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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了9亿张的《毛主席去安源》及其背后的往事

2019-09-26 17:53:03  来源: 红色江山  作者:秦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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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中央工艺美院青年学生刘春华(本名刘成华)创作了油画《毛主席去安源》。这幅油画的创造是在当时路线斗争的背景下发生的,其所针对的正是1961年青年画家侯一民创作的油画《刘少奇同志和安源矿工》。这件往事后来被反复炒作,成为丑化毛泽东时代的一个“罪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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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去安源》创作始末

  刘春华出生于东北松嫩平原上一户普通的农家。他从小喜欢画画,初中毕业考入沈阳鲁迅美术学院附中,展现出绘画天赋。1963年,刘春华踏入了中央工艺美院的装潢系,就在他升入大学三年级时,文革爆发。

  1966年7月,经周总理批准,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筹办“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了安源工人运动展览会”,根据展览的总体设计,需要创作一幅反映毛泽东第一次来安源、组织开展工运这一重大历史题材的油画。当时,还是中央工艺美院学生的刘春华,临时顶替另外一名同学,创作毛主席第一次去安源这个主题。

  随后,创作成员就被派到安源体验生活。为了搜集创作素材,他们访问了当年参加大罢工的一些老工人,又在老工人的带领下寻访毛主席曾经活动过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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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春华在安源体验生活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各地相继成立劳动组合分部,毛主席时任湖南分部主任。他把眼光放在了安源这块近代工业的发源地上。年仅28岁的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安源,在此开始他的革命实践。尔后,至1930年9月,他先后八次来到安源。

  毛主席第一次穿着长衫布鞋下矿井,结果被群嘲,说他是教书先生,吃不得苦,没有一个人搭理他。社会隔膜的存在使毛泽东在精神上感到苦恼不已。显然,这种隔阂并不利于着手工作。

  对于这段经历,毛主席曾经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讲到:“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

  在安源,毛主席完成了精神上的“脱胎换骨”,彻底成了无产阶级的一份子。

  第二次,毛主席一进小镇,就脱去长衫,换上一身脏衣服,戴上草帽、穿上草鞋,悄悄住进八方井44号一个工人聚居地。他进工棚,和工人促膝谈心,宣传革命道理,很快就和群众打成一片,并在安源煤矿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安源矿工后来成为了秋收起义的一支骨干队伍,先后有5千名路矿工人投身革命洪流,跟着毛主席奔向井冈山。

  根据毛主席第一次去安源的这段经历,一个长衫布鞋的教书先生模样就栩栩如生地呈现在油画《毛主席去安源》之上了。《沁园春长沙》这首诗给刘春华很大的启迪,那些充满豪情壮志的词句整天在脑海里回响,他似乎看到意气风发的青年毛泽东向他一步步走近。1967年国庆当天,展览正式开始。展品挂进革博展厅的时候,《毛主席去安源》还没有全部完成,开展后,刘春华只能挤在观众群中继续画。

  那个年代,文艺活动很受群众欢迎,人们一听说举办展览都蜂拥而至。中途他去上个厕所喝口水,回来放在墙根的调色盘被观众踩的满地颜色,观众太多不得不停笔。《毛主席去安源》前挤满了人,有的观众甚至流下了激动的眼泪。此后,这场展览展出了两年左右,不能不说与刘春华的这幅作品存在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当这幅画公开发表以后,声势之大,无人不晓。

  1967年年底,《北京工人报》率先将刘春华的作品作为题图率先发表了,但作品既没有标题也没有作者的名字。1968年春节后,《人民画报》杂志正式刊印了刘春华的这幅作品,但因为口音的问题,编辑误将他的本名刘成华写成了刘春华,这样,刘成华就变成了刘春华。

  印刷品发行不久,大批的信件和汇款就纷至沓来,很多人要求刘春华帮他们购买《毛主席去安源》的印刷品等。据统计,文革期间《毛主席去安源》共印刷了9亿多张,一度在海外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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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日尔共和国发行的《毛主席去安源》邮票小型张

  当时,以毛主席为主题的画作非常多,这篇作品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刘春华虽不是学习油画出身,却在这幅作品上下了很大功夫,创作前扎扎实实地了解了当时毛主席去安源的历史,认真地到安源煤矿体验生活。更主要的是刘春华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刘春华后来回忆说,自己对毛主席的感情是从小被爹妈培养起来的,读书后受的教育依然是热爱党热爱毛主席。

  江青看到这幅油画之后,也非常满意,指示“两报一刊”进行转载。60年代初到文革爆发,关于谁才是安源煤矿工人运动的领导者已经变成了一场事关路线斗争的舆论战。

  70年代末,这副红极一时的油画又开始遭到全面否定。按照有关部门的说法,当年的展览并没有得到政府部门的批准(事实上是周总理亲自批准的),作品交给博物馆时也没有办过任何手续……刘春华很清楚,一张画画起来不容易,毁掉却轻而易举,他决定把画要回来。克服了重重阻挠,1980年,刘春华终于将画取回家中。

