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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溯源》第一章第三节:农业合作化后,办不办人民公社?

2017-01-05 15:39:01  来源:《文革溯源》  作者:郭建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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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建立和巩固问题上进行的第二次斗争—农业合作化后,办不办人民公社?

  农业合作化后,随着高级社的普遍建立,集体所有制经济在农村建立起来了。这时的农村集体所制经济还不巩固,这种不巩固一方面表现在农业生产尚未实现机械化,基本上处于手工生产的水平,同时也表现在农村工业尚未建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既有向前发展,在发展中进一步巩固的可能性;也有向后退却,直到退回到一九五三年农业合作化前的可能性。况且,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只有在发展中才能获得巩固,而农村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则是集体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前途和方向。这样,为了促进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高级社的基础上,“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就应运而生,在中国农村的大地上出现了。

  1﹑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起。

  人民公社是在农业合作化完成后,在农村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人民群众自发搞起来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发现后,认为创办人民公社,不仅可以发展集体所有制经济,而且还可以巩固人民政权,这是促进社会主义在农村进一步发展的有效途径,因而就在全国发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

  应该说,人民公社的产生也是有着现实原因的,是在当时农业大跃进的要求下出现的。当时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要求不同区域的农民进行协作施工,这样在生产大跃进的同时,农业的生产组织形式也在酝酿着一次重大的变化。成都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各地很快试办了一些千户以上的大社。

  一九五八年四月下旬,毛泽东在广州期间,曾和刘少奇﹑陆定一议论过未来中国农村的组织形式。据陆定一说:“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后我国的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我们的教育方针和其他文教事业,也将朝着这个目标去发展。”

  毛泽东对试办中的公社采取积极扶植的态度。六月底七月初,谭震林在郑州召开的晋﹑冀﹑鲁﹑豫﹑陕五省和北京市农业协作会议上,介绍了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卫星农业社的经验。毛泽东看了这个介绍材料,立即要《红旗》杂志社派人调查,总结经验,写成《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八月十七日,毛泽东审阅修改了这个章程,并指示印发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九月一日,《红旗》杂志第七期全文刊登了这个简章。

  在这以前,《红旗》杂志在七月十六日出版的第四期上,发表了陈伯达在“七一”前夕北京大学庆祝党的生日大会上的讲话,题为《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讲演中引用了毛泽东最近的一段讲话,说:“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他还解释说,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正在使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提出的“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对立逐步消灭”,“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这两项措施逐步明朗化。

  这样一来,人民公社这种生产组织形式,就从毛泽东等中央少数领导人对未来农村的一种设想,经过一些地区的试办和毛泽东的肯定,很快变成中国农村的现实发展方向。

  一九五八年八月,中央北戴河会议前夕,毛泽东用一个星期视察了河北﹑河南和山东的农村。毛泽东这次三省视察的重点题目之一是关于并大社﹑办大社。说社大好办事,可以更好地调动劳动力,可以很好地使用土地,有农业,有工业,有文化,有学校,有戏院。

  八月四日和五日,毛泽东视察河北的徐水﹑定县和安国,肯定了徐水的“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做法。六日到八日,视察河南的新乡、襄城、长葛、商丘,看了棉田、粮田、社办工业、托儿所、幸福院和食堂。在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看到人民公社的牌子,点头称赞:“人民公社名字好。”九日,到山东视察,省委书记处书记谭启龙汇报说历城县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毛泽东说:“不要搞农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和政府合一了,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的构想正在逐步形成。他视察三省农村的情况,新华社很快作了报道,“人民公社”的名字立即传遍全中国。

  八月十九日上午,毛泽东在北戴河召开的协作区主任会议上在谈到人民公社问题时说:“名称怎么叫法?可以叫人民公社,也可以不叫人民公社,我的意见是人民公社。这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要过分强调共产主义。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人多,地大,生产规模大,各种事业大。政社是合一的。搞公共食堂,取消自留地,鸡、鸭、屋前屋后的树还是自己的,这些到将来也不存在了。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还是按劳付酬。工资按各尽所能发给个人,不交给家长,青年﹑妇女都高兴,这对个性解放有很大好处。……不论城乡,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加共产主义思想。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也有共产主义的萌芽。学校、工厂、街道都可以搞人民公社。”[68]

  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协作区主任会议上说,人民公社决议发下去以后,每一个县搞一﹑二个试点,不一定一下子都铺开,要有领导有计划地去进行规划。同时又说,现在不搞不行了,不搞要犯错误。[69]

  八月三十日,毛泽东在最后一次会议期间以欣喜的心情谈到人民公社。他说:“人民公社这个事情是人民群众自发搞起来的,不是我们提出来的。因为我们提倡不断革命,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改做,群众就干起来了。不仅南宁会议没有料到,成都会议也没有料到,八大二次会议也没有料到。”“我们的人民在农业合作社的基础上搞起来的人民公社,不是空想的。……但是把这个问题条理化,说清道理,那就需要我们,需要在座的同志们,需要各级党委,需要中央。现在,我们作了一个决议。”

  他说:“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两个,一为大,二为公,叫大公社。人多,几千户,一万户,几万户;地大,地大物博,综合经营,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农林牧副渔,农业合作社原来就有的,工农商学兵,是人民公社才有的。这些就是大。大,这个东西可了不起,人多势众,办不到的事情就可以办到。公,就是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的残余,比如自留地﹑自养牲口可以逐步取消。”“人民公社是最近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出现的一个新事情。看起来,只要一传播,把章程﹑道理一讲,发展可能是很快的。今年一个秋﹑一个冬,明年一个春,可能就差不多了。有个同志(指柯庆施。—引者注)提出,可否明年放个‘人造卫星’,全国办个公共食堂,人民在食堂吃饭不要钱。吃饭不要钱要有一个过程,明年看看,后年以后再考虑。”

  他说:“这个决议上有一句话,是不是妥当,请同志们考虑一下。就是讲,快的地方三﹑四年,慢的地方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 [70]

  那么,毛泽东一九五八年八月在关于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稿上到底加写了什么样的话呢?我们引述如下:

  “人民公社建立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这可以避免在改变所有制的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麻烦。实际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了。这种全民所有制,将在不断发展中继续增长,逐步地代替集体所有制。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国营企业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然后再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71]

  从毛泽东加写的这段话中我们看到,他提出要创造条件由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而后他又提出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原则和条件。虽然毛泽东在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时间问题上设想得太快了,有不足之处,但是他实际上明确划分了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的界限,明确指出人民公社的性质属于集体所有制。可惜毛泽东加写的这段话后来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没有被切实遵循,才酿成了共产风的严重泛滥。

  尽管中央北戴河会议在人民公社发展问题上要求搞好试点,但是一经发动,在全国农村立即就出现了一个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完全突破了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讲的先做试点的要求,突破了他关于明年春天实现公社化的规划,其来势之迅猛,远远超过当年农业合作化运动。到九月底,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户加入了人民公社。全国成立了二万三千多个公社,平均每社近四千八百户,还出现了以县为单位的人民公社或县联社。人民公社取代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成为中国农村唯一的生产组织,同时又具有基层政权的社会管理职能。[72]

  这样在短短的一个多月,就在当时中国的广大农村基本上实现了公社化。

  2﹑毛泽东在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的纠“左”历程。

  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毛泽东发动起来的。在短短的一个多月里,人民公社就在中国的广大农村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其发展速度之快,超出了毛泽东的预料。那么,毛泽东又是如何看待人民公社的发展呢?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他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中表明了他的看法。他说:“一九五八年,在全国农村中普遍地建立了人民公社。人民公社的建立使农村中原来的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扩大了和提高了,并且开始带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人民公社的规模比农业合作社大得多,并且实现了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的结合,这就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和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广大的农民,尤其是贫农和下中农,对于人民公社表现了热烈的欢迎。广大干部在人民公社运动中做了大量的有益的工作,他们表现了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极大的积极性,这是非常宝贵的,没有他们的这种积极性,要取得这样伟大的成绩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们的工作中不但有伟大的成绩,也有一些缺点。”[73]

  毛泽东还是从人民公社快速发展的浪潮中,首先发现了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的问题。于是他通过与地方干部谈话,派人深入一线,进行调查,又召开会议,统一认识,着手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业已出现的错误,以期将人民公社化运动纳入正确发展的轨道。

  下面我们对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十月至一九五九年七月间进行的纠“左”历程作一简单的回顾。

  (1)敏锐发现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的问题—第一次郑州会议拉开纠“左”的序幕。

  一九五八年十月,人民公社基本上建立起来了。但是在人民公社化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毛泽东是党内首先发现这些问题的领导人。于是他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以便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四日下午,毛泽东到达天津,同天津市委和河北省委负责人谈话。第二天下午,再次同他们谈话。谈论的话题,都是人民公社和钢铁生产问题。

  十月十六日下午和十七日下午,毛泽东又找来河北省委和天津地委、保定地委负责人,徐水、安国、唐县、正定四个县的县委负责人,听取他们汇报。他要河北省省长刘子厚到徐水作些调查,二十一日向他汇报。十七日下午六时,毛泽东回到北京。

  毛泽东密切关注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展。他需要了解更多的实际情况。十月十九日一清早,写信给陈伯达,要他和张春桥、李友九立即去河南省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作调查,为杭州会议(即后来的郑州会议)准备意见。并要他们带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边读书,边调查。

  十月二十一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听刘子厚汇报。

  十月二十三日,陈伯达到河南以后,毛泽东又写给他一封信,要他们在卫星公社搞一个星期调查,包括调查团(社)、营(大队)、连(队)的各项问题。然后再找遂平县级干部座谈几次,研究全县各项问题。

  十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决定派吴冷西、田家英去河南调查。他选了两个地方。一是新乡地区的修武县,是个小县,十三万人口,以一县一社而闻名。一是七里营公社,是全国第一个打出“人民公社”牌子的,位于豫北平原,为新乡县的一个乡。

  出发前,毛泽东找吴冷西、田家英谈话。对于这次谈话,吴冷西曾回忆道:“毛主席说,大跃进是他发动的,公社化是他提倡的。大跃进和公社化,搞得好可以互相促进,使中国的落后面貌大为改观;搞得不好,也可能变成灾难。你们这次下去,主要是了解公社化后的情况。北戴河会议时我说过公社的优点是一大二公。现在看来,人们的头脑发热,似乎越大越好,越公越好。你们要去的修武县,全县已成了一个公社。我还要派人去了解寿张县,听说那里准备苦战三年进入共产主义(按:后来派陈伯达到遂平调查,因为陈已去过寿张了)。

  毛主席说,我们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问题在于: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现在并不是人人认识一致,甚至在高级干部中也各说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话。因此公社化过程中的具体做法,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们这次下去调查,要带两本书,一本是中国人民大学编辑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本是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发前要把这两本小册子通读一遍,至少把人民大学编的那一本看一遍,要你们的助手也这么办。

  毛主席郑重地说,他的意思不是要我们搞本本主义,按图索骥,对号入座,也不是要我们照本本去宣传,而是想使我们对马、恩、列、斯关于共产主义说过什么话有个大致的了解,下去调查中面对眼花缭乱的实际情况能够保持冷静的头脑。特别当记者的,不能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心中有数,头脑清醒,做冷静的促进派。报纸宣传影响大,人家头脑发热,搞报纸的也头脑发热,那就坏事了。

  这是在大跃进中我第一次听到毛主席说要做‘冷静的促进派’。回想从1958年初的南宁会议起,毛主席的多次谈话,给我强烈的印象就是报纸要促进,不要促退。”[74]

  二十八日凌晨四时,毛泽东复信陈伯达,告诉他,如果遂平调查已毕,可以去附近某一个县再做几天调查,以资比较。于十一月二号或三号回到郑州即可。

  十月三十一日傍晚,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十一月二日到达郑州。一路上,不断召集当地负责人座谈,如饥似渴地了解公社化以来的情况。

  十一月二日至十日,毛泽东在郑州主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后来被称作“第一次郑州会议”。参加会议的人是逐步增加的。开会地点也不固定,有时在专列上,有时在省委招待所。

  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他召集郑州会议,本来是想研究人民公社性质问题,先派陈伯达、张春桥,吴冷西、田家英分别到遂平、修武、七里营研究一下,再请几位省委书记来。

  十一月三日下午,毛泽东在专列上召集九个省委第一书记开会。他们是河北的林铁、河南的吴芝圃、陕西的张德生、甘肃的张仲良、湖北的王任重。山西的陶鲁笳,山东的舒同、安微的曾希圣,湖南的周小舟,还有陈伯达等人。主要是听他们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汇报。毛泽东一面提问,一面发表意见。

  十一月四日下午,继续在专列上开会,毛泽东听取新四十条起草情况的汇报。

  十一月五日,会议继续举行。新增加的李富春、柯庆施、欧阳钦、史向生、吴冷西,出席了会议。

  十一月六日、七日两天晚上,继续开会。开会地点从专列改到河南省委招待所。刘少奇、陈云、邓小平、谭震林、杨尚昆等都来了,出席这两天的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三个问题要大家研究。第一个问题,什么叫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什么叫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实现这些过渡需要什么条件,要多长时间?

