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 文章中心 > 文史-读书 > 历史

毛泽东抗战书信的基本内容和历史作用

2020-12-17 10:52:12  来源: 湘大毛研中心   作者:苏秀珍
点击:    评论: (查看)

  摘要

  毛泽东抗战书信,内容十分丰富,是他与党内同志、党外朋友、外国友人和亲属故旧交往的重要反映,突出了团结抗战的主题,同时还论及重要的政治原则、理论观点、方针政策以及党性修养、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学习方法等。这些书信反映了毛泽东开阔的视野和卓越的见识,对有关人事产生了潜移默化乃至直接深刻的影响,有力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业以及党和人民军队的建设。对这些书信开展学习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价值。

  毛泽东的抗战书信,是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珍贵文献,主要收录在《毛泽东书信选集》一书中,也有一些散见于《毛泽东年谱(1893—1949)》《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毛泽东文集》以及《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中。其中,《毛泽东书信选集》总计收录了372封书信,而有关抗战者约占全部书信的三分之一。“由于过去长期处于革命斗争的艰苦环境,毛泽东的不少书信已经散失。特别是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五年期间的书信,现在收集到的很少。”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毛泽东抗战书信只有从1935年到1945年间的100多封,1931年至1935年间的书信还比较鲜见。

  一、毛泽东抗战书信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抗战书信,是抗战中他与党内同志、党外朋友、外国友人、亲属和故旧交往的一个反映,书信的内容十分丰富,突出了“团结抗日”的主题,不少书信还论及重要的政治原则、理论观点、方针政策以及党性修养、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学习方法等。

  (一)致国民党政要的书信:关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西安事变前后,毛泽东在给国民党政要的书信中,力促他们加入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阵营。比如,1935年11月26日,他致东北军第57军军长董英斌,“东北军将领虽铸‘九一八’大错,然而今日者固犹是食中华之粟,践中华之土。东北军之与红军,固犹属中国境内之人,何嫌何仇而自相斫丧”,并提出商洽东北军不打红军,红军亦不打东北军等三项约定。同年12月5日,他与彭德怀联名致信第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凡愿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鄙人等无不乐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

  1936年初,毛泽东与周恩来、彭德怀联名致信国民党第84师师长高桂滋,提出两军各守原防,互不相犯;互相接济所需物资;互派代表在共同基础上订立初步的抗日讨卖国贼协定等谈判合作条件。

  5月25日,毛泽东分别致信国民党山西实力派首脑阎锡山和晋军第72师师长李生达、第68师师长杨效欧,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指出“停战议和,共赴国难,实为今日之天经地义”,红军愿与晋军寻求某种程度之谅解,在抗日救国之大方针下合作。8月13日,他致信第17路军总参议杜斌丞,“弟等一再呼吁,要求全国不分党派,一致团结御侮……时机已熟,正抗日救国切实负责之时,先生一言兴邦,甚望加速推动之力,西北各部亦望大力斡旋”。

  8月14日,毛泽东一日连写七信,分别致信韩复榘、张自忠、刘汝明、宋哲元、宋子文、傅作义、易礼容。他审时度势,尽可能寻觅抗战同道中人。例如,在给旧友易礼容的信中,他不是叙旧,而是托以重任,“上海工人运动,国共两党宜建立统一战线,共同对付帝国主义与汉奸,深望吾兄努力促成之”。

  9月8日,预判到国共合作为期不远,毛泽东又连书三信,分别给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国民党第3军军长王均和甘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希望他们认清时局,竭力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9月22日,他致信广西籍政要李济深、李宗仁和白崇禧,“贵我双方订立抗日救国协定,实属绝对必要……中华民族之不亡,日本帝国主义之驱逐出中国,将于贵我双方之协定开其端矣”。

  西安事变前夕,毛泽东多次致信东北军将领。在给国民党第67军军长王以哲的信中说,“兄等仍宜严密警戒,十分团结自己的团体,预先防止东北团体中某些居心不正分子的乘机捣乱”;在给国民党第51军军长于学忠的信中说,“先生热诚爱国,对日抗战早具同心,而西北停战议和,首先贵我两军停止自相残杀,实为刻不容缓”;在给国民党西北“剿总”副司令张学良的信中说,“先生是西北各军的领袖,且是内战与抗战歧途中的重要责任者,如能顾及当前中国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的出路,即祈当机立断,立即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