两幅油画背后的舆论斗争

  刘春华的这幅油画当时被重视推广的行为,除了油画本身的巨大成功,也是对1961年青年画家侯一民创作的油画《刘少奇同志和安源矿工》的舆论回击。1961年9月,革博推出专题“刘少奇与安源路矿罢工”,侯一民受命创作《刘少奇同志和安源矿工》。当时的宣传部门刻意地回避了毛主席去安源的历史,突出宣传刘少奇在安源工人运动中领导形象,以致于很多年轻人甚至以为毛主席没有去过安源,领导安源矿工罢工的是刘少奇。1980年之后,油画《刘少奇同志和安源矿工》与《毛主席去安源》的命运相向而行,重新被大力宣传。这件往事也成了文革的一段“罪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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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回顾1920年代的历史和1960年代的历史,1967年关于安源工人运动历史宣传的拨乱反正并没有错。

  毛主席是1921年就到了安源的,播下革命火种;开办工人夜校,启发群众阶级觉悟,团结组织起来。成立路矿工人俱乐部是在毛主席提议并指导下由李立三等进行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是毛泽东决策并部署的,由李立三(总指挥)、刘少奇(谈判代表)等人进行并完成的。实事求是,尊重历史,讲安源工运领袖、大罢工领导者首推毛主席,依次为李立三、刘少奇。突出强调刘少奇,淡化毛、李,显然有贪天之功归己有之嫌。

  1941年刘少奇在华东党校讲:“外国出了个马克思,中国为什么不能出个刘克思?领袖来自群众,在安源时,抛头露面的是李立三,埋头苦干的可就是我。”解放后十七年来,文化部、湖南和江西省委、萍乡市委、萍矿党委开动各种宣传机器,做报告、写文章、编剧本、拍电影、出矿史、修复遗址旧物、建立纪念馆,基本上把开辟安源工人运动、发动和领导大罢工的第一代毛泽东、第二代李立三抛却脑后,突出为刘少奇塑造形象、树碑立传。

  1952年刘少奇给安源镇一名工会干部回信时说:“我曾在安源工作过三年,安源的许多事,至今我还记忆得很清楚,俱乐部的大会场还是我经手修建的。”又说:“应当在安源建立个纪念碑……以纪念安源一切死难的烈士们。”1954年,江西代表团把要求修复俱乐部和建立烈士纪念馆当作一项重要提案,欲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当时萍矿代表听了周总理的动员报告后,感到国家初建,经济困难,对提出这一提案是否合适犹豫不决。这时刘少奇突然接见江西省政府主席和萍矿人民代表,鼓励他们:“可以提,大会来不及处理,会交给新选出的国务院去处理。”果然开完人大几个月,内务部就拨了三亿(旧币)元给安源修复俱乐部。萍矿党委受宠若惊、忙调兵遣将,大兴土木。到1956年元旦,举行竣工典礼,印发纪念册,把刘少奇那封信,萍矿代表的那件提案,刘领导大罢工的记载作为主要内容。俱乐部里挂上谈判大楼、罢工指挥部和刘的照片。他的办公室、卧室、电话室、会客室以及谈判大楼都挂上了说明牌。

  1957年底,刘少奇特地召见在北京学习的安源路矿俱乐部主任,饶有兴致地谈他对罢工的领导:“我是大罢工前几天去的,我一去就积极主张罢工,李立三还有点犹豫不决。罢工后,李立三躲起来了,我担任路矿两局工人的全权代表。”津津乐道他与资本家的谈判:“敌人的旅长李鸿程派了几根枪来,一进门就问,你们这里哪个负责?”刘拍着胸脯边表演边说:“我站起来就说,我就是工人代表!”“去谈判时,敌人的军队很多,不准工人进去,我就一个人去了。”“那个戒严司令看我一个青年,穿一身青色普通学生装,瞧不起我,吓唬我,‘如果继续捣乱,先把你枪毙’。”“当时,我也不怕,就说:‘这是一万多工人的要求,如果不答应条件,就是把我砍成肉酱也不解决问题。’”“资本家说,你先回去吧,以后再谈。我就回复他,不商量条件,我就不来了,如果你们要耍什么花招,就把我杀了吧!资本家也不敢动我,我就带着工人胜利归来。”最后,刘总结地说:“安源大罢工那时取得胜利,除了工人的团结外,主要是利用了敌人的矛盾。”

