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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中八条”背后的故事——血与泪的嘱托与反思

2019-07-15 15:31:55  来源:秦风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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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重温党史,可以以史鉴今、资政育人。1949年重庆解放前3天,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监狱的革命志士被残忍屠杀,烈士们在牺牲前留下了一份《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其中对党组织提了八条意见,即“狱中八条”。

  “狱中八条”饱含烈士血与泪的嘱托,一针见血地指出革命战争环境下,一个政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是多么重要,一个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组织纪律、道德情操是多么重要。两年来,全党深入贯彻落实八项规定精神、反对“四风”的努力,与革命先辈们的这份厚重思考,精神相通,使命相连。这份来自于历史、又充满现实意义的思考,是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增强理想信念的必修课、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必修课,也是把党和国家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

  重庆渣滓洞和白公馆监狱,是解放前国民党特务用来关押政治犯的地方。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的消息让关押在这里的近200名共产党员兴奋不已。但没有想到,敌人开始了最后的疯狂。在狱中关押的中共川东特委青委宣传部长许晓轩,觉得不能再等待下去了,他说,“死,也要死得其所。”许晓轩提议一出,以前狱中小范围的议论立刻汇集成一种非常强烈的声音。《红岩》小说的作者之一罗广斌,也参与了狱中的讨论。

  1949年的11月27日,特务开始了最后的屠杀,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必须当天处决完所有政治犯。由于渣滓洞关押人数较多,白公馆的枪手被调到了渣滓洞帮忙,白公馆只留下看守班班长杨钦典独自看守尚未屠杀完的19位志士。后来,白公馆里剩下的这19人全部安全逃出。整个大屠杀中,共285人遇难,只有34人脱险。

  到家后的罗广斌将自己关在房间里整整28天,将狱中同志们的讨论,尤其是狱中党组织的分析、总结和建议,写成一份3.6万字的《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报告的最后一章,烈士们在生命最后一刻向党总结出八条意见,也是他们最后的嘱托:

  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

  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

  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

  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

  五、切勿轻视敌人:

  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

  八、惩办叛徒、特务。

  这八条,可以归结为领导干部问题、党建问题、对敌斗争问题等几方面。其中哪方面问题最重要?无疑是领导干部问题。狱中向志认为:少数领导干部腐化是造成重庆地下党组织大破坏的一个重要原因:强烈要求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在党的自身建设中最重要的是领导班子的建设:在领导班子的建设中要特别注意防止领导成员腐化。这是狱中同志们感受到的最根本、最重要的教训。

  ■防止领导成员腐化

  1948年由《挺进报》事件带来的重庆地下党组织大破坏,主要是由于几个主要领导干部相继叛变。时任市委书记刘国定由生活腐化走向政治腐化,是大破坏的元凶祸首。刘国定,1938年入党,先后担任巴县县委书记,重庆市委副书记、川东特别区临工委委员。此人工于心计,城府甚深,察言观色,能言善辩,在抗日救亡运动中锋头颇健,在建立和发展党组织工作中发挥过积极作用,但他叛变后出卖了多位党员,受到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的嘉奖接见,升为上校。

  狱中同志从党建方面对党组织遭受巨大破坏的原因进行分析,主要有:下级党员的反映和对上级批评不容易传达,领导机构无组织无纪律的腐化状态。具体表现:

  首先,对1948年形势的判断上,地下党领导人对重庆仍然有国民党强大势力“估计不足”,对革命形势在西南地区的发展“过于乐观”。当上级党组织要求“发动游击骚扰、牵制国民党兵力出川”时,地下党领导要求发动游击战争,公开旗号,四处征兵,迅速发展党组织,只重数量不重质量,结果遭到数倍于我的国民党兵力的围剿。当时,有地下党员质疑“为什么革命会只有3个月就马上成功”,被批评为保守;有地下党员反映在农村发展党员速度过快、“鱼龙混杂”、“良莠不分”时,被指责为看不见革命的形势是“干柴烈火”。

  其次,针对重庆地下党组织机构的情况,上海局党委曾几次托人带信,要求领导班子成员“加强学习,认真研究形势”。但市委书记刘国定和副书记冉益智不以为然,刘国定说:“该学的我都学了,否则我坐不到今天这个位子上。”冉益智说:“学习主要是上级管理下级,下面动起来,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意见还提出领导机构存在的问题。川东临委书记王璞的人品是好的。但在发现刘国定的生活作风问题后,王璞投鼠忌器,无可奈何,只好买一套《三国演义》回乡看小说,生闷气。意见尖锐地指出,这种软弱无能、听任自流也是领导机构的一种腐败。

  ■平时道貌岸然、大讲革命气节的冉益智叛变,给同志们增添了几分清醒

  ——不要理想主义

  叛徒中副书记冉益智是另一类典型,1948年4月他在北碚被捕,经不住特务的突击刑讯,供出北碚学运特支书记胡有犹,随后又供出市委书记刘国定。在白公馆,冉的精神完全崩溃。过去受他教育、对他崇拜的下级反过来帮助他,劝他悬崖勒马,不能再往下滑,但是拖他不住。冉益智主动要求出牢参加特务组织,要中校未成,以少校成交。

