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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巨献 毛泽东大传 第三卷 战地黄花 第39章

2020-05-20 18:00:13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东方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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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9章

  “有人说我们红军只会关上门打狗,怀疑我们在白区

  能不能打仗,可是你看,我们在白区不是打得蛮好嘛!”

  话说1932年4月20日,毛泽东和东路军总指挥部一道向漳州挺进,来到北溪岸边,迎面碰上了红32团政委杨成武。杨成武此时才刚刚18岁,一见毛泽东,就激动地说:

  “报告主席,我们团缴获了好多好多的日本造洋枪,有三八式步枪,20发驳壳枪,马克沁轻机枪,三七口径小钢炮。”

  毛泽东听了,非常高兴,勒住马缰,说:

  “缴到好武器,你们不要‘近水楼台先得月’,可要分一些给兄弟部队,‘有福同享’啊!”

  杨成武,1914年10月27日出生在福建省长汀县张屋铺下畲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0年入私塾,1923年转到上杭县回龙圩教会小学,后转入长汀县第一小学,毕业后考入长汀省立第7中学。1928年,他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1月参加闽西古城武装暴动并加入中国工农红军,任闽西红军第3路指挥部秘书、宣传队中队长;1930年3月被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第3纵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杨成武先后任红4军第12师秘书、连党代表、教导大队政委。

  且说是日晚,东路军各部逼近漳州城郊,敌师长张贞见大势已去,赶紧下令炸毁城中的枪械弹药库,率领残部连夜撤出城去,逃向闽粤边陲的诏安县,尔后又逃往厦门。

  漳州战役共歼敌第49师大部,俘敌副旅长以下官兵1674人,缴枪2300多支,子弹13万发,炮6门,炮弹4900发。一些战士还在战利品中发现了一些奇怪的机器——他们从未见过的也不知道怎样使用的无线电发报机。抢先攻入漳州的红11师(刘亚楼为师政委)先遣团还缴获了敌49师两架帆布双翅单引擎军用教练机。

  聂荣臻后来回忆说:“打赣州,没有打下来,吃了个大苦头。打漳州,打下来了,吃了个甜头。两者相距一个多月。两相比较,究其原因:赣州是敌人的强点,又有国民党大部队增援,再加上我们侦察警戒疏忽,所以吃了亏。毛泽东同志一开始就不主张打。漳州是敌人的薄弱点,毛泽东同志就赞成我们打,并且亲自指挥我们打,取得了胜利。所以,选择敌人的弱点打,应该是我们处于劣势的部队绝对要遵守的一个军事原则。此外,即使漳州打下来了,也不能引申说凡城市都可以打。普遍地攻打城市,在当时条件下显然是错误的。‘争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夺取中心城市’等口号显然更是战略性的错误。这是我跟毛泽东同志东征领会的战略思想。”

  这天晚上,毛泽东穿着一件长褂,头戴凉盔帽,乘坐一匹白马,跟在红军队伍中进入漳州城,遇见了正在指挥打扫战场的红10师政治部主任舒同。他握着舒同的手说:

  “我早就知道你了,看过你的文章,见过你的字。”

  舒同,字文藻、又名宜禄,1905年12月14日出生在江西省东乡县孝冈镇。1920年6月,他在家乡与进步同学成立“金兰同学社”,传播新思想、新文化;1921年8月考入江西省立第3师范学校,与李井泉等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5年发表《中华民国之真面目》,揭露北洋军阀政府所谓“民主”、“共和”、“自由”、“平等”的虚伪性;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共东乡县支部书记、县委书记;1930年9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红4军政治部秘书、红11师秘书长、中共赣东特委秘书长、红4军政治部宣传部长、红12师政治部主任、红1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参加了1至3次反“围剿”作战。舒同往往在休息时抓紧时间起草文稿,颇有“立马可待”之风。他还有个习惯动作,右手指总爱在膝头上比比划划练习写字,因此,他的裤子总是在膝盖处先破。他这一习惯是在行军打仗中的马背上养成的,毛泽东便送他一个雅号:“马背书法家”。

  毛泽东边走边从地上捡起一颗弹壳,轻轻地说:

  “战地黄花呵!”

