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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取信于民,变法何以成功?

2019-04-21 09:55:40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杨百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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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威。美国法学家伯尔曼强调,“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中国人历来注重立信、守信和取信,“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而商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将立信、守信运用于变法之中的政治家和改革家。商鞅变法之所以成功,关键就在于“取信”二字(其中又包括立信与守信两个环节)。商鞅是言必信、行必果的典范,也是古今中外因忠于法律、信仰法律而死的第一人(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也是因为信仰法律而死)。在变法过程中,他始终强调法令的作用,时刻不忘有法、依法、中法、用法、信法、守法。商鞅说:“明王之治天下也,缘法而治,按功而赏。”(《商君书.君臣第二十三》)又说:“明主慎法制。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言中法,则辩之;行中法,则高之;事中法,则为之。”(《商君书.君臣第二十三》)法治是商鞅的信仰,在他的心目中法治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绝不允许任何人侵犯法治。商鞅之变法,做到了凡事皆有法可依,人人皆依法办事,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程度。他甚至还要求国人不仅要依法、中法、用法、守法,还要忠于法、信仰法,以此来判别忠奸。他说:“今言‘忠’者有二论:忠于人主,忠于国法。国法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保民方可兴国也。人主以法治国,人臣执法为忠。法不阿贵,执法不避亲疏贵贱,一断于法者,是为忠臣。故人主慎法制,应以法而论忠。言不中法者不为忠,行不中法者不为忠,事不中法者不为忠。不忠之言不听,不忠之行不纵,不忠之事必禁。”忠于法律与职守的人才是忠臣,忠于人主(君主)个人的人不算忠臣,只是投其所好而已。

  在忠于法律或信仰法律的问题上,我国战国时期法家势治派的慎到认为,人民应当忠于法律、信仰法律,他以是否忠于职守、忠于法律而不是忠于君王来作为判断忠奸的标准。他说:“乱世之中,亡国之臣,非独无忠臣也!治国之中,显君之臣,非独能尽忠也!治国之人,忠不偏于其君。乱世之人,道不偏于其臣。然而治乱之世,同世有忠道之人,臣之欲忠者不绝世。比干子胥之忠,毁瘁君主于阁墨之中,遂染弱减名而死。由是观之,忠未足以救乱世,而适足以重非……忠不得过职,而职不得过官。桀有忠臣而罪盈天下……将治乱,在于贤使任职,而不在于忠也。故,智盈天下,泽及其国;忠盈天下,害及其国!”(《知忠》)。在这里,慎到的意思是:乱世亡国之臣中,不是没有忠臣。而治国能臣,更不都是尽忠之臣。治国之能才,应当忠于职守,而不是忠于君主。乱世之庸人,则忠于君主,而不忠于职守。真正的忠在于忠于法律和忠于职守,而不是忠于具体的个人(君主)。

  商鞅既通过《商君书》的雄文大义以立言,也通过变法成功强秦以立功。其言其功皆赖遵循法制而有所得。商鞅变法在立法(法规范设计)、执法(十分严格)、司法(非常公正)、法律监督(广泛而普遍)、普法(彻底而全面)、自治(效率奇高)和守法(非常自觉)等各个环节,高度理性自觉、一以贯之。考察历史上的诸多变法、革新,能够一如商鞅变法这样信仰法律、忠于法律、法令至上,完美做到既取信于君,又取信于官,同时还取信于民,说一不二、说到做到的,几乎没有。绝大多数变法革新者都只能做到取信于君(如戊戌变法康有为只取信于光绪皇帝,而没有取信于官和取信于民的具体举措)这一层,以获取最大权势者君王的支持,推行他们的改革变法思想。而取信于官和取信于民是变法能否成功的两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丝毫不亚于取信于君的作用。商鞅变法完美地做到了这三者的统一与结合,取得了来自上中下各个阶层的一致认同,因而阻力最小,变法也最为彻底和成功。

  那么,分析一下改革变法的阻力通常会来自哪里呢?我们发现,不同的阶段改革变法会面临不同的阻力来源。在变法的初始阶段,阻力主要来自于官僚守旧势力的阻挠;在进行阶段,则可能会有部分官僚与百姓的抵制;在最后阶段,则将会有来自官僚阶层、民间百姓与君王三个方向的反对。在改革变法的最后阶段如果发生了这种全部都反对的情况,则表明变法、革新最终彻底失败了。

  历史上变法成功的革新人士尚难保全自己(如商鞅),最终的命运和结局是“资必不胜,而势不两存,法术之士焉得不危?其可以罪过诬陷者,以公法诛之!其不可以被以罪过者,以私剑(刺客)穷之!是故,明法而逆主上者,不戮于吏诛,必死于私剑矣!”(这是韩非对于改革变法最为冷酷的预言),十分悲惨。变法之士只要违背了传统势力的利益,就只有两种结局等待他们——不死于公法(世族贵胄以祖制问罪),必死于私剑(刺客)(《韩非子.孤愤》),何况变法的失败者呢!必然是四面楚歌、惨遭屠戮,结局十分凄惨。笔者做了一个小小的统计,历史上的法家革新人士普遍寿命不长:商鞅只有五十二岁,韩非四十七岁,申不害四十八岁,李悝六十岁,吴起四十一岁,李斯七十二岁。大多死于非命,这些让后来的有识之士无不扼腕叹息!

