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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的日本中学生,如何记录那场加速侵华的昭和兵变?

2019-02-28 09:50:26  来源:活字文化  作者:加藤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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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字文化按:

  83年前的今天,日本爆发二·二六事件。1936年2月26日,日本帝国陆军的部分“皇道派”青年军官率领千余名士兵对政府及军方高级官员中的部分“统制派”成员进行刺杀,政变以失败告终。由此,皇道派实力大减,而以东条英机为首的统制派控制了军队并逐渐获得政府权力,内阁也被以新首相广田弘毅为首的文官法西斯集团控制。日本军国主义加速了对外扩张步伐。

  

1936年的日本中学生,如何记录那场加速侵华的昭和兵变?

  行进中的政变部队

  关于二·二六事件的研究,至今仍是日本史学界的重要课题。在今天回顾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时,我们已经能够清楚看明一个个事件节点对于未来走向的意义;然而返回现场,处于历史洪流中的当事者,却未必清楚其中意义。对于当时的日本国民来说,重大的政治事件和国际时局变化,不过是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他们被动地卷入历史,接受着经官方筛选过的信息,对事态的一步步恶化无感或选择无视,却自以为是清醒、自由的。正如米尔顿·迈耶(Milton Mayer)描绘的1933~1945年间的德国人,“当他们以为自己是自由时,恰恰是最不自由的。”

  今天与书友们分享的,是日本文化巨匠加藤周一散文体自传《羊之歌》中关于日本“二·二六事件”的回忆。当时还是中学生的作者记录下普通市民们经历历史巨变时的仓皇与蒙昧,以及风云变幻后的反思与感悟。这或许是每一个个体在面临时代困境时的感受:不由自主地被时代风浪裹挟其中,而当浪潮退去,看到赤裸狰狞的真相呈现眼前,才后知后觉我们经历了什么。

  本书中文版由活字文化引进,预计今年六月面世。】

  

二·二六事件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我上初中,一九三六年,二•二六事件,我初中毕业。在此期间,我每天都看报纸听广播,却完全不知道日本将要何去何从。中学——至少是中学生的小社会,跟大臣、财阀理事长和青年将校扯不上任何关系。他们中的一派暗杀了另一派——这在我们那儿只能算个小事件,只有期末考试、运动会、放暑假才是我们关心的头等大事。陆军大臣荒木贞夫的儿子跟我同级,他跟芸芸众生一样平凡度日,谁也不会给他特殊待遇。

  

1936年的日本中学生,如何记录那场加速侵华的昭和兵变?

  荒木贞夫,日本帝国时代陆军大将,出生于有武士传统的家庭。“十月事件”之后,担任内阁陆相的荒木贞夫极力推动日军不断扩大对华侵略范围。九一八事变时,他叫嚣要退出国联(《凡尔赛和约》签订后形成的国际联盟组织),而一·二八事变爆发后,更是屡次促成对华增兵,不断使战争升级。在“皇道派”与“统制派”的角逐中,荒木贞夫是“皇道派”的精神领袖,因“二·二六”事变,“皇道派”被清洗,他自然也官位不保。但不久,又任新内阁的文相,专司政治控制和思想镇压。日本投降后,荒木贞夫成为首名被起诉的甲级战犯。在定罪量刑时,以一票之差侥幸逃过了绞首刑,被判“无期徒刑”,在巢鸭监狱待了8年。

  所有的事件都是偶然发生,它们在某一天突然发生,我们一下子就被吓住,下一个瞬间,便又把它抛之脑后。财政大臣井上准之助、团琢磨和首相犬养毅被暗杀,伪满洲国成立,日满协定书签订,日本脱离国际联盟……然而,这些事情并没有给我们当时的生活带来任何影响,所以,我们也从来不会去思考,这些事情将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多么翻天覆地的变化。

  父亲每天早上都会认真读报,一旦有什么事件发生,他会在吃晚饭的时候发表自己的相关意见。除了家里人之外,没有任何外人来听,他完全不用在乎“审查”或是社会上的压力,所以这些意见肯定是他的自由表达。然而,支撑他这些观点的材料,其来源却是报纸和广播,是经过了“审查”和“自我审查”的,这些信息是在没有新闻报道自由的地方被挑选出并提供给大众的。

  

1936年的日本中学生,如何记录那场加速侵华的昭和兵变?