  九日上午,会议在河南省委招待所继续进行。毛泽东主要就纲要四十条问题发表意见。经过七天讨论,毛泽东纠“左”的思路越来越明晰了。他主要围绕家庭问题、商品问题、资产阶级法权问题、高指标问题和工作方法问题发表了讲话。这天毛泽东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写了《关于读书的建议》这封信,提议大家结合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实践,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和苏联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这次郑州会议形成了《郑州会议纪要》,毛泽东修改过两遍,把文件名称改为《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

  十一月十日上午和下午,毛泽东两次讲话,谈他对这个决议的修改意见,和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看法,着重批评了混淆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和取消商品的错误观点。

  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给邓小平写信,为慎重起见,建议将《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带到武昌会议上讨论,修改后作为正式文件发出。

  第一次郑州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郑州又停留了几天,十一月十三日下午离开郑州,十五日凌晨一时许到达武昌。在郑州期间和去武昌途中,毛泽东继续向一些地委、县委、公社的负责人作调查。

  在离开郑州那天,毛泽东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对在北京召开政治局会议通报贯彻第一次郑州会议精神提出具体建议。[75]

  我们看到,第一次郑州会议前毛泽东通过与省、地、县领导人谈话,派人到人民公社进行调查,掌握一手材料,号召人们读书,加强理论指导,减少实践的盲目性。在这个时候,他明确提出公社要发展工业,要搞商品生产,他提出从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两个过渡问题供全党研究。郑州会议为即将召开的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作了重要准备。

  (2)“划清两个界限”—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在纠“左”问题上迈出重要一步。

  既然郑州会议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这就为武昌会议的召开作了重要准备。

  在武昌,毛泽东一面批阅文件,一面找人谈话,了解第一次郑州会议贯彻的情况和下面的反映。找来谈话的,有一些省委书记,还有湖北省的一些城市和地区的主要领导干部。

  十一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武昌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会议围绕人民公社问题和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问题,着重讨论了高指标和浮夸风问题。

  二十一日的会议上,毛泽东讲话,谈了八个问题。一、过渡到共产主义问题;二、十五年规划问题;三、这次会议的任务问题;四、划线问题;五、消灭阶级问题;六、商品经济问题;七、减少任务问题;八、人民公社整顿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他在第一次郑州会议前后反复考虑的。

  武昌会议是郑州会议的继续,同时又为八届六中全会的召开作了重要准备。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到十二月十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全会的重点放在分组讨论和修改两个文件上,即《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草案)》。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是在《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基础上,重新改写的。决议集中针对两个突出的倾向,一个是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另一个是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着重阐述了几个重大政策和理论问题。

  六中全会闭幕的前一天,十二月九日,毛泽东作长篇讲话。

  八届六中全会结束后,毛泽东到广州住了十多天,十二月三十日返回北京。[76]

  由此我们看到,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八届六中全会,毛泽东连续主持召开三次中央会议,历时一个多月。他是在用心研究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并力图从理论上、政策上解决这些问题。这次会议在人民公社问题上纠“左”最主要的成果就是划清了从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和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两个界限,明确了人民公社属于集体所有制经济,在纠“左”问题上迈出了重要一步。。这对于遏制共产风和防止盲目过渡具有重要意义。

  (3)确立“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第二次郑州会议在纠“左”问题上迈出实质性步伐。

  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只是就两个过渡问题划清了界限,但是并没有解决人民公社内部集体所有制的实现形式问题,在人民公社内部仍然存在着严重的“一平二调”问题。毛泽东在调研中及时发现了这个问题,并从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的实现形式问题上着手予以解决。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一九五九年一月十九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一月二十六日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讨论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轻工业和市场问题、农业问题、劳动力调配问题等。为了准备这次会议,毛泽东一月十八日召集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彭德怀、谭震林讨论经济问题和工业问题。一月二十六日至二月二日,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在中南海召开。毛泽东在二月一日和二日发表讲话。

  一九五九年二月,毛泽东从广东省委发来的关于瞒产私分的报告中敏锐地发现在人民公社内部存在的所有制的实现形式问题。

  二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带着这个问题登车南下。当天晚上,在停靠天津的专列上,同河北省负责人刘子厚、解学恭、张明河,天津市负责人万晓塘、李耕涛等谈话,谈了三个钟头。毛泽东在调查中逐渐把注意力集中到所有制问题上来。他感到,那种高度集中、统得过死的大规模公社存在严重问题,必须调整。

  二十四日晚,毛泽东抵达济南,在专列上同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秘书长吴健谈话。随后,前往山东省委交际处会议室,又同山东省和济南市的负责人谈话。他要李先念参加了这两次谈话。第二天,继续谈话。为了更多地掌握第一手材料,还找了历城县委第一书记和几名基层干部:一个公社党委书记、一个管理区党总支书记、一个生产队队长。毛泽东对这个座谈会很满意。在吕鸿宾合作社里发生的故事,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来到郑州。当天晚上,与河南省委负责人吴芝圃等谈话。二十七日上午,又增加河南省四位地委负责人一起谈。这时,毛泽东所考虑的问题已经逐渐成熟,心里有了底。

  二月二十七日晚到三月五日下午,毛泽东在专列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关于这次会议的召集,毛泽东这样说过:“‘右倾’不是我一个人,山西同志也相当‘右倾’。山西我没有去。我一到天津,天津同志也‘右倾’,刘子厚跟我差不多。到了山东,就听说吕鸿宾先‘左倾’,后来‘右倾’了。还有李先念,他也觉得过去‘右倾’不够。我一到河南,河南同志赞成我这个‘右倾’。我二十六号晚上就见了他们,跟他们一吹,我就有劲了,我才敢于下决心召集这次会议。”

  这次会议的参加人员是逐步扩大的。第一天的与会者为: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李先念、胡乔木,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毛泽东发表了长篇讲话。

  二十八日的会议,毛泽东找来另一批省市委第一书记开会,他们是上海的柯庆施、广东的陶铸、湖北的王任重。湖南的周小舟、安徽的曾希圣、江苏的江渭清、四川的李井泉、甘肃的张仲良等。讲的内容跟上一天大致相同,不过有些话讲得更鲜明,更尖锐。

  这一天的会开得不大顺利,不少人思想上没有准备,对毛泽东提出的一套主张想不通,一时转不过弯来。三月一日上午八时,毛泽东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等,建议会议再延长两天。他写道:“听了昨天十位同志的意见,我感觉有一些同志对我讲的那一套道理,似乎颇有些不通,觉得有些不对头,对他们那里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感觉我的道理有些不妥。当然还待商量。我可以这样说,同志们的思想有些是正确的,但是我觉得我的观察和根本思想是不错的,但是还不完善。有些观点需要同志们给我以帮助,加以补充、修正及发展。”他还说:“我的这一套思想,是一月二月两个月内逐步形成的。到天津、济南、郑州,跟三省同志们交换意见,对我有极大的启发。因此到郑州,就下定了决心,形成了一套,虽然还有些不完善,还有些不准确,还有些需要发展和展开,需待今后再观察、再交换意见,再思再想。”

  三月一日下午,将二十七日、二十八日分别参加会的人合起来,继续开会。毛泽东讲话,再次强调所有制问题,等价交换、按劳分配问题,肯定瞒产私分的合理性,并且作了自我批评。

  三月二日凌晨四时半,毛泽东再次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等:“鉴于河南六级干部会的开法有极大利益,不集中开一次,领导不会很强,全省、区不能迅速作出一个统一的决定,而这种统一的决定是十分必要的。已是三月了,春耕在即,这个大问题不在三月份半月解决,将遇到大损失,我担心苏联合作化时期大破坏现象可能在我国到来。我国过去几年合作化讲步骤,无破坏。这次公社化,仍然必需讲步骤,避免破坏。”上午八时,毛泽东又写信致刘、邓等,说:“我已请恩来、陈云、陈毅、德怀、富春、一波、萧华、定一、康生等九同志于今日到此,到即参加你们今日下午和晚上会议,共同审定我的讲话稿和你们议定的十二句话,以昭慎重。”讲话稿是指由胡乔木整理的毛泽东在二月二十七日会议上的讲话。十二句话,指当时议定的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十二句话。原来有一句“多劳多得”,毛泽东认为,“多劳多得,并不等于等价交换,可以叫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把“多劳多得”改为“按劳分配”,又加了两句“物资劳动,等价交换”,变成十四句话:“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这十四句话,成为制止“共产风”、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基本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队为基础(即以原高级社为基础),等价交换,按劳分配。

  三月二日晚,继续开会。周恩来、陈云、彭德怀等几位中央领导人都参加了。毛泽东发表第四次讲话,因新到会的人都看了二十七日讲话稿,没有再重复那些内容。这次会议开得比前几次显得轻松一些,主要是研究如何传达文件和如何开好六级干部会。

  关于这几天开会的情况,王任重在日记中记录道:“二十八日下午到了郑州,晚上主席找我们七个人去谈话,柯庆施、陶铸、曾希圣、江渭清、周小舟和我,还有李井泉。主席的谈话像丢了一个炸弹,使人一惊,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一日上午继续开会,由小平同志主持讨论。看来大家还有相当大的抵触情绪,怕变来变去影响生产。当天下午主席又找大家一起去谈,从下午四时谈到晚上九点多钟。就在这一天的午饭后,我睡了一觉起来,思想就开朗了,觉悟到主席抓到了根本问题、关健问题,而我们是直线,抓的是枝节问题,是改良主义的修修补补的办法,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这次主席谈话,我们几个人跟他唱反调,再一次证明我们自己的思想水平低,相差太远。”“二号晚上主席又找大家去,当面宣布几项结论,征求大家意见。大家都同意了,是真同意了。他为了察言观色,让我们坐在他的对面。在这两天主席写了三封信,申述了他的主张,要各省开六级干部大会,看来主席抓得很紧。”

  三月五日,毛泽东主持最后一次会议。出席的又新增加了一些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北京的刘仁、内蒙古的乌兰夫、黑龙江的欧阳钦、吉林的吴德、辽宁的黄火青、福建的叶飞、浙江的江华、江西的邵式平、广西的刘建勋、云南的谢富治、新疆的王恩茂等。毛泽东在长篇讲话中,又说了一些分量很重的、简直是不留余地的话,强烈表达了他纠正“共产风”的决心。他说:“我现在代表五亿农民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非贯彻不可。你们如果不一起同我‘右倾’,那么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77]