  12月1日,毛泽东同朱德等19位红军将领致信蒋介石,言之凿凿,语出有力,批评他调集胡宗南等部进攻红军和苏区,希望他当机立断,化敌为友,共同抗日,“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

  西安事变发生后,12月22日,毛泽东再次致信阎锡山,“敝方为大局计,不主决裂,亦丝毫不求报复南京,愿与我公及全国各方调停于宁、陕之间,诚以非如此则损失尽属国家,而所得则尽在日本。目前宁军攻陕甚急,愿我公出以有力之调停手段”。信中表达了与国民党山西实力派携手抗敌的愿望;对于西安事变,又希望阎氏调停冲突,以实现和平解决而达到一致对外的目的。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7月15日、17日,毛泽东连续致信阎锡山,商洽两军协同作战问题,“关于坚决抗战之方针及达到任务之方法问题,红军开赴前线协同作战问题,特派周小舟同志晋谒,乞予接见并赐指示是祷”;“关于红军协同作战,昨派周小舟趋谒,现令彭雨峰速返太原,再求指示。日寇大举,全华北危险万状,动员全力抗战到底,发动民众与扶助义军工作,实属刻不容缓。兹有敝方指导华北工作者数人拟在太原驻止,祈先生予以方便”。

  为了打好抗日持久战,1938年9月10日,毛泽东复信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惟战争进至新阶段,困难因之增多。克服困难,鄙意似宜实施新的战时政策,使人力物力能获得广大之发动,则持久作战,庶有巩固之基础”。9月29日,他再次亲笔写信给蒋介石,“此次敝党中央六次全会,一致认为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此阶段之特点,将是一方面更加困难,然又一方面必更加进步,而其任务在于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坚信国共两党长期团结,必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二)致民主人士及文化知识界人士的信:关注第二条战线对抗日民族大业的作用

  抗战中,毛泽东通过书信与民主人士及文化知识界人士交朋友,团结了一大批党外爱国人士,壮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例如,1936年8月10日,他在给全国各界救国会领导人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的长信中,对他们发表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以及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宣言和纲领表示赞同,表明了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诚意和态度。他强调,“为着集中全国的力量对日抗战,我们已经在各方面修改了苏维埃的法律和政策。除开将工农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改为人民苏维埃政府与人民红军之外,在选举法上已经规定一切小资产阶级、智识界、自由职业者、专门家和小工商业主均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宣布了一切抗日、不反对苏维埃政府的党派、团体和群众组织,在苏区享受民主自由的权利……”。

  9月18日,毛泽东致信宋庆龄,“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在信中,希望以她的名望影响国民党“中枢”走上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道路。

  9月22日,毛泽东还致信光复会发起人、南京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希望他秉持抗日救国大义,起而率先“以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伟人,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当民族危亡之顷,作狂澜逆挽之谋,不但坐言,而且起行,不但同情,而且倡导,痛责南京当局立即停止内战……实行真正之抗日作战,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精神,拯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于水深火热之境”。

  11月2日,他在给北京大学教授许德珩等人的信中说,“我们与你们之间,精神上完全是一致的。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正准备一切迅速地进到团结全国出兵抗日,我们与你们见面之期已不远了”。在信中,还表达了对北平文化界救国会和马叙伦、杨秀峰、张申府、黄松龄、程希孟等人的关注。

  从1941年到1945年,毛泽东多次致函国民党元老续范亭,不仅探讨、交流时势和战局的发展走向及对策措施,还细致入微地询问他的病情好坏及具体治疗状况,或提供好的治疗药物和方法。在共产党、八路军的鼎力相助下,续范亭倾心致力于推动以山西为中心的第二战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为开创、发展和巩固晋绥边区抗日根据地立下了汗马功劳。