  舒同会心地笑了。他为毛泽东具有如此丰富的情感世界和如此神奇的妙语所触动。

  毛泽东被安排在芝山南麓的一座别墅式红砖洋楼里休息。罗荣桓住在芝山半腰的一幢楼房里,邻近毛泽东的住处。聂荣臻和林彪则随东路军司令部住到省立龙溪中学的“干之楼”,从楼上西窗口可以看到毛泽东住的红楼。

  4月21日上午,毛泽东和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召开师级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了做“战役检讨”,又布置了进城后的任务。他偶尔甩动一下黝黑的长发,用右手扳着左手指,1、2、3、4有条有理地告诉与会指挥员们,要进行抗日宣传、筹措军费、扩充红军和开辟闽南苏区。谈到筹款问题,他把政策界限讲得十分清楚。他说:

  “没收官僚兼地主兼资本家财产;对民族资本家和中小商人采取捐助的办法。”

  4月22日,毛泽东在漳州给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发电称:

  “南靖一线,张贞大部消灭,达到剪除粤敌一翼之目的。这不但对巩固闽西、发展闽南游击战争、援助东江红军有帮助,且因漳州海口之占领,影响时局甚大,有调动粤军求得战争之可能。”我东路军当于最短时间,“发展闽南游击战争,筹足百万以上经费,准备消灭入闽之敌。”

  他在电报上还说:

  “闽南剥削奇重,工农小商深恨地主军阀到绝,红军入漳,市民拥看若狂。”

  这一天,毛泽东召集红3军、红4军和东路军总部连以上干部会议,总结前一阶段作战经验,他说:

  “有人说我们红军只会关上门打狗,怀疑我们在白区能不能打仗,可是你们看,我们在白区不是打得蛮好嘛!”

  打下漳州后下一步该怎么办? 毛泽东清醒地估计到东路军的力量是有限的,不可能长期固守漳州,所以他在报告目前形势、布置下一阶段工作时,确定在新区的工作方针是:

  公开宣传,秘密组织。只有在原先有游击武装基础的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创造小红军,建立小根据地。在漳州则是只发谷物,而不建立政权、不分土地。

  4月23日,东路军在毛泽东指导下分兵在漳州、石码及漳州所属的龙溪、海澄、南靖、漳浦、长泰等县广泛发动群众,宣传抗日,并在一些地方组织工农革命委员会,打土豪、筹款子和物资,扩充红军队伍。还组织人力将一些战利品运送回闽西苏区。

  毛泽东发现有的部队在打土豪时,将戴礼帽、穿西服、拿手杖的侨眷当做土豪抓起来,就在他住的楼前草坪上召开了一次连指导员以上的干部会议。他说:

  “你们抓错了许多人,第一个原因,没有很好做调查研究。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抓人权、打人权。”

  红32团政委杨成武第一次听到毛泽东讲“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感到特别新鲜。只听毛泽东接着说:

  “第二个原因是听不懂本地话……”

  毛泽东教育大家分清什么叫土豪,指示部队赶紧清查,抓错的要马上放人,要赔礼道歉。他要求在漳州筹款60万,因事关重大,就让罗荣桓亲自抓一抓。

  会后,毛泽东指定聂荣臻、罗荣桓分头到各军、师去,检查纠正筹款工作失误的落实情况。驻扎在石码的红4军政委罗瑞卿,也回到部队传达毛泽东的讲话,教育部队要把抓错的人放了,还要赔礼道歉。仅一个红33团就放了100多名抓错的人,他们向那些被抓错的人一一赔礼道歉。

  4月下旬的一天,龙溪县筹款委员会在芗城东厢打锡巷旧商会举行会议,罗荣桓特地挤出时间前去参加。上午8时,会议开始了,罗荣桓讲话先自报家门:

  “我叫罗荣桓,在东路军政治部工作。红军是抗日的,日本人打到我国门内,中国人就要起而抗之。我们红军的臂章写着‘抗日救国’,也用行动贯彻我党的抗日主张。红军抗日就要军费,漳州工商界人士都要救民族于危亡,我相信大家都会踊跃捐款,相助抗日的革命队伍。”

  他的话音一落,与会者鼓起阵阵掌声。负责各商界同业的筹款委员,当场都认定了捐款数额:10万、7万、2万、1千……,一下子就筹到了几十万光洋。

  罗荣桓回到芝山红楼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连声说:

  “好,好!捐助政策能坚持,民族资本家会拥护我们的。”

  罗荣桓说:

  “政策开了路,我想,如数捐助不成问题。”

