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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山弥雾 草地惊雷——长征期间毛泽东和张国焘斗争的历史考察

2019-11-05 09:20:44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郭建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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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按: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两次王明路线,给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致使革命走向低潮,最后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指导下才使革命转危为安。

  文革期间毛泽东在同林彪集团作斗争的时候曾经说过:“要抓路线”,“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我们的方针是路线决定一切。人多,枪多,代表不了正确的路线。路线正确就有一切,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纲。”

  毛泽东说的“人多,枪多,代表不了正确的路线”,指的是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他与张国焘进行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两条路线的斗争表现在是北上还是南下、东进还是西退上。在张国焘路线的影响下,红四方面军南下(还裹挟了红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由八万多人锐减到四万人。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大会师后,在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前夕,在张国焘路线的影响下,红四方面军主力,又不顾毛泽东反复强调的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必先击破南敌的方针,西渡黄河,向西退却,形成了西路军,最终酿成了近乎全军覆没的结局。

  郭建波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以路线斗争为纲,以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为依据,撰写了毛泽东与张国焘路线进行斗争的三篇系列文章,从历史的角度揭示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最终在党中央被确立的真正原因。

  现在我们发表的是郭建波同志撰写的毛泽东与张国焘路线进行斗争的长篇系列文章的第一篇《雪山弥雾 草地惊雷—长征期间毛泽东和张国焘斗争的历史考察》。

  雪山弥雾 草地惊雷

  长征期间毛泽东和张国焘斗争的历史考察

  郭建波

  目录

  关于战略方针的分歧:北上还是南下,东进还是西退? 1、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就北上还是南下,东进还是西退问题争论的评述。

  2、北上还是南下,东进还是西退的深层分析。

  二、围绕中央领导权的斗争。这种斗争表现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维护中央领导权和张国焘企图夺取中央领导权的较量上。

  1、围绕中央领导权的斗争概述。

  2、张国焘向中央夺权的原因分析。

  3、张国焘夺取中央领导权的方式。

  三、关于九九密电问题。

  1、九九密电因何被称为“密电”?

  2、九九密电是真实的吗?

  3、九九密电的内容如何?

  4、为什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发现九九密电后果断率领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

  5、右路军中红一、四方面军部队没有出现自相惨杀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四、另立“中央”是张国焘分裂主义发展的高峰。

  五、张国焘取消伪中央和决定北上的原因分析。

  1、张国焘取消伪中央和决定北上的基本概况。

  2、张国焘取消伪中央和决定北上的原因。

  六、毛泽东和张国焘政治智慧与斗争策略的比较。

  七、历史的启示与教训。

  一九三五年六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翻越夹金山,在懋功与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两支主力红军会师后,就下一步红军的发展方针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应当北上,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而张国焘认为应当南下,创建川康根据地。虽然在两河口会议上双方就北上方针一度取得一致意见,但这种分歧并没有消除。同时,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鉴于红四方面军在军事力量对比上的巨大优势,刺激了张国焘夺取中央领导权的野心,张国焘想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取得党和红军的领导权,但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高超斗争策略下,归于失败。这个矛盾和北上与南下的分歧交织在一起,终于使张国焘在率领红四方面军北上进入草地的情况下,又决然南下,走上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直至另立“中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对张国焘做出重大让步并做了大量工作的情况下,以九九密电为导火线,认为争取张国焘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还可能导致严重后果,于是果断决定率领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张国焘南下,开始的时候进展顺利,但在川军和国民党中央军集中优势兵力反攻的情况下,以百丈战斗为标志,南下红军由进攻转入防御。张国焘南下失利,始终难以建立起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在这种困境下,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逐渐觉醒,朱德、刘伯承等原红一方面军的干部及红二、六军团领导人也同张国焘做了大量斗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始终没有放弃争取张国焘的工作,坚持正确、灵活的斗争策略,共产国际代表张浩也做了大量工作,终于迫使张国焘北上。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长征取得了伟大胜利。本文以现已公开的历史资料为依据,对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之间的离合作历史的考察,并从这种历史考察中总结有益的启示和教训。

  一、关于战略方针的分歧:北上还是南下,东进还是西进?

  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前,在战略方针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之间就存在分歧。会师后,关于下一步红军的发展方向及战略方针问题成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的一个重要分歧。这个分歧虽然在两河口会议上经过双方讨论暂时取得了一致意见,但并没有消除,随着松潘战役计划的流产,夏洮战役计划的中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就北上还是南下,东进还是西退的争论到了针锋相对的地步,最终以九九密电为导火线,引发了红军的分裂。

  1、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就北上还是南下,东进还是西退问题争论的评述。

  现在我们首先概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就北上还是南下,东进还是西退问题争论的基本状况,并对双方的基本观点作适当评论。

  (1)会师前毛泽东和张国焘关于战略方针的分歧已初见端倪。

  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等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就会师后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针问题通过来往的电报初步交换了意见。从来往的电报来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等人就红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显然存在着不同意见。下面我们通过双方来往的电报来分析他们之间的分歧。

  六月十六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提出:“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目前计划,两方面军宜“向着岷、嘉两江(指岷江和嘉陵江。—引者注。)之间发展。至发展受限制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因此,坚决地巩固茂县、北川、威州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电报还提出:“以懋功为中心之地区,纵横千余里,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西岸,直到峨眉山附近情形略同。至于西康,情形更差。敌如封锁岷江上游(敌正进行此计划),则北出机动极感困难。因此,邛崃山脉区域,只能使用小部队活动,主力出此似非上策。”[1]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明确提出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反对在懋功及西康地区建立根据地。这就是中央最初提出的北上。红军的发展方向是先向岷江和嘉陵江之间发展,在受限制时,再北向陕甘一带发展作为机动地区。这也就是中央最初说的东进北上。为此要首先占领茂县、北川、威州,并击败胡宗南的部队。

