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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巨献 毛泽东大传 第三卷 战地黄花 第27章

2020-04-22 15:14:44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东方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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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7章

  “第1军团行到牛行车站,因江西敌人顽皮得很,找不到打,赣中群众又没起来,决定以夺取长沙进攻武汉之目的开到湖南。”

  话说在1930年8月3日,湖南军阀何键在沅江集中了15个团的兵力,在帝国主义军舰的掩护下,从株洲、湘潭、宁乡、湘阴等地向长沙反攻。

  原来在中原大战中,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为了配合北方的冯玉祥、阎锡山,率部进攻湖南,占领了长沙。后来在湖南省政府主席、第4路军总指挥何键部反攻下,桂系军队主动撤出长沙。7月27日,彭德怀领导的红3军团同湘鄂赣边独立师趁何键乘胜追击桂系各部之机,以红8军第1纵队纵队长陈毅安为攻打长沙的前敌总指挥,乘虚占领了长沙城。

  8月3日这一天,毛泽东决定率领红1军团由江西进击湖南。军团总指挥部在奉新发布了《先取浏阳进略长沙的命令》,命令中说:

  “南昌之敌仍守防御工事中,尚不敢向我前进。湖南何键部于7月19日由长沙向平江移动,有对我第5军前进之势(由此可见,毛泽东此前并不知道红3军团已经成立,也不知道红3军团在7月27日占领了长沙。下边所说的他给中央的信亦证实了这一点——笔者注)。武汉白军悉数北上,参加蒋阎战争。”“本军团以绝对急进攻击敌人之精神,决先取浏阳,进略长沙,以威胁武汉,拟于本月5日,由此地(奉新、安义)出动,沿途工作,向浏阳前进。于本月9日以前,到达上高城、宜丰城、会市之线(在此期中各部得以1天或2天时间休息),限于本月16日以前,到达万载县城西北之大桥圩(赤色区域)集中。沿途均须工作筹款,以9号以前到达宜丰城,16号以前到达大桥圩为限。”

  毛泽东在给中央的信中写道:

  “报载何键向5军前进,我军为达到消灭敌人援助5军,开展湘鄂赣之交的大局计,乃决定去浏阳击敌,直取长沙,由株萍路回师袭击赣敌(我们此时预计敌兵已集中向我),夺取吉安,再回南浔,进攻武汉。”

  8月4日,何键部已进到长沙的南、西、北郊区。蒋介石的第77师亦由鄂入湘,向长沙逼进。

  8月5日,陈毅安指挥红8军第1纵队在新河、经武门、浏阳门一线阻击敌军一昼夜。

  8月6日拂晓,彭德怀被迫率领红3军团撤离长沙。因军团政治部未能及时撤出,陈毅安又奉命率纵队向城里再次发动攻击,以接应军团政治部外撤。激战中,他不幸腰中4弹,英勇牺牲。

  8月10日,中共中央致信长江局,命令红3军团反攻长沙。命令红1军团等各部分别进攻南昌、九江、武汉。

  这个长江局是在8月1日设立的,以项英为书记,任弼时为组织部长,朱瑞为秘书长,周以粟为军委书记,刘伯承兼任军委参谋长。

  中共中央在给长江局的信中,描绘出了一幅美妙的革命前景。信中写道:红3军团“仍须积极反攻长沙,猛烈地扑灭何键,采取进攻策略,迅占岳州,向武汉进迫。2、6军亦须向武汉进军。……3、4军如下南昌占九江,则应与8军取联络,通武汉,以使在红军的进攻下取得与工人力量的会合,在敌人忙于应战时,武汉举行伟大的暴动,以夺取政权。……如南昌下后,全国革命委员会应在南昌成立,并可暂由毛泽东任主席。”

  就在8月10日这一天,毛泽东、朱德发布了《由宜丰向万载集中的命令》。于是,红1军团即沿着高安、万载大路及其北侧,向长沙方向西进。行军途中,毛泽东在上高县城一个破旧教堂里开了一个直属队干部会,向直属机关干部作了一个报告,讲了革命形势发展情况,解释了这次行动的意义。

