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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忍住:对七九年那场边境战火说几句

2019-03-09 17:54:18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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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笔者退伍不足两年,对“重返”有心理准备。恰好手边有份《军报》,每天细读前方报道,借以了解前方军情。战火一结束,也就把这场战事置脑后了。

  十年前,笔者进入了保安队列,这下有时间了,也就开始捣鼓些“陈谷子”。

  那场战火对我国来说有两个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咱不懂政治,不谈政治。其实笔者也不懂军事,只不过曾穿过“二尺半”,就从士兵角度看一看那场战火,绝无妄议之胆。

  人微言轻,先拉张虎皮开道。古人云:出敌不意,攻其不备。

  前抗美战争中最困难时期,老胡他们都准备放弃河内,到昆明组建流亡政府了,河内以北的越北地区就是他们的前沿阵地。地形奇特复杂,军事设施建设良久。

  对游击战法,中方老师是倾囊相授,越方徒弟则全盘接受,认真研读,运用娴熟。

  以这样的主客观条件,若中越两军在越北地区交战,双方都不会有好果子吃。所以,我军应避免在越北地区与越军交战。

  但必须在云南和广西保持强大的军事压力,在防城、北海安排大量航渡器材,以形成将从海上攻击河内的迹象。这三股力量可引而待发。

  下面就是笔者乱讲了哦。

  1、比较合适的打法。

  河内市以东以南地区地形相对平坦开阔些,便于我军登陆。

  首先驻友谊关那个军开始沿中越公路发起进攻,以吸引越方注意力。进攻以炮火攻击为主,重炮开道,中口径炮跟进,步兵提供警戒和打扫战场。

  然后我军从防城、北海航渡2个军,在河内与谅山之间登陆,一个军缓慢向河内推进,以吸引越军王牌师从越柬边境回援,待侦察到越军主力从越柬边境回援时,我军即停止推进,就地备战。

  另一个军的一个师向谅山回攻,两个师预备。

  不管越军的什么师,只要进入平原,他的地形优势顿失,而炮火偏弱的缺点将暴露无遗。中越两军在平原上进行重炮对攻,从火炮技术上讲双方相当,两方都能打到对方。从火炮数量上看,我军占多(我军还有一种常规火炮,就是现在的“远火”的前辈,有炮弹叫“增程弹”)。因此,压制对方问题不大,力争重创其1~2个主力师。

  收兵,两个军沿公路回撤,一个军从海上回撤。对方肯定会穷追,如果从公路追,那好,海边那个军上凸,截住对方一个团,沿公路撤退的回身参与围歼。如果对方向海边方向追,那我军从公路撤退的部队回身快速截下对方一块,海边部队也返身参加围攻。此法可反复用几次,对方必不敢再快速追赶我军,我军得以从容撤回。

  航渡有没有困难?有航渡器材不足的困难,有越军水师攻击的可能性,有越军空中干扰的可能性。

  我军为解放台湾而准备多年,应当有一些航渡器材,重型装备、弹药、给养可用专业航渡器材运送,人员运送可征召民间机动船施行,然后由民船继续运送后续物资。

  中越两军水师在1974年曾有过“面唔”,我们知道对方水师的底,可以对海防港进行封锁。中越双方的空军力量悬殊太大,我军只要在其12海里外巡弋监视即可。

  河口我军可实施佯攻。

  2、最合适的打法。

  航渡攻击胡志明市南面。

  越南南端无大量越军,我军登陆后少了南面一侧之忧,只需对胡志明市方向实施警戒即可,让越军来进攻;越南南方是越共的新区,那里的“民兵”因素要少些;二月份,那里的海况不算差。所以,我军在胡志明市以南登陆有基础条件。

  我军登陆后,将直接威胁鱼钩地区的越军后背,越军王牌部队再厉害,也架不住中柬两军的两面夹攻。

  设想登陆部队一分为三,一部进攻鱼钩地区,一部对胡志明市方向实施警戒,一部在海边预备。

  对胡志明市方向的警戒部队可先相机夺取机场。

  设想能重创越军王牌部队2~3个师即可收兵,时间可考虑7天左右,不超过10天。

  对我航渡部队最大的危险来至海上和空中。1974年中越双方水师曾有过“面唔”,我方已见越方水师根底,不足为惧,只需对其军港实施封锁即可。我方空军已建设20多年,越方仅数年而已,双方的技战术水平和飞机数量都有较大差距,我空军有压倒性优势。