  因为毛泽东的人格魅力,很多文化界人士不仅再三造访,还以通信方式与他探讨理论、切磋政事,向他倾诉苦闷、借书索字,请他修改文稿、指点迷津。例如,在致艾思奇的信中谈艾氏的《哲学与生活》,在致范长江的信中谈从抗战到建国的纲领,在致何干之的信中谈民族史研究,在致萧三的信中谈萧氏诗作,在致范文澜的信中谈中国经学讲演提纲,在致刘雪苇的信中谈中国新文学史讲授提纲,在致萧军的信中谈“安心立命”话题,在致欧阳山、草明的信中谈文艺方针问题,在致罗烽的信中谈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在致欧阳山尊、朱丹、成荫、杨绍萱、齐燕铭的信中谈新旧戏剧、话剧问题,等等。在这些书信里,既有平和的谈论、热切的称赞,也有善意和尖锐的批评,表现出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以及文艺服从抗战、为工农兵服务的观点。

  (三)致党内同志的信:重视抗战中党的方针政策及根据地的经济、文化、政治、军队、党风廉政建设问题

  1936年6月,毛泽东致信抗日红军大学时任校长林彪,“三科的文化教育(识字,作文,看书报等能力的养成),是整个教育计划中最重要最根本的部分之一……在以后的四个月中,把文化课(识字,看书,作文三门)更增加些”。9月11日,又致信红军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部主任刘晓和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同意“组织流动图书馆”,还要求从中央寄去的图书,“各同志务须按时寄回,以免散失”。后来,他又致信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萧向荣,在战士课本“第三课中,主要应说各阶级对抗日的态度,才有现实意义”。不难看出,这些信中反映了毛泽东对军队文化教育的重视。

  10月22日,他致信负责西安统战工作的叶剑英和刘鼎,“苦久了的人难免见风华而把握不住,故应作为一个问题,对同志做教育与警戒的工作”。12月20日,他又致信派到山西做统战工作的彭雪枫,“你在外间交接,态度务须诚恳,立场务须坚定,用费务须节省”。在这里,他告诫有关同志,提倡节省,反对浪费,而三个“务须”,则可视为统战工作的三原则。

  关于黄克功逼婚枪杀了陕北公学女学员一案,毛泽东坚持原则、严明纪律、不徇私情。1937年10月10日,他给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回信说,“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的自己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戒”。

  1942年9月15日,毛泽东致信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何凯丰,“各根据地当局也还未把报纸看作自己极重要武器,我想要写一电报(或须用书记处名义),提出此种任务”。1944年8月31日,他致信解放日报社社长秦邦宪,党报上讨论家庭问题,“问题的重点,恰是使家庭改造与群众运动联系起来”。这些信中反映了他对办党报的高度重视。

  1941—1944年,他先后十二次致信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政府秘书长和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主要是讨论边区经济问题和民主参政问题。他强调预算统筹,认为解决边区财经问题的关键有二:发展经济,平衡出入口;强调劳役须经政治动员,这是边区与国民党的原则区别;认为边区有政治、军事、经济、财政、锄奸、文化各项工作,“就现时状态即不发生大的突变来说,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强调不要把陕甘宁边区的参议会看成只是本区的参议会,“而要把它看成所有华北华中各根据地的参议会的领袖”。

  (四)致亲属故旧的信:既有抗战主题,也有叙旧言事

  1936年11月4日,毛泽东致信老友陈公培,赞赏他为福建革命政府与红军的联络所做的努力,“各方统一战线,深仗大力斡旋,对内则化干戈为玉帛,对外则求一致之抗战,争取民族革命战争与民主共和国之联系及其彻底胜利之前途。疾风劲草,愿共努力”。

  同年11月27日,毛泽东给表兄文运昌回信,对他既心存感激,又婉拒他想来延安谋生的要求,并指出,“家境艰难,此非一家一人情况,全国大多数人皆然,惟有合群奋斗,驱除日本帝国主义,才有生路……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这封信充分体现了他以身作则、从不任人唯亲的高尚品格。

  抗战中,他的两个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在苏联学习,毛泽东对他们的教育大多也是通过书信来完成的。这些去函和复信,充分体现了一个父亲对于子女学习的殷切期望,希望他们正确对待别人的赞扬,以免在进步之时滋生骄傲自满之气。

  (五)致外国友人的信:传递我党的政策主张,促进世界政党交往,推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

  1937年3月10日,毛泽东致信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自你别去后,时时念到你的,你现在谅好?我同史沫得列谈话,表示了我们政策的若干新的步骤,今托便人寄上一份,请收阅,并为宣播。我们都感谢你的”。同年6月24日,致信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白劳德,“从一些美国朋友和其他方面,我们听说美国共产党和美国人民大众是深切关心着中国的反日斗争而曾多方援助我们。这使我们感觉到,我们的斗争绝不是孤立的,我们从国外得到英勇的援助”。