  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虚假宣传

  恐怕我父亲跟大部分日本人一样,在自由地谈论有关攻陷南京的消息时,根本就没有自由去获知南京大屠杀这一事实。“夹道欢迎挺好的,但这以后可不好办呐。”——要是他知道“皇军”打着“东洋永久和平”、“善邻友好”的旗子在南京屠杀了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数万中国老百姓的话,“夹道欢迎挺好的”这句话,恐怕就不会说出口了吧。

  那些自称“没人告诉我们”的国民,当他们以为自己享有绝对自由的时候,恰恰是最不自由的。就像那些自称“没人告诉我们”存在着犹太人集中营的诸多德国人,就像那些自称“没人告诉我们”为了轰炸“仅限于军事目标”,却将越南城市夷为废墟这一事实的诸多美国人。

  以英国李顿伯爵为团长的国联调查团在中国包括伪满地区,以及日本进行调查之后,于一九三二年秋公布了一份极为妥协的报告书。父亲认为这份报告书曲解了大日本帝国的意图,是施加给日本的一种不正当的迫害。第二年的国联大会上,为反对《对日劝告案》的通过,松冈代表退出国联,受到国际社会的孤立,这在父亲看来却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然而,针对陆军在国内日趋增强的政治影响力,斋藤隆夫在议会上发表了著名的“反军演说”,对陆军进行批判的时候,父亲却是极为赞赏。

  

1936年的日本中学生,如何记录那场加速侵华的昭和兵变?

  1940年2月2日,议会出现了最后一次反对军方的演说。立宪民政党的议员斎藤隆夫演说的要点是五点:第一,近卫声明之类,是否是事変処理的最妥善的方法。第二,所谓东亚新秩序建设的内容,究竟是什么。第三,世界战争史说明,东亚和平才能带来世界和平。第四,对新建的中国政权(汪精卫政权)的几个疑问。第五,论事变以来政府的责任,对现内阁的警告等等。这是一场关于《支那事变处理》的质问演说(支那事変処理に関する质问演说),史称“反军演说”。斎藤隆夫认为,对中国的战争是纯粹的侵略。

  很多狂热的爱国主义者,他们大概是因为不爱自己的邻居,所以就去爱自己的国家。父亲身上就有狂热的爱国主义者的一面。不过,母亲对自己亲密交往了五年的英国修女太过熟悉,所以她是不会去抗议李顿报告书、诅咒全体英国人的,而她对自己的儿子以及他的朋友们的生命太过珍惜,所以她是不会接受“圣战”的。

  

1936年的日本中学生,如何记录那场加速侵华的昭和兵变?

  政变主谋画像。上列左上香田清贞、左中野中四郎、左右安藤辉三,下列左下清原康平、左中安田优、左右丹生诚。

  父亲虽然有狂热的爱国主义者的一面,但却不能说他是一个狂热的迷信分子。他身上不具备成为狂信分子的基本条件,没有丝毫被“神灵附体”的资质。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实证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怀疑论的信奉者,他是绝对不允许有“神灵附体”思想存在的。

  父亲他既赞成日本退出国联,又赞成反军演说,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不知道他是怎么考虑的。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日本,父亲在外交上支持政府,在内政上反对军人干政,然而,在对外政策的决策上军人所发挥的作用这件事,却不知道他是怎么考虑的。

  我想他没有充分地考虑过这些问题。父亲在这一时期的看法,跟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也就是四十年代前半期时我的一些看法,这两者之间存在一个明显的不同。我想起上中学的时候,每次有事父亲都会在晚餐时发表他的看法,而这些看法之间却很难找到关联性。而我却试图把九•一八事变后发生的很多现象理解为一个表象,表明总体上社会是在朝着一个方向发展的。

  我的理解自然是幼稚的,但在心里却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合逻辑的矛盾之处。我厌恶军国主义,在我看来,狂热的爱国主义者的宣传就是一种滑稽的时代错误,同时,对于大日本帝国政府发动战争的目的,我从来都不持肯定意见。

  当然,我肯定也好,不肯定也好,我对战争的看法只不过是茶余饭后的闲聊而已,既不受他人的胁迫,也不会对任何人产生影响,尤其是对我自己所做之事几乎没有任何的影响。从这层意义上看,我对四十年代战争的态度,跟当时父亲对侵华战争的态度是一模一样的。

  我这个中学生完全不知日本国今后的走向,要说原因的话,并不是因为情报不够,而是因为我还不具备分析情报的综合性能力。包括我父亲在内,我身边的这些人都没有教给我这个能力。从这层意义上看,中学的老师、亲戚中的实业家、海军的高级军官、医生、商人、男人、女人——我身边的这些人里头,没有一个具备了超过中学生的能力。

  我们就这样在宁静祥和的气氛中聊着战争的话题,却不理解战争的意义,听着“可怕的、重要的”内幕,却从不思考“可怕的”事件会发生自己身上。总之,我们就是善良的市民,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等着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的日渐临近。

  

1936年的日本中学生,如何记录那场加速侵华的昭和兵变?

  日本1989年拍摄的电影《二·二六》剧照,政变军官将“尊皇讨奸”作为政变口号

  有一个下雪的早晨,父亲从晨间广播里听到陆军将校发动兵变的消息,就对母亲说:

  【“今天还是别让孩子去上学了。”】

  一家人聚到收音机前,一听才知道,财务大臣高桥是清、内大臣斋藤实、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等人,恐怕还有首相冈田启介都被杀害了,而叛军部队已经占领了首相官邸和国会议事堂所在的永田町一带。

  

1936年的日本中学生,如何记录那场加速侵华的昭和兵变?

