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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萨特与“红军旅”骨干狱中对话

2017-01-11 14:20:05  来源:青年参考  作者:崔向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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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特反对左翼青年搞暴力活动

  本报记者 崔向升 《 青年参考 》( 2013年02月27日  22 版)

  萨特(左)在会见中

  1974年,法国著名学者萨特前往西德,与被羁押的“红军旅”成员展开狱中对话。萨特为何要与左翼激进分子接触?在与世隔绝的囚室中,双方探讨了哪些内容?

  上世纪60至70年代,左翼思潮对西方青年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西德,一些年轻人诉诸暴力,试图以恐怖手段实现“改造社会”的理想,这就是令公众闻之色变的“红军旅”。然而,1974年末,却有一位老者走进关押该组织骨干分子的囚室,并与后者对话。这位老人就是颇受尊敬的法国作家、哲学家让·保罗·萨特。

  激进青年发动“城市游击战”

  西德“红军旅”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68年。当年4月2日夜,左翼青年安德列亚斯·巴德尔和女友古德伦·恩斯林,在法兰克福一家百货公司焚烧了售卖美国玩具的柜台,藉此“发出反对越南战争的信号”。翌日,两人被捕,并被要求参加“社会化改造”。他们在1969年11月成功越狱,誓言发动“更激烈的战斗”,让整个西德鸡犬不宁。

  起初,计划进行得十分不顺利。1970年4月4日,冒充他人的巴德尔因超速驾驶而被判刑3年,再度身陷囹圄。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一个月后,包括女记者乌尔丽克·迈因霍夫在内的一群武装分子突然现身,打伤了一名狱卒,带着巴德尔逃之夭夭。

  迈因霍夫本是知名的左翼传媒人,她为何转向“军事极端主义”,外界不得而知。劫狱后不久,巴德尔、恩斯林和迈因霍夫便组建了城市游击战组织“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红军旅”的别称)。他们自称“共产主义者”,认为西德是“纳粹德国的延续”,谋求武装推翻这个“法西斯政权”。彼时,“红军旅”约有50名成员,抢劫银行,盗窃汽车……在这群叛逆青年看来,这都是在“替人民夺回被资本主义掠夺的财产”,正义性无可置疑。

  1971年2月至3月,如临大敌的西德警方联手国家安全部门,对“红军旅”展开大规模搜捕。气氛最紧张的时候,不愿公开且明确反对“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的左翼知识分子,会被当局视为可疑对象。留长发的年轻人如果选择开车出行,往往会遭到军警拦截并搜查。一些人干脆在车窗上贴出声明:“我不是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成员”。

  经过整整一年的猫鼠游戏,“红军旅”的多名骨干分子陆续在西德国家机器面前俯首就擒。抓捕行动进行了电视直播,整个世界都目睹了半裸的巴德尔被揪住头发、被拖着穿越街道的场面。发达的媒体,有意无意地提升了这些激进分子的公众知名度。

  巴德尔被关押在斯图加特郊区斯塔姆哈姆监狱的第7层,整座建筑物戒备森严。不久,恩斯林和迈因霍夫也成了这里的“房客”。潜伏一段时间后,“红军旅”的残余分子又加强了恐怖活动的力度。从1970年到1977年,他们的袭击导致47人丧命,伤者为数众多。

  当年,西德对言论自由的保障相当充分,惟独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官方立场异常强硬。当局防范任何可能支持“红军旅”的知识分子,一度不允许就该集团进行公开辩论。

  同情左派的萨特应邀探监

  与此同时,“红军旅”的几名核心成员正在铁窗后展开另一场“战斗”。他们和当局叫板的惟一武器就是绝食,通过这种极端方式来证明自己是受害者,影响公众舆论,博取同情。毕竟,如果他们死于狱中,西德政府很难自我辩白。该组织成员认定自己属于战犯,要求得到“和战犯同等”的待遇,进而不断声称遭到“隔离虐待”。

  巴德尔和恩斯林是“绝食战术”的主谋。绝食开始前,巴德尔曾写信给恩斯林:“一两个人死于绝食行动就可以了,人数别再多了。此举将改变所有人对我们的态度。”

  这时,日历已经翻到了1974年。“红军旅”开始首轮联合绝食的消息传开后不久,年老、眼盲、身体虚弱的萨特便收到了“迈因霍夫女士”的信,里面这样写道,“萨特,我们知道你生病了。但我们还是认为,你的到来对大家至关重要。我们必须诉诸绝食,反抗在狱中遭单独拘押给我们带来的危害。鉴于这种绝食活动,大家希望你立即探访巴德尔。”

  迈因霍夫之所以邀请萨特探监,目的依然是唤起公众的注意力,“让那些警察无法轻易杀掉巴德尔”。他找对了人——1964年获得诺贝尔奖的萨特,在整个西欧的声望很高;甚至有人说,即便当街传递非法出版的左翼杂志,戴高乐总统都不敢动他一根毫毛。

  迈因霍夫清楚,萨特一直同情和支持左翼运动,很难拒绝这份邀请。根据德国政治学家沃尔夫冈·克劳萨尔的研究,二战期间,萨特曾被占领法国的德军俘虏,即便成为知名学者后,他依然把西德当作法西斯的继承者,将“红军旅”视为“抵抗力量”。1973年,他曾经表示,“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是有趣的现象,我真的相信它是个革命组织”。

  1974年11月4日,萨特正式请求西德当局批准他探监,旋即被拒。不过,当被告知,“红军旅”成员梅因斯因绝食而在11月9日死亡后,他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要见巴德尔等人一面。另一条令他不安的新闻是,梅因斯死后第二天,柏林法官古恩特·德伦科曼即被“梅因斯突击队”杀害(“红军旅”习惯用“烈士”的名字为旗下队伍命名)。

  一时间,全世界的镜头对准了斯塔姆哈姆监狱第7层的牢房,对准了让·保罗·萨特。

  “红军旅”成员被虐待了吗?