  毛泽东在漳州期间,还会见了地方党负责人罗明、邓子恢、蔡协民、王占春,指导组建闽南工农革命委员会和红3团的武装队伍。

  4月27日,毛泽东指导闽南地方党组织通过召开工农和各界代表会议,在漳州成立了临时政权机关——闽南工农革命委员会。

  就在此时,厦门市委秘书长曾志也赶来漳州,找到了红4军军长王良,王良把她送到政治部罗瑞卿那儿,罗瑞卿派了辆大卡车送她到东路指挥部,总指挥林彪和政委聂荣臻热情地请她吃晚饭。饭后,林彪派人带她去见毛泽东。她一进毛泽东的办公室,发现蔡协民也在这里。毛泽东十分热情地说:

  “我一直在想着你们,没想到你们来得这么快!巧得很,蔡协民也来了,你们俩就住在我这里,我搬到旁边的房子里去住。”

  曾志说:

  “我是奉厦门中心市委之命,前来打前站的。中心市委觉得应该把机关迁往漳州来,让我先来看一看。”

  毛泽东沉思片刻,说:

  “我们的部队在漳州到底能呆多久现在很难说,市委要迁过来就过来吧,来了再说。”

  此后,曾志曾陪同毛泽东到龙溪中学图书馆里寻找书籍。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图书馆,毛泽东在书堆中翻出了不少有用的好书。

  曾志在回忆录中说:“我发现毛泽东对书情有独钟,爱书如痴,见好书如获至宝。在图书馆里他一边翻书一边说,这个好,那个好,埋头在书堆里整整呆了两天,挑出了好多书,恐怕有好几担书,什么内容的都有。”

  “曾志,给我找个箱子来,”毛泽东嘱咐曾志:“我们把这些书带走。”

  曾志装了好多箱子书,让人搬上卡车,运回了中央苏区中心的瑞金。

  毛泽东将要事处理一毕,在警卫员陈昌奉、吴吉清的护卫下,兴致勃勃地来到城南机场,观看缴获的两架飞机。他高兴地说:

  “这下好啊,红军有了自己的飞机。我们一起坐飞机飞回红都,不要靠两条腿了。”

  一句话说得陈昌奉和吴吉清眉开眼笑。

  东路军进入漳州后,伙食和装备都有了很大改善,唯独毛泽东除了书籍增加了好几倍外,其它一切还是老样子,吃的天天都是豆芽和白菜,盖的还是那床连毛都磨光了的旧毯子,袜子已经换了两三次袜底。曾志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她在去邮局拿报纸时,口袋里还有几枚伙食尾子,就买了2双黑线袜子送给毛泽东穿。她还从没收来的物品中捡回了两双女式胶鞋,两条肥皂,还有一包土纸包装的巧克力,兴高采烈地交给毛泽东,说是要毛泽东带回江西给贺子珍。

  不久,厦门中心市委书记王海平率市委一帮人进驻漳州,立即开展工作。曾志负责起草了一份《告漳州同胞书》,请毛泽东亲笔作了一些修改。她利用这个机会,向毛泽东提出要求,想回部队工作。

  据曾志回忆说:“我那时不过21岁,充满着革命热情,非常不适应白区憋屈的生活,一心向往着军队里的战斗生涯。我向主席表明心迹,他同意了,但一定要征得中心市委书记王海平的认可。王海平最后也答应了,放我走,我好不高兴啊!心想终于又能扛枪当女兵了!”

  可是就在这时候,厦门中心市委做出了一个决定:在漳南成立漳州中心县委,由蔡协民任县委书记。会后,蔡协民单独找到王海平说:

  “要我到县委去可以,但我有个条件,让曾志也去,否则我搞不好工作,负不起责任。”

  王海平一听可就犯难了,已经答复毛泽东,同意让曾志回中央苏区工作。他思来想去,只好还去找毛泽东,请毛泽东做工作。毛泽东就把曾志找了来,告诉她说:

  “我本来是同意你回中央苏区工作的,但是如果蔡协民带着这样的情绪去漳南,势必会影响工作。他的身体不好,确实也需要你在他身边照顾。为了工作,我看你还是和蔡协民一起去创建新苏区吧,那也是很重要的工作嘛!”