  六月十七日,张国焘、陈昌浩没有同徐向前商量,就以三人的名义复电中央,虽然“同时[意]向川陕甘发展,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首先集主力打”,但又提出:“北川一带地形给养均不利大部队行动;再者水深流急,敌已有准备,不易过”。由岷江向东打条件不具备,“沿岷江北打松藩,地形粮食绝无”。主张中央红军大部沿大金川北上占阿坝,红四方面军北折茂县、北川等地,并进至松潘以西地区,或“暂时利[向]南进攻”。[2]在张国焘这封复电中,我们看到张国焘虽然向中央表示同意向川陕甘发展,但实际上提出了和中央不同的战略方针。这种不同表现在:中央在十六日电报中明确表示为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必须保持北川在我手中,以为执行川陕甘计划的枢纽。而张国焘在复电中却说北川一带地形给养不利,水深流急,敌又已有准备,不易占领。向北攻打松潘,地形不利,又缺乏粮食,这显然是对攻打松潘有不同意见,缺乏信心。如果占领不了北川和松潘,又如何能够向东和向北创建川陕甘根据地呢?因而,张国焘在这里是委婉地反对北上方针。本来中央在十六日电报中,建议红军在岷江和嘉陵江之间发展。而张国焘在复电中提出由岷江向东打条件不具备,也就是反对中央在十六日电报中提出的在两江之间发展的东进方针。张国焘在电报中首先提出了西退南下方针。他建议中央红军大部向北占领阿坝,红四方面军占领松潘以西地区,这是他提出的西退方针;又提出红四方面军也可以暂时向南进攻。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张国焘在表面上赞同中央提出的向北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同时,对中央的具体行动路线提出了反驳,并适时提出了自己主张的南下西退方针。

  六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复电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强调指出:“目前形势须集中主力首先突破平武,以为向北转移枢纽。其已过理番部队,速经马塘绕攻松潘,力求得手。否则兄我如此大部队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入甘、青,将感绝大困难,甚至不可能。向雅(安)、名(山)、邛(崃)、大(邑)南出,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因此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时主要一着,望即下决心为要。”[3]在中央这封复电中,明确提出了反对张国焘提出的南下西退方针。红一、四方面军大部要经阿坝游牧地区进入甘肃、青海,是很困难的,甚到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在如此严酷的自然条件下可能要遭到毁灭性的灾难。这实际上是驳斥了张国焘的西退方针。又指出南下,即是一时得手,也少发展前途。这也就否定了张国焘的南下方针。电报指出要北上,首先要占领平武和松潘,只有占领这两个据点,才能打开北上的通道。在这封电报中我们进一步看到中央力主北上,并指出为执行北上方针首先应进行的作战任务—占领平武和松潘。

  十九日,张国焘又以张国焘、徐向前的名义致电中央,提出平武地形不利我方进攻,同意打松潘。主张“一方面军南打大包山,北取阿坝,以一部向西康发展;四方面军北打松潘,东扣岷江,南掠天(全)、卢[芦](山)、灌(县)、邛(崃)、大(邑)、名(山)”,并认为“目前给养困难,除此似别无良策”。[4]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张国焘虽然同意打松潘,但他提出的红一方面军向北攻打阿坝,向南攻打大包山,这仍然是向西康发展的作战方向,所占领的区域仍是西部游牧区,显然是他主张的西退方针。红四方面军东扣岷江,显然是以岷江为界,而不是中央所主张的越过岷江向岷江与嘉陵江之间发展,这就否决了中央的东进方针。向南作战的方向与区域,显然就是他所主张的南下的方针。我们看到,在具体的作战方向和区域上张国焘仍在坚持他主张的南下西退方针。

  二十日,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指出:“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从胡宗南或田颂尧防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为有利,请你再过细考虑!”“如认为绝无办法,则需暂时抛弃川陕甘方针,改变向川西南发展。”中央认为,这一方针关系全局,要张国焘“立即赶来懋功,以使商决一切。”[5]中央在这个电报中仍然坚持北上方针,不同意张国焘的南下西退方针,但鉴于事关全局,要张国焘来懋功,通过开会来统一思想,交换意见,取得一致看法。

  我们从中央与张国焘来往的电报中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就红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存在明显分歧。毛泽东主张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向岷江和嘉陵江之间发展,岷江和嘉陵江在会师地点的东边,在发展受限制时,再向北以陕南和甘南为发展方向。这里提现的发展方向是向东向北发展。这执行这个方针,必须要控制文县、北川和威州,攻占松潘和平武则是实现这个方针的枢纽。而张国焘的电报则是要红一方面军向阿坝和西康发展,红四方面军向东以岷江为限,向北至松藩,向南至大邑、名山一带。这显然是一个向西向南的发展方向。

  关于红四方面军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和战略方针,徐向前在打破川军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六路进攻后,曾提出一个川陕甘计划,这一计划在红四方面军的高级领导会议上获得通过。据徐向前回忆:“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红四方面军)连续召开了毛裕镇党政工作会议和清江渡军事会议。会议期间,我们介绍了中央红军转战的情况,并制定了向川陕甘发展的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整个计划是我负责准备的,摊开地图,思索了一两天才拿出来,交大家讨论。这个方针的主要打击目标是谁呢?是胡宗南。基本的指导思想是依托老区,收缩战线,发展新区,重点夺取甘南的碧口和文(县)武(都)成(县)康(县)地区,并伺机向岷州、天水一带发展,以打破敌人的‘川陕会剿’计划。我当时指出:从各方面条件看,这个计划是能够实现的。只要我们集中三个军以上的精锐部队突然出击,不惜花上大的代价拿下甘南的战略要地碧口,打开战局,搞掉胡宗南,我军就能缴获一批自动步枪、火炮,装备会大大加强,弹药也能得到很大补充。有了新的根据地,既能减轻老区人民的负担,又能解决粮食、兵员等困难,粉碎敌人的‘川陕会剿’要好办得多。而且,这对正在转战中的中央红军,无疑也是一个有力的鼓舞和支援。会议同意这一方针和计划,并决定留下一些高级干部,举办训练班。我给他们讲了三天课。”[6]我们看到,徐向前提出的川陕甘计划,与中央的北上方针,创建川陕甘根据地有不少相似之处。既然徐向前提出川陕甘计划后,在会议上通过,这说明北上问题在红四方面军领导层里面基本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在北上问题上红四方面军领导层是有一定思想基础的。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徐向前提出的川陕甘计划在红四方面军的高级领导干部会议上通过,取得了共识。但张国焘和陈昌浩在战略方针问题上仍然没有一个确定的意见,在北上和南下问题上处于徘徊状态,因而在发展方针方面红四方面军领导层并未取得一致意见。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问题,徐向前回忆:“对于战略发展方向问题,方面军总部那时没有讨论过。当然,领导层并不是毫无考虑。我军刚进入川西北地区,张国焘就宣布成立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出布告,写条例,发指示,建立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忙得不亦乐乎。表面看来,似乎要铺开摊子,在这一带立脚生根。其实不然,大家都在考虑下一步向那个方向发展。因为谁都清楚,川西北山大地广,人稀粮少,不适合大部队久驻。又是少数民族地区,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不易消除,红军要建立根据地,谈何容易啊! 我和李先念同志交换过意见,认为还是原来的川陕甘计划比较好。如果中央红军上来,两军的力量加在一起,北上消灭胡宗南一部分主力,争取在川陕甘边创建根据地,与通南巴的游击区打通联系,再图发展,似属上策。而张国焘、陈昌浩呢?据我观察,是个举棋不定的态度。有时说北取陕、甘,有时说南下川西南边,拿不出个成熟的方案来。当时,迎接中央红军是当务之急,战略发展方向问题亦需两军会合后才能决定,大家都有等待的思想,想等党中央上来后再说。”[7]我们从徐向前的回忆可以看到,正是由于在北上还是南下问题上,张国焘、陈昌浩对会师后的战略发展方向尚处于犹豫之中,在红四方面军领导层还没有形成一个确定的战略方针,这也就是尽管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前中央与张国焘在战略方针上存在分歧,但最终能够在两河口会议上就北上方针取得一致意见的原因。徐向前尽管提出了川陕甘计划,但他的认识并不深刻,这成为他以后跟随张国焘南下的一个重要思想根源。徐向前正是通过南下的失败才真正认识到毛泽东的远大战略眼光和非凡气魄,确立的北上方针的英明。[8]正是由于中央和张国焘战略方针的分歧,所以中央才给张国焘发电报要他来两河口议事。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前双方就红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通过来往的电报初步交换了意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认为应该北上东进,建立川陕甘根据地,而要北上就必须及时攻占川北通往甘南的要地松潘。张国焘认为,应该南下西退,对攻打松潘持消极态度。双方通过来往的电报虽然交换了意见,但并没有说服对方,为了就红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取得一致意见,需要召开一次会议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两河口会议召开的背景。