  细看,我空军也有难题,那时飞机的载油量不多,飞到那里后留空时间很短。这就要设计一个尽早夺取胡志明市郊机场的方案。以色列人好像有一个样板。

  如果战事控制在10天以内,苏联方面可能来不及反应,他们从欧洲地区增兵到远东地区光乘坐火车就需7天,要运够足够的兵力,需时更长,飞机长距离大运量投送的可能性不大。如果苏方在新疆生事,那要快些,但也玩不了几天,我方可节节后撤,300公里,够苏方玩了吧。

  宽大正面的阵地战,老师没教过,学生没见过,这是出敌不意之一。

  长距离航渡攻击,我军从未实施过,这是出敌不意之二。

  越南南端是对中方设防最薄弱地区,这是攻其不备。

  但是此打法无法实施,因那时我军没有足够的航渡器材,也从未进行过这方面的训练,这是笔者瞎讲的。

  3、最疼的打法。

  由于涉及到中越双方的关系,此法笔者不能点破。

  确实有一种让对方永世疼痛的打法,只是请不要猜测为残酷虐杀这样的既愚且蠢的方法。

  笔者赞同“比较合适的打法”。当然,笔者是一吃瓜人,对庙堂之上身经百战的决策者而言,笔者就是井底之物,也就只是从井底观之。

  好了,我等一边吃瓜一边布置家庭作业(深度思维训练题。如果连历史上条件已经固化了的问题都弄不好,那么面对现在的既难掌握全面条件、而且条件还在变动中的现实难题,就更难了。多思考,有好处。):

  1、我国历史上三国时期,蜀方有机会以绝对把握统一全国吗?( 50分,以满分100分计)

  2、我国历史上,中原政权北部边境曾长期遭受北方游牧民族的袭扰,问:有没有办法让北部边境城池固若金汤?(70分)

  提示,只能用古人拥有的条件解上两题。

  为保持两题的长期趣味性,笔者永不公开答案。

  3、如何客观评价“文革”?(80分)

  4、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90分)

  5、如何才能确保人民江山永不变色?(100分)

  笔者对后3题进行了长约30年的思考(1981~2010),将逐步公开第3、4两题的思考结果。

  笔者信箱:gyliuhy@163.com, 无微信。

又没忍住:对七九年那场边境战火再说几句

  七九年那场边境战火中,绝大多数参战单位打得好,扬了国威、扬了军威,锻炼了部队,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后备指挥员。

  个别单位失利也难免,十个指头还不一样长呢。

  有一种现象:胜了尽可能吹;败了尽可能推。

  现在,笔者只对“推”的内容进行分析,请别对号入座。

  一、448团失利的“板子”该打谁?

  448团在进攻阶段打得不错,三天克敌四阵,笔者向该团的勇士们包括倒下的勇士们致敬!

  但是该团在回撤途中却表现欠佳,笔者也就此说一句:多从自身找原因吧。

  可能有部分人在心里是把该团失利的原因往上级推,往关副军长身上推,认为是他们给448团划定了一条危险的回撤路线。笔者认为,关副军长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兵,他比今天坐在电脑前的我们深知战争的残酷和血腥,也更懂得一支部队的顽强斗志、必胜信心、让对手害怕的军威是在战火中锤炼出来的,因此,在我军已开始胜利搬师的较好形势下,适度锻炼一下部队是可以的。关副军长的失误在于,当感觉448团没他想象的那么“硬”、当发现对手的准备较充分时,他不应该“坚持”,为此,他应当承担该团失利责任的5%。

  有句熟语“将熊熊一窝”,失利的最大责任人是该团的团长、政委。在防守方面有一个国军将领可以点赞,胡连,他一遇上共军立即缩成一团,让粟裕们在一段时间内还真找不到下手的机会。在突围方面,皮定军旅表现特别突出,皮旅在完成掩护主力突围后,自身数千人处于数以十万计的敌军包围中,但他们在包围圈中忽东忽西、忽南忽北,楞没让敌人摸清他们的真实行踪,最后全旅几乎全身而退。皮旅用行动证明他们是一群虎,而不是一窝熊。

  所以,当发现处于困境时,团长、政委没有出敌不意的想法和行动,则该团就难逃失利的结局。笔者瞎想,在当时的紧急情况下,越军不可能立即组织起能严密包围一个营的兵力,这样,越军的包围圈一定有密有疏。

  笔者给团长、政委定责90%。

  有一个细节,译电员将一封还未译出的电报擅自销毁了。对译电员来说,任何还未译出的电报都须视为有重要信息,而那封电报还真有重要信息,是命令448团沿公路回撤的电报,结果被译电员疏忽了。这反映出该部平时的管理不到位。