  这样我们看到,毛泽东通过有些地方瞒产私分这个现象,发现了一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即公社所有制的实现形式问题,并且很快提出一套解决问题的方针、办法和理论。在从中央到地方许多干部头脑仍然发热的情况下,毛泽东比较冷静,走在纠“左”的最前列。他克服重重阻力,作了大量的说服工作,坚决贯彻自己的主张,包括纠正有些他自己曾经认可的看法。会议关于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十四句话,就是根据他这些思想提出来的,这是第二次郑州会议的集中成果。纠正“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确定以生产队即原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基本核算单位,在公社内部实行等价交换原则,取消一县一社的体制等等,这一系列决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是对原来设想的那个“一大二公”的大公社在一定程度上的否定。在纠“左”的问题上,第二次郑州会议迈出了实质性步伐。

  (4)确立生产小队部分所有制—上海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在纠“左”问题上又向前迈进了重要一步。

  第二次郑州会议虽然结束了,但是有的省对以生产队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仍然存在不同意见,毛泽东继续在紧张地进行调查研究工作。

  第二次郑州会议结束的当天(三月五日)晚上,毛泽东在河南省交际处会议室,同出席六级干部会议的省、地、市委的一些书记谈话,了解会议情况,七日凌晨又在专列上听取省委领导人的情况汇报。八日,他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转发了《河南省委六级干部会议关于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分配问题、穷队富队问题和几个具体政策意见问题的综合材料》。九日凌晨,又在专列上约吴芝圃、胡乔木,谈他对《河南省委六级干部会议总结提纲》和根据综合材料制定的《河南省委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政策的规定》的修改意见。

  谈完意见,已是凌晨两点。毛泽东听说湖南省委要到三月十六日才开六级干部会议,觉得太迟了,又提笔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写信,催促他们尽快召开本地区的六级干部会议。他要求各地召开的六级干部会议都应通过一个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具体政策问题的决议,第一书记还要作一个总结性的讲话,“以便又深又透地解释人民公社当前遇到的主要矛盾和诸项政策问题”。

  三月八日至十日,毛泽东先后批转湖北、安微、湖南、广东省委关于贯彻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的报告,再次强调六级干部大会宜早不宜迟。“把方针一放,几天工夫,情况就会明白了,思想就会弄通了。会议早开早结,于农村有利。”

  三月十一日,毛泽东来到武汉。当天下午,在专列上向王任重了解湖北六级干部会议的情况。十四日和十五日,又两次听王任重汇报。十七日,在洪山饭店接见参加六级干部会议的全体人员。

  毛泽东这时陆续收到一些省市自治区关于六级干部会议的报告。尽管在郑州会议上规定以生产队(即原先的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但是河南却提出以生产大队(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而湖北仍然坚持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毛泽东本来是倾向于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但是他对河南提出的问题非常慎重。在武汉他找来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同王任重一起讨论这个问题,周小舟表示赞成河南的办法。在出现意见分歧的情况下,毛泽东认为还需要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们商量,就于三月十五日又写了一个《党内通信》,就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向他们征求意见。不久,毛泽东收到河南省委三月十八日报告,报告说经过反复征求基层意见,决定仍将基本核算单位放在生产队。毛泽东迅即将这个报告转发全国。这样才最终确定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三月十七日,毛泽东写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三封《党内通信》,进一步提出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问题。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三月二十五日到四月一日在上海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工业问题、人民公社问题、国家机构的组成问题。

  三月二十五日下午,会议在上海锦江饭店礼堂开始。毛泽东就人民公社问题讲话,提出了十二个问题要大家讨论,其中就有生产小队部分所有制和旧帐要不要算的问题。

  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毛泽东的讲话和会议讨论,形成《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修正案)》,作为这次会议的纪要。这个文件在八届七中全会上原则通过。正式下发以前,又将其中讲到的有些问题单独列出,成为《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这个问题在第二次郑州会议纠“左”成果的基础上,又有所前进,主要是在所有制问题上,不但肯定了以大体相当于高级社规模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又承认了大体相当于初级社规模的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这样做,从“一大二公”的观点来看,无疑是后退了,但实际上,是前进而不是后退。

  八届七中全会最后一天,四月五日,毛泽东以“工作方法”为题发表讲话,一共谈了十几个问题,进一步总结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的经验教训。

  面对当时有些地方领导人仍然头脑发热,固执己见,听不得批评,毛泽东在八届七中全会的讲话提纲中写道:“都是好同志,我无偏心,但要批评,使同志们找一个较好的工作方法,如果你们不投我的票,拉倒。”[78]

  八届七中全会结束的当天下午,毛泽东从上海来到杭州。第二天,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谭震林、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还有田家英、吴冷西、李友九,也来到杭州。毛泽东在这里主持讨论、修改政府工作报告稿和《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修正稿)》。四月十二日,毛泽东离开杭州,剩专列经济南、天津回到北京。

  在二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前夕,四月十五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六次会议。这是他最后一次以国家主席的身份主持最高国务会议。

  这时,反映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微五省缺粮的报告送到毛泽东那里,这五个省,都是产粮大省,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分外关注。同时送来的,还有中央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十五个省春荒统计表。毛泽东迅即批示要求采取果断措施解决这些问题。

  当时春耕在即,为了解决好春耕的有关问题,四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又提笔写了一封《党内通信》。这封信很特别,写给省、地、县、社、队、小队六级干部,一直捅到最基层。信写好后,先征求了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陈云、林彪、朱德、谭震林、彭真的意见,又征求了在北京参加人代会的几位地方负责人柯庆施、曾希圣、周林、刘仁的意见。他在信中提出了六个问题:第一,包产问题;第二,密植问题;第三,节约粮食问题;第四,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第五,机械化问题;第六,讲真话问题。

  六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工农业生产和市场问题。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廖鲁言等在会上汇报了有关情况。这次会议正式决定,将一九五九年的钢产指标降到一千三百万吨,对基本建设项目也作为较大幅度的压缩。毛泽东就高指标等问题讲了话。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报刊宣传对浮夸风和“共产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纠“左”势必也要总结这方面的教训。毛泽东在十三日的会议上,已经提出这个问题。根据他的提议,刘少奇于六月二十日下午在中南海西楼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报刊宣传问题。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住处听取了彭真、胡乔木、吴冷西关于这次会议情况的汇报。毛泽东说:我们不能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

  听完汇报,已到晚上八时三十分。次日(六月二十一日)零时三十分,毛泽东登上南下的专列离开北京,下午到达郑州。他打电话给北京,提议在庐山召开省市委书记座谈会,征求政治局常委意见。当天晚上刘少奇召开会议,同意这个提议。

  毛泽东又经武汉来到长沙。他准备回故乡韶山看一看,然后上庐山开会。

  六月二十八日,毛泽东从长沙给正在武汉的周恩来打电话,商量庐山会议召开的具体问题。他说,人们的头脑有些发热,需要冷静下来学点政治经济学。这次会议不要搞得太紧张,要适当注意休息。他还告诉周恩来,他出了一些题目让与会者讨论。 [79]

  由以上引用的史料可以看到,在第二次郑州会议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后,上海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在纠“左”问题上又向前迈进了重要一步,确立了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权。尽管在人民公社化的纠“左”问题上还有一些工作要做,但是却已迈出实质性的步伐。

  鉴于从去年十一月份以来,连续召开的一系列纠“左”会议,工作比较紧张,因而毛泽东在征得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同意后,决定在庐山召开省市委书记座谈会,并且关照会议不要搞得太紧张,有放松休闲之意。按照毛泽东的本意,庐山会议基本上还是要沿着半年多来纠“左”的路子,继续克服和解决工作中的缺点和问题。

  不料,在庐山会议期间,在人民公社化问题上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进而出现了严重的斗争,致使庐山会议由纠“左”转为反右,中断了纠“左”的进程。

  3、毛泽东在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采取的纠“左”措施。

  通过前面我们引用的毛泽东在人民公社化问题上纠“左”历程的文献资料可以看到,毛泽东为了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的错误,曾经多次与地方省、地、县、公社领导人谈话,派人深入一线进行调查研究,掌握一手资料,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制定了相应的政策措施,开始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的错误。这个时候,毛泽东的日程安排是紧张的,工作是超负荷的。为了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的错误,他朝乾夕惕,兢兢业业,日夜操劳,夜不能寐,奔波于全国各地。这种精神是令人敬仰的。

  从上文对毛泽东在纠“左”历程上的回顾中,我们对毛泽东在人民公社问题上的纠“左”有了一个宏观的认识。那么,在纠“左”过程中,他又采取了那些具体措施呢?这就是我们下面要研究的问题。

  (1) 关于人民公社的规模问题。

  从当时农村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人民公社到底应该保持怎样的发展规模,这是在纠“左”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九五八年八月,《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规定,人民公社的规模,目前一般以一乡一社、两千户左右为宜。进一步发展的趋势,有可能以县为单位组成联社。[80]

  在公社化运动中,山东济南东郊人民公社,二万一千户,十二万人。还有不少县建立了县一级的人民公社。

  九月二十九日,全国农村已基本实现了公社化。除西藏外27个省市区共建立人民公社23384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90.4%,其中有12个省达到100%;平均每社4797户,其中河南吉林等13个省,已有94个县以县为单位,建立了县人民公社或县联社。[81]

  我们看到,在公社化运动掀起后,出现了四、五千户的大社,有不少县建立了县级人民公社,这远远超过一九五八年八月《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要求的“一乡一社、两千户左右”的发展规模。人民公社规模过大,超出了当时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给生产和管理带来诸多不便,因而就需要适度缩小规模。这从后来毛泽东对徐水的批评中可以看出来。

  (2)关于人民公社所有制的性质及过渡问题。

  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刮起了严重的“共产风”,给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极大混乱。出现“共产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采取什么措施才能够纠正这股“共产风”呢?毛泽东在调研中认识到,“共产风”产生的根源是由于没有认识到人民公社所有制的性质,以及对由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和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的认识的错误所致。这就要在纠“左”过程中使广大干部明确认识到人民公社所有制的性质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划清两个过渡的界限。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四日下午,毛泽东在郑州专列上开会。当时毛泽东在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结合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遇到的问题进行思考,饶有兴味。他说:“我们研究公社的性质、交换、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这些问题,可以参考的材料还是斯大林那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大体看了一下,可以找几十本在这里发一下。我们现在看,跟发表的时候看不同了。发表的时候,我们谁也不想这些问题。”“我看,他那个东西是有些问题,但是还很可以值得研究,不要轻易全面否定那个东西。”[82]

  参加会议的史向生提出十年内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修武一县一社,它的东西在县的范围可以调拨,但河南省去调就不行,国家调更不行。修武的粮,七十营的棉,是要交换的,不能调拨。不能把修武、徐水、遂平与鞍钢、上钢、上海国棉一厂混同了。(史问:到底是什么所有制?) 总不能说是全民所有制,可以说是县全民所有制,小全民所有制,大集体所有制。把全民、集体混起来,恐怕不利。好像我们现在差不多了,共产主义已经来了。这么快,太快了!奋斗太容易了!把它们提得过高,跟鞍钢一样,而实际上不是,就不好了。这是客观规律。”这时,毛泽东联想到他在北戴河会议决议上加的那句话。他说:“我现在顾虑,我们在北戴河开那个口子,说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即由集体所有制搞成全民所有制,像工厂一样,是不是开了海口,讲快了?”“北戴河决议要有点修改才好。”[83]

