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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巨献 毛泽东大传 第四卷 风流人物 第21章

2020-09-07 17:55:55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东方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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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1章

  “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

  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

  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而不是运动战。”

  话说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全文如下:

  南京已经开始对日抗战,国共两党合作初步成功。为着实现共产党中央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红军改名之保证,使红军成为抗日民族战争的模范,推动这一抗战,成为全民族的抗日革命战争,以争取最后的彻底胜利。特依据与国民党及南京政治谈判结果,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将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总政治部为第八路军政治部,以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

  第1军团、15军团及74师合编为陆军115师。以林彪为师长,聂荣臻为副师长,周昆(1938年3月在山西携款潜逃,不知所终——笔者注)为参谋长,罗荣桓为该师政训处主任,萧华副主任。

  第2方面军、28军、27军等部(包括独立第1师、第2师、赤水警卫营、前委直一部——笔者注),合编为陆军第120师。以贺龙为师长,萧克为副师长,周士第为参谋长,关向应为政训处主任,甘泗淇副主任。

  第4方面军及29军、30军等部(包括陕甘宁独立1、2、3、4团——笔者注),合编为陆军第129师。以刘伯承为师长,徐向前为副师长,倪志亮为参谋长,张浩为政训处主任,宋任穷副主任。

  以上之改编后人员委任照前总命令行之。各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挥10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党中央与军委会的命令,保证红军在改编后应完全成为共产党的党军,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完成中国革命之伟大使命。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朱 德 周恩来

  以上3个师共有6个旅15个团:

  115师下辖:第343旅,旅长陈光,政委萧华,副旅长周建屏,参谋长陈士榘。辖第685团,团长杨得志,副团长兼政委邓华;第686团,团长李天佑,副团长杨勇。第344旅,旅长徐海东,政委黄克诚,参谋长陆绍武。辖第687团,团长张绍东(1938年叛变投敌),副团长韩振纪,副团长田守尧(1943年牺牲);第688团,团长陈锦秀,副团长韩先楚。

  115师独立团,团长杨成武、副团长黄永胜;教导队,队长孙毅;随营学校,校长韦国清;留守处,主任陈先瑞。

  全师共计15000人。

  120师下辖:第358旅,旅长陈伯钧,政委王震,参谋长刘子奇,政治部主任袁任远,辖第715团,团长王尚荣,副团长顿星云;第716团,团长宋时轮,副团长廖汉生(红28军编为716团2营)。第359旅,旅长张宗逊,政委李井泉,参谋长姚喆,政治部主任张平化,辖第717团,团长刘转连,副团长陈宗尧;第718团,团长文年生,副团长贺庆积。

  120师教导团,团长彭绍辉,副团长苏启胜;留守处,主任贺晋年,副主任王兆相。

  全师共计14000余人。

  129师下辖:第385旅,旅长王宏坤,副旅长王维舟,参谋长耿飈。辖第769团,团长陈锡联,副团长汪乃贵;第770团,团长张才千,副团长胡奇才。第386旅,旅长陈赓,副旅长陈再道,参谋长李聚奎。辖第771团,团长徐深吉,副团长韩东山;第772团,团长叶成焕(1938年牺牲),副团长王近山。

  129师师教导团,团长张贤约,政训处主任袁鸿化(1943年牺牲);留守处,主任阎红彦,副主任甘渭汉。

  全师共计13000余人。

  另有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团长韦杰,代团长黄鹄显,政委邱创成。

  以萧劲光任第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有陕北警备旅和一个小团共计4000余人,保卫陕甘宁边区。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教育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校长兼政委林彪,副校长罗瑞卿,教育长刘亚楼,政治部主任傅钟。

  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发表了就职通电。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命令一经传达,一枚枚的国民党帽徽摆在了红军指战员面前,它将在一天之内全部戴在他们的头上。很多人想不通,也有的拒不换装。总政给全军指战员颁发了“红军十年艰苦奋斗”的奖章,又经过各级领导细致的思想工作,战士们才收起红军帽徽,不少人换装时还是流下了眼泪,情绪渐渐稳定了下来。

  8月29日,中共中央宣布:根据洛川会议精神,在八路军前方部队设立军委分会,受中央军委委托,为华北八路军最高领导机构。由朱德任书记,彭德怀任副书记,任弼时任秘书长。在各师设立军政委员会,受军委分会领导。

  8月30日、31日,毛泽东两次急电途经西安准备到南京谈判的周恩来等人说:

  “周宜即赴太原、大同晤阎,商好红军入晋后各事(活动地区、作战原则、指挥关系、补充计划等)。”

  1937年9月1日,陕北公学在延安附近的杨家湾正式创立,简称“陕公”。由成仿吾任校长,李维汉任党组书记兼关中分校校长,李逸民任副校长,邵式平任教育长,周纯全任生活指导主任,袁福清任教务处主任。

  毛泽东亲自为“陕公”制定了校训:“忠诚、团结、紧张、活泼”。他还审定了由成仿吾作词、吕骥作曲的校歌。

  “陕公”是按照洛川会议期间的决定成立的一所特殊的新式学校,从8月下旬开始招生,9月1日这一天编班上课,学员有5个班,约300人,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有工人,也有农民;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有红军,也有国民党统治区的干部;有十几岁的青年,也有年过半百的老人。

  中共中央明确规定:“陕公”是党领导的、以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施国防教育、培养抗日干部为目的的干部学校。对学员施以短期的革命训练后,分配到实际工作中去。普通班学习时间3至4个月,高级研究班为6个月。学校还成立了几个研究室,如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何干之;哲学研究室,主任艾思奇。为了更好地管理学校,经中央批准,成立了有各方面负责人和知名人士参加的董事委员会,成员有: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李富春、李维汉、高岗、张仲实、成仿吾等。