  笔者给师参谋长定责4%,译电员1%。

  二、那场战火中的失利部分和出现的问题与文革的关联度。

  在笔者当时看到的早期报道中,就把战斗中出现的失利与文革挂钩了,在后来的文艺作品中、回忆文章中,更是一致地把失利部分和出现的问题都与文革挂钩。打得不好是因文革中部队训练不足战斗力下降所致;武器出故障是因文革中生产的武器质量差;弹药出问题也是文革中生产的弹药质量不好。

  这让笔者想起一种现象:吃香的喝辣的是自己的本事,入困境是客观条件不好造成的。

  1、文革中部队训练不足吗?训练不足可分为三种:训练强度不足,技战术训练不全面,训练时间不够。笔者的服役期恰好是在文革中,现在笔者把所在营级分队的训练情况简介一下。

  六七十年代我军员额最多,而军费是定数,如果年年搞高强度训练,在经费方面可能做不到,因此,军区安排我营所属兵种的训练是,高强度训练一年,低强度训练一年,如此交替进行。高低强度的区别是,低强度训练不拉动,就在训练场和固定工事中进行,高强度训练就要拉动,其他的技战术训练内容完全一样。

  短距离(数十公里)的拉动由本营自行安排,参加军区组织的演练就须需长途拉动,我分队拉动距离要超过1000公里,公路、铁路、公路,三段运输。当全区所属本兵种各单位到位后,人数要过万,这么多人挤在农家炕上,叨扰农民了。饮用水、燃料、蔬菜、粮食……,每天火车运来,既费银两,还影响地方运输生产。

  当时的媒体报道也有难处,由于保密,部队训练方面的报道很少也较模糊,所以我们能看到的军队大报小报,多是部队组织学习,进行思想教育,涌现的好人好事,或者还有豪言壮语等。因此,如果后人要找茬,说你们那代老兵就没怎么训练,他可以翻出那时的军报给你看。部队有训练计划、训练记录、训练总结,你不能翻出来。

  不管有没有文革,在身经百战的老军人眼里,和平时期的军队都不及战争年代的军队强悍。

  其实,1969年的珍宝岛冲突、1971年的新疆边境冲突、1974年西沙之战,已经由外方给我军当时的战斗力水平做了“评判”:合格!

  所以,闻“距离文革太近了”,让人无言。不管其他人“有多大胆”,决策的指挥员干嘛呢!

  但是,就如同一个人学游泳,不管你在岸上练得多好,一下水肯定会有一个适应过程。

  据当时的报道,开战头两三天,我军基层干部不会指挥、战士不会打战,哪里有枪声,大家一窝蜂往枪响处冲,连利用地形地物都不会,伤亡较大。部队中层发现后,调整了作战方法,很快就扭转了战场态势。

  这么快就适应了战场,这是部队训练有素的体现!怎么就成了“不足”、“下降”的说辞了呢,眼睛是不是有毛病啊,大夫?

  在对抗、竞争的场合中,新手容易出现紧张、激动现象,紧张会使人脑子反应慢、表现为不知所措,激动会使人动作变形,这在体育竞赛中常见,军人上战场也有这样的过程,在经过短暂的心理适应就好了。多大的英雄都有一个起点。

  2、文革中生产的武器质量差吗?

  有回忆文章说,冲锋枪打几发子弹就卡壳了,认为是文革中生产的武器质量差。

  笔者在七十年代早期曾到一家大型兵工厂的总装车间,参加了某型武器的总装实习,多少知道一点武器生产状况和兵工厂的生产秩序。

  工厂的每一个车间都有武装人员站岗,没有本车间出入证是进不去的。车间内,工序间也不见人员乱串,干完了就在本工序内休息、聊天。生产者必须戴白纱手套工作,严禁赤手接触产品,手套只用一天,下班放工作台上,有人收回处理,第二天你的工作台上会有一双干净的手套。

  车间内每一道生产工序结束都有生产者签字、日期,检验员签字、日期,交下一道工序接续装配。

  最后一道工序结束,军代表检验。

  合格后,到靶场试射。每一件轻武器至少打两梭子,第一梭子叫“打震动”,检验武器的牢固性,不合格,回车间调整重来再打;如果合格,打第二梭子,叫“打精度”,不合格,回车间调整后重头打,合格,回车间分解擦拭涂油入库待发运。那本生产记录薄也进工厂档案库保存备查。