  这里毛泽东强调了党的领导干部要通过读书从理论上来弄清实践过程中出现的混乱问题。在调研中初步提出了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指出了中央北戴河会议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对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说得时间太短了。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六日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提出问题供大家研究。第一个问题,什么叫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什么叫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实现这些过渡需要什么条件,要多长时间?毛泽东认为,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主要标志,就是产品可以在全国调拨,像国营企业鞍钢那样。关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问题,他提醒大家,“我们不要冒险”。对山东范县提出的“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他半信半疑。他再一次批评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制的说法,要求每个公社生产商品,不要忌讳“商品”这两个字。[84]

  这里毛泽东提出了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需要什么条件,需要多长时间?提出这些问题来,就是要求党的高级干部来思索这些问题,不要盲目过渡。他明确表示人民公社要发展商品生产,否定了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制的方法,也就是肯定了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性质。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上午,毛泽东在河南省委招待所召开的郑州会议上说:“现在有一种倾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行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山东范县提出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85]

  毛泽东在这里指出实行共产主义是有条件有步骤的,批评了范县提出的盲目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设想。

  在毛泽东改过两遍的《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中,肯定了人民公社是实现由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两个过渡的最好的形式,强调要不断提高公有化的程度,提高产品国家调拨的比例,同时又在划清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的界限这个问题上,迈出了纠“左”的重要一步,明确指出现阶段仍处在社会主义社会,现阶段的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

  毛泽东在十一月二十一日的武昌会议上说:我们乡以上的干部,没有一百万,也有几十万,就是要过渡得快,越早越好,抢先于苏联。他说:我们现在是一穷二白,五亿多农民人均年收入不到八十元,是不是穷得要命?我们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苏联一九三八年宣布社会主义建成了,现在又提出,从现在起十二年准备进入共产主义的条件,因此,我们就要谨慎。我们有说两年的,也有说三年的,也有说四年的,也有说五年的,就要进入了,哪有那个事呀?范县说两年进入共产主义,我派了几个同志去看了看,他们说“难于进”。[86]

  由于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农民收入不高,在这个条件下是难以实行共产主义的。这里毛泽东又一次批评了范县盲目提出的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

  毛泽东通过对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调研,在两个过渡的问题上,比中央北戴河会议时期更谨慎了。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关于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过渡问题的批注中写道:“至少在二十年内,不是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不可能这样快。在大约五年至十年内,也还不是在整个国家内就能完成由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过渡问题,而是只能看情况,逐步地完成由基本的小集体所有制首先过渡到以一个乡为范围的大集体所有制。然后经过若干年的发展,情况表示确有可能又有必要的时候,才可再考虑实行过渡到以一个区为范围的更大的集体所有制。过渡的时候,一定要使每一个小集体都不吃亏,而且都感到比较不过渡对于第一个小集体每一个个人都更为有利些,要是出于各个小集体和大多数社员的要求,否则谈不到这种过渡。不管过渡到乡或区的大集体,目前生产队这种小集体总还是一级核算单位。”[87]

  这个批注中毛泽东对两个过渡的问题作了一些设想,提出了过渡的时间和条件。指出过渡要循序渐进,在大约五至十年内,首先从小集体所有制过渡到以一个乡为范围的大集体所有制,而后再逐渐过渡到以一个区为范围的更大的集体所有制,是否过渡,取决于各个小集体和大多数社员的要求,在过渡比不过渡更为有利的时候才可以过渡,也就是过渡时是小集体共大集体的产,而非大集体共小集体的产。

  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谭启龙给省委领导的一封信中批注,关于改变集体所有制体制的几条原则:“(一)不得群众同意不变;(二)变的时候,一定要以有利于生产队,不使生产队、小队、群众任何一个单位一个个人吃亏为原则;(三)以公社级大发展和穷队大发展为基础,这是从不使富队吃亏反而有好处这样一个原则出发的具体措施;(四)先变乡,后变区。三、五、七年之后,群众要变的话,先变到乡。何时变到区不能定,现在设想,大概要在十年、十五年或者二十年之后,才有可能变。因此,不要怕。”[88]

  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在小集体所有制向大集体所有制的过渡问题上,设想得时间更长了。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过渡规定。这对于纠正当时在公社化过程中出现的共产风具有重要意义。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从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的“共产风”中,敏锐地发现这是由于没有认识到当时人民公社所有制的性质及在两个过渡问题上的错误所致。因而在纠“左”过程中就首先从明确人民公社所有制的性质是集体所有制入手,同时又对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通过深入调查,提出了过渡的条件,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这样就在纠“左”问题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3)关于人民公社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及过渡到社一级集体所有制问题。

  在第一次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上,解决了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问题,但是在人民公社内部仍然存在着以“一平二调”为标志的严重的“共产风”。毛泽东在领导全党纠正人民公社内部存在的“共产风”的时候,敏锐地发现产生“一平二调”的根源是由于公社内部的体制(即所有制的实现形式)造成的,因而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才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并且在上海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上又进一步确立了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问题。

  ① 第二次郑州会议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

  人民公社内部出现以“一平二调”为标志的“共产风”,其根源就是因为公社内部所有制的实现形式造成的,过早地以社一级为基本核算单位。因而毛泽东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才确立了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所有制结构形式,将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只有在所有制的关系理顺后,才能阻止任意调拨,在生产队之间、生产队与公社之间进行商品交换,而商品交换就要遵循价值规律,实行等价交换。

  毛泽东最初注意到人民公社内部的所有制问题,还是从农民瞒产私分引发的。他从农民的瞒产私分中,认识到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是由于公社内部存在的所有制实现形式问题,因而对瞒产私分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肯定。这与地方领导人一味地批判与反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毛泽东在二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七日,与河南省委与地委的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说:公社有穷队、中等队、富队三种。现在的公社所有制,基本上是队的所有制,即原来老社的所有制。现在的公社,实际上是“联邦政府”。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是要逐步形成的。调多了产品,瞒产私分,又对又不对,本位主义基本合法。一个公社,有那么多管理区、生产队,有经营好坏、收入多少不同,分配不能一样。穷队挖富队不好,他们都是劳动者。人为的抽肥补瘦,就是无偿地剥夺一部分劳动者的一部分劳动产品给穷队。多劳的多得,少劳的少得,就都积极起来了。“瞒产是有原因的,怕‘共产’,怕外调。农民拼命瞒产是个所有制问题。本位主义是怕调,这种本位基本上是对的。”[89]

  毛泽东认识到,瞒产私分出现的原因就是由于公社内部的所有制问题。农民瞒产私分在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就在于人民公社还是基本的队有制,因而产品归生产队农民所有,反对任意调拨。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的讲话中说:目前的问题不是本位主义,而是领导者的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倾向。“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即是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所谓过分集中倾向,即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否认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公社来。”“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这当然是不对的。”[90]

  这样我们看到,毛泽东从对瞒产私分这种现象的分析中认识到,应当从生产队和个人之间存在的实际差别出发,贯彻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承认生产队的所有制。而导致农民瞒产私分,恰恰是由于破坏了生产队的所有制造成的结果,因而当时应当反对的不是本位主义,而是平均主义。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六中全会的决议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但是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缺点。因为那时我们还不认识这个问题。这样,下面的同志也就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目前还存在于公社中并且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而这就不可避免要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抗。”[91]

  毛泽东的话表明,由解决两个过渡问题,到承认人民公社内部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三级所有制,特别是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的所有制,在纠“左”过程中,是一步一步地在深化认识的。

  毛泽东又说:“目前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向广大干部讲清道理,经过充分的酝酿和讨论,使他们得到真正的了解,然后我们和他们一起,共同妥善地坚决地纠正这些倾向,克服平均主义,改变权力、财力、人力过分集中于公社一级的状态。公社在统一决定分配的时候,要承认队和队、社员和社员的收入有合理的差别,穷队和富队的伙食和工资应当有所不同。工资应当实行死级活评。公社应当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并且以队的核算为基础。在社与队、队与队之间要实行等价交换。公社的积累应当适合情况,不要太高。必须坚决克服公社管理中的浪费现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有效地去克服那种确实存在于一部分人中的本位主义,巩固公社制度。”[92]

  这里就明确说明了人民公社所有制,应该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社与队、队与队之间要实行等价交换,公社要适当积累,克服浪费现象。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平均主义,改变人、财、权过分集中于社一级的状态,克服实际存在于一部分人中的本位主义,巩固公社制度。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对山西省委关于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决议的批示和注文:“必须承认,目前实际上还是基本的队有制,部分的社有制。” [93]

  这也就否定了人民公社可以任意调拨生产队的人、财、物,否定了人民公社社一级的所有制,肯定了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队有制。

  三月一日下午,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说:要从所有制方面解决问题,现在是一平、二调、三收款,这样一来,统统违反按劳分配原则,否定价值法则,否定等价交换。毛泽东指出:“基础是生产队,你不从这一点说,什么拉平,什么过分集中,就没有理论基础了。得承认队是基础,跟它作买卖。它的东西,你不能说是你的,同它是买卖关系。”他说:“六中全会到现在,两个半月,根本没有实行。人民公社决议没有阻止一平、二调、三收款这股风。开头我放炮,一定要那样做,要紧张一天半,不然扳不过来。原先心里想共产多了,想个人少了,就是这个弯子。(李先念插话:二十七号以前是反对本位主义。)要去掉本位主义的帽子,要恢复农民的名誉。(吴芝圃插话:他们[指参加河南省委正在召开的六级干部会议的人。—引者注]来的时候就谈本位主义,他们估计就是反本位主义。)现在我们是取消本位主义的帽子,反对平均主义思想、过分集中思想。这两个东西是很冒险的,它的性质是冒险主义。”又说:“瞒产私分不是本位主义,瞒产私分极其正确,那股风一来,他幸得瞒产。(王任重插话:“省委的责任就是政策不明确。”)我的思想就不明确。主要责任中央担,没有说清楚这个事,以为一篇决议就可以解决了。”[94]

  毛泽东从人民公社出现的“一平、二调、三收款”和农民瞒产私分的现象中发现,其根源是由于人民公社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出现了问题。只有从所有制的实现形式着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所有制的实现形式确立后,社与队、队与队之间进行商品交换时,才能遵循价值规律,实行等价交换。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要取消本位主义的帽子,反对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思想。毛泽东在这里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

  一九五九年三月五日,通过了《郑州会议纪要》,其中规定了当前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同时,起草了一个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95]

  这样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就形成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所有制实现形式,同时就积累、分配和商品交换等问题也作了相应的规定。在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的纠“左”取得了实质性成就。

  第二次郑州会议后,为了迅速将第二次郑州会议形成的纠“左”精神贯彻下去,毛泽东给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写信,指导和推动他们迅速落实会议精神,早日打开局面。

  一九五九年三月九日,毛泽东在致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的通信中写道:“各省、市、区党委根据此次郑州会议决议精神,以讨论人民公社为主题而召开的六级干部大会,大约需要开十天左右。因此,应当立即召开。……我们已经有了明确的方针,把六级干部迅速找来,把方针即刻放出去,三几天内就会将大小矛盾轰开,就会获得多数人的拥护。我们取得主动,观潮派算帐派无话可说。当然会有一部分人想不通,骂我们开倒车。这些人会有几天睡不好觉,吃不好饭。但也不过几天而已,三几天后,就会相通的。总之,慢了不好,要快。”[96]

  在贯彻执行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的过程中,从地方上报中央的报告中毛泽东发现,在以生产队还是以生产大队(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上仍然存在不同意见。

