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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新中国的前三十年

2020-07-22 17:07:38  来源: 北航老胡之闲话   作者:胡懋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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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温铁军教授一段讲话视频,提到新中国的前三十年。他讲到,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接受苏联的援助,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工业管理体系基本完全照搬苏联的,在这个管理体系中,无论是行政管理,还是技术管理,都是全盘苏式。而且这种苏化还扩大到军队、高校等其他领域。军队服装都改成了大盖帽,原来的官兵一致现象不见了。排长以上就不和战士住在一起了,而且战士有义务给长官端洗脚水之类,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情况。毛主席为此非常担忧。这样下去,全部都是苏联的那一套,那么我们的主权在哪里?这确实是个问题。后面的事,温铁军没有讲。但我想到,毛主席后来一直要摆脱苏联的这种僵化的体制,应该从那个时候就已经有所考虑了吧?

  在解放初期,美国对我们全面封锁,我们不得不采取外交上一边倒的政策。到了六十年代,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我们等于又面临着苏联的封锁。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困难。温铁军说,现在有的公知指责那时我们这也不对,那也有错误,这种说法毫无根据。我想起来,这里温铁军没有说出来的话,那就是,我们的毛主席从来是把中国人民的主权,把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永远放在第一位。如果在美国或者苏联的压力下,我们为了一点眼前利益,在主权方面做了重大让步,那将来我们一定会后悔莫及。况且,美国基本上从来就是口惠而实不至,他们许诺的任何好处都可能打水漂。所以,在毛主席看来,我们宁可在经济上克服暂时的困难,但国家主权方面绝对没有让步的可能。一步也不能退。

  温铁军说,当时我们给苏联专家的工资相当于20万斤小米。而当时中国的国家主席,每月工资不过是两万斤小米。我们的部长是一万斤小米。所以对于苏联的援助,我们欠了很大的债务。在苏联撤走专家,撕毁合同后,我们的建设资本金等于被掏空了。这样失业率就上来了。我记得,那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第一年,即1958年,从农村招收来的工人,在1960年前后,有不少人又被下放回农村了。这就是在缓解失业的压力。但当时由于人口增长速度较快,到了六十年代末,大批初、高中学生在城市中积压过多,无法全部解决就业问题,这就发动了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

  说来说去,这都是因为国家太穷,底子太薄。面对这么多人口的中国,外无资本,内无积累,要解决这么多城镇人口的就业问题,没有更多的资本金投入到企业的建设方面,几乎就是不可能的。所以,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根本上就是一个无奈之举。同时,由于大批城镇人口下乡,又给农村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农村的集体经济不可能不受到牵连。后来有人指责人民公社没有搞好,指责我们犯了错误,云云。这种说法也是没有根据的。落后的经济,巨大的人口压力,怎么可能一帆风顺?怎么可能没有困难?

  温铁军特别提到了农业学大寨。大寨大队遭了灾,但他们没有向国家伸手要粮要钱,全凭自己一双手,开垦荒地,展开生产自救,这样的精神当然需要在全国范围内提倡。如果都向国家伸手要粮要钱,国家根本拿不出来,而号召全国农业学大寨,至少可以鼓励一部分农村集体经济也走大寨的道路,这样的自力更生的精神在那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当然希望得到发扬光大。

  工业学大庆也是一样。国家缺乏石油,缺少能源。而大庆人也是靠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硬是在被外国人宣布贫油的国度里找到了石油,解决了国家经济建设所最需要的资源问题,所以大庆的精神同样也需要提倡,需要发扬。

  温铁军说,今天有些对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指责,其实都是没有根据的。我们不能根据今天的想当然就来指责当时的三十年。那一代人,为了国家今天的发展,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累。那一代人对今天的中国是有功的。

  记得台湾有个姓颜的教授,说过以下大意的话:大陆的人民,吃了两辈子的苦,却干出了三辈子的成绩。这样的说法是符合实际的。在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在这七十年间,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中国基本上都是靠着自己的力量,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今天这样的面貌。当年,我们在农村实行农业税的时候,国家把农民生产的大部分产品拿走了,主要用于发展工业。而只给农民留下勉强维持生存的农产品。农民是很苦,可是在当年那个时候,实在也没有别的办法。工人略好一点,但也好不到哪儿去。我在企业工作时,那时工人工资水平普遍很低,而且由于文革的原因,十多年没有涨过工资。所有的人都是紧紧巴巴的过日子。我们当时的厂长,家里有两个孩子,老伴也是在职职工,但他抽的香烟,只是二角钱一盒的工农牌。我们当年还是单身汉的时候,抽的烟比厂长还要好些,至少我们经常抽的是三角四分钱的香山牌,也抽得起三角九分的大前门牌。当然,如果一旦结婚成家,还能不能保持这样的消费水平,还真的不好说了。

  在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当中,分配在生产建设兵团的情况要好些,因为他们每月还有工资。而直接插队到农村去的就要艰苦得多。不仅没有工资,而且在年终分配时,很多知青还欠着队里的钱。有不少知青需要家里给贴补钱,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

  文革结束后,再像过去那种大规模的上山下乡已经不太可能了。留有一点尾声的城市初高中毕业生,就近分配在城市郊区的农村插队。这里至少离家近一些,而且城市周边的农村比起边远山区的农村,日子多少要好过一些。

  当然,我们不能说,那三十年,我们没有犯过一点错误。但对于经济落后与贫穷,即使不犯错误,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就得到迅速的改变和发展。再有,怎么可能完全不犯错误?没有错误的教训,就没有前进的可能。所以我们上一辈人与我们这一辈人在这几十年吃到的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我们国家发展的代价,是我们国家发展的必要成本。

  当然,有的方面并不都是必要的成本付出,像九十年代,在国有企业搞那么多人下岗失业,这就根本不是绝对必要的。那是某些人在新自由主义的蛊惑下犯的严重错误。这与前三十年的历史无关。但这种错误的做法让我们的劳动者吃了苦,让我们的经济发展走了一段弯路。对这样的错误,人民是不能原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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