  在特务组织里,他对谁都点头哈腰、笑脸相迎,颇得特务们的好感。他一切从个人利害考虑,一方面不动声色地出卖党组织和重要干部以邀功;一方面又留有后手,保留一些人,即使特务发现也不至怀疑他的“忠诚”,同时也为自己将来开脱留点余地。但他在出卖同志、破坏党时却绝不手软。往日,他道貌岸然,在为曾紫霞举行入党宣誓仪式时,冉在讲话中着重对他们进行革命气节教育。只过了半个月,就把他领导下的这对未婚夫妇出卖了。被捕前一天与胡有犹谈话,冉特别强调,如果出事,一定要坚持革命气节。第二天,冉被捕后第一个出卖的就是胡有犹。

  报告中提到江竹筠的话:“不要以为组织是万能的,我们的组织里还有许多缺点。”从大量事实看,刘国定、冉益智等叛徒用“说话的英雄、行动的矮子”来描述是非常客观的。刘国定在党内生活中讲“我是上级,什么事情没有经历过?”冉益智要求下级要有“革命气节”,可当危及自己生命的时候,他们的尊严气节全抛到一边,只顾自己苟且偷生。

  在地下时期,大都实行单线联系。直接领导人就是组织,就是党的代表,下面的同志对他们十分敬仰,有的年轻同志对他们盲目崇拜、事事依赖,甚至有的同志举止言行都模仿他们的样子,到头来却被自己敬仰和崇拜的对象出卖了。这一堂反面课上得十分深刻。

  狱中同志所反对的“理想主义”,是指把一切都理想化,以至产生迷信,丧失现实感,那就是一个糊涂人,甚至可能反过来影响对理想、对党对革命前途的信念。这是先烈用血写下的教训。

  ■狱中同志在总结教训时得出共识

  ——要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报告指出:“经济、恋爱问题、私生活问题,这三个个人问题处理得好坏、往往决定他们的工作态度,和对革命是否忠贞。”烈士们都热爱生活,眷恋亲人,江姐的遗书、兰蒂裕的《示儿》诗,反映了他们共同的精神境界。而几个叛徒的共同特点,恰是在这几个问题上过不了关。

  叛徒刘国定掌管地下党的一个药店,曾经假公济私把钱拿去投资,名曰增加收入,实则去谋个人利益:冉益智总喜欢大谈自己的“性交艺术”,狱中同志分析:“在男女问题上,他表现了一个畸形的观点,他手头的关系,男的大多数交了,女的保留。”

  叛徒涂孝文叛变后关在狱中,报告记录他在狱中的情况:“写过自白书,表示愿当老百姓,后在杨家山‘优待’,不愿参加军统,但亦未正式拒绝,实际上是在等待,他说:‘日子越来越近了’,以后出去‘发展个人主义,狂嫖三年’。”

  叛徒冉益智在私底下曾对人说:“共产党员在群众中起的领导作用,以身作则的态度是装出来给群众看的。”口和心的分离,养成领导干部说假话、说套话,而且越是大话,越能够满足当领导的虚荣。

  李文祥为刘国定出卖被捕,开始能够坚守刑罚的折磨,却过不了家庭关。特务利用李的弱点,经常让他与妻子见面,每见一次他就要痛哭一次。特务威胁他:“这是最后一面了。”他便彻底崩溃,在坐牢8个月之后叛变,出卖了他领导的16个同志。为了保自己妻子出狱,坚持要参加特务工作,叛变后却遭到自己妻子的唾弃!

  ■严格整党整风

  “请转告党,我做到了党要求我的一切,希望组织上注意经常整党整风,清除非无产阶级的意识,纯洁我们的队伍。”这是许晓轩烈士临刑时的口头遗言,这是他对组织唯一的意见。被捕前,他已发现“个别同志的思想生活,有脱党腐化现象,却难以着手整风,没有想到后来这种腐化甚至破坏了整个组织,真是太沉痛、太难过了。这种损失是对不起人民的!希望组织上能够切实研究,深入地发现问题的根源,而且经常注意党的教育,实查工作,决不能允许任何非党的思想在党内潜伏”。

  叛徒冉益智在担任市委副书记时,带领党员乘船到下川东开展工作,在船上他要求党员有群众观念,不要与群众抢位子。结果,几个党员按他要求全部站在甲板上,他和自己妻子却打开行李睡下。

  《川东地区工作初步总结》指出:“川东党组织内为什么会接二连三出现一些叛徒呢?除了这些家伙生活上优裕腐化,没有经过斗争锻炼,品质不纯等条件足以解释外,川东党的干部,因占据高位,形成党内贵族,一旦遇着事变,就彻底投降敌人,出卖组织……”

  “形成党内贵族”,这是一个多么深刻的分析与总结! (摘自《党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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