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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风细雨:抗战时国民党是不是消极抗战

2017-11-28 14:24:36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晨风细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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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某党校党史部的一位老师在讲“国共两党与抗日战争”一课时,竟然说出国民党不是消极抗战的观点。国民党是不是积极抗战呢,他没有说,让学员自己判断吧。但是,既然否定了国民党的消极抗战,就等于承认国民党积极抗战。

  其实,持这种观点的人很多,网上说“国民党领导抗战”“国民党积极抗战”的文章也很多,本来不想与他们理论。但是,这一次不同,说国民党不是消极抗战的是出自共产党党校的老师之口,我就不能不理了。

  这位老师所讲国民党不是消极抗战的论据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罗列了国民党军队组织的大大小小的二十几个“会战”(网上一搜就有,不用老师费劲吧拉去查阅资料),意思是说,国民党能组织这么多大规模的会战,能是消极抗战吗!二是列举了日本当时一些对国民党评价的文件和一些日本参加侵华战争的回忆文章的评价等。

  仅仅依据这些零碎的而不是系统的、孤立的而不是联系的、片面的而不是全面的证据材料,就得出结论说国民党不是消极抗战,未免太简单、太片面、太武断了吧。

  关于国民党在抗战中的表现,是积极抗战还是消极抗战,这是历史的重大问题,也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应该历史的、全面的、深入的、客观的研究和评价,不能简单地下结论。

  听了这位老师的课,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一、关于党校老师的讲课

  作为党校的课堂应该是代表我们党的学府发出的声音,具有很强的导向作用。所讲内容尤其是一些重要观点,重要论述,应该是经过有关部门和领导审查把关的吧?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党校性党”应该从这里做起。

  党校老师所讲的课,有的可能是他所研究的课题,但是既然作为讲课内容,就不同于学术研究和论坛上的发言。论坛上的发言是属于自己的研究成果,是学术性的,其观点和论述可以争论、可以批评。而讲课内容就不同了,因为这些课是讲给党员领导干部听的,他起到的是引导、辅助、教育、灌输的作用。用我们老祖宗的话说是“传道、授业、解惑也。”如果所讲是错误的观点或者是不完全、有争议的观点,最好不要在党校课堂上来讲,否则将会贻害无穷。

  党校老师的研究工作应该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二、关于什么是积极抗战?什么是消极抗战?

  我们都知道积极的反义词是消极。如果他不是积极抗战就可以认定他是消极抗战,这在逻辑上是说得过去的。因为前提是承认他在抗战,是抗战派中的积极和消极之分,非此即彼,没有中间说。

  那么我们就要首先分清什么是积极抗战?先看一下我们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国共产党召开洛川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并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主要内容是:

  (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对日绝交,驱逐日本官吏,逮捕日本侦探,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财产,否认日本外债,废除日本条约。收回日本租界。

  为保卫华北与沿海各地而血战到底。

  为收复平津与东北而血战到底。

  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反对任何的动摇妥协。

  (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

  动员全国海陆空军实行全国抗战。

  反对单纯防御的消极作战方针,采取独立自主的积极作战方针。

  建立经常的国防会议,讨论与决定国防计划与作战方针。

  武装人民,发展抗日的游击战争,配合主力军作战。

  改革军队的政治工作,使指挥员与战斗员团结一致。

  军队与人民团结一致,发扬军队的积极性。

  援助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义勇军,破坏敌人的后方。

  实现一切抗战军队的平等待遇。

  建立全国各地军区,动员全民族参战,以便从雇佣兵役制转变为义务兵役制。

  (三)全国人民的总动员:

  全国人民除汉奸外,皆有抗日救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武装抗敌之自由。

  废除一切束缚人民爱国运动的旧法令,颁布革命的新法令。

  释放一切爱国的革命的政治犯,开放党禁。

  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实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

  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一切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和民族自治的原则下,共同抗日。

  (四)改革政治机构:

  召集真正人民代表的国民大会,通过真正的民主宪法,决定抗日救国方针,选举国防政府。

  国防政府必须吸收各党各派及人民团体的革命分子,驱逐亲日分子。

  国防政府采取民主集中制,他是民主的,但又是集中的。

  国防政府执行抗日救国的革命政策。

  实行地方自治,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

  (五)抗日的外交政策: 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与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

