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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济南惨案”后,中国北伐军为何陷入舆论困境?

2020-07-09 09:23:53  来源: 经略网刊   作者:郑渝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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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年4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军抵达济南。此前,日本官方以保护在济南的日本侨民为由,向济南增兵。双方在5月3日交火,日军在济南大肆屠戮中国军民,并闯入山东交涉公署,虐杀公署交涉员蔡公时。日本军队的指挥官向国民革命军方面提出了非常苛刻的最后通牒,包括要求惩办与该事有关的中国官员、解除抗日武装等。尽管国民革命军方面予以妥协,但日方却进一步提出追加要求,并因此发动对济南的大规模进攻和轰炸。

  此事在当时引发了中国民众对于日本侵华残暴做法的强烈抗议,以及对于国民政府对日绥靖态度的不满。历史教科书以及一般的历史书籍在提及1928年的济南惨案时,大多止于此,而没有进一步的探究此事带来的深刻影响。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华全球研究中心研究员、历史学博士魏舒歌所著的《战场之外:租界英文报刊与中国的国际宣传(1928-1941》一书以扎实的研究,向读者展现了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中国在抗击日本侵略的军事、政治、外交、经济等方面的努力之外,在舆论“战场”上与日方的交锋。

  济南惨案发生后,国民政府不仅在军事和外交上应对失措,而且无法占据舆论主动权,甚至遭到日方官方、军部、媒体以及英国等外国在华英文媒体的抹黑,宣称该起事件是中国国民革命军北伐军滋扰侨民所引发。这种口吻不仅首先由日方的通讯社制造,而且英国的路透社以及在华租界英文报纸也持此论,造成中方在外交上的巨大被动。为了挽回颓势,国民政府由时任政府委员会主席谭延闿致电国际联盟请求后者介入调查,更是派出包括胡汉民、孙科、汪精卫、王宠惠等要员奔赴美英德荷法等国,表明立场,澄清视听。

  但国民政府当时的这一番努力,并没有取得什么效果。一方面,日方媒体抢先确定事件性质,并由与日本保持同样的帝国主义立场的英国的权威媒体提供信誉上的背书,这让西方媒体上出现的济南惨案消息完全失实。西方读者所能看到的事件内容主要是中国的北伐军军纪太差,以及中日军队交火并给济南这座城市造成了严重破坏,根本就不知道日方的肆虐行为尤其是虐杀蔡公时的细节。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当时确实也没有经营舆论、危机公关的意识和能力。尤其是在济南惨案之前,北伐军确实曾经在武汉收回过英租界,在占领南京后又爆发了针对当地外侨的抢劫。这些事件发生时,国民政府的当权者更多考虑的是如何排除日益崛起的共产主义分子,而没有意识到经营舆论以获得有利于己的国际舆论环境的重要性。

  《战场之外:租界英文报刊与中国的国际宣传(1928-1941》书中列举了济南惨案发生后,《字林西报》、《大陆报》等英系报刊显著偏袒日方的一系列说辞。有意思的是,只有在日本完全取得济南事件优势,巩固了其在中国华北的霸权后,《字林西报》才意识到要警惕日方的进一步动向。

  有意思的是,《密勒氏评论报》和《北京导报》两家在华的美国报刊,却在济南惨案爆发后采取了反日的态度,通过报纸记者采录的新闻,指责了英系报刊倒向日本、罔顾事实的做法。《密勒氏评论报》还证明,中国北伐军进入济南时,带来的是和平景象,对待外国人颇为友善;而冲突起因是日本士兵向经过街头的中国北伐军开火。《密勒氏评论报》随后更通过一系列的评论文章指出,日本制造济南惨案的动机,不仅是为了阻挠国民革命军进攻北方军阀,保护日本在华的特殊利益,而且也有日本政府转嫁国内政治困境、转移国民视线的考虑。

  以上提及的当时几家媒体,主要是在中国上海等口岸城市的外国租界的英文报纸,分别由英美租界商人投资及赞助,很大程度上代表着租界英国人和美国人的看法。之所以租界的英美人士对于日本侵华有着明显差别,主要原因是英国在华的贸易等方面的特权和利益获得,是通过鸦片战争以来的不平等条约强迫中国让渡的,所以租界里的英国人最为警惕中国民族主义的勃兴,看衰、唱衰所有可能让中国变得更独立富强的进程。租界英国人还强硬支持租界当局、英国政府对华采取强硬态度,因为无论在清朝还是民国,对华强硬总能给英国——具体就是在华的租界英国人带来更多的特权和利益。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北伐军在攻克武汉、九江等地时,首先就致力于收回英租界。

  相比之下,美国来华商人虽然也享受着英国开创的外国在华各种特权,却起步很晚,且依托于工业品贸易,并通过自由贸易方式实现。所以,来华、在华的美国商人就有更强的道德底气,抨击包括英国、法国维持在华不平等权益以及日本加速侵华等做法。

  书作者提醒指出,无论是在华英国人,还是来华美国人,虽然都必然与各自国家的政府保持着紧密联系,利益相关性也很强,但并不总是每时每分都达到高度一致。上海等城市的租界美资报纸,就长期代表着租界美国人的利益,与20世纪20年代末期到1941年美国本土的孤立主义、美国政府的政策取向其实有较大的差异。

  《战场之外:租界英文报刊与中国的国际宣传(1928-1941》这本书详细考察了20世纪20、30年代的租界英文报刊,分析了各家报刊的投资、赞助和控制变化,并借助详细的史料和典籍记载揭示了部分报刊在名为私人办报之外,分别接受中国国民政府、国民党左派等政治势力,以及日本侵华特务机关、军部赞助从而成为各方利益主张代言者。

  1928年的济南惨案让中国国民政府分别在国内陷入民众强烈舆论讨伐,以及在国际宣传陷入的巨大被动以后,开始引入高度专业的新闻宣传人才来筹建国际宣传体系。在过去的许多历史书籍中,国民政府的宣传常常遭到人们的讥笑。但公允而论,在1941年以前,这一体系的建立和运作对于维护中国主权,揭露日本侵略,鼓舞人民士气,争取国际支持还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中国的国际宣传已经使得美国等国家的国民对于中国的抗战抱以深深的同情,压倒多数的美国人宁可断绝与美国保持着更密切贸易联系的日本的联系,也愿意冒着爆发战争的风险来支援中国。

  当然,我们必须摒弃那种因为要发掘某方面的历史真相,在肯定其历史作用的情况下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的做法。国民政府或者说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国际宣传,其作用的发挥必须纳入到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功能和影响中进行考量。正如《战场之外:租界英文报刊与中国的国际宣传(1928-1941》所揭示的那样,在华的美国人比在华英国人、美资租界报刊比英系报刊表现得更多正义感,并不是美国的道德加持水平更高,而是扶持当时的中国发展对于美国、美国商业力量更为有利。

  在美国卷入二战前,美国官方和民间对华的亲和态度,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日本的侵略一步步加大了对美国的战略威胁,这种情况下,美国方面愿意接纳中国国民政府主导的国际宣传,而有意屏蔽技术水平其实远远超过中国国民政府及其通讯社的日本官方和日系报刊的声音。在当时,美国国内“屏蔽”日本的声音,而放大中国的声音,从结果来看,是在支援正义的中国人民抗战,但这本身也表明新闻报道和传播的浓厚政治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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