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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启璧:真理与谬误——沉思苏区肃反的教训与延安整风的胜利

2019-09-01 14:38:38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蔡启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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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共与生俱来就携带着鲜明的政治基因,始终要求共产党人必须旗帜鲜明地讲政治。为了讲政治,开展党内政治活动、政治运动自然成了强化党的信念、严肃党的纪律、纯洁党的肌体的重要方式方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党领导革命战争年代,中共历经了无数风雨挫折,在腥风血雨中求存,在九死一生中挣扎,在民族救亡中奋起,在反抗独裁中辉煌。历数从建党到建国其间28年的苦难辉煌,畅谈建国以来70年的艰苦奋斗,其中在党不成熟时期开展的“左”倾肃反运动的那段历史,着实令人不堪回首,后人追忆沉思,不免痛彻心扉;继而论及十年后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已然判若两途,诚然不可同日而语了。沉思苏区肃反与延安整风,真理与谬误并存,良劣正误、是非曲折历史已有公论。

  一、苏区肃反的教训

  土地革命时期,发生在广大苏区的党内肃反运动,是一处不忍揭开的疮疤,既便岁月尘封已近80年的今天追忆之,不忍触及,心犹阵阵隐痛。

(图片来源:慈利新闻网)

  肃反,是“肃清反革命分子”的简称,是指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土地革命期间,为了防止破坏革命的坏分子渗入而发起的行动。由于受“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影响,全国各个红色根据地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肃反运动。

  很长一段时间,中国革命受到苏联共产国际总部及斯大林的直接领导和遥控。在中国土地革命时期广泛发生在苏区的“左”倾教条主义肃反扩大化,其外部背景来自于苏联共产党的肃反运动,即从1929年开始,苏共开展反对布哈林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大搞所谓清党和肃反运动,苏共的这一运动通过对中共的遥控,通过王明等所谓中共“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留苏人员实行“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也将肃反之风传染到了中国革命,祸及苏区发展。

  肃反发生的原因很复杂,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示是政治前提。共产国际执委会对中共发出指示,要求中共坚决反对“改组派”,并在党内开展“肃反斗争”。而在苏联学习期间结成了宗派并以中国革命“苏联化”为思想路线的王明等“左”倾中共领导积极响应共产国际的肃反号召,在中共党内也开始了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为主要手段的党内斗争,随即在各个革命根据地相继开始了各种名目的肃反运动,如反对“AB团”、“改组派”、“第三党”、“托陈派”等。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指示说:“红军应该注意托洛茨基分子和陈独秀分子的新策略,实质上他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同蒋介石及其代理人‘AB团’分子和改组派是一样的(分化瓦解红军),应该坚决断然地制止这类反革命企图。”[1]

  在毛泽东领导下,红色“割据”在江西首先形成。而在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伊始,中共中央领导中国革命还处于不成熟时期,对外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盲目干扰,对内推行“左”倾盲动、“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面对国民党的“围剿”,有人建议“清除苏区的一切反革命组织”,由此提到了“AB团”,而且认为它“组织活动很巧妙”,“该组织的组成人员——除富农外——是留在苏维埃政权任职的前国民党官吏”。中共江西省委还在决议中估计其人数有十万之巨,“他们似乎全都混在我们的队伍里,当时我们在这个地区共有党员三十万”,也就是说“AB团”的人数竟然达到党员人数的三分之一,由此导致了苏区肃反的扩大化,许多为革命做出贡献的革命者被冤枉、错杀,许多同志没有牺牲在对敌战场上,却冤死在了自己人的手上。

  因此,苏区肃反是共产国际“长臂管辖”,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长期把持中共中央领导权的必然恶果,是中国革命艰难性、曲折性的党内表现,也是中国革命历经苦难、百劫余生的惨痛教训。

  (一)立三“左”倾路线反“AB团”

  “AB团”是大革命时期国民党新右派的一个反共组织,其全称为“AB反赤团”,“AB”是英文Anti-Bolshevik(反布尔什维克)的缩写,其目的是为了反对共产党、夺取江西省领导权。1926年11月北伐军攻克南昌之初,蒋介石为了破坏江西的工农革命运动,夺取由共产党人掌握的江西国民党省党部的领导权,于1927年1月通过其党羽中央党部组织部长陈果夫派段锡朋、郑异来、洪轨等到江西,网罗党羽而成立的秘密组织。“AB团”的宗旨是“反对联共、联俄、扶助农工等政策,取消民主主义”,其目的是反对中共和国民党左派、篡夺江西国民党省党部大权,其在江西为害3个多月。1927年4月2日,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领导了“四·二”大暴动,江西工会、农会、学联和朱德手下的军官教导团冲往南昌百花洲,包围了那里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逮捕了“AB团”骨干30多人,段锡明连夜从南昌逃往南京,“AB团”即被一举推翻,该反革命组织即行解体。

  南昌起义后,中共中央于1928年8月至1929年8月期间先后三次致信江西省委指示,要特别注意肃清改组派、第三党、“AB团”的影响,严厉批评了江西党对“AB团”没有引起严重的注意,这无论如何是错误的,说明工作落后,指示赣西南党组织立即行动起来,积极地扩大反“AB团”大同盟、改组派、第三党。

  1929年2月,为摆脱湘赣国民党地方军队对井冈山的第三次“会剿”,打破敌之封锁,解决经济困难,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实施外线作战的战略战术,向赣南地区出击,并与由李文林创建的红二、四团会师。中共中央和中共江西党组织针对赣西南地方党组织处于农村家族式甚至帮会式的管治的现状,对赣西、赣南两特委进行合并重组,成立赣西南特委,作为领导赣西南地方的最高机构,归红四军总前委直接领导,由刘士奇担任特委书记。当时,经过红四军(红一方面军)与赣西南地方党组织共同努力下,赣西南的革命斗争飞速向前发展,赣西南党组织设立了6路行委,34个县建立了红色苏维埃政权,拥有50多万赤卫队员、500余万革命群众、80余万少先队员和儿童团员,把赣西南的天空燃得红红火火,相继成立黄公略的红六军、曾炳春的红二十军,赣西南红色革命武装的力量更加壮大。至1930年夏,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三年游击战争,开辟了10余块苏区,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迅速发展到约10万人,其中红一方面军约4万人。10月,蒋介石在同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战基本得胜后,即迅速抽调10万兵力,组织对苏区的大规模“围剿”,并将重点置于中央苏区,同时指令其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组织实施。

  江西苏区反“AB团”最初是从赣西南地方党组织开始的。在中共中央指示信和省委的压力下,于是1929年冬赣西南特委在赣西南苏区开始肃反工作,原先的目标是肃清混入红军和地方党组织、苏维埃政权的地富豪绅分子及其他反革命分子,扩大到反“AB团”分子的斗争。1930年初,吉安城被认为是“赣西AB团大本营”,“赣西各县都有他们的组织活动,尤其以吉安、吉水、安福、万安等县为最活跃”。于是,1930年5月间赣西南苏区开展了“红色五月运动”。

  1930年5月,赣西南特委常委李文林作为赣西南苏区的代表赴上海参加全国苏代会,接受了李立三“左”倾冒险思想和城市中心论的主张。8月,从上海回到赣西南的李文林主持召开特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传达了李立三的冒险主义方针,斥责特委书记刘士奇犯了“保守割据观念”的错误,撤销了刘士奇特委书记职务,改组了特委常委,并由李文林自己担任了特委书记。此时,赣西南肃反的领导者为赣南特常委兼秘书长丛允中等人,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之后,丛允中开始更加积极地整肃“AB团”,杀了不少人,杀害丘会培、凌开招等一批同志时说他们就是“AB团”反革命,不能排除他借肃反打击持不同意见同志的意图。

  1930年9月份赣西南特委宣布破获一起“AB团”大案,抓了几千人,上千人被杀,赣西南肃“AB团”达到高潮,从此“AB团”问题又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警觉。10月13日赣西南特委会议记录提到:“党过去杀一千多AB团,内中一定含有很多可以教育过来的”(《赣西南会议记录》(1930年10月13日),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31页)此时,作为根据地和军队最高领导机关的红一军团前委和随后成立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因前线战事紧张,尚未过问地方党委肃“AB团”的事。

  1930年10月4日,红一军团胜利攻克赣西重镇吉安,缴获不少间谍在苏区活动的材料,怀疑已经有大批奸细混入苏区。朱德还发现有一张用兴国苏区东固的一个地主真名签字的收条,从名字和身份上看正是李文林的父亲。朱德不敢相信李文林与“AB团”有关,可是文件上的确是他父亲的名字,于是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为之震惊。早在1929年2月,毛泽东就结识了这位年轻而富有游击经验的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创始人李文林。由李文林创建和领导的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曾为红四军挺进赣南闽西给予极大的支援和策应。1930年初成立赣南红六军时,李文林任第一纵队党代表,2月任中共赣西南特委常委兼军委书记,3月任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兼中共党团书记,6月任中革军委员。像这么优秀的地方革命领导人,怎么会是“AB团”分子呢?毛泽东一时被弄糊涂了。后来查明,那份从敌军司令部缴获的那张“东固——兴国苏区的一个地主用真名签字的”文件,是一个与李文林的父亲同名同姓的另外一个地主的名字,与李文林没有丝毫关系,而当时的毛泽东并不知道这些。

  红军在吉安后城里还发现了几年前的“AB团”旗帜、印章如今又从国民党所存文件中得悉李文林与“AB团”有关。这接连不断的事件,使毛泽东对“AB团”问题不得不引起注意。且红军占领吉安时还发现了在党、苏维埃政权和军队中活动的“AB团”分子的名单,根据这份名单,许多省委委员被认为都是“AB团”分子。据朱德说,文件“涉及AB团,这是国民党的秘密特务组织,在整个苏区进行破坏和组织暗杀网”,“AB团员的名字都是密码,共产党在好几个月内都译不出来。但文件也有不少疏忽的地方,提供了重要线索”。于是,李文林也就难免成了重要特嫌。

  这也并非多虑,蒋介石的亲信、剿匪司令部秘书长邓文仪认为,情报工作是国民党围剿苏区战争获胜的重要因素。当时蒋介石的谍报机关主要是中统、军统和司令部秘书处第三科。邓文仪说:“我们也派了些人打入渗透共匪的组织和工作”,“共匪的群众组织都有我们的细胞,我们在前方与军队党政工作人员密切联系,在后方情报都很迅速确实,反间谍反情报工作成效卓著,这是当时反共斗争胜利的主要因素。”虽然邓文仪是在谈到围剿鄂豫皖苏区时说的这些话,而且不免有夸大的成分,但也说明国民党派间谍进入苏区、渗透群众组织的情况确实存在。当时任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司令部参谋处处长的郭化若(解放后授中将)也认为:“AB团在当时肯定是有的。我们从两个迹象可以看出:1、红十二军成立之初军长伍中豪在福建遭到地主武装袭击,就是AB团告密的;2、小布埋伏打不成,被谭敌发觉,也是由于AB团告密。这说明有反革命。”(郭化若:《回忆第一次反“围剿”期间的有关史实》,《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2-143页。)在大军压境的险恶形势下,红军处于弱势地位,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肃清间谍被当作极为紧迫的任务,一切违反纪律、牢骚不满、意见分歧等都成为疑点,成为追查奸细的线索。

  红军攻占吉安之后,赣西南党、团、工会等组织按照“立三路线”指示合并成立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实际上就是新的江西省委),李文林为书记,曾山、段良弼、丛允中等为常委,李白芳为秘书长,曾山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江西行委明确反对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确定的“诱敌深入”方针,甚至影响到群众也不肯帮助红军。这样不禁让人怀疑不是简单的意见分歧,而是有人故意破坏。因为很多赣西南领导人也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进而让人怀疑他们是否受到了当地家庭影响,站到了土地革命的对立面。毛泽东在集中指挥权的过程中,面对军地之间、红军内部激烈纷争的不同意见,感觉十分棘手,特别是在地方党组织中存在地方保护主义反对诱敌深入的战略战术,这也难免让人怀疑这些不同意见中包含有敌人奸细的作用。

  此间,中共赣西南特委在开展反“AB团”中把形势估计得非常严重,赣西南团特委发行科朱家浩“因工作消极,言论行动表现不好”被怀疑为“AB团”,于是对他实行逼供信,采用软硬兼施的办法严审讯,乱供并捉拿了谢兆元等一批人,谢兆元也乱供并捉拿另外一批人,造成了“AB团”满天飞的局面。中共赣西南特委把逼供讯的结果写成报告,送到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手里(1930年8月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组成红一方面军,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再次被弄糊涂了。离开吉安之前的1930年10月14日夜,毛泽东还就这一情况致信中共中央作了汇报。

  1930年10月25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与江西省行委在新余罗坊召开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联席会议,研究反“围剿”的作战方针问题,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史称罗坊会议。会议“联合通告”有关红一方面军的任务中,也仅仅一句“红军中也应当注意‘AB团’取消派”,并没有刻意号召打“AB团”。罗坊会议后,毛泽东也基本不在红一方面军,多数时间在地方搞调研,纠正土地分配、经济政策,更没有发布过打“AB团”的指示。

  1930年11月中原大战结束,国民党开始调集重兵准备进攻苏区,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面临空前严重的威胁。毛泽东提出“诱敌深入”的战略退却方针,艰难说服了红一方面军高级指挥员和一些地方干部,但遭到江西行委书记李文林的强烈反对,主张执行李立三“进攻南昌、九江,会师武汉”的指示,到白区去打。此外,毛泽东所信任的井冈山资深领导骨干宛希先、袁文才、王佐均因湘赣边特委(后为西路行委)执行“左倾”路线所错杀,加深了军地之间的意见分歧。

  此间正值毛泽东指挥中央苏区军民,动员一切力量开展第一次反“围剿”战役(1930年11月初-12月底),以4万红军严阵应对10万国民党军800里连营的多路夹击“围剿”。

  红军打“AB团”是由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开始的。1930年11月底,彭德怀鉴于三军团开小差的情况严重,以为红三军团内混进了“AB团”,于是致函李文林群体,要求他们把开小差的干部战士当“AB团”打,邀请李文林群体派干部来红三军团成立专门的办公室。李文林因红三军团的公函,派左基中、周高潮、马木彬来到红三军团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督促打“AB团”。在李文林、彭德怀等的推动下,由“政治整军”变为“肃反整军”。但在会议上,毛泽东强调了要废除肉刑。[2]这就是在红一方面军内部开展的“黄陂肃反”。

  因反“围剿”军情紧急,故而这次红一方面军中的反“AB团”时间并不长。首先,因红军打吉安时发现以李文林父亲姓名签字的收条等线索,怀疑李文林与“AB团”有瓜葛,于是李文林和西路行委书记龙超清等人被以“AB团”的罪名而关押,经刑审后,供出省行委常委段良弼、秘书长李白芳、红20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均为“AB团”首要分子。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30年12月3日红1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杨岳彬根据赣西南在肃反中提供的线索,派遣总政治部政务处处长李韶九携带总前委的指示信,率领一连部队到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驻地吉安县富田,实施肃反任务。

  江西肃反扩大的直接责任领导李韶九,时年27岁,原在程潜的第六军五十四团四连担任指导员;八一南昌起义时成了俘虏,加入了朱德部队;当朱德部队在东江失利,他又重新回到国民党部队;半年后再度加入红军,来回摇摆于红白之间。熟悉李韶九的萧克说:“李韶九,同我是一个县的人,我认识他,江西老干部一讲到他就伤脑筋,说他很坏。”萧克认为,李韶九是个“善于逢迎、品质很不好的人”。刘作抚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李韶九担任红三军一纵队的政委时就不称职,一方面揽权包办,另一方面往往未出发前训话非常勇敢,而作战时却畏惧怕死,一纵大部分人不满意他,北路地方党部与群众最不满于李,北路已向特委建议撤销他的工作给与处分。事实很快说明,肃反中使用品质不好的李韶九,是用人上的一个严重失误,也是肃反严重扩大化并激起“富田事变”的原因之一。但是,品德欠缺又善于伪装的人是最危险的,一旦小人得志,更将祸害无穷。

  12月7日,李韶九带领红12军一个警卫连来到富田,先后将行委常委、赣西南团特委书记段良弼,行委秘书长李白芳,省行委军事部长金万邦,省苏维埃财政部长周冕和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8位主要负责人抓了起来。一夜之间,省行委和省苏维埃从领导到一般工作人员120多人被抓,并采用了逼供信的手段。谢汉昌被迫供出红二十军174团政委刘敌也是“AB团”,这时已是8日凌晨。李韶九决定,留古柏、曾山负责在省行委肃“AB团”;派陈正人率1个排去抓赣西路行委书记王怀,准备明天亲自带一排人押着谢汉昌前往40里外的红二十军驻地东固捉拿红二十军中的“AB团”。[6]

  12月9日,李韶九吃罢早饭,正要动身去东固红20军军部,南京政府军飞机来这一带轰炸,为防犯人逃跑,李韶九便将不重要的AB团犯人匆匆杀了一批,然后带人押着谢汉昌奔向东固。

  就在李韶九进行乱捕杀的时候,毛泽东全神贯注于指挥第一次反“围剿”,“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步步紧逼,战情日趋急迫。这时,红三军团正逐步向永丰以南的黄陂、小布地区收缩前进,部队越进入根据地中心地带越见不到群众,甚至连带路的向导也找不到了。大家纷纷抱怨:这是什么根据地?连白区都不如!原来,以李文林为书记江西省行委对毛泽东的军事方针不满意,他们说毛泽东的方针是右倾机会主义,是退却路线。而他们的方针同总前委的决定是针锋相对的,要“打到南昌去”。于是,他们便对红一方面军主力进行封锁,欺骗、控制群众,不要群众和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见面。

  李韶九到达东固,会同军长刘铁超开始在红二十军中开展肃反工作。红二十军是刚从农民游击队升级而来的,是地方赤卫队(特务队)编成的,并没有经过多少组织纪律训练,有枪两千五百枝,军事政治干部非常不够,地方主义的色彩比较浓厚,政治水平差距远,也缺少合格的干部。

  谢汉昌指出二十军一七四团政治委员刘敌是“AB团”,于是刘敌被逮捕。刘敌巧言说动李韶九释放了他,出狱后他对李韶九怀恨在心,鼓动部分红军包围二十军军部,抓住了与李韶九合作的红二十军军长刘铁超,释放了被捕的谢汉昌、张兴,再往富田,包围省行委,释放了段良弼等被捕的20多人,认定李韶九所为是总前委书记毛泽东指使的。段良弼、刘敌等人在富田广场召开大会,被捕者在会上报告了被抓捕的经过,控诉了李韶九的恶行,整个会场群情激愤,人们喊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并张贴了同样的标语。尔后,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及其余机关的几百名干部随同红二十军向赣江以西的吉安县永阳开拔。段良弼、李白芳、丛允中等又在永阳召开扩大会议,宣布成立江西省行委,段良弼任代理书记。会议建议中央“停止毛泽东总前委书记的职权”,“开除李韶九的党籍”,“派丛允中、段良弼去中央反映事变经过”,“送200斤金子到中央,2万元给红校”。会后,刘敌还给中央写了一封态度诚恳的长信,述说事情经过,承认自己做错的地方,恳请处分。

  不过,接着事变参与者却策划了一件包藏阴谋、超越了应有底线的错事。江西省行委委员、常委、组织部长丛允中模仿毛泽东的笔迹,伪造了毛泽东给总前委秘书古柏的信,制造毛泽东要把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打成“AB团”主犯的谣言,企图造成总前委分裂的局面,并故意把这封信送到彭德怀手里,彭德怀当即识破伪造信件,揭穿了这个阴谋,并将信送给了毛泽东。黄公略领导的红三军出自赣南,也许受军队情绪的影响,他曾经对毛泽东有所怀疑,但后来还是决定支持毛泽东;朱德也表示支持毛泽东。这就是当时著名的“富田事变”。朱德、彭德怀、黄公略公开宣言支持毛泽东,避免了主力红军分裂的局面。

  在“富田事变”中,谢汉昌、刘敌等事变领导人在事变发生后采取离间朱德、彭德怀与毛泽东关系之策,尤其是伪造相关信件,意在取得朱、彭等人的同情,但客观上却是分裂党和红军的行为,如果彭德怀轻信其言,必将产生比“富田事变”更严重的后果。

  毛泽东没有料到,派李韶九领导赣西南苏区肃反,惹出了这么多是非,竟然制造了红军内部这么大的混乱!