  拥护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

  联合朝鲜台湾及日本国内的工农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六)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 财政政策以有钱出钱及没收汉奸财产作抗日经费为原则。经济政策是整顿与扩大国防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保证战时农产品的自给。提倡国货,改良土产,禁绝日货,取缔奸商,反对投机操纵。

  (七)改良人民生活:

  改良工人农民职员教员及抗日军人的待遇。

  优待抗日军人的家属。

  废除苛捐什税。

  减租减息。

  救济失业。

  调节粮食。

  赈济灾荒。

  (1)抗日的教育政策:

  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

  实施普及的义务的免费的教育方案,提高人民民族觉悟的程度。

  实行全国学生的武装训练。

  (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

  (十)抗日的民族团结:

  在国共两党澈底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抗日战争,精诚团结,共赴国难。

  我们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从指导思想、组织原则和行动纲领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全面阐述,这个纲领不但明确“对日绝交,驱逐日本官吏,逮捕日本侦探,没收日本在华财产,否认日债务,废除与日本签订的条约,收回一切日本租界 。为保卫华北和沿海各地而血战到底。 为收复平津和东北而血战到底。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任何的动摇妥协。”而且号召“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并且提出了“反对单纯防御的消极的作战方针,采取独立自主的积极的作战方针。”“必须抛弃单纯政府抗战的方针,实现全面的民族抗战的方针”。

  符合上述条件的,就是积极抗日,全面抗日,违背上述条件的,就是消极抗日,片面抗日。因为当中华民族与日本侵略者的之间的矛盾上升到主要矛盾,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候,作为执政的国民党及其政府就应该全面地、彻底地、积极地动员和组织全国人民全部投入到抗日救亡上来。

  三、关于国民党在抗战中的表现

  A、我们说国民党消极抗战,并不是说他“不抗战”或“反对抗战”。而是说在承认他抗战的前提下的“消极抗战”,用通俗的说法就是,一边打着抗战的旗号,一边还三心二意,做着其他“小动作”。

  比较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我党在抗战中,在文化界,领导了左联;在军事上,不但有正规军,而且有民兵,武工队,游击队等多种抗日武装形式,在战争策略上,有伏击战、破袭战、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形式,在对敌作战区域上,有巩固的根据地,有相互交错的游击区;在政府构成上,实行三三制原则;在抗日统一战线上,实行农民交租交息,地主减租减息,缓解阶级矛盾,强化民族矛盾。所以我党的抗战是全面的抗战,积极地抗战。

  而反观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展开了全面性抗战,中日之间已完全处于战争状态,但国民政府仅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书》,并未正式对日宣战。直到珍珠港事变后才对日宣战,在军事上,单纯依靠军队的抗战,不是发动群众积极参与到抗日中来,在对日作战中,又往往是面对面的阵地战,以几劣势对敌长处,缺乏战争中的主动性;在文化界,依靠党部来挑起文化界的论战,甚至对左联进行打压;在对敌作战区域上,一溃千里后,在敌占区就没有了抵抗的力量,主要军力与敌脱离;在所有的会战中,几乎都是由日军发起进攻后仓促迎战,缺乏战争的主动性。

  因此,我们说国民党“消极抗日,片面抗日”的论断,不但是严谨的,而且是科学的。

  B、看毛主席文章和讲话,在整个抗战中他一直与国民党中存在的“亡国论”“妥协论”和国民党“主和派”“顽固派”作斗争,及时揭露他们的阴谋行为,告诫全国人民 “防止投降的危险”以巩固统一战线。

  说国民党消极抗战,就可能冤枉国民党内部一些人。毛主席说:国民党是一个由复杂成分组成的党,其中有顽固派,也有中间派,也有进步派,整个国民党并不就等于顽固派。因为国民党中央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等反革命磨擦法令,并实行动员他们一切力量进行普遍全国的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反革命磨擦,有些人就以为整个国民党都是顽固派,这种看法是错误的。现在的国民党中,顽固派还站在支配其党的政策的地位,但在数量上只占少数,它的大多数党员(很多是挂名党员)并不一定是顽固派,这一点必须认识清楚,才能利用他们的矛盾,采取分别对待的政策,用极大力量去团结国民党中的中间派和进步派。

