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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见金庸:睡觉前爱看金庸的武侠小说

2018-10-31 14:21:39  来源:红墙往事  作者:壬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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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与金庸的“互粉”:每天睡前看武侠

  作者:赖晨,原载:羊城晚报

  

  邓小平会见金庸及其家属

  邓小平爱看武侠小说,尤其爱看金庸的武侠小说;而金庸在邓小平“落难”时,曾撰文盛赞邓小平。

  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接见了金庸,相见甚欢。不久,金庸武侠小说在大陆“开禁”,成为畅销书……

  邓小平睡觉前爱看金庸的武侠小说

  邓小平曾坦言:“我读的书并不多。”他没看过马恩全集,看的是选集。邓小平和毛泽东相似,最喜欢古代史书,他熟读过《资治通鉴》,通读《二十四史》,特别爱看《三国志》。

  邓小平还是金庸(查良镛)的武侠小说在中国大陆最早的读者之一。当金庸小说在内地尚为“禁书”之时,1973年3月,恢复工作的邓小平从江西返回北京后不久,就托人从境外买了一套金庸小说,并且对其爱不释手。

  邓小平的护士郭勤英曾说:邓小平喜欢看的武侠小说,都是港台作家写的,像金庸、古龙和梁羽生的,邓小平都看过,看得较多的是《射雕英雄传》。

  邓小平习惯利用中午和晚上睡前的半小时,津津有味地看金庸的武侠小说。即使是出差到外地,他也会带上武侠小说。他睡前爱看武侠小说,是贪它不用动脑筋,看得轻松、不累,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一次,邓楠见到金庸,告诉他说:“爸爸很喜欢看你的小说,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看几页。”邓小平读武侠小说并非完全是为催眠和消遣,他能够将自己的命运联系书中人物的命运思考人生,获取人生的精神力量。

  几十年了,我最想见的就是邓小平

  金庸的《明报》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以反“文革”而著称的。他曾被香港的左派骂为“反共反华”、“亲英崇美”,甚至上了极左派的暗杀名单。

  他在《明报》执笔写社论,邓小平被打倒,流放到江西新建县,金庸曾在《明报》社论中为他打抱不平,强烈抨击“文革”的种种悖逆之处。他反对林彪、江青等人的倒行逆施,成了他们眼中香港的头号“反动文人”。

  他还在社论中不断地赞扬和支持彭德怀、邓小平等人,赞扬周恩来大力提倡的经济建设蓝图———“四个现代化”。1976年春天,“四人帮”刮起“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第三次被逐出政坛。

  对此,他在社论中不仅表示坚定地支持邓小平,而且预言邓小平不久就会东山再起,重返权力中心。此预言一年后即得到证实。对此,他曾对记者说:“可以说,我的想法实际上代表多数中国人民的愿望,既然是众望,大概事情就可以做到。”

  金庸还听说,“四人帮”在政治局会议上围攻邓小平,而邓小平不动声色,不予理睬,使“四人帮”一次又一次气急败坏、无可奈何。“邓小平如此刚强不屈,又有着如此丰富的斗争经验和驾驭能力,真令人敬佩!”他说。

  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主张搞经济建设。此主张得到了金庸的极大拥护,他在《明报》热烈支持邓小平主张的改革开放政策。

  他认为:“邓小平有魄力,有远见,在中国推行改革开放路线,改革了以前不合理的制度,令人佩服。真正的英雄,并不取决于他打下多少江山,而要看他能不能为百姓带来幸福。”

  金庸对中国未来充满必胜的信心,多少个不眠的夜晚,他激动难眠,有邓小平领航,他相信中国这艘巨轮一定能够驶向辉煌的明天。因此,在中共领导人中,他最想见的就是邓小平。

  他不无感慨地说,几十年了,我最想见的就是邓小平。我一直佩服他的风骨。这样刚强不屈的性格,真像我武侠小说中描写的英雄人物。

  邓小平批示愿意见见查良镛先生

  金庸《明报》的社论,邓小平是知道的。1981年6月27日举行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的中心工作已调整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了,和平统一祖国也成了正式议题。

  邓小平决定通过金庸向海内外传递中央新的对台工作思路。为何一定要通过金庸?邓小平认为:金庸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在华人世界有号召力。他多年和林彪、江青笔斗,在海外有忠厚正直的好名声,台湾对他也有好感。

