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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巨献 毛泽东大传 第三卷 战地黄花 第61章

2020-07-10 15:02:53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东方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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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1章

  “敌人判断我们会东出四川,不敢冒险走横跨草地北出

  陕甘这一着棋。要知道草地是阴雾腾腾、水草丛生、方

  向莫辨的一片泽国。敌人是永远摸不到我们的底的,我

  们偏要走敌人认为不敢走的险路。”

  话说在沙窝会议后,中革军委为执行《夏洮战役计划》,将红1、红4方面军混合编队,组成左右两路军北上:

  以红1方面军的第5、第32军和4方面军的第9、第31、第33军为左路军,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地域,向阿坝地区开进。

  以红1方面军的第1、第3军与红4方面军的第4、第30军为右路军,中共中央、红军前敌总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地域,向班佑、巴西北上。

  约定左右两路红军在巴西会合。

  为此中国工农红军还成立了总供给部,毛泽民担任副部长。

  混合组编后,林彪、聂荣臻被通知立即去前敌总指挥部开会。会议结束后,陈昌浩请林彪、聂荣臻吃饭。饭后,陈昌浩要林彪先走,说是还有事要同聂荣臻谈一谈。陈昌浩在谈话中单刀直入,问聂荣臻对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有何看法,聂荣臻说:

  “遵义会议我已经有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早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我都拥护。”

  陈昌浩见聂荣臻如此说,便把话引到其它方面,谈了十几分钟就结束了。聂荣臻回到军部,心情怎么也不能平静,他已经感觉到红军内部的气氛不正常了。他获悉张国焘准备把他调到31军当政委,还要把林彪调到另一个军当军长,这个方案的目的,就是要把原红1军团拆散,只是命令还没有发出。他当着左权、朱瑞的面对林彪说出了张国焘的方案,还特别提醒林彪说:

  “你要注意,张国焘要把我们吃掉。”

  林彪说:

  “你这是宗派主义。”

  聂荣臻说:

  “怎么是宗派主义呢?对这个问题,我们要警惕。张国焘和中央的思想一贯不一致。我们应当想一想,这是路线问题。”

  林彪不以为然,他说:

  “什么是路线问题,你说他路线不对吗?那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呢?我们才几个人呢?”

  聂荣臻生气了,猛地一拍桌子,一个盘子被震掉地上,他说:

  “人多就正确吗?蒋介石的人更多哩,难道能说蒋介石的路线更正确?”

  左权、朱瑞见聂荣臻动了怒,都没说什么。自此,林彪也似有所悟了。

  1935年8月7日晚间,毛泽东去看望周恩来,见他依然是高烧不退,当即派人到红1军请来最好的医生为他医治。

  这时候,毛泽东最担心的是张国焘拉走林彪,因为林彪还年轻,才28岁,最容易上别人的当。队伍马上就要出发了,他亲自找林彪谈了话,分析了目前的局势,鼓励林彪,并让林彪率领红1军为过草地的先头部队。

  8月15日,左路军先头部队开始由卓克基地区经查理寺向阿坝开进。

  这一天,中革军委电示朱德、张国焘说:“不论从地形、气候、敌情、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

  在红军北上路线上,从四川北部阿坝的马尔康、黑水到甘肃的玛曲,有一大块沼泽地,又称为水草地。它纵横数百里,人烟绝迹,飞鸟不行,很多地方常年积水,淤泥深不可测,不管是人是牲畜,一旦陷进去,绝无生还之可能。

  毛泽东对此次草地行军极为重视,因为中国有史以来还从没有那支军队在这草地上走过。他到前敌总指挥部,与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一起研究右路军北上的具体部署和行军路线。毛泽东决定派叶剑英为过草地的先遣司令。在讨论组织先遣部队时,他说:

  “还得叫杨成武来,他可以。”

  于是,前敌总指挥部决定由红1军2师4团为过草地的先遣团。

  8月17日,杨成武在侦察排十几个骑兵的护卫下,来到毛泽东在毛儿盖的住处,登上了一座藏式木架小楼。毛泽东正在俯看地图,闻声转身看了一眼杨成武,说:

  “你来了,很好。就等你来挂印呢,坐。”

  杨成武说:

  “毛主席,林军长要我直接到你这里来接受任务。”

  毛泽东指着木头墩子说:

  “坐下来,慢慢说。北上抗日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是中央研究了当前的形势后决定的。这一次你们红4团还是先头团。”

  他一手叉腰,一手指着地图让杨成武看:

  “现在,胡宗南在松潘地区的漳腊、龙虎关、包座一带集结了几个师,大筑碉堡。东面的川军也占领了整个岷江东岸,一部已经占领了岷江西岸的杂谷脑;追击我们的刘文辉部已赶到懋功,并向抚边前进;薛岳、周浑元部则集结于雅州(即雅安——笔者注)。如果我们掉头南下就是逃跑,会断送革命。”

  毛泽东右手往前一挥,说:

  “我们只有前进。敌人判断我们会东出四川,不敢冒险走横跨草地北出陕甘这一着棋。要知道草地是阴雾腾腾、水草丛生、方向莫辨的一片泽国,你们必须从茫茫的草地上走出一条北上的行军路线来。敌人是永远摸不到我们的底的,我们偏要走敌人认为不敢走的险路。克服困难最根本的办法,是把可能碰到的一切困难向同志们讲清楚,把中央为什么决定要过草地北上抗日的道理,向同志们讲清楚。只要同志们明确了这些,我相信没有什么困难能挡得住红军指战员。你们要尽量想办法多准备些粮食和衣服,减少草地行军的困难。向导找到了没有?”

  杨成武说:

  “我们找了一个60多岁的藏民当向导,准备以8名战士用担架抬着他带路。”

  毛泽东说:

  “这样好!要告诉抬担架的同志稳当些,要教育大家尊重少数民族,团结好少数民族。一个向导解决不了大部队行军的问题,你们还必须多做一些‘由此前进’并附有箭头的路标,每逢岔路,插上一个,要插得牢靠些,好让后面的部队跟着路标,顺利前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4方面军的294团已经编入你们团,你们必须搞好团结。团结是党的事业胜利的保证,你们搞好了整编后的团结,就是1、4方面军亲密团结的标志。”

  他嘱咐完了,就让杨成武到徐向前总指挥那里去一下,接受具体指示。

  杨成武从徐向前和周恩来那里回到毛泽东住所,中央保卫局长邓发问他吃饭没有?杨成武说,没吃。邓发便回到毛泽东房里端出来一个盘子,盘子里盛着6个小鸡蛋大的青稞面馒头,递给他说:

  “毛主席说,你一天没吃饭,还要赶几十里夜路,叫我把他的晚饭给你吃,吃饱了好回去工作。”

  杨成武心想,这是毛主席的晚饭,怎么好意思多吃呢?所以他只吃了两个就说什么也不再吃了。临走前,他对毛泽东说:

  “毛主席,等我们胜利的消息吧!”

  送走杨成武,毛泽东又向有关人员询问了部队有关粮食和衣服的准备工作。

  此前,前方部队给中央送来一头牦牛,警卫队把它宰杀后,将牛皮和内脏煮好分了,将牛肉晒成牛肉干当干粮,每人分一块。毛泽东吩咐说:

  “要首先照顾休养连的伤病员和老同志。”

  警卫队长分好后,派人一份一份送到每一个人的手里。贺子珍重伤后身体虚弱,警卫队长分给她的就比徐特立、谢觉哉、董必武几位老人稍微多了一点。毛泽东知道了,非常生气,立即把中央队秘书长刘英找了来,问她:

  “这是怎么回事?贺子珍的怎么可以比徐老他们多呢?”

  刘英说:

  “这事不是我管的,是邹队长分的。”

  毛泽东说:

  “你替我找他。我可不能特殊,一定要给这几位老同志补上。”

  刘英不敢怠慢,马上去找邹队长,把毛泽东的话告诉了他。邹队长为难地说:

  “哎呀,现在全都分完了,剩下的就是毛主席、张闻天同志他们几位了,这可怎么办呢?”

  刘英说:

  “毛主席说要补,可不敢不补啊!”