  良好的生产秩序代表着工厂良好的管理,笔者没有看到该厂受到无政府思潮影响,没看到工人有不服从管理而自以为是的行为。

  当然,任何国家、任何兵工厂都不能保证武器装备100%不出问题,但那是技术问题。

  笔者对轻武器、火炮都修理过。在使用中,枪的抛壳窗口是开着的,尘土、泥沙容易由此进入,只要一点点,就可能留下麻烦。

  1973年,笔者修理一门火炮,炮手诉说那炮在旋转中老有“卡”一下的感觉。经检查故障原因是,有一粒沙子进入了一只轴承的润滑油中:那沙子被轴承钢球压出,这时火炮“卡”一下,钢球继续滚动,带动润滑油流动,沙子又被带回钢球轨道,再被“卡”一下,如此反复,那粒沙子的活动范围也就1毫米左右。把那粒沙子去掉,故障排除。

  3、弹药出问题是因那弹药是文革中生产的,是吗?

  说这“问题”的人,对我军弹药的保管、使用规定完全不懂。

  在当时的生产、技术条件下,我军弹药的安全保管期是xx年,使用时先用老弹药。笔者在七十年代中期安排部队使用的弹药还是五十年代末生产的。因此,那场战火中使用的弹药应当是六十年代早期生产的,还没用到1966年的。

  三、暴露出我军没军衔不便指挥?

  那场战火时,笔者小弟不到10岁,九十年代初他退伍后带回来一个关于那场战火中的故事:说我军几支部队在某路口相遇,互不让道,最后大家推出一位穿四个兜、身体肥硕的干部充任现场“首长”,指挥各部通行,事实上那位现场“首长”是某部司务长。

  几支部队在同一路口地区活动,大单位可能就是一个团的,那几位连长互不相识?即使是其他团的不认识,报一下家门又有何难?这故事笔者感到啼笑皆非,情节类似电影《打击侵略者》中美军与韩军争道。

  不但那段时间、现在的某些媒体上还有关于“那场战火暴露出我军没军衔不便指挥”的说道。

  说没有军衔就不便指挥,这理由只能算勉强。我军成立早期的28年里,绝大部分时间是在战争中,甚至是在残酷的战争中,部队没有指挥员或被打乱建制应当是常有的事,这时候,前辈们是怎样进行战斗的?这里转述一个小故事。

  红军初期,一个青年农民参加红军了,被分在炊事班,一次战斗中,炊事班向前沿送饭。天没亮,又有雾,看不清多远,到半道,听前面有人声,经分辨是白军。这位红军的新兵就“指挥”炊事员们分头埋伏起来,待白军进入炊事员们的埋伏圈,他们趁着晨雾用扁担就把那一个排的白军俘虏了。

  更有趣的是:1979年,也就是有人诟病六五式军装没设军衔、不便指挥的那场战争中,发生了一个故事。据当时的《军报》报道,有一支部队奉命去攻击对方的一座军事据点,由于战事残酷,攻到那座据点前的是一群普通战士,没一个“四个兜”。有一位战士自告奋勇地站出来指挥,大家在他的指挥下,把那座法军侵占时修建、日军也没攻破的要塞攻破了。

  人数少可以靠“脸熟”来解决统一指挥的问题,但在土地革命战争中、长征中、抗日战争中、解放战争中、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建制被打乱的时候很多,不同单位的成百上千的人混在一起,不可能“脸熟”,前辈们是怎样良好地解决了临时指挥问题的?

  当部队人员出现严重混乱时,如果情况紧急,这部队中有职务较高者会站出来,首先稳定大家的情绪,然后指挥大家向某个方向攻击或防守或突围,比如抗战名将左权在牺牲前就是这么做的。如果情况不紧急,那佩驳壳枪的人聚到一起,自报家门,指挥关系很快就能理顺,即使有军衔,也要这么些程序。

  反观我军的对手,除了还乡团没设军衔外,其他的对手都设置有军衔,按某些人的理来说,对手们的指挥应当是很便利的,他们应当占有较大的便宜,那他们怎么就没能扛住我军的压力呢!

  军衔不能保证指挥良好,更不能对打胜仗提供多大帮助。军衔只表明“位序”,把它与指挥效果扯在一起,逻辑性不强。在军队正规化建设中,军衔也只属“细枝末叶”级的事情。

  没设军衔的“朱毛”共军,只有毛、朱才能指挥,他们高超的指挥艺术,常人难以想象,后人也难以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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