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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鲤:抗美援朝的8个历史意义

2020-10-18 11:41:46  来源: 书林斋   作者:孔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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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抗美援朝战争七十周年。通常我们称之为立国之战,那么立国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仔细梳理一下,大概有8个方面。

  这里要说明的一点是本文阐述的都是宏观层面上的意义。想全面了解的话可以读一些官方出版物。当然政治史方面杨奎松、沈志华这几位老师的东西能不能看?我的态度是资料很好可以了解,但结论尤其是涉及到具体人物的结论要自己思考,尽量先以官方相关出版物为底本,这样才能更全面地了解。此外微观战史层面上的有很多朋友自发撰写了许多相关文章,比如一位叫江紫辰的朋友就写了很多,对战史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这里不再赘述。

  下面就这8个方面逐一阐述。

  一定要清楚的是,立国之战不仅仅是对外,也包括对内。1950年的时候,新中国面对的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国际上反对的声音还很大,外交局面打不开;和苏联的关系也颇为微妙,援助磕磕绊绊,旅顺还没回来,长春铁路依旧是中苏共管;祖国还没有完全统一,蒋介石政权时刻紧盯;残留在国内的土匪、特务到处都是;各大城市中教会和学校等还在宣传着大量的美式价值观;农村土改复查也还没完成;解放军的正规化因为装备和意识的问题遥遥无期;国人的民族意识依旧薄弱。

  面对这些重重困难,新中国在许多政策的制定上是小心谨慎的。主席在50年6月的七届三中全会上就说得很清楚,不要出面出击。

  当时的局面展开是很艰难的。一穷二白,孤立无援,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事实上都走得十分谨慎,再加上之前没有过执政经验,生怕稍有不慎就出岔子。

  从这个历史背景出发我们再来看抗美援朝,就清楚多了。某种意义上,抗美援朝给上述的每一个困境都撕开了一个口子。

  国际局势趋于稳定,外交局面逐渐打开。这是对外而言的。新中国成立之前,我们曾就政权建立后是否要与美国建交等问题犹豫过,从沈阳美领事馆事件到司徒雷登北上事件可以看出,我们实际上是在逐渐和美国打拉锯战的。但是当美苏冷战格局逐渐奠定,当美国依旧坚持支持国民党政权后,当间谍问题日益严重后,我们才最终以一边倒的方式与苏联积极建交。这意味着新中国在刚成立时只有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波兰、朝鲜、阿尔巴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与我们建交。

  而抗美援朝看似是与联合国军发生了战争,但正如主席所说的那样,以打促和。熟悉历史的朋友会发现,当我们在东北处进行抗美援朝时,在南方实际上几乎同时地在进行援越抗法(边界战役实际上发生在美军仁川登陆的第二天)。而在这两场战争中中国都投入了许多的帮助。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是日内瓦会议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参加讨论国际问题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讨论的是朝鲜半岛问题与中南半岛问题,由中、苏、美、英、法以及有关国家参加。这次会议实现了中南半岛的短暂和平,确保了中国南部边境地区的相对稳定,明显改善了中英关系,架起中美沟通的桥梁。换言之,对西方欧美在外交上的困局,因为我们的实力和态度而被打开了。

  还不仅仅是西方欧美,其实因为抗美援朝,我们和苏联的关系也变得更加亲密。在中国于1949年底到1950年初要与苏联重新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时,斯大林是对我们不满的。但是在抗美援朝中,当斯大林发现哪怕苏联已经决定让朝鲜军队暂时退到中国东北,而主席依旧决心出兵时,斯大林甚至流下了眼泪。

  事实上从这份电报中我们其实可以看出来,斯大林是做了极坏的打算的。但他没有想到,那个让他在年初很难堪的主席,居然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这让斯大林非常意外,非常惊喜,也非常感动。

  而此举,也让斯大林慷慨地表示要积极援助中国。

  于是从年初的第一批16个苏联专家设计组,很快就扩展到了42个,然后是91个,最后算下来是156个,这就是著名的156项重点工程。

  在落后的农业国刚刚完成土改、城市大量资产被国民党搜刮一空后,这些援助奠定了新中国的工业和经济基础,真正让新中国迈向工业国,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与此同时,新中国借助抗美援朝,真正地在东北立了足。东北的雅尔塔体系逐渐让步,而尽管那时旅顺还没有收回,但中国对朝鲜等国的影响开始加强,我党对朝鲜劳动党等亚洲各国共产主义政党的影响逐渐不亚于苏共,我国在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地位就此奠定,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也真正站稳了脚跟。