  刘少奇的整个谈话,回避毛泽东,贬低李立三,没有只言片语提到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对大罢工的领导和指导,没有谈大罢工的发动、组织和部署,没有谈有利罢工胜利的国内蓬勃高涨的工人运动形势,没有讲安源工人斗志高昂、团结一心并按住了资本家的“死穴”(停火或炸毁锅炉房,停抽水机、抽风机,毁灭矿井)。其实刘少奇在罢工前三天到达安源。之前毛泽东第四次到安源,专为部署大罢工事宜,尔后李立三返回安源领导罢工,毛泽东又给李写信,落实“哀兵必胜”的斗争策略。刘到时,大罢工已水到渠成,如箭在弦。刘不熟悉社情民意,对罢工能否胜利心中无底,反而认为罢工是骑虎难下、铤而走险,有犹豫之念,无后退之机。李立三是俱乐部主任、罢工总指挥,为稳妥起见,毛泽东派刘加强罢工领导,工人们和敌人皆不知其根底,有利接敌,任俱乐部谈判代表,刘居一线,李为二线,前后策应。大罢工胜利的实践证明,这个决策英明正确。

  至于1961年,革博“刘少奇与安源路矿罢工”专题以及油画《刘少奇同志和安源矿工》的推出不过是这种舆论口径的延续。

更深层次的路线分歧

  刘少奇在安源的工作应当肯定成绩是主要的,但有明显的瑕疵。罢工能否胜利,关键是劳资双方力量对比。那时的安源是统治阶级势力的薄弱环节,是革命影响强烈、革命形势高涨的地方,有一定阶级觉悟的,集约化劳动生活并已经组织起来的,能够团结奋斗的工人阶级,相对于反动统治阶级薄弱环节的、离心离德的军阀势力、官僚资本家和地方乡绅,具有压倒性优势。

  二十四岁初来乍到的刘少奇对此并不十分明了,才感到罢工成“骑虎之势”,只得“铤而走险”。罢工开始后,他担心掌控不了局面,一再告诫工人“守秩序”、“讲文明”,要各处工人代表担保己部工友维持秩序,当比平时更加文明;下令罢工期间工人“必须各归住房,不得扰乱”,布置纠察队“手持白旗”密布街道市井,管控工友维持秩序。

  他没有融入工人群众当中。罢工开始,他就写信给路矿两局的资本家“请即派遣正式代表由商会介绍与俱乐部代表刘少奇接洽”。资本家不理会,一面唆使工头破坏罢工,一面调兵遣将企图武力威胁。刘又通过商会设身处地劝诫资本家“派全权代表从磋商条件入手”“解决工人生活问题”以消弭罢工浪潮。工人担心他的安全,他却以为“我跟他们(军阀官吏资本家)没有仇,我是大家派的代表去调解的”。工人代表变成劳资矛盾双方的调解员。谈判中,戒严司令威胁要拿他“就地正法”,他连忙解释:“万余工人如此要求,虽把代表砍成肉泥,仍是不能解决。”此时外面喧声如雷,数千工人将戒严司令部包围 ,要面见工人代表,要旅长、矿长到俱乐部去谈,甚至扬言炸毁锅炉房,与矿井同归于尽。在工人强大压力下,旅长欲施缓兵之计:“请代表下午再来此处商量。”被刘少奇看穿,怒不可遏厉声警告:“若不磋商条件,即可以不来,至说用别的方法(武力镇压)可以解决,你们把我砍碎吧!”面临锅炉房燃煤告罄,发电机、抽水机、抽风机停止工作,矿井毁于一旦的危局,旅长、矿长再也硬不起来,罢工最终取得胜利。说到这里,刘少奇的表现是不错的,但工人们没有按他“文明罢工”的原意进行,关键时刻按住了资本家的死穴,起了决定性作用。

  罢工胜利后,李立三、刘少奇先后领导俱乐部工人落实、巩固、发展罢工胜利成果,粉碎资本家破坏工人团结的种种阴谋诡计;大办学校、夜校,提高工人及其子女智力和觉悟;大办消费合作社,消除商人中间剥削以改善民生;办妇女缝纫班,组织家属劳动,谋求妇女解放;同时,在支援全国各地工人运动等方面做了不错的工作。然而,刘少奇同时认为这对中国“幼稚的无产阶级”来说,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目标,是“很远的事实”,“用不着说很多的话来讨论他”,转而与矿长舒修泰合作,搞起了“实业救国、劳资合作”。舒修泰写了一个《劝告工人书》的小册子;刘少奇写了《救护汉冶萍公司》的长篇论文,发表在长沙《新建设》杂志(1924年6月2卷2期)上,刘少奇写道,“中国国民呵!……汉冶萍要停工破产了呵!其速起救护吧!”

  这些历史资料当然不是伪造的,而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之后,小将们从故纸堆里扒拉出来的,与刘其后的理念和思想不谋而合。通过这段历史,我们也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当时的路线分歧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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