  1973年春,金庸到台湾,蒋介石因为重病在身,未见他,但蒋经国就各种国是与他进行了深谈。金庸也主张和平统一,曾在视察杀气腾腾的金门之后感叹道:“我一生如能亲眼看见一个统一的中国政府,实在是毕生最大的愿望。”

  金庸发出的爱国心声得到了回应。1981年夏,北京邀请金庸到大陆访问。金庸提出想见邓小平,报告很快送到了邓小平那里,他在报告上批示:愿意见见查良镛先生。

  1981年7月18日上午,邓小平会见了香港《明报》社的创办人和社长金庸。7月流火,北京天气炎热。要见心仪已久的邓小平,金庸当然十分兴奋。

  金庸郑重其事,早早起床,梳洗一番,穿好西装,打好领带,带着妻子林乐怡和一对子女,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的陪同下,驱车来到人民大会堂。邓小平穿着短袖衬衫,已站在福建厅门口迎接。

  一见到金庸,邓小平就立即走上前去握着他的手,满脸笑容地说:“欢迎查先生回来看看。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你的小说我读过,我这是第三次‘重出江湖’啊!你书中的主角大多是历经磨难才终成大事,这是人生的规律。”

  金庸满面春风,对邓小平微微躬身行礼,握住他的手说:“我一直对您很仰慕,今天能够见到您,感到荣幸。”

  一番寒暄之后,金庸将家人一一介绍给邓小平,邓小平连说:“欢迎!欢迎!”并问孩子们多大了,叫什么名字,在哪里读书等。两个孩子分别作了回答。

  在工作人员的安排下,邓小平和金庸全家在迎客松的巨幅画像下合影留念,然后在福建厅坐下会谈。邓小平见金庸穿着西装,便说:“今天北京天气很热,你脱了外衣吧,咱们不必拘礼。”

  一位是饱经忧患、三落三起的中共领导人,一位是写了20多年社论的政论家,两人坦诚交谈,涉及不少尖锐的问题。

  邓小平谈查父被“镇压”事

  邓小平对金庸说,中国以后的三大任务是:在国际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完成祖国统一;搞好经济建设。金庸表示经济建设、民生发展最为重要。邓小平表示赞同,认为经济建设是其他两大任务的基础。

  两人谈到十一届六中全会的人事变动,邓小平向金庸解释了自己因年事已高、无法胜任繁重的外交应酬,而不担任主席的原因。

  邓小平说,六中全会召开时间之所以延迟,是因为《决议》还未写好,写《决议》经过反复讨论,最大的一次讨论会有4000多人参加。写《决议》的目的是为了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团结一致向前看。

  邓小平还表示,世界上有100多种社会主义,中国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还谈到金庸父亲查民卿当年在“镇反”中被错杀一事,金庸连连点头:“人入黄泉不能复生,算了吧!”并表示父亲的命运只是改朝换代之际的悲剧,自己已淡然不记“前仇”了。

  会谈持续了一个小时,金庸起身告辞,邓小平亲自送他离开。两人边走边谈,到了大厅外,还站着谈了一会儿,邓小平握着金庸的手说:“查先生以后可以时常回来,到处看看,最好每年来一次。”

  当晚,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播放了邓小平与金庸会谈的消息,港澳及世界各地的新闻媒介纷纷予以报道,轰动一时。

  当年9月,《明报月刊》同时发表了金庸和邓小平谈话记录及《中国之旅:查良镛先生访问记》,此书出版后,一时间洛阳纸贵,出版3天后就告罄,连续加印了两次。

  金庸在邓小平接见回到香港后,立即给邓小平专寄了一套《金庸小说全集》。也就是在邓小平会见金庸后不久,金庸小说在内地“开禁”,并很快成为畅销书。

  对金庸而言,这次会见影响巨大,他说:“访问大陆回来,我心里很乐观,对大陆乐观,对台湾乐观,对香港乐观,也就是对整个中国乐观!”

 

  梁羽生、金庸的作品:孰优孰劣

  作者:雨夹雪

 

  本文发于2009年梁羽生先生去世之际

  不少媒体借梁羽生逝世之际,掀起新一轮追捧曾长期反对中国研究核武器,鼓吹中国威胁论的金庸的热潮,说什么“金庸万岁,梁羽生85岁”,“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往往认为金庸是最厉害的宗师,确实,相对比梁羽生,金庸的的大局观和风格更为出色。”金庸的作品,真的远胜梁羽生吗?

