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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巨献 毛泽东大传 第二卷 倚天抽剑 第4章

2019-11-27 10:29:34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东方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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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章

  “不要老是坐而论道,要干就干。”

  话说毛泽东率领赴京驱张代表团来到汉口,安排好一行人住宿,径直来到恽代英处。两位神交已久的战友一见如故,抵掌夜谈。恽代英告诉毛泽东说,他和武昌进步青年正在筹办一个传播新思想的书社,这个书社以“利群助人,服务群众”为宗旨,名字就叫“利群书社”。毛泽东对恽代英的计划十分赞赏,连声称好。他和恽代英就“利群书社”创办后如何发行进步书刊,如何广泛联系工人群众,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恽代英对毛泽东领导的驱张运动也十分关注和支持。毛泽东将《驱张宣言》交给恽代英,请他代为宣传。恽代英马上将《驱张宣言》交给互助社的成员们,让他们广为散发,联络湖北学生支持驱张运动。

  恽代英还积极组织武汉进步青年,召开声援湖南驱张运动大会;他又派人协助毛泽东率领的驱张运动代表团,一举查获存放在武昌鲇鱼套车站内、由反动军阀张宗昌私下为张敬尧偷运的鸦片种子,并将这一消息公之于众,在全国人民面前揭露张敬尧的丑恶嘴脸。

  在此期间,毛泽东在一家旅馆门口遇见了一个衣衫单薄、形状十分狼狈的小伙子。这个小伙子就是年仅17岁的许志行。毛泽东看着眼前的这位年轻人,想了解一下他的情况。可两人一搭话,彼此间的语言都不大听得懂,他们只好用笔交谈起来。

  原来许志行本姓潘,1902年5月21日出生于江苏省吴县洞庭东山北望村,7岁时,随父母迁居浙江海宁袁花镇;11岁那年,因家境破落入赘于许家,改名为许志行。此时他高小还没有毕业,家人就把他送到嘉兴一家酱园里当学徒。因为他不愿做奴隶式的学徒,经常反抗老板的压迫,不到两年就被赶了出去。家人又将他送到上海闵行一家酱园里当学徒,因不堪忍受老板的打骂,不久就逃回了家中。隔了年余,家里又把他送到长沙一个亲友家里,托人介绍在一个五金玻璃店里当学徒。这年正值五四运动爆发,许志行受到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愈发不愿意做奴隶式的学徒了。他一心想继续求学,因此进店不到3天就偷偷地跑了出来,身上没有一个钱,只好沿着长沙到武昌的铁路线徒步到了汉口。

  毛泽东非常同情许志行的遭遇,便劝慰道:

  “想读书是好事,但是年纪轻轻流落在外是不好的。”

  他还表示愿意帮助许志行回到浙江去,可许志行却说:

  “我是不能回家了,先生最好能帮助我介绍一个自谋生计的工作。”

  毛泽东说:

  “我自己在这里也是过路客,就要上北京去了,不好为你介绍工作的。”

  他劝许志行暂时忍耐一下,回家安心等一些时日,待他到北京办完事回到湖南,一定设法帮助他出来继续求学。许志行觉得毛泽东很是恳切,便听从了他的劝告,把家里的地址告诉了毛泽东。

  转眼间,代表团在汉口已经停留了将近10天。这些天毛泽东虽然因紧张繁忙而感到有些疲劳,可他依然处于临战前的亢奋状态。就在将要离开汉口的这天夜晚,征人面对着良宵夜月,激情满怀;雄鸡已经停止了啼叫,东方也露出了曙光,告别了朋友,又该上路了,他挥笔写出了一首《归国谣》:

  今宵月,直把天涯都照彻。

  清光不令青山失,清溪却向青滩泻。

  鸡声歇,马嘶人语长亭白。

  1919年12月中旬,毛泽东带上将要回家的许志行,率领驱张代表团,从汉口到了上海。他们此次绕道的目的是为赴法勤工俭学的徐特立、蔡和森、向警予、蔡畅、葛健豪、张昆弟等人送行。

  在这一支赴法勤工俭学的队伍中,年龄最小的只有十五六岁,年龄最大的是蔡和森与蔡畅之母、55岁高龄的葛健豪老人,其次是43岁的徐特立先生。在他们一行离开长沙前,湖南《大公报》记者曾专门发了一则报道,报道说,在赴法留学的人员中,“我最佩服的还有两位。一是徐君懋恂,一位是蔡君和森的母亲,都是四五十岁年纪的人,还远远地到法国去做工。”