  (2)、通过两河口会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就北上的战略方针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

  两河口会议是在六月二十六日召开的,首先由周恩来代表中央作关于战略方针的报告,而后中央领导人自由发言。我们看到,在这次会议上是周恩来而不是毛泽东代表中央作报告。尽管周恩来担任红军总政委,又是中革军委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由他代表中央作报告是顺利成章的。但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连张国焘也看出来了,在中央主事的是毛泽东而不是张闻天[9]。为什么不是毛泽东而是周恩来代表中央作报告呢?看来毛泽东从进行党内斗争的策略出发,在有意识地往后退,避开漩涡中心,以便于从旁边缓和关系,化解矛盾,做些工作,促进团结,这要比他亲自出面更为主动、有利得多。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所以在中央主事的毛泽东才没有亲自出面作报告,而由周恩来代表中央作这个报告。现在我们对会议的报告和发言做进一步的分析。

  由周恩来代表中央在会上作了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他首先回顾了中央红军撤离中央办区后战略方针的几度变化。接着,围绕目前行动方针问题,阐述了在松潘、理番、茂县一带不利于建立根据地,必须北上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理由:(一)川陕甘地区便于机动;松(潘)理(县)茂(县)地区道路狭窄,利于敌人封锁,不利于红军进攻。(二)川陕甘群众条件好,人口多,是汉人区域,便利红军扩大;而松、理、茂一带人口只二十万,又是少数民族区域,不利于红军扩充。(三)松、理、茂地区粮食、牛羊缺乏;川陕甘物产较丰富。红军如陷在松理茂地区,将无前途。并指出,向南是不可能,敌人已占领夹金山以南地区;向东过岷江也不可能,敌人已集结一百三十个团的兵力;向西北是广大草原,条件更艰难,只有向北,只有采取运动战,发扬红四方面军的勇猛果敢精神,迅速打松潘的胡宗南部。为此,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指挥,集中于中央军委。红军分三个纵队北上,派六个团攻松潘,对岷江东岸佯攻。会上,包括张国焘在内的中央领导人都同意周恩来提出的北上意见,决定红军北上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统一领导,责成司令部做出计划。[10] 这个报告虽然是周恩来作的,但是这个报告提出的方针是中央集体研究决定的,体现了毛泽东的战略构想。周恩来在报告中鲜明提出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并论证了向北发展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便于机动,有回旋余地;人口较多,利于扩红;经济条件较好,便于获得物资补充。因为敌情变化,这时红军已难以向岷江以东发展了。夹金山以南敌人已构筑坚固工事,也难以向南发展。西北是广大草原,条件更艰难,因而红军只有向北发展。

  六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两河口会议上发言同意周恩来的报告,并提出五点意见:(一)中国红军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区发展根据地。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可以把创造苏区运动放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这是向前的方针。要对四方面军同志作解释,他们是要打成都的。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有实现向北发展的可能。(二)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发展起来的。我们过山战胜胡宗南,占取甘南,迅速向北发展,以建立新的根据地。(三)应看到那些地方是蒋介石制我命的,应先打破它。我须高度机动,这就有走路的问题,要选好向北发展的路线,先机夺人。(四)集中兵力于主攻方面,如攻松潘。胡宗南如与我打野战,我有二十个团以上,是够的;如不与我打野战,守堡垒,就一定要打破驻点,牵制敌人。现在就是迅速打破胡敌向前夺取松潘。今天决定,明天既须行动。这里人口稀少,天冷衣食困难,应力争在六月突破,经松潘到决定地区去。(五)责成常委、军委解决统一指挥问题。周恩来作结论,同意毛泽东关于战争性质的意见。 [11]

  毛泽东首先表态同意周恩来代表中央所作关于北上战略方针的报告。从毛泽东的发言看,实际上是对周恩来报告的补充。①毛泽东主张采取主动进攻态势。长征以来,从保存实力出发,红军都是采取防御态势,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毛泽东觉得红军力量增大,因而具有在战役上发起进攻的条件,只有采取进攻的态势才能消灭敌人,创建根据地。②集中兵力问题,选准主要作战目标。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有十万多人,只有集中两个方面军的力量才能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打出一个新局面。胡宗南是红军北上创建川陕甘苏区的主要敌人,因而集中兵力歼灭胡宗南,是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首要条件。③要立即行动,不要拖延。鉴于当时红军偏处川西北雪山区域,物资供应匮乏。同时,国民党蒋介石又重新调整军事部署,从北、东、南三面来“围剿”红军。因而,红军要立即北上,趁胡宗南军队尚未集结完毕,北方的防线尚未建立,及早打过去,创建川陕甘根据地。④要选准北上的突破口和进军路线。红军要北上,就要选择北上的路线,拔除这个路线上的障碍和敌人据点。松潘是川西北向甘南的重要据点,只要打下松潘,就可以取捷径从川西北直出甘南,而不必西绕千里草地进入甘南,因而攻打松潘是能否北上的关健。要集中主力攻打松潘,打开北上通道,则是当前红军北上面临的最迫切任务。⑤统一指挥问题。要开辟根据地,就必须集中红一、四方面军主力共同作战。在作战中红一、四方面军不是战略上的配合,而是战役上的配合,这就要解决两军的统一指挥问题。只有解决了两军的统一指挥问题,才能在组织上使两军协同行动,共同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因而会上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陈昌浩、徐向前为中革军委委员,为两军统一指挥作了组织上的保证。但张国焘能否顺利按中央的意图行事,毛泽东当时并无把握,也只能是作进一步的观察。从毛泽东的发言中我们看到,集中兵力,统一指挥,立即行动,采取主动进攻态势,选择好进军路线,以攻打松潘为突破口,打通北上通道,创建川陕甘根据地,则是毛泽东发言的要点。如果说周恩来的报告,是提出了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并阐述了这样作的理由,而毛泽东的发言则是对周恩来代表中央提出的方针作了进一步解释和说明,并提出了执行北上方针的具体办法。