  不可否认在国民党和国民党的军队中确实有一大批力主抗日的将领,有的为此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如张自忠、戴安澜、赵登禹等将军。这些抗日将领的流血牺牲有的就是因为国民党的消极抗日的政策,没有增援部队、没有整体的、积极的战略部署,孤军奋战等造成的。

  蒋介石作为国民党的总裁,他的一些思想和主张代表国民党的主流意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顽固势力,也分为降日派和抗日派。毛主席说:目前的大资产阶级抗日派,是和降日派有区别的。他们采取两面政策,一面尚在主张团结抗日,一面又执行摧残进步势力的极端反动政策。作为准备将来投降的步骤(1940年3月21日“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

  查阅毛主席在抗战期间发表的一些文章和讲话,他一直在和国民党中的主和派、妥协派和投降派等作斗争。现摘录如下:

  1937年8月25日,毛主席在“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一文中说写到:“在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以后,国民党当局又依然继续其‘九一八’以来所实行的错误政策,进行了妥协和让步,压制了爱国军队的积极性,压制了爱国人民的救国运动。”“国民党政策在发动民众和改革政治等问题上依然没有什么转变,对人民抗日运动基本上依然不肯开放,对政府机构依然不愿作原则改变,对人民生活依然没有改良的方针,对共产党的关系也没有进到真诚合作的程度。在如此的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国民党如果还因循上述的政策不愿迅速改变,将使抗日战争蒙受绝大不利。”

  1939年6月30日,毛主席在“反对投降活动”一文中揭露国民党:“更严重的就是还有许多的张精卫、李精卫,他们暗藏在抗日阵线内部,也在和汪精卫里应外合地演出,有些唱双黄,有些装红白脸。”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主和派采取两面派的活动,一面还装着抗战的样子,另一面用各种形式去进行投降活动,就好象中国古典戏剧中的演员,有的化装红脸,有的化装白脸。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国民党采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加紧反共活动,1939年春,国民党中央秘密颁布《防止异党活动办法》,随后又秘密颁布《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在这些反动的文件里,规定采用法西斯统治的方法,限制共产党人和一切进步分子的思想、言论和行动,破坏一切抗日的群众组织;在国民党反动派所认为的“异党活动最列之区域”实行“联保联坐法”在保甲组织中建立“通讯网”即建立反革命的特务组织,以便随时监视和限制人民的活动;在华北各地,布置对共产党的政治迫害和军事进攻。

  1939年8月1日,毛主席在延安人民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的演说“必须制裁反动派”一文中写到:“现在全国抗日,全国人民在抗日的目标之下结成一个大团结。在这个大团结里面,有一部分是反动派,是投降派。他们干什么呢?就是杀抗日分子,压制进步,勾结日寇汉奸,准备投降。这是指1939年6月12日,根据蒋介石的秘密命令,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派兵包围新四军驻湖南平江嘉义镇的通讯处,惨杀新四军参议涂正坤、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六人。

  1939年10月10日,毛主席在“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文章中告诫全国人民:“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仍然是当前时局中最大危险,目前的反共现象和倒退现象仍然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准备投降的步骤。”

  1940年1月28日,毛主席在“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中写到:“在这里应使全党同志认识的,就是不要把各地发生的投降、反共、倒退等严重现象孤立起来看。对于这些现象,应认识其严重性,应坚决反抗之,应不被这些现象的威力所压倒。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如果没有坚决反抗这些现象的正确方针,如果听任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限共”和“政治限共”发展下去,如果只从惧怕破裂统一战线一点设想,那末,抗战的前途就是危险的,投降和反共就将全国化,统一战线就有破裂的危险。必须认清目前国内国际尚存在着许多利于我们争取继续抗战、继续团结和继续进步的客观条件。”