  为了在这个问题上统一意见,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五日,毛泽东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写信:“河南、湖南两省均主张以生产大队(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湖北、广东两省均主张以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究竟哪一种主张较好呢?或者二者可以并行呢?据王任重同志说,湖北大会这几天正辩论这个问题,两派意见斗争激烈。大体上,县委、公社党委、大队(管理区)多主张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即原高级社)支书绝大多数,或者全体主张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我感觉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关系到三千多万生产队长小队长等基层干部和几亿农民的直接利益问题,采取河南、湖南的办法,一定要得到基层干部的真正同意,如果他们觉得勉强,则宁可采用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致使我们脱离群众,而在目前这个时期脱离群众,是很危险的,今年的生产将不能达到目的。河南虽然已经作了决定,但是,仍请省委同志在目前正在召开的县的四级干部会议上征求基层干部意见,如果他们同意省的决定,就照那样办,否则不妨改一改。《郑州会议记录》上所谓‘队为基础’,指的是生产队,即原高级社,而不是生产大队(管理区)。总之,要按照群众意见办事。无论什么办法,只有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则终久是行不通的。究竟如何,请你们酌定。”[97]

  由此我们看到,尽管第二次郑州会议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所有制形式,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了生产队,但是在贯彻执行执行过程中,仍然具有相当大的阻力。尽管毛泽东是赞成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但是他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令持有不同意见的省委必须执行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而是就这个问题继续征求意见。不过,他提出了一个原则性的主张,如果生产队支书、队长一致主张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那么就要按这么办。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意向是明显的,作风是民主的。

  后来经过讨论,一致同意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这样在人民公社所有制形式方面才取得了一致意见,第二次郑州会议的精神最终能够得以贯彻实施,纠“左”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

  ② 上海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确立了人民公社内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

  第二次郑州会议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相当于高级社的生产队后,生产队下面又有相当于初级社的生产小队,毛泽东在调研中发现,应该承认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问题。

  毛泽东在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致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信中写道:“应当讨论除公社、管理区(即生产大队)、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三级所有、三级管理、三级核算之外,生产小队(生产小组或作业组)的部分所有制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王任重、陶鲁笳两位同志提出来的。我认为有理,值得讨论。”[98]

  我们看到,王任重、陶鲁笳向毛泽东提出了应该重视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这引起毛泽东的重视。他认为有道理,于是就这个问题在党内征求意见,以期将纠“左”再推进一步。

  一九五九年三月,毛泽东在同江西省委和部分地、市委负责人谈话提出:小队的部分所有制问题,是有道理的。食堂在那里,土地在那里,耕牛农具在那里,小队不负责任、没有积极性怎么行![99]

  同年三月,毛泽东在《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提纲》中写道:“小队的部分所有制,是否应当承认?不承认,怎样?”[100]

  毛泽东在这里讲了为什么要承认小队的部分所有制,提醒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要从正反两方面来进行思考承认小队的部分所有制的利弊得失,使纠“左”向深入发展。

  三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上海就人民公社问题发表讲话。他说:“小队的部分所有制,有几个省充分注意了,有些省现在还没有充分注意这个问题。小队搞不好,公社也不行,因为事情都要通过小队去办。”[101]

  由于生产小队直接管理生产,承认小队的部分所有制,就便于调动小队的生产积极性,否则就会影响到公社集体所有制的巩固和发展。通过上海会议及八届七中全会,在承认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问题上终于达成共识,取得了一致意见。

  一九五九年七月,毛泽东在《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中提出:“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四川省的同志说,生产、分配在一个核算单位较好,现在改,影响生产,如何办?”[102]

  毛泽东提出的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中,其中就有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问题,他还设想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这样我们看到,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后,又进一步确立了生产小队的半核算单位地位,在人民公社体制方面将纠“左”活动又向前迈进了重要一步。

  ③ 关于人民公社内部集体经济的过渡问题。

  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确立后,在生产队、生产大队如何向社一级经济的过渡问题上,毛泽东也进行了探索。这种探索对于认清“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保持这个体制的相对稳定性,在过渡问题上谨慎对待,具有重要意义。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现在有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必须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要有几年时间才能完成。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103]

  在这段讲话中,毛泽东指出公社成立后,实行“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农民的很大恐慌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混淆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公社内部不同级别的集体所有制经济之间的界限。在公社内部,生产队和生产大队的集体所有制经济要过渡到社一级的集体所有制经济的条件还不具备,还要经过几年时间。这也有利于保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的稳定性。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还说:“公社成立了,我们有了公社所有制。如北戴河决议和六中全会决议所说,这种一大二公的公社有极大的优越性,是我们的农村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最好的形式,也是我们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好的形式。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完全肯定了的。如果对于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发生怀疑,那就是完全错误的,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问题是目前公社所有制除了有公社直接所有的部分以外,还存在着生产大队(管理区)所有制和生产队所有制。要基本上消灭这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把三级所有制基本上变为一级所有制,即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发展成为完全的、基本上单一的公社所有制,需要公社有更强大的经济力量,需要各个生产队的经济发展水平大体趋于平衡,而这就需要几年时间。目前的问题是必须承认这个必不可少的发展过程,而不是什么向农民让步的问题。在没有实现农村的全民所有制以前,农民总还是农民,他们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总还有一定的两面性。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较小的集体所有制,通过较大的集体所有制走向全民所有制,而不能要求一下子完成这个过程,正如我们以前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个体所有制而走向集体所有制一样。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走向完全的、单一的公社所有制,是一个把较穷的生产队提高到较富的生产队的生产水平的过程,又是一个扩大公社的积累,发展公社的工业,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实现公社工业化和国家工业化的过程。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东西还不多,如社办企业、社办事业,由社支配的公积金、公益金等。虽然如此,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因为公社年年可以由队抽取积累,由社办企业的利润增加积累,加上国家的投资,其发展将不是很慢而是很快的。

  关于国家投资问题,我建议国家在十年内向公社投资几十亿到百多亿元人民币,帮助公社发展工业,帮助穷队发展生产。我认为,穷社、穷队,不要很久,就可以向富社、富队看齐,大大发展起来。

  公社有了强大的经济力量,就可以实现完全的公社所有制,也就可以进而实现全民所有制。”[104]

  毛泽东在这一大段讲话中,指出人民公社是从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经济,从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好形式,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是正确的,对此加以否认,那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后来庐山会议由纠“左”转为反右,就是因为有些人要否认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展方向。这是后话。

  在人民公社内部还存在着三级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差别,这在当时是必要的。要消灭这种差别,由三级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一级的集体所有制,就要大力发展社办工业,大力发展穷队,缩小穷富队之间的差别,为过渡创造条件。

  由于队为社提供的积累,社办企业提供的利润,国家的大力帮助,社有经济会很快发展起来,穷队也会很快发展起来。当社有经济发展壮大起来,已经超过队有经济的时候,穷富队之间的差别逐渐消失的时候,也就是队向社一级的经济开始过渡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过渡当然是队共社的产,而非社共队的产。

  虽然当时社有经济还比较弱小,但是毛泽东分明看到了人民公社发展的契机,因而才充满豪情地指出:“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关于目前农村集体所有制形式问题的批示中写道:“基本的队有制,部分的社有制,不但1958年是如此,1959年及往后几年还是如此。要翻过来,变为基本的社有、部分的队有制,需要多年时间,这是一个由小集体所有制(队有)到大集体所有制(社有)的过程。不认识这个客观真理,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不能说服人。”[105]

  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再次肯定了当时确立的人民公社体制,并且又一次指出由基本队有过渡到基本社有,需要多年时间。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民公社化运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在领导全党纠“左”的过程中,经过广泛调研,从人民公社的体制入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变革,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将基本核算权下放到相当于高级社的生产队,并进一步又确立了相当于初级社的生产小队的半核算权,还就人民公社内部生产队和生产大队向社有经济的过渡问题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这样就在人民公社运动的纠“左”问题上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4)关于人民公社要发展商品经济,重视价值规律问题度。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从当时人民公社的现实状况出发,在纠“左”过程中,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确定了人民公社所有制的性质是集体所有制。这就说明人民公社并非全民所有制,也非社一级的集体所有制。既然这样,那么在人民公社各生产队之间,生产队与公社之间,不同公社之间,公社与国家之间,就不能随意调拨,而要进行商品交换。要进行商品交换就必须遵循价值规律,实行等价交换。

  由此看来,商品经济的存在是由于当时人民公社内部存在的三级所有的体制和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的性质决定的,而其根源则是由于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决定的。这个问题只有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够最终获得解决。因而人民公社要通过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来提高公社的生产力水平,促进人民公社三级所有的经济向社一级经济过渡,集体所有制经济向全民所有制经济过渡。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三日下午,毛泽东在郑州的专列上召开的九个省市第一书记的会议上说:“必须使每个公社,并且使每个生产队,除了生产粮食以外,都要生产商品作物。西安会议(指一九五八年十月在西安召开的农业协作会议。会上有人提出取消商业﹑消灭货币的意见。)没有提倡这个事,他们一心一意要取消商业。”“每一个人民公社除生产粮食以外,必须大量生产经济作物,能够赚钱的,能够交换的,有农业品,有工业品,总之是生产商品。这个问题不提倡,以为人民公社就是个国家,完全自给,哪有这个事?生产总是分工的。大的分工就是工业﹑农业。既有分工,搞工业的就不能生产粮食﹑棉花﹑油料,他就没有吃的,只好交换。” [106]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六日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要求每个公社生产商品,不要忌讳“商品”这两个字。[107]

  这里毛泽东明确要求人民公社要生产粮食,生产经济作物,要搞工业,制造商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批评了那种认为人民公社是自给自足的观点。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上午,毛泽东在河南省委招待所召开的郑州会议上谈到商品问题时说:“许多人避而不谈商品和商业问题,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产主义似的。人民公社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个人的工资。在生活资料方面,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过渡时期内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列宁曾经大力提倡发展商业,因为苏联那时城乡商品流通有断流的危险。我们在一九五0年也曾有过这种危险。现在运输情况不好,出现半断流的状态。我看要向两方面发展:一是扩大调拨,一是扩大商品生产。不如此,就不能发工资,不能提高生活。”“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调拨的产品只是一部分,多数产品是通过买卖进行商品交换。” [108]

  这里毛泽东再次强调了人民公社要发展商品生产,指出了发展商品经济,运用价值规律的必要性。

  十一月十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讲话时说:“现在仍然是农民问题。有些同志忽然把农民看得很高,以为农民是第一,工人是第二了,农民甚至比工人阶级还高,是老大哥了。”“这样看,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有的同志读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时是马克思主义者,一碰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扣。”“于是谨慎小心,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第三十六条(指根据《十五年建设社会主义纲要四十条(1958—1972)》重新改写的第三十六条)的写法就是证据,尽量用不明显的词句,来蒙混过关,以便显得农民进入共产主义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这是关系到几亿农民的事。”“我们没有宣布土地国有,而是宣布土地、种子、牲畜、大小农具社有。这一段时期内,只有经过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才能引导农民发展生产,进入全民所有制。”

  他又说:“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是不认识五亿农民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时期,应当利用商品生产来团结几亿农民。我以为有了人民公社以后,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例如畜产品、大豆、黄麻、肠衣、果木、皮毛。现在有人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了几十万人不要商业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

  他还说:“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生产?无非是怕资本主义。现在是国家同人民公社做生意,早已排除资本主义,怕商品生产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商品生产。”[109]

  毛泽东在讲话中申明,要划清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的界限,商品生产与社会主义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以及人民公社内部的三级所有的体制是发展商品生产,进行商品交换的基础。人民公社必须发展商品生产,通过发展商品生产来不断壮大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的经济,以促使两个过渡的早日实现。

  一九五九年三月五日,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最后一次会议上说:“因为我要把问题讲彻底,所以一些不好听的话也都讲出来了,比如什么抢产之类。整社五个月,时间过去了三个月,做了一些改良工作,没有搞出根本彻底的办法。谢谢五亿农民瞒产私分,坚决抵抗,就是这些事情推动了我,我就想一想。现在的问题是跟公社特别是公社这一级,要使他们懂得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这是个客观规律,违反它,要碰得头破血流。我们对农业唯一的办法是等价交换,买卖关系。公社内部买卖关系,三级之间买卖关系,社与社,队与队,买卖关系,做生意,等价交换。”[110]

