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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的湖北防疫:政府与民众的互动

2020-01-30 17:24:47  来源:《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湖北省防疫政策与措施》  作者:曾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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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政府是主导

  新中国成立之后,通过建立防疫网络突显政府的主导作用。当时中央和党的领导人都十分重视卫生防疫问题,毛泽东认为防疫是一项政治任务,推行防疫有利于民众的身心健康,也有利于政权巩固,而政府在整个防疫过程中充当主角。中共中央在1950年就发出了关于加快各级防疫机构的建设的指示,希望建成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防疫机构,有利于全国防疫工作开展,有利于把防疫触角伸到农村地区。以湖北省爱国卫生运动为例,从表6湖北省爱国卫生运动组织结构系统图就可以看出防疫机构的严密,省级防疫委员会统管整个爱国卫生运动,下设市爱卫会和专属爱卫会。市爱卫会领导市防疫队和市防疫站开展卫生运动,专区爱卫会组织专区防疫队和县爱卫会开展卫生运动。县爱卫会负责县防疫队、区防疫站和交通线路临时防疫站。而区防疫站一直要负责到每个村,甚至到村卫生员。政府通过如此严密的防疫机构来开展防疫工作,有利于防疫政策的推行。

  表6:湖北省爱国卫生运动组织结构系统图

20世纪50年代的湖北防疫:政府与民众的互动-激流网

(资料来源《年爱国卫生运动的总结》,湖北省档案馆藏,SZ34-2-301。)

  另外,政府采取一系列的宣传工作来动员和倡导民众参加到防疫事业中去。新中国成立初,人民对天花可以通过种痘而产生免疫功能还不甚了解,起初在湖北开展种痘时,做了大量的工作来广泛宣传接种知识,如组织全省可动员的一切宣传力量来宣传种痘知识,编制翻印及分发宣传材料,在湖北的各大报纸上开辟专栏宣传种痘和普及疾病知识,同时各个县在种痘开始前一个星期,由当地最高行政机构,发布文告,详细说明种痘的重要运用当地黑板报、报纸、壁报登载种痘宣传材料各机关、团体、学校、各学习小组都要根据所提供的宣传材料,开会加以讨论和谈话,其目的就是做到每一个人都要受到最少一次的种痘宣传教育,使群众自觉自愿种痘,还可以监督其他人种痘。卫生处印发的宣传材料不仅发放到各个单位,还在一些公共场所也粘贴公告,如菜场、茶馆、饭店、商店。另外宣传工作一开始卫生科就专门派宣传人员,分批出动,检查和推动种痘工作地开展情况,同时采取只有种痘工作结束,宣传工作才能结束的原则。而且每次到达一个地方宣传结束后还要专门做出总结并专门绘制表格进行填写,以便上报,表格上要填写清楚宣传的方式、宣传的次数、听众人数和最终的效果。

  (二)民众广参与

  新中国成立初,政府积极构建防疫体系,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促进防疫政策推行。但是民众面对政府积极的防疫工作一开始有一定抵触情绪。因为在民国时期,湖北省的农村尤其是偏远乡村,民众一般缺乏讲求卫生的条件和习惯,生活贫困,思想观念落后,尤其是迷信思想很严重,有病不信医生而信鬼神。在疟疾的防疫中遇到了迷信思想的阻力,有些民众认为疟疾是鬼邪作祟所致,一旦打了疫苗就犯了忌讳,导致鬼邪找到自己,于是防疫员打疫苗的时候,就谎称自己曾得过疟疾,来避免打针。在种痘的时候,有些民众认为在春耕时节、收谷时节不宜种痘,这样会影响收成,还有些民众认为小孩种痘是一件大事,要先去算卦求佛才能决定要不要去种痘,什么时间去种痘。甚至还有些民众认为“从小就种痘,六年一种多麻烦,用不着预防不预防,得上天花算我命短,受苦受罪我自当。”在政府的宣传和教育之下,民众纷纷响应,积极种痘。一个老大娘听到了政府派来的种痘宣传员的谈话之后,改变了以前的观念,她说“今天公家真是替我们老百姓着想啊,种痘不要钱,我七十五岁了,死倒是不怕,可是不能因为我生病,而去传染给别人,所以不但叫家中大人小孩都种痘,我自己也要种。”

  通过政府广泛的动员和倡导,民众纷纷改变了落后和封建的观念。从表7可以看出湖北省1951年实际注射霍乱疫苗的人数多于计划注射霍乱疫苗的人数,甚至在黄冈专区实际注射人数是计划人数的1.5倍,这就表明政府通过倡导使民众改变了观念,民众纷纷开始支持和配合政府的防疫工作。

  民众不仅是配合政府防疫工作还积极投入到防疫工作中去,成为防疫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荆州专区各县爱国卫生运动从城镇一直开展到了农村。荆门县城城关镇宣传队宣传爱国卫生知识30多次,民众广为参加,参加人数达到24000多人,潜江人民卫生院与文化馆配合举办卫生展览,两天时间有4000多民众参观。在参观期间民众都接受了一次卫生知识洗礼。在农村采取互助合作组的方式来开展卫生防疫运动,还把防疫与生产相结合,嘉鱼县双合乡把生产合作社分成了26个互助合作小组,这些小组一方面是响应政府号召开展卫生运动,填平水坑、清理垃圾、打扫街道、开通水沟、整修厕所等,另一方面在搞卫生同时还积肥1965担,可肥1304亩田,另外这26个互助合作小组定期召开互助合作会,组织小组长到卫生运动搞得较好的地区参观,回来向组员们加以宣传。民众逐渐认识到生产和卫生之间有着必然联系,在政府召开卫生大会的时候,民众积极参加,献计献策,成立卫生小组,每组有15到20户居民组成,选组长一人,制定了清洁值日的制度,即每户轮流值日检查清洁卫生情况,各户除每天打扫本户室内室外清洁外,还要轮流打扫公共厕所,保持公共卫生制定了卫生检查制度,即卫生组每天轮流检查一次,每星期普遍大检查两次,本村的卫生员每周抽查两次。

  除了民众参与到防疫之中,民间组织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孝感县郑贩乡在开展春季爱国卫生运动期间,县红十字会医防队帮助此乡解决了肥料问题,在医防队带领下,开展了卫生清洁积肥运动,全体乡民把湾内屋前屋后的牛粪、猪粪、泥渣、垃圾等进行了清除,在一天时间内,共疏清5尺多深污水沟一条,牲畜、泥渣垃圾等共1215担。在湖北省许多县还成立了医务工作者联合会组织,成员构成是由当地中西医组成,以麻城医务工作者联合会为例,1950年5月20日成立,首届常委会由12人组成,设有15个支会,会员有507人,到1951年11月,发展到18个支会,会员800多人,主要任务是对卫生工作人员进行资格审查,颁布就业证书,训练种痘员;检查和教育医药卫生人员端正医疗作风,协助培训接生员,宣传新法接生和协助政府慰问苏区等。在1954年水灾期间,医务工作者联合会积极与政府相配合,向受灾严重县派出医疗队,救助当地民众,还深入到偏僻的村开展医疗救助。派出的医疗救治队共跑了16个受灾县,救治病人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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