  他怕曾志不同意,又故意说:

  “开辟新苏区很艰苦,一个共产党员要勇于承担这个任务。回苏区只是做一部分工作,而在这里是开辟,是创造,意义更大。”

  劝将不如激将。年轻好胜的曾志自然不愿意让人说她回苏区是逃避艰苦,尽管心里是一百个不乐意,但毛泽东既然这样说,她也就只好答应留下来。

  两三天之后,蔡协民、曾志将出发去闽南的小山城了,毛泽东特意设晚宴为他们夫妇饯行。他破例叫警卫员买了一只大红公鸡,还打开了一听从江西带来的还没舍得吃的牛油罐头。毛泽东如此真诚,使得曾志十分感动。

  此一别也有分教:壮士热血洒闽土,巾帼苦尽方归宗。

  后来蔡协民于1934年在漳州英勇牺牲,曾志在1939年12月回到延安后才又重新见到了毛泽东。

  再说1932年5月3日,毛泽东就苏区中央局转来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4月14日《中央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以个人名义复电苏区中央局,率直地陈述了他个人的意见。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信中说:“日本占领满洲是帝国主义新的瓜分中国的开始,是进攻苏联的危险的步骤”,“反苏战争的危险是箭在弦上”。国民党政府“正在积极地向着中国苏维埃与红军做全线的新的总进攻”。党的任务是“扩大苏区,消灭国民党的武力,是给帝国主义的直接打击,是与帝国主义决战的准备,是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是真正地拥护苏联的革命斗争”。“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各个苏区党目前的主要危险”。

  毛泽东在复电中写道:

  中央局:

  电悉。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第一,3次战争和日本出兵之后的统治势力,特别是蒋系,已经受到很大的打击,对于我们只能取守势防御的攻击。至于粤敌,亦是防御攻击性质。绝不应夸大敌人力量,以为敌人还有像去年3次进攻给中央苏区以大摧残的可能,而且,在战略上把自己错误起来,走入错误道路。第二,在3次战争以后,我们的军事战略,大规模上决不应再采取防御式的内线作战战略。相反,要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我们的任务是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胜利,似要以消灭敌人为前提。在现时的敌我形势下,在我军的给养条件下,均必须跳出敌人的圆圈之外,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才能达到目的。去年的战略,要用到现在就是右倾机会主义了。此次东西两路军的行动完全是正确的。东路军深入漳州决不是主要为着筹款,西路军的分出也没有破坏集中的原则。我们已跳出敌人的圆圈之外,突破了敌人的东西两面,因而其南北两面也就受到了我们的威胁,不得不转移其向中区的目标,向着我东西两路军的行动。我西路军今后应采取完全主动的动作,用各种方法调动敌人,集中兵力打它弱点,各个消灭敌人,达到全局胜利。东路军今后的任务,是要坚决地打击粤敌。

  毛泽东

  列(3日)

  5月初,漳州有不少知识分子向罗荣桓提出要参加红军。

  夜深了,毛泽东和罗荣桓还在研究接受知识分子参军问题。从名册上看,有高捷成、李子芳、苏静、苏精诚等,一共100多名。他们当中有美术家、小提琴家、教员,还有几十名台湾籍的爱国青年和南山的几名和尚。毛泽东想起在红军进入漳州后,闽南知识界就曾给他写过建议信,提出红军应当招贤纳士,便对罗荣桓说:

  “知识界建议我们‘招贤纳士’,我们红军队伍能容五湖四海,对这批‘贤士’,可以尽招而纳之。这批贤士,我看,是不是请罗明带到苏区去?”

  正说话间,罗明带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总工会李代表上楼来了。毛泽东指指罗明,笑着对罗荣桓说:

  “你看,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

  原来,罗明到漳州后就住在毛泽东楼下,二人常来常往。今天晚上他和李代表研究了漳州工人代表团赴苏区参观问题后,一同上楼来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拿起一叠信递给罗明,风趣地说:

  “统统是秀才们的荐贤信,要我们招贤纳士。刚才我说,红军能容五湖四海,广招而纳之。你们要带工人代表团去苏区,能不能也带上他们?”

  罗荣桓插话说:

  “我和主席刚刚商量,就看你的了。”

  罗明说:

  “闽西我路熟,沟沟坎坎一清二楚,带路不成问题。”

  5月5日,中央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李克农奉周恩来之命,来到漳州将红15军军长黄中岳逮捕。同时被逮捕的还有:张少宜(15军副军长,红军学校总教官)、萧世俊(15军参谋长)、高达夫(15军经理处副处长)、李聘卿(红5军团经理处会计科长)、蔡佩玉(红军学校俱乐部管理员)。