  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上发言说:此战略向南向成都打,这些敌人是不成问题的,并消灭他。向东打地势限制。松潘北边情况还没有确切调查。我们去甘南还是站不稳的,还是要移动地区。 [12]从张国焘的这个发言看,他南下的倾向性是很明显的。后来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又陈述了他在两河口会议的发言:“我说我们在西北的活动,可能有三个计划:一是以现在我们所占领的地区为起点向川北甘南至汉中一带发展,以西康为后方,可以名为‘川甘康计划’;二是移到陕甘北部行动,夺取宁夏为后方,以外蒙古为靠背。这就是毛泽东所提出来的北进计划;三是移到兰州以西的河西走廊地带,以新疆为后方,可以名为‘西进计划’。关于第一个计划,我指出,川陕甘康这一带边境地区地形险要,军阀的势力又薄弱,不能一致行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似亦不能大量用在这个地区,因为地形险要,敌人飞机大炮的威力也不易发挥。四方面军的战士多出生在通南巴,对这一带情形较为熟悉。同时,这是产大米的区域,生活习惯与我们南方人比较接近。第一方面军经长途远征,也可以利用这个地区暂时休养生息。但这个计划也有缺点,万一情况不利,我们可能被逼退到西康,那里尽是藏族,人口稀少,粮食不足。与蒙古、苏联距离较远,没有后退之路。总之,这个计划,优点是易于执行,缺点是没有可靠的后方。关于第三个计划,我首先报告,我们从情报中知道,苏联的飞机和军队,曾支持新疆省当局平复马仲英部的叛乱。从这个消息看来,苏联在新疆有相当的力量,新疆当局似持亲苏立场,如果我们移到河西走廊和新疆去,可能有最佳的退路。在不利情形之下,可以保全较多的干部和军队搬到新疆的安全地区。缺点却是离中国内地太远,如果蒋介石封锁了河西走廊,苏维埃的旗帜就只能在昆仑山阿尔泰山一带飘扬。我还说明要实行西进计划,要先做一番准备工作。从这里到河西走廊去,要渡过黄河,还要与回族的骑兵纠缠。所以我们最好先执行第一计划,暂时在川康地区立下脚来,以便有时间整理我们的部队,训练对骑兵作战的战术。如果我们经过试验,能够实现川康计划,那又何必北进或西进;如果事实证明我们不能在川康立足,然后再北进或西进未迟。既使那时北进路线被敌封锁,仍可西进,因为西进路线是敌人所不易封锁的。” [13] 张国焘的发言虽然列举了三个计划,并对这三个计划的优缺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分析。但我们从张国焘的发言看,他最主张南下,而后是西退,他所作的分析也不是没有道理。南下川康,虽然他认识到了没有可靠的后方,但他从创建川陕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发展壮大的历程中获得启示,认为创建川康根据地似乎也势在必行。但他忽视了,川康与川陕两地的不同。川康比川陕地区人口更为稀少,经济条件更差,红军局限于此地是没有发展前途的。如果要脱离该地,争夺四川富庶的地区,就势必要和川军乃至国民党的中央军发生决战,尽管红四方面军有战斗力,但以脱离根据地的转战之师与凭险据守在兵力上占优势和有充足物资供应的敌军决战,红军似仍然难当大敌。至于他说的西退,将红军主力撤到青海、新疆,脱离中国的腹地,这就会大大降低党和红军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力,使党和红军的发展面临巨大困难。这与毛泽东主张的新疆只出一个支队显然有着明显的区别。尽管如此,张国焘还是原则同意了中央的北上方针。这从他事后对徐向前的谈话中也可以得到证明。据徐向前回忆:“张国焘从两河口回返茂县途中,经下东门见到我。他对会见中央领导及两河口会议的情况,不愿多谈。只不过说:中央红军一路很辛苦,减员很大,和我们刚到通南巴时的情形差不多。我最关心的是下一步向那个方向打?他说:中央的意见,要北出平武、松潘,扣住甘南,徐图发展。我看还是先取川西南比较好,否则,粮食、给养都不好办。我说:北打有北打的困难,南打也有南打的困难。平武那边,地形不利,硬攻不是办法;松潘地区不利大部队展开。我和昌浩商量,准备扣住黑水,分路迂回袭击,或许能够取胜。南下固然能解决目前供应上的困难,但一则兵力有限,二要翻越雪山,且不是长久立脚之地,万一拿不下来,北出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张国焘沉思良久,最后表示同意先打松潘,但仍未放弃南取邛崃山脉地区的意见。张国焘回到茂县后,又来电话,要我们按中央的决定,攻打松潘。” [14]那么,张国焘当时同意了中央北上方针,是他处于策略的考虑呢,还是他真正意识到北上方针的正确性呢?我们认为,当时张国焘显然没有认识到党中央北上方针的正确性,他虽然同意了中央的北上方针,但内心实际上是动摇的,仍然处于北上还是南下的斗争中。

  朱德发言说,同意周恩来的报告,背靠西北,面向东南这一总的战略方针应决定下来。要迅速打出松潘,进占甘南,打下敌人,建立根据地。 [15]朱德的发言表明他是同意中央北上方针的,强调了迅速攻打松潘,建立根据地。