  抗美援朝除了上述对外可以作为立国之战,它对内也同样产生了极其深远的效果。

  上文有言,主席在6月时曾经表示过不要四面出击。但事实上在当时的情况下,国民党留在大陆的大量残余分子,以特务、会道门为首的一批人,在大陆不断地搞纵火、爆炸、杀人等案件,影响社会治安,危及人民安全。但这毕竟不是在战场上,不是看着对方军服不一样就可以直接开枪的。这批人潜藏在城市里,潜藏在人群里,如果用战争时期的手段根本很难很清楚。

  在这样的情况下,党内许多人要求进行镇反。但主席始终将局势压了下去。因为新中国刚刚成立,新政权一方面要跟民主党派搞好关系,另一方面要跟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城市小资产阶级搞好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贸然在城市进行镇反,势必会损害这批统战对象的利益。而在经济没有明显起色的情况下,这么做是会危及到稳定的。

  但直到朝鲜战争爆发,主席才真正对这个问题同步重视了起来。从年谱中我们看到,中央发布的镇反指示和抗美援朝的准备工作是高度一致的。这意味着这件事可以开始进行了。

  那么现在我们必须要理解一件事,镇反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们再详细叙述一下背景。

  我们要知道民主党派或者说城市人口,真正开始对我党刮目相看,将我党视作中国社会一股真正有价值的政治力量,其实要等到1944年了。整个大后方看在眼里。那时国际上反法西斯战争已经接连取得了胜利,而国民党依旧从河南惨败扩大到豫湘桂大溃退,与之匹配的则是大后方好不容易稳定的经济又一次大规模衰退。南方大量城市被日军不断攻破,12月初甚至紧逼重庆。可就在这时,在边区经过了整风、大生产、减租减息,经济水平不断提高,甚至在当年出超19亿元边币。此外还不断收复县城,将日军打得节节败退。在这种情况下,城市人口才开始认为国共两党可以分庭抗礼,联合政府是可行的。然后才有了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这篇雄文。

  理解了这个背景,我们就会发现,虽然城市的运动在解放战争中是第二条战线,但大多数城市人口对我党依旧是陌生的。这种陌生体现在方方面面,供给制和工资制的差别、大生产与市场购买的差别、秧歌与电影的差别,这些差别的背后,意味着我们对城市治理的难以入手。

  难以入手是必然的。当我军解放了各大城市后,由于对城市各部门的运转还不够熟悉,因此不得不留用大量的国民政府人士,甚至包括一些地痞流氓。这些说出来现在看来很不可思议,但在当时确实是没办法的办法。但这样一批没有经过改造的工作人员长年以来已经养成了各种坏习惯,甚至有的还会危害人民财产安全。所以在一批有技术有思想的工作人员逐渐熟悉工作后,镇反工作就刻不容缓了。

  镇反的本质是我党真正完成了对城市的动员。而这是在抗美援朝的大背景下才得以实现的。

  而与镇反相配套或者说同时的,是我们对学校、教会、文化的进一步影响。

  当时的学校和教会又是什么情况呢?

  如果大家有心翻阅一下主席在建国前的文章,那么会发现,在政协筹备会上的讲话与《人民民主专政》后,主席最后接连写了五篇文章来反驳美国国务院在1949年8月5日公布的白皮书《美国与中国关系》。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主席对此极为重视。事实上在当时,从民主党派到普通的小市民,都对美国报以一定意义上的好感。这种好感是过去几十年时间产生的。甚至还有一些教会与学校是依旧享有美国津贴的。许多老师在上课时公开表示对党的不满,并且极力宣传美国的东西,甚至直接继续传教。

  尽管从时任统战部长的李维汉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当时对此的态度是逐步改善,尽量统战,但城市的局面已经逐步难以控制。连讲解进化论的老师都被学生轰下台过,而大量城市人口会用电台收听美国的各种谣言,以此认为新政权的政策是别有用心,新政权的稳定岌岌可危。

  换言之,我党在农村的扎根可以以土改的方式巩固,但是在城市,当时是寸步难行的。在不要四面出击的大方针下,许多事只能先放一放。

  但还是那句话,朝鲜战争爆发后,很多事就加速了。

  以教会和学校来说,抗美援朝刚刚两个月,1950年12月28日,时任文教委员会主任的郭沫若刚从苏联回国,就立刻在政务院第六十五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报告》。

  对此主席评价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主席在1951年给各地发电报时,明确发布了指标,并且要求各地县委书记直接与他通信。由于直接上手抓,运动开展了起来。而这时各《条例》(党与政务院)也代替了民国的六法(司法),完成了社会秩序的构建。

  而更根本的是,通过镇反、接管教会和学校等一系列操作,终于在三反五反的同步配合下,完成了对城市的第一次动员。而能够在这么短时间里就达成这项成就,其背景就是抗美援朝。

  城市动员起来了,农村呢?