  邹队长没有办法,只好从几位领导人的份子里割了些下来,补给了几位老人。刘英将处理情况汇报给毛泽东,毛泽东这才放了心。

  8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的几位成员开会,研究工作分工问题,决定由王稼祥负责政治部工作,张闻天负责组织部工作,博古负责宣传工作,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凯丰负责少数民族工作。毛泽东提议,政治局成员每周至少开一次会议。

  这时候,张国焘又公然违反沙窝会议决议,提出左路军要西出阿坝,占领夏河、洮河,向青海、甘肃边远地区发展。在张国焘授意下,陈昌浩在右路军这边也对北进提出异议,要右路军西进占领西宁。

  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的成员不得不再一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贯彻沙窝会议精神。出席这次会议的政治局成员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周恩来因病没有参加。列席会议的有:李富春、徐向前、林彪、聂荣臻、李先念。

  张国焘、朱德、刘伯承均在左路军;叶剑英将要带领右路军先头部队先行出发,彭德怀率红3军殿后;他们都没有出席这次会议。

  毛泽东在扩大会议上首先作了关于夏洮战役计划的报告。他说;

  “根据中央关于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我军首先要北进夏河地区。而后,有两个行动方向,一个是执行夏洮战役计划,向洮河流域东岸发展;另一个是向黄河以西、青海、新疆、宁夏方向发展。我的意见,主力应当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而不应向黄河以西发展。向东是转入反攻,向西是退却。向西去,无论敌情、地理、民族、经济、政治等条件,都对我极其不利。敌人的部署,正是逼迫我军向黄河以西。向东发展,则可以洮河流域作为开创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基础。这一区域,背靠草地,四川军阀很难来,西北靠黄河,便于作战。同时,邻近青海的回民区,党的民族政策得当,回民不至于反对我们。如东进受阻,以黄河以西做战略退却,也是好的。因此,红军主力应向黄河以东,支队应向黄河以西去破坏敌人的封锁计划。洮河作战步骤,极大关系于将来的行动。我军应出敌不意,横跨草地,北出陕甘。”

  王稼祥、凯丰、林彪、博古、徐向前相继在会上发言,都表示赞同毛泽东的报告。王稼祥强调说:

  “不应把向东向西看成一个小问题,应克服一切困难,坚决向东发展。要达到夏洮战役的战略目的,左路军一定要向右路军靠拢,左路军的行动应以右路军的进展而转移。”

  徐向前说:

  “原则上的问题,中央早已决定,战略方针当然是向东。我军北出甘南后,应坚决沿洮河右岸东向,突破岷州王均部的防线,向东发展。万一不成,再从河左岸向西突击。”

  陈昌浩也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主张快速北进,集结最大的兵力,向东突击,以实现中央既定的方针。会议气氛良好,意见一致。毛泽东很高兴,他在会上作了结论,他说:

  “今天讨论意见是一致的,向东还是向西,是全局中的关键。首先,向东是积极的方针,我们必须采取这一方针。否则,将被敌迫我向西,陷红军于不利境地。第二,为配合全国红军、全国革命运动,亦应向东。第三,从洮河左岸或右岸前进,可视情况而定。如有可能,即采取包座至岷州的路线北出。这一路线可集中3个军,甚至全部集中走这条路线。昌浩同志所说最大限度集结兵力的意见,是正确的。占领西宁,目前是不对的。第四,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总之,必须坚决向东打,以岷州、洮河地区为中心向东发展,绝不应因遇到一些困难,转而向西。”

  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起草一个报告,以补充6月28日政治局在两河口会议上作出的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

  最后,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补充决定》。决定说:

  “在目前敌我具体的情况之下,为实现6月28日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基本的决定,要求我们的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甘陕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继续发展之有力的支柱与根据地。”“在目前,将我们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

  此时,蒋介石判断红军东出四川,也可能向西北行。如出西北,“松潘草地乃北面天然屏障,飞度不易,因此北堵南追,集中兵力封锁,红军插翅难飞。”薛岳也说:红军要想“通过软沙没人之草地,势有不能。”由此可见,“横跨草地,北出甘南”,是毛泽东布下的一招险棋,也是一招妙棋。

  8月20日和21日,毛泽东让徐向前、陈昌浩以他们二人的名义致电朱德、张国焘,告以毛儿盖会议做出的决定,提出左路军在占领阿坝后,不必肃清该地区之国民党军,可迅速向右路军靠拢,以便集中力量灭国民党军,北出甘南。徐向前与陈昌浩商量说:

  “张主席总与中央闹别扭不好,而且从军事上看左右两路集中兵力出甘南是上策。”

