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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与反思(之一)——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2019-04-22 17:51:08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史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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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的启示

  毛泽东思想能不能成为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多年来,我总在想这个问题。总觉得自己的看法不够成熟,一直不敢动笔。那么,现在的看法是否就成熟了呢?也不敢说。不过,至少可以作为引玉之砖,抛出来供切磋。

  人们常说,哲学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又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在于就它能反映历史律动、切准时代脉搏、凝聚实践智慧、回应大众呼声。我以为,作为指导思想,只在具有哲学的高度时,才能充分发挥其作为指导思想的作用。由是观之,毛泽东思想作为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是“够格”的。我特别推崇毛泽东的如下论述:

  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实践论》)

  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

  (《实践论》)

  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

  (引自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203页。)

  我不敢说这三个要点足以构成作为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的全部,但可以说它是指导改革开放的三件哲学“法宝”。到目前为止,我还是认为,在中共的领袖人物中,还是毛泽东在哲学上提供了更深刻、更全面的指导思想。要而言之,毛泽东留给我们的主要是“渔”而不仅仅是几条现成的“鱼”。

  首先我要说毛泽东以上的精辟论述,是用“血”写出来的。回顾党史,第三次“左”倾路线,就是把十月革命“从城市到乡村”的经验,当作已经“结束真理”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条”,结果是白区几乎损失100%;红区损失90%。总结血的经验教训,毛泽东才写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这样的经典论述。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应该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在列宁、斯大林时代,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在一个或数个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取得胜利;俄国十月革命走“从城市到乡村”的道路;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所有这些论述,都是对的,不能互相否定。如同地处温带,问一个人:“今天应该穿什么衣服?”若在夏天,答案是“单衣。”若在冬天,答案是“棉衣。”如果以冬天的答案否定夏天的答案,或者以夏天的答案否定冬天的答案,不但是非常荒谬的,而且是非常可笑的。道理很简单:从字面上看,两个答案是相反的,实际上都是遵循的同一原则:“实事求是”。同样地,新中国建立以来前后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也是这个道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实事求是,而不是在特定时空条件下做出的具体结论。列宁说的:“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列宁:《论民族自决权》) 也就是这个意思。显然,这里所说的实事求是,是一个作为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哲学命题。只有提到这样的哲学高度来认识,才能把握住它的真谛,而不致成为庸俗的“实用主义”滥觞。如果上述这一切,都是能够成立的话,谁能说毛泽东根据血的经验教训所总结出来的这个思想,不是真理,已经“过时”,而对今天的改革开放,没有指导作用呢?事实上,在改革开放中作为解放思想的“重头戏”,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其思想源头,不正是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吗。正如《实践论》所言,“辩证唯物论之所以为普遍真理,在于经过无论什么人的实践都不能逃出它的范围。”如果只从毛泽东思想中摘取只言片语,仅仅用来“论证”毛泽东晚年的某些失误,却不肯用来论证作为完整科学体系的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那它就很难说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命题了。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过程中,社会主义的传统模式,即人们常说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模式,亦有其产生、存在、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必要性和合理性。斯大林在1931年2月,就这样说过:“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五十至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以内跑完这个距离。或者我们跑完这个距离,或者我们被人打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译本第385页 ) 事实正如其所言,10年之后,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就真的打来了。这种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模式,要而言之,其最大的可取之处在于,它能最有效地、最大限度地调配、集中国家所拥有的一切资源,用最快的速度,建立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独立自主的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以应对可能或即将到来的侵略战争。在二战时期,罗斯福也说过,“在战争时期,指导战争务求必胜是绝对第一位的”。(《罗斯福选集》中文本第388页。)资产阶级政治家都懂得的这个道理,我们更应该明白。虽然,这种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模式,存在着弊端,但在当时苏联所处的历史条件下,它是第二位的,它的积极方面是第一位的。如果片面地按照“市场决定论”的路子走,苏联早就“被人打翻”了。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西方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如罗曼罗兰、纪德等,访问过苏联。反映各有不同。纪德说,“前来访问之前,我多么希望再也见不到穷人。或者说,正是为了再也见不到穷人,我才来到苏联访问。”结果是走出其所住的宾馆不远,就看到一堆穷人,大失所望。他们对苏联模式的弊端的揭露、批判,并非没有可取之处;他们的问题是根本没有看到或者顾及到苏联模式产生的严峻时代背景,以为是在绿草如茵、繁花似锦的世外桃源中搭建美丽的社会主义大厦。回顾历史,我们不能搞虚无主义。如果改革是以否定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为代价,只能说明这种改革,已经不是作为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改革了。