  是年11月21日,萨特发表致西德政府的公开信,抗议自己未能获准前往探监。作为让步,他宣布自己不赞同“红军旅”的暴力活动,西德政府经反复斟酌,决定放行。

  12月4日,一个普通的礼拜三,步履蹒跚的萨特如约出现在安德列亚斯·巴德尔面前。除了两人,现场还有一名译员、一名看守,以及巴登-符腾堡州犯罪调查局的一名职员。过了3天,哲学家发表题为“安·巴德尔正在慢慢死去”的文章,披露了会见的部分细节——

  “刚开始,我们握手致意,他在我对面坐下。3分钟后,他说出的问候语是:‘我原以为我在和一个朋友打交道,没想到他们却派给我一个法官……’”

  巴德尔为何如此冷淡?按照萨特在文章中的解释,此前一天晚上,他在一档电视节目中表态说,谋杀德伦科曼法官是“犯罪行为”。显然,巴德尔视之一种“背叛”。

  虽说会见的气氛算不上热烈,萨特依然用详细的文字描述了巴德尔如何遭到“虐待”:“他并非被施虐者虐待,而是被单独关押在隔音的囚室;牢房从白天到晚上都亮着灯,这将慢慢导致犯人患上抑郁症,进而死去。”出于人道考量,萨特反对这种羁押条件。

  2003年,当时在场的看守霍斯特·卜贝克的证言,却和萨特的说法存在较大出入:“从被拘押的第一天起,这几个人就得到很好的对待。萨特和巴德尔会面的囚室,是普通囚室。巴德尔的牢房,其实是四人一间,有收音机、电视机、唱片机;并且,牢房配有健身室、图书室和档案室;饮食也不错。在押期间,巴德尔甚至让一名私人顾问怀孕了。”

  饱受对方冷遇 哲学家很失望

  至于和“红军旅”头目谈话的具体内容,萨特并未将其公开,外界也只能捕风捉影。当时的舆论普遍认为,萨特的态度模棱两可,既不支持恐怖分子,也拒绝谴责他们,这种做法可谓两头不讨好。事实上,就连“红军旅”也毫不掩饰对萨特此访的失望之情。

  结果,近40年来,萨特的探监,一直被认为是这位诺贝尔奖得主犯下的最大错误之一。直到前不久,西德方面新解密的文件才揭示出,萨特其实是想劝说巴德尔等“金盆洗手”。

  德国《明镜》杂志援引巴登-符腾堡州犯罪调查局公布的10页文件称,巴德尔对萨特很是怠慢。当萨特说,他以“同情者”身份前来这里,希望巴德尔谈谈他所追求的理念,后者冷语相向,认为这讲起来很困难。他还多次打断对方,不耐烦地问,“还有别的问题吗?”

  萨:“红军旅采取的行动,人民并不赞同。”

  巴:“据统计,20%的人都同情我们……”

  萨:“我知道。这个数字来自汉堡。”

  萨特告诉这个幻想“改造社会”的年轻人,“红军旅”的行动在西德掀不起大浪;换作是危地马拉这样的国家,他们的恐怖袭击“肯定是正确的”,在西德则不然。当巴德尔建议,在法国建立“武装组织”时,萨特当即予以反驳,“我认为恐怖主义对法国没好处。”

  会谈记录显示,巴德尔逻辑不清,甚至有些不知所云。相比较而言,年迈的萨特虽然饱受心脏病折磨,其谈话的要点倒是非常明确。根据西德当局的说法,“60分钟之后,会谈结束了。在会谈中以及会谈后,巴德尔对萨特不支持自己的组织表现出沮丧和失望。”

  走出监狱大门的萨特,则有些恼怒地抛下了一句话,“巴德尔简直是十足的蠢货!”

  “红军旅”的核心成员没能活着走出牢房,他们甚至比垂垂老矣的萨特更早撒手人寰(编注:萨特于1980年病故)。1976年5月9日,乌尔丽克·迈因霍夫被发现自缢而死(一些亲朋好友和同事相信,她实际上是“被自杀”);次年10月18日,巴德尔和同党拉斯佩(Jan-Carl Raspe)在狱中自尽,古德伦·恩斯林也于同日晚些时候上吊身亡。

  萨特曾预言,这些因激进思想而走上不归路的后辈将在狱中度过余生,可谓一语成谶。巴德尔等死后,煊赫一时的“红军旅”亦逐渐式微,在20世纪结束前淡出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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