  于是,徐向前、陈昌浩在这两天里先后两次致电朱德、张国焘,把北出甘南的计划告诉他们,并说:

  “目前箭已在弦,非北进不可。”“弟意右路军单独行动不能彻底消灭有备之敌,必须左路军马上向右路靠近,或速出班佑,以便两路集中向夏、洮、岷前进。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关,盼立决立复示,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

  张国焘没有想到陈昌浩、徐向前不但没有执行他的指示,反而站到毛泽东一边说话,一时无奈,于是就按兵不动。

  8月21日清晨,王开湘和杨成武率领红4团向无边无际的水草地进发了。紧随先头团之后的右路军3万多人也踏上了生死莫测的水草地,走在大部队前面的是林彪的红1军主力,继后是中央机关、红军大学;中间是红4方面军的第4军、第30军和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的前敌总指挥部。毛泽东、张闻天、博古随第30军行动;生病的周恩来、王稼祥随彭德怀的红3军殿后。毛泽东交代彭德怀说:

  “想办法也要把病重的恩来、稼祥同志抬出草地。”

  红4团进入草地不久,就知道了草地的厉害。这里没有夏天,只有漫长的冬天,一年平均气温刚过摄氏零度,夜里则基本上都是天寒地冻,气温在零下六七度。而且草地的气候也变化无常,一会儿烈日当头,一会儿浓雾弥漫,一会儿狂风怒吼,一会儿冰雹盖脸,一会儿雨雪交加,一会儿大雨倾盆。王开湘和杨成武带领部队经过4昼夜的艰苦行军,终于走出了草地,又经过两天行军,才到达了目的地班佑。

  毛泽东一行人进入草地的第一天,正遇上风雨交加,他和警卫战士们的衣服都湿透了。这天晚上,大家在一条小河边宿营。战士们想让毛泽东避避雨,就把一条被单试着往一棵小树上栓,正忙着,毛泽东来了。他吩咐战士们把他担架上避风雨的油布支起来,又招呼着大家说:

  “来,咱们挤在一起睡吧。”

  警卫战士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说话。毛泽东知道他们的心思,就说:

  “你们是怕影响我睡觉吧?”

  有个警卫员回答说是。毛泽东指着正患痢疾的陈昌奉说:

  “假如让他淋在雨里,我能睡得着吗?你们想想,是大家好好地过草地好呢?还是影响一点我的睡眠好?”

  警卫们见拗不过毛泽东,就和他一起挤在油布下面睡了一夜。

  警卫员吴吉清曾回忆说:“一走进草地,情况就完全变了。天空像用锅底灰刷过一般,没有太阳;眼前是一望无际的茫茫草原,看不见一棵像样的树木,更没有一间房屋。如果一不小心,踏破了草皮,就会陷入如胶似漆的烂泥里。只要一陷进去,任你有天大的本事,也别想一个人拔出腿来。我因为性子急,走进草地不远,就碰上了这种倒霉的事儿,幸好被主席那宽大有力的手一拉,才摆脱了危险。一上来,主席就对大家打趣地说:‘别看他外表像个泥人,那泥里包着的可是钢铁’。”

  8月24日,毛泽东见张国焘依然按兵不动,就和张闻天反复商量,如何才能使张国焘转弯。尔后,他便去找徐向前、陈昌浩,询问如何才能催促张国焘带左路军上来。徐向前说:

  “如果他们过草地困难,我们可以派出1个团,带上马匹、牦牛、粮食,去接应他们。”

  毛泽东说:

  “这个办法好,一发电报催,二派部队接,就这么办。”

  于是,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联名致电张国焘,要他率左路军速出墨洼,向右路军靠拢;并令第4军31团准备粮食,待命前去迎接。任是老谋深算的张国焘再狡猾,至此也没话可说了,不得不率领左路军向草地前进了。

  在一次行军中,毛泽东发现路边的沟里有一些被丢弃的羊下水,就让炊事员捞上来,收拾收拾煮熟了,与身边的人一起打了一次牙祭。后来,警卫员王七九想给毛泽东补充一点营养,就从一个喇嘛庙里找来了一副腊羊架子,兴高采烈地说:

  “找到好吃的了,给主席改善伙食!”

