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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双石:关于“草地密电”的对话

2018-01-07 12:21:15  来源:双石茶社  作者:双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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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草地密电”的对话》

——文献纪录片《北上——走出黑暗》未制作摄制部分

编剧:周军 刘俍 胡勇(本篇主撰稿)

  甲:草地分裂是党史、军史上的大事件,对那封著名的“草地密电”,争论很多,您能详细讲讲吗?

  乙:1935年9月9日,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向毛泽东报告张国焘发给前敌总指挥部负责人徐向前、陈昌浩的密电,触发中央连夜率领右路军中的红一方面军部队单独北上。

  这封电报,就是通常所讲的“草地密电”,很多时候,也叫做“九九密电”。这封电报的收发原件没能保存下来,正式的公开文献中也没有完整的电报内容记录。

  1977年9月19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的徐向前元帅在《人民日报》发表《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一文,很多老同志也相继发表回忆文章,涉及到这封电报,由于时隔久远、文献欠缺、角度位置不同,回忆的电报内容存在很大差异,这是“密电之争”的源头。最初争论的主要集中在“密电是否有‘武力解决’的内容”,到后来,随着大气候的变化,争论变成“有没有密电?”

  通过梳理文献档案资料,比对相关当事人的回忆,还原当年的历史场景,对于这场旷日持久的“密电之争”,现在已经可以给出结论了。

  

密电存在的事实无可质疑

 

  甲:质疑“密电”存在?只是因为没找到“密电”原件吗?

  乙:9月9日,叶剑英同志向毛泽东报告张国焘密电的事实无可质疑。虽然电报的收发原件没能保存下来,但相关的原始文献档案仍然留存了这封电报的关键信息。

  1937年2月27日,草地分裂还不到一年半的时间,主管宣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在延安发表长篇文章——《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文章分为13部分,涉及对政治形势的估计,南下北上问题,一、四方面军团结问题,党的建设,肃反,民族统一战线等方面。凯丰文章至少有三处提到草地期间张国焘对徐、陈的历次南下密令:

  在文章第二部分“军事战略问题”中,凯丰写到:

  ……但右路军达到阿西、包座后,国焘同志又借口昆都伦河水涨不能过,而折回阿坝,同时密令徐、陈准备南下,以破坏中央的北进计划而达到他的川康计划。……

  文章第三部分“南下北上的问题”:

  ……当中央发觉国焘私自给徐、陈南下密电时,曾经详述南下的不利。……

  文章第五部分“红军和苏维埃建设问题”:

  ……因为国焘自己对党与红军的关系,都是这样糊涂,所以他下面的干部不能不叫出‘武力解决中央’的话来。在国焘给徐、陈的密令,要彻底对中央开展斗争。……[]

  ——凯丰《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1937年2月2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099~第102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同年3月23~31日,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和到会发言的除在延安的政治局成员,还有一、二、四方面军的负责同志和其他高级干部,按会议记录共计六十人(毛泽东、洛甫、博古、张国焘、朱德、凯丰、林伯渠、林彪、彭德怀、任弼时、贺龙、郭洪涛、高岗、吴亮平、董必武、肖劲光、罗荣桓、傅钟、冯文彬、刘长胜、杜理卿、廖承志、李见珍、刘亚楼、刘群仙、王林、周兴、徐特立、王观澜、朱光、毛齐华、胡耀邦、蔡树藩、阿金、周纯全、邵式平、何畏、戴季英、罗世文、乐华民、莫文骅、郭潜、何长工、王维舟、陈赓、李井泉、倪志亮、曾希圣、谢富志、康克清、刘转连、张振坤、谭家述、谭玉林、杨秀山、余代生、袁克福、周光坦、丁武新、段家石),会议对“国焘同志的错误问题”进行了揭发和批判,毛泽东在会上说:

  ……左路军和右路军的问题的时候,叶剑英同志便将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为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

  毛泽东的发言清晰明确,“五W”要素齐全。当时,张国焘就在会场。会议结束前张国焘对同志们的揭发进行了有选择的辩解,然而,对毛泽东所言密电,完全不置一词。

  多年以后,张国焘在海外出版回忆录《我的回忆》,也完全不提密电这个茬,前一段还在“噶曲涨水不能过河”,后一段就是“中央抛弃四方面军单独北上”,他在回避什么呢?

  张国焘的回忆录中陈述事实,任意裁剪之处比比皆是,不仅推卸责任,裁赃中央,也裁赃徐陈等曾在四方军一起奋斗的战友。

  

极其危险的单独北上

 

  甲:我读到《彭德怀自述》关于草地分裂这一段,当时气氛确实太紧张了,毛泽东的担心绝非无的放矢。

  乙:正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没有可能,并且会招致严重后果”、“稍为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中央才做出连夜单独北上的决定。

  从两河口做出北上决议起,北上、靠近抗日中心地区创建根据地,中央的决心从未改变。张国焘借口噶曲涨水要南下,中央一方面催促张国焘东进汇合一起北上,另一方面也在做右路军先行北上的准备,据陈昌浩回忆:

  ……毛主席找我谈了几次话,主席说张国焘说河水涨过不去是借口,我们要北上,我们走了后他会跟着来的。而我却顽固地顺从张国焘。……[]

  由于徐陈不愿意四方面军部队分开,右路军整体北上已经不可能,中央在这时开始考虑率一、三军先行北上的方案了,并在9月8日22时的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与前敌总指挥部负责同志七人联名电中通报左路军红军总部负责同志:

  ……㈢目前胡敌不敢动,周、王两部到达需时,北面仍空虚,弟等并拟于右路军抽出一部,先行出动,与廿五、(廿)六军配合行动,吸引敌人追随他们,以利我左路军进入甘肃,开展新局(面)。……

  恩来、洛甫、博古、向前、昌浩、泽东、稼穑

  九月八日廿二时[]

  从全军北上,到右路军先行北上,再到右路军抽出一部先行出动北上,在坚持北上方针不动摇的前提下,中央一步步退让委曲求全,中央的历次决定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全都向四方面军同志、向左路军通报公开。

  叶剑英当时是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他对右路军各部队部署态势了若指掌:最北边的红一军一师已经抵达白龙江边莫牙一带,红一军军部和二师在俄界附近,距右路军主力约两天多的行程;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各单位分散在巴西、阿西、潘州、甲基等大小村庄。红四军主力在求吉一带,监视围困求吉寺内的残敌。

  不惊动四方面军部队,连夜把北上部队各单位集中起来绕小路向北开进,困难不是一般的大,更何况求吉寺的红四军完全可以沿达拉沟栈道直插达拉,迎头堵住绕道北上的中央。

  若非遇到突发的紧急事件,中央怎么会做出这个异常危险的抉择?即便如此,中央还是做了万一的打算,彭德怀回忆说:

  ……三军团北进,毛主席和我走在后尾之十团即杨勇团。在路上走时,我问毛主席,如果他们扣留我们怎办?毛主席说,那就只好一起跟他们南进吧!他们总会要觉悟的。……[]

  

“密电”密在何处?

 

  甲:真是好险。一些研究者认为应当淡化“密电”本身,认为军用电报都是以专用的密码拍发的,可以说都叫密电。您怎么看?

  乙:草地分裂的根本原因是张国焘战略上的“退却主义”和组织路线上的“军阀主义”。徐、陈首长不愿意左右路军里的四方面军分开,理智、党性、组织原则没有战胜感情,在最后关头改变了态度,同意南下,也是造成党中央被迫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的重要缘由之一。

  单说“九九密电”本身,只是一个触发中央连夜单独北上的触发点,相比张国焘另立中央搞分裂的错误,“密电”只是一个具体情节,没必要过分夸大炒作。

  对于“军用电报都是以专用的密码拍发的,可以说都叫密电”的说法,貌似公允客观,其实是回避矛盾,混淆是非。

  1937年凯丰长文和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里,有“密令”、“密电”、“秘密的命令”几种说法,这里的“密”绝非“密码”的“密”,而是专指张国焘背着中央向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负责同志下达违背中央决议的命令。

  红军总部是党中央领导下的红军最高指挥机关,在左、右路军分开行动之后,红军总部对左、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的重要指挥、调动均应当上报随右路军行动的党中央,并取得党中央的同意。凡是应当向中央报告而未报告,单方面向左、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指挥员下的命令,即为“密电”——尤其是与党中央方针和决策严重相悖的命令。

  对中央决议有不同意见可以申述、可以保留。但中央的决议必须执行,这是张国焘作为一个党的高级领导人必须遵守的组织原则,更何况张国焘还是背着同在右路军的中央向徐、陈下达命令,这种态度,是党中央绝对不可容许的。

  从现存档案(如凯丰长文《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及红军总部和前敌总指挥部电讯部门负责人宋侃夫、王子纲等人回忆来看,在这段日子里张国焘曾向前敌总指挥部首长发出过多份应向中央报告而未报告的重要电令,严格地说,这些电报都符合“密电”定义。而9月9日导致中央单独北上的那份“密电”,只是其中之一而已。因此,从9月3日至9月9日党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的那段日子里,张国焘致前敌总指挥部首长的“密电”是一堆而不是一份!

  9月8日9时张国焘令徐、陈首长准备南下的那个电报,就属“密电”之列——虽然徐、陈首长向中央汇报了该电内容,但并不能因此而抹去张国焘该电的性质。

  宋侃夫回忆:

  ……

  这时,张国焘给中央发电,电文说:河水很深,不能徒涉(大意)。中央回电说:要想一切办法过河。必要时可搭浮桥。张又去电:浮桥搭不成,草地上没有木料,要找木料还得跑回阿坝,并提出南下的分裂主张。中央又回电:无论如何要过河,不要南下。可以找找其他的徒涉点,如有困难,我们可到上游策应。张这时也找了找其它徒涉点,实际上张是不愿跟随中央北上,所以坚持不能过河。中央主张北上,张国焘坚持南下,形成了僵局,部队在葛曲河边停了下来。

  不久,张又发一封电报给徐、陈,上写“指人译”(有时也写“亲译”),即让我译。此电大意如下:不要北上,要坚决南下,不仅河不能过,而且北上不利。胡宗南已到了甘南,腊子口一带被堵,敌情于我不利,希望你们力争中央和你们一起南下。徐、陈当即回电(此电也是我译的):南下已不可能,是否还是北上为好,不要为此事内部发生分裂。接到徐、陈这封电报后,张又给他们发去一封电报,(注1)大意是:望你们劝说中央南下,如中央执意北上,你们必须把四方面军的队伍带回南下,不要随同他们一起行动。电文语气十分坚决,由我亲自译好发出,十分机密(注2)。此电报是否就是后来所说叶帅拿给主席看的那封,我不清楚。但可以肯定此电文中没有“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立即监视其行动,如执迷不悟,坚持北上,则以武力解决之。”等字样(注3),王子纲同志也不记得有此内容(注4)。此电是经我手发出,别人是不清楚的。