  9月初,尼姆离开延安。毛泽东在她临行前告诉她说:

  “我们欢迎斯诺先生在任何时间再次来访问。”

  后来,尼姆撰写的《红色中国内幕》被称为《红星照耀中国》的姐妹篇,中译本曾名为《续西行漫记》。1949年尼姆同斯诺离婚后一直住在美国。她在生活极其贫困的条件下,写出了17部书稿,其中大部分是与中国有关的。她的一位朋友问她:“你的这些书稿都不能出版,你还要写下去吗?”尼姆坚定地回答:“当然写下去,一直写到最后一息!我不是为出版商写的,我是为后世写的。”

  与尼姆一起离开延安的还有史沫特莱。此时史沫特莱还有一项重要活动,就是采访朱德,准备为朱德写一部传记。她认为中国人十有八九是农民,而朱德是农民的代表,写出了朱德也就是写出了中国的农民。七·七事变爆发后,史沫特莱征求毛泽东的意见:

  “留在延安继续写朱德的传记和上前线去写战争,哪一件更重要?”

  毛泽东告诉她:

  “这次战争比过去的历史更重要。”

  于是,史沫特莱就离开了延安,带着伤病前往华北前线。此后她不顾个人安危,跟随八路军、新四军转战华北、华中和华东,写下了许多著名的战地通讯和报告文学,介绍中国的抗战情况。1941年史沫特莱因病回美国治疗。她在处境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然致力于介绍中国革命,从事《伟大的道路》一书的写作。1943年,史默特莱出版的《中国的反击》一书被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优秀的报告文学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史沫特莱决定取道欧洲来华,当她在伦敦逗留期间,不幸因病去世。1951年5月6日,在史沫特莱逝世一周年的时候,中共中央按照她生前的遗嘱,将她的骨灰安葬在北京八宝山烈士公墓。竖立在墓前的大理石墓碑上镌刻着朱德书写的题词:“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这正是:异邦巾帼,万里奔波,为主义不分国界;

  域外芳心,如铁如磐,留汗青魂系中华。

  且说9月初的一天下午,5时许,毛泽东到许世友、洪学智、王建安、詹道奎和朱德崇等人被隔离的地方来看望他们。他跟着一位秘书大步走向许世友等人,身后还有四五个人远远地站着。许世友自然是认识毛泽东的,其他人却都不认得。毛泽东问洪学智等人:

  “你们都叫什么名字呀?”

  洪学智等一个个作了自我介绍。毛泽东又问他们身体怎么样,生活怎么样?他们都说很好,在这儿的生活比在抗大时好,天天都吃大米饭,还有白菜哩。寒暄过后,毛泽东把话头转入正题,问道:

  “你们有什么要求没有?”

  众人都不作声。毛泽东知道他们心里还有顾虑,就说:

  “4方面军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党的宝贝,不是他张国焘的干部,张国焘是党中央派到4方面军去的。他的错误应该由他自己负责,与你们这些同志没关系。过去有一些人讲的那些话,不代表中央,只代表他们个人。”

  许世友等人听明白了,也相信了毛泽东所说的话,大家都很感动。毛泽东又问他们:

  “平时都做些什么,学了些什么?”

  众人回答说,教员来讲了课,解答我们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平时还看点政治经济学,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还有克劳塞维茨的战略学。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不时地点着头,见他们的情绪渐渐稳定了,便趁机说道:

  “你们想出去工作吗?你们想出去工作,马上就可以在边区分配工作。”

  洪学智却说:

  “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继续学习,过去战争年代对马列主义理论学得太少,很需要学习,提高理论水平。”

  毛泽东又问其他人:

  “你们还有要工作的吗?有,可以出去工作,不一定一起走,可以陆续分配。”

  他们都说没有,现在需要学习,要补理论这一课。毛泽东便说:

  “要学习,这一期不行了,马上要毕业了。你们要学习,就得到下一期了。”

  众人说下一期也可以。毛泽东当场拍板,让他们等到下一期继续到抗大学习。

  不久,许世友等人就全部被释放了。用李先念的话说:“这实际上是为他们平了反。”重获自由以后的许世友、洪学智等人开始了“半工半读”的学习生活,他们不仅是抗大第3期的学员,也是各个工作岗位上的领导干部。许世友担任抗大校务部副部长;洪学智担任抗大1支队支队长、第4大队副大队长。王建安在第3期毕业后担任八路军津浦支队指挥;詹道奎在第3期毕业后担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3军分区第10大队政治处主任。

  9月2日,八路军总部在云阳镇的大操场上举行抗日出征誓师大会,全体指战员跟着朱德高声宣读《八路军出师抗日誓词》:

  “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它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杀害我们父母兄弟,奸淫我们母妻姐妹,烧我们的庄稼房屋,毁我们的耕具牲口。为了民族,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我们是工农出身,不侵犯群众一针一线,替民众谋福利,对友军要亲爱,对革命要忠实。如果违反民族利益,愿受革命纪律的制裁,同志的指责。谨此宣誓。”

  此后,在一个高级军事会议开始前,八路军的指挥员们正三三两两聊着天。朱德和刘伯承也显得特别开心,摄影记者徐肖冰急忙抢镜头。刘伯承对着徐肖冰伸出一只手,说:

  “你拍我们两个?你可知道我们两个是对头,曾经交过手的?”

