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 文章中心 > 文史-读书 > 历史

毛泽东拿党章宪法抗议刘邓的内幕

2020-05-05 11:21:23  来源: 百韬网   作者:百韬网
点击:    评论: (查看)

  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毛泽东深刻地观察和注意到六十年代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官僚主义现象,毛时代并不是那么的“黄金般璀灿水晶般透明”。新中国建立十多年后,对工农的压迫又出现了,最极端的就是打骂农民和克扣农民的伙食,对工农的剥削也出现了,除了“合法”的特权以外还有不合法的贪污盗窃。当时北京编译所译出并出版了《被背叛的革命》及《新阶级》这两本书,作为“绝秘”版提供高干作为内部参阅资料,此举在政治上是意味深长的。德热拉斯五十年代的名著《新阶级》以及托洛茨基的著作《被背叛的革命》,这两本书都于60年代在中国作为灰皮书出版,在高级干部中流传。这两本书对社会主义社会中官僚主义现象有深刻分析,当时给许多阅读过这两本书的人以深刻的印象。1962年在中共8届10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新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存在阶级矛盾和斗争的问题,这是对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已无阶级矛盾这一正统理论的正面冲击。但是,部分领导人对毛的这一提法解释为针对当时已处在被剥夺和无权利的贱民地位的“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

  毛发动了四清运动,不开展这场斗争,“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对此宗旨,领导层并无异议。但在具体对象及方法上却是南辕北辙,最终导致了毛刘的决裂。

  当时毛早已退居中央领导层的二线,由刘少奇领导日常工作。因此,四清运动主要是由刘少奇推动的。刘少奇在后《十条》公布后,就派其夫人王光美到河北桃园大队蹲点,并亲自给以指导,炮制出“桃园经验”,搞扎根串连、秘密工作方式,这实际上是他在一九四七年土改中提出的“一脚踢开基础”、“搬石头”打击基层干部等错误的重复,只不过“有过之而无不及”罢了。“桃园经验”经中央批准实施后,

  在1964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进行期间,中央常委于12月20日开会讨论社教运动的对象问题,会议召开之前,邓小平建议毛泽东,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在工作会议进行期间,刘与毛发生了尖锐争论。毛强调不可搞得打击面太宽了,“要把那些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我就是怕搞得太多,搞出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七亿人口就是一亿四,那恐怕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毛将斗争的对象直接指向了干部队伍,党的官僚组织。这与后来发动文化革命的斗争目标是一致的。但对此,刘为代表的政治局多数是持有根本异议的。刘认为,主张走资主义道路的人,不能称作为一个“派”。斗争矛头,不能指向党的干部组织,指向国家机器。他主张在四清中保护干部,矛头主要指向社会下层的“地富反坏右”(即文革中所谓“黑五类”)。刘认为,主要要整下面,整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整社会上对体制不满的敌对力量。

  在会议上,当毛主张运动必须针对当权派时,刘一直表示反对。他针对毛插话说:“情况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好。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要什么都上升为敌我矛盾。”

  戚本禹作为当事人之一,对1964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的毛刘决裂一幕作为真实可信的记述。当时在讨论“二十三条”的时候,主席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时候,刘少奇当场就提出来,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说出来听听。毛主席当场就点了两个人的名,说煤炭部的张霖之和地质部的何长工就是。戚本禹回忆说,在会上,刘屡次打断毛的发言。当时气氛非常紧张,绝非简单的意气之争。

  这些举动,激怒了毛泽东。因此在此次会议进行中,毛泽东戏剧性地带了一本党章、一本宪法来到会上。他摇动党章,说:“作为党员我有开会权。”摇动宪法,说:“作为公民,我有言论权。”他指着刘邓说:“这里有两个人,一个不叫我参加会,一个不叫我讲话。”这一举措,实际是在党的高级领导层前公开暴露了毛泽东与刘、邓的分歧和矛盾。

  不仅如此,在会议的第二阶段,毛泽东尖锐地直接抨击刘少奇。 1965年1月3日 ,三届人大高票(几乎全票)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当天,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小会上批刘的夫人说:“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死开会。有的同志集中15000人搞一个县(指王光美的四清工作团),我看是搞了烦琐哲学。” 1月13日 ,毛泽东同一些省区的负责人谈话说:“去年10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我总感到要出问题。我讲了以后,一路上从天津到南京,经过许多地方都没听到反应。”毛泽东还批评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一个是邓小平和中央书记处,一个是李富春和国家计划委员会。