  事变发生后《时事新报》的号外。由于情况不明,媒体均以为冈启首相已遇刺身亡。

  母亲说:

  【“幸亏你们没上学去!”】

  不久之后,我们便得知,就算那天去永田町附近上学,中学生也不遇到母亲们所担心的事情。兵变队伍在赤坂见附一带阻断了交通,扛着枪的士兵看到那天早上去上学的中学生就跟他们聊天,对他们说:

  【“总之你们先回家吧。”】

  然后,学生们就各自回家了。再没有比中学生更安全的身份了。军人们杀了大臣、袭击了警视厅、往朝日新闻社的轮转机里扔沙子,但却不会以东京市民为敌。

  不过,他们当然也不会以市民为友。父亲从一开始就对兵变非常反感。他认为在腐败的政治家里头,高桥是清和斋藤实是难得一见的不为私欲的人物,为了“净化”政治而杀了他们,这个逻辑是怎么都说不通的。叛变也好,暗杀也罢,它暴露的就是陆军贪得无厌的野心。

  海军的联合舰队集结到东京湾表示反对陆军,当这个消息传来的时候,父亲高兴地说:

  【“看来陆军也不能随心所欲了!”】

  然后,戒严司令官香椎浩平在广播里说:“现在归队还不晚……”的时候,事情的结局已经是非常清楚了。如果兵变部队归顺,事态就不会进一步恶化;如果不归顺的话,那就通过一次短暂的战斗收拾掉局面。不论是那种结局,都跟我们这些老百姓没有关系。……

  那天,我们一边听广播,一边在饭桌上讨论怎么照顾妹妹带回家的那只小猫:喂它吃点什么好啊,在哪儿给它做个窝呢,怎么让它养成好习惯呢……当我们听到广播里说这次兵变的结果以失败而告终的那一刻起,整个事件就已经变得不如一只小猫来得更为现实了。妹妹说:

  【“它一直都喝牛奶的,咱家要不也给它喝牛奶吧。”“你这也太奢侈了!”“不是啊,就一段时间嘛……”】

  然而,二•二六事件还是在我的心里留下了痕迹。这次兵变,发起的时候自称“为了天皇”,但最终却被天皇斥为“国贼”;开始被陆军的领导称赞为“奋进部队”,最后却叫他们“叛军”,还去镇压他们,这些真的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6年的日本中学生,如何记录那场加速侵华的昭和兵变?

  政变部队在屋顶升起上书政变口号的旗帜:尊皇讨奸。

  

1936年的日本中学生,如何记录那场加速侵华的昭和兵变?

  驻守的政变部队

  我并不同情叛军将校,只是从叛军将校遭到背叛这件事中看透了政治权力近乎荒谬的残酷。远离政治。在那里,诚意遭到背叛,理想主义受到利用,一旦失去利用价值,昨日的忠诚立刻变成今日的谋反。——我本来就无意于政治,就算有意,也没有能用于政治的手腕。远离政治这个结论并没有改变我,而是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一直以来的立场。然而,我很快就理解了二•二六事件对于日本历史的意义。

  进入第一高等学校之后,我去听了“社会法制”讲座,那是为理科生开设的讲座、由矢内原忠雄教授讲授。这个讲座每周一个小时,不可能讲有关社会制度具体的技术性内容,所以,矢内原老师,在最后一次讲座讲到议会民主主义的时候,他可能想讲一讲它的精神。

  矢内原老师说,内阁军部大臣是现役军人,利用这个制度,陆军就可以让责任内阁制处于事实上的瘫痪状态。有学生提问:

  【“原来如此。那是不是可以说没有陆军大臣,就没法召开内阁了呢?”“但要是议会不妥协的话,陆军是不是也不能组织内阁?要是不让陆军组阁成功,是不是就不用在政策上做出妥协,可以一直在没有内阁的情况下继续奋斗呢?”】

  矢内原老师一直低着脑袋,盯着桌面静静地听学生们提问,这时,他突然抬起头来,用平静却坚定的声音回答:“要是这样的话,你知道吗?陆军就会架起机枪包围议会。”——教室里顿时鸦雀无声。

  我们看到了一条通向荒凉未来的军部独裁之路。当时,我们清晰地认识到,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日本最后一位自由主义者的遗言。二•二六事件的意义已经一清二楚,同时,我也清楚地认识到什么才是精神上的勇气和高贵。

  

1936年的日本中学生,如何记录那场加速侵华的昭和兵变?

  东京涩谷的二·二六慰灵碑

  【本文摘自加藤周一所著《羊之歌》,有删节。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活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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