  1940年2月1日,毛主席在延安民众讨汪大会作的演讲中揭露:“反共是日汪的主要目的。他们知道共产党抗日最彻底,国共合作则力量更大,他们就用全力分裂国共合作,使两党各自孤立,最好是两党打起来。这样,他们就利用国民党内部的顽固派,到处放火。在湖南就闹平江惨案,在河南就闹确山惨案,在山西就闹旧军打新军,在河北就闹张荫梧打八路军,在山东就闹秦启荣打游击队,在鄂东就闹程汝怀杀死五六百个共产党员,在陕甘宁边区就闹内部的“点线工作”、外部的“封锁工作”,并且还准备着军事进攻。此外,又逮捕了一大批进步青年送进集中营;又雇请玄学鬼张君劢,提出取消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取消八路军新四军的反动主张,雇请托洛茨基分子叶青等人做文章骂共产党。所有这些,无非是要破坏抗日的局面,使全国人民都当亡国奴。

  这样,汪精卫派和国民党的反共顽固派两家里应外合,把时局闹得乌烟瘴气了。”

  同时,毛主席还自豪地指出:“老实说,过去如果没有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真心实意地出来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那就无人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无人领导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那就无从实行抗日。今天如果没有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真心实意地出来维持抗日的大局,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危险倾向,那就会弄得一团糟。八路军、新四军几十万人挡住了五分之二的敌人,和四十个日本师团中的十七个师团打,为什么要取消他们呢?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为什么要取消它呢?只有不要脸的人们才说得出不要脸的话,顽固派有什么资格站在我们面前哼一声呢?同志们,当然不能是这样的。不是取消边区,而是全国要学习边区;不是取消八路军、新四军,而是全国要学习八路军、新四军;不是取消共产党,而是全国要学习共产党;不是要进步的人们向落后的人们看齐,而是要落后的人们向进步的人们看齐。我们共产党是最主张统一的人,我们发起了统一战线,我们坚持了统一战线,我们提出了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口号。谁人能够提出这些呢?谁人能够实行这些呢?谁人能够只要每月五块钱薪水呢?谁人能够创造这样的廉洁政治呢?”

  1940年2月7日,毛主席在为延安《新中华报》改版一周年纪念写的文章“必须强调团结和进步”中写到:“为了抗战就要反对投降,反对汪精卫的卖国协定,反对汪精卫的伪政府,反对一切暗藏在抗日阵线中的汉奸和投降派。为了团结,就要反对分裂运动,反对内部磨擦,反对从抗日阵线后面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和一切进步势力,反对破坏敌后的抗日根据地,反对破坏八路军的后方陕甘宁边区,反对不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反对雪片一样的“限制异党活动”的文件。为了进步,就要反对倒退,反对把三民主义和《抗战建国纲领》束之高阁,反对不实行《总理遗嘱》上“唤起民众”的指示,反对把进步青年送进集中营,反对把抗战初期仅有的一点言论出版自由取消干净,反对把宪政运动变为少数人包办的官僚事业,反对在山西进攻新军、摧残牺盟和残杀进步人员,反对三民主义青年团在咸榆公路、陇海铁路一带拦路劫人,反对讨九个小老婆和发一万万元国难财的无耻勾当,反对贪官污吏的横行和土豪劣绅的猖獗。不这样做,没有团结和进步,所谓抗战只是空唤,抗日胜利是没有希望的。”

  1941年1月20日,毛主席在“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中明确指出:“中国亲日派首要分子,早已潜伏在国民党党政军各机关中,为数颇多,日夕煽诱。至去年年底,其全部计划乃准备完成。袭击皖南新四军部队和发布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不过是此种计划表面化的开端。最重大的事变,将在今后逐步演出。日寇和亲日派的整个计划为何?即是:

  (一)用何应钦、白崇禧名义,发布致朱彭叶项的“皓”“齐”两电〔2〕,以动员舆论;

  (二)在报纸上宣传军纪军令的重要性,以为发动内战的准备;

  (三)消灭皖南的新四军;