  毛泽东通过农民的瞒产私分,发现了人民公社内部存在的所有制问题,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从这种体制出发,就要发展商品经济,按照价值规律,进行等价交换。

  一九五九年三月九日,毛泽东将湖南省委的报告印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他在批语中先肯定了湖南省委的工作,然后写道:“很多同志做了几个月的调查,开过不少的大会小会,结果对于大量存在的事物,却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原因是方法不对,找不到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大家都读过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办起事来却在长时间内不认识公社的集体所有制要有一个由小到大、由量到质的变化过程,几乎普遍否认价值,价格和等价交换的经济法则。这不是很奇怪吗?但却是事实。现在已有了郑州会议的方针,只须将六级几千人召集在一起,把方针一放,几天工夫,情况就会明白了,思想就会弄通了。会议早开早结,于农事有利。”[111]

  这里毛泽东批评了在纠“左”过程中,由于没有认识到人民公社的所有制性质,没有认识到人民公社内部实际存在的三级所有制,没有认识到公社集体所有制的形成要经过一个过程,这样会导致否定商品生产,否定价值规律,因而就难以抓住主要矛盾,使纠“左”取得实质性成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已经确立方针的情况下,毛泽东要求省市自治区党委要迅速召开六级干部会议,予以贯彻执行。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当时人民公社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了人民公社只能实行集体所有制和公社内部的三级所有制。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性质和公社内部的三级所有制,是进行商品交换的前提和基础。而商品交换必须以价值规律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这样人民公社只有在不断发展公社工业化,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基础上才能最终提高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在人民公社生产力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才可以逐渐使人民公社内部的三级所有制过渡到社一级所有制,使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

  (5) 关于人民公社的积累问题。

  在人民公社创办初期,社办工业乃至社办经济的积累来源,主要是公社内各队提供的积累。这种积累包括生产费、公积金、公益金等项。毛泽东认为,国家收的农业税占农业收入的百分之七左右,公社积累一般应在百分之十八左右为宜。可是有的省连国家税收及公社积累竟然高达农业收入的一半以上。毛泽东对这种高积累的作法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毛泽东在二月二十六日,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说:公社办工业不要太多,批评银行将贷款统统收回是错误的。[112]

  银行将贷款急忙收回,导致公社在资金上出现严重缺口,这就不得不扩大调拨和积累来解决这个问题,导致积累率过高,因而遭到毛泽东的批评。公社扩大积累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办工业太多的缘故。

  毛泽东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这样一来,共产风就刮起来了。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情况,是我们所不许可的。”[113]

  我们看到,毛泽东批评了公社高积累的政策,并把它作为共产风的风源之一。这种高积累挫伤了农民和基层干部的积极性,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中还说:“一般说来,一九五八年公社的积累多了一点。因此,各地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规定一九五九年公社积累的一个适当限度,并且向群众宣布,以利安定人心,提高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人民公社一定要坚持勤俭办社的方针,一定要反对浪费。”[114]

  毛泽东意识到一九五八年积累多了,因而主张一九五九年要适度积累,同时要坚持勤俭办社的方针,反对浪费,力求节约,从而安定民心,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积累和消费是一对辩证的关系。如果公社的积累太多,不仅影响到农民的消费,同时也会影响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影响到农业的持续发展。从长远来看,还会影响到工农业之间的平衡发展,影响到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因而公社积累要保持适当的比例。

  (6)关于人民公社内部劳动力的分配问题。

  我们知道,人民公社是农林牧副渔和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我国农村政社合一的基层单位。如何在人民公社内使劳动力在不同行业中能够合理分配,确实是关系到人民公社能否顺利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在国家工业化还需要农业提供积累,农业尚未实现机械化,自身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基本上停留在手工操作阶段,全国六亿人口的吃饭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予以解决的情况下,公社内的劳动力要首先满足农业的发展需要,首先保证农业的发展。只有在满足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公社才有可能搞工业及其他事业。这不仅是公社发展,同时也是国家经济发展乃至社会稳定的大局要求。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除了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以外,目前农村劳动力的分配也有很不合理的地方。这就是用于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业)的劳动力一般太少,而用于工业、服务业和行政的人员一般太多。这后面三种人员必须加以缩减。公社人力的分配是一个重大问题。争人力,是目前生产队同社、县和县以上国家机关的重要矛盾之一。必须按农业、工业、运输业、服务业和其他各方面的正当需要,加以统筹,务使各方面的劳动分配达到应有的平衡。公社和县兴办工业是必要的,但是不可一下子办得太多。各级工业企业都必须节约人力,不允许浪费人力。服务业方面的人员,凡是多了的,必须减下来。行政人员只允许占公社人数的千分之几。文教事业的发展应当注意不要占用过多的劳动力。公社不允许有脱产的文工团、体育队等等。”[115]

  我们看到,这里毛泽东明确提出公社要将劳动力在各行各业合理分配,必须将劳动力优先用于一线农业。县和公社兴办的工业不能过多,避免与农业争抢劳动力,影响到农业的发展。要节约劳力,裁减行政人员,解散脱产的文工团、体育队,以充实一线。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对山西省委关于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决议的批示和注文:“必须承认,目前实际上还是基本的队有制,部分的社有制。”“农业应放在第一位,要占有最大部分劳动力,在没机械化以前,应当如此。”[116]

  毛泽东明确指出在没有实现机械化以前,公社应该将主要劳动力用于农业。这是保证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础。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浪潮中,毛泽东要求全党要将农村的劳动力主要用于一线农业,公社内兴办的工业和其他事业要量力而行,这在当时全党上下头脑较热的情况下,是富有远见的。可惜,毛泽东的这个主张后来没有被贯彻下去。

  (7)关于算旧帐和退赔问题。

  对于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无偿调拨的东西,毛泽东一开始是不主张算帐和退赔的。后来,在调研中发现,算帐更有利于纠正业已出现的“共产风”,调动小队干部和农民的积极性,使人们重视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进行等价交换,因而才主张算旧帐,将无偿调拨的东西进行退赔。

  三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关于算帐问题时说:“我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讲一般不算帐。实际上是某一些不算,另有许多非算不可。主张不算账的是什么人呢?第一是公社党委,第二是穷队,第三是县委。这些是得便宜的。而下面就要算。我是站在算帐派这一面的。算帐有个好处,就是能训练我们的干部。”[117]

  算帐有利于使广大干部得到训练,在商品交换中,重视价值规律。我们看到,毛泽东在调研中,根据对情况的深入了解,在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并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予以纠正。

  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日,毛泽东在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在山西省五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关于人民公社运动中的旧帐一般要算等问题)上批注道:“有些地方不是这样,他们怕鬼,不敢将郑州要点立刻一杆子通到生产队、生产小组和全民中去。他们怀着无穷忧虑,怕天下大乱,不可收拾。”“旧帐一般不算这句话,是写到了郑州讲话里面去了的,不对,应改为旧帐一般要算。算帐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对群众不能解怨气。对干部,他们将被我们毁坏掉。有百害而无一利。一个公社竟可以将原高级社的现金收入四百多万元退还原主,为什么别的社不可以退还呢?不要‘善财难舍’。须知这是劫财,不是善财。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是不许可的。”[118]

  毛泽东批评了有的省委在纠“左”问题上,缩手缩脚,不敢大张旗鼓地纠正业已出现的错误,不敢提算帐,没有果断退赔。并再一次说明了必须进行算帐和退赔,因为这是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行为。

  由此可以看到,算帐和退赔问题的提出,不仅可以维护基层群众的利益,缓和社会矛盾,而且还可以使广大干部进一步重视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认识到人民公社内部的三级所有制,这是将纠“左”引向深入的一个重要举措。

  (8)关于废除家庭问题。

  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有的人不明究里,竟然提出了要废除家庭问题。毛泽东及时予以纠正。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三日下午,毛泽东在郑州专列上召开的九个省委第一书记的会议上,在听到吴芝圃反映:有的干部提出,在共产主义实现以前就消灭家庭。毛泽东说:“现在不是消灭家庭,而是废除家长制。”他又重复一遍:“废除家长制,肯定不是废除家庭制度。”[119]

  家庭制度在当时的存在是必要的,但是家长制则是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是家庭内部人与人不平等的一种表现,是与社会主义制度和道德观念相冲突的,是有害无益的。因而毛泽东明确表态,当时是废除家长制,而不是废除家庭制度。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上午,毛泽东在河南省委招待所召开的郑州会议上谈到家庭问题时说:“针对公社化运动中在一些地方出现的拆散家庭的极左做法,他主张在纲要里写进这样的话:“废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家长制。在住宅方面,注意使住房适宜于每个家庭的男女老幼的团聚。”[120]

  当时还是要以家庭为单位,使每个家庭中的男女老幼和睦相处。因而毛泽东要求纠正公社化运动中的极左做法,将重点放在废除家长制方面。

  我们看到,毛泽东纠正了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在家庭问题上的极左做法,将废除家长制作为变革的重点,这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在家庭中的发展。

  (9)关于反对浮夸风问题。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在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改做的同时,也出现了吹牛、说大话、放卫星和盲目攀比的浮夸风。这严重破坏了党的作风,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因而也就成为纠“左”的重点。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一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听刘子厚汇报。当时出现的浮夸风,一亩地白薯产量不过两千斤,却虚报成八千斤;把几个村的肥猪集中起来,让人参观,弄虚作假。关于浮夸风,毛泽东说:“要实事求是。把猪都并到一起,就不实事求是了。初看可以,经不起细看,经不起分析。要告诉县里,叫他们不要搞这一套。”“对虚报的人要进行教育,进行辩论,不要讲假话,是多少就是多少。”[121]

  毛泽东主张对出现浮夸风的干部要进行批评教育,要他们懂得要实事求是,不要弄虚作假。

  十一月九日上午,毛泽东在河南省委招待所召开的郑州会议上谈到工作方法时说:“第四十条,一大堆观点,使人看了不满意。中心是要解决实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要捆人、打人、骂人、辩论人,罚苦工,动不动‘辩你一家伙’。要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人民日报》最好要冷一点。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122]

  当时基层干部作风粗暴,浮夸严重,毛泽东主张干部要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从群众利益着眼,实事求是,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只有这样,才有利于解决干部的浮夸风问题。

  十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针对大跃进中的浮夸风,专门讲了一个“作假问题”。他建议在人民公社的决议里把反对作假的问题专门写一条。他说:“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说消灭了四害,是‘四无’村,实际上是‘四有’村。上面规定的任务,他总说完成了,没有完成就造假。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如果样样都不相信,那就变成机会主义了。群众确实做出了成绩,为什么要抹煞群众的成绩,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错误。”他强调说:“希望中央、省、地这三级都懂得这个问题,有个清醒头脑,打个折扣。”[123]

  毛泽东在这里举了几个例子,提醒党的高级干部基层反映上来的问题并不都是真的,这里面有水份,要注意其中的作假问题。毛泽东是用说服教育的方法,要求县、社干部坚持实事求是,不要作假,不要去争虚荣,要老老实实办事。

  一九五九年四月三日,毛泽东在谭震林关于省的六级干部会议和县的五级干部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信中批示道:“还有一个必须随着解决的矛盾,生产队干部和生产小队干部、全体社员群众间的矛盾,小集体与社员的矛盾。这个问题,如麻城县那样大规模解决,是最近几天才提出来的,才进入我们的认识领域。这是一个以贪污形式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问题,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也是一个历史的问题,并非最近才发生,但只有在1959年才能解决,只有在现在才能建立真正的群众监督。像这样一个群众性的大问题,没有省的决心、县的直接领导,我看是不能解决的,因此我建议五月的会到县里开。是否如此,请你们委员会讨论一下。”[124]