  8月18日,红1军团到达万载黄茅。毛泽东得知在湘赣交界的文家市、孙家段一线驻有何键部第3纵队4个团,态势较为孤立,便决定抓住这一战机,集中兵力,采取奔袭战术,歼灭该敌。他和朱德立即在黄茅发布了《进攻文家市的命令》。命令中说:

  “军团以肃清该敌残部然后攻取长沙岳阳之目的,拟先歼灭该线之敌。全线总攻时间定于20号晨拂晓(5时前后)。”

  毛泽东对战斗作了具体部署,红1军团即分兵3路,向文家市包围攻击前进。

  就在此时,红3军团派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来到红1军团联络,报告了情况。毛泽东由此得知,红3军团在7月27日占领了长沙,8月6日被迫撤离,正向平江方向转移,目前正在何键的左、中、右3路纵队追击中,而文家市、孙家段一线驻军正是敌之右路军。袁国平还说,贺龙所部红2军团受命攻打武汉,也已经失利了。

  毛泽东让袁国平带回一封指示信,说是红1军团正在攻取文家市,可解红3军团之围,要彭德怀等人率部到浏阳县永和镇一带与红1军团汇合。

  8月19日,毛泽东在黄茅写了一封《给赣西南特委转闽西特委并转中央的信》。他在信中写道:

  红1军团进占樟树后,“此时抚州有敌二团,戴岳部则有新淦渡来樟树之势,若去攻抚州,抚州敌人必然跑走,打不到手。若直进南昌,则敌人主力没有消灭且在我军后,南昌又四面皆水,于势不利。故乘虚渡河向南昌之对岸前进,攻牛行车站为目标,举行八一示威。经高安于7月30日,到达万寿宫、石子凌、生米街、离南昌30里一带,派了两个纵队,于8月1日到达南昌对岸,攻击牛行车站。敌人在南昌城不还一枪,不出一兵。我们此时找不到敌人打,既不能攻南昌,八一示威任务已经达到,遂向奉新、安义散开工作,发动群众,筹款,做宣传等。”

  8月20日拂晓,红1军团各部按照预定计划,在当地赤卫队配合下以突然强袭之势三面围攻文家市,经过3个多小时激战,歼灭湘军3个团1个营1个机枪连,俘虏官兵3900多人,内有旅长1名、团长两名,击毙击伤1000余人,湘军第3纵队几乎全军覆没。第3纵队司令兼第47旅旅长戴斗垣因身中两枪,团长田应棠身中6枪,被俘后双双毙命。

  湘军溃退时丢下的一部电台还在工作,红军战士们从来没有见过这玩意儿,感觉很奇怪,就把它给砸坏了。毛泽东听说后非常惋惜,他说:

  “这就是游击主义的破坏性,要制止战争中的破坏行为非经过长期的教育不行。让所有部队今后注意,缴获了电台,一定要好好看护,不准破坏。”

  8月23日,红1军团按照毛泽东先前和红3军团的约定,乘胜向北进至浏阳东北部之永和镇,等候红3军团。

  8月24日,毛泽东又写了一封《给赣西南特委转闽西特委并转中央的信》。他写道:

  红1军团“因江西敌人顽皮得很,找不到打,赣中群众又没起来,决定以夺取长沙进攻武汉之目的开到湖南。8月20日3路攻击文家市之敌,我军损失虽不多(官兵伤亡700人,大队支队二级干部负伤颇多,柯武东同志阵亡),但敌之3个团1个营及1个机枪连兵力被我消灭殆尽,俘虏官兵3900多名,内旅长1名,团长两名,敌官兵伤亡1000人,缴得步枪1400支,水机枪2挺,机关轻机关等17挺,驳壳枪100余支,子弹也补充了。”