  1943年5月5日,印度援华医疗队巴苏华大夫离开延安回国。行前,毛泽东、朱德托他带回中共中央致印共中央的信和他俩致印度国民大会的信,信中对印共致力于全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谋求民族独立的工作表示关切和支持,对印度国民大会派遣医疗队来华表示感谢。

  1944年11月10日,毛泽东致信美国总统罗斯福,商讨团结起来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的大计,“我提出了一个协定。这一协定的精神和方向,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八年来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

  另外,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说,“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见过一面。后来他给我来过许多信。可是因为忙,仅回过他一封信,还不知他收到没有”。可见,他给来自加拿大的白求恩回过信,可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所以也就不得而知它的具体内容。实际上,在毛泽东的各种书信中,类似的情况还很多。

  二、毛泽东抗战书信的历史作用

  毛泽东抗战书信,反映了他开阔的视野、博大的襟怀、深邃的思想和卓越的见识,既充分展现了他的人格魅力,也树立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形象,对有关人事产生了潜移默化乃至直接深刻的影响,有力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业以及党和人民军队的建设。

  (一)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巩固

  根据共产国际“七大”在各国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要求,中国的国共两党开始接触谈判。在谈判并不顺利的情形下,毛泽东把书信作为沟通国民党政要和社会精英的重要手段之一,大力宣传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

  1936年,毛泽东有时一天写多封信,写的最多的是8月13日,连写了7封信。在致蔡元培的信中,一口气列了70个“党国故人、学术师友、社会朋旧”的名字。这些书信的主题是团结抗日,阐明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强调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在给杨虎城、张学良的信函中,他敦促两位将军迅速抉择,以实际行动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致东北军将领的信中,反映了他对时局的准确判断,为促进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格局产生了积极影响,充分体现了一个“马列主义者的真知灼见”。这些信函,以理服人,以情感人,是毛泽东对于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真情呼唤。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将领高桂滋逐渐倾向共产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1938年,高桂滋部划归八路军朱德指挥,在晋南开展游击战。次年,他派机要秘书赴延安,向共产党表明誓死抗日、不打内战的决心。他的这种转变,不能忽视毛泽东与他的通信的作用。还有阎锡山的抗战态度,虽然他是反共的,在抗战中坚持所谓的“存在主义”,但也应该看到,他是大体赞同毛泽东信中的主张的,从而也促成了双方在山西合作抗日的局面。杜斌丞对杨虎城接受共产党抗日主张发挥了重要作用,反过来也表明毛泽东来信对他的直接影响,后来更坚定了他跟共产党走的信念。宋子文是国民党中的实权人物,从抗战中他的态度和言行来看,当年毛泽东来信对他也是有一定触动的。冯玉祥、邓宝珊一直与共产党关系较好。后来,冯玉祥倾向和赞同共产党的主张;邓宝珊与我方协同防御晋陕绥边,还多次赴延安与毛泽东、朱德、贺龙晤谈,在思想上不断向共产党的呼吁靠拢。冯玉祥、邓宝珊思想情感的变化,有一个渐进过程,而抗战中毛泽东来信对他们的这种变化无疑是有影响的。

  毛泽东从政治上信任、在生活上关心民主人士和知识文化界人士,注意引导他们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事科学文化研究工作。从总体上说,他们在抗战问题上的态度是坚定的,在统战问题上则有疑虑乃至摇摆不定,毛泽东与他们的通信开诚布公,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他们的误解,渐次赢得了他们的理解、同情乃至于支持。毛泽东对在延安工作的专家、学者和文艺工作者,则重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教育和引导,促使他们不断改造自己的思想,全身心投入到为抗战大局和工农兵服务的洪流中。

  (二)统一了党内关于抗日战争的原则、策略和有关问题的认识

  毛泽东致党内同志的信,帮助他们提高了思想认识,使许多同志从“左”倾关门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1939年1月,在读了党内历史学家何干之来信中关于研究民族史的打算后,毛泽东充分肯定了他研究民族史的态度,又明确指出,“如能在你的书中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