  (四)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该军番号。以上诸项,均已实现。

  (五)任命汤恩伯、李品仙、王仲廉、韩德勤等为华中各路“剿共”军司令官,以李宗仁为最高总司令,向新四军彭雪枫、张云逸、李先念诸部实行进攻,得手后,再向山东和苏北的八路军新四军进攻,而日军则加以密切的配合。这一步骤,已开始实行。

  (六)寻找借口,宣布八路军“叛变”,取消八路军番号,通缉朱彭。这一步骤,目前正在准备中。

  (七)取消重庆、西安、桂林等地的八路军办事处,逮捕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邓颖超诸人。这一步骤也正开始实施,桂林办事处已被取消。

  (八)封闭《新华日报》;

  (九)进攻陕甘宁边区,夺取延安;

  (十)在重庆和各省大批逮捕抗日人士,镇压抗日运动;

  (十一)破坏各省共产党的组织,大批逮捕共产党员;

  (十二)日军从华中华南撤退,国民党政府宣布所谓“收复失地”,同时宣传实行所谓“荣誉和平”的必要性;

  (十三)日军将原驻华中华南的兵力向华北增加,最残酷地进攻八路军,与国民党军队合作,全部消灭八路军新四军;

  (十四)除一刻也不放松对于八路军新四军进攻之外,在各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和日军继续去年的休战状态,以便转到完全停战议和局面;

  (十五)国民党政府同日本订立和平条约,加入三国同盟。以上各步,正在积极准备推行中。

  并指出:“投降是时局最大的危险,反共是投降的准备步骤。”“空前的投降危险和空前的抗战困难,已经到来了。”

  文章还表示:“国内一部分人士正在策动所谓新的反共高潮,企图为投降肃清道路。……欲以所谓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其事至险,其计至毒。道路相告,动魄惊心。时局危机,诚未有如今日之甚者。”故皖南事变及重庆军事委员会一月十七日的命令,不过是一系列事变的开始而已。特别是一月十七日的命令,包含着严重的政治意义。因为发令者敢于公开发此反革命命令,冒天下之大不韪,必已具有全面破裂和彻底投降的决心。盖中国软弱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们,没有后台老板,是一件小事也做不成的,何况如此惊天动地的大事?在目前的时机下,欲改变发令者此种决心似已甚难,非有全国人民的紧急努力和国际外交方面的重大压力,改变决心的事,恐怕是不可能的。故目前全国人民的紧急任务,在于以最大的警惕性,注视事变的发展,准备着对付任何黑暗的反动局面,绝对不能粗心大意。若向中国的前途如何,那是很明显的。日寇和亲日派的计划即使实现,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但有责任,而且自问有能力,挺身出来收拾时局,决不让日寇和亲日派横行到底。”

  1941年5月8日,毛主席在“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指导着国民党政府全部政策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依然是两面性的阶级,它一面和日本对立,一面又和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广大人民对立。而它的抗日和反共,又各有其两面性。在抗日方面,既和日本对立,又不积极地作战,不积极地反汪反汉奸,有时还向日本的和平使者勾勾搭搭。在反共方面,既要反共,甚至反到皖南事变和一月十七日的命令那种地步,又不愿意最后破裂,依然是一打一拉的政策。”

  1943年7月12日,毛主席在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质问国民党”一文指出:“近月以来,中国抗日阵营内部,发生了一个很不经常很可骇怪的事实,这就是中国国民党领导的许多党政军机关发动了一个破坏团结抗战的运动。这个运动是以反对共产党的姿态出现,而其实际,则是反对中华民族和反对中国人民的。

  首先看国民党的军队。国民党领导的全国军队中,位置在西北方面的主力就有第三十四、第三十七、第三十八等三个集团军,都受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指挥。其中有两个集团军用于包围陕甘宁边区,只有一个用于防守从宜川至潼关一段黄河沿岸,对付日寇。这种事实,已经是四年多了,只要不发生军事冲突,大家也就习以为常了。不料近日却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即担任河防的第一、第十六、第九十等三个军中,开动了两个军,第一军开到彬县、淳化一带,第九十军开到洛川一带,并积极准备进攻边区,而使对付日寇的河防,大部分空虚起来。