  就在12月16日,“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部队开始向根据地发起猛烈的进攻。12月17日朱德、彭德怀、黄公略宣言称:“我们敢说毛泽东同志是没有错误的,尤其是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总前委的工作路线,完全与中央最近三全大会的路线相符合。”“我们敢大叫一句‘朱毛彭黄’团结到底,打倒反革命的“AB团”取消派。”[1]

  12月19日,敌攻占东固,敌人进攻的炮声已侧耳可闻。于是,毛泽东派陈毅同志去处理富田事变的问题。同时认为,在这大敌当前的严峻形势下,任何挑拨离间、制造分裂以及对抗、叛乱行为都是对革命的犯罪,必须予以坚决反对。时任红十二军军长的陈毅,奉总前委指示,带领一个连的人前往红二十军驻地,兵不血刃,说服红二十军释放了被他们扣押的人,包括李韶九。此后,陈毅被任命为赣西南特委书记。红二十军迅速瓦解,大量士兵投向陈毅,余部整编为一七五团而撤向永阳。

  12月20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发表《答辩信》,并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杨岳彬、滕代远、谭震林共同签发了六言体布告。总前委的答辩信连同六言体布告,在苏区范围内广为印发、张帖。这在当时对于稳定军心统一对敌,起了很大的作用。

  12月24日,国民党“围剿”部队的包围圈已缩小到南龙、源头、洛口、头陂、兴国一线。毛泽东、朱德等经过认真分析后,调集兵力在宁都小布布下罗网,于12月30日开战反击,接连取得龙冈战斗、东韶战斗的全胜,5天时间,共毙俘敌军1.5万人,缴获武器1.2万件,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毛泽东率领苏区红军,在内忧外患中取得了胜利。

  这时,毛泽东松了一口气,他有了时间,对前段时间的肃反工作理出个头绪来。当毛泽东了解到李韶九在肃反中滥用酷刑,搞“逼供信”,错杀了许多革命同志时,十分气愤。毛泽东说:“不能打,打了也不供,供了也不要信。”谭震林回忆说:“不准逼、供、信,要重调查研究,就是这时提出来的。”

  而就在第一次反“围剿”开始数月前的1930年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瞿秋白奉命回国,1930年9月24日至28日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由瞿秋白主持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结束并纠正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停止了组织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但是,对于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左”倾错误和政策未能加以辨别和纠正,致使后来重犯更大的“左”倾错误。

  中央六届三中全会后,项英作为中央代表被派往苏区,于1931年1月上旬到达苏区,1月15日在小布成立苏区中央局(中央一级的代表机关,为全国苏维埃区域党的最高领导机构),由周恩来(中央政治局委员)、项英(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朱德、任弼时、余飞、曾山等人担任委员,由周恩来任书记,因周恩来身在上海不能到任,由项英任代理书记。

  当时的苏区中央局对“富田事变”的处理比较冷静,1931年1月16日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项英、毛泽东、朱德等人参加,苏区中央局作出《中央局通告第二号——对富田事变的决议》,称“不能肯定富田事变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指出“富田事变在事实上是毫无疑义的一种反革命的行动”,指出“对于今后肃清‘AB团’取消派等具体方法,必须根据一定事实和情形,绝对不能随便乱打乱杀,尤其防止一般小资产阶级报复主义的发生,也不能随便听人乱供乱咬,加以逮捕。”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了事变领导者的严重错误,开除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刘敌、金万邦五人的党籍,决议同时也批评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前一段肃反中刑讯逼供和扩大化错误,认为应该以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来处理这一事件,并对“富田事变”进行了调查。

  事实上,当时毛泽东的立场已发生根本性转变,已经完全意识到此前反“AB团”肃反中的失误问题。1930年12月中旬,毛泽东从古柏、李韶九的报告中得知“富田事变”的经过,立即指示吉安县委书记毛泽覃到东固调查处理肃反扩大化问题。毛泽覃在吉安县委妇女部长贺怡的协助下,深入调查,释放了那些被关押的党员和群众,并及时向上级党组织作了汇报。接着,毛泽东和苏区中央局主张按照党内矛盾、教育方式与党的会议的办法来处理参与“事变”的人员,对参加“富田事变”部队官兵进行说服教育工作,要求他们消除顾虑,回到河东,统一于总前委的领导之下。

  1931年1月17日,苏区中央局派人到永阳,向“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宣布了解散省行委,另成立陈毅为书记的赣西南特区委替代其职权,“富田事变”的领导人表示完全服从。项英通知红二十军领导人停止党内攻击,并到黄陂参加苏区中央局的会议。谢汉昌、刘敌、李白芳等人奉命到了黄陂,并在中央局会议上做了自我检讨。红二十军也在原被赶走的政委曾炳春的劝说下回到了赣江以东。被关押的李文林也被放出来。

  1931年1月25日,苏区中央局作出了《关于处罚李韶九同志过去错误的决议》,《决议》指出:苏区中央局在审查李韶九过去工作以后,认为李韶九同志在肃反工作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一般的是在党当时的错误的领导之下造成的,而他加以扩大,甚至违背上级的决定去独断专行,以致形成极错误的肃反中心论。决定给李韶九以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派到下层做群众工作。

  至此,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苏区中央局主导的反“AB团”斗争运动基本结束,因阶段性失误造成的过失,也基本上划上了句号。

  (二)王明“左”倾路线肃反扩大化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在共产国际支持下,王明靠否定“立三路线”占据中央政治舞台。1931年1月7日,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上,在苏联和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选入中央政治局,很快又补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取得了中央领导权。在1931年6月,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斯大林指示米夫以国际名义指定由王明为代理书记,党内又开始了继李立三、瞿秋白之后的第三次“左”倾错的误领导,于是由李立三委派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受到了打击。中共中央于1931年2月23日向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和各地方党部发出了《关于肃清苏区内反革命派与富田事变的通知》,中央决定派出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前往中央苏区,全权调查与解决“富田事变”。

  3月1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做出正式决定,把“富田事变”定性为“反革命活动”事件。3月28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认为“富田事变”以及“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毫无疑问是“阶级敌人以及他们的斗争机关“AB团”所准备执行的反革命行动”,明确断定“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与立三路线为旗帜的反革命暴动。”指示要对不履行起码义务的党员“作出的反应应该是实行最严厉的惩罚。”这样一来,原本已经被纠正和正确处置的反AB团扩大化问题,重新被“绑架”。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除了下发给江西中央苏区外,还同时下发到全国其他各地方苏区。由此,这个决议不仅给中央苏区造成了严重后果,还普遍影响了鄂豫皖、湘鄂西等其他大部苏区。

  1931年3月六届四中全会之后,“左”倾中共中央不仅向江西中央苏区派出了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同时还派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到鄂豫皖,派夏曦到洪湖,派曾洪易到赣东北,派朱理治到治陕北,以“改造各级党的领导”,领导开展所谓“反右倾”斗争,进一步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一时间造成了苏区肃反的严重扩大化,严重干扰了苏区的建设和红军的发展,负面影响了党在广大群众中的形象。

  4月中旬,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等中央代表到达中央苏区,随即召开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否定了项英和毛泽东的意见,批评项英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再次将“富田事变”定性为是由“AB团”领导的、立三路线的一部分拥护者参加的“反革命暴动”,并强调“加紧肃反工作,以求彻底消灭一切反革命派别”。会后不久,中共中央撤消了项英中央局代书记的职务(1931年1-4月),由毛泽东接任。毛泽东短暂担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担任中央政府主席后,在党内发出了“废除肉刑”“不准逼供信”的指示。[2]

  然而,在中央代表团直接领导下,对“富田事变”进行二次处理,首先就是逮捕枪毙“富田事变”的领导者20多个人,然后把红二十军从前方调到后方,排以上的干部(包括军长)700余人,除两人逃脱外全部杀害。

  虽然此前,毛泽东在对李文林、曾炳春、王怀、段起凤等的处理上,表现出了有错必纠、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政治品格,黄陂会议后毛泽东同志总结了经验教训,强调了重证据,不搞逼供信,不能随便杀人。但是,中央代表团推翻了这些正确的决定,乱抓乱杀,更加扩大化。如在对李文林上,郭化若在回忆中说:“我记得第二次反‘围剿’后,抓到李文林,我参加了审问……审问后,我向毛泽东同志作了汇报。根据他的口供,看来不是‘AB团’,于是把他放了。”(《回忆中央苏区》P141)苏区中央局从1932年开始,集中火力反“右倾”这个“主要危险”,在肃反工作中,认为“消极”是“最危险的障碍”。结果,在1932年5月30日所谓纪念“五卅”大会时,李文林、曾炳春(红二十军政治委员)、王怀(赣西南特委常委兼组织部长)等被国家政治保卫局以“重要AB团团犯”罪名,分别将押送各县处决。这自然与毛泽东同志没有丝毫关系。可见,以毛泽东个人高尚的人格品质,对待曾经与其有路线分岐的同志,在知情的情况下完全做到了客观公正的处理,冤假错案并非他有意为之,“逼供信”也完全是李韶九等混迹党内的个别品质败坏者的行为,后来的滥杀也完全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搞肃反扩大化的后果。

  最后,红二十军番号被取消。因1931年2月邓小平、李明瑞率红七军从广西抵达赣南,于是红二十军余部2000人被编入红七军。此后,在王明“左”倾路线的领导下,在各根据地便大规模开展了肃反运动。

  1931年春夏苏区肃反再次掀起高潮,重新出现严重扩大化。在这一时期,肃反机构成了超党超政府的独裁机构,肃反成了一切工作的中心。“因为对AB团估量过分,所以当时一切机关都认为打AB团是中心、最中心的任务,把一切工作停顿起来,用全力去打AB团。”“省保卫处自认为是代表党、代表政府的,一切问题独断独行,形成一个超党超政权的组织”,“更有凭借肃反权利而实行其假公济私的,如雩北区有一个村肃反委员与一苦力争野老婆,将苦力捉来说他是AB团用严刑拷打”。(吴德峰:《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续二)~肃反工作》(1932年5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480-481页)

  1931年4月间,被中央苏区局留党察看处理的李韶九,却再次以中央政治保卫局江西分局局长身份亲临赣西南“肃反”,兼任赣西南特委书记的陈毅被说成“保护AB团”,产生了陈毅是“AB团”的风声,给陈毅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一天,陈毅被通知去开会,他暗忖此行凶多吉少,说不定一去就回不来了。于是他对妻子萧菊英说:“我去开会了,等到今天下午6点钟还不回来,你就快走,到你老家信丰藏起来。如果我没事,我会派人把你接回来的。”这天陈毅在会议上倒是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可在归途中却遇到了白匪袭击,他的马被打死了,只好和警卫员绕道步行,一直到晚上8点才赶到家。哪知到家一看,妻子不见了。原来萧菊英等到晚上6点钟,还不见陈毅回来,误以为他是被当作“AB团”给抓走了,情急之下竟投井自杀了。陈毅悲痛异常,含泪写下了《忆友》诗一首,前有小序云:“余妻萧菊英不幸失足落井死,草草送葬,夜来为诗,语无伦次,哀哉!”诗中有句云:“人间总比天堂好,记否诺言连理枝。依稀门角见玉姿,定睛知误强自支。”陈毅在丧妻之后,还真的被李韶九给抓起来了。李韶九对陈说:“你是‘AB团’,只有自首方有出路。”于是陈毅写信报告了毛泽东,两天后得到了毛泽东的回信说:“我支持你!”并批准我把那些被打成“AB团”的同志分别轻重加以释放。陈毅说:“当时如果毛主席不支持我,他们就把我枪毙了。”

  李韶九的结局也不妙,后来他在1934年10月红军被迫长征后,被留在江西苏区坚持斗争,1935年春在闽西战斗中牺牲。这位“肃反大员”31岁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这一轮王明“左”倾肃反深入波及地方,当时地方干部普遍文化水平不高,作风粗糙强硬,刑讯逼供再次成为主要手段,且花样翻新,酷刑竟有一百多种,指名问供、滥杀无辜普遍存在。总的来说,对“AB团”的斗争一方面是简单化了,另一方面又将“AB团”扩大化了,常常将农民中的落后意识、群众中党员中的不满情绪和腐化现象当作“AB团”来处理。

  而此间,尽管毛泽东所开创并坚持的军事战略、土地政策是正确的,并取得了空前的军事胜利,但是,在王明左右下的中共中央还是对毛泽东产生了严重的不满。随着1931年9月由博古担任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中央否定了毛泽东事实坚持的“乡村为中心”的革命主张,要求进行城市战、街垒战,把战争引向中心城市,取得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在上海中央的直接指示下,1931年11月初中央代表团主持召开了中央苏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严厉指责毛泽东开创的方针策略为“狭隘经验论”、“农民的落后思想”、“富农路线”和“右倾机会主义”,会议撤消了毛泽东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这样一来,毛泽东担任中央局的代理书记的时间从1931年4-11月仅7个月之后,11月份由项英重新接任中央局的代理书记,12月份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由周恩来正式出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同时,成立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的设置,红军统一归中革军委指挥。至此,毛泽东失去了对红一方面军的指挥权,这也是他领导中国革命历程中遭遇的第三次失落和挫折。

  1931年12月之后,周恩来下决心必须纠正肃反扩大化。1932年1月2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处罚李韶九同志过去错误的决议》,认为李韶九“在肃反工作中所做的严重错误,一般的是在党当时错误的领导之下造成的,而他加以扩大,甚至违背上级的决定去独断独行,以致形成极错误的肃反中心论”。

  1932年1月7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苏区中央局会议,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这个文件虽然也肯定“过去反AB团斗争是正确的,是绝对必要的,的确给AB团一个致命的打击,破获了AB团的重要组织,巩固了苏维埃的政权”,但整个决议案的核心内容是指出反“AB团”斗争的简单化和扩大化错误。决议案指出:“过去对AB团及一切反革命派认识不正确,将AB团扩大化了,以为一切地主残余富农分子都可以当AB团看待,以为一切从异己阶级出身的分子都可能是AB团,把党的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和犯错误的党员与群众都与AB团问题联系起来,甚至发展到连工农群众都不能信任了;于是觉得AB团是肃清不了的。有了这认识上的错误,便产生极严重的AB团斗争的方法上的错误,把反AB团的斗争简单化,缩小到打AB团的捕获、审问、处置的范围内,而忽视积极地去巩固革命势力。尤其缺乏的,是反AB团的思想斗争与教育工作,结果便发展到以肃反为一切工作中心的极危险的观点。在打AB团中更专凭犯人口供,依靠肉刑,以致造成肃反工作的唯心论。”决议案规定,苏区各级党组织必须在接到后立即讨论及执行。

  同时,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建立了国家政治保卫局。在中央苏区,派李克农率工作组到石城、广昌、雩都、兴国等地,细致审查在这些地方关押的大批反革命嫌疑犯,把“AB团”、社民党、改组派错案全部平反,让蒙受冤屈的革命者重见天日。后又任命李克农为红军保卫局局长,平反了红军中的一些冤假错案,将政治保卫工作纳入了中共党委领导下的轨道。

  在这之后,中央苏区肃“AB团”的工作逐渐进入“停顿状态”。一部分所谓“AB团”分子被允许自首,属于工农出身者自新自首后可以不杀,区乡政府不能像以前那样随意捕人杀人。萧克说:“此后,虽然还打“AB团”,也杀了一些著名人物,但没有1930年到1931年那样大规模地乱打乱杀了。因为,当时各级领导知道中央及周恩来同志对中央苏区肃反‘简单化’、‘扩大化’作了严厉批评,同时建立了司法机关,对于犯人,逮捕、审讯和处决,都要经过一定的手续了”。(《萧克同志谈中央苏区初期的肃反运动》,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党史研究资料》之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虽然1931年12月后,中央苏区局在周恩来领导下规范了肃反工作,大部制止了“逼供信”等肃反扩大化现象,但是中央“左”倾教条主义已严重影响全国其他各地苏区,在一段时期内,肃反扩大化在漫延,从闽西苏区、赣东北苏,到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再到陕北苏区,都曾严重发生“逼供信”和肃反扩大化问题,错杀了一批革命功臣,损失了一批革命力量。原本中央《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发布前,在中国工农红军中,被错杀的也只有袁文才、王佐个案(彭德怀鉴于“富田事变”的教训,有感而发,向毛泽东叙述了他错误处理的袁文才、王佐事件的经过),以及赣西南、黄陂反“AB团”等有限的错杀事件,中央这个决议发布后,一大批红军高级将领先后被错杀,仅载入《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的就有李明瑞、许继慎、舒传贤、曹学楷、徐百川、周维炯、姜镜堂、曾炳春、李文林、柳直荀、程克绳、徐朋人、万涛、孙德清、戴克敏、段德昌、廖容坤、邝继勋、王炳南、季振同、曾中生等21人。肃反扩大化,使得在“左”倾冒险主义影响下本已步履维艰的中国革命变得雪上加霜,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7]