  张闻天发言指出:在战略方针上大家既然意见一致,就应团结一致来实现。目前这个战略方针是前进的,唯一正确的。要实现这个战略方针,首先要进攻或控制松潘。他批评了避免战争、退却逃跑的倾向,强调创造川陕甘苏区只有依靠决战胜利,应用尽力量克服困难。他还特别强调在组织上应该统一。 [16]张闻天作为当时的党内总负责,首先肯定了这个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这实际上说张国焘的南下主张是错误的。又批评了“避免战争、退却逃跑的倾向”,这实际上也是批评张国焘不敢向北通过战争采取进攻的态势来开辟根据地。他“特别强调在组织上应该统一”,实际上就是说红一、四方面军要由中央统一指挥,张国焘应该听从中央的指挥。我们看到,张闻天的话说得是强硬的,有针对性的,真可谓一针见血,坚决果断。参加会议的张国焘不会听不出张闻天话里的弦外之音是在指向他,因而听了以后,是不会高兴的。尽管张闻天用心很好,是希望顺利实现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但我们也不能不说,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鉴于红四方面军在力量对比上的绝对优势而中央又暂对无力制止张国焘的情况下,在张国焘对北上或南下尚处于狐疑的情况下,过早地发起斗争非但于事无补,反而可能会引起张国焘的猜忌,导致矛盾激化,于大局不利。因而我们说张闻天的发言显示出他缺乏策略考虑。

  六月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做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决定指出:一、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二、这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或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三、必须派出一个支队向洮河夏河活动,控制这一地带,使我们能够背靠甘青新宁四省的广大地区有利的向东发展。四、大小金川流域在军事政治经济条件上均不利于大红军的活动与发展。但必须留下小部分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变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五、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17]从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中,我们看到明确提出了北上东进的方针,反对南下西退的主张,红军主力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不能西退,但是可以出一个支队占领洮河夏河流域,以利于将来向东发展;不能南下,但可以在大小金川流域留下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以作为川陕甘苏区的一部分;北上遇到的敌人主要是胡宗南军,因而消灭或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是打开北上通道的充分条件;明确提出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这里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显然指得是张国焘反对北上东进,主张南下西退,不过是没有点名而已。由此也可以看到中央在北上南下、东进西退问题上与张国焘产生的分歧与斗争。

  曾经参加过两河口会议的刘英后来回忆道:“6月26日开始的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是在一座喇嘛庙里开的。会开了三天,集中讨论战略方针问题,主要是围绕要不要攻打松潘的问题来讨论,从战略上说这是牵涉到向北还是向南的问题,从战役部署来说牵涉到谁当打松潘的先锋的问题。我担任这次会议的记录,记得会议由闻天主持,恩来作的报告。在讨论时,张国焘明里不好反对打松潘,实际上又不愿当先锋。他怕四方面军同胡宗南碰,要保持实力。张国焘这个人长得挺富态,讲起话来半天一句,绕圈子,脸上看不出春夏秋冬。毛主席很耐心,同他慢条斯理讲道理,说得他没有办法。最后他同意中央的决策,并同意由四方面军负责打松潘。”[18]刘英的这段回忆很精辟,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会议争论的焦点,就是打松潘。围绕打不打松潘进行的争论不但反映出双方战略方针的分歧,而且还有利益的纠葛,也就是到底由谁来担任攻打松潘的先锋。不过刘英没有进一步指出得是这种利益纠葛并不仅仅是张国焘存在保存实力的问题,而是张国焘认为既然要由红四方面军担任攻打松潘乃至北上的先锋,也就是北上的主要军事任务将由红四方面军来担负,那么就要根据两个方面军贡献的大小来分配党和红军领导权。张国焘反对攻打松潘乃至北上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认为当时党和红军领导权的分配没有体现出红一、四方面军实力的对比,当然这个心思,张国焘难以明确表述出来,这从以后张国焘的作为中我们可以分析出来。从刘英的回忆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张国焘这个人还是城府很深的,他最后同意打松潘也是和毛泽东对他做得大量工作分不开的。

  通过我们对两河口会议上引用的出席会议人员的发言及有关史料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就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发展的战略方针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应该北上东进,而张国焘则认为应该南下西退。双方不仅提出了尖锐对立的战略方针,而且也对各自的方针进行了必要的论证。这种交锋最终以张国焘基本同意中央的战略方针而暂时取得一致意见。北上的主要敌人是胡宗南军,只有打下松潘,才能打开北上甘南的便捷通道。因而攻打松潘,歼灭胡宗南军就成为北上的军事任务。就当时就红一、四方面军的实力对比来看,这个军事任务主要由红四方面军来完成,这样红四方面军就成为与胡宗南部进行作战的主力。鉴于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与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作战的疑虑与信心不足,而与川军作战自认为尚有把握,同时也由于张国焘对红一、四方面军在力量对比上的绝对优势以及在北上军事行动中红四方面军将担当主要军事任务与他在中央地位的反差所产生的失衡心理,这就给中央北上方针的顺利执行带来巨大的阴影,因而事情并未完结。

  (2)从松藩战役计划到夏洮战役计划。

  根据两河口会议精神,红军总部制定了松藩战役计划。红一、四方面军兵分三路向北进军,目的是占领松藩,打开北上通道。这个时候,张国焘虽然原则上同意北上,却采取拖延的态度。我们看到,红四方面军虽然摆开阵势向北进军,但是行动缓慢,动作迟缓。正是由于张国焘对北上的消极态度,延误了时间,才致使胡宗南部在松藩整修工事,集结完毕,因而松藩战役计划难以施行,最终不得不放弃。这样红军只有通过千里草地来进行北上,这就给北上带来了很大困难。为此中央又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为执行夏洮战役计划,红军分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鉴于张国焘在沙窝会议后又主张南下西退,因而中央召开毛儿盖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规定》,重申两河口会议制定的北上战略方针,主张阿坝只出支队,左路向右路靠拢,变右路军为北上主力,这就为中央以后率领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打下了基础。这次会议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为贯彻北上方针而采取的一次主动行动,想以此带动张国焘一起北上,推动北上方针的早日实现。右路军因此过了草地,等待着左路军一块北上。