  这一支赴法队伍的另一个特点是以向警予、蔡畅、葛健豪为代表的湖南先进女性,终于冲破了封建思想的束缚,投身到赴法勤工俭学的运动中来了。

  葛健豪老人后来在1923年归国,1925年在长沙创办平民女子职业学校,自任校长。而毛泽东的同窗好友张昆弟则是在1921年12月底就回了国。1922年春,张昆弟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他被李大钊派往正太路任特派员。从此,他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重要领导人。1925年9月18日,张昆弟在河南省总工会的成立大会上,被选为省总工会委员长。大革命失败后,张昆弟转移到天津,任北方局和顺直省工委书记。1931年5月,他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到达湘鄂西苏区,任总工会党团书记。1932年秋,张昆弟在肃反中被诬陷为“反革命”,秘密杀害于洪湖县瞿家湾,时年38岁。此乃英烈后事,笔者不得不在此交代清楚。

  且说毛泽东率领代表团到达上海后,入住在“环球中国学生会”。此时的他才得知蔡和森一行赴法启程日期推迟了,因驱张急务在身,不能在上海久呆,于是就给许志行买了一张回浙江的火车票,率领代表团离开上海,继续北上。

  12月18日,毛泽东率领驱张代表团到达北京,在车站受到了邓中夏和正在北大学习的罗章龙及其他新民学会会员10余人的热烈迎接。

  毛泽东一行被安置在北长安街99号一个叫福佑寺的大喇嘛庙里。安排已定,众人落座叙话,说起自北京分别后彼此的情况,都十分兴奋。罗章龙还向毛泽东介绍说:在1919年10月16日,北大新闻学研究会举行第一次研究期满仪式,他和毛泽东等32人获得了听讲半年的证书,谭平山、杨亮功等23人获得了听讲一年的证书;会长蔡元培还在期满仪式上发表了演讲。

  此时,邓中夏和罗章龙二人都住在曦园,毛泽东后来每隔三五天都要到曦园去和邓中夏、罗章龙会面,他们一谈就是大半夜。

  且说毛泽东送走邓中夏、罗章龙等人,立马去看望李大钊。李大钊非常高兴地接待了他。他向李大钊介绍了离别后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情况,还介绍了《湘江评论》的开办过程及湖南正在进行的驱张运动。李大钊告诉他说,北京现在正在筹备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又向他推荐了一批有关共产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中文书籍,其中有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节译本和一个英国人写的《社会主义史》等。

  12月19日,毛泽东和湖南省城各校教职员代表罗教铎、杨树达、朱剑凡、罗宗翰等人,一起商谈草拟准备递交给总统的控诉张敬尧种种罪行的联名呈文。他们在呈文中首先写道:“我国今日要务,莫急于国强,而国强根基莫要于教育。”

  接下来,呈文列举了张敬尧的十大罪状:

  一是连年以来,纵兵殃民,烧毁房屋,劫掠财物,强奸妇女,杀人如麻,造成人民流离转徙,死不能葬,生无可归,以致农不得耕,商不得市。

  二是操纵银行,变相搜刮,致使湘民往日之现金,既悉被吸收,所藏之纸币,又尽遭废撤,金融枯塞,无以为生。

  三是盗押厂矿,勾结日美拍卖纱厂,买断湖田,致使公私破产,恢复无期。

  四是破坏烟禁,勒民种烟,致使烟害无穷。

  五是扣减教育经费,摧残教育,驻兵各校,侵占房屋,毁损仪器,致学生无校可入,无学可求。

  六是军队犯罪,以无辜湘民抵戳,并暗杀公民,身蹈刑律。

  七是查禁报刊舆论,致使言论自由,扫地以尽。

  八是破坏盐法,目无中央,擅运私盐,乱收盐税,致使盐价骤涨,小民食淡。

  九是勒索城乡绅民银两,勒捐军米民粮,加收田赋,坐收厚赃。

  十是伪造选民改选省议会,伪造民意,破坏团体,供一己利用。

  呈文最后提出:“张督祸湘,罪大恶极。湘民痛苦,火热水深。张督一日不去湘,湘民一日无所托命。”因此强烈恳求“以张敬尧摧残教育,迫恳撤惩,以全教育而纾民害。”

