基础;三是第一次为召开“遵义会议”做了决议性的准备,会议决定在适当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3.“猴场转战”坚持“认错”。1934年12 月下旬,红军进抵乌江南岸。蒋介石急调中央军、湘军、川军、黔军共2个纵队,1个军、10个师旅又6个团,扼险固守乌江天险,企图围歼中央红军。掌握红军指挥权的李德、博古置黎平会议决议不顾,仍“死不认错”地顽固坚持沿乌江右岸边打游击边去湘西,实现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一路上争吵不休,并提出召开政治局会议重新研究。

  是按李德、博古的“沿着打前站的六军团的路线前进”去湘西,还是按毛泽东提出的继续北上实施突破乌江战役?31 日下午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扩大会议,史称“猴场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李富春、李德、博古、伍修权(翻译)。会议通过激烈争论,再次否定李德等人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重申黎平会议决定,做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基本结束了“三人团”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初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军事指挥中枢,为遵义会议奠定基础。

  总而言之,对于重大的路线错误和发生了颠覆性错误,要真正能做到“认错”,必须付出极其惨烈的代价,还要有个艰难的“认错”过程。

  三、“遵义会议”最伟大之处就是全面“认错”

  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先由博古做报告,对第5次反围剿的失败做总结。就报告中“博古同志认为自己没有错”,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

  他谈的第一个问题:“到底错没错”?批驳了博古将失败原因归于国民党反动派力量太过于强大,批驳了博古将失败原因归于各根据地互相配合不默契,后勤补给工作没有做好。并强调指出:“以上种种,都说明他没错是站不稳的。博古同志:犯错并不可怕,只要能勇敢的面对,勇敢的改正。最怕的是什么?就是死不认错。”

  他谈的第二个问题:“到底是错在哪里”?总结博古同志的错误归纳起来有“三个主义”:第一,进攻时的冒险主义,“中央下达死命令去攻打漳州,我们的红军就不会一下损失了3000多人。”第二、防守时的保守主义,“硬逼着我们与10倍于己,装备精良的国民党打堡垒战、阵地战、持久战,结果抵不住敌人的飞机大炮,又失败了。这就好比“叫花子跟龙王比宝”,怎么能不输呢?”

  他谈的第三个问题:“突围时的逃跑主义”。“打了败仗,就惊慌失措,仓促出逃,什么没用的东西都带上,连苏区结婚证证根都带着,甚至好多战士都开玩笑调侃说:就差马桶没带上。这恐怕是全世界逃跑中,最可笑的一次逃跑。当时,我站在湘江边上的时候,看着数万红军战士,为了运这些废物倒在江水中时,我的心也在滴血,就为运台油印机呀?小战士扛着硬撑着过江,累的直吐鲜血呀!”

  与会人员压倒性支持毛泽东的发言,纷纷批判"左"倾军事指挥错误。“遵义会议”做出四项决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由朱德、周恩来同志为最高军事指挥;周恩来是党内委托在军事指挥上最后下决心的拍板人;政治局常委应该再进行适当分工,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由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委托政治局常委审查之后,再发到各支部讨论。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的会议,纠正了“左倾”教条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共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

  四、完成“认错”过程有5条经验可鉴

  其一、“左倾”教条死不认错。自被“左”倾教条统治的党中央,已给中国革命造成近乎灭顶之灾,可“左倾”教条死不认错,甚至“遵义会议”后,还多次企图为其错误“正名”。说明:让“左倾”教条主动觉悟,绝无可能,期待“左倾”教条主动认错,更绝无可能。

  其二、反思“左倾”教条需时机。过早指出“左倾”教条的错误,会被“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些错误其实过去早就发现过,哪个敢说,说了就是机会主义甚至是反革命,这顶帽子吓死人哪。”所以,反思纠正必须在“两个不能”出现时,既,上层感到不能在旧轨道运行下去,下层不甘在旧轨道运行中无谓牺牲,反思与改变的时机就到了。经湘江之战造成的惨痛牺牲,深刻教育了全党、全军,上层与下层不可遏制地展开了,对“左”倾教条错误的反思。

  其三、“认错”需要一个过程和艺术。从“通道转兵”到“遵义会议”,“认错”是个过程,不能一蹴而就。而且,进行“认错”的过程需要艺术。“通道转兵”只改变战术性行军路线;“黎平转向”只确定中央红军向黔北进军的战略方针;“猴场转战”只决定发起突破乌江战役;“遵义会议”只解决急需解决的军事路线问题,并未涉及对“左倾”教条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错误进行全面批判。

  其四、“认错”必须在组织框架内进行。尽管“左倾”教条罪孽深重,朱德、彭德怀都明确表示:“如果继续这么领导下去,我朱德还有全体的战士们,不会跟着你们走的”。但解决“左倾”的“认错”和“纠错”,都在组织框架内进行,这不仅保证了“认错”和“纠错”的正确性,更保证了“合法性”,也才保证了“遵义会议”光照千秋!

  其五、必须有伟大英雄领头扭转乾坤“纠错”。让“左倾”教条“认错”,并能“纠错”,简直难如登天。但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也选择了历史。毛泽东这样伟大的英雄,不仅顺应历史潮流,顺应红军将士的愿望,还有只手回天的能力,才完成对“左倾”教条的“认错”与“纠错”,毛泽东站到了中国革命历史舞台的中心,中共才真正有了自己杰出的领袖!

  (配图之一选自网络,余为忠新自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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