  这不能不使人们发生这样的疑问,这些国民党人同日本人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

  “老实说吧,我们很疑心你们同那些日本党、汉奸党互相勾结,所以如此和他们一个鼻孔出气,所以说出的一些话,做出的一些事,如此和敌人汉奸一模一样,毫无二致,毫无区别。敌人汉奸要解散新四军,你们就解散新四军;敌人汉奸要解散共产党,你们也要解散共产党;敌人汉奸要取消边区,你们也要取消边区;敌人汉奸不希望你们保卫河防,你们就丢弃河防;敌人汉奸攻打边区(六年以来,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一线对岸的敌军,炮击八路军所守河防阵地没有断过),你们也想攻打边区;敌人汉奸反共,你们也反共;敌人汉奸痛骂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你们也痛骂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⑷;敌人汉奸捉了共产党员强迫他们登报自首,你们也是捉了共产党员强迫他们登报自首;敌人汉奸派遣反革命特务分子偷偷摸摸地钻入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内施行破坏工作,你们也派遣反革命特务分子偷偷摸摸地钻入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内施行破坏工作。何其一模一样,毫无二致,毫无区别至于此极呢?你们的这样许多言论行动,既然和敌人汉奸的所有这些言论行动一模一样,毫无二致,毫无区别,怎么能够不使人们疑心你们和敌人汉奸互相勾结,或订立了某种默契呢?”

  1945年4月24日 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对抗战中的共产党和

  国民党的表现,分别作了全面的、客观的、深入的总结。这里我单将对国民党的表现摘录出来:“国民党政府所采取的对日消极作战的政策和对内积极摧残人民的反动政策,招致了战争的挫折,大部国土的沦陷,财政经济的危机,人民的被压迫,人民生活的痛苦,民族团结的破坏。这种反动政策妨碍了动员和统一一切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进行有效的战争,妨碍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但是,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的运动并没有停止,它是在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政府的双重压迫之下曲折地发展着。两条路线:国民党政府压迫中国人民实行消极抗战的路线和中国人民觉醒起来团结起来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很久以来,就明显地在中国存在着。这就是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

  他还指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一九三一年就开始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者占领沈阳,几个月内,就把东三省占领了。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是东三省的人民,东三省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织了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从事英勇的游击战争。这个英勇的游击战争,曾经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中间经过许多困难挫折,始终没有被敌人消灭。一九三二年,日本侵略者进攻上海,国民党内的一派爱国分子,又一次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率领十九路军,抵抗了日本侵略者的进攻。一九三三年,日本侵略者进攻热河、察哈尔,国民党内的又一派爱国分子,第三次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并和共产党合作,组织了抗日同盟军,从事抵抗。但是一切这些抗日战争,除了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其他民主派别和海外爱国华侨给了援助之外,国民党政府根据其不抵抗政策,是没有给任何援助的。相反地,上海、察哈尔两次抗日行动,都被国民党政府一手破坏了。一九三三年,十九路军在福建成立的人民政府,也被国民党政府破坏了。”

  一九三九年,国民党政府采取了反动的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将抗战初期人民和各抗日党派争得的某些权利,一概取消。从此时起,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国民党政府将一切民主党派,首先和主要地是将中国共产党,打入地下。在国民党统治区各个省份的监狱和集中营内,充满了共产党人、爱国青年及其他民主战士。从一九三九年起直至一九四三年秋季为止的五年之内,国民党政府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分裂国内的团结,造成严重的内战危险。震动中外的“解散”新四军和歼灭皖南新四军部队九千余人的事变,就是发生在这个时期内。直到现时为止,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军队进攻的事件还未停止,并且看不出任何准备停止的征象。在这种情况下,一切污蔑和谩骂,都从国民党反动分子的嘴里喷出来。什么“奸党”、“奸军”、“奸区”,什么“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等等污蔑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区的称号和断语,都是这些反动分子制造出来的。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宣言,针对着当时的危机,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按照这些适合时宜的口号,我们党在五年之内,有力地打退了三次反动的反人民的“反共高潮”,克服了当时的危机。