  毛泽东虽然是公务在身,可他心里还时时惦记着恩师杨怀中先生。一草拟完呈文,他立即就去看望恩师,待到了杨宅,这才知道杨怀中先生病倒了,而且病情十分严重,不得不住进了北京德国医院。他又急匆匆赶到医院病房里,见杨怀中先生明显地消瘦了许多,只是精神尚好。杨怀中先生见毛泽东来了,他那憔悴的脸上终于露出了难得一见的笑容。

  杨开慧告诉毛泽东说:她和哥哥轮流守候在父亲的病榻之侧,悉心照料着父亲。她还为父亲读书读报,每期《新青年》是必读之物,自己从中也汲取了许多新思想、新道德。

  此时的杨开慧身材苗条,圆脸庞,皮肤白皙,愈发漂亮了。一对恋人在分别大半年之后重逢在北京,各自的情愫实在难以用语言来表达,压抑在心头的爱情火花一下子迸发了出来。此后毛泽东一有空就到医院和杨开慧一起侍奉先生。

  有一天,杨开慧和母亲向振熙去福佑寺看望毛泽东,她发现毛泽东晒在竹竿上的一件白衬衣破了,便取下来为他缝补。向振熙眼见得女儿如此关心体贴毛泽东,便把这一细节视作二人的“定情”标志。她一回到医院,就高兴地告诉杨怀中说:

  “开慧帮毛先生补衬衣了,她还从来没补过衣服呢。”

  深受病痛折磨的杨怀中先生闻听此言,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12月21日,在邓中夏,罗章龙等朋友的鼓动下,北京各校学生代表,在北京大学召开了慰劳湖南教育代表团大会。

  12月22日,毛泽东为了揭露张敬尧的罪恶和宣传驱张运动,同张百龄等人一起在福佑寺组织了平民通讯社。由毛泽东任社长。

  从这一天起,平民通讯社发稿分送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汉口、长沙、衡阳等各地报社,将张敬尧的罪行和各地驱张运动消息,广泛昭示于天下。毛泽东在北京领导的驱张活动成了湖南驱张运动的中心。

  据有关史料记载:平民通讯社就设在福佑寺那几间没有任何供暖设施的正殿里,这里既是毛泽东的写作间,也是他的卧室,还是他曾经自豪地称为“平民通讯社”的印刷车间。他阅读和写作的办公桌就是原来的那张长条形香案,睡的是在殿角处临时搭起的一张简易床铺。白天,他由福佑寺旁门出入,四处奔走;晚上,他就在正殿里编写和审阅、印刷和分发稿件。每日发出的一百五十余件文稿,他都要一一过目;有些重要文稿如各界向政府提出的请愿书等等,则是由他自己亲自撰写的,直至干完了一天的工作这才上床休息。

  后来,驻衡阳、上海等地的驱张代表团主办的《湘潮》、《天问》等周刊相继出版,平民通讯社还直接给这些周刊发送了大量稿件,毛泽东也为它们撰写了不少文章。

  尽管毛泽东如此繁忙,可他忙完了一天的工作,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眼前往往会闪现出在汉口遇见的许志行的那双期盼的眼神。在一天深夜,他终于提笔给许志行写了一封信,并把新出版的宣传新文化的一些小册子整理了一下,连同信一起寄给了在浙江的许志行。

  且说12月23日,毛泽东率领湖南驱张代表团成员,将控诉张敬尧的联名呈文递交给总统府和国务院及教育部。

  12月24日,驱张代表团12名代表求见总统徐世昌和总理靳云鹏。徐世昌和靳云鹏皆托词不见,仅派一名教育次长出面敷衍。代表们无功而返。

  毛泽东为了给当局施加压力,和代表团成员们一起在京奔走呼号,广泛联络湖南在京学生、学者、议员、社会名流和绅士,宣传驱张运动。

  12月28日,毛泽东出席了驱张代表团在前门外湖南会馆召开的同乡会,参加集会的同乡有学生,有学者,还有工商界、教育界、新闻界、女界、绅士界、政界议员等1000多人。驱张代表团成员报告了驱张运动的形势,并和其他各界人士控诉了张敬尧的罪行,表示了驱张的决心。