  毛泽东从反映上来的情况中,注意到当时在公社内部业已存在的贪污问题。他要求建立真正的群众监督,防止这类事情的发生。这是关系到人民公社生存的一个重大问题,需要引起全党的高度注意。

  四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给省、地、县、社、队、小队六级干部的通信中写道:“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125]

  毛泽东在通信中,又一次要求不要作假,要讲实话,表示自己“在这里唱的是低调”,为了坚持自己的观点,不惜“变为保守主义者”。他将讲真话和假话提到对人民事业和个人利益的角度来认识,同时也指出基层干部讲假话,跟上面也有责任,好多假话是上面逼出来的。对假话产生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了。

  由以上引用的史料可以看到,毛泽东不仅认识到浮夸风的大量存在,而且也是坚决主张纠正浮夸风的。他要求通过批评教育的方式,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方法,使犯错误的干部提高认识,制止浮夸,纠正错误,将纠“左”引向深入。

  (10)关于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犯错误的干部的处理问题。

  对于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犯错误的干部,毛泽东指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好的或比较好的,要引导他们明辨是非,纠正错误,保护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同时,毛泽东也多次作了自我批评,为他们分担了责任。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九日,毛泽东在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中说:“保护劳动热情问题。对犯错误的干部90﹪以上,耐心说服,不予处分,叫他们作些自我批评就够了。对严重违法乱纪的干部,1—2—3—4—5﹪,则要加以轻重不同的处罚。对谎报也如此,90﹪以上,说服,1—2—3﹪,分别处罚。总之,处罚的极少,教育的极多,就能保护广大干部的劳动热情。”[126]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对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犯错误的干部的处理原则。要求犯错误的干部作些自我批评,处罚极少,教育极多,保护广大干部的生产积极性。

  六月下旬,毛泽东在从武汉到长沙的路上,与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谈话时,讲到春秋时期秦穆公的一个故事。秦穆公用大将孟明伐郑失败,他主动承担责任,继续重用孟明,后在讨伐晋国的战争中取得胜利。他对王任重说:“决策错了,领导人要承担责任,这是取得下级信任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他还说:“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让陈云同志来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比较好。我们有的同志思想方法固执,辛辛苦苦的事务主义,不大用脑子想大问题。”他对封锁消息表示出极大的不满,说:“有的部门、有的部长不大向我反映情况。”王任重说:“大概他们怕主席太累。”毛泽东说:“不向我反映情况,我才最累。你把湖北的真实情况告诉我,我就不累了。”[127]

  从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批评了地方党委不向他如实反映情况的事情。其实,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不少问题,是与此有密切关系的,当然也与干部的浮夸风存在着重大关联。但是毛泽东在批评犯错误的干部时,侧重于教育,并且自己多次作了自我批评(下面还要分析这个问题),并且主动承担了领导责任。

  毛泽东在对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犯错误的干部是重在批评教育,认为百分九十以上的犯错误的干部作些自我批评就可以了,不予处分,要保护他们的劳动热情。同时,毛泽东也多次作了自我批评,并且为他们分担了责任。

  (11)关于自留地问题。

  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本来是将农民手中的自留地收归队有的。后来毛泽东在调研中发现,自留地在当时的情况下,还有存在的必要性,于是又给农民分了自留地。

  一九五九年五月七日,中共中央发出两个重要文件,一是《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一是《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的指示》。两个文件出台了两项重要政策:明确家畜家禽“实行公养私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恢复了社员的自留地,规定“仍然按照原高级合作社章程的规定,自留地不超过也不少于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百分之五”。毛泽东在审定《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稿时,加写了一句话,强调恢复自留地的必要性:“没有自留地不能大量发展私人喂养的猪鸡鹅鸭,不能实行公养私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128]

  有了自留地,有利于农民饲养家畜,搞好副业,调剂农民生活,因而在调研后,从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况出发,又向农民分了自留地。

  以上我们对从一九五八年十月至一九五九年七月毛泽东采取的纠“左”措施的回顾中看到,毛泽东自己或者派人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在调研中,不断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出现的错误,修正自己原先提出的观点,制定适宜的措施。他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效。

  鉴于公社规模过大的情况,在纠“左”过程中,要求基本上恢复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会议决议中要求的一乡一社的规模;面对出现的共产风,毛泽东强调要划分两个限制,明确人民公社是集体所有制,在人民公社内部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进而又确定了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问题;人民公社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发展工业,在人民公社内部、公社与公社以及公社与国家之间实行以价值规律为基础的等价交换;要算旧帐和坚决退赔,维护基层干部和农民的利益,保护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公社要适度积累,要合理调整劳动力在公社各行各业的分配,首先要确保用于农业的劳动力需要;坚决反对出现的浮夸风,同时也要保护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对犯错误的干部重在教育,同时也多次通过自我批评,为他们分担了责任;主张要废除家长制,同时也纠正了废除家庭的错误作法;根据具体需要,又恢复了农民的自留地。

  我们看到,通过调查研究,毛泽东制定的这一系列纠“左”措施,使广大干部和群众对人民公社有了一个明晰的认识,初步遏制并纠正了迅猛发展的“共产风”和浮夸风,纠“左”已经初见成效。这与后来人民公社六十条比较起来,除了食堂和供给制问题,以及基本核算权下放到生产小队外,人民公社的制度基本形成,纠“左”已经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如果按照召开庐山会议继续纠“左”的设想,本来纠“左”是可以顺利实现的。可是我们看到,庐山会议却发生了重大变动。

  4、在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上的争论趋于激烈—庐山会议由纠“左”转为反右。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后,在党内是毛泽东首先发现了存在的“左”的错误,才采取果断措施,予以纠正的。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毛泽东通过调查,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来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的错误。同时对大跃进以来制定的以钢产量为代表的一九五九年生产指标也进行了大幅度修改。从北戴河会议一九五九年计划钢的生产指标为三千万吨,调低到武昌会议的一千八百万吨,又调低到上海会议的一千六百五十万吨,再调低到六月份北京颐年堂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一千三百万吨,毛泽东还表示来年的工农业生产指标还可以低一点。[129]应该说纠“左”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下面的工作将是如何将纠“左”进行下去,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步入正常发展的轨道。

  (1)在纠“左”问题上的两条路线。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了“左”的错误,这是毫无疑义的。在纠“左”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两条路线的斗争。这种斗争在庐山会议上显现出来,并趋于激化。应该说,这两条路线的分歧,并不在于纠“左”的具体措施上,而表现在是否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上。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纠“左”路线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是正确的,出现的问题主要是执行中的问题,纠“左”应该在肯定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提下进行。

  我们注意到,毛泽东在纠“左”的时候,始终认为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是正确的。这可以从毛泽东十二月九日在武昌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得到证明。他在这次讲话中说:“人民公社的出现是没有料到的。这是一件大事,找到了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便于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也便于由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便于办工农商学兵,规模大,人多,便于办很多事。”他说:围绕人民公社,党内外有各种议论。一种是性急一点,纷纷宣布进入全民所有制,两三年就进入共产主义。这次决议的锋芒,就是对付性急的。也有少数人认为,搞公社,搞社会主义建设太急了,内心有忧虑,怕我们跌跤子。这个决议也可能说服他们。[130]

  同时,也可以从毛泽东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中得到验证:

  “一九五八年,在全国农村中普遍地建立了人民公社。人民公社的建立使农村中原来的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扩大了和提高了,并且开始带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人民公社的规模比农业合作社大得多,并且实现了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的结合,这就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和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广大的农民,尤其是贫农和下中农,对于人民公社表现了热烈的欢迎。广大干部在人民公社运动中做了大量的有益的工作,他们表现了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极大的积极性,这是非常宝贵的,没有他们的这种积极性,要取得这样伟大的成绩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们的工作中不但有伟大的成绩,也有一些缺点。”[131]

  由此看来,毛泽东对人民公社化运动过程中出现的“左”的错误的纠正,是在肯定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前提下进行的。后来,庐山会议上出现分歧,就是因为有些人在纠“左”问题上要否定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

  另一条纠“左”路线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是错误的,只有否定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指导思想,才能真正纠正“左”的错误,因而纠“左”就应该在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提下进行。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主张这条路线的人在当时是打着“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旗帜来行事的。他们虽然没有直接说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是错误的,但是这条路线的实质却是如此,不过是没有说出来而已。

  我们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问题后,单纯的攻击和指责只会使矛盾激化,而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如果他们真正认识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是正确的,这个时候就应该冷静下来,分析犯错误的原因,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解决问题。可是他们却没有能够这样做。他们只是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错误,作了痛心疾首的陈述,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认为纠“左”力度小,不民主,纠“左”受人压制,不能畅所欲言地讲话,根本无视在庐山会议前毛泽东召开会议,调查研究,制定措施,创新体制,为纠“左”做的大量工作,无视纠“左”已经取得实质性成效的事实。

  通过前面我们对纠“左”的历程和措施进行的分析可以知道,纠“左”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可是他们却无视纠“左”已经取得的实质性成效,在庐山会议期间仍然持有这种意见,这就说明他们认为前一个时期的纠“左”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而前一个时期的纠“左”是在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提下进行的。他们对前一个时期纠“左”的不满,也就表明他们对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前提下的纠“左”的不满。这种不满也就在客观上说明,他们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是错误的,不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是难以彻底纠“左”的。这种对前一个时期的纠“左”表示不满的态度,认为纠“左”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效的认识,也就在客观上表明他们要求的纠“左”实质上就是要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从这里我们也就能够找到庐山会议由纠“左”转为反右的真正原因。

  庐山会议最终由纠“左”转为反右,实质上是这两条路线的斗争趋于激化,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路线占主导地位的必然结果。

  (2)党内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议论纷纷。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后,在执行过程中,有的领导人头脑发热,不顾实际情况,盲目推行,出现了不少问题。对此,党内外议论纷纷。在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就把其中的一些材料印发会议参考。

  下面我们就简要介绍一下当时的一些议论。首先我们看右派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议论。

  章伯钧、罗隆基、龙云等,发表了许多尖锐、讽刺性的意见,即许多右派反动言论。章伯钧说,1958年搞错了,炼钢失败了,食堂办不起来了,大办水利是瞎来。罗隆基说,物资供应紧张是社会制度造成的。私营工商业改造有毛病。现在人民怨愤已达极点。共产党说唯物,实际上最唯心。龙云说,解放后只是整人,人心丧尽。内政还不如台湾。全国干部数量,比蒋介石时代成百倍增加。陈铭枢说,供求相差惊人,几年之内也难恢复正常供应。要是过去发生这种情况,早就该“下诏引咎”了。他们实行的不是列宁主义,而是斯大林主义。于学忠说,共产党的政策忽冷忽热,大跃进的成绩全是假话。天安门的工程,像秦始皇修万里长城。[132]

  对于右派的这些言论,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七月十日和七月二十三日讲话中均提到过。[133]除此之外,还有国家机关党外人士的议论。

  六月间,国务院所属工业、农业、财经、文教十几个部委的党外人士,听了国内经济情况解释后,统战部作了一个综合反映:少数人对于这个解释,仍有怀疑和不同看法。例如,地质部副部长许杰说:“1958年的成绩,说大也大,说没有也没有。”有的说:“去年大跃进,还不如前几年没有跃进。”有的甚至说:“现在物资供应紧张情况,比日本统治时期还要严重。”一机部的工程师说:“去年接近了精神第一性,有人说产量可以翻一番、两番、甚至七番、八番,只要群众说行,群众是多数,你说不行也不行,走群众路线的结果走错了。去年发生的错误,没有经验是一半,另一半是思想问题,有些人不懂装懂。”一机部一位人大代表说:“我在思想上有一个矛盾没有解决,就是如何对待运动。我很怕运动。对有些意见,我思想不通,但也得干。”轻工业部副部长王新元说:“不说真话,怕说真话,都是怕戴帽子。”[134]