  ① 松潘战役计划的制定、实施及被迫放弃。

  这时,蒋介石判断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可能进入西康、青海或北上陕甘,故集结川军主力刘湘、孙震、李家钰等部约90个团以上,固守江油(不含)、汶川地带,以阻止红军东进。以胡宗南所部27个团,固守甘肃文县和四川松潘、平武、江油地区,阻止红军北上。以杨森、邓锡侯等部约50个团,由宝兴、大川、牛头山地段向北筑垒推进,阻止红军南进。以刘文辉、李抱冰等部约15个团,在康定、丹巴、泸定地域筑垒并扼守大渡河右岸,阻止红军向川康边发展。以薛岳部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向绵阳集中;郭勋祺部集结新津,均策应岷江东岸的行动。万耀煌部留清溪、雅州筑垒待机。同时,调于学忠为川陕甘“剿匪”总司令。中革军委估计,敌军的这一部署是企图阻止红军入甘南和岷江东岸,并防堵红军复渡大渡河,及利用西北广大的草原以封锁和困饿红军。如果发现红军进攻松潘并向甘南发展时,胡宗南部将首先向南坪、松潘集中兵力,以扼阻和截击红军,川军和薛岳部将以主力出剑门、昭化、广元,一部出碧口、文县沿陕甘南部侧击红军,以配合由潼关、汉中、西安西进之敌和甘肃五马,与红军作战。因而,根据两河口会议所确定的战略方针和当时的敌情估计,六月二十九日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该计划确定,红一、四方面军根据目前的战略方针,以运动战为消灭敌人的手段,北取甘南为根据地,以达到赤化川陕甘的目的,首先进行的战役,就是要迅速、机动、坚决地消灭松潘地区的胡宗南部,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以利北上作战和发展。计划规定,岷江西岸为进攻松潘的主力,由两个方面军的主力组成左、中、右三路军北进。其中,中心在左路及中路。另以12个团组成岷江支队和懋功支队,钳制敌人,掩护主力北进,并适时北撤跟进。根据《松潘战役计划》,红军分三路北进。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第八十九师共16个团编为左路军,林彪任司令员,彭德怀任副司令员,聂荣臻任政治委员,杨尚昆任副政治委员,由卓克基、康猫寺、马塘等地出发,向松潘西北黄胜关、两河口地区开进,协同红四方面军主力进攻松潘。七月六日,由红四方面军十个团组成的中路军,在司令员兼政委徐向前的率领下,从理番出发,计划经马塘、壤口、墨洼、洞垭向黄胜关前进。同一天,由红四方面军八个团组成的右路军,在司令员兼政委陈昌浩的率领下,也从茂县出发,计划经黑水、芦花、毛儿盖向松潘前进。王树声率领由红四方面军八个团组成的岷江支队,则控制北川至茂县一线陈地,继续阻止和牵制川军,并吸引胡宗南部南向。[19]由以上所引用的史料我们看到,根据两河口会议制定的北上方针及当时敌军“围剿”红军的态势,中革军委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红军兵分三路,以胡宗南部为作战对象,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方法,采取主动进攻的态势,战役目标是占领松潘,打开北上通道。当时松潘战役计划制定了,国民党各路军队尚在调动之中,尚未集结完毕,胡宗南部也在松潘地区尚未部署停当,确实是红军北上攻打松潘的良机。如果这个时候,红军迅速北上,集中主力夺取松潘,北上甘南,不但会避免后来因绕走千里草地,遭受惨重的损失,而且会迅速北上甘南,趁当时国民党军在甘南兵力空虚之机,很快打出一个局面。在计划中,以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一部组成左路军,红四方面军所属部队分别组成中路、右路和岷江支队。以红四方面军为进攻松潘的主力,以红一方面军为主力组成的左路军是协同红四方面军攻打松潘。左路军行动迅速,中路和右路行动缓慢,因而,七月十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国焘催促率部北上:“分路迅速北上原则,早经确定,后忽延迟,致无后续部队跟进,切盼如来电所指,各部真能速调速进,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并要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速到上芦花集中指挥。[20]从电报上看,在张国焘给中央的来电中是表示带领部队迅速北上的,但他指挥的红四方面军组成的中路及右路军行动迟缓,没有及时跟进,这令毛泽东等人很着急,因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才对张国焘提出了批评,发了这封催促张国焘迅速北上的电报。

  芦花会议后,七月十九日,中革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计划指出:“依据目前敌情的变化,证明军委6月29日松潘战役计划中关于敌情的判断,是完全正确和适用的。”然而,“由于我军调动未能高度迅速,及地理、气候、番民关系,致先遣部队与后续部队相隔过远,各方面的配合也尚未完全协调”。因此,计划将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混编为五个纵队和一个支队,继续北进,夺取松潘。七月二十一日,中革军委又发出《关于一、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及干部任免的决定》。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以徐向前兼任总指挥,陈昌浩兼任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中央红军第一、第三、第五、第九军团依次改为第一、第三、第五、第三十二军。第一军由林彪任军长,聂荣臻任政治委员,左权任参谋长;第三军由彭德怀任军长,杨尚昆任政治委员,萧劲光任参谋长;第五军由董振堂任军长,曾日三代理政治委员,曹里槐(怀)代理参谋长;第三十二军由罗炳辉任军长,何长工任政治委员,郭天民任参谋长。红四方面军第四、第九、第三十、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番号不变。第四军由许世友任军长,王建安任政治委员,张宗逊任参谋长;第九军由孙玉清任军长,陈海松任政治委员,陈伯钧任参谋长;第三十军由程世才任军长,李先念任政治委员,李天佑任参谋长;第三十一军由余天云任军长,詹才芳任政治委员,李聚奎任参谋长;第三十三军由罗南辉任军长,张广才任政治委员,李荣任参谋长。[21]我们看到,在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中,肯定了松潘战役计划的正确性,北上攻打松潘的目标没有变化。同时,也指出了前一段时间存在的缺点和问题,我军指挥调动并不统一,致使先遣部队和后续部队相隔太远,而这是由于张国焘没有积极执行松潘战役计划造成的,因而是在委婉地批评张国焘。为保证集中指挥,在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增补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常委的同时,又成立了以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为主体的前敌总指挥部。红一、四方面军整编后,受前敌总指挥部统一指挥,并从红一方面军派谴一批干部到红四方面军任参谋长,也从红四方面军抽调三个建制团补充红一方面军,扩大两军的交流,密切两军的关系,增强团结,提高战斗力。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国民党军队围堵红军部署的新变化。七月中旬,蒋介石在成都召开薛岳部师以上将领参加的军事会议,部署新的围堵计划。蒋介石在会上说,根据胡宗南纵队情报,红军先头部队已抵毛儿盖。他判断红军主力可能向西北移动,但松潘西北是草地不能行动,其突围路线可以有两条:一条是从毛儿盖、松潘经腊子口出甘南;一条是从理番出平武、青川、碧口,沿阴平故道再出文县、武都。而在甘陕边之凤县、两当地区活动的徐海东部,有进军甘南接应红军主力之企图。七月十八日,敌在《川甘边歼匪计划大纲》中判断红军的企图是以一部袭取松潘;“以大部经毛儿盖,进窜岷县;一部经阿坝,进窜夏河;期达越过洮、黄两河,接通‘国际路线’,或由陇中窜向陕北、宁夏,与陕匪合股;如其不成,仍回窜川北”。根据以上判断,蒋介石调整各部的位置,对围攻堵红军北上进行了重新部署。到八月初,胡宗南部主力已在松潘地区完成集结,并在松潘城北的漳腊修建了飞机场,配置了战斗机。薛岳部已由雅安进抵文县、平武地区,与胡部靠拢。川军已先后占领懋功、绥靖(今金川)、北川、茂县、威州及岷江东岸地区,正逐步紧缩对红军的包围,并利用土司藏兵阻止红军北上,企图将红军围困和消灭在岷江以西、懋功以北地区。在这种形势下,中革军委被迫放弃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22]我们看到,由于蒋介石对围堵红军的部署作了新的调整,胡宗南部已在松潘集结完毕,驻有重兵,同时又有其它国民党军队的配合与支持,红军已经失去了攻占松潘的先机,松潘战役计划实施已变得不可能,因而中革军委不得不放弃松潘战役计划。