  (三)闽西苏区肃反

  六届三中全会后的1930年底,邓发(时任中央候补委员)与项英同期作为中央代表被派往苏区。1930年12月,邓发、左权、萧劲光等先后到达闽西。成立闽粤赣省委,邓发担任闽粤赣特委书记,左权任十二军军长、萧劲光为参谋长。这些中央派来的干部执掌军政大权后,积极贯彻中央的“左”倾路线,12月闽粤赣代表大会,时任闽西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兼财政经济部部长的傅柏翠,因与中共闽西特委领导有不同意见,拒绝工作,且逐渐表现出脱离中共的趋向,被指控组织“社会民主党”,开除中共党籍,这事件成为闽西肃反的先声。傅柏翠被开除党籍后的一个月时间内,上杭北四区二百多党员在傅柏翠的领导底下,全体退出党籍,区委支部宣布取消,区乡苏维埃宣布取消,另行成立农民联合会,还提出了“土地、和平、自由三大要求”的口号。

  闽粤赣特委书记邓发的激烈的性格和狂热的革命气质,导致闽西肃反的规模不断扩大。闽西肃反大致从1931年2月开始,在邓发和闽西苏区裁判部长林一株的推动下,很快扩大化。

  傅伯翠是福建的农民领袖,地主的儿子。他招募部队拼凑了所谓的“新共产党”,工作常常是以“社会民主党”的名义进行的。主要口号是“反对红军!”、“农民协会万岁!”、“自由贸易万岁!”、“第二国际万岁!”。在傅伯翠的领导下进行了多次暴动,此后又发生过另外几次骚乱。中央代表团王稼祥和任弼时到达当地的那天,刚好发生了一次暴动。傅伯翠的人夺走了10条枪,解除了警卫的武装,还拿走了钱和食品,把钱散发给穷人。

  中央代表团对闽西肃反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3月15日到达永定虎岗与闽粤赣特委会合,正碰上闽西党与傅柏翠的冲突。三人在3月23日给中央的信中说,十二军内的许多政治工作人员,以及红军党的中级干部,各级苏维埃政府机关负责的都是“社会民主党”。

  邓发得到中央代表团的支持后,肃反更加坚决,在党、政、军系统中一批又一批地破获了所谓“社会民主党分子”。5月27日杭武县东五区发生武力反抗的坑口事变,很快遭到严厉镇压。闽粤赣省委1931年7月15日工作报告称:“我们在六月总共枪决了八百二十四个社党,入模范监狱的有二百六十六人,释放的有一百人,半年来所扣留的社党不下四千人(整个闽西),枪决的也不下二千人了。”中央巡视员余泽鸿1931年8月3日的报告更为惊人:“据新从那边来的同志的谈话,现在被我们捕杀的已有三千人,拘禁的仍不算。”[6]

  中央逐渐对肃反扩大化有所警觉,8月29日写信提醒闽西党组织对社会党的认识和处置有许多的错误。虽然7月邓发去江西就任中央局委员,但闽西肃反至少持续到9月。在中央的干预下,罗明、郭滴人等开始控制肃反,林一株9月被以社会民主党罪名处决,标志着肃反基本结束。

  《中共闽粤赣省委报告第十四号》(1931年8月20日)中说,闽西肃反杀了三千人左右,可能是各苏区集中肃反杀人最多的,党政军干部大部分都被杀了,结果是过去县委县苏的负责人留下的不上十分之一,区委区苏的负责人留下的不上十分之三,导致干部严重缺乏。(《闽粤赣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0年至1931年),第250页)。据说,闽西肃反使得苏区的30个区委中,只有个别还能勉强维持工作,损失极为惨重。

  1931年底,周恩来经过闽西苏区,实地了解到肃反扩大化的严重后果,12月18日给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很沉痛的信:“现在许多群众不敢与共党接近,恐怕结果又是社党。究竟社党与共党之别在哪里,何种情形方可算罪,群众简直答不出。扩大红军,说群众不积极,十二军团长团政治委员亲口对我说闽西群众不好,而他们一下子便拘捕五六十人(在一百人之中全都是农民而且多是贫农),给以严刑(只据别人一点口供,还说不打不招,等审问清白,连释放都难,因为身体已伤),对群众将成如何影响!这样无怪现在扩大红军之遇到最大的困难了。”“据我在途中所见到闽西党的最近决议及中区党的文件,都还只言反AB团反社党的成功,而未及他的错误。可见此事转变之难与问题之严重性。”(《纠正肃反中的严重错误——周恩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31年12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第1册,第835页)

  中央1932年1月21日致信闽西省委,严厉批评闽西党在肃反中捕杀大量工农分子,犯了严重政治错误:“中央认为闽西党目前最大的任务是在同肃反中的严重错误做最坚决的斗争。党要绝对禁止对于没有确切的反革命证据的工农分子实行逮捕,严刑拷打与杀戮。”“难道在一个支部内因为书记或其他少数分子是社党,所以能以此证明其他的同志都是社党,以致要逮捕整个支部的同志,而加以严刑拷打吗?”“这种任意逮捕拷打与杀戮我们的同志与工农分子,这种恐怖现象的造成,实际正是在帮助反革命,破坏革命。”“这一错误并不像中央区有些同志讲的,只是一些技术上的错误,而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上的错误。”(《中央为肃反问题致闽西省委信》(1932年1月2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3-64页)

  肖劲光在回顾闽西肃反时,依旧无法控制心头的沉重。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肃反使闽西的党组织、军人和人民群众受到了不应有的灾难。”

  本来,立三路线造成闽西工作上的损失引起人们的不满是正常的,对这些同志应当与真正的反革命区别对待。真正的反革命是应当肃,但不应混淆敌我界限。只因当时“左”倾的领导同志把形势估计得过分严重,错误地在党内、军内、政府内、人民群众中开展了大规模的肃反,并且逐步升级扩大化,酿成严重后果。

  (四)赣东北苏区肃反

  六届四中全会后的1931年7月,曾洪易被王明任命为中央代表,被派往赣东北苏区(后发展为闽浙赣苏区)任赣东北苏区省委书记,忠实推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给这一苏区造成极大的危害。

  曾洪易到达赣东北伊始就断定:“赣东北党的组织大多数不是从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而是由征服、拉扶、亲族和感情关系相互介绍建立起来的。”因此要严厉肃反。曾洪易排斥方志敏等人的正确领导,动辄以“右倾保守主义”、“封建地方观念”等大帽子压人,厉行肃反扩大化,残酷错杀根据地创始人之一的吴先民等一大批党政军骨干,给赣东北苏区造成严重危害。

  吴先民是赣东北党的创始人之一,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是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可是,曾洪易只凭一个所谓“AB团”嫌疑犯的口供,就确定吴先民同志是“AB团”,是“改组派”,将吴先民杀害了,还把他的头割下来示众三天。[3]

  根据方志敏在狱中写成的自传性文稿《我从事革命斗争的概述》,他原来也是肃反的热心参加者,也常到保卫局审问捉来的反动派,大审问中感觉到当时的肃反工作有些地方是错误的,极不满意。“我现在肯定地说,赣东北和闽北的肃反工作,是有错误的。”

  曾洪易在赣东北苏区开展肃反表现在:一是肃反中心论,埋头对内杀戮,忽略对外战争;二是扩大化,到处疑神疑鬼,引起“人人自危”;三是简单化,只凭口供杀人,牵连无辜。其时,仅弋阳一县就设有监狱17处,关有“AB团”犯人1100多人,被杀的达300多人,全县九个区委书记杀得只剩下一个。赣东北的“打AB团”的运动一直进行到长征以后。“更令人痛心的是,在外部敌人不停地对我们进行越来越疯狂的‘清剿’时,我们内部还继续在不停地搞什么‘肃反’斗争。”方志敏的弟弟方志纯就被关了起来,多次吊打,只是在几乎被杀的关头,项英一分电报救了他。方志纯说:“当时关我、审讯、打我的人,都是在一个部队朝夕相处,生死与共的战友、同志,相互之间非常了解,怎么致于昨天是革命的,是同志;而今天就反革命,成了敌人?”原因是方志纯在个别场合以不同的方式向领导提过意见,因为反对上级,于是就被当成了“AB团”了。[3]

  1934年1月至6月,曾洪易调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7月,以“中央代表”的身份,随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转战闽、浙、皖等省,于11月1日再次进入闽浙赣苏区。随后,红军北上抗日选遣队由方志敏、刘畴西等率领继续北上抗日,曾洪易则留在地方,担任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和省军区政治委员。担任闽浙赣苏区党和军区主要领导后,在第五次反“围剿”的紧急关头,曾洪易本应领导苏区军民与国民党军队浴血奋战,但他在反“围剿”节节失利的情况下对革命悲观失望,并私自去电中共中央分局,提出将闽浙赣省级党政军群机关搬到闽北去,准备放弃赣东北苏区逃命,被闽浙赣省委停职。1934年12月左右被派往闽浙赣苏区东部边沿浙江省江山县担任区委书记,对建立革命据点打游击丧失信心,擅自离开江山跑到上海寻找上级党组织未果后叛变投敌。

  曾洪易叛变国民党后并没有得到梦想的高官厚禄,先是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搞训练,后到江苏省政府当视察员,1936年8月加入了国民党,之后还当过俄语翻译、中学教师,越来越穷困潦倒。抗战胜利后,跟随曾洪易回江西省万安县老家的四川老婆一看曾家家徒四壁便一去不返。

  解放后搜捕潜藏各地的叛徒,希图凭借早期混迹中共的经历能获得优待重用的曾洪易,1951年被以“叛党投敌,积极从事反革命活动,严重地破坏了人民解放事业”的罪名判处死刑,不过他在判决书下来前就因严重肺结核病死于狱中。

  (五)鄂豫皖苏区肃反

  张国焘,虽然是中共资深元老,1928年6月六大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与瞿秋白一起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但其内心对共产国际并不感兴趣,却对六届四中全会后盘踞中央的王明溢于言表的逢迎,特别是对另辟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更加热衷,对把握机会、攫取实权更感兴趣。在苏联被“冷藏”了近三年的张国焘,凭着见风使舵,肉麻地吹捧斯大林的“国际主义”才得以脱身回国的。回国后,他连续著文《拥护四中全会与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和《执行党的路线与加紧两条战线上的争斗》,宣扬“四中全会是完完全全接受了国际路线”,吹捧王明是“坚决执行国际和党的路线的最好的同志”,指出王明主义就是国际主义。于是,王明“龙颜大悦”,马上委以重任。

  1931年3月份中央派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到鄂豫皖,进一步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开展所谓“反右倾”斗争,“改造各级党的领导”。就这样,张国焘带着“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沈泽民、陈昌浩、张琴秋等三人,4月份风风火火到达鄂豫皖苏区,5月12日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5月,新成立的中央分局由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曾中生、舒传贤、郭述申、周纯全、高敬亭等人组成。与此同时,成立鄂豫皖军事委员会,由张国焘兼任主席,曾中生、旷继勋任副主席,张国焘取得了鄂豫皖党政军的领导权。

  张国焘因是党的创始人之一,地位一直很显赫,但他搞“肃反”的劲头比他在党内的名气还大。他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大旗下,否定苏区业绩,在鄂豫皖搞肃反扩大化还“肃”出了理论、“肃”出了特色,通过否定苏区业绩打倒苏区创始人,曾中生、旷继勋等第四方面军军内一批十分出色的战将被错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许多指战员丧生于其刀下。

  张国焘以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全权代表的身份,全面掌控了鄂豫皖苏区。

  张国焘到苏区打着王明路线的幌子,召开各级会议,发表宏论,指责苏区执行的是“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指责苏区的红军还停留在“流寇时代”,充满了“土匪习气”;指责苏区的政权大部分被地主、富农及其子弟把持;指责苏区的土地改革政策根本错误;指责根据地还没有真正的共产党组织,没有真正的红军部队,没有真正的苏维埃政权;表示一切都要从进行各级领导层的人事变动开始,改造各级“领导机关”。

  张国焘还认为,凡是知识分子,凡是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政治上都是不可靠的。提出“工农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党可原谅三分,倘是知识分子犯了错误就要加重三分”。张国焘给曾经出生入死艰苦创建鄂豫皖苏区的红军领导们乱扣帽子:原红四军政治委员曾中生犯有“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原红一军军长许继慎在多方面保有“军阀土匪习气”,原鄂东北特委书记徐朋人是“不可救药的右派小组分子”并将其开除出党;红四军政治部主任陈定侯“破坏工农联盟”……

  虽然在长期革命的队伍中难免会混进一些社会渣子或敌人的奸细,因此,在革命过程中的肃反除奸工作也是必要的。然而,张国焘把党外的敌我斗争同党内的分歧混淆起来,开展残酷斗争。为了争夺权力,有用就是真理。张国焘决定对苏区实行大换血,第一步就是撤换党政军的领导干部。上中下层的人事同时变动,仅黄麻地区的八个县委书记,就被撤换了七个,部分根据地创始人对此自然存在不同意见。于是,张国焘便通过开展肃反,残酷迫害党内持不同意见者。

  1931年9月下旬至10月底,张国焘将红四军集中于光山白雀园一带(今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白雀园镇),开展“白雀园大肃反”运动。张国焘亲自主持“肃反”工作,采取严刑逼供,毒打成招,连成串案,通过诱供、逼供,互相“揭发”、互相“检举”,搞得人人自危,个个心悸,一天到晚提心吊胆过日子。

  曾中生,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同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6月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前敌总指挥部组织科科长。大革命失败后,赴苏联中山大学学习,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曾经是鄂豫皖苏区和红军的最高领导人,历任军委参谋科科长、中央军委委员、中共南京市委书记、中共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红四军政委、西北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徐向前元帅在回忆录里盛赞这位战友:“能文能武,智勇双全”,是“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对党忠诚,待人诚恳,才思敏捷,浑身充满革命者的战斗激情和力量”,1988年10月被中央军委确定为我军33位军事家之一,是共和国全部36位军事家(1994年8月经中央军委审议增补3人)中开始军事生涯较早的一位,也是军事论著最丰富的一位。他撰写有《与川军作战要点》、《游击战争要诀》、《与“剿赤军”作战要诀》等多篇军事著作,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

  1932年7月中旬,曾中生、徐向前率红四军主力6个团南下作战,仅一个月时间,就消灭敌人7个团,缴枪4000多支,俘敌5000余人,开辟了以英山为中心的英、罗、圻、太(湖)大片根据地。正当红四军战果累累之时,张国焘却坐立不安,急忙以鄂豫皖中央分局及军委会的名义,从8月17日开始连发四封信给红四军,指责他们犯了抗拒分局指示的“严重错误”,与中央分局是“原则上路线上的分歧”,并批评红四军坐失良机,强令红四军北返,遭到曾中生的反对。出于对曾中生进行惩罚性报复,撤换他的红四军政委的职务,派陈昌浩接替曾中生的职务,陈昌浩带着张国焘的使命和强烈的权力欲将部队撤回原苏区。曾中生被撤职后,说他“虽没有证明反革命的嫌疑,可他的反党言行,擅自违抗分局的决定表明他已为反革命者所利用”。

  红十一师师长许继慎,安徽六安人,黄埔军校一期生,毕业后率部参加两次东征,北伐期间任叶挺独立团二营营长,参与攻打汀泗桥、贺胜桥的战。1930年,奉中央之命到鄂豫皖工作,合编红31、32、33师为红一军,许继慎任军长,率部出击,扩大了鄂豫皖苏区的势力,遵照“李立三路线”攻打武汉失利后被排除出红一军前敌委员会,但在鄂豫皖苏区与红军中仍享有很高的威望,1931年任红四军十一师师长。此前,许继慎曾收到黄埔军校的同学、国民党特务头子曾扩清送来信件进行挑拨离间,许继慎心胸坦荡,将送货的特务连同信件交到四军军部,经政委曾中生、军长徐向前的分析确认“完全是敌人用各种手段阴谋的破坏”的离间计,遂将特务、信件还有军部的意见送交中央分局处理。由于许继慎经常讲张国焘是老“右”倾机会主义,因为这件事,张国焘很讨厌他,正好利用这个机会罢免许继慎师长职务,诬陷其主张红四军主力南下是为了便于率部投降蒋介石。并在后方逮捕了红28团团长潘皈佛的妻子和军委参谋主任李荣桂,严刑逼供迫使他们招出红四军南下确有“准备投降蒋介石”的反革命计划。张国焘随即以中央分局的名义发出通告宣布“严厉镇压反动派”。许继慎被捕后拒绝张国焘诬加在他头上的反革命罪名,1931年11月被张国焘活生生地拖死在马下。

  据有关史料统计,红四方面军的肃反,主力4个师共12个团的干部中,只有倪志亮和王树声幸免,其余全部被杀。在肃反过程中,仅三十团就换了三次团长,政治委员及主任也换了三次。有的团换了四五次。大批被撤换的干部罪名都是“AB团”、改组派、第三党。他们被捕后,有的在前方枪毙,有的送到后方保卫局。仅三十团在大肃反中被残杀的班以上干部,据统计就有500多人,其他各团也不小于此数。

  徐向前和倪志亮所写的《豫鄂皖苏区红军历史》中,写道:“在六安独立团的肃反中,有一次班长以上的干部一律以反革命罪名逮捕了,有一次一下子就捕了二百余人。说明当时地方武装中肃反逮人杀人也是很厉害的,究竟有多少人,当时很少人知道的。……由于大肃反的结果,红军中有战斗经验的老干部几乎被杀完了。鄂豫皖苏区与红军的创造者几乎被杀完了,外来的党的知识分子军政干部被杀的已差不多了,六安兵暴的领导者也捕杀了。这一肃反的危害,不仅捕杀了大批的军政党群的领袖,而且在党内、苏维埃政权内、军队内与地方群众中造成了极端严重的赤色恐怖。未被肃反的同志终日惴惴不安,不知死亡何时将至。由于这一大肃反,使红军的战斗力大大削弱了,部队中的知识分子有军事知识、战斗经验、勇而机智的大批干部被杀害了,使红四军在军事理论上与作战指挥上大大削弱了。部队中的文化程度也一落千丈,使部队中造成极端反知识分子、反对戴眼镜的恶劣倾向,几乎使红军成为一支愚蠢的军队了。”