  面对着党可能发生分裂的危险,在周恩来的协调下,刘少奇在政治局会上检讨说:对毛主席不够尊重。但是,毛没有接受:“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不让步的。”后来毛主席对江青说,以前,刘少奇对他不是这样的。即使有不同的意见,也总是很委婉的说的。而现在是我说一句,他就顶我一句。戚本禹写道,我原来也不满意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但只是把它看作是一个工作方法的问题。为什么毛主席会跟刘少奇产生这么大的分歧,还专门把陈伯达从农村叫回来写二十三条呢?后来才理解了,毛主席和刘少奇这个“繁琐哲学”的问题的根本分歧,毛主席主要是要解决领导干部中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并把这个问题看作是对社会主义事业最具有危险性的。而刘少奇则根本否认党内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他把运动的方向是指向了在群众和基层干部中所存在的这样那样的问题去了。现在看来,这确实是路线之争。刘少奇这个人还是值得敬佩的,他有自己的一套治国理念,并为之进行了公开的抗争,而不是像某些人那样明里不说,暗下黑手。他之所以公开反对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因为这个目标太醒目了,太准确了,太通俗了,直指他本人和他的路线。他感到危及到他的地位。这是一次重大的交锋。

  尽管会后毛泽东的主要观点被中央工作会议所通过,写入由他委托陈伯达、王力等起草而由毛最后审定的《23条》之中。但是,政治局多数人仍然不同意“四清”运动的矛头应主要针对当权派、整干部。刘邓还是抗着不照《二十三条》办,继续搞《桃园经验》。

  会议最明显的结果是毛刘的最终决裂。一九七0年十二月十八日,斯诺问毛主席:“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毛主席回答:“一九六五年一月,23条发表。23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斯诺在文章中这样评述:“毫无疑问,'两条路线'是存在的。是个人争权的斗争吗?人情的因素是不能完全同客观政治现实分开的,但是,毫无疑问,毛和刘之间的冲突首先是由于,两个人对于伟大的中国革命的方法和目标的考虑在实质上是不相同的。”一个外国友好人士的理解,不是胜过我们的许多同志吗?

  1965年1月,毛泽东对农机部长陈正人社教蹲点报告的批示中,讲了这么一段话:“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这些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这段话中最为引人注意的是毛泽东所提出的“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一概念。在此之前,毛在《政治经济学读书谈话》中曾提出过革命后的“既得利益阶层”,在“九评”中提出过“特权阶级”。这个新概念显然是上述概念的发展。毛讲的这些话,对当时中国的政治领导层无疑是一种深刻的震撼,但也因此受到了一些官员们强烈的反对和抵制。当这些领导人拒绝他的批评告诫而继续坚持这条现实主义的路线时,毛认为这表明这些领导人已成为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代表人。

  由于自上而下的社教运动不可能真正触动走资派,毛只得发动了自下而上的文革。而刘少奇又一次派夫人王光美坐镇清华大学,掀起了一场全校性的“反蒯斗争”。更参照“四清经验”,将蒯大富开除团籍。1966年8月24日以刘少奇儿子刘涛等高干子弟为首的当时清华唯一的红卫兵组织──清华大学红卫兵与北京市老牌的中学红卫兵一起联合进行文革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所谓的“革命暴力行动”。突然间用皮鞭、棍棒、口号和“语录歌”武装起来的大批红卫兵,以集团军的形式浩浩荡荡从校外开进清华园,以暴力冲击清华大字报区,用皮鞭驱散看大字报的群众,在对清华重要的大字报进行拍照之后撕光整个清华的所有的大字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广大师生员工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宏大的暴力斗争阵势,因此整个清华乃至整个北京高校区都笼罩着浓重的政治恐怖气氛。清华园内,从此“反革命”、“反党分子”大批涌现。大批学生被批、被斗、被带帽。如果不是毛回京后目睹此景,愤怒地贴出大字报,宣称要炮轰刘的司令部,那么,文革就会变成一场加强版的反右运动了……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 支持红色网站!」

红歌会网 SZHGH.COM

感谢您的支持与鼓励!
您的打赏将用于红歌会网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传播正能量,促进公平正义!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