  本文认为,商鞅变法最成功的地方就在于“取信”二字,包括变法前的立信与变法过程中和变法后的守信两个方面,都做得相当圆满。较之于其他改革变法,商鞅在这两个方面做得最彻底也最全面。其中变法前的“取信”是为正式变法做思想理论准备,商鞅为此花了将近三年时间。这样做的目的是排除变法开始后可能遭遇到的各种阻力。变法中和变法后的“取信”则表现为:通过制定有利于强国富民的良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普及法令知识、民众自治等取信于民、取信于国的方式,体现商鞅变法坚守法制、坚定贯彻变革、不避生死、绝不退缩的决心和信念。这些在《商君书》中被概括为:壹言、壹刑、壹赏、壹教和对依法治国强国之术的推崇。其它的历史文献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在商鞅眼中,法律至上,唯法为从,其变法图强的改革变法大业,前后坚持了将近二十余年。经过他的不懈努力和大力推进,终获成功。商鞅变法革新图强,其成功的经验具体来讲,我认为主要集中于以下七个方面:第一,商鞅变法与历史上其它变法一个显著不同的地方在于,它特别重视法制的作用,遵循无立法不改革的原则,并且始终贯彻到底,坚定不移。其每一步变法措施都是先制定法律与法令,然后逐条落实。做到了每一次变法(共两次)都有法可依、“凡属重大改革必定于法有据”(习近平语)的地步。无论是农业方面推出的垦令(农业法)还是军事上的军功爵制改革,包括其他如户籍制度改革、小家庭制度改革等等,都是先制定、颁布法律,而后依法落实,稳步推进。如果没有制定成熟的法律,出台周密细致的执行措施,商鞅绝不轻举妄动。在前后近二十年的正式变法改革过程中,商鞅从来没有“摸着石头过河”,而是提前做好顶层设计和周密计划,在实施过程中,逐步推广落实效果好的,淘汰剔除效果差的,从而积累了大量的改革变法经验。第二,变法先立法,立法首立信。商鞅变法始终将立信放在第一位,无论是变法开始前的准备阶段还是变法开始后的实施阶段,商鞅总是信誉至上,严格执法、公正司法,说到做到,毫不含糊。他虚心接受各方面的意见,不断完善自己的改革理论,极大减轻了变法阻力。包括四见孝公时,商鞅就以自己成熟的改革意见和通盘计划,说服了孝公,获得其鼎力支持;包括朝堂议事时的精彩辩论与充分说理,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来自宗室贵族集团对改革变法的阻力;也包括通过朝堂之下的徙木立信,使改革得到民众拥护,能够顺利推进、彻底贯彻。这些都是商鞅变法注重立信的表现,为后续变法确立了根本的信用基础。第三,商鞅变法不是单一改革,而是全方位彻底改造秦国。其法制改革只是吹响了变法的号角,后续的改革方案都在法制的保护下陆续推出。商鞅变法不仅制定了符合秦国自身特点的完善的法制系统,更重要的是,商鞅将以法治国思想贯彻到了秦国变法的全过程,其法制改革只是作为一种强国手段,借以全面推进包括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军事改革和生活方式、社会习俗改革等几乎所有方面的改革。商鞅变法先后经历了两轮有计划的系统配套改革。经过改革,一举改变了秦国长期以来积弱积贫、被动挨打的局面,逐步积累起“壹天下、王诸侯”的物质基础和军事实力。第四,商鞅变法注重制度建设的原则性与策略运用的灵活性并举,改革过程既有法制建设的原则性、系统性与连贯性的一面,又有战略战术运用上的灵活性、策略性与迂回性的一面,两方面都做到了完美契合,所以改革过程虽然也有阻力,但总体而言还是比较顺利的。第五,商鞅变法是增量改革与正和博弈,通过改革,社会绝大多数群体和个人都从中极大受益,所以受到拥戴,得以成功,而历史上的绝大多数变法与改革则是存量改革与零和博弈,甚至负和博弈,因此失败的居多。通过增量改革与正和博弈,商鞅变法使尽可能多的人从中得到好处,从而成为改革变法的积极推动力量和维护力量。第六,商鞅变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凡事一断于法,真正做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使法治理念变成制度现实,人人知法懂法守法用法。有学者(陈忠林)研究,古往今来、古今中外,在所有改革变法中,唯有商鞅变法真正、严格、彻底做到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十六字的要求,达到了法治(起码在形式法治上)的标准。第七,商鞅变法注重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知人善任,不拘一格用人才,培养了大批精通律法的官吏和百姓。应该说,商鞅在当时的普法教育是做得非常成功的,真正是老少咸宜、妇孺皆知。所谓“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战国策.卫鞅亡魏入秦》)即是例证。