  北京《晨报》记者详细报道了同乡会的盛况。报道中写道:

  “湖南来京请愿的代表刘敏君,报告张敬尧督湘以来摧残教育之实状。次由女代表李思安女士,列举张敬尧蹂躏湖南之罪恶,声泪俱下,在座之人,无不愤懑填膺,怒形于色。

  李思安女士说:

  ‘以世界列国论起来,中国的地位为最弱。以中国各省论起来,湖南的地位为最苦。南北战争所受的残酷还不算,还要受张敬尧的摧残。我们湖南人,真正是该当蹂躏呀!该当受罪呀!该当死呀!想到此等情形,痛恨无比。恨不得马上死了才好,免得再到湖南去,受那种惨无人道的活罪哩!’”

  大会请在场的湘籍议员,签字担保驱张。与会者群情激愤,议员们见大门紧闭,“会场不准先出,在场之议员见无可脱,乃书:‘担任驱逐张敬尧完全责任,如不能达到目的,则全体辞职以谢湘民’云云。”

  大会议决了一份通电,在全国范围内公布张敬尧的各种罪状;其中包括将张敬尧交由国民公判等5项决议的内容。大会还决定设立旅京湖南各界委员会为驱张机关,推定了委员会委员20余人。

  12月31日,毛泽东与彭璜、张百龄等14人,以湖南旅京公民的名义,就张敬尧违禁运烟一事上书国务院,揭露张敬尧到湘后大开烟禁并劝民种烟。要求国务院“速即呈明大总统,将湖南督军张敬尧明令罢职,提交法庭依律处办,以全国法而救湘民。”

  1920年1月4日下午,黎锦熙到北长安街99号福佑寺平民通讯社看望毛泽东。他在桌子上发现了一本毛泽东研读的《共产党宣言》节选本,还有各种有关宣传社会主义的小册子及报刊。

  原来此时的北京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政治空气更加活跃,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也进一步扩大,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日趋广泛。促成这种局面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早在1919年7月25日俄国苏维埃政府发表了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政府同中国政府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废除俄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宣言还说:“苏维埃政府把沙皇政府独自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请中国人民了解,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唯一的同盟者和兄弟是俄国工人、农民及其红军”。俄国苏维埃政府的宣言发表后,一直被中国反动政府严密封锁,现在终于公布出来了,社会各界人士反映十分强烈:全国31个社会团体先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感谢电,报纸杂志介绍俄国革命和宣传、讨论社会主义的文章也日益增多,有些进步报刊还摘译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的部分章节,发表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简要传记;同时,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也相继成立,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形成了一个空前的热潮。

  毛泽东在这样的形势下来到北京,有了更多的机会进一步接触马克思主义。他利用驱张活动之余暇,同正在北大秘密建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李大钊、邓中夏等人密切联系,搜寻和研读了许多介绍十月革命的书刊及所能借到的为数不多的中文版马克思主义书籍。

  再说1月8日,毛泽东和邓中夏与在京的湖南“辅仁学社”部分成员在陶然亭聚会,尔后,众人来到慈悲庵前的大槐树下,合影留念。

  就在这1月间,毛泽东由王光祈介绍,加入了李大钊、王光祈等人发起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

  这位王光祈是毛泽东刚到北京后不久就新结识的一个好朋友,字润玙,笔名若愚,1892年出生于四川省温江县。他的祖父是清末著名诗人,父亲早逝。此后他家境衰落,生计日艰,1918年6月在中国大学毕业后,先后任成都《群报》、《川报》驻京记者。在和李大钊、周太玄、曾琦等筹备少年中国学会之初,他被推举为筹备处主任。

  少年中国学会于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成为五四运动以后的著名社团,其宗旨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其信条是:“奋斗、实践、坚忍、俭朴”。后来成为共产党员的张闻天、邓中夏、恽代英、高君宇、赵世炎、黄日葵、田汉等人,都曾是这个学会的会员。

  有一次“少年中国学会”在愚生家中讨论“工读互助”问题,会员们你一言我一语,发表了不少议论,诸如穷学生半工半读要取何种办法?是只能自修还是也可以进入学校学习?半天做工,选择那种工作才合适?议论来议论去,结果是不了了之。毛泽东早就听得不耐烦了,他说:

  “不要老是坐而论道,要干就干。很简单嘛,你们诸位把换洗衣服拿出来,交与我去洗,1个铜子1件,无论大件小件,一样价钱,3天后交货拿钱。”

  大家见他这般说话,竟无一人搭言。愚生的太太在旁边打趣说:

  “我才不交与你去洗咧!你们斯文男子,是洗不干净衣服的!”