  就在8月24日这一天,红3军团从长寿街南进,来到永和镇与红1军团会师。这是彭德怀率部与毛泽东、朱德等人的第3次会师。

  8月25日,红1、红3军团两个前委在永和镇举行联席会议。彭德怀提议将两个军团合编在一起,成立第1方面军和总前委,便于统一指挥。

  联席会议遂决定将红1、红3军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方面军,总兵力达3万多人,由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朱云卿任总参谋长,杨岳彬(1934年底叛变投敌,见后)任总政治部主任;成立第1方面军总前委,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林彪、谭震林、邓萍、袁国平等为总前委委员,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并根据中共中央8月10日的指示,成立统一指挥红军与地方政权的全国革命委员会,委员35人,毛泽东任主席。

  红1军团总指挥部由方面军总部代理,朱德兼任总指挥,毛泽东兼任政治委员,朱云卿任参谋长,杨岳彬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3、第4、第12、第20、第22军。

  第3军:军长黄公略,政委蔡会文,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毛泽覃。

  第4军:军长林彪,政委罗荣桓,参谋长陈奇涵,政治部主任李涛。

  第12军:军长罗炳辉,政委谭震林,参谋长林楚,政治部主任谭政。

  第20军:军长曾炳春,政委刘士奇,政治部主任谢汉昌。

  第22军:军长陈毅,政委邱达三。

  红3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委,邓萍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5、第8、第16军以及炮兵团。

  第5军:军长邓萍(兼),政委张纯清,政治部主任吴溉之。

  第8军:军长何长工,政委袁国平(兼),参谋长卢匿才,政治部主任柯庆施。

  第16军:军长孔荷宠,政委黄志竞,政治部主任吴天骥。

  在成立红军第1方面军时,毛泽东为安排红4军政委一职颇费脑筋,他需要为23岁的军长林彪挑选一个合适的搭档。林彪打仗灵活,但他的性格古怪,个性强,平时沉默寡言,别人很难同他共事。他自担任28团团长以来,同历届党代表大多搞不好关系。这一次重组红4军领导班子,毛泽东考虑到红4军第3纵队政委罗荣桓是一个老实人,在武昌中山大学读书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红军队伍里又表现出了一个政工干部的优秀品质,既有很强的原则性,又能顾全大局,一向对己严,待人宽,正是和林彪可以互补的好搭档。尽管不少人为此捏了一把汗,但毛泽东还是毅然任用了他。

  且说永和整编后,红3军团就李立三8月10日命令红军“反攻长沙”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彭德怀、袁国平等主张执行中央的命令,红8军参谋长兼4师师长卢匿才则反对强攻长沙。

  卢匿才,又名卢义才,上海工人出身,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派遣到苏联学习军事,1929年回国后由中共中央派到红5军工作。

  卢匿才反对强攻长沙的理由是:敌人守备力量充足,红军缺乏攻坚装备。他主张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没想到这一正确主张却遭到了彭德怀、袁国平等人的强烈指责,有人说他是“托派”,还有人说他在一打长沙时“按兵不动”,遂被军团处决。

  黄克诚曾回忆说:卢匿才是因为反对攻打长沙,被以托派罪名处决了。王平则回忆说:第4师全师集合,由政委石恒中宣布上级命令:卢匿才一打长沙时按兵不动,作战不力,特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随即就命人在稻田里把师长用刀给砍了。

  此时,毛泽东也主持总前委开会,讨论中共中央“反攻长沙”的命令。毛泽东“对这项政策表示疑问”。因为红3军团从长沙撤出后,长沙城内外敌人兵力已经猛增到30几个团,挖壕筑垒,设置电网,布下了3道防线。他说:

  “红军的装备和训练都不宜打阵地战”。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如果硬要攻打强大的敌军,“其结果将是红军全部消灭”。

  但毛泽东的“这些看法都被否决了”。此时多数干部坚持城市中心论的主张,他们认为,按照中央指示精神,红1、红3军团应该立即再战长沙。袁国平说:

  “3军团一个军团也能打下长沙。现在,方面军已有三四万人,两个军团会合打,你们害怕什么?你们1军团不敢打,只开到附近,就站在一边看,作预备队助助威就成了。我们3军团单独打。”

  他还说:

  “你们既不打南昌,又不打长沙,还执不执行中央命令?”