  张国焘当时在会上公开宣称:“就是杀一万二万也不奇怪。”这种血腥肃反受到了中共中央的高度评价,之后继续扩大肃反,在转战中又杀害了很多高级将领。

  据《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记载:从(1931年)9月13日到11月中旬,逮捕杀害的红军高级干部就有:军委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皖西军分会主席姜镜堂、秘书长陈翰香、独立旅旅长廖业祺、第10师副师长程绍山、鄂豫皖军委参谋主任李荣桂、红四军参谋主任范陀、第11师师长周维炯、第12师政委庞永俊、副师长肖方、政治部主任熊受暄、第10师政治部主任关叔衣、参谋主任柯柏元、副师长程绍山、参谋长潘皈佛、第28团副团长丁超、政治委员罗炳刚、第29团团长查子清、政治委员李奚石、第30团团长高建斗、政治委员封俊、第32团政治委员江子英、第33团团长黄刚、王长先、政委袁皋甫、第34团政委吴荆赤、第35团团长王明、红12师参谋长兼红36团团长魏孟贤、第38团政委任难等75人相继被害。

  红军第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红27军军长的刘士奇(贺怡的丈夫),肃反中被鄂豫皖省委片面听信徐海东反映的“在东线转战中丢弃伤员,不顾随军跑反的群众”、“把红27军领到长江边上,要过长江去”、“不想返回苏区”3项罪名,于1933年上半年遭冤杀,年仅31岁。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为刘士奇平反。

  1933年6月,红四方面军独立师师长任伟章,被扔进了早就准备好的万人坑中,张国焘强令任伟章手下的军官向坑中扔石头。有一位叫邱正和的团长也被保卫局人员捆住扔下坑去,和任伟章一起被石块活活砸死。紧接着,独立师100多名排级以上军官也被全部抓回杀头。后来在长征前夕,张国焘又派人将任伟章的妻子儿女杀掉。1933年6月,红25军第一任军长邝继勋和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余笃三被张国焘秘密杀害于四川通江县洪口场。1935年,政治保卫局审讯科长胡底(曾经为中共地下党“龙潭三杰”之一),在红军长征途中惨遭杀害。红四军军长曾中生在红军中的威望很高,所以不敢公开的杀。1935年8月长征途中被秘密杀害于卓克基的密林中。

  张国焘主持的“肃反”不仅杀人数量多,刑讯逼供也非常残酷。杨克武少将在回忆“肃反”那段经历时说:“张国焘搞‘肃反’时,我在四方面军政治科任科长,专搞‘肃反’,杀了一些人。刑罚也是很残酷的,如灌辣椒水、手指头钉竹签子、站火砖、捆绑吊打等等,苦打成招。那时生活艰苦,战士们打地主的东西,在一起吃一顿饱饭,说这是‘吃喝委员会’。仗没打好,说是对反革命手软。”几个月的“肃反”使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的地位无可撼动。[4]

  张国焘在白雀园肃反后,又把军队的这一套当作经验推广到地方,乱捕乱杀,将肃杀之风吹遍鄂豫皖苏区,他坐镇白雀园在红四军中展开疯狂的大肃反后,恶浪很快波及到鄂豫皖苏区各个角落。

  据说,鄂豫皖根据地几乎达到了县县肃反、区区肃反、乡乡肃反、村村肃反的程度。在审理案件时只重口供,不重证据,更没有调查研究。为了急于得到口供,对所谓“犯人”动用各种酷刑,凡是受到刑讯的人,十有八九打熬不过,只求速死,情愿承认自己是“改组派”的人还得招供同党,所招的都是熟悉的同志。各级政治保卫局再根据口供抓人,抓来的人犯依然实行刑讯,如此轮番进行,造成株连一片的恶果。

  张国焘还以“元芳”、“张特力”等笔名,连续在他主办的《肃反专号》及党、红军的各种刊物上发表文章,到处作报告,下指示,主张要继续扩大肃反的胜利,必须将学习前方经验利用到后方来,广泛地举行清洗运动,致使“肃反”扩大化之风越刮越烈,由此制造了一批又一批冤魂。当时分局委员舒传贤、皖西特委书记方英,以及鄂豫皖苏区创始人戴克敏、曹学楷等都以“改组派”、“第三党”及“AB团”的罪名被杀害。仅光山县委及县机关第一次被捕的就达100多人。后来经多次清洗,区乡政权大批优秀干部也被杀害。

  当时,肃反的连锁反应十分严重,如县委书记有问题,这个县委、县机关的工作人员基本上都跑不掉,下边的区委、区干部也都跑不了。各地的妇联干部也许多被杀,就连徐向前的夫人程训宣也被杀害。程训宣1911年出生在黄安县七里坪程伍德村一个贫民家中,没读过书,在1928年吴光浩率红三十一师抵黄麻地区时,程训宣投身革命,从事妇女工作,不久便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经曹学楷和倪志亮介绍,于1929年底和徐向前结婚。姐弟5人,除姐姐幼年夭折外,其余都参加了革命,大哥程启光参加了黄麻暴动,二哥程启宗在黄麻暴动中牺牲了,弟弟程启波也参加了红军。程训宣为人正派、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事事都走在别人前面。程训宣被捕后,保卫局用了种种酷刑,对其严刑拷打,逼她承认自己是改组派,并要她招供出同伙,程至死不说,直至被打死。[5]

  徐向前回忆说:“我和程训宣同志是1929年底结婚的,她是黄安人,家住檀树岗程伍德村,妇女工作干部。我老在前方打仗,她在后方工作,我们难得有团聚的机会。1932年四次‘围剿’时我在七里坪一带打仗,战局很紧张,我无法回家看她,让警卫员把袜子拿给她补一补,好行军作战。警卫员回来悄悄对我说:程训宣被抓走了,人家说她是改组派!她的命运如何,我不得而知,也不便过问,听候组织‘审查’就是了,还是打我的仗。部队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后,我一直打听她的消息,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告诉我。1937年到延安,才听说她和王树生的妹妹等一批人,都被杀害了。我就问周纯全,为什么把我老婆抓去杀了,她有什么罪过?周说:‘没有什么罪过,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嘛!’她家里兄妹五个,全都参加了革命,对党忠心耿耿,大哥程启光,共产党员,我们的特务队长;二哥当教员,也是共产党员;三哥任过基层的苏维埃主席,被敌人杀害;弟弟在我们司令部当警卫员,以后在红二十五军,也被肃掉了。她被抓走后,究竟受过什么刑罚,我不清楚,听说是打得不成样子,没什么口供,相当坚强。”

  由于整个鄂豫皖根据地在“肃反”杀人太多,使得鄂豫皖苏区军民人心惶惶,是导致后来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张国焘把“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作为“窝里斗”的逻辑。对鄂豫皖苏区党政军干部进行了一番整肃后,在给中央总结报告中还恬不知耻说,这一肃反,比江西苏区处理“富田事变”所得经验还大,可以作为全党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各个苏区可以利用这一经验。

  1932年3月,当时的“左”倾中央在致鄂豫皖苏区的信中认为“在执行国际和党的路线的争斗中获得了伟大的胜利,联合的反革命派的破获,红四军的光荣的胜利,是中国苏维埃运动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在党和苏维埃政权的改造,阶级异已分子的肃清,群众工作之开展,新干部的提拔和训练上,鄂豫皖苏区在中央分局的领导之下取得成功和进步。”

  张国焘写中央报告称,在这一苏区活动最力的反动组织是改组派。1931年6月29日,张国焘在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作出的《政治决议案》中,提出要“加紧肃清改组派”,明确地把肃反列为鄂豫皖苏区“目前最基本最迫切的任务之一”。7月,又在鄂豫皖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通过了《肃反决议案》。其中规定“政治保卫局是肃反的主要组织”,要求“各级苏维埃革命团体,都必须以极大的力量,经常给保卫局提供材料。特别要以阶级意识坚决的分子,担任肃反工作”。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发出了《给皖西特委一封信》,在信中特别对皖西的肃反工作作了指示,批评了皖西在肃反上所谓的“右”倾。并指令皖西特委“对一切政治派别和反革命分子应严格逮捕”。这次会后,张国焘把鄂豫皖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局的工作人员扩展到300多人,并改名为政治保卫总局。接着,他又下令各县均成立政治保卫分局,其任务是对付改组派、“AB团”及第三党。当红四军的领导曾中生等就红四军南下的行动方针同张国焘发生激烈争论后,心狠手辣的张国焘怀着险恶用心,加快了“肃反”步伐。

  对这一切,对身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长的徐向前,虽然心里很不痛快,但因为是分局的决定,也不便说什么,表示服从中央分局及军委会的决定。这时,王明已到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国际代表,而临时中央的负责人则是博古(秦邦宪),张国焘在红四军的肃反斗争同时得到以博古为代表的临时中央的完全同意。从此,在白雀园张国焘对红四方面军实行清洗,掀起肃清反革命及国民党改组派的高潮,大搞“肃反恐怖”,越演越烈,冤魂无数。

  鄂豫皖“肃反”一开始,徐向前也是将信将疑的。一方面,在“赤白对立”的那种严重形势下,敌人派特务、探子、狗腿子来根据地内部进行破坏、策反,屡见不鲜,徐向前他们过去就处理过这类的事。而且,中央也不断有指示来,强调肃清混入我党我军内部的改组派、第三党、“AB团”等反革命组织。说他一点都不相信,那是假话。但是,另一方面,他也有怀疑,这也是真的。因为陈昌浩同志抓起来的那些红军干部,都是跟徐向前一起打游击走过来的,作战勇敢,平时没有什么异常表现,一夜之间就成了改组派、“AB团”,使人不可理解。

  陈昌浩将许继镇、周维炯两位师长当作“反革命”逮捕时,都不和军长徐向前说一声。按照那时的规矩,“肃反”是单线领导,决定权在政治委员陈昌浩,他有捕人的权利。相反,如果军长要过问,便是算是越职擅权,是不允许的,学的是苏联的那一套。

  张国焘白雀园“肃反”开始时还让徐向前参加会议,因为徐向前提了些不同意见,保人,以后就干脆把徐向前甩到一边,连会也不让他参加,甚至暗地里审查他。对此,虽身为军长的徐向前也是无可奈何的。

  据坚决执行张国焘路线的陈昌浩后来回忆,从1931年9月13日起到11月22日仅两个多月,就先后逮捕和杀害排以上干部战士2500多人。但据徐向前等人后来的回忆,当时红四军中被杀害的指战员远比此数多。

  徐向前曾回忆:“抗日战争期间我在延安时,曾找到鄂豫皖时期在保卫局看押犯人的一个同志,问他:张国焘为什么要抓这些人,他们有些什么口供!他说:‘周维炯的口供是,老子二十年后还要革命,我不是反革命,你们才是反革命!’你看,表现得多么坚决!那个同志还说:‘许继慎的口供是,你们说我是改组派,我就算改组派好啦!’搞了半天,也没办法证实许继慎、周维炯他们是反革命。后来,还是一个叫冷欣的国民党特务说了真话。1942年陈毅同志到延安的时候告诉我,他在新四军与国民党谈判时,特务冷欣亲口对他说:‘我们略施小计,你们就杀了许继慎。’可见,我们是上了国民党的当了。”

  随着肃反声浪高涨,红军被抓的人越来越多,赤色恐怖笼罩着军队。搞得人与人互不信任,互相猜疑。原来的政治空气,民主作风,阶级感情,统统没有了。在一些连、营里还设立了“政治战士”,团、师里设了“保卫干部”,其情形同国民党内的特务组织差不多,起监视各级干部的作用。

  徐向前还回忆:“‘肃反’的对象,主要有三种人:一是从白军中过来的,不论是起义、投诚的还是被俘的,不论有无反革命活动,要审查;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要审查;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凡是读过几年书的,也要审查。重则杀头,轻则清洗。为了防止部队异动,张国焘等分局领导人还决定,以营为单位拆散混编;中央分局和鄂豫皖省委组成巡视团,派到各师,监督‘肃反’,弄得人人自危,熟人见了面都不敢说话,生怕被说成是‘秘密组织’、‘反革命活动’,就连王树生、倪志亮这些老同志见到我,都不敢说什么,真是一片白色恐怖气氛!”

  据1984年7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徐向前所著《历史的回顾》一书记述:“白雀园‘大肃反’,是鄂豫皖根据地历史上最令人痛心的一页。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十之六、七的团以上干部被逮捕、杀害,极大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8]

  短短数月里,挥舞肃反大旗的鄂豫皖苏区,成千上万的红军将士和革命同志没有牺牲在战场上,却倒在了张国焘的屠刀下,很多苏维埃地方干部也同时遇害,鄂豫皖苏区的创始人和先于张国焘到达的军、地主要领导干部,大都被张国焘陷害斩除。如果仅白雀园“大肃反”就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那么,整个鄂豫皖苏区竟究有多少人遇害呢?虽然目前尚未发现权威的数据,但据保守估计,在张国焘主持下的鄂豫皖苏区肃反中,惨遭冤杀的革命同志和无辜百姓不下万人。

  1938年4月,因曾经“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的恶行一直遭受批判、鄂豫皖苏区肃反罪行尚未得到清算的张国焘,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投靠中国国民党,随后加入军统从事反共特务活动,1979年冻死于加拿大多伦多一养老院。

  (六)湘鄂西苏区肃反

  1928年,贺龙、周逸群等人创建了湘鄂西根据地,成为当时的三大红色根据地之一,根据地总面积约为2.5万平方公里,共有20多个县区政权,人口近300万。从1928年开始,湘鄂西红军几经缩扩整合,组成红三军,贺龙任总指挥,关向应任政治委员。红三军鼎盛时期拥有近3万正规红军,另外还有一个独立团,各县、区普遍建立了警卫营以及10多个县的游击队,有20万地方武装。1931年1月起,在中共湘鄂西特委和联县政府领导下,苏区军民连续打破国民党军的两次“围剿”,保卫了苏区的中心区域。

  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的1931年3月,夏曦被中共中央从江苏省委任常委兼宣传部长任上派往湘鄂西苏区,接替被王明撤职的邓中夏在此地的领导工作,开展所谓“反右倾”斗争,“改造各级党的领导”,进一步推行“左”倾冒险主义。3月下旬成立湘鄂西中央分局,夏曦任书记,取得了鄂豫皖党政军的领导地位。

  夏曦,湖南益阳人,1917年入省立第一师范读书,1919年参加毛泽东的新民学会,1921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回国后,在毛泽东创办的自修学校担任教员,培养党的骨干。国共第一次合作时参加国民党,被国民党本部派任为湖南国民党组织筹备处负责人。1925年春,被选为国民党省党部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后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后赴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增补为候补中央委员,1931年3月被派往湘鄂西苏区任中央分局书记,1934年10月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1935年参加长征。

  夏曦赴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时结识王明,成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成员。王明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得势后,选派夏曦取代邓中夏主宰湘鄂西苏区工作。夏曦在湘鄂西根据地搞“肃反”的劲头与张国焘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抵达湘鄂西后,夏曦忠实执行王明的旨意,在“反立三路线”“拥护国际路线”的口号下,全盘否定湘鄂西党、苏维埃和红军在长期斗争中取得的成绩,提出“彻底平分土地,从经济、肉体上消灭地主、富农和商人”并“彻底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在军事上实行“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让红三军分兵出击受挫。在政治上大搞肃反“窝里斗”,湘鄂西苏区创始人万涛、潘家辰、段德昌给中央写信控告夏曦。1932年1月,中央派来的代表关向应传达临时中央对万涛、潘家辰等人的严厉批评,支持夏曦的决定,撤销了万涛、潘家辰的职务,给予段德昌等人以警告处分。夏曦把湘鄂西苏区一切不满自己的人,初时划分“取消派”、“AB团”、“社民党”、“托派”、“随从党”、“反共产国际党”,后来一律统称“改组派”。夏曦和关向应担任肃反委员会正、副书记,江奇为肃反委员会委员兼政治保卫总局局长,由红三军政治保卫队负责执行逮捕任务,军部特务班专门施行捕杀任务。

  从1932年5月到1934年7月中央关于停止“肃反”的指示为止,短短两年多时间里,夏曦在湘鄂西苏区和红三军中接连开展了四次大规模的“肃反”,原湘鄂西根据地的红军部队由出发时的1.4万余人减至不足3000人。

  第一次肃反始于1932年4月。先从地方开始,捕获了众多的“改组派分子”进行逼供讯,不到两个月便宣告:在湘鄂西党政军各级负责人中有90%是改组派。仅省委常委中就有反革命两人和反革命疑犯一人。湘鄂西苏区各级党组织都是“假共产党之名的反革命团体”,因而先后解散了一批县委。5月17日牺牲的湘鄂西苏区主要创始人周逸群被夏曦诬为“改组派首领”。

  “肃反”迅速大开杀戒,很快就捕杀了红军干部和地方干部达千余人,其中师级以上干部27人,他们都是湘鄂西根据地和红军创始人,包括湘鄂西中央分局巡视员尉士筠,宜昌特委书记张宗理,湘鄂西苏维埃工农监察委员会副主席侯蔚文,湘鄂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刘革非、苏维埃党团书记彭之玉,湘鄂西总工会党团书记张昆弟,红7师师长孙德清,红8师师长段玉林,红8师参谋长胡慎己等,湖北天汉县委军事部副部长杨国茂被认定是“改组派”而遭处决。接着,还杀死了10多个县的县委书记和军队中的大批团营级干部。

  政治保卫总局局长江奇发明了“鸭子凫水”、“背火背篓”等20多种酷刑,受过此刑者不死即残。省委巡视员潘家辰被捕以后,右手被打断,但至死不承认自己是“改组派”,并大声喊叫着要他们拿刀来,剖开他的胸膛,把他的心拿出来,看看是黑的还是红的;后来又连续毒打,以致神智不清,关节全被打断,最后他只求一死。红9师政治部主任戴君实在被打昏后指认了名单上的人,他对湘鄂西省委代理宣传部长庄晓东说:“但愿早死,请您为我们昭雪吧。”曾任红三军前委书记兼政委的万涛被捕后,被通宵拷打,哀号之声惨不忍闻,打到不能再打了,便召开公审大会,让群众以乱棍把万涛等一批湘鄂西根据地创始人当众打死。

  对于万涛的被捕,红三军政治部主任柳直荀非常不满,他对别人说:“夏曦就只是对自己人狠毒,其实他是个十足的胆小鬼。”这话传到夏曦的耳朵里,他想起了自己在“马日事变”的丑事,立刻决定逮捕柳直荀。这时,柳还蒙在鼓里,还打算找夏曦谈谈万涛被捕的事情,谁知一出门就遇见迎面而来的江奇,当场被打昏抓到政治保卫总局监狱里。副局长彭国材是柳直荀的老朋友,他想把柳直荀私放。柳直荀还天真的要向上面反映,彭国材说:“你反映个屁,他们都是一伙的。”结果,连彭国材也一起被杀。据红8师政委柳直荀的妻子李淑一回忆:“柳直荀被捕后几乎每天都被拷打至深夜。判死刑的那天,他其实已经残废了,但还是被乱棍打死,死后尸骨无存,一直没找到。”