  几天后,李克农又奉命将正等待出国,请假在汀州视事的季振同逮捕。

  其间,被逮捕的还有:牛冠甫(14军参谋长,红军学校总教官)、刘佐华(冯玉祥与季振同的联络代表)。

  这次事变的起因是3月12日中革军委在重编红1、3、5军团时,将原红5军团3个军完全分离,深深刺痛了5军团一部分领导人。作为红5军团总指挥的季振同,顿时陷入了被人分割的痛苦之中,尤其是一种不被人信任、且被人提防的感觉,令他时时感受到耻辱,于是便提出了辞职的请求,并要求到国外去学习。他的拜把子兄弟15军军长黄中岳受他的影响,在漳州战役期间思想上也产生了波动,想离开部队另谋去处。黄中岳还曾私下说过“我这次到前线去,干多少就多少,拖不动就算了”一类的话。

  季振同、黄中岳及一部分下属对中革军委的不满,引起了苏区中央局的高度警惕,便以“反革命”罪将他们逮捕关押。此时的季振同和黄中岳等已是百口莫辩,任人宰割了。

  5月9日下午,以梁柏台为主审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二审开庭,复审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一案。

  此前,谢步升利用职权贪污打土豪所得的财物,偷盖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管理科公章,伪造通行证,私自贩运物资到白区出售,谋取私利。他还为谋妇夺妻掠取钱财,秘密杀害干部和红军军医。

  谢步升案发后,毛泽东尚在苏区,对谢步升一案非常关注,听取了梁柏台等人的汇报,力主严惩该犯。他指示说:

  “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

  瑞金县苏维埃在5月5日对谢步升一案进行公审,判处其死刑。谢步升不服判决,向临时最高法庭提起上诉。在5月9日这一天,经梁柏台等复审,判决结果依然是:“把谢步升处以枪决,在3点钟的时间内执行,并没收谢步升个人的一切财产。”

  这是红都瑞金打响的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惩治腐败分子的第一枪。

  5月11日,周恩来在长汀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毛泽东批评中央指示信的复电。会议做出了一个只“唯上”不“唯实”的决议。决议中说:

  “目前事变的发展,更加证明了国际与中央分析的完全正确与中央局估量的绝对错误。”中央局“自去年3次战争胜利以来对于目前政治形势的估量,犯了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对积极向敌人进攻,迅速地夺取中心城市与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便发生很大的迟疑和等待”,“这种保守倾向更加助长了农民中落后意识与保守观念的发展。”“‘真正地开展两条战线上的斗争’,这首先就须彻底纠正中央局过去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5月12日,罗明和李代表率领漳州工人代表团一行19人及到苏区的知识分子,从漳州启程前往长汀。

  几天后,罗荣桓抖动着手中的《红色中华》,告诉毛泽东说:

  “漳州工人在长汀,报载了!”

  毛泽东微笑着说:

  “见了,见了。”

  罗荣桓又将刚刚收到的电报内容,报告毛泽东说:

  “工人代表有半数要求参加革命呢。”

  “好啊!”毛泽东神采奕奕地说:“说明这次东征行动,我们的党、红军是耸动远近视听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都来啦。”

  就在这时候,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对毛泽东新的一轮攻击又来了。

  5月20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给苏区中央局发了一份很长的指示电,点名指责毛泽东在3次反“围剿”中所采取的战略是“纯粹防御路线”,“游击主义”;说“泽东及其他纯粹防御路线的拥护者”们的“消极态度”,“将削弱我们的防御力量与不能扩大与巩固苏区”,“可以引出极大的危险结果与苏区土地之丧失。”“过分估计与夸大敌人力量”的“纯粹防御路线”和“红军中游击主义的坏的残留”,是当前“极大的危险”、“主要的危险”。

  指示电同时批评周恩来到苏区后“有些错误已经纠正,或部分地纠正,在某些工作上有相当地转变”,但是还没有“彻底转变,或者还未开始,或者没有达到必要的成绩”。“目前应该采取积极的进攻的策略”,“夺取一二中心城市”。

  周恩来面对中央的严厉批评,被迫作了检讨,承认自己“犯了不可容许的迟缓、等待这样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5月27日,东路军接到中革军委总参谋部发来的一份通报,通报中说:

  陈济棠正在广州召开军事会议,“有勾结广西军阀共同进攻赣南和闽南之意;又悉,敌19路军正开赴福建途中。”

  5月29日,中革军委命令东路军撤离漳州地区,回师赣南与粤敌作战,保卫中央苏区。

  聂荣臻奉命先行。毛泽东要他必须及早赶到苏区中央局所在地长汀城。于是,聂荣臻决定乘坐那一架修复好的飞机前往中央苏区。杨成武担心他的安全,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