  毛泽东的意见被否决了。此时的形势虽然很严峻,但多数领导人的意见迫使他不得不做出让步。为了团结红3军团,也为了中央的命令,他决定暂时忍耐和等待,于是便提出先试一试看。最终,总前委作出了第2次进攻长沙的决定。

  就在这个时候,周恩来、瞿秋白已经先后于8月25、26日由莫斯科回到了上海。8月29日,中共中央又发出《给长江局并转湘省委,湘鄂赣前委及行委的信——关于再度占领长沙的战略与政策的指示》,指示命令红1、红3军团主力再度集中进攻长沙。

  彭德怀、袁国平等人的意见的确是与中共中央不谋而合的。而毛泽东在二度进攻长沙之前就已经预见到战局将会不利。朱德曾经说:“毛泽东的长处,就是在事先就知道上海中央的命令行不通,长沙是不易打下的。因此,已在思想上作好转变的步骤,即说服红军指战员从长沙撤退。”

  8月28日下午9时,毛泽东、朱德在永和镇签署发布了《攻击长沙的命令》。命令中说:

  “据报敌之主力闻我军前进,狼狈退到塱梨市、黄土岭、东山一带,有企图顽抗我军之模样。”“长沙城东南附近之乌梅岭、黄土岭、猴子石一带略有简单工事,菱仲铺、龙头铺间有少数敌军。”“本方面军仍以攻取长沙、消灭何键部队之目的,决以明(29)日占领枫树河、新桥、落霞坪、菱仲铺、龙头铺之线,向长沙攻击前进。”“各部于明日到达指令之地点后,应即准备刀斧锄等,并没收土豪水牛或出钱收买农民之水牛,以备攻击敌阵地上的障碍物。”

  《攻击长沙的命令》中何以要各部“没收土豪水牛或出钱收买农民之水牛,以备攻击敌阵地上的障碍物”?此时红军中缺乏的是重武器,毛泽东出于无奈,只好采用古人的战法,使用火牛阵攻敌了。

  命令发出后,毛泽东来到浏阳河畔镇头村北视察部队,红3军团政委滕代远把王震和徐洪介绍给他。毛泽东一时还没有认出眼前这位大胡子青年,只是诧异地重复了一声:

  “王震?”

  “报告毛委员,我原名叫王余开,也叫过王正林,我们游击队的秀才们说用王震的名字响亮,用这个名字发出布告,震动大,能镇得住地主、老财和民团,就建议我改成这个名字。”

  毛泽东眉毛一挑,说:

  “喔,久闻大名哩!用你的名字散发了不少传单、布告,是不是?”

  王震微笑着点点头。毛泽东接着说:

  “传单、布告的文字都很有功底么!”

  “我是个大老粗,没喝过几瓶墨水,你看到的那些传单、布告,都是我们的那些秀才们写的哩。”

  由于不便长谈,王震还不好意思把他早已认识毛泽东的事说出来,便打住了话头。原来,王震于1908年4月11日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一个农民家庭,因家境贫寒,几度辍学务农。13岁到长沙,先拉人力车,后当铁路扳道工,不久,接触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1924年后,他担任粤汉铁路工会岳段分工会执行委员、工人纠察队队长。1926年10月,王震和同事有幸护送毛泽东到长沙清水塘湘区委驻地,受到了毛泽东的教育。从此,王震暗暗下决心,这一辈子跟着毛泽东。第二年,王震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5月转入中国共产党。不到20岁的王震,面颊上的胡须十分茂盛,他对付胡子的办法是:你不让我露脸,我也不让你露头。他早也刮,晚也刮,结果,胡子越刮越密,越刮越稠。1929年,王震到家乡组织特区委、游击队,头发、胡子一齐留,自然,“王大胡子”的绰号就非他莫属了。后来,他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湘东独立一师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目前是某师政委兼第8军代政委。