  ……

  l (注1)在录音稿中,侃夫同志的原话是这样的(即在这封电报前,还发过一封电报,电文如下):“现在是上中下三策:上策南下,建立康甘根据地,特别是以川西为根据地最好,在西康也可以进行活动;中策不北上,南下以后往西,向青海方面活动,建立川陕甘青根据地;下策是北上,把胡宗南部队吸引过来,敌情予我十分不利,而甘肃、陕北土地贫瘠,局面不易打开,等等。现在看来,张的原意是中策。此电发出后,徐、陈是否请示过中央,不得而知。但他们回电仍表示不同意南下,希望北上。看来,他们也在犹疑。事后我曾听说,他们见到毛主席,主席说:还是不分开为好。张接到徐、陈这封电报后又去电给他们,大意是……”(接上稿)

  l (注2)有一天,我正在译电,张国焘突然跑来,把稿子急忙抽了回去,说:不发了,朱总来了。果然,不大工夫朱总来了。等朱总走后,他又把那份电稿递给我(是否就是这一封电报,我已记不清了),张还对我说:此后有电报直接交给他,不要交给刘参谋长,也不要交给朱总。还十分严厉地说:否则你宋侃夫要负全责。当时,我感到事态已十分严重。

  l (注3)引自李济照同志所写的《张国焘其人》。据侃夫同志讲:军博搞了一个军史展览,也正式引用了李书中的这封电文。[]

  

对于叶剑英来说,“密电”不密

 

  甲:一种观点认为“密电”是发给前敌总指挥部徐陈首长的,前敌总指挥部叶剑英接触不到,是这样吗?

  乙:这种说法一是不了解当时右路军前敌指挥部电台收发译体制变化,二是用张国焘的思维方式看待前敌总指挥部徐、陈首长,是把徐、陈降到张国焘一个水平。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对红军的组织机构进行调整,在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基础上组建前敌总指挥部,统一指挥前线红军,叶剑英调任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会师前,红四方面军电台收发译是合一的,叶剑英到任后,按照一方面军的经验,无线电收发和译电分开,提高了保密能力。通信局下面的电台只负责收发报,译电由作战局下面的机要科负责。

  当时,和叶剑英一起前往前敌总指挥部的一方面军同志还有担任侦察科长的毕占云、担任作战科副科长的吕继熙(作战科科长缺)以及陈茂生等几名机要人员(机要科科长缺,陈茂生任机要组长)。

  最初电台和译电员还在一间屋子里,后来完全分开,报务员就不能再见到电报原稿。前敌总指挥部电台负责人王子纲回忆说:

  ……八月六日开了沙窝会议。接着调李景瑞、朱宗春和两个译电员到我那个台工作。从此一、四两个方面军的无线电通信人员会合在一起了。第一次过草地时,还碰到了曹丹辉、李白、周维等同志。当时我们住在阿西,有一次胡宗南的部队向包座逼近,当时我正好生病了,朱宗春、李景瑞通完报出去了。我不放心,上机听一听,正好碰上三十军电台汪名震在呼叫,我赶快把电报收下来,译电员(同一方面军汇合以后,开始有了译电员)很快把电报译出来,内容是:敌人一个师向救济寺开进,敌人如果攻占了,我们就没有办法,敌人已过去一个团,怎么办?我叫人赶快把电报送出去,徐向前和陈昌浩同志看到电报立即回电“为什么不打?”让马上发出。两个钟头以后前方回电“敌人全部消灭”。这时,我的电台是跟随右路军总指挥部,张国焘到左路军去了。

  在阿西期间曾收到张国焘几份电报。开始电报说噶曲河涨水,部队过不去,让派人去接。以后还有三次电报,一次是张国焘要南下,徐向前同志回电:“南下下策,西进中策,北上上策。”后来,张国焘还要南下,回的电报还是一样,从电报看,张国焘是想南下的,而陈昌浩、徐向前则主张北上。

  毛主席带中央红军北上,走的时候我这个电台不知道,二台也不知道。第二天早晨一起床,看见借二台的一部充电机放在那里,部队已经出发了。中央红军走了之后,徐向前、陈昌浩同志发了个电报,问张国焘右路军怎么办(指未随毛主席北上那一部分)?张国焘来电报说南下。从我看到的几份电报中可以看出徐向前、陈昌浩同志是不同意南下的,而张国焘是坚持要南下。后来,电台和译电员分开了,电报的内容就全不知道了。……[]

  按照中央红军长征前出台的《中革军委关于转移中文电处理和保管办法》的规定:“电台一律由参谋长掌握。机要科与作战室随首长行动”、“密电码由机要科长与译电员共同掌握”。

  作为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的叶剑英,掌握电台,正是其职责所在。

  张国焘出任红军总政委后,对原红军总部行之有效的收发译体制也做了局部调整,由原红四方面军电务处长宋侃夫出任总部通信局(三局)局长,特别机密的电报仍由他信任的四方面军电台人员处理,避开了总参谋长刘伯承主管的作战局(一局局长曹里怀)机要科(科长毛庭芳)译电系统。

  据时任红军总部三局(通信局)局长的宋侃夫回忆:

  ……在杂谷恼住时,有一天张国焘亲自给我打电话说,现在同一方面军会合了,要调整红军司令部的机构,决定由你当三局局长。后来由总司令部张国焘和朱德暑名还下了命令。命令上还有伍云甫任副局长兼政委。张在电话上还说了一些对中央造谣的话,并告诉我以后有事就直接找他,说你们电台不归总参谋长管。还说到王诤,说王诤原来是三局局长,是俘虏过来的,当三局局长不合适,所以决定三局局长由你当。决定王诤到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去当三局局长。回来我传达了一下,后来就来了命令。此后就分成左、右路军,我们是跟左路军总司令部行动。与张国焘见面时他还一再讲,你们是总司令部的三局,是总部的,不是总参谋部的。张在这一点上卡的非常紧。……

  ……当时情况是,所有特别机密的电报都是要经过我的手,还有王子纲的手。凡是写的亲译或指人译的都是由我翻译。……

  张国焘有野心、闹分裂、搞阴谋,对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等原一方面军同志防范封锁,宋侃夫说:

  ……按规定我们电台应归刘参谋长直接领导,而张国焘对我们说,有事直接找他。因此,当我们有些事请示刘参谋长时,刘总是摇头,感到十分为难。……

  ……记得有一天,我正在译电,张国焘突然跑来,把稿子急忙抽了回去,说:不发了,朱老总来了。果然,不大工夫朱老总来了。等朱老总走后,他又把那份电稿递给我。张还对我说:此后有电报直接交给他,不要交给刘参谋长,也不要交给朱老总。他还十分严厉地说:否则你宋侃夫要负全责。……[]

  徐、陈首长对中央态度和张国焘有本质区别的。

  对于叶剑英参谋长在前敌指挥部引入红一方面军参谋部体制,徐陈没有干预,徐、陈和叶剑英住在一个屋子里,没有限制叶剑英接触机密,对于张国焘发来的电报,徐陈也没有完全瞒着中央:

  ……主席要北上,我借口四方面军集中后再走,实际上是不想北上。以后张国焘来电报让我们南下,是叶剑英先看到电报的,那时他是参谋长,与我和向前住在一个屋子里。接到电报后我们就准备南下。和毛主席是下午谈的,那天晚上还想派个修船队接过张国焘来。第二天早上发现叶剑英的铺盖没有了,才知道中央走了。那时如我亲自赶上和主席商量一下,北上还是可以的。但我没有去,坚决的贯彻了张国焘路线。分裂了红军,反而将分裂的责任推到中央身上,说中央未通知我们就走了。将此情况向张国焘报告后,他要我们南下,自己就执行了。[]

  徐、陈和张国焘之间的交集主要是在张、徐1931年中到鄂豫皖苏区以后的四年多时间,在此之前,陈昌浩作为28个半之一在苏联曾和张国焘有过斗争。在鄂豫皖、川陕苏区的艰苦斗争中,张国焘作为老资格的政治局委员、中央代表是徐、陈的直接上级,随着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壮大,张国焘的地位和领导能力得到徐、陈的尊重和认同。他们服从张国焘南下命令,更多的是对中央北上路线在战略上的高瞻远瞩认识不到位,山头感情战胜了组织原则。

  但是,他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高级将领,不是张国焘的私军军头。

  戴着有色眼镜看徐、陈,认定他们一定也会防范中央、也会封锁叶剑英接触机密,那是把徐、陈降到张国焘一个水平线,看似尊重徐、陈,实际是陷人于不义。

  

“武力解决”是个伪问题

 

  甲:“密电”里有“武力解决”的内容吗?

  乙:“九九密电”有没有“武力解决”内容?或者说,有没有“武力解决”密电?这是密电之争最开始的论题。

  四方面军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徐向前、陈昌浩是中央派到鄂豫皖苏区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将领,他们不是张国焘的私军军头。张国焘不会露骨到命令徐向前、陈昌浩“武力解决”中央。徐、陈也绝不会接受张国焘如此荒谬的命令。

  通过一系列有关文献的查阅,可以确定“九九密电”里并没有“武力解决”的内容。流传甚广的“武力解决”一说,应当是批判张国焘时传达失真。

  1982年8月14日上午,徐向前元帅在寓所与时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廖盖隆等人谈话:

  ……

  徐向前:1977年的文章(1977年9月19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的徐向前元帅在《人民日报》发表《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一文)说有这样的电报。是不对的。我没有看过这样的电报。帮助我写文章的同志,是按照传统的说法写的。那时我很忙,对这个问题也没有多加思索。

  ……

  廖盖隆:宋侃夫同志建议我们写信给叶帅,请他回忆这段历史。因为电报是他交给毛主席看的,请他回忆有无“武力解决”中央的字样。我们已经给叶帅写了信。我们研究室的同志看到1937年中央政治局批判张国焘的会议记录,毛主席的发言中谈到,叶剑英同志把电报交给他看,电报中有“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样的话。

  徐向前:我没有看到“武力解决”字样的电报。吕黎平的文章引了我的文章.你们写文章是否也引了我的文章?那篇文章是我签了名的,我要负责的,不管怎么说.我是要负责的。只有再版时更正。

  郭春福(徐向前秘书): 1977年.《人民日报》为了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请徐向前写文章。《人民日报》社推荐军事科学院的几位同志同《人民日报)的同志帮忙写了那篇文章。他们写好稿子后交给我,徐向前叫我先看。我对这段历史不熟悉,文章中出现的问题应该由我负责。