  同样地,当转入和平建设时期,仍然固守着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模式,而不思加以改革,亦将被时代淘汰。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被马克思称之为“资产阶级权利”还不能被消灭的历史时期,还要充分发挥其历史的、必要的、积极作用。这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必然得出的科学结论。曾经有一种论调: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没有什么性资性社的分别。事实上,世界上并没有一种悬空的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无不以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为依托,没有什么悬空的不以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为依托的企业。或者是以资产阶级所有制为依托的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或者是以社会主义所有制为依托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见诸中国的现实,问题在于各自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如果由前者作为主体,就不能够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起来了。曾经有一种论调,认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所有制不能兼容。还有一种论调,认为社会主义所有制与市场经济、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乃是两难选择,------实行社会主义所有制,虽然较能体现社会公平,却不能实行市场经济,必然丧失经济效率;实行市场经济,虽有经济效率,却必须以私有制为基础,而私有制,总是对社会公平的一种制约或否定:因此,既要有完满的社会公平,又要有高度的经济效率,乃是人类永远无法实现的理想。如果从现实主义出发来考虑,问题只能是:“或者是以效率为代价的稍多一点的平等,或者是以平等为代价的稍多一点的效率。“(此乃前美国总统经济委员会·主席阿 • 奥肯之言,转引自 奥肯 《平等与效率》,华夏出版社1987年中译本第1—2页。)西方经济学家在其特定范围范围研究中,还提出了“平等”与“效率”相交替的论点,认为两者“不可能兼而有之,只能有所侧重”。(转引自历以宁《关于经济问题的通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4页。)事实证明上述各种论调都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不仅是许多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很好地发挥了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而且像华西村、南街村等社会主义所有制经济实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正日益显示其巨大的优越性与旺盛的生命力,做到了既有真正的社会公平,又有经济的高效率,实现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统一。反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管其如何调整“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也不可能消除其自身内在的基本矛盾,正日益陷入重重的深刻危机之中。事实已经表明、并且继续表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市场经济的最高形式,市场经济的最高形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只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比较充分地发展生产力,做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统一,相互促进,相得益彰,逐步达到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为最终消灭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创造条件。这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不断循环往复、逐步提高的过程中,不断排除干扰,所开辟出来的一条科学道路。应该清醒地看到,现在的中国,虽以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的目标模式,在国民经济中,确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分;但是,距离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并且这条道路决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充满着曲折、挫折,甚至充满着残酷、血腥的斗争。可是,如果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划清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界限,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将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划时代的里程碑式的贡献。放眼世界,至少在当下,还只有中国比较有条件率先完成此一历史使命。全世界的劳动者对中国寄予厚望,不是偶然的。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众所周知,社会主义传统模式,是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模式。具体地说,它是在根本否定个人所有制的公有制基础上实行的基本否定市场机制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它的基本的、积极的正面意义是在某种程度上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基础上,发扬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能够比较有效地集中国家一切可以调配的资源,进行一定目标又规模较大的经济建设,不受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困绕,较快地建立起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独立的工业体系,推动国民经济的较快发展,以满足国防建设的迫切需要,有在较低的水平上,通过计划供应,保障了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逐步普及了义务教育,实行了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

  但是,这种体制并非完美无缺,也有其弊端。我曾在一篇文章中作过概略的论述:

  它的负面是对正常经济生活中某些合理性的要求的伤害,甚至可以说是违背某些经济规律的。(苏联农业上的问题,属另一个范畴,需另文专述。)这个问题,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处于低端时不那么突出,在生产力走向高端时,就非常突出了;在战时或高度紧张的备战时期,会被民众理解、谅解,在转入平时正常经济生活时,就可能变得不被民众接受或容忍。

  ----《海外通信:关于朝鲜半岛局势》(注:在网上可以查到此文)

  这个问题容后文具体论析,此处只说说斯大林是怎么考虑这个问题的。

  他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说: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特点和要求,可以大致表述如下: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见该书中译本第31页)

  我们在这里不来讨论其表述是否完整、确切或准确,而是强调,一定要在苏联从战时或准战时的体制转入和平的正常的经济生活的历史大背景下理解这一表述。它表明,斯大林已经意识到这一转型的历史必要性。

  也许,我们更应该看重的是斯大林如下论述:

  决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自在的东西。商品生产比资本主义更老。它在奴隶制度下存在过,并且替奴隶制度服务过,然而并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它在封建制度下存在过,并且替封建制度服务过,可是,虽然它为资本主义生产准备了若干条件,却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如果注意到,在我国,商品生产没有象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那样漫无限制和包罗一切地扩展着,它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雇佣劳动制度的消灭和剥削制度的消灭这样一些决定性的经济条件而受到严格的限制,试问,为什么商品生产就不能在一定时期内同样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并不引导到资本主义呢?