  我认为,判断文艺作品的优劣,主要应看文艺作品的社会影响。抛开社会影响探讨“纯文艺”价值是毫无意义的,通俗文学更是如此。危害社会的通俗文学,“纯文艺”价值越大,危害就越大。在此基础上,比较梁羽生,金庸的作品才有意义。下面主要从这个角度比较梁羽生,金庸的作品。

  1.梁羽生,金庸作品看待农民起义。

  梁羽生的作品《白发魔女传》,金庸的作品《碧血剑》都写到了李自成起义,都写到了起义中著名的知识分子李岩这个人物,但两人又截然不同:

  关于起义领袖李自成,梁羽生写到李自成说“我们虽然也与明朝皇帝作对,可是若然异族入侵,那么我们就宁愿与官军联合,共抗异族的。你说对么?”白发魔女“不觉心折,觉得李自成气度之广,见识之高,殊非常人可及。”一代农民领袖的英雄气概,跃然纸上。金庸则大写“如今奸淫掳掠、杀人放火的是大顺皇帝手下的官兵,不管是什么官兵,都是恶贼强盗,只会害苦我们老百姓。”,又大写“闯王的才具与此人(皇太极)相较,似乎也颇有不及。”

  关于起义中著名的知识分子李岩,梁羽生写李岩“触了其他豪绅之忌,结果被逮下狱,捏以煽动饥民造反的罪名,监狱像一个洪炉,将他锻炼成钢。”金庸则大写李岩之英明神武,似乎李自成起义成绩全是李岩个人创造的,又大写李岩受李自成的迫害。(当然,梁羽生对李岩评价也有过高之处,不过这是另一个问题)

  一句话,梁羽生同情农民,金庸仇视农民,认为农民起义不过是“虐民霸财”。

  2.梁羽生,金庸作品的政治理想。

  梁羽生的作品《龙虎斗京华》寄托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中国在咆哮,大地在震撼。中国朴素的农民,第一次在全国范围之内,拿着大刀、长矛、木棒、锄头,展开了对外来侵略者的抗击。是的,他们简陋的原始武器,抵挡不了八国联军的枪炮,然而他们的行动,表现了中国老百姓的精神,他们不能忍受任何人骑在他们的头上,谁敢欺侮他们,他们就要和谁拼下去。经过了义和团的事件,西方列强,也感到中国人是不容易‘对付’的了。八国联军的统帅瓦德西当时就说过这样一句话:‘瓜分一事,实为下策。’他也不能不震撼于中国民气的不可轻侮了。可见,梁羽生看重人民的力量,希望民族振兴。”

  金庸从未在作品中明言自己的政治理想,但注释里有很多,如《碧血剑》作者按:“在中国所有封建专制时期,转姓换朝,都是‘亡,百姓苦;兴,百姓苦!’所谓‘吊民伐罪’,最后都变成了‘虐民霸财’。那是历史条件使然,所有农民起义,结果都变得与旧王朝并无多大区别。现代有人将李自成写得具有新时代的革命头脑,认为大顺王朝军纪严肃,秋毫无犯,有无产阶级革命者之风,纯为一厢情愿的幻想,即使其后二百年的太平天国,已受西方开明思想的影响,也做不到此节。”妙啊,原来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不过是“虐民霸财”史,只有靠“开明”的西方才能救中国!我倒想问问金老:“开明”的希腊罗马怎么一千年便在“蛮族”摧枯拉朽般的进攻中灰飞烟灭,反倒是“虐民霸财”的中华文明持续了五千年之久?或许,奴隶制,“羊吃人”,种族灭绝,鸦片贸易,排华运动都是“开明”的表现吧?

  总之,梁羽生希望依靠人民复兴中国,金庸否定中华文明主张全盘西化。

  3.梁羽生,金庸作品的“纯文艺”价值

  不说梁羽生,金庸作品的“纯文艺”价值,恐怕有些朋友不信服,认为我的评判谈过偏颇。梁羽生传统文化造诣远胜金庸,擅长对回目、诗词的运用。金庸自己也承认自己的武侠小说“纯文艺”价值不及梁羽生,只是把故事讲得生动热闹,“没有多大艺术价值”。(当然,梁羽生作品通俗性不够强确实是一大缺陷,不过这是另一个问题。)