  徐向前:我怎么能把责任推给你们呢?责任我是要负的。

  廖盖隆:总之,张国焘要求四方面军南下的电报肯定是有的。主要是电报用的什么措词现在有不同的说法。

  徐向前:南下电报是肯定有的。我们同意南下,是犯了错误的。

  廖盖隆:中央看到张国焘要四方面军南下的电报,感到处境危险,所以立即离开四方面军北上了。[]

  ……

  西路军兵败祁连之后,徐向前直到37年6月中旬才回到延安,未能参加那次批判张国焘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会议的具体情况并不清楚(徐说:毛主席在延安讲过张国焘的危害。至于怎样危害,我们也不好问。我们也说危害。我们执行过张国焘路线,我们也不便怎么说。)

  廖盖隆告诉徐向前,党史办的同志查阅到1937年3月底的中央政治局批判张国焘的会议记录,毛主席的发言中谈到,叶剑英同志把电报交给他看,电报中有“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样的话。

  这个情况,应该能释徐向前心中之惑——此后,徐向前未再对密电内容发表公开意见。

  除了发电人张国焘,当年见过“九九密电”原件的有叶剑英、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王稼祥应当见过毛泽东用铅笔记在烟盒纸上的抄件。

  叶剑英回忆说:

  ……译电员进来,把一份电报交给了我,是张国焘发来的,语气很强硬。我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报告毛主席。……[]

  在公开文献资料里,毛泽东有两次提到“九九密电”。一是1937年3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清算“国焘路线”时所说(见上文,略)。另一处是1971年8月28日他在长沙与韦国清、丁盛、刘兴元的谈话,要他们尊重叶帅。谈话被整理成《毛泽东谈话内容追记稿》。毛泽东概述了党内前五次路线斗争后说:

  ……以后就出了张国焘搞分裂,叶剑英在这件事情上立了一大功,张国焘打电报给徐向前、陈昌浩说,坚决南下,否则彻底解决,当时叶剑英同志当参谋长,他把这个电报拿出来先给了我,我们才走了,否则,我们就当俘虏了。……[]

  陈昌浩回延安比徐向前还要晚一些,传说中的那份“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一直是压在他心里的大石头:

  ……我从来就没有看到过张国焘命令我和徐向前用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

  遍查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1935年9月12日)、张国焘的检讨《从现在来看过去》(1937年2月6日)、凯丰的《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1937年2月27日)、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1937年3月31日)、《反对张国焘路线讨论大纲》(约在1937年3~4月间)、张国焘的检讨《关于我的错误》(1937年4月6日)、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1938年4月18日)、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1938年4月19日)等有关历史文件,均无张国焘电令徐陈“武力解决中央”的内容。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流传那么广的“张国焘电令徐陈‘武力解决中央’”的传说呢?连徐向前、陈昌浩等如此高级的干部都相信这是中央的定性?

  空穴来风,未必无因!

  张国焘迟迟不肯北上,右路军在巴西焦急等待,南下北上两条道路的分歧已经从高层逐渐向下扩散,两军间的气氛变得微妙而紧张,由于四方面军实力强大,中央又对张国焘不断让步,彭德怀、聂荣臻等处于弱势的一方面军将领本能的担心张国焘对中央动粗。

  在左路军,情况也不乐观,刘伯承曾回忆:“(当时)搞得很激烈。我说:党内问题应当用党内斗争的办法解决,用武力解决不能同意。(从此以后经常每周斗我一次到两次),斗争的第二天,张说,我们中央成立了,你要同意,军委委员给你一个。否则,就不行。我说我不同意这样搞法。他说,你不想当总参谋长了?我说你要作什么就作什么吧!他说,那你就马上办交代——叫办交代了,还让我两小时内作出一个南下行动的计划来”[],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证实了“武力解决”的说法其来有由。

  凯丰写《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从四方面军收集了大量材料,他说:“因为国焘自己对党与红军的关系,都是这样糊涂,所以他下面的干部不能不叫出‘武力解决中央’的话来。在国焘给徐、陈的密令,要彻底对中央开展斗争。”

  在3月底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有人质问张国焘企图用武力解决中央,张国焘辩解道:“在南下开(松)岗会议,总司令提出问题,为什么要用武力解决中央,(周)纯全答复并无此事。我要说明的就是发展到陷害总司令与武力(斗)争解决同志,如果是这样,便反革命了。”

  当年绝大多数红军干部战士的文化水平很低,在传达批判张国焘时,把“企图用武力解决中央”和“背着中央,密令右路军南下”两个罪名合二为一,这是完全正常的。

  当时中央正忙着和国民党谈判,周恩来为此缺席政治局扩大会议。7月,卢沟桥事件,抗日战争全面打响,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对于参加过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四方面军同志来说,他们自觉执行过张国焘路线,有压力,不好多说。

  第二年,张国焘逃离陕甘宁边区,当了叛徒,就更没人去纠正这事了。更何况,对张国焘、对中央,“武力解决”和“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结果差异有多大?