  当大量土匪依旧盘亘在三山五岳、当大量特务流窜于会道门等团体中时,与抗美援朝相配套的,事实上是剿匪斗争。

  剿匪斗争今天不常被提及,但它的作用是极其巨大的。因为有了剿匪斗争,分到了土地的农民才能真正提高积极性安心地进行大生产。

  为此我们可以看到,主席在1950年11月22日,特地发电要求各地限期剿匪。这个限期是很重要的,它意味着这件事刻不容缓,因为这已经是在11月了,再不把这些工作做了,开春的粮食怎么办?

  所以剿匪和土改本质上是一件事,都是在动员农民,帮助农民更好地生产。而从结果上我们也看到,在抗美援朝这几年中全国的粮食产量在逐年增高。

  在对全社会的动员都配合抗美援朝完成的同时,在军队中还发生了这样一个大的改变。

  在过去的革命年代,由于各地分散开来建立根据地,往往只受中央或省委、特委的领导,但在军事上难以直接统一。并且如果军事过早统一,反而在协调上与根据地的供给上出现很多麻烦。因此从解放战争开始,我军才逐渐进行军队的正规化编制。

  但仅仅是编制正规化显然不够。但那也没办法,毕竟没钱没枪。在建国初期全军共有枪械仅200余万支,步枪的口径也不一致,这种情况发生在各种装备上。火炮、枪弹全部都是散乱的。

  因此在抗美援朝中,当苏联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可以装备齐几十个师时,当苏联援建的兵工厂可以投入使用时,我军在武器装备上的正规化进程也大大加快了。

  与此同时,在多次战役中,当我军必须忍着饥饿、冒着严寒前行,而敌军可以在温暖的地方享受餐食时,我军的后勤保障体系建设就刻不容缓了。于是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就此诞生,后勤工作在军事工作中的重要性第一次被绝大多数人意识到。因此到了后期,我军也不必再担心补给的问题了。

  抗美援朝对我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那么在最后,抗美援朝的最后一个重要历史意义是什么呢?

  中国。民族。

  现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事实上出现得很晚。

  它首先来自1840年以来的列强压迫,但列强压迫并不能真正唤醒全体中国人的意识。就拿义和团来说,义和团运动兴起是在山东、直隶交界处的冠县当地教民依仗帝国主义势力强行拆除村里的玉皇庙,改建教堂,但清政府袒护教民,所以村民几年后官司还是输了。所以本质上这是一次乡村秩序的被破坏,而这种被破坏意味着农民的小生产、自由散漫被打乱,这是他们抗争的原因。小生产者的自由散漫是旧秩序下的长期状态,这种状态下的人们更多关注的是乡村里的庙宇、宗祠,而非衙门和朝廷。

  等到了1919年,城市人口首先产生了强烈的意识。这一点在今年聊五四运动时已经提过,不再赘述。

  而全体中国人真正产生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来自何时呢?抗战。全民族抗战的本质是第一次全民族被动员起来了。从来就不该有什么我们在河这边打仗,是为了你们在河那边观战。这不是真正的动员。在全中国落后的情况下,只有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麻雀战、挑帘战等等武装斗阵形式才能完成真正的动员。从这个意义上讲,委员长的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表达的也是这一个意思,但他的庐山讲话,也是等各路军阀上了山以后才发表的。想了解各路军阀怎么想,看看牺盟的事情就知道了。

  那么如何巩固这种国家意识呢?答案就是土改。在土改中政权建在了乡村中。虽然乡村道德新秩序的建立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但至少对农民来说,那个跟他一个姓的人不再需要他点头哈腰了,他只需要记得他是中国人。而对于城市人口来说,则来自镇反。

  所以很显然的,最终将这一意识真正确定下来的,就是抗美援朝。这是对外和对内的综合。对外的独立自主与局面打开,对内的全民动员与积极建设,都与抗美援朝密不可分。大量的事件在短短几年内就迅速改变了几万万人。

  是的,他们都是昂首挺胸的中国人。

  这时,让我们最后回顾两句话:

  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东方海岸架起几门火炮就可以奴役一个国家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书林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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