  王光祈看看毛泽东,生怕他难为情,就搭话道:

  “你明天就拿我的换洗衣服去试洗一下,看你洗得干净么?”

  毛泽东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第二天他还真的将王光祈的衣服拿去洗了。

  自此以后,毛泽东长时期和中国少年学会保持着联系。在1923年5月出版的《少年中国》杂志上,还有“收毛泽东第3年会费2元”的记载。

  且说在1月15日,毛泽东去胡适家里谈自修大学事。

  据胡适在这一天的日记里记载:“毛泽东来谈湖南事。”关于这次会面,胡适在1951年5月读到萧三的《毛泽东的初期革命活动》一文时,因其中两次提到毛泽东在湖南组织“自修大学”,便回忆说:“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南去了。‘自修大学’见于记录,似只有这两处,故我记在这里。”

  1月中,杨怀中先生的病情愈发严重了。毛泽东赶往医院探望恩师。杨怀中先生自知将不久于人世,示意毛泽东坐在他的病榻边,用颤抖的手从身上掏出一块怀表,递给毛泽东,说:

  “润之,这块表跟我多年,送给你,作个纪念吧。你和开慧的事,我全知道。我就把她托付给你了。开慧年轻幼稚,你要多照顾她。”

  “老师、师母,请放心!”

  毛泽东强忍悲痛,站起身来,向恩师和师母深深地一鞠躬。

  杨怀中先生对毛泽东、蔡和森非常器重,他在临终前给好朋友、时任广州军政府秘书长、南方军政府议和代表章士钊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奇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1月17日午前5时,一代学人杨怀中先生在北京溘然长逝。

  他的灵柩停放在北京香山法源寺内。毛泽东以半子半婿的身份,与杨开智、杨开慧兄妹,还有蔡和森、陈绍休等同学,一起在法源寺为杨怀中先生守灵。

  杨怀中的夫人向振熙致电在长沙的六弟向明卿,要他到北京帮助料理杨怀中先生的后事。向明卿接到电报后怀着悲痛心情,立即启程来到北京。

  向明卿少年时聪颖好学,后毕业于湖南大学的前身湖南高等农业学堂水土工程系,立志实业报国。此人为人正直厚道,好交游,亦热心教育。

  1月18日,毛泽东同罗宗翰、彭璜等55人,就防止张敬尧侵吞湖南省米盐公款一事,向北京、天津、上海、湖南等地的湘籍知名人士和群众团体发出快邮代电,代电中说:

  “在张贼未去湘乱未宁以前,只可暂归湘绅保管,不得变动。俟湘事平定后,再由全省民意公决用途。”

  1月19日,上海《民国日报》发表了毛泽东、陈绍休、彭璜等湖南各界公民代表给北京政府总统、国务院总理的呈文:《乡人控张敬尧十大罪》。

  1月22日,毛泽东与蔡元培、章士钊等29人联名在《北大日刊》上发布杨怀中先生病逝讣告。

  毛泽东并发表了为恩师撰写的挽联:

  忆夫子易帻三呼,努力努力齐努力;

  恨昊天不遗一老,无情无情太无情。

  他还与蔡元培、章士钊、黎锦熙、杨度、朱剑凡等8人发了一则启事,启事中说:

  敬启者,湖南杨怀中先生,于本年1月17日午前5时,病殁于北京德国医院。先生操行纯洁,笃志嗜学,同人等闻其逝世,相与悼惜。先生既无意于富贵利达,薪资所储,仅具薄田数亩,平日生计,仍恃修俸。殁后遗族,尚无以自存。同人等拟对其遗族,谋集资以裨生活,积有成数,或为储蓄,或营生产,裨其遗孤子女,略有所依恃。伏冀诸君子知交,慨加赙助,此则同人等所感盼者也。诸维亮察不尽。

