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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衲先生:被认为制造成迷雾重重的遵义会议

2017-10-17 08:36:25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老衲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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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义会议的历史事实本来是十分清晰的,但自从把“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袖地位”改变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后,在犯了自由化错误的领导人“以往对张闻天宣传不够”的主旨下,主流党史的一些权威尤其是“张闻天研究专家”“创造”的“研究成果”,不仅让“遵义会议”陷入迷雾重重,而且让人感到十分的惊悚。

  为此,著文如是,以澄清被搅浑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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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遵义会议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遵义会议的目的,其历史事实是十分明确的,即:把博古、周恩来、李德三人团轰下台,推举毛泽东出来领导。

  毛泽东的至圣至德,在中央苏区、在国内各区域、在国际上,都是无人能望其项背的。即使接连受到周恩来为书记的苏区中央局的批判、受到博古、张闻天等临时中央的批判,其威望仍然是无人能望其项背。不同的只是中共中央核心层以及一些高层在教条宗派及其拥趸对毛泽东的“围剿”下,怕若祸上身,摇旗呐喊,远离毛泽东而已。

  早在1931年,苏区军民就把毛泽东称为共产党和红军的“仙人”。建国后,朱德有次回忆1932年初攻打赣州之事,曾赋诗“不听仙人指”,其中的“仙人”就是当时苏区军民对毛泽东的称谓。因此,博古、张闻天、陈云于1933年初甫到苏区,就针对干部群众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展开了残酷的打击:博古、张闻天、陈云等掀起了批判“罗明路线”,戟指毛泽东;张闻天等掀起批判“江西罗明路线”,更是直接清肃拥护毛泽东的干部群众,并直接迫害毛泽东的家人和亲属。这一切,确乎造成了中共中央高层及高级干部、高级将领的相当一部分,跟在教条宗派及其拥趸的后面摇旗呐喊,纷纷著文批判“摇鹅毛扇子”、“游击战”等等,或者著文赞扬“短促出击”,以示对毛泽东的反对。但是,苏区干部群众、中下级的红军将士,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并未减少丝毫。

  博古、周恩来、李德“三人团”和教条宗派及其拥趸把中央苏区丧失殆尽,并继而遭到湘江惨败后,曾经跟在教条宗派及其拥趸后面摇旗呐喊的高级将领开始“反思”,而红军指战员则在对教条宗派及其拥趸“怨声载道”的同时,纷纷呼吁毛泽东出来领导。教条宗派及其拥趸也开始分化,王稼祥首先提出把博古、周恩来、李德“三人团”“轰下台”,由毛泽东出来领导。王稼祥的提议,首先得到张闻天的赞成,二人由此开始做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和红军高级将领的工作,并取得了一致意见。这才有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毛泽东开始参与决策,并做出重大军事行动必须向政治局汇报的决议。也即实际上取消了博古、周恩来、李德三人团的独断专行之权。——这三个会议,实质上澄清了一个重大问题,即:三人团中,并非是什么李德决策、周恩来执行,而是周恩来始终是党内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只是周恩来没有能力提出与李德不同的战略方针、更没有能力提出总的战略方针而已,准确的说,是周恩来在没有能力提出方针的情况下基本上赞成李德的战略方针而已。

  怎么推毛泽东出来领导?就是以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路线为形式,彻底否定博古、周恩来、李德三人团的的领导,以此推出毛泽东领导。所谓改变错误军事路线、确立正确的军事路线,其本质只能是推毛泽东出来领导。军事领导人周恩来、朱德等并不真正懂得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教条宗派中人更无能懂得毛泽东的军事路线。

  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以及红军各级将领的回忆,都毫无二致的在叙述遵义会议的目的是推毛泽东出来领导的历史事实。其它的叙述诸如遵义会议是为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等等,纯属无稽之谈!那些另类的“研究专家”(某些“史办”“史所”的“专家”)的企图贬低毛泽东的“研究”,则纯属桀犬吠尧了。

  二、遵义会议究竟“确立”了毛泽东怎样的地位?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太上皇”地位。

  首先,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议,由陈云于1935年10月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的书面汇报可知,毛泽东取代的是“太上皇”李德。陈云在其回报中十分明确的说道:“我们取消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举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即是李德。取消了“太上皇”李德的指挥权,“推举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很突出的说明毛泽东取代的是李德的“太上皇”地位,而不是其他。