    (同上,见该书中译本第11页。)

  斯大林在艰难的探索中,已经一步步地走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可惜是缺乏“临门一脚“。在这个问题上,更应该责问是斯大林的后继者:因为,在斯大林时代,苏联模式在总体上仍保持强大的生命力与优越性。这个问题,下文将展开论析,此处不赘。而其继任者,一方面全盘否定斯大林,另一方面又躺在斯大林的“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上面,不思对之进行改革,最后走上“新思维”的邪门歪道,掉入“休克疗法”的陷阱,最终使苏联解体。至于中国,虽然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的目标模式,这是正确的,但一直受到困扰。总之,在艰难的探索中,既不能固守计划经济传统模式不改革;又不能走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邪路上去。

  现在我们要探讨的是,斯大林为什么走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门口,没有一直走下去呢?答案是:被“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 的模式给“框”住了。

  前已述及,社会主义传统模式,是在根本否定个人所有制的公有制基础上实行基本否定市场机制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认同商品经济的某些机制,但它是受到严格地限制的。具体地说,商品生产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实际上也不包括生活资料的全部。而价值规律也只在“包括主要是个人消费的商品交换”这样的“范围内保持着调节者的作用”而“不能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译本第13、14页。)在斯大林看来,真正起生产调节者作用的,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不存在和生产资料的公有化“,还有“代替了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的“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以及”根据此一规律制订的“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以及我国整个的经济政策”。(同上,见该书第16页。)

  问题在于,放在括号之内的“按比例”虽是客观的东西----例如,一定数量的“靴子”,没有按一定比例配置的生产要素就生产不出来----,但作为主体、被“按比例”注释的“有计划”,却是主观的东西。从哲学上讲,计划是第二性的东西,实际才是第一性的东西。第一性的东西决定第二性的东西,而不是相反。“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是客观规律。但是,计划本身,不是客观规律。做计划的依据,不止是“按比例”,第一位和基本的根据,应是“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对于国防所需,并不或主要不由市场需求来决定。对于“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中央和地方各级主管制订、实施和检查的机关也可以根据人口数量、性别、年龄等,计划出社会所需的单一性、划一性的生活资料的产品数量和质量,但也仅此而已。对于“最大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来说,这个“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就暴露出它的主观主义性质和巨大的局限性。仍以“靴子”为例,男女老幼各有不同的需要,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喜好。再如衣着,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包括审美在内的需求以及对商品文化内涵的要求,尤其是个性化的需求,是更加丰富多彩的。再好的计划也不可能把这种“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全包括在内。更何况,计划毕竟是第二性的东西,一旦出现差错,后果就难说了。

  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说,1946年,国家规定乌克兰粮食产量为4亿普特。这个指标,若与战前乌克兰曾经达到的最高年产量5亿普特相比较,不算太高。可是,当时的乌克兰,由于战争破坏,又与严重干旱,据专家估计,当年的实际产量只在1亿普特至2亿普特之间,4亿普特的年计划产量指标,显然是主观主义的。而斯大林还是坚持按4亿普特的年计划指标规定乌克兰上交国家粮食的数额。(见《赫鲁晓夫回忆录》中译本第329—331页。)结果如何?当然是悲剧性的。

  但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可以利用来很好地处理物质生产领域的供求关系。这就是利用市场经济的机制。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说,它是在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基础上发挥这一机制的作用的。具体地说,与另一只看得见的手相结合和配合,它能够发挥以下的作用:1 反映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以及整个社会商品供求信息;2  发挥配置资源的积极作用,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3 促进技术进步,降低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这也许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涵的全部,但至少是其必要条件。

  事实说明,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代社会主义传统模式,乃是历史的必然。看一看社会主义传统模式搞了几十年,一些主要生活必需品还在“凭票供应”的事实,对比改革开放以后,商品供应日益丰富,市场日益繁荣的现实,即可知此言决非虚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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