  徐肖冰一门心思在取景,随口问道:

  “是下棋,还是打球?”

  “下的啥子棋哟,我们是真枪实弹交过手哩!”

  刘伯承那只好眼睛在镜片后面闪闪发亮。徐肖冰感到非常惊讶,便放下照相机问道:

  “真的?开玩笑吧?”

  “哪个跟你开玩笑,你问总司令。”

  朱德慢条斯理地说:

  “要得。打过几仗。”

  刘伯承笑着问徐肖冰:

  “你说我们两个,哪个能打赢?”

  徐肖冰看看两位大领导,不好意思地说:

  “我不信你们俩会闹误会。”

  “你不信我,你还不信总司令?”

  朱德微笑着解释:

  “那个时候,我们两个都在四川,属于两个不同系统的军阀部队。那个时候还没有中国共产党,我们也不懂马列主义。我们是‘各为其主’,打过几仗。”

  徐肖冰见他这样说,忍不住好奇地问:

  “谁打赢了?”

  刘伯承指着朱德笑着说:

  “总司令打了6个月的胜仗,升为精锐混成旅旅长,名震天府。可是我刘伯承打败了他,打了他一个落花流水。”

  徐肖冰听得目瞪口呆,觉得这玩笑在大庭广众之下未免开得太大了,没想到朱德却乐呵呵的,说:

  “我们遭受了重大损失,因为我的部队纪律还不好,跟当地老百姓关系不好,我们驻了5年就返回了云南。那个时候没有共产党,不懂马列主义。打仗不光是要讲战术,更要讲人心。”

  刘伯承也笑呵呵地说:

  “那个时候你要有了马列主义,我刘伯承就该倒霉了,非捉了俘虏不可。”

  徐肖冰见他二人笑得如此开心,瞬间便按下了快门。

  9月3日,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和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徐向前、萧克、程子华等人乘火车到陕西潼关,坐船过黄河进入山西。阎锡山派秘书梁化之到风陵渡迎接,周恩来等随即乘小火车北上。

  此后一直到1937年11月25日,周恩来因为要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才回到了延安。

  9月4日,毛泽东给八路军太原办事处主任彭雪枫发电,告诉他说:

  “此间组织战地服务团,丁玲为主任,共50余人。决定由延安过河,经吉县、太原到红军服务。请交涉沿途通过事宜。”

  9月5日,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和八路军代表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徐向前、萧克等抵达太原,会见了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

  9月5日晚,在延安的延河边发生了一桩震惊陕甘宁边区内外的“情杀案”,杀人凶手竟然是红军里的一名战功卓著的年轻指挥员黄克功。

  黄克功,年26岁。他在少年时代参加红军,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在二渡赤水和夺取娄山关的战斗中,立过大功。担任过师宣传科长、团政委、旅政委。到延安后,黄克功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任第2期第15队队长。

  刘茜,年仅16岁,山西定襄人,七七事变后,由家乡奔赴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15队学习。刘茜不仅年少貌美,而且能歌善舞。

  延安的女青年们找对象有所谓“走长征路线”之说,进入抗大第15队学习的刘茜,很快便爱上了年轻帅气的队长黄克功。二人的恋爱关系确定下来之后便公开了。陕北公学成立后,抗大第15队全体人员拨归陕北公学,刘茜也随队转入陕北公学学习。不久,黄克功被调回抗大任第3期第6队队长,刘茜仍留在陕北公学,以后两人接触少了,关系渐渐疏远。黄克功见刘茜与其他男同学来往,心怀嫉妒,又听了一些风言风语,就觉得刘茜在陕北公学另有所爱,对他不忠诚,于是便多次责备刘茜,并要求立即结婚。

  刘茜对黄克功的反复纠缠渐生反感,拒绝结婚。她在给黄克功的一封信中说:“我希望这态度永远下去好了!将来的问题,将来再解决,你不要再急急地想结婚”“我希望我的爱人变成精神上的爱我者。”在另一封信中,刘茜强调了爱情的共同基础,她写道:“爱情不是建立在物质上的,而是意志认识的相同,你不应把物质来供我,这是我拒绝你送我钱和用品的原因,希望你不要那般的来了,你无形中做了降低朋友的行为。”对于夫妻在婚姻中的地位,刘茜认为:“就是夫妻在合理的社会制度中,互相的也是各不依靠,而是帮助,你认清点!!”

  此外,两人的观念差异还体现在交友问题上。由于工作及性格的原因,刘茜与其他男性有较多的接触,这使黄克功心怀妒意,以致无端猜疑,认为她“随处滥找爱人”,而刘茜曾告诉黄克功:“我们像亲兄妹一般地过着生活来到延安,但我们是同学之合,而没有和其中之一个产生什么爱的,我们一块儿游山玩水,一块儿打球,一块儿讨论,无形中失去了男女之界。现在仍是那般的。”

  黄克功认为“失恋是人生莫大的耻辱”,就在9月5日这个月明星稀的晚上,不甘心结束这段恋情的黄克功约刘茜到延河边散步,试图强迫刘茜答应与他结婚。在遭到刘茜拒绝后,黄克功说刘茜不忠贞,刘茜却说双方都有另找爱人的选择权。两人的口角越来越厉害,黄克功恼羞成怒,拔出手枪威胁刘茜,逼婚未遂,便完全失去理智,对准刘茜扣动了扳机,“砰,砰”两声,刘茜应声倒在血泊中。

  事件发生后,罗瑞卿将黄克功逮捕入狱,并将案情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立即赶到抗大研究处理意见,他神色严肃地说:

  “我们正从全国各地吸收大批知识青年来延安学习,黄克功的行为有极大的破坏作用,一定要审判处决,严肃法纪。”

  边区高等法院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成立了以雷经天为审判长的审判庭,审理此案。在审判庭调查审理此案期间,国统区的国民党喉舌《中央日报》将这个案件作为“桃色事件”大肆渲染,攻击和污蔑边区政府“封建割据”、“无法无天”、“蹂躏人权”。这些叫嚣一时混淆了视听,引起了部分不明真相人士的猜疑和不满。延安各界及广大军民也是群情激愤,舆论纷纷。

  9月6日,陕北苏维埃政府正式宣布改称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拒绝国民党方面派遣任何人参与。由林伯渠、张国焘、秦邦宪、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郭洪涛、马明方、高岗9人组成边区政府主席团,以林伯渠为主席,张国焘为副主席。

  国民政府承认划出陕西省的延安、安塞、保安、安定、延长、延川、旬邑、淳化、定边、靖边、甘泉、富县、米脂、绥德、佳县、清涧、吴堡,甘肃省的庆阳、合水、环县、镇原、宁县、正宁,宁夏的盐池、神府、关中部分地区,一共有25个县市,归陕甘宁边区政府直接管辖,并为八路军之募补区。

  9月7日,周恩来、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徐向前、萧克等赶往代县太和岭口阎锡山行营指挥部,与阎锡山会谈。阎锡山正在部署大同会战,见客人到来,满面春风,热烈欢迎。周恩来等根据毛泽东9月4日关于“整个华北战线酝酿着极大危机,利用红军新到壮其气,而改变其做法,是一极好时机”等一系列重要指示,与阎锡山在友好的气氛中,就八路军进入山西后的活动地区、作战原则、指挥关系、补充计划,以及平型关、雁门关的防御等问题进行会谈。双方商定:

  (一)八路军进入山西后以太行山脉及太行山北端为根据地,进行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二)在第二战区行营的直接指挥下,成立有共产党、八路军代表参加领导的各级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发动民众,组织游击战争,其工作纲领由中共拟出;(三)八路军在山西境内只发动群众,不干涉县政;(四)国民政府给红军补充的物品,二战区兵站帮助运输。

  阎锡山还向中共中央代表扼要介绍了大同会战预案,征求周恩来等人的意见,并建议周恩来等去大同见见傅作义。

  是日晚,周恩来一行到达大同,同傅作义谈了两三个小时。傅作义表示拥护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主张,坚决抗战,服从阎锡山的统一调度。

  9月7日晚,毛泽东撰写了短小精悍影响深远的《反对自由主义》一文,全文如次:

  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器。但是自由主义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结果是腐朽庸俗的作风发生,使党和革命团体的某些组织和某些个人在政治上腐化起来。

  自由主义有各种表现。因为是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亲热。或者轻描淡写地说一顿,不做彻底解决,保持一团和气。结果是有害于团体,也有害于个人。这是第1种。

  不负责任的背后批评,不是积极地向组织建议。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开会不说,会后乱说;心目中没有集体生活的原则,只有自由放任。这是第2种。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这是第3种。

  命令不服从,个人意见第一。只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纪律。这是第4种。

  不是为了团结,为了进步,为了把事情弄好,向不正确的意见斗争和争论,而是个人攻击,闹意气,泄私愤,图报复。这是第5种。

  听了不正确的议论也不争辩,甚至听了反革命分子的话也不报告,泰然处之,行若无事。这是第6种。

  见群众不宣传,不鼓动,不演说,不调查,不询问,不关心其痛痒,漠然处之,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把一个共产党员混同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这是第7种。

  见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不愤恨,不劝告,不制止,不解释,听之任之。这是第8种。

  办事不认真,无一定计划,无一定方向,敷衍了事,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是第9种。

  自以为对革命有功,摆老资格,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工作随便,学习松懈。这是第10种。

  自己错了,也已经懂得,又不想改正,自己对自己采取自由主义。这是第11种。

  还可以举出一些。主要的有这11种。所有这些,都是自由主义的表现。

  革命的集体组织中的自由主义是十分有害的。它是一种腐蚀剂,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它使革命队伍失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政策不能贯彻到底,党的组织和党所领导的群众发生隔离。这是一种严重的恶劣倾向。

  自由主义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因此产生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者以抽象的教条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他们赞成马克思主义,但是不准备实行之,或不准备完全实行之,不准备拿马克思主义代替自己的自由主义。这些人,马克思主义是有的,自由主义也是有的:说的是马克思主义,行的是自由主义;对人是马克思主义,对己是自由主义。两样货色齐备,各有各的用处。这是一部分人的思想方法。

  自由主义是机会主义的一种表现,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冲突的。它是消极的东西,客观上起着援助敌人的作用,因此敌人是欢迎我们内部保存自由主义的。自由主义的性质如此,革命队伍中不应该保留它的地位。

  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积极精神,克服消极的自由主义。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

  一切忠诚、坦白、积极、正直的共产党员团结起来,反对一部分人的自由主义的倾向,使他们改变到正确的方面来。这是思想战线的任务之一。

  9月8日,毛泽东致电八路军太原办事处主任彭雪枫等,说明西北战地服务团动身时间和行程,要求办事处派人携通行证到吉县迎接。

  9月10日,张闻天、毛泽东联名致电林伯渠,全文如下:

  伯渠:

  请告罗汉我们对托派分子的下列原则:

  甲、我们不拒绝同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心悔悟,愿意抗日的人联合,而且竭诚欢迎他们的转变。

  乙、在陈独秀等托派分子能够实现下列3条件时,我们亦愿与之联合抗日: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丙、至于其他关系,则在上述3条件实现之后,可以再行考虑。

  洛 毛

  9月10日这一天,驻西安办事处的林伯渠致电毛泽东说,根据湘鄂赣边区游击队在武汉的谈判代表刘玉堂、黄耀南的电报和书信报告得知,他们在与国民党谈判改编问题时,已经允许国民党提出的由武汉行营在红军游击队改编的“抗日军第1 游击支队”中安插副司令、参谋长、副官主任、军需主任、副官等6 人,且防区有一部分与保安团混驻一地。

  毛泽东当即复电林伯渠说:

  “湘鄂赣在武汉的谈判,根本错误,请兄不待董(指董必武——笔者注)到即行通知在汉代表停止谈判。董老已在中部途中。请董老到鄂后,立令湘鄂赣代表回去,由傅秋涛(湘鄂赣省委和军区主要负责人,抗日军第1 游击支队司令员——笔者注)换任新代表,否认旧谈判一切不利条件,重新提出有利条件。董老到后,坚持下列原则:1、部队包办,国民党不得插一个人。2、一定防区,此防区背山地,有险可守,不与国民党军队及民团混杂,不争移驻大地方。3、一定的足够的饷款。4、对鄂豫皖边区谈判原则同上。”

  后来,湘鄂赣省委在董必武指导下,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纠正了谈判中出现的失误,对国民党军派来的人,或用下层群众反对的办法予以驱逐,或将其束之高阁般地孤立起来,或用其它办法迫其辞职,最后使他们全部离开了游击支队。

  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八路军的番号又改为第十八集团军,总指挥部改为总司令部,正、副总指挥改为正、副总司令。

  9月12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嘱咐他“在晋在冀在京,均着重解释我军‘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这个基本原则”;并强调说:

  “这一方针的基本原则包含:(一)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二)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地方政权与邻近友军不得干涉。(三)南京只能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四)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

  9月16日,毛泽东复电给正在率领八路军总部东渡黄河的朱德、任弼时,他说:

  “我3个师已无集中晋东北一处之可能,更无此必要。”“拟以115师位于晋东北,以五台为活动中心,暂时在灵丘、涞源,不利时逐渐南移,改以太行山脉为活动地区。以120师位于晋西北,以管涔山脉及吕梁山脉之北部为活动地区。以129师位于晋南以太岳山脉为活动地区。”

  9月16日,日军一部从山西天镇南下广灵,关东军由蔚县西进。阎锡山拟集中14个团与敌决战,并希望八路军115师参加作战。毛泽东在给林彪等人的电报中写道:

  林彪同志并告朱、任、贺、关、聂、雪枫:

  (甲)据彭雪枫称,日寇某军自天镇向广灵,关东军自蔚县急进,晋阎拟集中14个团与敌决战,希望我百十五师参加作战等语。

  (乙)我军应坚持既定方针用游击战斗配合友军作战,此方针在京与蒋何决定,周彭又在晋与阎当面决定,基本不应动摇此方针。

  (丙)请你将当前情况及如何配合友军作战之意见即电告,尔后即时电告。

  (丁)115师现到何处?

  毛 16日

  林彪复电毛泽东说:

  “想以陈光的第343旅集中相机给敌以打击,暂时不分散。”

  9月17日,日军沿平汉、同蒲西路,向国民党华北防线的恒山支点合围。毛泽东决定改变八路军原来的部署。他在给朱德、彭德怀的电文中说:根据华北日军大迂回进攻的形势,恒山山脉必为敌军夺取冀察晋3省的战略中枢,敌军向这里出动主力,阎锡山指挥的各军已失锐气,节节败退。他还说:

  “红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但如部署得当,能起在华北(主要在山西)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因此,八路军全部在恒山山脉创造游击根据地的计划,已不适用。“此时如依原计划执行,将全部处于敌之战略大迂回中,即使第二步撤向太行山脉,亦在其大迂回中(设想敌占太原之情况下),将完全陷入被动地位。”

  “依上述情况及判断,为战略上展开于机动地位,即展开于敌之翼侧,钳制敌军进攻太原与继续南下,援助晋绥军使之不过于损失力量,为真正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广泛发动群众,组织义勇军,创建游击根据地,支持华北游击战争,并为壮大红军本身起见,”拟变更原定部署,采取如下之战略部署:“我二方面军应集结于太原以北之忻县待命,准备在取得阎之同意下,转至晋西北管涔山脉地区活动。”129师于适当时机进至以吕梁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南地区;115师即进入恒山山脉南段,并准备逐渐南移,展开于太行、太岳两山脉中。

  9月18日,毛泽东致电朱德、任弼时说:恒山山脉是第一战区与第二战区接合部,敌主力必从此进。林彪师现已当了正面,处于完全的被动地位,贺龙师决不能再用此方,应速向晋西北转进。

  9月19日,毛泽东在回复贺龙、关向应并告朱、彭、任的电报中说:

  “19日电悉,你师集中忻县待命转向晋西北活动,候周、彭(雪枫)与阎交涉防地后,听朱、彭(德怀)命令执行。”

  接着,他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强调说:

  贺龙率领的120师主力“应速赴晋西北:敌于太原,志在必得,此时部署应远看一步。五台、定襄、盂县地区狭小,敌进太原后,即在其包围中,因此,贺龙师应位于晋西北,处于大同、太原之外冀,向绥远与大同展开游击,方能给进攻太原之敌以相当有效的钳制。所以,贺龙师应速赴晋西北占先着,如叫再去五台则失去战略意义。”

