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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本禹:是否存在反对毛泽东的走资派及其路线

2017-01-10 21:42:11  来源:百韬网  作者:戚本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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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跃进失败后,围绕着是否搞“包产到户”所展开的党内斗争具有前所未有的特点。之前在党内发生的髙岗、彭徳怀事件,主要还是一些历史恩怨和如何维护党内团结、防止出现党内的分裂的问题,并没有往是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件事上发生争议。而这一次的斗争则是关系到了究竟走社会主义的集体化的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的“单干”的道路问题了。

  毛主席很清楚,当时政治局常委的多数和他的意见不一致,如果在这个时候召开中央常委会或者常委扩大会,来表决走什么道路这样一个大政方针的话,他很可能会变成少数。这样一来,主张“包产到户”的那些人马上就可以转变党的路线。其实,像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都不是一般的人,他们所考虑的问题也不是单纯的个人权力问题,或者仅仅是个人的利益问题。那样看问题的话,只是把问题庸俗化了。他们都是有着自己的政治抱负的,至于他们的抱负是不是正确,那是另外一件事了。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来讲,这绝非是单纯的个人权力之争,而是方向路线之争。这并不是说他们不要权力,而是说权力是为路线服务。由于毛主席的崇髙的威望和他在党内外所受到的广泛拥戴,公开地提出与毛主席相对立的意见的并不多。可是有些人却总是善于把毛主席所提出的口号,在实际的执行中变成为另外的一套东西。1957年的反右运动,后来就被变成了把反对自己的人打成右派的“反右扩大化”运动了。而八届十中全会重新提出的“阶级斗争”的口号,在实际生活中又被搞成了是针对下面群众的东西了。大搞阶级教育,强调阶级出身等一系列的做法就是这样搞起来的,到后来就逐步发展成为“四清”运动中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形左实右”错误倾向,和文革初期的“资反路线”及“联动”的“唯成分论”。而到了毛主席去世以后,他们却又倒过来把自己搞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帽子戴到了毛主席的头上。

  毛主席决定撤销工作组后的1966年8月、9月这个阶段,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新的表现形式出现。在原来一些工作组领导和党内一些高层人物支持下,原来支持工作组路线的保守派的群众组织站到前台,继续坚持与维护工作组实行的打压造反派群众的路线。这期间,尤以“西纠”为代表的老红卫兵组织,更是打出“保护老干部”的旗号,实行保爹保妈、保护“走资派”免受造反派群众批判、冲击,而有意将文革运动斗争矛头引向社会乱打乱杀,随意抄家,制造所谓“红色恐怖”。在中央文革小组讨论,当时文革运动形势时,关锋就说,它是“刘、邓资反路线”走向社会的一个变种。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来简称“资反路线”)的提出是具有根本的意义的。在当时看来,它是指从1966年6月1日聂元梓的大字报向全国广播后,到7月26日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这个时期,刘少奇、邓小平派出的工作组镇压学生起来参加文革运动,对群众搞白色恐怖,企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方向,改变为对广大人民群众的镇压。然而实际上这种情况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65?年的“四清”运动中就早已反复出现过。二十多年后某事件,不过是这个路线彻底、完整的暴露罢了。

  1966年9月18日至20日,由中央文革召集北京大专院校部分师生座谈会。这个座谈会开了3天,我都参加了。座谈会上,就有人发言提出,八届十一中全会虽然改选了中央的常委会,结束了刘、邓对运动的领导。但是并没有着手系统批判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问题。从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党内长期来确实存在一条与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相对抗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文化大革命运动,应发动群众公开批判这条右倾路线,让广大群众都知道。

  1966年10月2日发表的《红旗》第十三期的社论,实际上是确认了这条路线的存在,从而将党内的路线斗争公开化了。毛主席在群众发动起来后,为了扭转文革运动过往偏离重点整走资派的斗争方向,而明确地提出了批判“资反路线”,把文革运动正确的斗争方向更加清楚鲜明地告诉全党与广大群众。这也是毛主席、党中央对反对工作组路线的造反派群众组织的鲜明的、坚定的支持。各地起来参加造反的群众就此有了新的思想武器,从而对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的领导形成了更大的压力。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工作会议,毛主席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了有中央及各部门的领导之外,全国各大区、各省市的主要领导也都参加了。这次会议的主题就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共产党是靠着人民群众的支持才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从而夺取了国家政权。而且,共产党掌握国家政权,与以往剥削阶级所建立的统治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它是为成大的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是为人民服务的,而绝不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来为个人或某个集团谋取利益的。 但是实际上在掌握了国家政权之后,在共产党的一些干部中就发生了变化。一开始的时候,是官做得大了,做得久了,就听不得下面群众提意见了。对向他们提出意见的群众往往就采取压制态度,甚至是进行打击报复。1957年,从共产党给自己进行整风的运动,发展变成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运动”,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当然,这其中确实是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向新当政的共产党所发动的进攻。但是在反击资产阶级右派进攻的时候,许多部门和单位的领导,把一些向他们善意提出意见的人都打成了“右派”。反右扩大化就是这么来的。他们把自己看作是党的化身,反对他们就是反党。我在中南海亲身经历了“八司马事件”,对此的感受尤为深刻。

  到了三年困难时期,一些干部更进一步的尝到手中掌握权力的滋味了,他们非但可以享受到普通人所不能得到的“特供”,更有人利用权力来为自己谋取经济上的利益。当时提出的“三自一包”,表面上看是为了摆脱经济建设上所出现的困难,可是如果真的搞起来了, 真正得利的还不是那些手中掌握权力的人?正是针对当时已在上层领导及一些干部中出现的这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倾向,针对一些上层领导与干部从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主人,腐化变质,演变成特权官僚阶级的倾向,毛主席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毛主席发动这场运动的目的是很清楚的,重点就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然而刘少奇在具体指导这场运动的时候,又把它改变成了整肃下面广大基层干部和普通群众,所谓解决“四清与四不清”矛盾的运动了。由此,刘少奇与毛主席在政治上产生了重大的分歧。

  到文化大革命起来后,刘少奇仍然是故伎重演,要把毛主席发动起来的,从政治上和思想文化上造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反的学生和群众,又一次打成是向党发动进攻的“右派”。而且,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这绝不仅仅是刘少奇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思想,它在党内已经形成了一股颇大的势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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