  陈云尽管很会“看形势”,但这次汇报,陈云显然不敢自专,而是遵照中共中央的决议进行汇报。陈云在向共产国际提供了常委分工的实际情况(张闻天取代博古负总责,周恩来仍然是党内委托的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的书面文字后,在汇报文字中,撇开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和军事负责者的周恩来不提,突出的说明“我们取消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举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只能是张闻天、周恩来等核心领导人在陈云奉命临行前的交代。

  其次,有一个长期被遮掩的历史事实,即中共中央决议:对外宣传中国革命,必须“用毛主席的名义”。这一事实,八十年代后遭到各方面的故意埋没,但还是有人不小心披露了张国焘1936年1月末发给陕北的电报。当时的张国焘,虽然取消了另立的中央,但却在国际代表张浩的斡旋下,达成了跟陕北中央“发生横的关系”的“协议”,即仍然不承认陕北中央,而与陕北中央“平行”。这封电报中,张国焘明确表示:此间对外宣传,仍然用毛主席的名义。即毛主席是唯一公认的中共及其革命的政治符号。

  中共中央什么时候做出的对外宣传中国革命必须“用毛主席的名义”的决议?未曾见到相关的历史文献记载,或者说历史文献被故意隐藏了。但这并不能掩盖历史事实,更不能否认这一历史事实。笔者推论,这一决议最早应该是1934年第二次“全苏大”后做出的决议,最晚应该是长征前做出的决议。因为1934年苏共二十大上,对中国革命的总结,就是归纳为在“毛泽东同志担任主席的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下”,而非中共中央的领导下。遵义会议并未见有类似决议的文字记载或回忆,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草地会师期间,也未见有类似的决议,也没有相应的回忆。但毫无疑问的是,张国焘及其四方面军遵循对外宣传“用毛主席的名义”,则可能也是这两个时间段:一是长征前就接到这一决议,一是草地会师期间才接到这一决议。

  有意思的是,张国焘在恢复被周恩来为书记的苏区中央局和博古、张闻天、陈云等的临时中央肆意践踏的临时共和国《宪法》中规定的组织秩序方面,有着极大“贡献”。除了申明对外宣传必须“用毛主席的名义”外,草地会师期间,恢复了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宪法》规定的职权:在混编一、四方面军之时,尽管是中央政治局讨论的结果,但却必须通过“毛主席”领导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批准;因此,中革军委发布命令时,抬首首先说明“经中央政府批准”,而不是经中共中央批准!——即,真正的组织程序是:中共中央或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讨论后,必须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才能成为正式的政策或指示,否则就是违法!

  第三,从组织角度讲,毛泽东与张闻天互为上下级,而毛泽东是不可超越的政治领袖。在党内,张闻天是负总责,毛泽东是常委;在政府内,毛泽东是“国家主席”,张闻天是“总理”。之所以说毛泽东同时是不可超越的政治领袖,就在于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机构定位为“毛泽东同志担任主席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下”,而不是中共中央的领导下。相对正规的六届五中全会选举出的中央书记处,都无法超越这一政治领袖的地位,何况遵义会议这种临时紧急会议组成的中共中央呢!六届五中全会中央时,对中国革命的定位都是“毛泽东同志担任主席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下”,目的为推举毛泽东出来领导的遵义会议,难道会取消这一定位?!更主要的是,任何中央都根本无权更改共产国际的这一决定!

  因此,遵义会议后,仍然只能是在“毛泽东同志担任主席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下”(对博古、张闻天合谋夺取毛泽东人民委员会主席由张闻天取代一事,共产国际和国际代表团始终没有给予承认),而不能非法另起别的什么名目!

  所以,按照历史的本真,尽管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太上皇”地位,才是历史的本来面目,但说法上似乎不雅。因此,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袖地位,才是最科学的!尽管这种确立事实上只是对周恩来为书记的苏区中央局和博古、张闻天等教条宗派中央及其拥趸践踏《宪法》的一个纠正,但却是毛泽东自1931年11月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以来,真正开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革命的最高政治领袖。

  也因此,1937年12月,自命不凡的王明,携康生、陈云来到延安时,演讲道:“应当欢迎的是毛泽东同志,他在实际斗争中领导中共进入一个新境界”。随即,王明召开中央会议,调正了书记处,也调整了“党内排名”,把毛泽东排在第一位!——王明调整“党内排名”,是否是王明对其集团中人总是拿“排名”做文章的伎俩甚为了解,才做出的调整?但毫无疑问的是对以往某些人总是错误的把毛泽东排名在常委的最后一位的纠正。