  当红军撤离洪湖苏区时,夏曦下令政治保卫局将肃反中逮捕的犯人一半枪决,另一半则装入麻袋系上大石头抛入洪湖活活淹死。“吓得农民不敢出湖打鱼,因为打捞上来的多是死尸,湖水变了颜色”“洪湖到现在还一坑一坑地挖出白骨”。夏曦临阵脱逃,还仓皇扔下后方机关和干部、群众于不顾,以致他们许多人死在国民党军的屠刀下。

  第二次肃反始于1932年8月。因国民党“围剿”和夏曦肃反扩大化影响下,于1932年8月退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进行长途转移。从离开湖北京山县六房咀开始“火线肃反”,对象全是艰苦转战中的红三军指战员。夏曦首先逮捕了红7师师长王一鸣、政治委员朱勉之、湘鄂西军委分会参谋长唐赤英等人,将他们杀害。红三军教导第一师参谋长董朗于当年11月被杀。当时几乎每个团都有“改组派”连,把那些受审察的同志集中关押,行军时用绳子捆成一串,有时甚至用铁丝穿在锁骨上,每个人还要背上比别人更重的负荷,并随时都有被杀害的可能。许多人刚从与敌人拼杀的战场上下来,身上还留有硝烟和伤痕,未经任何审判,也没有丝毫证据,仅凭一点怀疑,就被当作“改组派”杀害了。

  据贺龙回忆道,洪湖失败后,红三军在大洪山打圈子时,夏曦仍然是白天捉人,夜间杀人。捉人杀人都没有材料根据,都是指名问供。比如捉樊哲祥、谭友林等,因为他们曾在段德昌的领导机关刻过油印。红三军中有的连队前后被杀了十多个连长。洪湖出来的领导干部几乎全被杀光了。活着的几个女同志,是因为先杀男的,后杀女的。敌人来了,女的来不及杀才活下来的。

  苏区中央局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针对湘鄂西中央分局“分散与持久硬打”的作法,电报要求“红三军集中兵力,以游击战术将敌人各个击破”。然夏曦封锁不予传达。贺龙和关向应就此提出严正抗议。夏曦命人把贺龙和关向应警卫员的枪下了。贺龙即把身上带的一支勃郎宁手枪掏出来放在桌子上说:“还有一支你要不要?你要也不给,这是我的,我当营长时就带着它了。”由于贺龙在红三军中享有崇高威望,夏曦未敢对他轻举妄动。

  第三次肃反始于1933年3月。夏曦不顾贺龙、段德昌、宋盘铭等人反对,决定另组湘鄂西革命军事委员会,并解散党团组织对所有共产党员实行重新登记。结果,领导层只有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3个半党员(卢冬生是中共中央派来的交通员,只能算半个)。

  夏曦头脑中更是草木皆兵,认为红三军中的党团员十之八九是“改组派分子”。部队中的恐怖气氛更厉害了,人人提心吊胆,生怕“改组派分子”的帽子落在自己的头上,都抱着活一天算一天的想法。战士看到被打成“改组派分子”的大都是干部、党员,就认为“当官危险”、“入党危险”,出现了无人愿意当干部、无人愿意入党的现象,许多战士死活不肯当干部。大家私下里都不能交头接耳,否则,就会被怀疑是在进行反革命密谋或是在替改组派分子通风报信。

  夏曦认为原湘鄂边党政军机关的领导职务“完全为改组派把持”,“改组派”领袖是周小康、陈协平、杨英、王炳南。当段德昌和宋盘铭写信建议回洪湖时,夏曦说段德昌“分裂红军”,是“改组派破坏湘鄂边苏区路线”的阴谋,要“严厉打击”。

  湘鄂边特委书记周小康率领特委机关、独立团与在洪湖的红三军一部会合。夏曦不顾当时湘鄂边被敌军重兵“围剿”的客观条件,硬说他们放弃了湘鄂边苏区,立即以通知开会的名义将他和其他负责人定为“改组派”,予以逮捕杀害。

  红九师师长段德昌,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红军杰出将领。对夏曦的错误进行过坚决的斗争,认为:“中央过去给我们派个邓中夏,闹了一团糟;现在又派来毫不懂军事、迟疑不决的夏曦,对我们无丝毫的具体指示,只会叫我们拼命。”第一天提出批评,第二天就逮捕了段德昌,段德昌不但被连续毒打,在金果坪“公审”后,江奇还故意用钝刀斩其首,特意延续他的死亡痛苦。

  红九师参谋长王炳南是湘鄂边苏区和红军创始人之一。王炳南被杀前已被打断双腿,被人架着砍死。王炳南在被害前愤然说道:“我在哪里参加改组派还没有搞清楚就杀我,真是冤枉!”

  湘鄂边独立团政委陈协平,参与创建湘鄂边红军和苏区,曾嘲笑夏曦“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战略,所以难逃“改组派”罪名,以开会的名义将他逮捕,打折十指后被石头砸死。

  中共湘鄂边特委委员、桑植县委书记杨英,被夏曦划为“改组派”,却被反对夏曦“左”倾政策的贺沛卿率领红军游击队杀害,而贺沛卿也被湘鄂西中央分局定为“改组派”予以杀害。

  第四次肃反始于1933年6月。夏曦解散党委后,另外成立了由他和贺龙、关向应、卢东生、叶光吉、盛联钧、宋盘铭七人组成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很快,委员会中除了贺龙、夏曦、关向应、卢东生以外,担任红七师师长不到两个月的叶光吉和红七师政委盛联均以“改组派”罪名被处决了。红九师政委宋盘铭抵制夏曦的“清党”,夏曦忽闻有情报说宋盘铭在上海的熟人中有人叛变,夏曦立即借机把宋盘铭也当作“叛徒”抓了。宋盘铭辩驳说:“熟人叛变,我只是认识他,怎么也成了叛徒?”夏曦不由分说,干脆把宋盘铭当作“改组派”领袖“公审”后杀害。曾救过夏曦性命的红八师二十二团团长贺炳炎被捕的“罪名”只是与一个“改组派”分子下过馆子,就被打成“改组派”成员,开除出党,隔离审查。后因师长卢冬生向夏曦“借”他出来指挥,贺炳炎指挥部队反击,取得大捷,战后贺龙、关向应亲自向夏曦说了话,贺炳炎才得以解脱。

  1933年7月,国民党军对湘鄂边区发动新的进攻,红三军转战湘、鄂、川边界。1934年4月,红三军改称红二军团,经四川省黔江、彭水等地向黔东转进,至此湘鄂西苏区全部丧失。夏曦在一系列失败中丧失了战斗意志,只知道逃跑,却没有了壮大红军部队的具体设想和措施,于是思想开始转变,只好把取得胜利希望寄托于贺龙,红三军的领导重心开始倾向贺龙和关向应,在贺龙领导下士气才得以重振。

  长征到了延安时,贺龙曾经问魏赤龙:“你们到底杀了多少人?”魏赤龙答:“我也搞不清楚。”据贺龙元帅在《回忆红二方面军》一文中说,“洪湖苏区在肃反中错杀一万余人。

  1983年,国务院在国发〔1983〕91号文件《国务院批转民政部关于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肃反中被错杀人员的处理意见的通知》,提出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肃反中被错杀人员的处理意见,并部署湖北省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湘鄂西苏区肃反中被错杀的人员情况进行了摸底,初步统计数为:被错杀人员有12488人,其中军队人员(包括地方游击队员)5182人(军师级干部20人,团级干部99人,团以下人员5057人),占41.5%;地方工作人员4763人(省地级干部53人,县级干部189人,县以下人员4521人),占38.1%;其他被杀人员包括地下党员、赤卫队员、工农积极分子2543人,占20%。[9]

  而另有资料说,经过四次肃反后的情形是,仅仅是湘鄂西苏区的武装人马就由5万多人减员为3千多人,当中也有作战伤亡减员及逃跑人员。贺龙曾对夏曦说过:“老夏,不能再杀了,再杀就杀光了。”贺龙“文革”挨整的时候,湘鄂西苏区肃反的错误被说成是夏、贺同流合污;贺龙平反以后,改成贺龙和夏曦做过坚决的斗争。

  湘鄂西苏区肃反扩大化造成的错杀滥杀问题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在革命时期,位高权重者的人品好恶,往往左右着无数人的命运,这或许也是人类的一种劣根性吧。无数优秀、英勇的中国工农红军指战员、共产党员、功臣名将,为了革命冲锋陷阵、出生入死,没有倒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却惨死在自己阶级弟兄的屠刀下,这些先烈们死不瞑目!

  后来据说,执掌肃反生杀大权的红三军政治保卫总局局长江奇,竟是国民党特务。情报密送夏曦那里,他极为气恼,立刻下令逮捕。江奇见事情败露,半夜逃跑,被看押的战士击毙。竟然国民党派遣特务参与了夏曦的肃反和滥杀无辜。

  1945年4月,中共中央为段德昌等因被诬而殉难的同志平反昭雪,恢复他们的名誉,肯定了他们一生的光辉业绩,并追认为革命烈士。1952年,毛泽东签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第一号烈士证,这第一号烈士就是段德昌。

  湘鄂西苏区的“肃反”,之所以能发展到非常严重的地步,是与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所犯的严重“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错误密不可分的。

  1934年7月22日,湘鄂西中央分局收到中共中央5月6日的指示信。指示信严厉批评了夏曦等人的错误,责令停止肃反扩大化。

  1936年3月,夏曦在长征途经贵州毕节时溺水而亡,同行者没有人愿意伸出援助之手。

  (七)陕北苏区肃反

  早在上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西北地区曾先后出现了两块革命根据地,一块是谢子长开辟的陕北根据地,另一块是刘志丹开辟的陕甘边根据地。尽管他们斗争的大方向是一致的,但由于两块根据地的自然条件、队伍来源不同、领导者不同,因此他们的工作方针、斗争策略也就有所不同,产生了一些矛盾,且长期得不到解决,因此也存在一些积怨。

  1934年7月谢子长率陕北红军游击队南下,与刘志丹的陕甘边红军游击队(红二十六军)会合(两支队伍的第2次合作)。由于受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影响,在7月28日的中共陕甘边特委、红二十六军42师党委、陕北特委连以上干部联席会议上,谢子长以西北军事特派员的身份传达中共北方代表的指示,宣读了上海中央局和北方代表给红二十六军的两封信,信中对红二十六军1933年5月南下失败的指责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枪杆子万能’,并说部队组成带有‘浓厚的土匪色彩’等。”虽然无端的指责使红二十六军一些领导人产生了一些不满情绪,但刘志丹为了顾全大局却说,现在大敌当前,关于这个党内认识问题,稍候再说。这样,会议就没有再争论下去。

  1934年9月5日谢子长给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写信说:“42师(即刘志丹率领的红二十六军42师)一贯的是军事乱窜,不能在艰苦的群众工作中完成西北苏区的任务。渭北与照金的失败,红二十六军不能扩大,都是政委不能把握中央路线的缘故。虽然联席会议暂时要我代理42师政委,但是我在军事上较有把握,在政治上非常困难。联席会议一致的要求中央派军政同志领导42师,把老右倾同志另外调换工作,才是根本转变红二十六军的办法。”

  陕北特委组织部长郭洪涛在1934年10月26日也向北方代表孔原并上海中央局写了《红二十六军长期斗争的主要教训》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责红二十六军是机会主义、梢山主义、逃跑主义等,要求“中央派代表驻西北,统一领导西北工作。”

  1935年2月,在刘志丹、谢子长二人的努力下,成立了中共西北工委,西北军委,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实现了党政军统一领导。2月21日谢子长因伤势恶化逝世。

  1935年5月,红二十六军与由陕北独立师改编的红二十七军84师会合,组成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前敌总指挥部,由刘志丹担任总指挥。

  5月份,分别受中共驻北方代表孔原和上海中央局委派,朱理治、聂洪钧赴西北根据地。7月5日朱理治到达永坪,作为北方局代表领导陕甘和陕北两个特委,任务是“改造”、“整肃”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根据地。于是很快成立了中共陕甘晋省委,由中央北方局代表朱理治担任陕甘晋省委书记,中共西北工委秘书长郭洪涛任副书记。

  初到伊始,朱理治便批评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特委主要领导在政治上是“右倾机会主义”,在军事上是“枪杆子万能”等等,在陕甘苏区当前进行的第三次反“围剿”斗争方面,提出要“全线出击”,“不让敌人蹂躏苏区的一寸土地”,要红军“去打延安、清涧和瓦窑堡”等城市……朱理治提出的这些不切实际的“左”倾战略方案,遭到了刘志丹、高岗、张秀山等人的反对,这使朱理治、聂洪钧等“很下不来台”。刘志丹等同志没有执行打延安、瓦窑堡、清涧的攻坚计划,仍按西北军委原定的作战计划,向北线敌人出击。

  1935年7月15日,由朱理治在永坪主持召开西北工委扩大会议,没有让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主要成员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杨森、张达志等人参加,会议传达了中共北方代表和中共河北省委的指示信:“必须无情地展开反对右倾取消主义,反对暗藏的右倾分子和一切反革命分子。”会议秘密作出了《反右倾取消主义决定》,于是开始了历时三个多月的肃反运动。

  不过,此时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由刘志丹统领,朱理治、聂洪钧、郭洪涛等还没有在西北根据地内广泛展开肃反的实力。

  8月,刘志丹指挥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第2次“围剿”,陕北、陕甘边两块苏区连成一片,成为红二十五军和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到陕北的落脚点。

  1935年9月15日,以徐海东为军长、程子华为政委的红二十五军根据中央指示长征抵达西北根据地党政军驻地永坪,和刘志丹率领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胜利会师。

  红二十五军的到来,就使朱理治等开展肃反有了强有力的军事支持。而此时的红二十五军本身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这支部队被迫从鄂豫皖根据地撤出后,带着张国焘大搞肃反的遗毒,一路转战一路肃反,1935年4月到了陕南后还误杀了杨虎城17路军警备3旅旅长张汉民等一批共产党员,并由此对与张汉民有密切联系的陕甘边根据地的党组织和军队有了猜疑。

  9月17日,朱理治在红二十五军主要领导者和郭洪涛的支持下,主持召开联席会议,宣布由朱理治、程子华、聂洪钧3人为中央代表,夺取了西北工委和西北军事委员会的领导权;并成立了中共陕甘省委,由朱理治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聂洪钧任军委主席。9月18日,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全军团共7000余人,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副主任郭述申。

  此后,朱理治、程子华、聂洪钧采用红二十五军保安局局长戴季英从鄂豫皖苏区带来的极左思想和“肃反经验”,以原红二十五军为后盾,打着“中央代表”的旗帜和“反右倾”的幌子进行肃反,由此导致了肃反扩大化

  10月6日,戴季英将刘志丹、高岗、张秀山、习仲勋、刘景范、马文瑞、杨森、张仲良等一大批领导干部逮捕入狱,宣布他们的罪名是:同国民党部队有秘密勾结,是右派是反革命。他们不作调查研究,不了解陕甘革命历史,不了解敌情我情,全凭主观臆断,无中生有,无限上纲,对外否定联合,只有斗争,诬蔑刘志丹同志和杨虎城有勾结,是“白军军官”,对内凡不同意他们错误观点的就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郭洪涛对这种过火的做法曾表示过反对。当时朱理治征求郭洪涛的意见,郭洪涛说:“杀了我的头,我也不相信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是反革命。”郭洪涛后来曾回忆说:“中央代表团负责同志来到陕北后,我向他讲过我误信别人反映的陕甘边特委一些不完全符合事实的情况和错误意见……造成了对红二十六军老干部的不信任。”可后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原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干部还是被错杀多达200余人。

  当时,蒋介石正在对陕甘边区进行第三次“围剿”。于是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怪现象:红军在前方打仗,抵抗蒋介石的进攻,不断地取得胜利,“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却在后方先夺权,后抓人,把刘志丹同志等一大批干部扣押起来,红二十六军营以上主要干部、陕甘边县以上主要干部几乎无一幸免。白匪军乘机大举进攻,边区日益缩小。“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的倒行逆施,引起了群众的极大疑虑;地主、富农乘机挑拨煽动,以致保安、安塞、定边、靖边等几个县都“反水”了,根据地陷入严重的危机。

  习仲勋说:“我被扣押了。起初关在王家坪,后又押到瓦窑堡,和刘志丹等同志一起被关在一个旧当铺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搞法西斯审讯方式,天气很冷,不给我们被子盖,晚上睡觉绑着手脚,绳子上都长满虱子;一天只放两次风,有人拿着鞭子、大刀,看到谁不顺眼就用鞭子抽,用刀背砍。在莫须有的罪名下,许多人被迫害致死。”[10]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在吴起镇与刚合编而成红的十五军团胜利会师。当天下午毛泽东和党中央即听取了当地赤安游击队队长兼政委张明科和红二十六军骑兵团政委龚逢春汇报,得知:刘志丹已被关押起来,关在瓦窑堡,听说关押了好几百人,很快就要处决。毛泽东闻言大吃一惊,这个消息使他坐卧不安。凭他锐利的政治敏感和丰富的斗争经验,判断了陕北苏区错误“肃反”的形势严重性。于是,立即派白区工作部部长贾拓夫和李维汉等人携带电台,作为先遣队火速追寻先期入陕的鄂豫皖红二十五军领导人徐海东、程子华和刘志丹。

  次日10月20日,李维汉等人在甘泉下寺湾遇到了郭洪涛,得知陕北苏区正在对红二十六军和原陕甘边党组织进行肃反,刘志丹等主要干部已被拘捕。在吴起镇时获知陕北肃反及刘志丹被捕的事得到了证实。李维汉当即电告党中央毛泽东等同志。接到贾拓夫和李维汉电报后,毛泽东采取果敢决策,当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这才使恶化的事态得到了制止。

  紧接着,派中央红军保卫局局长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代表中共中央,携带电台,去陕北工农民主政府所在地瓦窑堡,接管“左”倾分子控制的西北局保卫局,首先把事态控制下来,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他嘱咐王首道:“要慎重,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不能马虎从事。”中间还派邓颖超、蔡畅、康克清等组织慰问团,前去稳定形势。[11]

