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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赦战犯是中国共产党伟大胸怀的政策体现

2020-05-14 09:41:04  来源: 乌有之乡   作者:黄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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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的党,而且也是战胜困难勇往直前的党。这次党中央号召依法抗疫带领广大党员干部奋战在抗疫前线并领导全国医务人员、人民群众英勇抗击新冠病毒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的事实,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也是伟大光荣的党。

  中国共产党伟大之处在于以无比宽广的胸怀,在党内团结--批评--团结各时期有错误的同志,在一定时期和特定环境可能犯了错误,但只要改了,就给出路,好多人焕发出第二次新生,继续为国家做出贡献。

  在新旧社会转换时期,党中央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知识分子政策,我国知识分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效果是积极的。党对运动中发生的缺点能够及时地纠正,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伟大之处。他不像国民党那样暗杀李公仆、闻一多,用恐怖主义对付知识分子。正是中国共产党不断的纠正偏差,才有今天99年的辉煌。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成立以来,对于战争罪犯的管理,就采取思想教育和感化并重的措施。与从肉体上消灭、精神上摧残的法西斯式监管方针、与国民党蒋介石对政治犯是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共产党,上饶、重庆白公馆、渣滓洞残酷屠杀革命烈士的方针截然不同。中国共产党对政治犯战争罪犯的改造和教育,从一开始就奉行“给出路”的政策,当这些罪恶深重的战争罪犯一旦从思想上彻底痛改前非时,就及时采取特赦释放的方针。中国首批释放战犯,是在上世纪的1956年,第一批被释放的335名日本战犯便从天津乘客轮返回日本本土。释放时这些在中国土地上作恶多端的日本军人,大多痛哭流涕,纷纷忏悔往日旧恶。他们从心里感激中国政府的宽大政策。接下来又释放了第二批和第三批,到1964年底在押的1062名日本战犯全部释放回国。尤让世界为之震撼的是,这些当年在中国制造惨绝人寰惨案、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日本侵略者,在其被中国政府监狱管治改造期间,无一人遭到酷刑或处决。这些罪恶深重的日本战争罪犯在新中国的监狱里,经过七年的改造不仅获得了新生,而且也医治好他们各自心灵的顽疾,真正得到了重新做人的机会。

  特赦国内战争罪犯,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对战犯改造政策的胜利。毛泽东早在建国初期,就在一份党内文件上作过如下重要批示:“我们把一批战争罪犯接收关押起来进行改造,要做到一个不跑,一个不死,将来也可以考虑一个不杀,分期释放。”这就是毛泽东,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最早决定特赦战犯,源起于1956年首次释放日本战犯,在此后几年里,又先后七次特赦在押的国内战争罪犯,这些现在都已经成为两岸关系中难忘的一章。

  1959年适逢新中国成立10周年,中共中央决定在10年大庆之际对一批确有改过自新的在押战犯实施特赦。在第一批特赦的战犯之中,大多是些国民党高级将领,如王耀武、杜聿明、郑庭岌、陈长捷、宋希濂等在解放战争中堪称国民党王牌军的首脑人物,而作为伪满皇帝的爱新觉罗·溥仪也在这次宽大特赦的战犯行列之中,他成为第一批国内战犯33人中的获释者之一。当中国共产党特赦首批国内战犯的决定公布以后,海内外的反映甚至比三年前释放日本战犯的决定更加激动。因为当时的台湾当局仍然隔海对峙,蒋介石甚至还不时透过国际传媒叫嚷要“反攻大陆”,而中国共产党居然在此时刻对国民党在押战犯宽大为怀,实在令世人为之震撼。国外传媒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就体现在他们对在押战犯的教育和改造,其宗旨并不是在肉体上消灭这些在国共战争中曾经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深重灾难的政敌,也不是为着报复和打击的态度,而是以人性为宗旨,以与人为善的教育方针为前提,改造人和教育人,并逐步让这些当年的战争罪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最终成为自食其力的公民。

  第二批特赦战犯45名获准特赦的国民党在押高级战犯的名单中,居然出现了像黄维、范汉杰、李仙洲、李以匡这样在战场上顽强抵抗誓死不肯投降的强硬派人物,而军统特务头目沈醉和爱新觉罗·溥杰等具有特殊代表性人物也在其中,无疑会让海内外对中国共产党的改造与教育并施的政策大受好评。