  如果什么“史办”“史所”以及一些所谓“专家”的信口雌黄成立的话,遵义会议真就成了一些民间研究者所说的那样:遵义会议实质是教条宗派及其拥趸的一个大阴谋,目的是让毛泽东当“替罪羊”,来承担丢失苏区和湘江惨败以及已经看得到的彻底失败的责任,结果却弄巧成拙!——不然的话,如何解释会议前汹涌澎湃的要“推毛泽东出来领导”、结果却让毛泽东实际无“导”可“领”的事情?!如何解释政治局讨论决定、周恩来下了“最后决心”的土城战役却归咎为毛泽东个人的指挥?!

  三、是毛泽东安排张闻天担起负总责的名义?还是“大家一致推举张闻天担任总书记”?

  毛泽东曾两次安排张闻天担任总负责的名义。

  “负总责”一说,有着历史文献的证实;“总书记”一说,也的确是习惯上的称谓。这些本来无可厚非,但经一些“专家”的哄染,就是别的意思了。什么“名副其实的总书记”,什么“在总书记的岗位上”,什么遵义会议“确立的是张闻天为首的中央集体领导”……诸如此类,就纯属为了“吠尧”了!

  但是,这种“吠尧”的“研究”,实质上把张闻天描绘成了十足的表里不一之人。这是笔者不能赞同的。

  1938年4月,张闻天在《新华日报》上刊登声明,说中共中央没有设立总书记一职,他也从来没有担任过总书记一职。尽管在几年后的《整风笔记》中,张闻天一再声称自己是总书记之类,但笔者的理解如同上述,只是沿用的一种习惯而已,别无他意,更不是出尔反尔的小人。然而,“研究专家”在诸多的历史文献面前,仍然胡诌八扯,而且拉来张闻天的夫人作证,硬要说张闻天遵义会议上被推举为总书记、是“名副其实的总书记”之类,似乎在说明张闻天私下也从来都是这样认为(夫人作证)的,什么“声明”啊“笔记”啊,都是“唯心”的!

  那么,张闻天的总负责是怎样取得的?

  张闻天的“整风笔记”中,曾为自己分辩没有要抢着当“总书记”。也即核心层不少人指责张闻天抢着当“总书记”,才有张闻天的分辨。这里不讨论张闻天是否抢着当“总书记”,而是必须肯定一点,即:不少人认为或感到张闻天抢着当“总书记”!

  遵义会议后,是否有人向毛泽东反映过张闻天抢着当总书记的事?没有资料证实。但是,却有人在之后向毛泽东状告张闻天私下活动想要推翻毛泽东的领导,却是真实的。尽管后来张闻天本人以及“研究专家”长篇累牍的给予了否认,但有人向毛泽东状告此事的事实却是无法否定的!同时,“研究专家”同样也无法否定李德在《中国纪事》中叙述的张闻天私下活动企图推翻毛泽东领导的事实!尽管李德没有叙述自己曾亲眼看到张闻天活动彭德怀、林彪的事,但却十分清楚的叙述了张闻天活动的目标就是彭德怀、林彪!并企图获得李德的支持,被李德当场回绝!——尤其是,林彪写信要求“毛朱周随军行动”并推举彭德怀负责军事,也十分的蹊跷:不要说林彪根本不会认为彭德怀的军事才能强于毛泽东,以林彪的自命不凡,其会认为彭德怀的军事才能高于林彪自己么?!

  遵义会议后,博古已经无法领导。张闻天找到毛泽东,要求撤换博古。毛泽东又找来周恩来商议,周恩来自然是极力拥护毛泽东取代博古的负总责名义,但被毛泽东拒绝,并说服周恩来让张闻天取代博古。周恩来被说服后,就去做其他人的工作。做通后,会议上常委分工,张闻天便取代了博古担任总负责的名义。

  说“大家一致推举”,也没错。因为“大家”是在毛泽东的安排下,由周恩来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最终同意了毛泽东的安排,自然是“一致推举”了。——常委分工,自然只能在常委中进行。四个常委,博古处在被撤换、不视事的状态,张闻天向毛泽东提出撤换博古的要求,毛泽东找来周恩来商议,当然只能首先由毛泽东和周恩来商议出一个章程!也即张闻天取代博古,当然是毛泽东安排的!