  由于历史的误会,很多人都因以讹传讹的“武力解决”受了委屈,既然查实,今天应当还大家一个真实的历史,这份真实是两方面的真实:

  “九九密电”没有包含“武力解决”内容的;

  毛泽东、叶剑英等密电直接亲历者没有指控过四方面军要“武力解决”中央。

  这份真实既是对徐向前、陈昌浩、宋侃夫、王子纲等四方面军将士的尊重,也是对毛泽东、叶剑英的尊重。

  

张国焘准备如何“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甲:有种观点认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与“反右”、“反倾向”、“开展路线斗争”一类的话,都是当时流行的党内斗争的布尔什维克语言,没什么大不了,中央紧张过度了。

  乙:一个下级组织,手握重兵,要对中央“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前所未有。

  就在中央北上的同一天,远在阿坝的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在《红旗》附刊第1期刊出杀气腾腾的文章《为争取南下每一战役的全部胜利而斗争!》,除了公开喊出“南下”外,还对“斗争”方式给出了参考答案:

  ……

  这是实现南下战略方针的重要工作,这些工作的完全实现,对于完成南下战斗任务是有着决定的意义,我们要百倍努力的保证这些工作的实现。首先必须高度的提高我们胜利信心,全体党团员和指战员团结像一个人一样,一切夸大敌人力量,不相信自己力量,丧失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企[图]逃跑到偏僻地区的倾向,是我们目前主要的危险,必须开展无情的斗争。同时不放松左倾空谈主义,这是完成一切工作和南下战斗任务的重要保证。在南下进攻的行动中反革命分子必然要乘着我们的行动由北进转变到南下的关头,及利用部队日前某些客观困难(如粮食、气候、草地……等)进行反革命的造谣破坏。保卫局系统和全体指挥员必须机警的灵敏的和反革命进行坚决斗争,逮捕以至处决,这同样是重要的工作。我们的口号是:

  大举南下坚决进攻敌人!

  消灭四川残敌和蒋介石主力!

  首先赤化全四川![]

  据时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的傅钟回忆,“密电事件”发生的次年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北上后,任弼时曾特许他到总部机要科去看电报,而且是“凡我看过的你都可以看”。在傅钟看完所有电报后,任弼时曾经与他有过一次语重心长的谈话。关于这次谈话,傅钟留下了这样的回忆文字:

  看过电报才知道,原来在一、四方面军分开前后,不少重要事情我根本不知道,不是弼时同志打破张国焘的封锁,我还是被蒙蔽着。比如:中央率一、三军团到俄界后,不仅等了三天,来电七次,规劝张国焘放弃“南下”,跟随北上,而且直到九月十八日,彭德怀、聂荣臻同志等还致电张国焘,告知他们已占领甘南的大草滩一线,当地的物资丰富,汉、回民众热烈拥护红军,“请你们立即北进”。显然,中央一直是坚持两河口会议精神,希望、等待并准备接应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的。对争取张国焘一起北上真真做到仁至义尽。所以弼时同志再次和我长谈时语重心长地指出:“看来,不是中央丢下你们走了,是你们不跟上中央走,中央才先走的;责任不在中央,在你们!”

  这对我启发很深,彻底分清了是非。

  ……

  后来,弼时同志没有为此批评哪个同志。对我则非常诚恳地说:“按照列宁的党性原则,我们不是不参加党内斗争。必须考虑到,我们是拿枪的,彼此都带着队伍!意见有分歧不好搞斗争的!我们还在长征当中,艰难困苦,人间罕见,团结一致比什么都重要。

  他的这些话贵如金石,在我心里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共鸣,不仅使我经久不忘,而且每想到它都会引起新的震动。[]

  是呀,拿枪的,带着队伍搞斗争,究竟是大家坚持温文尔雅,坚持只用“批判的武器”,还是会变成“武器的批判”?

  值得深思!

  

一封电文的解读

 

  甲:9月8日张国焘电令左路军的三十一军政委詹才芳让其“飞令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将所率人员移到马尔康待命”,如果蔡树藩不听的话,就要詹才芳将蔡树藩扣留。图穷见匕,确实是杀气腾腾!

  乙:你刚才提到的这封电报很重要,但通常的解读存在问题。

  张国焘关于扣留军委纵队致詹才芳的电令

  (1935年9月8日)

  才芳:

  甲、九十一师两团,即经梭磨直到马尔康、卓克基待命,须经之桥则修复之望梭磨、康猫寺路,飞令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将所率人员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电复处置。

  朱、张

  八日[]

  这份电报引发的歧议很多,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的《红军长征·文献》,在“听”字前面加上“[不]”,认为这份电报中的“如其听……”系“如其不听……”之误写或讹译,这是不了解相关地理要素,低估了张国焘不择手段夺取中共最高权力的决心。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将军委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合编为军委纵队,军委纵队主要由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政府、中革军委机关干部组成,中央、军委领导人随队行动,党政军的首脑机关都在这里。

  左右路军分开时,朱德、刘伯承带着红军总部来到左路军,医院留在后方,其余大部分由军委纵队司令员邓发、政治委员蔡树藩率领跟随右路军北上。当时毛泽东、洛甫、博古等中央领导是和徐向前、陈昌浩的前敌总指挥部一起随右路军右翼部队行动,病重的周恩来、王稼祥以及中央机关随军委纵队在右路军左翼部队行军序列中。

  通过徐陈与左路军联系,张国焘知道毛泽东、洛甫、博古的位置。在目前公布的电报中,未发现迄至9月8日22时前军委纵队发出的电报或徐、陈首长向红军总部报告军委纵队行止位置的电报,张国焘在致电詹才芳时应当不知道军委纵队的确切位置。

  9月8日,詹才芳在马河坝、马塘、梭磨一线,如果军委纵队还在毛尔盖附近尚未走远,得令后遵命南下,詹才芳才有可能扣押蔡树藩。如蔡树藩不听命令,即使如张国焘所想军委纵队未走远,詹才芳也无法实施扣押行动。

  当然,我们现在知道,军委纵队已于9月初进至了巴西、阿西茸地区,邓发、蔡树藩随中央北上,还参加了俄界会议。

  张国焘之所以冒大不韪下令扣押军委纵队,完全是想一举控制中央机关,如果周恩来、王稼祥也一并落入其手,更是奇货可居,左路军的政治局委员就至少有五名,人数已经多于右路了。

  这份“扣留军委纵队”的电报,性质极其恶劣,张国焘已经下了跟党中央最后摊牌的决心!