  1940年3月,在致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萧向荣的信中,毛泽东强调要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非亲日派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与小地主及开明绅士,加以区别。在宣传部的教材中,主要应说明各阶级对抗日的态度,这样才有现实意义。1941年9月,他致信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研究组的同志,对他们提出“以理论与实际联系为目的”的要求,以便他们从哲学高度认识“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根源。这类书信,在一定程度上统一了党内关于抗战问题的思想认识。

  (三)推动了根据地的经济、党风廉政、军事文化等各项建设

  毛泽东抗战书信,还反映了他重视军队文化教育。从致聂荣臻的信中可知,他为聂荣臻写的介绍晋察冀根据地抗日斗争情况的书作了序,并题写了书名———《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促成这本书于1939年底由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做了较好的对外宣传。

  1941年至1942年,是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毛泽东下大力气研究了财政经济工作。在致林伯渠、谢觉哉、南汉宸的信中,广涉陕甘宁边区经济问题,在有关粮食、财政、金融、税收、贸易等方面的方针、政策、原则和方法上给予具体细致地指导,对解决边区政府的财政经济困难起到了积极作用。

  毛泽东率先垂范,养成了廉洁自律的习惯,这在他的抗战书信中可见一斑。在致叶剑英、刘鼎、彭雪枫的信中,反映出了节省和反浪费观点。在致何凯丰的信中,反对给他做五十大寿,这与后来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强调“六个不”中的“不做寿”规定,在思想认识是一脉相承的。这些信函,对于共产党的党风廉政建设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总之,毛泽东的抗战书信是毛泽东革命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统一了党内思想,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推动了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毛泽东抗战书信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抗战书信,对于今天建立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及党风廉政建设等仍具有启示意义和借鉴价值,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文献和思想宝库。

  (一)发展巩固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是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新民主义民主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

  在毛泽东抗战书信中,有大量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内容。他通过书信与各方人士积极联络,争取社会各界对共产党政策主张的最大认同,特别是联合国民党共同抗日这一主张,彰显了毛泽东的非凡气度和雄才大略,昭示了共产党人的责任担当。

  今天,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统一战线的社会经济基础、工作对象、思想政治工作内容的变化,使统一战线工作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习近平指出:“现在,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所面临的内外形势、所肩负的使命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越是变化大,越是要把统一战线发展好、把统战工作开展好。”我们所肩负的新使命、新目标,需要我们继续运用好统一战线这一重要法宝,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识、人心、智慧和力量,最大限度地调动积极因素、激发创造活力。同时也要看到,一些党员干部不会做统战工作,不懂政策、不讲方法。毛泽东抗战书信中记录的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原则、方法,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贯彻执行新时代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壮大共同奋斗的力量,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需要我们认真学习和运用。

  (二)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全面从严治党

  在抗战中,毛泽东高度重视党风廉政问题,紧紧抓住党员干部这一“关键少数”,开展从严治党。今天,重新认识和学习毛泽东抗战书信中的有关内容,对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仍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毛泽东一向反对以权谋私,从不搞特殊化,树立了共产党人廉洁自律的良好形象。在处理其表兄文运昌要到延安求职这件事上,态度十分坦诚和鲜明,他表示如家里负担重,可考虑在外面谋差事来接济;在给做统战工作的叶剑英、刘鼎的信中,强调在外面费用要节省、切不可浪费,不要丧失我们的立场,也不可接受别人的馈赠。对党内的腐败分子,毛泽东一贯坚持零容忍的态度,毫不偏袒,对红军干部黄克功的惩处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在给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的信中,希望通过绝不赦免其大罪这件事,来教育党员、红军、革命者和普通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还没有完全杜绝,党群、干群关系还需进一步密切。因此,我们还要继承和发扬毛泽东的党风廉政建设思想,不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三)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现实问题

  抗战中,毛泽东通过给党内同志和民主人士的信函,积极引导他们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事科学文化研究工作。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思想方法、工作方针,就是在这样平等的同志式的探讨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留给我们的传家宝。

  当前,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我们党面临许多新的现实问题,如何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推向前进,是现阶段重要的实际和紧迫的任务。需要我们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断提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结合中国国情,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和研究遇到的新情况,分析和解决新时代的新问题。

「 支持红色网站!」

红歌会网 SZHGH.COM

感谢您的支持与鼓励!
您的打赏将用于红歌会网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传播正能量,促进公平正义!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