  1935年11月2日,毛泽东等到达陕甘晋省委和苏维埃驻地甘泉县下寺湾。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程子华和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关于西北苏区的政治、军事及肃反运动的情况汇报。毛泽东听了汇报,当即指示说:“刀下留人,停止捕人。杀头不能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巩固的坚持下来,我相信创立这块根据地的同志们是党的好干部,请大家放心,中央会处理好这个问题的。”中央组织了以董必武为主任,王首道、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为委员的审查错误肃反的“党务委员会”,进行甄别和平反。

  由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负责同志正忙于部署直罗镇战役,让张闻天等中央同志先到后方主持工作。11月10日,张闻天率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进入瓦窑堡,中共中央随即接管了原西北代表团保卫局,先把事态控制下来,避免进一步恶化。同时,任命王首道为保卫局局长,并指示成立由王首道、董必武、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组成的五人领导小组负责调查审理陕北肃反问题。

  11月18日,在前线组织领导以直罗镇战役为中心的反国民党“围剿”军事作战的毛泽东,致电在后方领导肃反的张闻天、秦邦宪,请他们详细考虑陕北苏区肃反中的问题,认为陕北肃反在执行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造成了错捕的事实,必须纠正。

  12月15日,毛泽东和其他负责人一起听取了董必武、李维汉、王首道等5人小组关于审查刘志丹等人“案件”的情况汇报,他气愤地说:“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疯狂病’,应予立即释放。”

  经后方的张闻天和五人小组查清案情后,张闻天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和《中共西北中央局党务委员会关于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的决议》。决议明确指出:“这种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由当时主持全部肃反工作的戴季英(时任红十五军团保卫局局长)及在前方主持肃反工作的聂洪钧(时任陕甘晋省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二同志负责之。戴季英同志在保卫局工作上还犯了许多严重错误,本应受到党的最严重处分,因估计到他长期参加国内战争,为党工作很久,特决议从轻给予他以最后警告,对聂洪钧同志给以严重警告。”对陕北肃反事件进行了解决,对制造这起冤案的有关负责人作出了处理。

  共产党人在凶恶的敌人面前,横眉冷对,豪气万丈,但是遇到被自己同志冤屈时,如何正确对待,更是极大考验。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张秀山、刘景范、张仲良等被错误关押时,以大局为重,表现了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刘志丹表现尤为突出。

  被关起来的红二十六军干部也都放了出来,组织为刘志丹等人召开了平反大会,恢复了他们的工作,消除了红军内部分裂危机,号召全体干部军民进一步加强团结,一致对敌。

  1936年1月8日,中共中央、西北军委任命刘志丹为新编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等同志释放的消息传出以后,广大军民奔走相告,欢欣鼓舞,热烈欢呼:“刘志丹同志得救了!”,“陕北得救了!”。如果直罗镇一仗是在军事上为党中央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那么正确解决刘志丹等同志的冤案则是从政治上巩固了陕甘宁边区的苏维埃政权。

  陕北肃反的直接责任人戴季英,曾领导了黄麻起义,开创了鄂豫边革命根据地,在鄂豫陕战功显赫,表现得英勇无畏,沉着冷静,指挥若定,百折不挠。可在陕北肃反中,戴季英却犯了肃反过火的错误,错杀了不少红军指战员,给我党的革命事业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从而导致了红军内部的分裂,部分老百姓投向军阀和国民党,一些根据地陷入危机。

  毛泽东严厉批判搞“肃反”的人害了“疯狂病”。在批评戴季英时,戴季英不服进行了辩解,周恩来忍无可忍怒斥戴季英道:“像刘志丹这样的‘反革命’越多越好,像你这样的‘真革命’,倒是一个没有才好。”

  但由于受到当时历史条件,尤其是遵义会议后多年担任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处理重大组织问题的张闻天,其本人在认识上存在局限性,在处理陕北肃反问题时还坚持遵义会议前的部分“左”倾政治路线,仍然对陕北肃反的领导者和参与者重用有加。而作为中央代表团、陕甘晋省委、红十五军团中主持陕北肃反的领导人朱理治、程子华、郭洪涛等,并未受到处理。朱理治还先后担任陕甘省委书记、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中共河南省委书记、中原局委员兼组织部长、中原局代理书记等重要职务。郭洪涛历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陕北省委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等要职。

  毛泽东在解决陕北肃反后续问题上起了决定性作用,尤其是当毛泽东在中共党内领袖地位逐渐巩固后,在推动陕北肃反问题解决上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延安整风期间解决了陕北肃反的主要争论问题,受到陕北肃反受害者的感激和崇敬。

  在张闻天主持解决陕北肃反不久后,毛泽东从前线回到瓦窑堡,亲切接见刘志丹,并对刘志丹等人在中共西北根据地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肯定,这当时在以张闻天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还肯定陕北肃反正确的情况下,对背负“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等政治包袱的刘志丹等无疑是巨大的安慰和有力的支持。毛泽东还注意改善由于肃反造成的红军内部的分裂,加强对西北红军的慰问和解释工作。1935年12月31日,毛泽东同周恩来致电彭德怀、杨尚昆、徐海东、程子华、郭述申要求:“对红二十五军指战员进行一次普遍而深刻的教育,使他们对地方,对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务必发生良好关系,不应以骄傲而轻视的态度批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对于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原有干部之尚怀不安与不满应进行诚恳的解释。”

  1941年,毛泽东在激愤的情绪下写了《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的长篇文章。文章在批评王明路线领导者们的所谓两条路线斗争时说:“他们的两条路线斗争是主观主义的,不是根据于客观实际而仅仅根据于主观愿望,对于不合他们胃口的一切人都看作是‘机会主义’。他们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方法,就是他们的乱斗法,没有可能把对付敌人和对付犯错误的同志加以区别,在党内造成一种乱斗的习惯,不分青红皂白,大事小事,一律都是‘最坚决无情的斗争’,造成党内离心离德、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

  1942年底,党中央在延安召开的西北高干会议,全面否定了1935年所作的陕北肃反“必要性”的结论,纠正了张闻天主持制定的解决陕北肃反的结论,重新定性陕北肃反为“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恶性发展的产物。毛泽东在高干会上作了《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在西北高干会上的报告》的长篇演讲,他在讲解斯大林关于布尔什维克化时结合中国革命现实问题,尤其是西北革命根据地历史问题做了广泛的联系和有针对性的强调。他在讲话中,对陕北肃反的主要领导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并对他们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定性,同时对在陕北肃反中受到打击迫害的刘志丹、高岗等人作了高度的肯定和赞扬。会议所作的《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指出,在遵义会议以前一个时期内中国党内占据统治地位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朱理治、郭洪涛在陕北所执行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正是这一错误路线在陕北的具体化,其所造成的错误肃反,则是这一路线的登峰造极的结果。决定将陕北肃反的主要责任归结于朱理治、郭洪涛,重申“对戴季英、聂洪钧两同志的原处分仍然有效”。

  在随后的抗日战争中,戴季英被中央派往大别山,担任新四军第四支队副司令员(司令员高敬亭),两年中带领第四支队与日寇作战大小数百次,重创日军。解放战争期间,戴季英再立新功,1946年7月中原突围战役开始,戴季英与李先念、郑位三、王树声等一道粉碎了国民党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的企图,赢得了解放战争首战的重大胜利,其表现可圈可点。

  解放后,戴季英不能正确对待自己,无视党组织的纪律,居然伸手向毛泽东要官。1951年底,时任河南省委常委、开封市委书记的戴季英给中央和毛泽东写信,对河南省委领导进行了攻击,要求让自己做中央委员、河南省委书记。毛泽东看了戴季英的要官信后,大为震怒,怒不可遏地大骂“戴季英已经不可救药了”。当即给中央办公厅批示:“共产党不需要戴季英这样的高级干部。这样的人,应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永不启用。”1952年2月12日,戴季英被开除党籍,失去了工作岗位,回家反省,从此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1956年,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在郭洪涛的申诉下,经过反复调查核实,于1960年4月,经中共中央正式批准,通过了《关于郭洪涛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指出陕北肃反事件“应当由当时中央代表派驻陕北代表团书记朱理治等同志负政治上的主要责任,直接负责的是陕北保卫局长戴季英、陕北军委会主席聂洪钧”。中央再一次认定戴季英为陕北肃反的直接责任人,此时离戴季英被开除党籍、公职已8年有余。

  (八)苏区肃反的反思

  关于土地革命时期在苏区肃反扩大化中被错杀的人数问题,是一个敏感问题。至于被冤枉错杀的人数竟有多少,至今尚未发现较为权威和精确的数据。但是,网络时代的传谣却版本甚多,有的甚是夸张,不可轻信。

  如百度搜索“红军肃反共错杀了多少人?”得到的答案是:“赣西南苏区肃清‘AB团’时,屠杀7万余红军。”还说:“在土地革命时期各个苏区及红军肃反运动中,共杀了‘AB团’7万多人,甚至10万人。”……这些回答,言之凿凿,但全然都是没有出处、没有依据的道听途说,经不起考证,完全不足为信,是一知半解的网友夸大其词和想当然。

  网上还有一些文章,如百度百科由“kodancing”于2016年12月30日更新的《红军肃反》词条中说:“据萧克将军回忆录记载,中央苏区肃反累计屠杀了10万红军。国民党在中央红军长征前多年来消灭的红军也没这么多。”经查《萧克回忆录》,书里根本没有这个所谓“屠杀了10万红军”的内容,完全是别有用心的人伪造的“历史”。

  2012年11月28日中国红色旅游网署名乔润芳、齐天福的《走出极左阴霾的习仲勋——《从东固到赤安》自序》文章写道:“1991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记载:肃清‘AB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其中‘AB团’被害7万多人、社会民主党6352人、改组派2万多人。”其数据的来源和真实性有待考据。[12]

  1982年江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文宏搜集整理的《江西省文史资料选辑》第2期推断:“第一次大肃反,红军中一共抓了4000多‘AB团’,杀掉了2000多人。”这种推断难以令人信服。我们可从当时的原始文件中找到证据。如总前委于1930年12月22日在黄陂发布的《八个大胜利的条件》中指出:“敌人在我们军队中安的AB团暴动,都被我们打的精光,杀了几十个总团长,共总打了四千多AB团。”韩素音著的《早晨的洪流》写道:“在前述红军所逮捕的四千多人中,只有已知的国民党特务分子才被处决;大约四百至五百人受审判罪。其他的经调查和教育后释放。”对于有人想当然的统计数据,逐步有学者给予了纠正。

  一个客观的事实是,共产党人领导中国革命的出发点是推翻三座大山,苏区肃反的初始目的是为了中国革命,为了提高党的警惕性,巩固党的地位,严密党的组织,保持革命队伍的纯洁性,在严峻复杂的革命形势下,开展党内反奸细和反阶级异己分子及贪污腐化分子的斗争,极力避免革命队伍中混入敌人、间谍、投机者,避免革命中途夭折、毁于一旦。但是,由于领导者未能科学、正确、适度地把握好党内斗争的分寸,事情的发展又往往事与愿违。由于党内混入目的不纯的投机者,曾经一度以“右”倾投降主义、机会主义或“左”倾冒险主义、教条主义路线窃居各级各地党的领导地位,左右摇摆走偏激,致使苏区肃反扩大化,由此发生过多少冤假错案,但经过残酷激烈的党内斗争,正确终究代替错误,正义终究战胜邪恶。中国共产党在错误、失误和挫折中不断总结经验、接受教训,正确终究还是主流,负面毕竟是支流,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在不断试错纠错中逆势成长。所谓把肃反说成“完全是一场自上而下、自相残杀的内斗”,有点简单和轻率了。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毛泽东本人负有政治领导责任的赣西南苏区起始阶段的反“AB团”失误,与之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肃反运动是不同性质的事件。初始阶段的江西反“AB团”,虽然因李韶九的破坏引发了“富田事变”,但得到了项英、毛泽东等人的及时纠正和合理处置,在革命武装力量异常弱小时期,有效反对了赣西南党内地方保护主义、山头主义、分裂主义势力,实现了红军反“围剿”的战术目标,保存了4万红军力量,开创和扩大了红色根据地,这不得不说也是中国革命恐难避免的挫折和来之不易的胜利。

  相反,王明“左”倾路线错误领导下的苏区肃反却发生了肆意的扩大化,并漫延到了赣西南、赣东北、闽西、鄂豫皖、湘鄂西、西北等苏区全境,这些肃反已沦为某些领导人个人政治斗争的工具,事实造成了红军的内讧,最后为失败的事实证明了其对革命的破坏性,导致了革命力量的巨大损失。

  笔者试图从目前公开资料中极力找出在土地革命时期苏区肃反扩大化中被错杀人数的总量概念,多数属于零散、片段、朦胧、估计的数据,尚未获取较为精确的数据来源,有待学界更加科学、深入、可靠的研究取证统计,但从目前公开的文章资料及亲历者说法中大致可以得到一些粗略的数量级概念:其中江西苏区肃反红一方面军在前后两个阶段的肃反中被错杀人数粗略估计2000人左右[6];闽西苏区肃反捕杀的有3000人[6];赣东北苏区肃反仅弋阳一县被杀的就达300多人[3];鄂豫皖苏区肃反据徐向前所述仅白雀园“大肃反”就先后冤杀红军指战员2500多名,张国焘还将肃反恶浪吹遍整个鄂豫皖苏区,且公开宣称“就是杀一万二万也不奇怪”,估计整个鄂豫皖苏区惨遭冤杀的革命同志和无辜百姓不下万人[8];湘鄂西苏区肃反中被错杀的人数1981年经国家民政局摸底认为有12488人[9];西北(陕北)苏区肃反200余名忠于革命的领导干部罹难[13]。粗略合计,各苏区肃反扩大化被错杀总数大概2.8万人左右,确切数据尚待进一步考据。可见,党内“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给革命带来的破坏性是多么惊人!

  回顾历史,不是为了纠缠和清算,而是为了正视和启示。我们可以通过对导致肃反扩大化原因的梳理和分析,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造成肃反扩大化的原因是纷繁复杂的,总的来说有三个方面。

  首先,土地革命时期异常严峻复杂的革命形势和生死存亡的敌我矛盾,是当年苏区被迫开展肃反斗争的历史背景。

  从苏联经验出发,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认定肃反是苏区建立政权的必要手段,强调“站在巩固苏维埃政权的观点上,各苏区应厉行肃清反革命的工作”,“应该注意政权内部政府机关中,红军赤卫队中,工农劳动团体中,文化教育经济机关中,甚至共产党青年团中有无阶级的敌人反革命的侦探暗藏在内,有无进行破坏政权破坏党尤其是破坏红军的阴谋和组织”。“各苏区在革命胜利的第一秒钟便应有肃清反革命委员会的组织,施行对反革命的镇压,同时就要逐渐的开始筹备并建立自上而下有系统的、经常的、政治保卫局的组织和工作。”“肃反委员会要随着它自己工作的深入与有系统,逐渐开始政治机关中红军中各级‘政治保卫局’的建立。”(《中央政治局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1930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440-442页)

  苏区肃反当时,正值红军开展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期间,在武装割据状态下,外有国民党大军对革命根据地的“围剿”,内部又发生了像“富田事变”、傅伯翠“社会民主党”这样大规模的公开分裂破坏活动,作为中央革命根据地党和军队的领导机关的总前委,难免惊心动魄,以为革命阵营内部混入大批反革命分子,若不首先清理内部,便会葬送革命。

  在1930年12月20日毛泽东《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里说:“如果段、李、金、谢等是忠实革命的同志,纵令其一时受屈,总有洗冤的一天,为什么要乱供,陷害其他同志呢?别人还可以乱供,段、李、金、谢这样负省行委及军政治部主任责任的为什么可以呢?”(《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4册,第634页)显然,毛泽东是过高估计了江西省行委及军政治部主任等领导人的政治觉悟,同时也严重低估了李韶九等人实施酷刑进行逼供信制造冤假错案的“本事”了。

  当时根据地的肃反之所以犯扩大化的错误,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预设了一个组织严密、危害严重、人数庞大而深藏内部的假想敌,为了肃清这个假想敌不惜对怀疑对象严刑逼供,随后又依据口供抓人捕人,于是内部肃反越肃越多,这是就错误地运用对敌斗争的手段去处理本属于党内的矛盾。

  对于江西苏区早期反“AB团”肃反中出现的问题,毛泽东敢于承担责任,丝毫没有推卸过责任,多次做了自我批评。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会议上公开说:“内战时期,我就打过AB团”,“那时候杀了许多人,应该肯定地说,许多人都杀错了”,“肃反,走了极痛苦的道路”,“反革命应当反对,党没成熟时,在这个问题上走了弯路,犯了错误。”

  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又说:“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

  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还是为自己当年的错误进行检讨。1968年5月8日与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时,毛泽东说:“我们党的历史上是有经验教训的。江西的打“AB团”,福建的抓社会民主党,鄂豫皖的抓改组派,第三党,都反映了党的历史,说明当时是不成熟的。”

  党史在界定江西肃反阶段上,曾经明确的指出:“江西肃反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30年二七会议到1931年1月;第二阶段从1931年4月到1932年初。”毛泽东领导的反“AB团”的失误集中在第一阶段。

  导致毛泽东反“AB团”的原因,有形势上的客观原因,也有部分直接责任人的主观原因。客观上,首先,1930年红军和苏区获得了重大发展,但以毛泽东为主的土地革命、军事斗争策略,与赣西南地方领导人遵从的“立三路线”存在重大分歧,以致在一定程度上产生某些信任危机;其次,国民党中原大战结束,开始调集重兵展开第一次全面“围剿”,红军和中央苏区面临着空前严重的威胁,肃反诚然形势所逼;第三,共产国际、“左”倾中央及赣西南地方党组织的肃反扩大化指导思想和行动在前,无法不在一定程度上侵染了红军的肃反。主观上,反“AB团”肃反为李韶九这样个别品质不端、作风粗暴的人所掌控,多数从事肃反的干部战士文化不高、思维简单粗暴,以致出现“逼供信”屈打成招、乱咬乱捕乱杀的现象,以致简单化、扩大化。

  其次,早期的中共中央尚未正确选择一位成熟的革命领袖且为王明“左”倾路线所长期把持,是错误指导各地苏区肃反扩大化的根本原因。

  在残酷战争中,既要通过肃反来巩固苏区和红军,又要避免肃反扩大化造成的严重后果,中共不得不在两难之中寻找平衡。在付出了肃反扩大化的高昂代价之后,中共中央和红军才总结经验教训,逐渐建立起高度集中统一的组织结构。

  今天看来,这场灾难是党内王明“左”倾路线造的恶果。原本立三路线造成闽西工作上的损失引起人们的不满是正常的,对这些同志应当与真正的反革命区别对待,不应混淆敌我界限。当时“左”倾的领导同志把形势估计得过分严重,错误地在党内、军内、政府内、人民群众中开展了大规模的肃反,并且逐步升级,搞扩大化。