  周恩来会推举张闻天?还是博古会推举张闻天?即使放眼到整个政治局以及参加遵义会议的高级将领中,有谁会推举张闻天么?天大的笑话!

  1938年9月,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前,毛泽东再次安排张闻天担任总负责!之所以如此,是陈云、康生等找张闻天提议在六中全会上明确毛泽东党的最高职务名义,张闻天不愿意,便私下找毛泽东,毛泽东遂再次安排张闻天担任总负责的名义。——并非张闻天“没有推掉”。直到1943年,张闻天还“不知道”让毛泽东负起全面的领导责任。“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除了“抢着当”,还有别的解释么?!

  四、遵义会议常委分工后,张闻天与毛泽东的短暂“合作”即告结束

  长征前夕,张闻天向毛泽东倾吐被排挤的苦闷后,即开始兴高采烈的跟毛泽东在一起,几乎形影不离,一直到遵义会议后的常委分工。常委分工,毛泽东安排张闻天取代博古担任负总责的名义后,即不愿意跟毛泽东在一起了。——这标志着张闻天跟毛泽东短暂“合作”的结束。因此,接下来的长征路上,接连发生的北磐江出走、鸭溪会议风波、会理会议风波等等,就成为必然。经过多次“风波”,尤其是经过与四方面军的草地会师“风波”,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多次对张闻天批评乃至痛责和帮助,张闻天才在表面上遵循中共中央“毛泽东领导”的决议,表面上开始以毛泽东为领袖或核心。

  张闻天反对博古,不是政治路线上有什么分歧,也不是军事路线上有什么分歧。相反,张闻天跟博古们在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上高度的一致。

  尤其在政治路线上,张闻天所坚持的,比博古等人还要“左”。1931年9月临时中央组成之后,大量批判毛泽东“富农路线”“游击主义”“党内最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文件或大作,基本都出自张闻天之手。1932年初,与博古以中央指示的形式,支持周恩来“攻打赣州”的计划,几乎导致苏区和红军的覆灭。同年五月,与博古一起指示周恩来为书记的苏区中央局,对李文林等二百五十多位赣西南领导人和重要干部实行死刑。1933年初潜来苏区后,与博古、陈云等一起,下车伊始,就掀起了对“罗明路线”的批判和整肃。随后,张闻天又掀起对“江西罗明路线”的大力批判和整肃,一大批干部战士惨遭杀戮,一大批干部遭到批判和整肃,并对毛泽东的家人和亲属进行排挤、迫害!同时,与博古等人,把李德捧成了“太上皇”。1933年中后期,张闻天开始著文大力批判毛泽东制定的“坚决废除肉刑”的相关肃反法律条文,大肆推广“肉刑杀戮”,达到了“无法无天”的境地!致使七万多干部群众和红军将士惨遭屠杀!1934年初,张闻天提出“肉体上消灭地主、经济上消灭富农”的主张,并成为中共中央的政策推行,严重破坏了查田运动,破坏了苏区物质基础和红军兵员来源!“地富反坏”组成的“劳役队”,就是张闻天仿效苏联的“发明创造”!与博古合谋,取代了毛泽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并对毛泽东实施架空!

  必须一说的是:张培森等“专家”,“研究”出毛泽东长征前在于都染上恶性疟疾后,是张闻天派遣傅连璋前往救治,并渲染说等于救了毛泽东的命。这不能不让人大加惊恐!毛泽东以往多次生病,并不需要谁派遣医生,而是身边工作人员或者警卫员一个电话或者直接去找傅连璋,傅连璋便立马放下手头工作前往。何以张闻天架空毛泽东后,毛泽东在于都生病却需要通过在瑞金的张闻天派遣医生了呢?!——这的确让人十分的惊恐!还等于救了命?!