  通过以上引用的史料及进行的分析,我们看到,鉴于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力量对比上的绝对优势,又是攻打松潘的主力。而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后在执行松潘战役计划方面,拖延塞责,行动迟缓,致使红军先遣部队和后续主力部队出现脱节现象,严重影响了整个红军的北上和松潘战役计划的及时发动,致使胡宗南部能够从容集结部署完毕,导致松潘战役计划最后不得不被迫放弃。

  ② 夏洮战役计划的制定、实施及被迫中止。

  松潘战役计划放弃后,为确定下一步红军的进军方向,八月初,中革军委召集会议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这实现这一新计划,徐向前和陈昌浩建议集中红军主力向一个方向突击。张国焘主张分左、右两路军行动,会议采纳了他的意见。该计划提出:“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突击敌包围线之右侧背,向东压迫敌人,以期于洮河流域消灭遭遇之蒋敌主力,形成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为这一新的战役目标。”计划规定:以中央红军第五、第三十二军和红四方面军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组成左路军,由朱德总司令、张国焘总政委率领,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以中央红军第一军和红四方面军第四、第三十军组成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总指挥、陈昌浩政委指挥,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万一无路可走,可改道阿坝前进;以彭德怀第三军和第四军一部作总预备队,掩护中央机关前进。[23]我们看到,夏洮战役计划仍然是在两河口会议确立的战略方针的指导下制定的,要北上东进,也就是攻占阿坝后,北上夏河流域,然后东进,在洮河流域与敌主力决战,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不过,夏洮战役确定的北进路线比松潘战役要靠西得多,而且要绕过千里草地,这比经松潘北上会遭遇更大的困难。我们还看到,为北上执行夏洮战役计划,中央采纳张国焘的建议,红一、四方面军混编成左、右两路军分别北上。张国焘为什么提出这样一个建议呢?我们分析认为,在张国焘芦花会议攫取红军领导权失利后,他现在正谋求攫取党中央的领导权,能否成功,他也没有什么把握。他可能设想,一旦谋求党中央的领导权失败,如果与中央在一起,从开会讨论表决来看,自己在中央势单力孤,通过合法的方式不会使自己的主张在中央获得通过。如果兵分两路,自己独掌左路军,凭借自己红军总政委在组织上的优势,同时红四方面军在左路军中军事上的优势,是能够控制左路军的。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部队也会听自己话的,即使右路军中的红一方面军部队没有被拉动,中央单独带领右路军中的红一方面军部队北上也是难以有所作为,由此考虑,这样很可能党中央和整个红军跟自己南下,在南下胜利的凯歌声中也就为自己独掌大权开辟了道路。这可能就是当时张国焘要求分兵两路的原因。从后来张国焘南下和分裂活动看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印证我们的这个分析。

  张国焘在沙窝会议上谋求中央领导权失败后,回到毛儿盖,立即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再次提出要西出阿坝,占领青海、甘肃边远地区,而不是经阿坝北进东出。他甚至还要南下,出击抚边、理番。[24]我们看到张国焘在谋求中央领导权失败后,才又一次提出南下西退主张的。看来,他谋求中央领导权的失败是直接导致他再次提出南下西退主张的诱因。在这种情况下,为贯彻夏洮战役计划,八月十五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不论从敌情、地形、气候、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时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左路军及一方面军全部应即日开始出动。万不宜再事迁延,致误大计。”“目前洮、夏敌备尚薄,迟则堡垒线成,攻取困难。气候日寒,非速到甘南夏河不能解决被服。”“班佑以北,粮房不缺,因此,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支队,掩护后方前进。五军、三十二军既速开毛(毛儿盖)”。“目前应专力北上,万不宜抽兵回击抚边、理番之敌。”本日,左路军先头部队由卓克基向阿坝前进。[25]在这个电报中,中央再次重申北上东进方针,反对南下西退。并讲了北上东进的理由,洮、夏流域目前敌人薄弱,班佑以北,粮房不缺,且气候渐寒,唯有到甘南、夏河才能获得补充,因而要立即行动,不能再拖延不前。同时,对左右两路军在北上中的作用和行进序列首次进行了调整。在夏洮战役计划中,规定红军北上攻占阿坝,再北进夏河流域,然后东进洮河流域歼敌主力,创造甘南新局面。左路军向阿坝进军,右路军拟向班佑前进,如果无路可走,可改道阿坝北进,也就是尾随左路北进,实际上是左路军为北进主力。在中央的这个电报中规定左右两路大军均走右路,阿坝只出支队,这实际上变右路军为北上主力,这是对夏洮战役计划的首次修正。这种调整最终在毛儿盖会议上通过并付诸实行。

  鉴于沙窝会议后,张国焘又重提南下西退主张,为统一思想,推动北上,八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作关于夏洮战役后行动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我们的行动方向,一是向东(陕西),一是向西(青海)。红军主力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目前我们的根据地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将来向东发展,后方移至甘肃东北与陕西交界地区。毛泽东作会议总结,进一步指出:向东还是向西是一个关健问题,应积极采取向东发展的方针。夏洮战役应采取由包座至岷州(今岷县)的路线,可集中三个军,甚至全部集中走这条路线。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阿坝要迅速打一下。应坚持向东打,不应以一些困难转而向西。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起草一个决议,以补充六月二十八日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议。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决定指出:“为实现六月二十八日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基本的决定,要求我们的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到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进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当前战役一个有决定意义的关健,应力争控制洮河,首先是其东岸地区,“集结最大限度的主力于这个主要方向,坚决与果敢的作战,灵活与巧妙的机动,是这个战役胜利之保证。”决定针对张国焘关于红军主力西进的主张明确指出:“政治局认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海)、宁(夏)、新(疆)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但政治局并不拒绝并认为必须派遣一个支队到这个地区去活动)。”“政治局认为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的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26]从毛泽东的报告和起草的战略方针的规定中,我们看到,毛泽东明确主张坚持东进,反对西退。毛泽东提出沿包座至岷州的路线,首先东进占领洮河流域特别是其东岸地区,而后再进一步东进向陕甘边界地区发展。红军主力必须东进,但可以派一个支队到青海、宁夏、新疆地区活动。毛泽东直指西退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其用词之严厉前所未有,这可以反映出毛泽东当时对东进的焦虑和迫切心情,也反映了毛泽东对张国焘出尔反尔的不满和愤懑。这次会议确认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以右路军为北上东进的主力,这是执行中央北上东进方针的一个重大变化。由此可以看出,为迫使张国焘北上东进,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规定》的名义,调整北上计划,变右路军为北上主力,这样不但统一了人们的认识,同时取得了同张国焘进行斗争的主动权。由于中央随右路军行动,可以利用中央的影响及时推动右路军北上,以右路军的北上来带动左路军北上,从而实现红军的全部北上。这就是毛儿盖会议通过的战略方针之补充规定之要义所在。

