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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从反共到“通共”,都是被“非法抗日”逼的!

2019-06-25 15:33:10  来源:草根微刊  作者: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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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澳门回归20周年,说起澳门回归,又让人想起当时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那首《七子之歌》。由这首歌又不得不让人想起这首歌的原词作者闻一多先生。1925年,闻一多以拟人的手法,写下组诗《七子之歌》:将中国当时被列强掠去的七处“失地”比作远离母亲的七个孩子,哭诉他们受尽异族欺凌、渴望回到母亲怀抱的强烈情感。此诗一问世就引起了海内外华人的强烈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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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年7月11日,民盟负责人、著名社会教育家、当年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1946年7月15日,在云南大学举行的李公朴追悼大会上,主持人为了闻一多的安全,没有安排他发言。但他毫无畏惧,拍案而起,慷慨激昂地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痛斥国民党特务,并握拳宣誓说:“我们有这个信心: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精神,我们随时准备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下午,他主持《民主周刊》社的记者招待会,进一步揭露暗杀事件的真相。散会后,闻一多在返家途中,突遭国民党特务伏击,身中十余弹,不幸遇难。

  闻一多先生遇害后,举国激愤,蒋介石不得不交出两个小特务当自己的替罪羊,蒋介石亲自召顾祝同等人共同商量该如何公开此案,最终达成协议:“宪兵李文山、汤时亮执行自己的任务,到李公朴追悼会上进行监视,听到闻一多多次痛骂国家元首蒋介石,侮辱国家,又在记者招待会上再度侮辱党国,两人十分气愤,才拔枪将闻一多击毙。这完全是他们的个人行为。”今天的很多历史学者给蒋介石洗地,说杀害闻一多不是蒋介石的本意,可就在1946年3月,蒋介石曾告知西南联大的国民党负责人,对于“甘为共匪奴属之张奚若、闻一多等,应加以还击。”这个“还击”,除了笔杆子,当然也包括枪杆子。

  蒋介石认为闻一多是“共匪奴属”,这是闻一多先生被害的主要原因。然而,谁能想到,闻一多曾经却是蒋介石的“铁杆粉丝”和坚定拥护者。

  就在不到10年前,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清华大学发了一份《清华大学教授为张学良叛变事宣言》,怒斥张学良“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国之实祸,破坏统一,罪恶昭著”,这份宣言的起草者就是闻一多、朱自清等人。

  闻一多、朱自清等人起草的这份“宣言”的说辞,与蒋介石剿灭“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杀害抗日将领吉鸿昌的理由如出一辙。海峡对岸引述当时蒋介石等人说法解释了,“国内抗日热情极度高涨,很多野心家、军阀、政客都利用这个机会,千方百计地把自己打扮成“主战派”,以此来攻击蒋介石”,“一些军阀也利用这个时机,打着抗日的旗号,趁机起兵,打算混水摸鱼……冯玉祥搞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也是如此”。1935年7月,何应钦代表蒋介石,在北平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了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协定要求“华北五省一切抗日活动非法;五省官员任免,参照日方意愿;中央军及一切国民党组织即日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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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政府竟然能发明出“非法抗日”的罪名,这在古今中外也堪称一绝。在这个罪名之下,八路军广泛发动起来的全民抗日武装一直得不到蒋介石的承认,多次被蒋介石要求就地解散;国民党部队针对八路军敌后抗日武装频繁制造摩擦;1940年7月,7名八路军干部在前往皖北抗日前线的途中,在安徽省太和县被当地国民党政府残忍杀害;1941年1月,蒋介石更是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皖南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等9千余人遭到国民党7个师8万余人的围剿,绝大部分壮烈牺牲……

  全民抗战打了4年多,蒋介石到1941年的12月9日才正式对日宣战,而这之前报纸上竟然连“抗日”字眼都不许提,下面两张图就是1938年的《大公报》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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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日寇”被改成叉叉,下图“抗日将士”的“日”也被改成了“×”;而上图右边的“社评”标题中的“苏日问题”,因为不牵扯“抗”,也就没有打叉。国民党政府的如此做法,真堪称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

  大量事实充分教育了闻一多等民主爱国人士,逐渐认清了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真实面目。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闻一多随校迁往昆明,任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后的西南联合大学教授。面对严酷的现实,他毅然抛弃文化救亡的幻想,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和争民主、反独裁的斗争中。

  1943年,时任中共南方局宣传部长的华岗被派到昆明大后方,担任南方局与“云南王”龙云之间的联络人。华岗到昆明不久就与闻一多正式见面了。闻一多从华岗身上看到共产党人的风范,了解了党的路线、政策后更是佩服。后来,党通过不同渠道,给他送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他开始认识到要救中国,必须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发表后,他表示五四给他的印象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的向五四宣战,是无法接受的。