  蔡元培 章士钊

  朱剑凡 毛泽东 同启

  范源濂 杨 度

  黎锦熙 熊崇煦

  蔡元培又与马寅初、胡适、陶孟和4人另发了一启事,向北大师生征集赙赠。

  1月25日,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参加了杨怀中先生的追悼会。

  上午8时许,北京大学小礼堂里哀乐阵阵。蔡元培校长胸缀白花、臂带黑纱,在悲壮肃穆的气氛中庄严宣布杨怀中先生追悼大会开始。

  身材修长、一派学者风度的青年毛泽东,毕恭毕敬地向灵堂正中的杨怀中先生遗像三鞠躬,展卷宣读由蔡元培、范源濂、杨度、章士钊、黎锦熙、毛泽东等29人联名撰写的《治丧词》,深切悼念令人钦敬的伟大教育家、新民学会的精神导师。

  此时的毛泽东可以说是祸不单行,正在他忙于操办恩师杨怀中先生的后事之际,又从湖南老家韶山传来了一个惊人噩耗:年仅50岁(差9个月)的父亲,因患急性伤寒病已于1月23日病逝了。他得知这一不幸的消息,并没有立即回家奔丧,因为此时的驱张运动已经到了节骨眼上,他把无限的悲痛和对父亲的哀悼深深地埋在心里,给在韶山的大弟弟毛泽民写了一封信,嘱咐他操办好父亲的后事,支撑起那个即将瘫痪的家。

  1月28日,毛泽东和湖南公民、教职员、学生3个代表团及部分北京学生,为要求撤惩张敬尧,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到国务院门前请愿。

  上午12时,3个代表团的成员们及北京学生打着写有请愿内容的旗帜,分别从前门、后门、西华门3个出发地来到国务院所在地新华门。请愿队伍前面的3面大旗上分别写着:

  “请政府速即撤惩张敬尧”、“代表三千万湘民请愿”、“与张偕亡”。

  后面还有数十面旗帜上写着:

  “围焚株醴的张敬尧”、“勒种鸦片的张敬尧”等等。

  毛泽东是湖南公民代表团中的首席代表,以他为首的6人被推举为3个代表团的总代表,声明非要见到靳云鹏讨个说法不可。

  毛泽东等人在国务院门前等了许久,也没有见到靳云鹏,他们愤而转至棉花胡同靳云鹏的私宅前,“效秦廷之哭”。靳云鹏托词不出,由其副官长于化龙接见了毛泽东等人。6位代表痛陈张敬尧祸湘十大罪状,要求靳云鹏当众宣布解决办法。

  靳云鹏传出口信,诈称他将于“明日国务会议,将湖南问题提出”,在下星期四请代表们再到靳宅听候答复。

  1920年2月5日,毛泽东等6位总代表兴致勃勃地依约前往靳云鹏的私宅听候答复。当他们一行来至棉花胡同,却看见那里早有大量兵警设了防,不但阻住了他们的去路,而且还把整个街道和靳宅也围了个严严实实。无论毛泽东等人如何解释,那些兵警就是不让通行,别说是去见靳云鹏的面,就是连靳宅也别想进去了。毛泽东等人这才恍然大悟,知道受了官僚们的骗,上了靳云鹏老贼的当了。

  此时毛泽东主持的驱张运动的阻力,不但来自北京政府方面,而且还来自于社会方面。在北京与驱张运动相对抗的,是由一些反动官僚、绅士和所谓“社会名流”拼凑起来的“旅京湘事维持会”及“湖南旅京界联合委员会”,这两个被张敬尧用金钱收买的保张团体,打出了拥护张敬尧的旗帜,千方百计与驱张运动相抗衡。

  时人有诗单道这执政者之奸诈可恶:

  嫩姜不如老姜辣,官家从来多狡黠。

  请看今日庙堂上,羊头狗肉高高挂。

  欲知驱张运动能否成功,请看下一章分解。

  东方翁曰:毛泽东路遇狼狈不堪言语不通的小青年许志行,以笔谈相交,仗义扶困。他一诺千金,终生实践。自此以后,毛泽东每每一有机遇,从未忘记这位小朋友,提携他,教育他,终于使他成为一个有益于中国教育事业的人才。能济天下者不以事小而不为,毛泽东是也。老人家和许志行的轶事,在后面的大传中还多有提及,请读者诸君慢慢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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