  4.梁羽生,金庸作品最终评判

  梁羽生的作品虽有缺点,但是主流是好的。孔庆东先生指出“侠原来的繁体字是‘夾’,是一个大的人带着两个小的人,这是侠本来的意思。大人和小人的关系就是有力量的大人,帮助两个力量小的人。”梁羽生主张的“以侠胜武”是宣扬民族责任感,使命感,光大了中华的侠文化。特别是梁羽生把侠义精神固有的“人性”升华为“人民性”,升华为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升华为中华民族反抗侵略的民族解放,从而开拓出了一条提升武侠境界的道路。 如果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武侠小说乃至整个中国通俗文学必然会发扬光大。

  金庸的作品靠离奇怪诞的武功,匠心独具的情节也拓宽了武侠的市场。但是,金庸的作品蔑视中华文明,特别是仇视农民为代表的广大人民,这就阉割了侠义精神。失去了人民的武侠小说必然沦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完全变成了好莱坞式的个人英雄主义和空泛的和平主义。最终,“侠之大者”的郭靖只能变成“讲义气”的韦小宝。金庸的作品固然一时拓宽了武侠的市场,但错误的方向也播下了武侠小说乃至整个中国通俗文学衰落的种子。

  综上所述,梁羽生的作品远胜金庸的作品。当然,这绝不是说金庸的作品毫无可取之处,主要是希望喜欢金庸的作品的朋友不要受金庸错误的买办思想影响。

 

  毛泽东外出视察常带哪些书籍?多得超乎你想象

  作者:陈晋 原载:北京日报

 

  人们把阅读比作精神的“流浪”。毛泽东博览群书,更像是一个几乎要游遍知识世界各个角落的“游子”。但在每个游子的心底,毕竟都藏着一个“故乡”。“故乡”是出发点,也是行程的归宿。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阅读世界的“故乡”,既有他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有他担负的建设一个新中国的领导使命和追求目标,以及沿路碰到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和难题。

  外出视察,毛泽东总要带上一批他想读或常读的书籍。1959年10月23日外出前,他列出要带走的一大批书目,当时为毛泽东管理图书的逄先知,把这批书目记在登记本上。这份书单仿佛是一张“精神地图”,布满毛泽东想要去探寻的地方。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博览群书之状和基本阅读范围,从中可看出大概。

  在这份书单中,有19种马列经典著作,包括《资本论》《工资、价格和利润》《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

  这些马列著作,是毛泽东常读的书。这里只说一下《资本论》。

  毛泽东最早接触《资本论》,应当是在1920年经营长沙文化书社的时候,当时他多次向读者推荐李汉俊翻译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到延安后,1941年毛泽东写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关于农村调查》《驳第三次“左”倾路线》等论著,便引用了不少《资本论》的论断,诸如:“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等等。毛泽东还说:资本主义的理论和历史的一致,“模范地表现在《资本论》里面,我们可以从它懂得一点辩证法论理学和认识论一致的门径”。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阅读《资本论》。1958年3月,在成都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批示印发《资本论》第3卷中论述商品交换的一段话,还起了一个标题,“从生产出发,还是从交换和分配出发?”在毛泽东的藏书中,有三种《资本论》上面留有他的圈画。一种是1938年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的《资本论》,毛泽东在扉页上写有1867(《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间——笔者注)和1938的一个竖式,用铅笔标注:“在71年后中国才出版”;一种是1939年由延安解放社出版的《〈资本论〉提纲》;一种是人民出版社1968年出版的大字本《资本论》,共29册。

  在这份书单中,开列有河上肇《政治经济学大纲》、普列汉诺夫《史的一元论》和《艺术论》、米丁《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艾思奇《大众哲学》等中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和理论家的书籍

  新中国成立后,高校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依据苏联教材,并且还请来一些苏联专家教学。长时间没有一本中国人自己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毛泽东一直存有心结,由此推动胡绳、艾思奇主持编写了一部哲学教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1961年夏天,就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准备定稿时,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毛泽东约李达到庐山谈话,嘱他另编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还说:“你的《社会学大纲》就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起了很大作用,我读了10遍,还做了笔记。”李达接受这个建议,修改《社会学大纲》,改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于1965年印出上册,供内部讨论。毛泽东收到书稿,又是一番阅读,还在批语中提出,应该改变过去哲学教科书中把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平列的做法,理由是:“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不难推想,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关注和阅读中国人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应有突破苏联哲学体系、在理论上创新的用意。