  第三批特赦名单中出现了廖耀湘和杜建时等国民党重要战犯的名字,当61名战犯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到加盖鲜红印章的特赦通知书时,他们热泪盈眶,因为这一幸福时刻的到来标志着他们从此成为了新中国公民中的一员。第四批特赦释放30名,其中较有影响的是康泽和李益智。特赦和释放国民党战争罪犯的活动,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篷勃发展而进行着,从1964年12月到1966年4月,我国政府先后释放了第五批和第六批在押战犯,第五批获释者50人,第六批57人,在这两批特赦释放的国内战犯中,四川军阀王陵基和孔庆桂、方靖、孙继周等人格外引人注目。自此,对国内战犯的六批特赦释放之中,共有改造好的296名战犯先后获得了新生。 第七次特赦战犯290人,有些是改造过程中的顽固分子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从1966年至1971年这6年间,关押在东北抚顺战犯管理所中尚未批准获释的国民党及伪满战争罪犯,不仅没有继续因其改造状况分别得到审理或释放,甚至还因战犯的年老体弱不幸病殁的情况也有发生。尽管周恩来在全国性的大动荡中,仍在日理万机的间歇拨冗过问战犯的改造工作,可是,愈来愈多的《情况反映》不断摆放在周恩来的案头,让这位为国殚精竭虑的总理在忧思之余也备加焦虑。

  1971年5月,周恩来在辽宁省抚顺战犯管理所上报的《关于抚顺战犯管理所战犯死亡情况的报告》上,挥笔写下如下批示:“抚顺战犯管理所,政治工作有成绩。改造日本战犯,尤为显著。应体现毛主席的伟大无产阶级政策,给这些战犯以‘特赦’的出路。否则,人家会说,大战犯特赦了,小战犯关到死,外国战犯特赦了,本国战犯关起来。这是不符合毛主席给出路的政策的。而且年深日久,早已无材料可挤,重点应是改造,给以生活出路。”

  1975年春天,毛泽东对周恩来呈报的关于继续特赦在押国内战犯的报告,亲自披阅并作出重要指示。这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均身染重疾,不过他们仍然抱病批阅与释放在押战犯相关的一系列文件。当年3月17日举行的人大第二次会议上,朱德委员长主持了这次会议,宋庆龄、吴德、聂荣臻、徐向前副委员长等出席了这次决定在押战犯命运的重要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争罪犯的决定》。”

  毛泽东能在重病期间同意并批准国务院的特赦建议,确实需要足够的勇气和力排众议的超人魄力。因此,中国政府的第七次特赦在押国内战争罪犯的举措,无疑比前六次特赦更具国内国际的震撼力,其政治影响不可低估。西方传媒对此评价说:“中共第七次特赦在押的国内在押战犯,人数之多,是前所未有的。这说明中共在文化大革命之后正在纠正失误,敢于释放全部国民党和伪满在押人员,只能证明中共的潜在能力仍然巨大。”

  在第七次特赦释放的战争罪犯之中,有些人还是改造过程中的顽固不化分子,可是,当他们听到将要获释的消息时,也不得不发出感慨之言:“还是共产党、毛泽东伟大!”“如果没有共产党的英明伟大政策,我们也许仍然站在反动立场看待新中国!”还有人忍不住当场振臂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感人的现场催人泪下。

  应该说,无论日本战犯还是国民党战犯,在战争中是违反战争法的,他们都沾满了人民的鲜血,这一点是必须肯定的。对他们犯下的滔天罪行,是永远记在人民心里的。特赦他们是因为他们得到了改造,不会再对人民产生危害,并给于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这是毛主席给出路的政策的体现。

  但是日本军国主义复合的危险还在,台独分子还十分猖狂,他们收买和利用国内的残渣余孽,利用报刊小说日记、戏剧,利用旅游文化景点为日本侵略者翻案,为国民党将军树碑立传。对抗日战争有功却在解放战争中犯下罪行的,既要肯定其民族精神但不能为其在解放战争中犯下罪行的人翻案。一是一,二是二,只要他们悔改错误,重新做人,人民是欢迎的。但有些作家文人借抗日有功为名故意歪曲丑化历史为其在解放战争中的犯罪行为翻案是绝不容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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