  9月20日,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在太原成立。这是一个有共产党参与领导的统一战线组织,由国民党爱国将领续范亭任主任委员。共产党方面的委员有4人,他们是:彭雪枫、邓小平、程子华、南汉宸。程子华任人民武装部部长,南汉宸任政治部副部长,另有中共党员武新宇任动员分配部副部长。

  续范亭,名培模,1893年出生于山西省崞县。1909年续范亭加入中国同盟会;192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3军第6混成旅旅长;1933年任国民党新编第1军参谋长;1935年改任第1军总参议。他是一位爱国忧民、刚直不阿、不畏强暴、坚持正义的国民党军将军,12月26日,为抗议国民政府不抵抗日军的入侵,在南京中山陵写下5首绝命诗,尔后剖腹自杀以明志,经抢救得以脱险。抗战爆发后,续范亭先后任第二战区高级参议、暂编第1师师长。

  9月21日,彭德怀将其与阎锡山商谈的情况电告毛泽东说:

  “昨晚赴雁见阎,20日黄昏汇报……我提百二十师出晋西北,(开始)阎不十分赞成,黄绍竑坚决反对。我一度坚持后,(阎同意)以一旅(358旅)及120师直属队去晋西北,以神池为指挥中心,小部伸出左云(敌已逼近左云)、右玉,向敌袭击,并发动与组织五寨、岢岚、河曲、偏关地域群众,主力即在神池、宁武集结训练。”

  9月21日晚,毛泽东针对一些人希望集中兵力打大仗的心理,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再一次强调红军必须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他说:

  “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 “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以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

  毛泽东还强调说:

  “目前情况与过去国内战争根本不同,不能回想过去的味道”。

  他要彭德怀“对于个别同志不妥当的观点,给予深刻的解释,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

  毛泽东在谈到林彪决定“以陈光旅集中相机给敌以打击,暂时不分散”时说:

  “这种1个旅的暂时集中,当然是可以的,但如许久还无机可乘时,仍以适时把中心转向群众工作为宜。”

  9月22日,第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一行33人,从延安出发。后来在10月1日东渡黄河,进入华北抗日根据地,在6个月里辗转3000余里。此后,西北战地服务团在华北大地上奋斗了6年,足迹踏遍了华北的万水千山。1938年,丁玲又带领西北战地服务团奔赴国统区陕西潼关、西安等地进行宣传演出,共活动了4个半月。

  9月23日,毛泽东复电给彭雪枫并告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林彪、聂荣臻、贺龙、萧克、刘伯承、徐向前、林育英。

  此前,彭雪枫来电报告说,阎锡山9月16日在太和岭口召见他,请他转告毛泽东和朱德、彭德怀:将来万一“不利形势到来时,以八路军会合晋绥一个集团军在五台山脉周围建立根据地。五台山纵横200里,周围600里,共26个口子,民众20余万,配合晋绥及八路军其他部分定可与敌周旋,那时则请中央军守太原及太行山脉,我们则以主力位于五台山。”阎锡山表示:“如毛、朱先生同意,希望早告我,以便预先存买粮食、衣服、弹药之种种准备。”

  阎锡山与彭雪枫还谈到今后对八路军的指挥问题。他表示拟采用两个原则:一是“事先互相商议”,二是“临时将计划部署通知八路军,由八路军自行酌量行动”。他对彭雪枫说:“八路军作战主动,不用督促,晋绥军扰民有余扰敌不足,嗣后两军协同必须互取短长。”

  毛泽东在复电中写道:

  “关于阎先生所提,假如在不利情况下,两军团结一致,用游击战争坚决抵抗日寇进攻之方针,我是完全同意的。”“五台山脉应使之成为重要的游击区域之一,现就宜加紧准备,可双方派人察看,并计划一切,不宜迟缓。”“游击战争主要应处于敌之翼侧及后方,在山西应分为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4区,向着进入中心城市及要道之敌,取四面包围袭击之姿势,不宜集中于五台山脉一区,集中一区是难以立足的。”“资材集中于五台一处,是不妥当的。”“上述游击战争意见,望即提供阎先生考虑,倘承采取,抗战幸甚。”“阎先生诚意合作与商量指挥之事,我们甚为佩服与感谢。”

  9月23日这一天,阎锡山将平型关战役的最新战况电告朱德:22日夜日军忽然偷袭平型关阵地,发生激烈战斗。他要求八路军配合作战。朱德同彭德怀立即电令林彪说:

  “115师应即向平型关附近开进,机动侧击向平型关进攻之敌,但须控制一部于灵丘以南,保障自己之左翼。”

  9月25日,朱德、彭德怀向毛泽东报告并告知林彪、聂荣臻、罗荣桓、贺龙、萧克、关向应、徐向前、林育英说:

  “阎锡山面许我军驻区群众由我独立负责,不好之县长允更换,组织之游击队允予发枪。我工作之区域可实行减租减息。”

  9月25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并转刘少奇、杨尚昆、朱瑞,并告朱德、彭德怀、任弼时,他在电文中写道:

  周并转胡服、尚昆、朱瑞并告朱、彭、任:

  甲、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兵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须负严重的责任。

  乙、除山西部署已告外,应令河北党注全力于游击战争,借着红军抗战的声威,发动全华北党(包括山东在内)动员群众,收编散兵散枪,普遍地但是有计划地组成游击队。为此目的,周是否应与冯治安、黄绍竑等再谈一次,请酌。