  需要说明的是,这份电报虽然署名“朱张”,但可以肯定地说,这绝不可能是朱总司令同意的!

  

电报原件哪里去了

 

  甲:“九九密电”原件没能保存下来,有研究者认为,出于保密的目的,当时收发电报原稿均按要求被销毁,销毁前会将内容抄录在电报本上。这就存在着张国焘对内容敏感电报下令直接销毁不抄录的可能。

  乙:确实有这种说法。还有一些研究者认为,长征中的电报保存得非常完整,因为在长征中怕遗失发送电报的底稿和接收电报的抄稿,所以当时都是用本子记的,不是一张张的纸。四个本子,左路军发给右路军的电报和左路军接收右路军的电报——两个本子,右路军发给左路军的电报和右路军接收左路军的电报——两个本子,所有的编号是挨着的,没有一个缺号。这四个本子的电报中没有“九九密电”。

  对于这两种看法,我们认为都是不正确的,是不了解当时左右路军电台和机要的变迁。

  对于“内容敏感电报直接销毁”一说,当时四方面军电台主要干部宋侃夫、王子纲、蔡威等都是中央派到鄂豫皖的,他们不是张国焘的私人话务员,对他们的党性和基本纪律性不能毫无根据地加以怀疑。

  至于“电报保存得非常完整”一说,从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宋侃夫(左路军电台负责人)、王子纲(右路军电台负责人)等的回忆中,提到多封草地期间左右路军间往来电文,至今,在公开文献里找不到内容与之相近的电文档案。从9月3日张国焘决定返回阿坝到9月8日徐陈请示电之间,以及9月10日中央北上至9月12日张国焘致中央电之间,徐陈也没有一份向红军总部朱、张的报告电,公开文献里一大片空白,既不合常理,也与当事人回忆不符。

  而且,张国焘在党中央率一、三军单独北上后的9月12日电中,也引用过徐陈在中央出走后发来的报告电:“据徐、陈报告:三军撤去脚丈寺、班佑警戒,乘夜秘密开走……[]”,而这个电报,在现有档案中同样也找不到。

  所以,仅凭“现有档案中找不到”,并不能构成否定“九九密电”存在之充分证据。

  中央红军的无线电通讯起步要早于四方面军。1930年底,红一方面军在粉碎蒋介石第一次“围剿”,缴获一部收报机(发报机已经坏损),这部15瓦电台和报务员王诤、刘寅等随即参加了红军,他们成了红军的第一批报务人员,红军总部立即决定由他们开始办无线电训练班。随后,红军在打谭道源部队时又缴获了一套完整的电台和电池。只有一部半电台,没有和中央联系的密码,没法通报,这时的电台就干两件事:抄收新闻和对敌侦察。国民党部队的无线电泄密从反面提醒了红军,使红军认识到电台保密的重要性。

  1931年中,上海党中央培养的一批报务员和机务员,如伍云甫、涂作潮、曾三等,带着密码来到江西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歼灭敌28师公秉藩部时,又缴到一套100瓦的电台,从此,前后方开始了无线电通信,接着在9月中旬,曾三在机上与上海党中央沟通了联络。宁都起义后,红军无线电通信有了飞跃的发展,到长征之前,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一共发展到17部电台。

  1934年1月军委成立四局掌管通信工作。后来四局与三局对调代号,通信部门从此便称作三局。从中央红军建立电台开始,就一直实行收发和译电分开,三局管理电台和收发业务,一局(作战局)机要科负责译电和档案。电台由参谋长掌握,机要科与作战室随首长行动,密电码由机要科长与译电员共同掌握。

  红四方面军无线电工作起步比中央红军要晚一些,1931年下半年,中央派宋侃夫、徐以新、王子纲和蔡威到鄂豫皖苏区,带去密电码。最初也是不完整的电台只做收音。1932年初,商潢战役缴获一部完整电台后同湘鄂西、中央苏区、湘鄂赣沟通了联络。由于信不过解放过来的电台技术人员,四方面军电台发展比较慢,进军川陕时只有两部电台,到了1935年,缴获第三部电台,成立了电务处,宋侃夫任处长。到一四方面军会师时,红四方面军共有5部电台。红四方面军电台以对外联系、技术侦查为主,直到1933年中反三路围攻的空山坝战斗,才第一次在四方面军内部实现无线电联络。

  会师前,红四方面军实行收发译合一,负责译电的主要是宋侃夫、王子纲,蔡威更多从事无线电技侦。两军会师后,出任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让四方面军电务处长宋侃夫到三局当局长,主管通讯。红军总部原实行收发和译电分开,一局(作战局)机要科负责译电和档案,但张国焘防备中央,为避开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以及作战局长曹里怀、机要科长毛庭芳等一方面军干部,特别机密的电报仍由他信任的四方面军电台人员处理和保管。