  “政委,你就这么冒冒失失飞回去?还不知道驾驶员可靠不可靠哩。”

  聂荣臻微微一笑就上了飞机。他知道,驾驶飞机的是一位朝鲜籍的可靠战士。就这样,他第一次乘坐红军第二架军用飞机(被命名为“马克思”号。红军第一架军用飞机是鄂豫皖根据地的红4方面军在1930年春缴获的,被命名为“列宁”号),安全飞往长汀,后又飞抵红都瑞金。当电波传来“平安到达”的消息时,毛泽东放心地笑了。

  1932年6月5日,中革军委发布军事训令,要求:

  “1、5军团主力应先与河西3军团相呼应,解决入赣粤敌,在可能条件下占领梅岭关,再沿江北上,占领赣州、吉安、樟树,以争取南昌为目的。”

  毛泽东等人即遵命率领红1、红5军团分两路由龙岩地区向西进发,在路过福建武平县大禾圩地主的土围子时,红4军军长王良遭到冷枪袭击而不幸牺牲,年仅27岁。

  王良,原名王化赅,字傅良,1905年出生于四川省綦江县永城乡,1924年考入上海持志大学,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26年到广州入黄埔军校第5期学习,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1929年1月随军转战赣南、闽西,先后参加大柏地、长岭寨等战斗。1930年6月后,他先后任红1军团4军1纵队司令员、10师师长、11师师长,参加了第1、第2、第3次反“围剿”。

  王良牺牲后,由周子昆接任红4军军长。

  6月中旬,苏区中央局在长汀召开会议,研究贯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指示。会后,中革军委取消了东路军和西路军,恢复红1方面军番号,红1、3、5军团均由红1方面军总部指挥。朱德兼任总司令,王稼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叶剑英任总参谋长,总政委职位空缺。

  毛泽东在军内没有职务,继续以“政府主席”名义随军行动。

  6月下旬,红1、5军团到达赣南安远县天心圩等地。根据红1方面军总部命令,红军各部冒着酷暑,长途行军,赶到广东南雄乌迳地区。

  1932年7月8日,红1方面军总部发出《准备歼灭由南雄出犯之敌张枚新师的命令》,令红5军团歼灭张部,同时打援,相机夺取南雄城。

  7月8日上午,由军长陈伯钧、参谋长朱良才指挥的红1军团前部红15军与粤敌张枚新第4师在南雄县水口圩附近遭遇,发生激战。

  这天下午,红5军团在董振堂、萧劲光率领下,赶到黄坑附近,得知乌迳之敌已沿浈水南岸向西退却,遂改向水口方向截击,击溃敌两个团,敌退至水口布防。

  7月9日,粤军余汉谋命其第4师固守待援,同时命其独立第3师和独2旅共6个团由南雄悄悄驰援水口。加上原4个团,该敌兵力已增至10个团,而红5军团并没有察觉。

  是日晚,董振堂与萧劲光、赵博生、刘伯坚等在指挥部召开团级以上干部会议。萧劲光首先作了战斗动员,他说:

  “同志们!这是我5军团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单独作战。我们要保持宁都起义的荣誉,向兄弟部队看齐,为了苏维埃的胜利,不惜一切牺牲,坚决消灭这股敌人。”

  接着,董振堂作了战斗部署,他说:

  “今天我们成功地将敌人拦在了水口,1军团正在行军途中,离此地还有两天的路程。我们要设法拖住这股敌人,不要让他们给跑了!估计敌我明天必有一搏,因此我命令13军担任正面的防守,徐彦刚军长率3军在浈江南岸迂回,随时从侧翼打击敌人。”

  7月10日一早,粤军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向红13军前沿阵地扑过来,战斗异常激烈。战场上硝烟弥漫,尸横遍野。敌人数次出动成团的兵力进攻未果后,便把矛头指向南岸的红3军。红3军不善防守,几个回合下来伤亡较大,尤其是8师的干部伤亡殆尽,部队一度失控。3军军长徐彦刚同政委、参谋长都上到前线与敌肉搏,情况岌岌可危。关键时刻,军团长董振堂率警卫连增援上来,硬是将已突入阵地的敌人打了回去。

  战至中午,敌人毫无退却象迹。参谋长赵博生从红13军阵地匆匆赶回指挥所,对董振堂说道:

  “老董,看来水口敌人不止4个团呐!”

  董振堂将血迹斑斑的上衣往旁边一甩,边挽袖子边说:

  “我看也是,先不管那么多,仗已打成这样了,谁先退谁吃亏,先设法拖住这股敌人,待1、3军团赶到,给他们‘包饺子’!”