  8月29日,红1军团为左路,红3军团(缺16军)为中路,红16军为右路,3路红军以坚决执行命令的果敢精神向长沙推进。

  红1方面军进抵长沙近郊,方面军总部进到新桥,发现敌人主力陆续向易家湾集中。

  8月29日上午8时,毛泽东、朱德在新桥发布了消灭易家湾之敌乘胜强占长沙的命令。

  命令发出后,毛泽东闻报敌人企图冲出碉堡群,从侧后袭击红军。

  8月30日,毛泽东、朱德发出消灭出击之敌的命令。然而敌人龟缩在防御圈内,并未有出击的动向。

  8月31日,毛泽东、朱德发出“拟以诱歼出击之敌,然后乘胜攻长沙”的命令。敌人还是没有出击的动静。红军指挥员们求战心切。毛泽东试图说服这些人,但他们根本听不进去。毛泽东火了,一拍桌子,吼道:

  “你认为可以打,那就由你当总前委书记好了!”

  此时连朱德也失去了等待的耐心,劝毛泽东说:

  “这个样子,不打也不行了。打就打吧,打完就算了。”

  毛泽东无奈,只好再一次妥协。

  1930年9月1日下午8时,方面军总部发布了《围攻长沙总攻击的命令》,定于9月2日发起全线总攻击。

  作战命令发出后,毛泽东从获取的一份敌军作战文件中得知,敌军正集结10个团的兵力向红军出击。于是,他和朱德立即改变原定全线总攻长沙的计划,决定在敌出击线上歼灭之。

  9月3日下午,红军果然打了一个漂亮的围歼战,歼灭了由猴子石出击之敌七八百人,俘敌官兵1000余人。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胜利。

  9月4日,毛泽东、朱德发出诱敌出击准备围歼的命令。

  9月5日,毛泽东、朱德发出诱歼两路之敌的命令。

  毛泽东两次设计诱敌,敌军都没有上当。此后,何键部更是固守不出。红军一些领导干部急了,便一再要求强攻。

  9月10日,毛泽东、朱德在田心桥方面军总部发布了《强攻长沙的命令》。命令中说:

  “方面军决强攻该城,夺取城垣,并定于本晚8时向二里碑、乌梅岭、黄土岭一带之敌阵地施行总攻击。”

  一场强攻长沙的激战开始了。红军指战员们勇往直前,猛烈冲杀,可每一次冲锋均被阻击于敌人的电网之外。正是由于缺乏攻城重武器,红军久攻不克。

  毛泽东提出,攻击部队暂时撤离攻击位置,向长沙东南郊散开,避免与强大的敌人正面硬拼,以免红军伤亡过大,然后再诱敌出来,以便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

  红3军团负责人终于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指战员们想尽一切办法攻城,还是一点效果都没有,最后不得不采用毛泽东预备的“火牛阵”,冲击敌人设置的电网。他们将几百头牛一字排开,在牛尾巴上绑了蘸了汽油的棉花,点燃后,迫使牛群向电网冲击。可没想到乱冲乱闯的火牛有些被敌人的机枪打死了,有些则冲回了自己的阵地,反而伤害了不少红军战士。

  毛泽东为如何才能引导围攻长沙的部队撤下来,颇费琢磨。总前委指挥部在攻打长沙的日子里几乎天天开会,天天争论。毛泽东以攻打长沙失利的事实,反复说明弱小的红军不能进攻敌人较强的中心城市,否则是以卵击石,会导致红军覆灭。一系列的会议,一次又一次地争论,都没有能使彭德怀等人认识到红军还不具备攻坚战和阵地战的条件。

  红军的伤亡越来越多。红1军团损失干部一百几十名,士兵1600多人;红3军团也伤亡了1000多名。国民党的援军又从各方面赶来了,形势对红军已经十分不利。正在此时,中央军委长江局又传来了张发奎的援军已经进到湘潭的消息。毛泽东因势利导,当即提出:先消灭张发奎的援军,然后再夺取长沙,进攻武汉。这一提议如果实现的话,就可以把红1方面军调到机动的位置上了。