  苏区肃反扩大化,不是孤立的偶然事件,而是“左”倾教条主义者统治中央时期的普遍现象。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搅在一起,在全党、在各个根据地搞肃反扩大化,他们把中央革命根据地挖“AB团”的经验推广到鄂豫皖来,又把鄂豫皖、湘鄂西的肃反经验推广到别的根据地去,来回折腾,大搞特搞,造成特别令人痛心的损失。

  当然,正确把持中国共产党这艘航船的行驶方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并非一般人所能胜任,需要具备坚定的信仰、超人的智慧、高尚的人格、高超的战略。在遵义会议上党选择了毛泽东之前,中国共产党所选择的掌舵人有如大浪淘沙,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王明、博古等先后都主持过中共中央工作,直至王明、博古在党内推行了一条以教条主义、媚苏亲苏为特征的“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路线,近乎断送了中国革命事业。

  而苏区肃反扩大化,就是在党不成熟时期,未能正确选择一位革命领袖,没有在一位英明的掌舵者领导下所付出的惨痛代价。直至遵义会议之后,中共正确选择了毛泽东这个领袖,王明“左”倾肃反的错误才得以遏制。

  萧克回忆说:“后来毛泽东同志得出一个经验: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在延安整风时期提出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捉”、“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方针,就是对这一惨痛教训的深刻总结。有了这一条原则方针,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就不杀头了,留下了平反昭雪的余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决策。

  再者,在各地苏区肃反中错误重用了一批党性不纯、包藏祸心、道德缺陷、心黑手辣的干部,是造成苏区肃反“逼供信”和滥杀错杀的直接原因。

  土地革命时期,有两人被公认为“红军绞肉机”、“国民党刽子手”,一是张国焘,一是夏曦,以及其他被王明“左”倾中央派往苏区搞肃反的中央代表们,个个手握尚方宝剑,有着身杀予夺的权力,号称“肃反”专家。特别是肃反运动中一些党内怀有不可告人目的阴险分子,趁机兴风作浪,常被苏区人称为“灾星”,谁遇见谁倒霉。他们用简单粗暴的甚至是血腥的手段对待不同意见者,很多英勇的红军战士没有死于敌人枪口之下却死于自己同志的屠刀,给党和革命造成巨大损失。

  像李韶九这样一个品质很不好的人,在具体执行肃反工作中,胡作非为,大搞“逼供信”,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错杀了不少革命同志,给原本已经步履维艰的红色革命,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徐向前后来说:“张国焘这人不是没有能力。但品质不好,他是借口肃反,剪除异己,建立个人统治。不仅搞军队,也搞地方。被肃掉的大都是有能力、有战斗经验、和群众有密切联系的领导骨干,最早革命的一些领导人,如徐朋人、戴克敏、曹学楷、陈定候、肖方、周维炯、姜镜堂,以及许继慎、熊受暄、陈奇、王培吾、李荣桂、柯柏园、庞永俊、潘皈佛、罗炳刚、查子清、李奚石、高建斗、封俊、江子英、黄纲、程绍山、王长先、袁皋甫、吴荆赤、王明、魏孟贤、任难、廖业祺等团以上干部,均先后被逮捕、杀害,令人痛心。营以下的干部战士和地方上的干部群众不知名的,更不知有多少!部队纪律严格。抓就抓吧,杀就杀吧。地方上把群众搞翻了,黄安五区的人民起来反对保卫局,群众贴标语,喊口号:‘打倒张国焘帝国主义!’群众把张国焘比作杀人不眨眼的帝国主义,不是没有点道理。像张国焘这种品质不好的人,搞家长制的人,根本就不该派来鄂豫当一把手。”

  近年,一些文史刊物还批露了一个惊人史实。1920年,共产主义小组在北京组建,李大钊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主要是指导工人运动。1921年张国焘能作为中共一大代表并担任主持人的重要角色,与李大钊对他的看重有很大关系。1924年5月21日,张国焘被北京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政府逮捕,在敌人严刑逼供下所写的供词中,把北京的全体共产党的名单都供给了敌人,排在前面的就是作为“北京中共首犯”的李大钊,幸而李大钊因去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免遭被捕(不过这也间接导致了李大钊1927年的被捕杀害)。作为“指导工人运动”的张国焘,还供出了许多铁路工人党员的名单,其中京绥路工人党员7人、京奉铁路工人党员21人、胶济铁路工人党员3人、正太路工人党员2人、京汉铁路工人党员8人、津浦路2人、粤汉路1人、通清路2人、陇海路1人、广州工人党员24人,并详细向敌人提供了这些人的具体姓名及通信地址,因而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孙云鹏在石家庄被捕,随后北京、天津、保定、郑州等各地铁路工会负责人被捕、被通缉、被开除达40人,我党领导的北方铁路工人运动,受到一次严重的破坏。但张国焘出狱后向党隐瞒实际情况,还在他的《我的回忆》一书中,说自己在一九二四年被捕后坚强不屈,视死如归地与敌人斗争,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气节。[14]这个隐藏了多年的秘密,直到建国后,组织上在整理北洋政府京师警察厅档案时,他投敌变节的历史真相才得以大白。[4]因此,有了1924年的出卖,对其后对党内犯下的累累罪行就容易理解了,遗憾的是党组织太迟发现了。这样看来,如若没有毛泽东与之做坚决的斗争,张国焘的危害恐怕还要更大。

  一些领导害了“左”倾幼稚病,表面上是好人,但“左”得很,搞肃反干劲十足,容易狂热,认为每个人的思想都得做到百分之百的正确,否则就成了他们发现反革命线索、依据,幼稚得很。徐向前说:“陈昌浩就更凶喽,捕杀高级干部,有时连口供都不要。”“逼供信”确实害死人。苏区肃反时,把封建主义的东西搬来了,一逼,二供,三相信。捕人、杀人不讲证据,全凭口供。许多刑法骇人听闻。一些基层干部和战士,连“AB团”、改组派、第三党是什么名堂都不懂,承认了还不行,得说出“同党”来。说吧,无非是些要好的同志、同乡,在一块议论过什么事,便成了“同党”、“反革命组织”。就这样,株连一片。徐向前说:“逼供信,冤假案,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一再发生,共产主义运动中也不鲜见,很值得研究。”

  历史证明,我们的党尽管多灾多难,但党的生命力却是惊人的。虽然在苏区“左”倾肃反中错杀了不少人,但我们的党、我们的红军始终没有垮,叛变投敌的也仅是极少数人,这是中国革命之幸。原因是在红军指战员中工农出身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有血海深仇,而我们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代表了人民的利益。

  一场革命,人民的牺牲是巨大的。不仅对敌斗争要付出血的代价,在党的路线发生错误时同样会付出血的代价。可见,坚持党的正确路线是多么重要了。

  二、延安整风的胜利

  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深刻地批判了主观主义的恶劣作风,号召全党树立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作风。7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8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讨论了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确认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王明、博古等人领导的党中央所犯的“左”倾错误是“路线错误”。一些受王明影响而犯过错误的同志作了自我批评。会议决定在全党发动思想革命,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9月26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学习研究组,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主要任务是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党的历史经验,以克服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等错误思想。同时决定成立各地高级学习组,组织高级干部学习。有了前面一个阶段的预热和铺垫,1942年2月开始,延安整风运动正式拉开了帷幕。直至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整风结束,历时近4年。延安整风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是党的建设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通过延安整风,使全党确立了一条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使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了一步,使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为随之取得的抗日战争胜利,以及随后的解放战争积蓄了政治力量,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图片来源:红歌会网)

  (一)整风起因

  毛泽东之所以要发动延安整风,是有着深刻历史背景的,尤其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历程有关。

  第一,长期以来,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已然给革命造成了严重危害,必须从思想路线上彻底解决。

  延安整风之前,中国共产党曾先后发生过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三次“左”倾错误,其中在1931年1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台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是理论形态最完备、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深、危害最大的一次。它在军事上实行冒险主义,在政治上实行关门主义。这一系列“左”倾错误直接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南方各根据地相继丧失,全国红军从30万人减少到3万人,党员从30万人减少到4万人,白区的党组织也几乎损失殆尽。尽管在遵义会议上博古“左”倾中央的统治宣告结束,但由于环境和条件的限制,当时只是解决了最为迫切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而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问题并未做出正确的结论。

  遵义会议之后,虽然毛泽东重返了中央领导层,但当时他的领袖地位并不稳固。尤其是王明回国后,更是不断向他和中央发出挑战。1938年9月,中央召开六届六中(扩大)会议,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口信,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承认毛泽东是中共领袖。毛泽东取得了与王明斗争第一个回合的胜利,但在党内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并未从思想路线上得到彻底解决。此后毛泽东在1940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曾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以彻底否定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形成的“左”倾政治路线,但是由于教条主义在党内的思想基础仍然根深蒂固,他的努力没有获得完全成功。这让毛泽东逐渐认识到,必须在全党范围开展一次整风运动,才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思想路线问题。

  时隔三年,在1941年9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家围绕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和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展开了热烈讨论。毛泽东首先严厉批评了长期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主观主义思想路线。他的这一重要讲话,使与会同志受到很大启发和教育,博古与张闻天等人均对自己曾经犯的错误做了诚恳和深刻的自我批评。而王明却一再推卸责任,为自己辩解,他的这种拒绝认错的态度遭到了与会者的一致批评。至此,毛泽东获得了与王明斗争的最终胜利,为开展整风运动提供了条件。

  第二,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错误再度引起党内思想混乱,必须予以肃清。

  1937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从莫斯科回国。这一次,他又教条地搬用共产国际指示,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口号,主张对国民党让步。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和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上,他还一再反对洛川会议以来党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不点名批评了毛泽东。当时,毛泽东虽然赞成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但他认为共产党不能过分相信国民党,必须时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从后来的事实来看,毛泽东的这种主张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却受到王明的批评。

  事实上,在王明回国临行前,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书记季米特洛夫曾特意嘱咐王明说:“你虽然在国际工作多年,而且是执委成员和书记处书记之一,但你回国后,并不代表国际。你长期离开中国,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所以,回去后要以谦虚的态度,尊重党的领导同志,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是毛泽东,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领袖。就是他们要推你为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

  可是,王明不仅在落实马克思主义上机械教条,显然还是个极端自以为是的人,而且个人私心极大,权利欲望极强。原先在落实共产国际指示上马首是瞻的王明,回国后却并未落实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和意图,仍然以共产国际领导自居,颐指气使。由于共产国际当时在中共党内有着较高的威信,党内高层中的多数领导,特别是从苏联回国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对共产国际以及仍为共产国际执委成员、书记处书记之一的王明仍然迷信有加,以致发生了张闻天想把党的总书记一职让给王明的事,幸而被毛泽东及时制止,其后周恩来又事先未征求毛泽东意见的情况下私自将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一职“礼让”给了王明。可王明却当仁不让,坦然受之,权力欲望开始膨胀,以为有望在即将召开的党的七大上夺得党的总书记职位,于是利用某些优势搞非组织活动。王明擅自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提议,要求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他的有违我党抗日大政方针的“右”倾投降主义意见;还先斩后奏盗用毛泽东的名义在国统区发表文章,中央致电长江局让其在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上尽快刊登《论持久战》,而王明却借口文章太长不予登载,显然以党的决策者自居,甚至凌驾于中央之上了。王明的“右”倾思想还曾一度在中央占了上风,如中共中央1937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及1938年“三月政治局会议”上,除了在国外的王稼祥之外只有康生、任弼时、张闻天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其他绝大多数高层领导人几乎全部站到了王明一边,毛泽东又处在了十分孤立的地位,这就给全党带来了很大的思想混乱,给党在抗战初期的工作造成了不良后果。可见,王明一伙人已经专横跋扈到了何等程度!

  王明的确是一个“嘴尖皮厚腹中空”的野心家。这样的人竟然在中国共产党内招摇数年之久,而且屡屡得逞,这中间除了共产国际的因素外,党内一些“墙头草”式的领导人物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就革命的重大损失而言,他们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而要纠正王明这种“右”倾错误,就必须通过开展整风,肃清教条主义的影响。

  第三,皖南事变的发生,促使毛泽东思考如何尽快改变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这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导火线。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新四军遭到惨重损失。而在事变前,毛泽东就对国民党存有戒心,曾制定过一个先发制人的计划,打算派15万精兵打到国民党后方去,但这个计划最终被共产国际否定了。这件事深刻反映了中共与共产国际的重大意见分歧,同时也让毛泽东的警惕性进一步增强。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他决心尽快改变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从实质上摆脱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干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开展一次全党的整风运动,从思想根源上破除将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和教条化的氛围。

  总之,在延安整风前,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中国革命问题时还不够成熟,时常犯“左”倾或“右”倾错误。其实,无论是“左”倾还是“右”倾,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照搬照抄共产国际指示的结果,都是教条主义的表现。这就说明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因此,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而延安整风,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

  此外,20世纪40年代初,抗战已经进入相持阶段,局势相对平稳,特别是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形势比较稳定,这就为共产党集中时间进行整风提供了客观条件。与此同时,党内在经历了多次失败和挫折之后,逐渐形成了一批在政治上比较成熟的领导骨干。尤其是毛泽东在探索中国革命规律的过程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并在40年代初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从而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正式形成。这一时期,毛泽东思想还经受了各种复杂斗争实践的检验,日益显现出其高瞻远瞩的正确性,逐步赢得了同志们的信任,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也因此得到了进一步的确立和巩固,并获得共产国际的承认和支持。这些都为延安整风提供了条件。

  (二)基本过程

  在充分酝酿和准备的基础上,延安整风于1942年正式拉开了帷幕。按毛泽东的部署,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思想动员阶段:1942年2月至4月。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上做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1942年2月8日毛泽东在中宣部和中央出版局联合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任务,同时阐明了整风的宗旨和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两个报告实际上是发动全党整风的动员报告。会后,各单位均传达了毛泽东的报告,并制定了学习计划和检查工作计划,普遍和充分地向党员、干部做了思想动员。

  整顿三风阶段:1942年4月至1943年10月。1942年4月3日,中宣部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进一步对整风运动的目的、要求、方法和步骤做出明确规定,从此开始了以整顿三风为中心内容的全党整风。1942年4月至8月初,重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这是延安整风的中心内容。毛泽东着重指出,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42年8月至12月中旬,重点是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毛泽东认为,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它妨碍了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必须加以反对。1942年12月中旬到1943年3月中旬,重点是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毛泽东指出,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和表现形式,因此必须反对党八股,才能使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无藏身之地,实事求是、生动活泼的创造精神才能发扬,马克思主义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1943年3月中旬至10月,是总结学习阶段,各单位就自己的工作和整风学习进行总结。

  总结经验阶段:1943年10月至1945年4月。1943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高级干部进一步研究和讨论党的历史问题,延安整风由此转入第三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在整顿三风的基础上,对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党史上几次大的路线错误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并做出结论。当时,广大干部主要围绕《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等党史文件汇编,展开了热烈的学习和讨论,同时还先后召开了多次座谈会,毛泽东也做了《学习和时局》的报告,针对同志们存在的一些疑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通过这些学习和讨论,大家普遍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端正了思想方法和政治路线,更好地认识党史上的重大路线是非问题,从而使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达到了空前团结和统一,为夺取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充分讨论和反复修改的基础上,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系统总结了党在各个时期的经验教训,对党史上的若干重大问题做出结论,并且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贡献。至此,延安整风胜利结束。

  (三)审干反奸

  有关“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这是中共党史研究中争议较大的问题之一。身为当时中共中央党与非党干部审查委员会主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在整顿三风阶段组织搞了一场审干工作的“抢救运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特务、反革命分子在革命队伍中的比例,导致了小部分冤假错案。

  延安整风的“审干”到底有无必要?“延安整风”是不是等同于“整人”?

  1942年冬季延安整风运动正式转入审查干部阶段,对于为什么要转入这个阶段,毛泽东明确提出:整风既要整小资产阶级思想,也要整反革命。过去我们招军、招生、招党,招了很多人,难于识别。抗战以来,国民党对我党实行特务政策,在社会部和中央党校都发现了很多特务。现在我们要学会识别特务与贤才。在延安,年内要完成审查干部、清洗坏人的工作。毛泽东在1942年11月13日的讲话还确定为:整风是思想上清党,审干是组织上清党。所以,审干不仅要清理特务,也要发现干部队伍中的“贤才”。

  说到审干反奸的必要性,务必了解当年延安边区被三股特务渗透的严峻形势。

  抗战时期,延安边区成了全国最具活力的区域,全国有识之士和青年学生纷纷投向延安圣地,参加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抗日斗争。这样一来,延安边区也同时成为日特、中统、军统特务等势力争相渗透和潜伏活动的“热土”。三股特务中的日本特务机关,主要靠收买中国人混入边区做间谍和侦探;但国民党特务,成为潜入延安的主要势力。当时叛逃的张国焘当上了国民党军统特务,并向戴笠出招应该训练知识青年打入延安,于是1939年9月戴笠将“特训班”迁往陕西汉中,军统先后开办了9期“汉中特训班”,从陕甘宁边区招收知识青年,经过特训后回到老家可顺理成章报考抗日军政大学等。于是,大批特务被派遣打入中共总部延安,并成功潜入中共军委二局(军委情报部门)、陕西省委、边区保卫部门、绥德专署、陇东专署等诸多要害部门,给党和八路军以及边区工作造成了一定的破坏,包含着严重隐患。屡次发生暗杀中央领导,向水井投毒,袭击中央领导人等严重敌特事件。

  在1943年3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抗战以来,国民党对我党实行特务政策,在社会部和中央党校都发现了很多特务。现在我们要学会识别特务与贤才。”“整风是思想上清党,审干是组织上清党。”这清楚说明审干对纯洁中共的肌体,这是非常必要,也是十分重要的。“1942年基本是停止工作搞整风学习,是整风学习年。1943年要以工作为主”,“一边整风,一边审干。”

  在延安确实存在大量敌特,在一些敌特已经打进中共要害部门,在内外敌特相互勾结屡屡制造事端,在面对的伟大斗争急需纯洁队伍的情况下,中共不需要采取一种形式清理组织队伍?中共在各地中央局也相继开展的“审干反奸”是非常严峻且必要的。

  1943年7月15日,专门负责审干工作的康生,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深入进行审干的动员报告,提出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于是,在延安仅半个月就挖出“特嫌分子”1400多人,一度搞得延安“特务如麻到处皆有”,许多干部惶惶不可终日,严重偏离了党中央和毛泽东规定的“审干”方向。

  “抢救运动”仅仅搞了十几天,毛泽东就及时发现了偏差和问题,指示“抢救运动”要停下来,强调不能搞“逼供信”。8月15日,正式发布了毛泽东提出的首长负责等九条方针。1943年10月,党中央决定整风运动进入总结阶段,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认为审干有“肃反扩大化”的倾向,要求坚决纠正“抢救”运动的错误,随后展开甄别平反工作。10月9日,毛泽东在批阅绥德反奸大会的材料上进一步指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是此次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不许任何机关杀死任何特务分子,将来何时要杀人,须得中央批准。有些特务分子讲出了问题,我们要争取他们为人民为党工作。11月5日规定“为了弄清线索而逮捕的特务分子不得超过5%,并一经坦白,立即释放。”[15]

  为加强领导,防止“审干”过火,成立了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以刘少奇、康生、彭真、高岗为委员,刘少奇同志任主任。

  1943年12月27日经毛泽东和康生签署发至华中局并转一、二、三、四师,山东分局,五师的《反特务斗争必须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方针》文件指出:“反特务斗争必须坚持少捉少杀及少捉不杀方针,才能保证彻底肃清特务及虽有弄错及诬陷(可能有大部被弄错,可能有一部被诬陷),亦留有最后挽救之余地。所谓少捉,即除直接危害抗日之军事间谍及汉奸现行犯外,对一切特务嫌疑分子,为看弄清线索而逮捕者不得超过嫌疑分子总数百分之五,此点须通知下级注意以免逮捕过多难于处理。所谓少杀及不杀,即除直接危害抗日的军事间谍得经县以上机关批准处以死刑及汉奸现行犯而有武装拒捕行为者得就地格杀外,一切特务分子虽已证据确实亦应不杀一人,争取转变为我所用。此即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方针。应通知下级对于证据确实的特务分子一九四四年一年之内不许杀害一人,延安陕甘宁边区及晋西北今年反特务运动中清出大批特务没有杀一人,故虽有许多被弄错的,被诬陷的,因党内错误被误认为特务的,仅有党派问题但未作坏事亦被认为特务的,均得在复查过程中加以平反。此种经验,值得注意。关于直接危害抗日的军事间谍及汉奸现行犯之处理,有太行军区命令一件,发供你们参考。”

  毛泽东妥善处理了审干扩大化的问题,对“抢救失足者运动”造成的不良影响积极主动地做了三点工作:

  一是主动承担责任。对“抢救失足者运动”造成的不良影响,毛泽东没有推诿给康生和其他人,而是自己主动承担了责任。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礼堂开会时说:“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我是负责人嘛!”