  在这几年内,国民党战场实际上没有严重的战争。日本侵略者的刀锋,主要地向着解放区。到一九四三年,侵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四和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为解放区军民所抗击;国民党战场所担负的,不过日军的百分之三十六和伪军的百分之五而已。

  一九四四年,日本侵略者举行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了,国民党军队表现了手足无措,毫无抵抗能力。几个月内,就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广大区域沦于敌手。仅在此时,两个战场分担的抗敌的比例,才起了一些变化。然而就在我做这个报告的时候,在侵华日军(满洲的未计在内)四十个师团,五十八万人中,解放区战场抗击的是二十二个半师团,三十二万人,占了百分之五十六;国民党战场抗击的,不过十七个半师团,二十六万人,仅占百分之四十四。抗击伪军的情况则完全无变化。

  还应指出,数达八十万以上的伪军(包括伪正规军和伪地方武装在内),大部分是国民党将领率部投敌,或由国民党投敌军官所组成的。国民党反动分子事先即供给这些伪军以所谓“曲线救国”的叛国谬论,事后又在精神上和组织上支持他们,使他们配合日本侵略者反对中国人民的解放区。此外,则动员大批军队封锁和进攻陕甘宁边区及各解放区,其数量达到了七十九万七千人之多。这种严重情形,在国民党政府的新闻封锁政策下,很多的中国人外国人都无法知道。”

  以上是我在毛泽东选集第二、第三卷的文章中摘录的有关内容。毛泽东作为共产党的领袖,亲自领导和指挥解放区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中共最高领导人,他以翔实、丰富、不可辩驳的大量事实,以科学严密地论述,揭露出国民党“消极抗战,片面抗战,积极反共”的真实面目。

  C、关于卢毅老师所介绍的几个重大战役,大部分是国民党被逼、被迫、被动的情况下,不得不打的,还有的是打给国人看的,有的是打给外国人尤其是美国人看的,而且大部分都以战败而告终。这也反过来证明了国民党在抗战中的消极极性。

  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国民党作为号称拥有几百万正规军的执政党,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大举进攻,面对亡国灭种的危险,面对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抗日的呼声,他能不打几仗吗?否则他如何向人民交待?如何能得到美国的援助?他是在被逼、被迫、被动的情况下,不得不打了几个战役,而且,绝大部分都是付出巨大代价以战败而终。这些会战也从反面证明了国民党消极抗战。

  中条山战役,这是日军打下山西太原后过黄河走陕西进攻四川的要道,所以是国军不得不打之战。中条山战役(日方称之为“中原会战”)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在山西范围内的唯一一场大规模对日作战。1941年5月7日,中条山外围日军在航空兵的支持下,由东、北、西三个方向开始全面进攻。中条山战役前后历时一个多月,中国军队由于事前准备不足、又缺乏统一指挥,除少数突围外,大部溃散,被俘虏3.5万人,遗弃尸体4.2万具,日军据中方公布毙伤9900人,[1]按日方数字仅战死673人,负伤2292人[1]。

  淞沪会战,这是日军进攻南京的前哨战,当时南京政府还未搬家,当然是不得不打之仗。

  徐州会战(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台儿庄战役),这是南北二路日军打通连接,然后分北路和东路进攻武汉的前哨战,当时国民政府的很多机构包括军事统帅部还在武汉,所以这也是蒋介石空间换时间,争取国外援助,所以也是逼着打的仗。此战的胜利拖延了日军进攻武汉时间,台儿庄胜利50天后徐州就被日军占领,随即北路日军由此出发,30天后武汉保卫战开打。

  武汉保卫战,此战不用我说大家也能知道重要性,因为过了湖北就是四川了,这是在四川的大门口打的仗,如果此战不打那就干脆投降吧。在此战期间日军轻取广州,从此水路国际援助中断,今后只能走滇缅公路。而广州这一仗不是直接取重庆政府性命的,大家可以看到国军打的有多窝囊,几天就被日军攻下。