  张闻天积极推广“肉刑杀戮”的肃反政策、“肉体上消灭地主、经济上消灭富农”的查田政策,致使整个苏区陷入万劫不复之地。1934年7月,张闻天却发表文章,把罪责都推到博古、周恩来等“三人团”以及其他人身上,自居“正确”的批判起“小资产阶级狂热病”来。不久,被博古等人排挤出核心决策。——尽管1934年5、6月间就成立了博古、周恩来、李德的“三人团”,但是,重大决策还是由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李德等商议决定的。长征前夕,张闻天才被排挤出核心决策。张闻天一经发现,便十分苦恼,随即主动投向毛泽东,倾诉被排挤等的苦闷,并由此跟毛泽东站在了“同一阵线”,并与毛泽东、王稼祥一起高高兴兴的在一起长征。

  在军事路线上,张闻天除了同样积极的推广“城市道路”外,也一直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军事路线。早在1932年10月的“第一次宁都会议”排挤了毛泽东后,博古、张闻天等的临时中央和周恩来为书记的苏区中央局,即推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军事方针。好在第四次反围剿并没有实行这一方针,而是按照毛泽东以往“反围剿”的方针进行。至于在广昌战役上与博古等人的分歧,只是个别战斗的观点不同而已,并非军事路线的不同。如果不是长征前夕的被博古、周恩来、李德三人团的排挤,很难想像张闻天会主动向毛泽东“倾诉”而站在“同一阵线”上。

  1931年9月临时中央组成之时,张闻天即认为博古“不配爬在他的头上”,并由此产生颟顸,跟“路线分歧”毫无关系。常委分工取代博古担任总负责名义后,张闻天又不愿意跟毛泽东在一起了!按照何方“专家”的“研究”,是张闻天认为毛泽东的“脾气不好处”,因此不愿意在一起了。——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但实际情况如何呢?

  毫无疑问,是张闻天好不容易“爬”到博古头上后,即明白自己实际并没有负总责的职权,而是一个会议“召集人”的身份。直到1943年还“不知道”让毛泽东负起全面责任的张闻天,此时无疑更觉得自己应该真正负起全面责任!中央决议毛泽东领导,张闻天怎么甘心只扮演一个会议“召集人”的角色呢?但是,该怎么负起全面责任?怎么领导红军走出困境?张闻天又丝毫不知。具体事物的解决,更缺乏基本的能力。因此,才负气要求出走!——负气要求出走,也是何方等“专家”公认不讳的!尽管胡乱给出出走的理由是毛泽东“脾气”。

  张闻天负气要求出走的地方,是“北磐江”。张闻天的“北磐江”出走,第一次遭到毛泽东的痛斥。按照张闻天《整风笔记》上的说法,是毛泽东、周恩来等批了张闻天一个晚上,直到张闻天承认了“政治动摇”才算了事!“鸭溪会议”,是张闻天见毛泽东说服不了众人而想以“撂挑子”的方式改变众人,顺势提议会议举手表决,罢免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同时,不动声色的罢免了朱德,并提议由彭德怀担任前敌总指挥(朱德是前敌总指挥,毛泽东是前敌总政委——笔者注)。——按照何方的研究,鸭溪会议之前,张闻天首先利用毛泽东排挤了周恩来。鸭溪会议又排挤了毛泽东,同时把朱德视作无物的捎带也排挤了,想要把军事指挥权交给彭德怀。

  这一切是偶然还是步骤?无法肯定!但是,从张国焘的《我的回忆》中叙述的朱德所言的遵义会议后的权力情况(朱德所言大意是,不必太重视遵义会议,实质上,只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三人商议决定的事,没人可以改变),加上张闻天负气要求出走,事情确乎很微妙!

  但是,张闻天了解彭德怀的军事才能么?或者,张闻天真的认为彭德怀或者林彪的军事才能比朱德、周恩来还高么?更遑论与毛泽东相比了!假如张闻天真的这么认为,其依据是什么呢?——实质上,张闻天根本没有能力评判朱德、周恩来以及彭德怀、林彪的军事才能孰优孰劣,也没有能力了解彭德怀或林彪有什么军事才能!然而,张闻天的确很看得上彭德怀。接下来的“会理会议风波”,即是李德在《中国纪事》中所描述的张闻天私下活动企图推翻毛泽东的领导,并惨遭失败。至于林彪,显然是一个“陪衬”而已。也许,张闻天真正看透了林彪心机深沉、唯利是图、趁火打劫的本质!——1959年的“庐山会议”,张闻天与彭德怀又结合到一起。1971年,林彪篡权、谋杀毛泽东失败后,仓惶逃向苏联,葬身沙漠!

  历史,从来都是有机的!