  ……当时情况是,所有特别机密的电报都是要经过我的手,还有王子纲的手。凡是写的亲译或指人译的都是由我翻译。……

  因此,左路军的电报档案实际收存在两个部门,正常电报在一局机要科,特别机密的在三局局长宋侃夫处;叶剑英参谋长在前敌总指挥部引入红一方面军体制,收发和译电分开,右路军电报档案收存在一局机要科。所以,至少不能排除时任作战科副科长的吕黎平在回忆中所陈他接触并看到过“九九密电”的可能。

  草地分裂,徐、陈率未北上的右路军南下与左路军汇合,张国焘南下碰壁,四方面军与2、6军团携手北上。36年秋,三军在会宁会师,宋侃夫随四方面军总部渡河西进,对于西路军最后的电台,宋侃夫回忆道:

  ……三月十四日到石窝,我们的处境更困难了,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徐向前和陈昌浩同志离开部队回延安。李特讲,为缩小目标,减轻负担,除留下一部电台与中央联系外,其余全部砸烂毁掉。我的心情非常沉痛。我回电台传达命令时,声音哽咽。同志们想到电台的建立是多么不容易,大家一面砸,—面烧,一面流眼泪。

  进入祁连山,整整五十天没住过房子,没吃过五谷粮食。电台每天行军快到营地前,都要拣牛粪,又烤火,又烧肉,晚上还能用油点灯。这段时间电台同志们思想很活跃,亦比较乱,有的想跟步兵一起打游击,有的想自己找出路。我们就加强思想教育工作。

  到了红邦园子(是个沙包子上,并无村庄)敌人一路骑兵包围了我们。我们突围后,总部命令我们把最后一部电台砸掉。这之前,我们给中央发过两份电报,一份是准备打安西,在祁连山没有粮食吃;一份是敌情有变化,安西打不下,准备突突围往西走。这两份电报中央都没有回电。

  中央给西路军的最后一个电报,是在出山之前。电报说,可以走星星峡西进,共产国际己派人通过新疆关系接应你们。

  突围后出祁连山,在戈壁滩上,我烧掉了最后保存的密码本和电报底稿。咀苦干,头发晕,坚持走了近三天两晚上,休息的时候,骑的马突然不见了,大家都找马,才发现在不远的地方有个水池,马跑去喝水了,这样大家都得救了。我们又向前走了一会,听到了汽车的声音,看到了飘动的红旗。到了星星峡,知道陈云、滕代远同志,通过盛世才办事处的一个处长星星峡接我们来了。

  一九三七年五月五日,我们八百人分乘几十辆汽车离开星星峡,三天后到迪化(即现在的乌鲁木齐),住在东门外的一个兵营里,称新兵营。又编成干部大队开始了学习,后来又回到延安。[]

  ……天黑时,领导决定突围,通知我砸掉最后一部电台。我预感到全军覆灭的命运在等待着我们。张厚先同志的牺牲,使我感到我的生命也即将结束。在沙漠中突出去似不可能,电台当然不能落入敌手,于是,我们砸掉了四方面军的最后一部电台。除为了将来破译密码用的一两份不太重要的敌报外,所有的机密电报和密码本也都付之一炬。我身上还有一支枪,内装两颗子弹,在上衣口袋里还有一个火柴盒,里面有三五根火柴,以应付最后时刻的到来,烧毁留下的两份电报。

  在处理完电台的事宜之后,我正在等待突围,突然有人喊我:“局长,你看,首长们已经都走了。”我懵懵懂懂地看了一眼,只见一行马队在黑夜中正在向前赶路,同志们让我赶快跟上,我牵过骡子,同志们将我扶上骡背,急忙追上那队人马。王子纲同志没有牲口,他牵着我的骡子尾巴个跟了上来,但后来还是掉了队,跟着其他大队伍走了。

  到停下来时,一看,这一队人马有八十多匹牲口,都是负责干部,没有警卫部队,大部队则由八十八师师长杨秀坤同志做后卫掩护突围。我们这一小队骑马的走不动了,大家就牵着牲口走。走到半夜,才摆脱了敌人,听不到枪声。但我的情绪仍很不好,就问身旁的一个同志:“现在是朝哪个方向走?”他看了看夜空中的北斗星回答我说:“向北偏西。”。我向李先念同志发牢骚、提意见:我说:“再往北就到外蒙古的戈壁滩了,大部队在大路上,我们应该向西靠和突围出的大部队汇合。”他们不听,我还是骂骂咧咧,继续提意见,没想到我这一骂倒起了点作用,队伍终于停了下来。经过大家商量,采纳了我的意见,改向西南方向走,以便插向大路,和大家在一起。

  队伍西行以后,又在沙漠中走了两天两夜,仍然是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沙丘,我们能不能走出这黄沙滚滚的瀚海,真是难以预测啊!为了防备万一,我只好把密码本和留存的电报底稿也烧掉了。红四方面军的电台,最后在沙漠中结束了它的生命。……  原前敌指挥部机要组长陈茂生牺牲在河西走廊,宋侃夫烧掉了密码本和留存的全部电报底稿。

  由于历史的作弄,本应分开收存的“九九密电”收发两份底稿都消失在河西走廊。

  这是“密电为什么找不到”最符合逻辑也最符合情理的一种解答——合理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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