  在这份书单中,关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著述,除一本《西方名著提要(哲学社会科学部分)》外,只列学科未列作者和书名的,有“从古典经济学家到庸俗经济学家的一些主要著作”;只列作者未列书名的,有“黑格尔、费尔巴哈、欧文、傅立叶、圣西门”

  毛泽东多次讲,不读唯心主义哲学,就不能真正懂得唯物主义;不读资产阶级唯物主义的书,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读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著述,了解得比较多的是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和现代英美哲学。1964年2月9日,在同外宾的谈话中,他对西方哲学史上的一些代表人物作了整体评论,认为:苏格拉底注重伦理学,注意研究伦理学和宪法;柏拉图是彻底的唯心主义者;亚里士多德是一位大学者,比前面两人的水平高,创立了形式逻辑;康德创立了天文学中的星云学,搞了对立统一的12个范畴,是一个不可知论者;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发展了唯心主义的辩证法。1965年8月5日,毛泽东又同外宾谈道:费尔巴哈是第一个看透神是人的思想意识的反映,他的书必须看。当然,黑格尔的书也必须看。我是相信过康德的。我也看过希腊亚里士多德的书,看过柏拉图的书,看过苏格拉底的书。

  在这份书单中,开列有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郭沫若《十批判书》《青铜时代》《金文丛考》,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以及“关于《老子》的书十几种”

  读中国现当代学术权威的历史、哲学和思想史著作,是毛泽东的一贯兴趣,且多有自己的看法。

  关于老子哲学思想的研究,是毛泽东关注的一个重点。他提到任继愈讲老子是“唯物论者”的《老子今译》,提到杨柳桥讲老子是“客观唯心论者”的《老子译话》,提到陈伯达说老子是唯物主义,是指其1939年发表的《老子的哲学思想》。此外,毛泽东晚年印成大字本来读的,还有马叙伦的《老子校诂》,高亨的《老子简注》等。

  20世纪初,殷墟甲骨的发现、搜集、保存、考释,开启了现代考古学和历史学的新篇章,被郭沫若称为“中国近三百年来文化史上应该大书特书的一项事业”。这中间,刘鹗、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的贡献很大。毛泽东比较关注他们的学术成就,尤其爱读郭沫若的《金文丛考》《青铜时代》《奴隶制时代》等。1974年4月4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校点注释古籍之难时,毛泽东随口说出郭沫若在日本搞甲骨文研究时,在其《金文丛考》上写的几句话:“大夫去楚,香草美人。公子囚秦,《说难》《孤愤》。我遘其厄,媿无其文。爰将金玉,自励坚贞。”意思是注释古籍,要联系作者的身世遭遇,就像郭沫若说的那样,屈原受贬才写出《离骚》;韩非被秦国囚禁才有《说难》《孤愤》这样的名篇;而郭沫若自己,被迫流亡日本,做金文考古研究,实际上是表达“自励坚贞”的爱国心志。

  在这份书单中,开列有《六祖坛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法华经》《大涅槃经》等佛教经典

  就在开列这个书单10天前,毛泽东约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任继愈时,对他讲:你写的那些研究佛教史的文章我都读了。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当听说北京大学哲学系没有什么人专门研究道教、基督教后,毛泽东提出:那可不好。几百人的一个哲学系怎么能没有人研究宗教呢?一定要抽出个把人来研究这个问题,不能忽略,包括基督教、佛教、道教。他还说:梁启超写的关于佛教研究的文章我看了,觉得他有些问题没有讲清楚。研究宗教需要外行来搞,宗教徒有迷信,不行,研究宗教不能有迷信。196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毛泽东在书中论述佛教华严宗的地方,写下大段批语。

  这份书单中,还开列有“《逻辑学论文选集》(科学院编辑),耶方斯和穆勒的名学(严译丛书本)”;“笔记小说(自宋以来主要著作,如《容斋随笔》《梦溪笔谈》等)”;关于中国古代文史典籍,有《荀子》《韩非子》《论衡》《昭明文选》《张氏全书》(张载)、《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赵翼《廿二史札记》等20多种。

  在1958年写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毛泽东提出领导干部除了马列主义理论外,还要“学点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学点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学点历史和法学”、“学点文学”、“学点文法和逻辑”,等等。1959年的这份书单表明,他履行了自己对他人提出的要求。

  (作者为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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