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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帝国早亡是否应归罪于商鞅变法?

2019-05-01 14:59:00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杨百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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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存在王朝政治的兴亡周期律,即“人亡政息”的规律。但是秦帝国虽然表面上看是二世而亡(或三世而亡),但是实际上是人亡而政不息,它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直到清王朝在1912年退位。正如毛泽东所言,“祖龙虽死秦犹在,百代皆行秦政法”。秦之亡,失在于政(人的执行力),而不在于制(制度或立法本身)。秦之所以亡根本原因是秦始皇的继任者秦二世胡亥(没有合法性)和妄图篡权做皇帝的赵高(指鹿为马)没有很好地贯彻执行始皇的正确法制路线和政策,蓄意毁法,胡乱作为,自己折腾,把大好江山拱手让人,不能责怪秦始皇的制度不好,更不能责怪在此之前已经过去一百多年的商鞅变法。“秦任商君,国以富强,其后卒并六国而成帝业。及二世之时,邪臣擅断,公道不行,诸侯叛弛,宗庙隳亡……。今以赵高之亡秦而非商鞅,犹以崇虎乱殷而非伊尹也。”(《盐铁论.非鞅第七》)

  关于秦之亡究竟是失在于政,还是在于制,唐朝柳宗元在其《封建论》一文中做了详尽分析,“周之事迹,断可见矣:列侯骄盈,黩货事戎,大凡乱国多,理国寡,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断可见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孙皓晖:《大秦帝国》第六部(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6月版,第444页。)在整个唐代的历史意识中,只有柳宗元对秦文明做出了“政”与“制”的区分,指出了秦的灭亡,“失在于政,不在于制。”这里的“制”是指“郡县制”,即秦灭亡的原因不在于实行“郡县制”为核心的集权制度,而是由于官吏“苛政”对百姓过于残酷,导致官逼民反。近代著名史学家吕思勉也持有这种观点,认为秦之失在于人的操作不当,而不在于制度有什么问题。(吕思勉:《秦汉史》,商务印书馆,2010,第页。)

  明史学家冯觐指出:“秦之亡,不亡以商君,而亡于背商君之法。”也有学者认为,“秦朝速亡的根本原因是在于最高统治者对法家以法治国这一治国方略的理解流于表面和形式,对法家以法治国的方略生搬硬套,而没有真正领略、把握与贯彻法家以法治国方略的基本精神”。(叶自成:商鞅法治精义及时代意蕴——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本土思想渊源  人民论坛 2014-12-19)

  秦的灭亡最直接的原因是赵高专政,挟持二世胡亥,“乃更为律法”,改变了法治传统,非但不是对秦朝传统法治的继承和发扬,反而是对于秦朝传统法治的悖逆和反动,正是赵高、二世的“更法”乱秦,导致秦帝国的二世而亡。(张广亮:赵高祸秦——赵高蛊惑胡亥“更法”对秦朝法治的破坏)

  要正确理解秦的灭亡这一问题,我认为必须结合韩非子的“法、术、势”相统一的法家思想和法治理论来加以探究。同样的制度(法制)如果缺乏善于运用权谋(术)与拥有极高权威(势)的人,法制也是不能自动运行的(所谓“徒法不足以自行”),从而避免灭亡的命运。就大秦帝国而言,秦始皇是一个深谙“法、术、势”三道的君王,在其活着的时候,帝国尚不至于生战、生乱,但其一旦突然离去,则法制虽存,而术与势则均被带走,善于运用“法、术、势”的人才一时之间也难以产生,甚或后继者背离法制(如奸佞赵高与昏君胡亥同时现世,抛弃了法制),则秦的一遭覆亡将难以避免。历史事实也印证了这一点,法治必须是“法、术、势”三者有机结合和统一,缺一都将有损其治理效果。历史上只有韩非子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与慎到的势结合了起来,形成法家三派,并分析了各自的优点与利弊。其中“法”属于制度因素,“术”与“势”属于人的因素,治理国家施行法治将离不开这两个因素与三个方面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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