  商鞅变法也体现出了高度的政治智慧,从变法的一些细节上看,在前后长达二十余年的时间里,出现了很多一般人难以想像的强秦奇计。既有战略层面的,也有战术层面的,而且两者结合和运用得非常好。譬如利益竞争机制(竞争机制在西方只有几百年历史)、经济与法制两手抓的策略(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直达基层的管理模式(扁平式的管理)、人才自由流动的机制(能上能下)、徙木立信取信于民的信用机制、户籍登记制度、不宿治的高效治理机制、一箭三雕的徕民制度、同态惩罚制度、重首功以增强军队战斗力的动力机制、废逆旅、以奴止奴、农功爵制(四级)、军功爵制(二十级)、严格高效的官吏管理制度、(郡)县制、中央集权制、小家庭制度、身份证制度、客卿制度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都是因时制宜、因地制宜,于富国强军非常有益的好办法,是商鞅变法得以成功的重要细节因素。没有它们,商鞅变法难称圆满。

  商鞅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的法制变革,研究商鞅变法可以从法的制定(规范分析)、执行、适用、普及与遵守等环节着手,这些是商鞅变法中最为重视与着力的地方。商鞅变法之所以成功,在于他特别注意法规范制定上的细致与周密,法执行过程中的公正与严格,法适用上的公开与透明,法普及上的全面与持久,法遵守当中的自治与高效,法理念和法价值追求上的认真与执着。

  中国历史几千年,改革变法连绵不绝,但成功的很少。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在《商鞅、邓小平为什么能成功》一文中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变法与改革只有一头一尾成功了,即商鞅变法和当下的改革。商鞅变法从本质上讲,“是在保持权力归属不变前提下的制度革命。此类制度革命,在人类历史上比较少见,可以称为同权革命。就同权革命而言,商鞅变法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因此,其改革和变法的经验是弥足珍贵的,需要好好加以学习研究、总结借鉴。

  从国家治理角度来看,商鞅变法之前的中国古代社会是礼治时代(社会),商鞅变法之后的中国近代社会是人治时代(社会),而只有“秦国法治及秦帝国法治,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自觉的古典法治时代,在中国文明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孙皓晖语)。秦之前,中国是礼治时代。秦之后,中国是人治时代。只有商鞅变法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一百六十年上下,中国走进了相对完整的古典法治社会。”

  商鞅是中国历史上少数能将自己的政治见解付诸于政治实践并取得巨大成功的人之一。迄今为止,历史上所发生的所有改革变法只有商鞅变法才称得上最彻底、最成功,而其它变法、改革则或多或少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与不足,留下不少遗憾。有一些已知的变法、改革如王安石变法、王莽改制、戊戌变法等甚至陷入了“不改革,等死,乱改革,找死”的怪圈,最终彻底失败。人们在总结商鞅变法成功的秘诀、经验和原因时,似乎都不是很到位。不少人认为商鞅变法的成功在于严刑峻法、刻薄寡恩或者是秦孝公一人之功,而与商鞅无关。更有甚者,还有极个别人认为商鞅变法是失败的,乃至牵强附会地将秦帝国的早亡也归罪于商鞅变法,认为其“成也商鞅变法,败也商鞅变法”。这些都从而根本上抹杀了商鞅变法的正面、积极作用,不仅不能很好地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而且还颠倒了人们对于变法(或法治)的认知,于当今的改革变法是极为有害的思想。从后世两千多年上百次改革变法罕有成功的历史教训上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了:绝大多数是因为没有很好地总结和借鉴商鞅变法的成功经验,从中受到积极和有益启发的结果。这一现象需要引起一切有识之士和有志于改革变法、革新和强盛国家、复兴中华的人士高度警醒与思考!

  法家是一个崇尚实干兴邦的思想流派和实践出真知的实干家团体,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法家的理论主张和实践精神是始终如一、一以贯之,完全没有改变的,它追求的是:强国富民,天下一统,社会和谐。“纯粹法家以富国强兵为目标,他们所采取的是国家本位,而不必一定是王家本位。他们的抑制私门是想把分散的力量集中为一体以谋全国的富强。商君正是这种法家的成功的代表。”(郭沫若语)

  从历史上看,法家理论主张和实践的基本内涵是强国,法学是治国之学,更是强国之学。法家的理论和务实传统从商鞅变法开始就一直是致力于国家的富强与振兴,民族的统一与辉煌,其精神实质并不像人们通常误以为的那样,是所谓重刑主义与严刑峻法,因为这并不是历史的真实,没有看到法家的内在本质。及至近代的戊戌变法,法家革新人士也是志在救亡图存,振兴国家,挽救危局。虽然变法最终由于种种原因非常可惜的失败了,但是法家人士心系国家与民族命运,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革新精神与救亡图存的行动,是不能完全被抹杀的。到了当下的改革开放,我们打开国门,与世界各国自由交往,也是以富国强民,振兴中华为己任。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崛起的征途上,法家人士和法学理论将会有大的作为,将会发挥更加重要和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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