  会理会议,毛泽东痛责彭德怀、张闻天。周恩来、朱德乃至博古,也都批判了这些人的作为。按照杨尚昆的回忆,会议上还有将领或领导人当场站起来揭发张闻天的私下活动。张闻天则否认曾私下活动,并表示自己一直是坚决支持毛泽东的。经过这样多次挫折,张闻天终于认清了自己的位置,遵循中共中央决议的“毛泽东同志”的领导,而不再发生类似的行为了。但是,这并不表示张闻天彻底甘心了!

  红一、四方面军草地会师期间,张闻天、博古、凯丰等教条主义者,也起到了相当不好的作用。致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半个世纪后仍然愤恨难平。张闻天也因此又一次遭到毛泽东的批评。三大红军主力再次会师后,张闻天私下向张国焘诽谤毛泽东,说“老毛懂得旧社会那一套”,透露出其内心的颟顸。

  毛泽东解救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人后,责成张闻天负责解决陕北肃反问题,结果,张闻天仍然以其肃反路线的观点,指责刘志丹、习仲勋等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留下了长期纠缠的历史矛盾。按照张国焘的回忆,张闻天等对毛泽东向国民党和地方军阀的统战工作并不“热情”。“西安事变”发生后,张闻天去毛泽东处,要求直接向张学良杨虎城表明杀掉蒋介石,被毛泽东痛斥。不久,又单纯的强调蒋介石政府的“正统地位”,给毛泽东解决西安事变造成了一定的障碍。

  客观的说,张闻天不懂得“审蒋”、逼蒋等与“联蒋”之间的辩证关系。也即,没有“西北抗日联合政府”的物质准备,张学良不可能发动“西安事变”。没有“审蒋”和“西北抗日联合政府”的舆论造势和物质准备,蒋介石也决然不可能答应什么条件。单纯的强调蒋介石政府的“正统地位”和蒋介石的“领袖地位”,只能给解决西安事变造成障碍。西安事变前,张、杨就是一致在强调蒋的地位,但跪求也没用,因此才在毛泽东准备的物质基础上发动了“西安事变”。

  五、必须澄清一个“吠尧”的恶毒篡改

  “二十八宿”中人以及一些“专家”,把毛泽东与张闻天的“关系变坏”,渲染为毛泽东与江青结婚这个事件上。这种“吠尧”的恶毒篡改历史,必须澄清。

  常委分工,毛泽东安排张闻天担任负总责的名义后,张闻天即不愿意跟毛泽东在一起了,并在随后的日子里,搞出了许多事,这已经说明张闻天跟毛泽东的关系早已“变坏”。尽管毛泽东殚精竭虑、厚德载物,以最大的仁心批评帮助张闻天,但张闻天私下里对毛泽东的“关系”并没有“变好”:张国焘回忆的张闻天诽谤毛泽东“懂得旧社会那一套”,足以说明问题。

  本质上讲,张闻天不懂军事,却总认为自己攥住了“政治路线”的“牛角”,才是最本质的原因:博古等人都承认了苏区时期他们推行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张闻天却仍然坚持认为他们推行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并运用双重逻辑抵制。张闻天认为他们在苏区还是为了革命奋斗的,不能说是路线错误(大意)。按照他的这一逻辑,不知张闻天怎么就认为李立三是路线错误的?怎么就大肆批判毛泽东的“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

  同时,张闻天内心的颟顸,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每在关键时刻,张闻天一旦有自己的主张,就给毛泽东造成严重掣肘,为事业带来严重灾难,而且还始终认为自己是唯一正确的。对分配给的具体工作,又极端的缺乏工作能力,还要“把握方向”。连师哲这样的“知识型干部”,都直言不讳的说张闻天没有工作能力,尽管很婉转。因此,正是这些因素,把毛泽东一步步逼到了不得不公开批评张闻天并放弃重用张闻天的“墙角”。——即:张闻天与毛泽东“关系变坏”,首先是张闻天单方面与毛泽东“坏”了,更主要是张闻天一步步把毛泽东逼到了“墙角”。

  至于张闻天在毛泽东与江青婚事上的做为,不说也罢。想想毛泽东是如何对待张闻天与刘英婚事的,尤其是,想想张闻天对必须在中央会议上公开提出的极其重大的事情(撤换博古,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毛泽东党的领袖名义),都私下里找毛泽东解决,何以毛泽东跟江青婚事这样纯属毛泽东个人私事并且最应该私下向毛泽东说的事情,近在咫尺的张闻天却一改常态的不私下去找毛泽东说了?反而公开写信给毛泽东,以至于闹得满城风雨?!

  历史终究是篡改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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