  丙、为此目的,应着重于高级干部之分配及独立领导的党政军集体机关之组织。要设想在敌整个占领华北后,我们能坚持广泛有力的游击战争。要告诉全党(要发动党内党外),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击战争。为此目的,红军应给予一切可能的助力。

  丁、请以整个华北的部署见告。

  毛泽东 25日

  接着,毛泽东又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并转告林彪,他写道:

  朱、彭、任、周并告林彪:

  甲,依据现时敌攻保定代州并向石家庄太原,对灵涞广蔚4县似乎没有多兵据守的情况,依据蒋谈决在保定取决战方针,在晋西北取固守方针的情况,为阻敌南占太原石家庄支持华北的持久战起见,拟建议蒋阎派何柱国骑兵军全部,另派桂军或中央军有力步兵15000至20000人与我林师全部配合,受朱彭指挥,在蔚涞之敌向保定前进,广灵之敌向代州前进,确已深入之际,从灵涞之间向北突击(反攻性质的中央突破),恢复灵涞广蔚4县,然后向着大同张家口北平线,大同太原线,北平石家庄线,举行大规模的侧后袭击战,在灵涞广蔚建立群众的及堡垒的根据地。如此若成功,还可用相当一部进出热河方向,如此或能造成华北战争的新局面,支持相当时期的持久战,请你们考虑之后向蒋阎建议。

  乙,不管蒋阎协助与否,目前红军不宜过早暴露,尤不宜过早派遣战术支队,并候蔚涞之敌脱离蔚涞,攻至满城附近,灵广之敌,脱离灵广攻至繁峙附近,上述4县兵力极少之际(此时涿州之敌当攻至徐水附近,大同之敌当攻至雁门关附近),然后使用我林师全部向北突出,依情况再分成无数小支或分成二、三个集团,向着恒山山脉以东以西以北广大地区敌之空处侧后举行广泛的袭击战,若在敌之主力尚未集中于其主要的攻击点,敌之后方尚未十分空虚之时,暴露红军目标,引起敌人注意,那是不利的,若仅派遣战术支队那是无益的。

  丙,如同意上述意见就请暂时把我军兵力一概隐蔽并养精蓄锐,待必要条件具备时实行,那时应以王震部位于策应前方保持后路之地区,贺师在晋西北之使用同此原则。

  丁,如出击敌后,须采取没收大地主政策,广泛发动群众,红军便不孤立。

  戊,蒋阎保定决战晋北固守的方针(见蒋19日部署电),完全是处在被动的挨打的姿式下,如无上述一支骑兵袭入敌后,决难持久,只有实行上述计划才能变被动为主动,现在仅仅剩义武一着污棋,应向蒋阎极力建议(暂不说红军单独行动,只要求派兵协助)。

  己,如能实现上述计划,即使保定、代州失守也是不怕的,没有某些地方失守之代价,不能取得敌后活动的便利。

  庚,实行上述计划须在灵涞广蔚敌军甚少之条件下,须有敌后方敌兵不易活动,而我步兵易于活动之地形条件。

  辛,以上作为各种提议,请考虑电复。

  毛泽东 25日

  毛泽东这一非常重要的战略计划,由于平型关伏击战已经打响,便被搁置了起来。

  9月25日这一天,林彪、聂荣臻指挥115师主力,在平型关东北的小寨村至老爷庙公路附近的山地,伏击日寇板桓师团第21旅后续部队。杨得志、李天佑等率部冲锋陷阵。杨得志率领的685团同日军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格斗,他所辖的2营5连连长曾贤生,一个人就刺死了10多个日本兵。

  据林彪的老部下阎仲川的儿子阎明在《平型关往事》一文中说:“战前林彪在这一带看地形时,‘发现灵丘通往平型关的公路有一条向北延伸的峡谷,这个叫乔沟的峡谷中段长约5公里,沟深20至30米,两壁十分陡峭,谷底狭窄,只能通过一辆汽车。乔沟北侧200多米的山腰上有个关圣帝庙,庙后山梁叫老爷庙梁,是附近的制高点。乔沟是日军进攻平型关的必经之地,是我军理想的伏击地点’。林彪决定在这十分适合打伏击的地方与日军一战。他将指挥所设在一个山头上,安排部队埋伏,等候日军到来。林彪命3个团在两侧埋伏,又命一个团在外围游弋,牵制日军。这次伏击,115师算是全师出动。9月25日凌晨,日军板垣师团第21旅团之一部分,进入乔沟伏击圈,115师居高临下发动攻击。战斗持续了一整天,进入沟中的日军被全部歼灭。”

  平型关伏击战,115师“除缴获汽车82辆,大炮1门,炮弹2000余发,步枪数百枝,打死敌人1000多人外,还包围了敌之高级司令部,缴获秘密文件甚多,其中有敌整个华北作战计划及标示目的之日文地图”。

  115师在此战中也伤亡了1500余人,其中团级干部3人,营级干部5人。他们最大的教训是把日军包围分割冲垮之后,还像对待国民党军队那样,认为日军已经失去了战斗力,要他们投降,结果遭到钻在汽车底下的顽敌突然射击,致使部队伤亡陡增。林彪后来在10月17日写成的《平型关战斗的经验》一文,总结出12条经验教训,送给了毛泽东。

  平型关伏击战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贺电纷纷从全国各地飞向八路军总部,飞向115师师部。

  9月26日,毛泽东复电给朱德、彭德怀说:

  “庆祝我军的第一个胜利。”

  他在电文中又说:

  “向恒山山脉及其东、西、北3方向突击,展开敌人侧面的游击战略计划,暂时尚无执行的条件,要待敌人更深入,后方更空虚时才能执行。”

  接着,毛泽东还就平型关伏击战对外宣传问题,向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发出了指示。

  9月26日这一天,蒋介石亦复电朱德、彭德怀说:

  “25日电悉,25日一战,歼寇如麻,足证官兵用命,深堪嘉慰,尚希益励所部,继续努力,是所至盼。”

  蒋介石还复朱德一电说:“电悉,接诵捷报,无比欣慰,着即传谕嘉奖。”

  随后,115师即在当地活动,派出地方工作团,发动群众抗日运动。120师率358旅进入管涔山区,分兵挺进雁北,在大同以西、以南展开,并派出地方工作团,深入晋西北各县开展群众工作。359旅派出一部,进入河北平山、井陉地区发动群众。

  9月27日,毛泽东将平型关伏击战战况电告正在南京同国民党谈判的博古和叶剑英。

  9月28日,蒋介石单方面宣布委任叶挺为新四军军长。

  原来在“八一三事变”之后,叶挺曾向蒋介石建议说,为了抵抗日本侵略,“让我来集合仍留在南方的红军和改编这些军队”;并说改编后番号叫“新四军”。他之所以称之为“新四军”,是因为蒋介石任总司令的北伐军中有个第4军(在北伐的8个军中第4军共产党员最多、战斗力最强,被称为铁军。叶挺任第4军直属独立团团长),毛泽东创建的人民军队的第一个军是红4军。叶挺就是希望这支新编部队能够继承“铁军”和红4军的优良传统。蒋介石接受了叶挺的建议。在他看来,叶挺在国外过了10年流亡生活,已脱离共产党且失去了共产党信任,要乘机把叶挺拉过去,通过叶挺把红军游击队抓在自己手里。毛泽东虽然认可“新四军”这个番号,但对叶挺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却不完全放心,因为叶挺已经不是共产党员了,所以关于“新四军”军长的人选,就推荐了其他人。国民党表示反对。他们随之提出由陈诚或张发奎指挥“新四军”,共产党也不同意。就在两党争执不下之际,蒋介石竟然单方面委任叶挺为新四军军长。共产党暂时没有表态。

  9月28日,毛泽东致电刘伯承、徐向前、林育英说:

  “我129师(缺一团)接电立即出动,经临晋渡河到侯马上车,在太原补充衣、弹,速开正太路南北地区。”

  9月28日,朱德、彭德怀电告贺龙、关向应说:

  “敌约千人进至马邑,阎电驻朔县守军由贺(龙)指挥,共同消灭该敌。”

  9月29日,毛泽东在致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人的电报中说:

  “华北大局非常危险,”“山西将成为华北的特殊局面,这根本的是因为有红军,其次是阎锡山与我们结合起来,由于这两个力量的结合,将造成数百万人民的游击战争。”“目前长城抗战仅是暂时的,而且是极短的暂时。”“阎必要求我军与他配合来打一二仗,为了给晋军以更好的影响,如果在确实有利的条件下,当然是可以参加的。”“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队,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

  9月29日这一天,毛泽东发表《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成立后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一文。后来此文编入《毛泽东选集》时,改名为《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他在文章中写道: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统一战线,是工农兵学商一切爱国同胞的统一战线。现在的统一战线事实上还停止在两个党的范围之内,广大的工人、农民、兵士、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他许多爱国同胞还没有被唤起,还没有被发动,还没有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这是目前最严重的情形。”

  “当权的国民党的抗日同志们,我们和你们在今天一道负着救亡图存的责任。你们已经和我们建立起抗日统一战线了,这是很好的。你们实行了对日抗战,这也是很好的。但是我们不同意你们继续其它的老政策。我们应该把统一战线发展充实起来,把民众加进去。应该把它巩固起来,实行一个共同纲领。应该决心改变政治的制度和军队的制度。一个新政府的出现是完全必要的,有了这样一个政府,才能执行革命的纲领,也才能在全国范围内着手改造军队。我们的这个建议是时代的要求。这个要求,你们党中也有许多人感觉到,现在是实行的时候了。”

  欲知毛泽东后来如何领导敌后抗战,容后再叙。

  东方翁曰:对于平型关伏击战的评价,抗战时期称之为大捷,自然是出于形势和宣传的需要,即便如此,毛泽东也仅仅是称为“我军的第一个胜利”,好像没有怎么兴奋。作为历史,后人有必要为其正名。阎明在《平型关往事》中谓之“惨胜”,亦不为过。战前,林彪还不理解毛泽东提出的“山地游击战”的原则,他是主张与国民党合作,打正规战争的。人们常说,杀敌一千自伤八百,叫得不偿失;杀敌一千自伤二千,叫损兵折将。在平型关伏击战中,他投入了绝对优势兵力,虽然全歼了敌人,却付出了惨重代价,这已经不是得不偿失,而是损兵折将了!林彪打仗很会算计,如果知道是这么个结果,无论如何他也不会打的。照这样打下去,那15000人的老本要不多久就拼光了。林彪毕竟是个聪明人,在《平型关战斗的经验》一文中总结说:“我军(八路军)在目前兵力与技术条件下,基本上应以在敌后袭击其后路为主。断敌后路是我们阻敌前进争取持久的最好方法。如经常集中大的兵力与敌作运动战,是不适宜的。”这说明他在“惨胜”之后,已经理解并接受了毛泽东的“山地游击战”的原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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