  二是多次自我批评。毛泽东在大会上公开检讨:“我们共产党人是革命者,但不是神仙。我们也吃五谷杂粮,也会犯错误。我们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犯了错误就检讨,就立即改正。今天,我就是特意来向大家检讨错误的,向大家赔个不是,向大家赔个礼。”毛泽东还在许多公开场合向受害同志公开赔礼道歉,直到1945年初,他在延安中央党校作报告时还说,“抢救”运动时发生了过火的“左”的错误,过火要不得,群众逼供信不好,并说“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他把手举到帽檐下:“现在,我把戴错了的帽子给你们取下来,陪个不是。”“你们也该还我一个礼吧,你们不还礼,我这手就放不下来了。”会场上,同志们热泪盈眶,热烈鼓掌。

  三是坚决平反摘帽。毛泽东明确表态:“这次大家都洗了澡,就是水热了一点儿。不少同志被搞错了。凡是被搞错了的要一律纠正,坚决平反!”“有的同志被错戴了帽子,这也没得要紧。帽子戴错了,现在我把它给你们摘下来就是了。”

  最初许多受过冤屈的同志怨气很大,但看毛泽东这样主动承担错误,并多次诚恳的赔礼道歉,不仅怨气消了,还很感动。同时,毛泽东又明确了“九条方针”和“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政策,在以后各中央局在部署进行的“审干反奸”中,就避免了发生这种过火的“抢救运动”。

  后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又做了详细解释:“机关、学校、部队里面清查反革命,要坚持在延安开始的一条,就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真凭实据的反革命,由机关清查,但是公安局不捉,检察机关不起诉,法院也不审判。一百个反革命里面,九十几个这样处理。这就是所谓大部不捉。至于杀呢,就是一个不杀。”

  毛泽东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他的一个极为可贵的品质就是,遇到问题善于调查研究,勇于面对问题,勇于承担责任,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面对“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毛泽东主动承担责任,多次诚恳地做自我批评,并积极纠正错误,其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是极为可贵的。

  中央书记处于1943年12月底举行工作会议,听取康生关于反特务斗争的汇报,实事求是地评价和肯定了“审干运动”,充分肯定了审干运动的五大成绩:真正清查了一批特务分子;发现与培养了一批有能力的干部;打破了官僚主义,提高了工作效能;暴露了许多人的错误(如贪污、反腐等);深入地进行了阶级教育等。会议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夸大了特务组织,甚至弄成特务如麻;某些部门或某些地方,产生了群众恐慌的现象;有些部门被特务分子利用,进行破坏;相当普遍地发生了怀疑新知识分子的现象;忽略了统一战线,许多干部对统一战线的观念下降。

  在延安审干反奸中毛泽东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政策,这是认真吸取了我党历史上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苏区肃反中的惨痛教训。

  对于“审干运动”中出现的偏差,康生的“抢救运动”仅仅进行了十几天,毛泽东就及时发现了偏差,及时叫停并进行了纠偏,主动承担责任,多次进行自我批评,坚决地平反摘帽,同时,通过审干发现人才,唯才是举。有些受委屈的同志,在审干中发现是贤才,还得到了重用。如,审干结束后,许世友就由山东纵队参谋长升任胶东军区司令员。此次“审干运动”扩大化问题,得到了及时妥善地处理,因此并未留下什么后遗症。

  至于,受到委屈的同志,也应该坦然面对,宽容对待。谁的人生不受一点委屈?对待不公正待遇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对策,是判断一个人心志境界的重要指标。

  1956年毛泽东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曾说:“至于三次‘左'倾路线时期给我的各种处分、打击,包括‘开除党籍'、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赶出红军等,有多少次呢?记得起来的有二十次。”当遭遇不公平的处理时,毛泽东能够坦然面对,冷静思考,他首先考虑的是革命事业和全党的大局,在保留个人意见的条件下,服从党的纪律和中央的处理,不意气用事,不因个人的遭遇而影响党的工作,做到“照顾全局,相忍为党”。曾与毛泽东一道工作过的李维汉,对于毛泽东对待不公正待遇的态度做出过概括性的总结:“他坚持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16]

  能正确对待遇到的委屈,这是老一辈革命家的优良品质。所以,即使“延安整风”中的“审干运动”有些人受了委屈,并能得到及时纠正,无须耿耿于怀,更不应拿来秋后算账。

  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全党范围内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通过延安整风,中国共产党不仅初步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破除了将苏联共产党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教条主义,以及因此导致的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而且还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从而极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其影响有四:

  第一,延安整风统一了全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逐渐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识。1930年他发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初步显露思想萌芽。在经历和总结“左”倾教条主义指导革命实践遭遇失败的经验教训之后,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具体化的观点。1939年10月,毛泽东为延安出版的《共产党人》杂志写发刊词,“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理解”,对党创建以来的历史进程、党的建设基本问题以及经验进行阐述和总结。1941年5月,毛泽东在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然而,延安整风运动开展之前的情况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全党认识上还远没有确立。这一状况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得到改变。1942年任弼时在笔记中谈自己参加整风运动体会时说:“过去的二十一年,虽然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日益互相结合的过程,但是真正自觉地认识普遍真理与革命实践要密切结合的重要性,还是最近几年才开始。”当时任弼时已是有近20年党龄的老党员,又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他的认识很能说明问题。在延安整风前,教条主义在党内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许多人把苏共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奉为金科玉律予以照搬照抄,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民族利益。通过整风学习,全党来了一次思想大解放,出现了建党以来最大规模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高潮,并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重新认识中国革命的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这样,就使广大党员和干部逐渐从教条主义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从根本上端正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进一步明确了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历史已经证明,经过延安整风运动,中国共产党初步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克服了长期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和绝对化的错误倾向,扫清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障碍,极大地推动了它的历史进程。

  第二,延安整风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在延安整风前,尽管毛泽东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已经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但是由于教条主义的干扰,其理论家地位并没有被人们普遍认可,毛泽东思想也没有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而正是经过延安整风,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才在七大上得到正式确立。中共党史著作一般都以遵义会议作为毛泽东全党领导地位确立的标志,符合历史事实,但事情又远不是这样简单。首先,领导地位和领袖地位不完全一样,历史资料显示,用“领袖”一词来称呼毛泽东是到1940年以后才出现在延安的报刊杂志上。该年5月3日,王明在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作了《学习毛泽东》的讲演,其中说到毛泽东是“公认的领袖”,但在前面加了“在党的工作中”的限制词。1941年4月,《解放》周刊的一篇署名文章中指出:“说到创造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问题上的发展,最主要最典型的代表,应指出的是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1942年7月1日,朱德在《解放日报》上撰写的纪念文章中说:“我们党已经有了自己的最英明的领袖毛泽东”。1943年11月,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指出:“现在我们有了这样好的党中央,有了这样英明领袖毛泽东同志,这对于我们党是太重要了”。在此基础上,1945年党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第三,延安整风开创了党内政治活动的一种科学方式。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曾经开展过多次反对“左”倾、反对“右”倾错误思想的斗争,但由于方法不妥当,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看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有鉴于此,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通过开展整风来解决党内思想问题的办法,这是对党的建设学说的创新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实践证明,延安整风的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和行之有效的,不仅在当时使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而且至今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如在党内开展阶段性、专题性的政治教育活动等方式一直沿用至今。

  第四,延安整风对当今我党意识形态建设仍有现实的借鉴意义。延安整风昭示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来讲,坚守思想阵地,加强意识形态工作至为重要。

  当前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一个需要高度重视与警惕的问题是,我们必须能够经受住长期执政、对外开放和面临市场经济的考验。我们的党员和干部,面对着长期执政和对外开放的新的复杂环境,能不能够正确使用手中的权力和始终不渝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能不能够坚定不移地抵制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及其反动腐朽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的侵蚀,能不能够彻底地粉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用“西化”、“分化”与“和平演变”的伎俩实现其破坏和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图谋,这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是大非问题。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经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于低潮之后,我国知识界一些所谓“资深学者”和“著名经济学家”纷纷著书立说,带头在神州大地刮起了一股强劲的对党的某些历史的“抹黑风”、“栽赃风”、“翻案风”,充当了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吹鼓手”和“急先锋”。他们以“批露历史真相”为名,颠倒黑白地为陈独秀、王明、张国焘、林彪等人翻案,在党内外造成思想上的混乱;他们全盘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随心所欲地往毛泽东头上泼污水,百般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否定和丑化中国社会主义的制度和建国以来前30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他们可劲鼓吹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以改革之名行推动“绝对自由化、彻底私有化、全面市场化”之实,千方百计地美化资本主义制度,推崇个人主义,反对公有制。

  全国解放后,毛泽东曾多次说过: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过好“战争关”、“土改关”和“社会主义关”这三大“关口”。“战争关”和“土改关”是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社会主义关”是最终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废除私有制,是搞无产阶级革命。只有在头脑中树立了坚定、明确的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同志,才能过好这三个“关口”。所以,彻底改造世界观,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上一项意义深远的重大任务。延安整风运动对全体党员干部的要求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总结历史经验,树立坚定、明确的共产主义世界观,这是全党自我改造世界观的开始。

  当我们党和革命在前进征途中难免遇到困难和遭受挫折时,尤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低潮之际,国内对意识形态的淡化,有些人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发生了彷徨、动摇和分化。因此,正如周恩来所指,共产党人必须做到“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延安整风运动的好传统,好作风,我们必须代代相传,并不断地发扬光大,使之永远成为我们党的传家宝。重温延安整风历史,意义仍大。

  三、历史的深刻启示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从萌牙到建党,从不成熟到成熟,特别是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历经了无数苦难挫折,千百万共产党人心怀信仰、视死如归、前赴后继、死而后已,胜利的辉煌是以无数共产党人的鲜血换来的,其中包括在党不成熟时期,在党未能选取一位正确的领导人之时,因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所犯的“左”倾或“右”倾路线,曾经让队伍付出何等惨痛的代价,甚至让党和军队濒临灭顶之灾!

  站在历史纵深的角度来看苏区肃反与延安整风,纵然前后在同一个政党的领导下,也是同一支革命队伍的作风,而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却判若两途。前者已然使中国革命陷入濒临崩溃的边缘,后者却引领着中国革命蓬勃发展,直至走向胜利!

  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最终胜利,离不开三个必要前提:一是有党的领导,二是党选对了一位领导人,三是党的领导人能够正确把握政治路线。其中,党的领导人能否掌好舵、能否把握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方向,对革命的影响却是决定性的。这,不仅取决于领导人的文化素质、政治修养,更取决于领导人的人格品质、认知视野、应变智慧、个性气质。在中国共产党不成熟时期,从陈独秀的“右”倾路线,到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相继实行的3次“左”倾路线,直到建党14年后在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才选取了一位正确的领导人——毛泽东,中国革命从此有了伟大的统帅和正确的方向,此后仅仅再用一个14年时间,中国革命便取得了伟大胜利。

  纵观建党近百年、建国70年的经验教训,毛泽东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抗美援朝、援越抗美、中印自卫反击战、中苏珍宝岛战役等反霸战争,能够在家徒四壁、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带领全国人民艰苦创业,完成国家工业化原始基本积累并首开对外开放大门,再经40年的改革开放,从此中国正能以世界第一制造大国的姿态强势崛起,这一切皆归功于毛泽东及历届党中央能够正确把握党的政治方向,做到在政治路线、经济路线上的不偏不倚,基本保持正道直行。

  马克思主义理论告诉我们,真理和谬误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说道:“共产党人要竭尽全力来指导工人运动以及整个社会发展沿着最直最快的道路走向苏维埃政权在全世界的胜利,走向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可争辩的真理。然而,只要再多走一小步,看来像是朝同一方向多走了一小步,真理就会变成错误。”

  党的理想信念是由一套理论和经验组成的,而党的事业成败关键在于人的因素,关键在于实行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关键在于党的领导人能否精准把握好领导决策过程中政治立场方向上“度”的问题。

  世间万事万物,重点、要点、难点在于正确把握一个“度”的分寸。凡事适度才能不偏,不偏才能行稳,行稳才能致远。在风雨如磐的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人好比在万丈深渊上走钢丝,如果党组织及其领导人对政治立场方向的“度”把握不正确、不精准,就可能葬送革命或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

  苏区肃反的教训,就在于没有把握好政治立场方向上的“度”,自上而下推行了王明“左”倾路线;延安整风的胜利,就在于把准了政治立场方向上的“度”,全面清理了历史遗留的错误,及时纠正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及时制止了“抢救运动”中短暂的“左”倾错误,由此减少了后续革命中的挫折,正确把握了中国革命的航向。

  不仅革命历史上的政治斗争如此,当今发生在中美之间异常严峻的贸易战、军事战也莫不如此,如何正确把握一个“度”的分寸问题,如何才能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关乎全局,决定成败。或许,这才是中华文化中讲求“中庸之道”的真正内涵和应有之义吧。

  参考文章:

  [1]《“苏区肃反”中被张国焘杀害的几位英烈》,散木,《同舟共进》2011年第9期,2011年08月30日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http://dangshi.people.com.cn/GB/85039/15538437.html

  [2]《中共中央反AB团的指示——正视听》,老衲先生,乌有之乡2018年9月17日

  http://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18/09/393869.html

  [3]《方志敏:〈我从事革命斗争的述略〉》,单世联(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2006年7月25日爱思想网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478.html

  [4]《被历史误会的人:叛党者张国焘的是与非》,韩璐2011年05月30日人民网-文史频道(原载于《文史参考》2011年第11期)

  http://history.people.com.cn/GB/205396/14768921.html

  [5]《中共往事钩沉——千秋功过》,文博(文伯),1996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劝学网

  http://www.quanxue.cn/LS_Public/QianQiu/QianQiu03.html

  [6]《黄陂肃反、富田事变与苏区中央局的初建》,张永(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副教授,历史学博士),《苏区研究》2017年第6期

  https://mp.weixin.qq.com/s/PNuIk6N4iC1OR6EXAarORQ

  [7]《“富田事变”引发中央苏区大规模肃反》,罗平汉,《同舟共进》2012年03月31日

  https://news.qq.com/a/20120330/000912.htm

  [8]《历史的回顾》第152页,徐向前,1984年7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https://12dycom.pipipan.com/fs/1704756-239908967

  [9]《在夏曦特务班的日子里——老红军徐生才的传奇故事》,罗显庆,慈利新闻网2019年6月17日

  https://mp.weixin.qq.com/s/YVlF-02ftLDL02AcQss5ig

  [10]《习仲勋: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回忆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的伟大革命实践》,习仲勋,2011年8月9日中红网—中国红色旅游网,原载1978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

  http://www.crt.com.cn/news2007/news/xzxzz/118992722F2ECKKCJEEC5FF593FFG.html

  [11]《红旗漫卷西北高原 缅怀习仲勋在西北》,何载,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

  http://www.sxlib.org.cn/dfzy/rwk/bqcyhldr/xzx_19233/qwts_19239/mhxzxzxb_19246/201707/t20170719_804376.html

  [12]《走出极左阴霾的习仲勋——《从东固到赤安》自序》,乔润芳、齐天福,中红网—中国红色旅游网2012年11月28日

  http://www.crt.com.cn/news2007/News/sqmh/121128114351ID0DH96H09GA171G50CH.html

  [13]《一次历时88天的“整风学习的考试”关于我党历史上西北局高干会的几个问题》,李东朗(中央党校教授),2015年03月30日北京日报

  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5/0330/c85037-26769196.html

  [14]《张国焘被捕后叛变出卖李大钊》,青史,2018年2月4日一点资讯网

  http://www.yidianzixun.com/article/0IITVW1j

  [15]王忠新:“延安整风”的“审干”不能被虚无(上篇)——康生在“抢救运动”中的其人其时其事,王忠新,乌有之乡2018年1月3日

  http://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18/01/386504.html

  [16]王忠新:“延安整风”的“审干”不能被虚无(下篇)——对康生当有评说,王忠新,乌有之乡2018年1月3日

  http://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18/01/386518.html

  (作者单位:三明市政府办公室,于2019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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