  毛泽东的这个提议,妙就妙在并没有放弃攻打长沙和武汉,所以就得到了坚持要打长沙的干部们的赞同。他的目的终于达到了。

  9月12日,毛泽东、朱德发布了《撤围长沙后进占萍乡株州待机的命令》。命令宣布说:为实现“再夺取长沙进攻武汉之目的”,方面军决定“占领萍乡、攸县、醴陵、株洲等处待机。”

  有史家曾评论说,毛泽东“这一步骤,扭转了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一次严重的危机。他们推翻了李立三路线,亦即党中央委员会所通过的政策,而命令部队从长沙撤退。”

  红1方面军撤围长沙后,驻守长沙的国民党第4路军总指挥、湖南省清乡司令何键立即进行了疯狂反扑。本传在第二卷中已经说过,这个积极反共的刽子手,早在“马日事变”之时,双手就沾满了革命人民的鲜血。如今他接连遭到红军攻击,更是恼羞成怒,红军一走,便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人。一时间,报纸上连篇累牍刊登着枪毙共产党要犯的消息,腥风血雨笼罩着闷热的长沙城。

  何键对朱毛红军又恨又怕,对毛泽东更是恨之入骨。他四处张贴告示,悬重赏捉拿毛泽东和朱德等人。毛泽东后来对斯诺说:

  “我听到一个故事,说我老家的农民相信我不久就会回到家乡去。有一天,一架飞机从上空飞过,他们就断定飞机上的是我。他们警告那时种我地的人,说我回来看我的地了,看看地里有没有树木被砍掉。他们说,如果有砍掉的,我一定会向蒋介石要求赔偿。而且,湖南农民都知道我的名字,因为悬了很大的赏格不论死活要缉拿我、朱德和其他红军领导人。”

  何键还派特务假扮风水先生,暗中打听毛泽东的祖坟在何处;又派军队到韶山挖毛泽东家的祖坟。已经脱党的毛宇居和韶山的乡亲们,利用滴水洞山高林密的地理条件,深夜把毛翼臣的墓碑取下来,移至附近的虎歇坪大石鼓地下,又把挖墓碑的坑穴填平,栽种了花草,还在毛翼臣的坟墓旁边修了几座假坟;同时也保护了毛顺生和文七妹的合葬墓。就这样,毛泽东的祖坟才得以保存下来。

  后来在1986年,韶山为使旅游者们饱览滴水洞的风光,在修建滴水洞别墅通往虎歇坪的便道时,于9月28日在一个长满荆棘杂草丛生的地方,挖掘出一块高3尺、宽1尺、厚3寸的墓碑,上面刻的是:

  中华民国元年壬子夏月吉镌

  显考毛公冀臣老大人之墓

  男 贻昌 孙 泽东 泽铭 泽淋 敬立

  于是,有关部门便将毛泽东祖父毛翼臣的墓进行了重新修复。

  再说何键同时也把罪恶的魔爪伸向了隐蔽在板仓乡下的杨开慧母子。他悬赏大洋1000元,捉拿“毛泽东的妻子杨氏”。何键的武术训练班教官、特务头子范瑾熙是板仓人,范瑾熙派暗探余连珊化妆成贩卖陶罐的小商贩,在杨开慧的家乡福临铺、清泰乡、板仓一带盯梢。在群众的掩护下,机敏的杨开慧带着3个孩子东躲西藏,不断变换住处,也曾到六舅向明卿的老家躲藏过一段时间,这才躲过了敌人的几次追捕。

  9月13日,总前委在株州召开会议,初步总结了攻打长沙的经验教训。总前委决定:部队撤至江西袁州(也称宜春)地区,以红1军团夺取吉安,红3军团进至清江一带威胁南昌,阻击援军。