  正说着,警卫员跑进来报告:敌人又进攻了!董振堂抄起望远镜来到观察口,只见敌人漫山遍野沿浈江两岸又攻了上来。他扭头对赵博生说道:

  “老赵,敌人很凶呀。”

  赵博生笑了笑说:

  “你没听说过,湘军虎,粤军狼啊!”

  董振堂咬咬牙说:

  “咱们这次要逮住这条恶狼,狠揍他一顿,打得它永远也不敢再踏入苏区半步!”

  说罢,抄起家伙就要出去。赵博生将手一拦道:

  “老董,上哪去?”

  董振堂急切地说:

  “都什么时候了,老赵!3军那边伤亡很大,我必须去那里看看。”

  赵博生说:

  “不行,你是军团总指挥,你哪儿也别去,3军那边由我带队增援!”

  董振堂说:

  “你戴着眼镜目标大,不能去,你别再与我争了!”

  赵博生擦了擦那副眼镜,对身边的警卫战士说:

  “你们都听着,给我看好了总指挥,不许他再踏出指挥所半步!”

  说完即带着几个参谋匆匆赶往3军阵地。

  这天下午,战斗更加激烈。赵博生在3军阵地上亲自指挥战斗,左臂中弹负伤。激战一直持续到晚上7时,粤军才停止了进攻。

  此时,应红5军团的请求,红1、红3军团和红12军,正奉命紧急驰援水口。

  7月11日拂晓,粤军又开始了进攻。董振堂沉着应战,指挥部队利用浈江两岸有利地形,给敌军以一次次沉重的打击。

  7月12日,毛泽东随红1军团和红12军赶到水口战场。他来到5军团指挥所召开会议,听完萧劲光、董振堂的汇报后,决定由林彪率领红1军团增援南岸的红3军,红12军增援浈江北岸的13军,同时命令各部到达指定位置后,马上出击,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坚决消灭敌人。

  作战部署完毕,董振堂谨慎地说:

  “主席,我有点儿事想找您一下。”

  看到董振堂欲言又止的模样,毛泽东笑了,说:

  “董将军,有事尽管说!”

  董振堂一直惦记着关押在瑞金的季振同、黄中岳等人,便鼓起勇气说:

  “季振同、黄中岳二人起义参加红军以后,虽有些旧习气,发过点牢骚,但据我所知,他们并无背叛红军的行动。再说宁都起义他们都起到了重大作用,思想是积极的,作战也是勇敢的。我想他们如确有背叛行为,我们当向全军宣布,予以讨伐,绝不姑息。若只是思想作风问题,还望主席予以教导便是。他们对您都是信服的!”

  此时季振同、黄中岳等人被关押在瑞金,还没有宣判,而毛泽东则一直是随军行动,不知道后方的处理结果,况且他已被排除在领导核心之外,不好向董振堂表态。他略加考虑,安慰董振堂说:

  “我们会查清此事,正确处理的,要相信组织。在此之前,我希望你与博生同志要多做工作,稳定原西北军同志们的情绪。”

  董振堂点点头,说:

  “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全力做好这个工作!”

  后来在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前夕,为纯洁内部,甩掉“包袱”,中央政治保卫局奉博古、周恩来等“三人团”之命,将己囚禁达两年半之久的季振同、黄中岳等9人杀害于瑞金九堡的大山之中。季振同年仅33岁,黄中岳尽30岁。

  且说送走毛泽东后,董振堂与萧劲光会同12军的领导开始了紧张的战前部署。

  由于红3军团未能及时赶到,敌我双方兵力基本相当。总攻开始了,红5军团战士们手持大刀,与粤军肉搏,使敌受到重创。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粤军在几路红军排山倒海的攻势下支撑不住,开始向南雄溃逃。

  红军乘胜追击。毛泽东也手握一支驳壳枪,加入了追击的队伍。他个子高大很显眼,被萧劲光看到了,赶紧跑上前去阻止说:

  “主席,您这样太冒险了!不能追了。”

  并命令警卫员保护他撤往后方。毛泽东摆摆手说:

  “溃退之敌,追追何妨!”

  说着又冲了上去。萧劲光顿时急了,赶上前去用手一拦,严肃地说:

  “毛泽东同志!请你尊重我的指挥权!”

  毛泽东先是一楞,继而笑道:

  “你这个萧劲光,好霸道!我也是红军指挥员,你指挥你的,管我作甚!”