  长沙会战,此时日军兵力已经用到了力竭,出武汉向西这就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了,因此日军转而进攻长沙,想走湘西贵州这条路进四川,所以这对蒋介石来说又是保命的一仗,共打了三场。细看这三场,只要长沙能保住,湖北的国军就不出动,而当长沙将破城了,蒋就让湖北国军出动牵制。哇,蒋介石还是会打仗的哦,但他好仁慈哦,生怕把日寇打光了就不好玩了。

  入缅远征军,这是广州战役失败后为保住国际援助通道而出兵,出兵十万近一半伤亡,但不是战死,而是败走野人山饿死的。做为抗日将士,战死沙场是荣耀,死得其所。饿死在撤退路上不知要比窦娥冤上几千倍几万倍,用士兵的话来说连个垫背的都没拉上。远征军活下来的一大半人却是因为孙将军违抗军令得以幸存,以后成为缅北反攻的主力。真应了一句话“将帅无能,累死三军“。那些爱拿伤亡说事的人好好研究下远征军的战例就能知道比伤亡有多愚蠢。

  从以上国军抗战最出力的,全是在日军逼迫下不得不打的保命战!1940年以后日军已经无力全面进攻了(主要靠南北二路日军合兵,集中进攻中路)一直到1945年日军投降,除了滇缅公路上松山一战,国军有过主动进攻收复失地的战役吗?没有!为了消灭新四军蒋介石倒是主动进攻了一回。我们还看到的是百团大战后为了不让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军令部发出的限制共军活动区域的命令,共军活动地区都是日军占领蒋介石管不着的区域,他发这种军令有啥意义,难不成是为了帮助日寇维持占领区的治安?这一招对共军没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侵华日军主力被抽调南下,日军占领区兵力不足,这时蒋不主动进攻倒算了,而他竟允许国军在战况不利时投降去做伪军一时间上百万的伪军成为世界战争史上的一大奇观。蒋介石此举美其名曰“曲线救国”,实质上是在弥补日军兵力不足,用伪军帮日军守占领区阻止共军发展。

  以上事例充分说明讲国民党消极抗战是一点都不冤枉他的。

  D、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2016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第217页“打退和制止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一节中写到:“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蒋介石,从卢沟桥事变起一直表示坚持抗战。但当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后,他对抗日是消极的,甚至同日本侵略者秘密进行过某些谋求妥协的活动。他开始推行积极反共的政策,打击并破坏共产党和其他进步组织,监禁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甚至国民党军武装进攻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抗日根据地。这些活动,使国内的阶级矛盾日趋尖锐。”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消极作战,是有其历史和思想根源的,1928年济南事件时蒋在日记中就写下了国民政府对日政策,他自己将其称为“不抵抗主义”。(蒋的这段日记已经公开,有兴趣的网友可以自己去查看。)

  1931年8月16日,蒋介石鉴于东北中日外交问题日趋严重,由南昌致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同年8月22日,蒋介石又在南昌宣称:“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仍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发誓3个月内肃清江西红军。

  他一直奉行的是“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安内“第一是赤匪”,他认为“日本是癣疥之疾,共匪才是心腹之患。”在抗战开始前更是以《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等四个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使日寇深入中国腹地,战前就把日寇引进了战略要地。关于此问题丛林浪子先生的《细数抗日战争时期的四项卖国条约》有详细论述。由于蒋的不抵抗主义政策在其党内军内皆遭到反对,这才有了西安事变逼蒋抗日的一幕。被人逼着做的事情,他能积极吗?

  另外,这位老师还介绍了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严重的腐败问题,如吃空额、武装走私、贪图享受、掳掠百姓等,正是国民党在抗战中的消极政策,才造成了国民党军队的严重腐败。试想,一个将个人的生死都置之度外抗战部队,会有象国民党军队那样的腐败吗?反过来讲,象国民党军队这样腐败能做到积极抗战吗?因此,这也证明这位党校老师所讲的观点本身也是互相矛盾的。

  美国总统杜鲁门当时也说过一段话:“中国抗战后期,蒋介石的权力仅限于西南一隅,长江以北连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那么整个中国就会被共产党夺去”。

  这位老师如果稍下一点功夫,多读点毛主席的著作,多找点历史资料也不至于得出“国民党抗日不是消极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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