  9月13日下午8时,毛泽东、朱德发布了红1方面军第1军团向吉安集中的训令——《关于夺取南昌的第一期方案》:“1、我方面军接受中国共产党中央指示,在争取革命暴动首先在武汉胜利夺取全国政权的前提下,在汇合江西千百万工农民众集中进攻的策略下,猛烈地最火速最勇敢地夺取南昌南浔路以至湖口,消灭鲁涤平及江西反动统治,截断长江,封锁长江,向右进攻南京,向左保障夺取武汉之任务,决定了夺取南昌的第一期方案,以第1军团攻取吉安,第3军团略取峡江、新淦。2、本军团决于明(14)日由此地(株洲)出动,沿途分散工作,任务是发动群众筹款和缝制被服。行军工作的日期一共17天,限于本月30号全军团到达吉安之延福乡集中。”

  9月14日,红1军团开始向萍乡、攸县、醴陵3县进发,并在3县筹款,发动群众,建立政权。

  部队终于从对长沙久攻不克的困境中走了出来。正如郭化若后来所说的:这正是毛泽东“在打文家市前夕就想好了的战略计划腹案的实现。”

  9月17日,毛泽东在醴陵以红1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名义写报告给中央。他写道:

  “围困长沙16天,大战数昼夜,战线延长30余里。9月3日,将敌之出击者完全击溃,从此缩入战沟,不敢出来一步。到9月10日,我军第二次总攻不得手。9月12日,始决议向醴陵撤退。把敌军30团以上的威风完全打落,使之不敢正眼看我红军。同时,给全国以颇大影响,则是这一次战争的胜利。”

  “二打长沙未能得手,原因在于:1、未能消灭敌人主力于打工事之前,敌共有31个团之众,我在文家市、猴子石两役,虽已消灭敌兵在5个团以上,但大部队尚未消灭,即退入城壕,因此,敌有余力守城。2、群众条件不具备,城市无工人暴动,无士兵暴动以为响应,粤汉路、株萍路及对河群众没有起来,不能断绝敌之水陆交通,不能封锁敌人之经济及军事运输。3、技术条件不具备,敌人工事是欧式的多层配备,铁丝网、壕沟等八九层,我们只有肉搏,没有重炮破坏敌之工事,通讯器具如无线电等,我们也没有,以至两个军团联络不好,因而失机。以上3点是没有打进长沙去的原因,而以第一点为主要原因。”

  “1、3两个军团现在每月需款40万以上,目前给养业已告罄,必须萍、醴、攸3县筹款20万元左右方能支持半个月。同时,萍、醴、攸数县的地方工作,对于夺取湖南政权、打通湘赣联系颇为紧要(这3县均是白色,群众失败情绪颇重),故两个军团从9月14日一起以12天在3县筹款,并帮助地方党部发动群众建立党与团的组织,建立苏维埃,建立赤卫队。12天后,第1军团由安福进攻吉安,第3军团由袁州进攻樟树。夺取吉安、樟树前后,要解决新兵补充问题,要调20军、22军向北前进,配合广大群众,猛力进攻南昌、九江,占领南浔路。”

  这正是:贤统帅谋划智者之策,羽扇轻摇大挪移。

  莽将军徒逞匹夫之勇,气壮似牛又如何?

  欲知红1军团能否打下吉安?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高压之下,在大部分军事领导人的挤兑之中,非常巧妙地把部队撤离了长沙,把待机萍、攸、醴说成是为了实现“再夺取长沙进攻武汉之目的”,尔后又提出了“夺取南昌的第一方案”,最终打破了“左”倾冒险主义的信条及其在军事领导人中间的影响,将数万红军指战员的生命从危机中挽救了出来,从而实现了他发展革命根据地的战略目的,充分显示出了一个大革命家的非凡的胆略。而他在9月17日写给中央的报告也很值得认真一读,不仅有理有据,而且既真实也很有趣。每当我看到他说在长沙“把敌军30团以上的威风完全打落,使之不敢正眼看我红军”,说筹款补充新兵后要“猛力进攻南昌、九江,占领南浔路”,联想到后来红1方面军的一系列活动,往往忍不住掩口而笑。诸君若不信,请往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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