  说完又往前冲去。萧劲光无奈,只得率警卫人员紧紧跟在他后面,以防不测。

  水口圩一役,红军主力击溃了粤军10个团,毙敌3000余人。据战后统计,仅阵地前被红5军团指战员用大刀砍死的敌人尸体就有上千具之多。此役沉重打击了粤军,从此再也不敢与红军为敌了,从而彻底稳定了中央苏区的南翼。但红军损失也十分惨重,仅红5军团13军就伤亡团长7名,连排干部损失近半,战士1000余名。划归红1军团指挥的15军44师师长王鸿章也在这次战役中牺牲了。

  王鸿章是陕西人,早年加入西北军,曾任26路军第27师参谋处处长。宁都起义时,他坚决响应赵博生、董振堂等人的号召,率领79旅集体参加起义;加入红军后,不久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率部先后参加了赣州、漳州战役。在水口战役中,他率队冲锋,不幸腹部中弹,英勇牺牲。

  据时任红5军团政治部宣传干事的黄镇回忆说:“英勇的红5军团与数倍与我的粤敌精兵10个团血战3天3夜。狭窄的一条浈水,血流成河,到处是尸体和受伤的战士,山谷里杀声震天,尘埃蔽日。”

  亲历这次战役的罗元发将军则回忆说:“当水口之敌向我军反攻时,师政治部主任刘型同志要我去前面随部队行动参加战斗。我一到前线,便随部队从侧翼向敌人发起了进攻。战士们都脱光了上衣,先是用枪打,子弹打光了,就扔手榴弹,然后举着大刀向敌人冲过去。这是一场真正地肉搏战,伴随着‘嘿!嘿!’的喊杀声和刀枪的碰撞声,战士们越杀越勇。敌人被我们的大刀吓坏了,打了几个小时后,战场上留下了横七竖八几百具敌人的尸体。大小河沟里的水也被血染红了,敌人惊恐万状,纷纷逃命。”

  聂荣臻也回忆说:“水口战役是著名的恶仗,双方伤亡之大,战场景象之惨烈,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罕见。尸横遍野,对于这次战斗来说,并不是过甚之词。红5军团白天打仗,夜间还要在野地露营,许多同志疲劳过甚,倒头便睡,第二天拂晓,才发现是和尸体露宿在一起了。有的战士夜间口渴,摸到河沟去喝水,有一股血腥味,第二天拂晓一看,河沟里的水泛着红色。”

  水口圩之战一是由于红5军团误判敌情在先,二是因为红3军团未能及时赶到战场在后,兵力没有真正集中,虽将粤军击溃,但缴获不多,打成了同敌人拚消耗的战斗。后来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第6节《集中兵力问题》中总结说:

  “1932年7月广东南雄县水口圩地区打陈济棠的作战吃了兵力不集中的亏。如像水口圩一类的仗,本来一般算作胜仗,而且还算作大胜仗(击溃陈济棠10个团),然而我们历来就不欢迎这种胜仗,在某种意义上简直还可以说它是败仗,因为没有缴获或缴获不超过消耗,在我们看来是很少意义的。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水口圩战役后,红1方面军奉命进至粤赣边界的南雄、信丰一带,休整一段时间,准备渡江北上,迎击进犯的国民党军。

  北上作战如何打?毛泽东和苏区中央局又产生了意见分歧。

  欲知毛泽东与苏区中央局的分歧怎么解决,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本传前面曾说到红5军团在1932年1月下旬因不实传言发生了骚动,在紧要关头,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一部分领导人决定派部队武力解决。与之相反,毛泽东则十分珍视这一支刚刚从国民党军中暴动反正的革命武装力量,一言定风波,这才避免了一场火并和血腥屠杀。但红5军团毕竟是在劫难逃,仅仅数月之后,季振同、黄中岳等9位重要领导人又被苏区中央局以“莫须有”罪名逮捕了。在关押了近两年半之后,他们最终还是被“三人团”以纯洁内部、甩掉“包袱”为由残忍杀害了。联系到袁文才、王佐被冤杀,红20军的悲惨命运及在“左”倾路线“肃反”中刘士奇等无数的革命领导人被处死,这一类不忍卒读的故事,常常使笔者唏嘘不已!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群群投身革命的志士,没有战死沙场,却倒在了自己阵营里的“同志”的脚下!我曾想,倘若有人能写一部《冤魂录》警示后人,不也是一件很有教育意义的事情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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