  青年时代留学美国的闻一多是个爱国人士,但也是个坚定的国家主义者,蒋介石政府的积极拥护者,希望中国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建立资本主义现代社会,视共产主义为敌人,所以闻一多年轻的时候对处于左翼的鲁迅先生很是不满。可是在1944年鲁迅逝世八周年纪念大会上,毫不避讳地当众表达了自己对鲁迅的忏悔之意:“从前我们住在北平,我们有一些自称‘京派’的先生,看不起鲁迅,说他是‘海派’。就是没有跟着骂的人,反正也是不把‘海派’放在眼里的。现在我向鲁迅忏悔:鲁迅对,我们错了!当鲁迅受苦受害的时候,我们都正在享福,当时如果我们都有鲁迅那样的骨头,哪怕只有一点,中国也不至于这样……骂过鲁迅或者看不起鲁迅的人,应该好好想想,我们自命清高,实际上是做了帮闲帮凶。如今把国家弄到这步田地,实在感到痛心……时间越久,越觉得鲁迅伟大。今天我代表来自英美回国的教授,至少我个人,向鲁迅先生深深地忏悔!”

  1944年,闻一多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后出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民盟云南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社长,成为积极的民主斗士。

  1945年12月1日,昆明发生国民党当局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一二一惨案,闻一多亲自为死难烈士书写挽词:“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出殡时,他拄着手杖走在游行队伍前列,并撰写了《一二一运动始末记》,揭露惨案真相,号召“未死的战士们,踏着四烈士的血迹”继续战斗。

  1946年6月29日,民盟云南支部举行社会各界招待会,他在会上宣布民盟决心响应中共的号召,坚持“民主团结、和平建国”的立场,号召“各界朋友们亲密地携起手来,共同为反内战、争民主,坚持到底!”成为全国民主人士界发内战、争民主的楷模。

  作为蒋介石曾经的“铁杆粉丝”,闻一多的转变恐怕是蒋介石始料未及的。“自作孽、不可活”,一手好牌被蒋介石打成这个烂样。为了个人权力、金钱(四大家族),不惜投靠帝国主义、维持摇摇欲坠的封建独裁,出卖民族尊严和人民利益,蒋介石被人民抛弃是历史的必然。

  最后,面对如今大肆泛滥的美化蒋介石、美化美帝国主义的社会风潮,我们有必要重温一下闻一多先生这篇《谨防汉奸合法化》,对于我们认识今天的问题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闻一多:谨防汉奸合法化

  写于1946年

  百年以来,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一部不断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的斗争史,八年抗战依然是这斗争史的继续。由于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永远是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的,所以两种斗争永远得双管齐下。虽则在一定的阶级中,形式上我们不能不在二者之中选出一个来作为主要的斗争对象,但那并不是说,实质上我们可以放松其余那一个。而且斗争愈尖锐,他们二者团结得也愈紧,抓住了一个,其余一个就跑不掉,即令你要放走他,也不可能。

  这恰好就是目前的局势。对外民族抗战阶段中的敌伪,就是对内民主革命阶段中的帝(国主义)封(建独裁),这是无需说明的,而目前的敌伪,早已在所谓“共荣圈”中,变成了一个浑一的共同体,更是鲜明的事实。现在日寇已经投降,惩治日寇战犯的办法,固然需待同盟国共同商讨,但惩治汉奸是我们自己的事,然而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听见任何关于处理汉奸的办法。

  当初我们那样迫切要求对日抗战,一半固然因为敌人欺我太甚,一半也是要逼着那些假中国人和抱着委屈勉强做中国人的中国人,索性都滚到他们主子那边去,让我们阵线黑白分明,便于应战,并且到时候,也好给他们一网打尽。果然,抗战爆发,一天一天,汉奸集团愈汇愈大,于是一年一年,一个伪组织又一个伪组织,一批伪军又一批伪军。但是那时我们并不着急,我们只有高兴,因为正如上面所说,这样的战术上是于我们绝对有利的。

  可是到了今天,八年浴血苦斗所争来的黑白,恐怕又要被搅成八年以前黑白不分的混沌状态了。这种现象是中国人民所不能忍受的。硬要汉奸合法化了,只是掩耳盗铃的笨拙的把戏,事实的真相,每个人民心头是雪亮的。并且按照逻辑的推论,人民也会想到:使汉奸合法化的,自己就是汉奸。而对于一切的汉奸,人民的决心是要一网打尽的。因此,我们又深信八年抗战既已使黑白分明,要再混淆它,已经是不可能的。谁要企图这样做,结果只是把自己混进“黑名单”里,自取灭亡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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