  那么,在这次会议上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领导人陈昌浩、徐向前是什么态度呢?据徐向前回忆:“我表示完全赞成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北进夏河后,坚决向东发展。我说:原则上的问题,中央早已决定,战略方针当然是向东。我军北出甘南后,应坚决沿洮河右岸东向,突破岷州王均部的防线,向东发展。万一不成,再从河右岸向东突击。陈昌浩的态度同样很坚决,主张快速北进,集结最大兵力,向东突击,以实现中央既定方针。其它同志的发言内容,是一致的,都赞成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毛泽东很高兴,还特地表扬了陈昌浩的发言。”[27]从徐向前的这个回忆看,当时他们是赞成中央毛儿盖会议所确定的战略方针之补充规定的,对于他们的发言毛泽东给予肯定和表扬,这会使毛泽东对争取张国焘北上感到欣慰。

  由于张国焘没有参加毛儿盖会议,会后,徐向前、陈昌浩立即于八月二十日晚将会议决定的内容电告朱德、张国焘,说:“中政局议定:夏洮战役前途主要向东发展,拟右路主要由洮右岸捷路向岷州、哈达铺进,争取洮河东岸,洮西及夏河县用一部力量,免大部放在洮、黄两河之间不利,不宜分兵出西宁。左路主力应速攻取阿坝,不然则向右路靠近以便集中灭敌。”八月二十一日,陈昌浩、徐向前又致电朱德、张国焘,提出:“左路可以一部经阿坝,不必肃清该敌,只可迅速向目的地前进。”“目前主力向西或争取西宁不当。”[28] 在右路军进入草地的同时,左路军先头部队于八月二十一日占领了阿坝。但张国焘到达阿坝后,坚持左路军以阿坝为后方,出夏河、洮河地区,左右两路分兵北进的主张,按兵不动。[29]徐向前、陈昌浩于当晚将毛儿盖会议的精神电告朱德、张国焘,因而张国焘及时了解了中央毛儿盖会议关于东进的意图。张国焘不会感觉不到他和中央在行动方向上的尖锐对立,他之所以仍坚持左右两路分兵北进,左路军以阿坝为后方,实际上说明他对东进还是西退,内心仍在犹豫中。

  八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通报毛儿盖会议精神,指出中央的具体部署是:“我军到甘南后,应迅以主力向洮河东岸,占领岷州、天水间地区,打破兰州、松潘封锁计划;并依据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地区,有计划地大胆地向东进攻,以便取得甘、陕两省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有力根据地。”“若不如此,而以主力向洮河以西,令敌沿洮河封锁则被迫向黄河以西,然后敌沿黄河东岸向我封锁,则我将处于地形上、经济上、居民条件上比较大不利之地位。因这一区域,合甘、青、宁三十余县,计人口共不过三百万,汉人不及半数。较之黄河以东,大相悬殊。而新疆之上,宜以支队,不应以主力前往。”“目前应令右路军全力迅速夺取哈达辅,控制西固、岷州间地段,并相机夺取岷州为第一要务。左路军则迅速出墨洼、班佑,出洮河左岸,然后并肩东进。” [30] 我们看到,在中央这个电报中,首先通报了毛儿盖会议的精神,然后将中央关于下一步的行动计划电告张国焘,并具体说明中央反对西退的理由,要左路军和右路军并肩东进,占领洮河流域,并进而向陕甘边界发展。

  徐向前、陈昌浩于八月二十四日又致电朱德、张国焘:“目前箭已在弦,非进不可。”“弟意右路军单独行动不能彻底消灭已备之敌,必须左路马上向右路靠近,或速走班佑,以便两路集中向夏、洮、岷前进。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关,盼立决立复示,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31]我们看到,由徐向前、陈昌浩联名签署的这个电报中可以看到,这是在催促张国焘迅速北上,向右路军靠拢,并说单靠右路军单独行动难以消来来敌,因而需要左路军北上东进配合右路军一块作战,从这封电报中可以看到徐向前和陈昌浩认为非得北上东进不可了。当然,这还是与毛泽东对他们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分不开的。

  右路军已过草地,并且由右路军中的红四军和红三十军发起了包座战斗,歼灭胡宗南部四十九师大部,打开了北上通道。这时,位于松潘、漳腊地区之敌胡宗南部,因其第四十九师大部被歼,持重不出。蒋介石令其绕道文县开赴西周(今舟曲)堵截红军,胡宗南则要求待薛岳部到达松潘、漳腊、南坪接防后才能开动。东北方向之敌于学忠部,尚远在陕甘交界的徽县、两当地区。甘肃南部之文县、武都、西固、岷州等广大地区,敌人兵力空虚。红军如从巴西地区到西固、岷州,仅五六天的路程,而且多为汉族聚居区,路大、粮丰、房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左路军能够执行中央指示,迅速向东与右路军靠拢,集中全力向东北开进,将会迅速开创一个新局面。[32]

  九月一日,为催促张国焘率左路军迅速出班佑向右路军靠拢,毛泽东同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指出:目前情况下极有利于向前发展。“右路军须以主力向前推进,以不突出西固、岷州线为度。”“候左路到达,既以一支队向南坪方向,又一支队向文县方向佯攻胁敌,集中主力从武都、西固、岷州间打出,必能争取伟大胜利。”[33]这是又一次催促张国焘迅速北上东进了,左右两路军集中主力从武都、西固、岷州间打出去,开创一个新局面。

  在中共中央一再电示和徐向前、陈昌浩的劝告之下,张国焘才开始令左路军向班佑行动。八月二十七日,红军总部决定左路军向班佑开进,与右路军靠拢。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