  毛泽东问明情况后严厉地批评了他,命令他马上把东西送回喇嘛庙里,还要摆放到原来的位置上。

  吴吉清回忆起过草地的情形说:“几天来,主席不仅把担架和马让给伤病员乘坐,而且每天在行军八九十里途中,还要坚持工作。一路上,他不是和指挥员、战士们谈心,了解部队的思想情况,就是向伤病员询问病情,鼓励医务工作的同志想尽一切办法,加强医疗护理工作。并且一旦了解到伤病员因缺粮而造成的危难,主席就立刻指示副官处,利用中途休息的时间,杀掉几匹马,把马肉分送给各连队的伤病员。而他自己,每天和战士们一样吃着青稞野菜汤,不要一点马肉。”

  负责杀马的副官处的工作人员想让毛泽东吃一点马肉,可他们知道毛泽东的脾气,就趁毛泽东不在的时候,悄悄把一块巴掌大的马肉送到了警卫班。到了宿营地,警卫员拿出马肉,正想混着野菜煮给毛泽东吃,毛泽东瞧见了,责备他们说:

  “你们又打埋伏了!”

  他吩咐把这块马肉留给后边的病号戴天福吃。警卫员说:

  “小戴是重病号,一定能分到一块马肉的。”

  毛泽东说:

  “还是留下的好,万一他分不到马肉,不就可以补救啦!”

  正在此时,一位警卫员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向毛泽东报告说:

  “主席,小戴同志牺牲了。”

  说着,他拿出一块用纸包好的马肉递给毛泽东,流着泪说:

  “戴天福同志临死的时候,让我把他分到的这块马肉一定要交给主席。他说,他没有什么好牵挂的,只盼望革命早日成功。请您多多保重身体。他还让我转告警卫班的同志们,好好照顾您。”

  毛泽东抑制着悲痛,紧紧盯着那块马肉,半晌说不出话来。他慢慢摘下军帽,低下头为戴天福志哀。少顷,他把马肉包好,抬起头沉痛地说:

  “成千成万的烈士,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地牺牲了。这种精神一定会感动全国人民,感动全世界人民,来支持我们的正义事业。而这种正义事业是必定要胜利的。”

  在过草地的第5天,是长征中最艰苦的时候,部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已经断了炊,指战员们粒米未沾牙,个个饿得头晕眼花;毛泽东也只剩下了几小块青稞饼,这还是他一路上吃野菜节省下来的。正行之间,他发现两个战士无声地倒在了路边。他弯下腰去,温和而又亲切地拍拍他们,说:

  “同志,不能倒下去。”

  一个战士说:

  “我们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实在走不动了。”

  毛泽东默默地掏出那几小块青稞饼,送到两个战士手中,一字一顿地说:

  “吃吧,再走一天,就可以出草地了,无论如何要走出去。”

  他让警卫员牵过自己的马,把其中最弱的那个战士扶上马去,另一个让人搀着向前走。

  在到达班佑的前一天,聂荣臻曾对同事和部下说:

  “我们光在毛儿盖附近,前后就耽搁了1个多月,再不能在草地拖了。还是照毛泽东同志讲的,出甘肃,不然我们就要完了。”

  他又给殿后的红3军军长彭德怀、政委李富春发电报说:

  “1军此次因衣服太缺和一部同志身体太弱,以致连日来牺牲者约百余人。经过我们目睹者均负责掩埋,在后面未掩埋的一定还有,你们出动时,请派一部携带工具前行,沿途负责掩埋。”

  8月27日,右路军全部走过了草地。

  10天后,聂荣臻曾收到周恩来发给他的一份电报,电报中说:

  “据3军收容及沿途掩埋烈士尸体统计,1军掉队落伍与牺牲的在400人以上。”

  欲知红4方面军能否过草地,且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此次分兵,毛泽东特意把朱德、刘伯承等一批军事指挥员安排在左路军,为的是钳制张国焘,而把徐向前、陈昌浩安排在右路军,目的是拆散张国焘的核心力量,同时也可以随时教育他们,真可谓是用心良苦。而张国焘之所以同意这样安排,则是因为他认为由徐向前、陈昌浩控制着右路军,自己又控制了左路军,已经稳操胜算了。后人评价毛泽东,说他智慧超人,往往在最艰难的时候能把方方面面的问题和可能性及应对措施都考虑到,不愧是杰出的政治家、谋略家,此言不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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