  这个材料反映了国家机关党外人士对国内经济情况有不同看法,对去年大跃进有怀疑,认为去年全民炼钢的口号不正确,认为去年的群众运动有偏差,认为人民公社运动的速度太快了,对现行政策发生怀疑等等。七月五日,毛泽东将这个材料印发会议。[135]

  党内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也有不同看法。我们先看毛泽东在七月二十三日讲话中提到的江西省委党校的议论。

  一九五九年五月间,当讨论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巩固公社方针时,江西党校八十多个县委一级干部初步鸣放后,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有如下看法:1、大跃进是吹起来的,是浮夸、谎报的结果;2、大炼钢铁是劳民伤财,是得不偿失;3、粮食、副食品供应的紧张,就是农副业没有大跃进的证明。对公社化运动提出这样一些问题:1、是“早产儿”,“群众不是自觉入社,是被风刮进来的”;2、违反了客观必然性,“是根据上级指示人为的产物”;3、没有高级社优越,“农民只说高级社好,没听说人民公社好”;4、搞人民公社根本没有条件,“公社的缺点大于优点,现在是空架子,金字招牌”。[136]

  同时还认为中央关于人民公社的两大决议是“心血来潮”,是“左”倾思想的复活,其中许多提法是错误的,给下面造成了困难等等。这个材料在七月二十七日经毛泽东批准印发会议。[137]

  在国务院直属机关中也存在着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议论。

  六七月间,国务院秘书厅的干部在自由议论学习中,从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性质的规律看,认为办人民公社的条件根本不成熟,发展也太急太猛。要算政治帐,但也应算经济帐,全民大炼钢铁得不偿失,赔的钱可以进口好多钢。经济效果不好,也使政治影响不好。“以钢为纲”的口号有问题,满足不了经济生活多方面的需要。“五个并举”成了百废俱兴。“两条腿走路”成了多条腿走路。[138]

  在军队中也存在着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议论。我们看毛泽东在七月二十三日讲话中提到的广州军区的材料。

  广州军区据四十二军政治部反映(这个材料是彭德怀提供的),“少数营团干部对经济生活有抵触情绪”。他们认为经济紧张是全面的,长期不能解决的。有的人讲怪话:“现在除了水和空气以外,其他一切都紧张。”有人甚至认为我们的事业后退了,说:“1956年好,1957年较好,1958年成问题。”他们否定成立人民公社的必然性和优越性,说“公社成立得太快了,太早了,不合乎规律”。“人民的觉悟没有跟上来,工人、农民和军官都对成立公社有意见”。“公社的优越性是宣传出来的”。他们认为经济生活紧张是路线有错误。说:“去年不仅是工作方法上有问题,而是带有路线性质的错误,中央要负责任。”在少数连排干部中,也有类似情况,有位排长听战士唱《社会主义好》这支歌时,不耐烦地说:“算了,不要唱了,我看这支歌非修改不可。”海南军区一个指导员说:“什么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我看社会主义建设倒是一年不如一年!”有位排长讲怪话:“在公社劳动,还不如给地主干活,给地主干活有饭吃,还给钱。”[139]

  这个材料来自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秘书处编印的《政治工作简报》,这个简报中的材料又是来源于四十二军政治部和海南军区政治部的报告。我们看到在这个材料中,少数营团干部对经济生活紧张表示抵触和不满,认为经济生活紧张是全面的,长期不能解决的,否定人民公社的必然性和优越性,攻击地方干部,对党在经济生活方面的各项规定也有不满,认为经济紧张是由于路线上有错误。在少数连排干部中,也有这种情况。七月五日,毛泽东批示将这个材料印发会议。[140]

  在地方一些省市区也有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议论。我们看下面这份材料。

  七月十九日,毛泽东批示将《天津一些同志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看法》,印发会议参考。这个材料来自于中宣部编印的《宣教动态》,否定大跃进,说工业跃进了,农业没有跃进,政治跃进了,经济上没有跃进,国家赔了二十三个亿,劳民伤财,很不合算,人民公社“走得太快了,带来了副作用。”[141]

  就是苏联也对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议论纷纷,赫鲁晓夫也对中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说三道四,指手划脚。

  七月十九日,毛泽东将《苏联一些同志对我大跃进议论纷纷》的材料印发会议。[142]

  由以上材料可以看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后,党内外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议论纷纷,批评和指责的话不少,有的甚至说犯了路线错误。毛泽东将这些材料及时印发会议,提供给出席会议的高级干部参考。希望他们正确对待这些意见,通过对这些材料的分析,在讨论的基础上,对形势的认识达成一致意见,以利于将纠“左”工作进行下去。可是事与愿违,庐山会议在这个问题上却出现了严重分歧,矛盾趋于激化,终于迫使庐山会议由纠“左”转为反右。我们在考察庐山会议由纠“左”转为反右的原因时,不能不注意这个背景。

  (3)庐山会议期间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

  前面我们说过,由于前一段时间为了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出现的“左”的错误,连续开会,搞得比较紧张,从毛泽东的本意讲,召开庐山会议,带有休闲之意。因而前期的会被称为“神仙会”,气氛轻松。毛泽东还写了《七律·到韶山》和《七律·登庐山》两首诗,在会上传播开来。可知,毛泽东当时的心情是平静的,也是愉快的,不然的话,他是没有兴致写诗的。他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发起后,虽然出现了不少问题,但是纠“左”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只要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这些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会前毛泽东提出了《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作为会议讨论的主题。这十八个问题是:一、读书;二、形势;三、今年任务;四、明年任务;五、四年任务;六、宣传问题;七、综合平衡问题;八、群众路线问题;九、工业管理问题;十、体制问题;十一、协作关系;十二、公共食堂;十三、学会过日子;十四、三定政策;十五、恢复农村初级市场;十六、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十七、农村党的基层组织领导作用问题;十八、团结问题。[143]

  后来,又加上国际问题,构成十九个问题。七月二日夜,毛泽东把十九个问题重新修改一遍,要杨尚昆印发会议,并将原发件收回。这十九个问题,归结起来,是三大问题:怎样看待形势?前段工作中经验教训有哪些?今后怎么办?这些都是带根本性和全局性的问题,在与会者中间,看法并不那么一致。[144]

  毛泽东召开庐山会议,实际上还是要继续纠“左”的。他已经注意到当时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党内出现的不同认识,因而在这十八个问题中,提出了形势问题。他说:“国内形势是好还是坏?大形势还好,有点坏,但还不至于坏到‘报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八大二次会议的方针对不对?我看要坚持。总的说来,像湖南省一个同志所说的,是两句话:‘有伟大的成绩,有丰富的经验。’‘有丰富的经验’,说得很巧妙,实际上是:有伟大的成绩,有不少的问题,前途是光明的。”“今年这时的形势和去年这时的形势比较,哪个形势好?去年这时很快地刮起了‘共产风’,今年不会刮,比去年好。明年‘五一’可以完全好转。去年人们的热情是宝贵的,只是工作中有些盲目性。有人说,你大跃进,为什么粮食紧张?为什么买不到头发夹子?现在讲不清楚,促进派也讲不清楚。说得清楚就说,说不清楚硬着头皮顶住,去干。明年东西多了,就说清楚了。”[145]

  在谈到团结问题时,他说:“要统一思想,对去年的估计是: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许多问题是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看得出来的。过去一段时间的积极性中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这样看问题,就能鼓起积极性来。”[146]

  要维护党内的团结,就必须统一思想;要统一思想,就必须在形势上形成统一的认识。因而党内只有首先统一了对形势的认识,才能够统一思想;统一了思想,才能协调一致地行动,完成下一步的任务。这次会议就是要在形势方面在党内取得一致意见,维护党的团结,把纠“左”工作进行下去。这样毛泽东就在十八个问题中特别提出了形势和团结问题。

  毛泽东在这里还提出“许多问题是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能看得出来的”,这句话里面闪耀着真理的光芒。时间越长久,我们越觉得这句话是正确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后,确实出现了不少问题,这是有目共睹的。这里面有缺乏经验的因素,也有干部的作风造成的。毛泽东认为不能因为出现了这些问题,就轻易地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展方向。只有在纠正了这些问题之后,经过更长的时间才能够验证这条路线是不是正确的。

  七月十日,毛泽东召集会议并作长篇讲话。他说:“对形势的认识不一致,就不能团结。要党内团结,首先要思想统一。党外右派否定一切,说我们‘人心丧尽了’,‘修天安门前面的工程,如秦始皇修万里长城’;说‘过去历代开创的时候,减税薄赋,现在共产党年年加重负担’。所谓丧尽了,就是不仅资产阶级、地主,而且农民、工人都不赞成了。天津有些局长、科长议论,去年大跃进是‘得不偿失’。是不是这样?有些同志缺乏全面分析,要帮助他们认识。得的是什么?失的是什么?比如说,为什么大跃进之后又发生市场大紧张。不要戴帽子,不要骂一顿了事。”

  “去年北戴河会议的时候,人心高涨,但埋伏了一部分被动。不论谁批评,都要承认当时有一部分缺点错误。简单来说,就是三千万吨钢,基本建设一千九百项,粮食增产一倍,办公社中刮‘共产风’。这四件事搞得很被动。对农业生产的确估计过高,并且据此安排生活,有浪费。工业基本建设是搞多了,金木水火土分散了,工业生产指标过高,缺乏综合平衡。为了三千吨钢,引起了各方的不满。现在我们有些被动,但也不是完全被动,不会因此垮台。我不相信公社会垮,可能垮一部分,以后再办。食堂即使垮了三分之一,也是好事。食堂准备留它一半,也是好事。垮了和坚持下去,我都赞成,两边都支持。其实,公共食堂在公社化之前就有了。”

  谈到总路线,他说:“党内要团结,就要把问题搞清楚。有人说总路线根本不对。所谓总路线,无非是多快好省,多快好省不会错。过去搞一千九百项基健,现在安排七百八十八个,这还不是合乎多快好省的方针的?一千八百万吨钢不行,现在搞一千三百万吨,还是多快好省。去年粮食没有翻一番,但增加百分之三十左右是有的。多快是一条腿,好省又是一条腿。”

  他对人民公社的评价是这样说的:“现在证明一条,社会主义国家中过去总是说农业合作化以后要减产,但是我们的经验证明,合作化也好,公社化也好,不减产。人民公社叫大合作社,或者说基本上还是高级合作社,就没有问题了。问题就是把公社看得太高了。”

  他承认搞经济建设没有经验,认为路线正确与否还要看十年:“我总是同外国同志说:请你们给十年时间,再来看我们是否正确,因为路线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的问题,要有时间,从实践的结果来证明。我们对建设应该说还没有经验,至少还要十年。我们过去建国的十年中,第九年在北戴河开会,第十年在庐山开会。这一年经过了许多会议,我们总是把问题加以分析,加以解决,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党内有些同志不了解整个形势,要向他们说明。从具体事实来说,确实有些得不偿失的事。但是总的来说,不能说得不偿失。取得经验总是要付学费的。全国大办钢铁,赔了二十多亿,全党全民学了炼钢铁,算是出了学费。炼钢铁的小土群转化为小洋群,否定了小土群,但小洋群不要否定,要注意缩短提高质量的过程。”[147]

  从毛泽东的这个讲话中可以看到,他认为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三面红旗的发展方向是正确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确实出现了不少问题,但不能由此就说这条路线是错误的。这条路线对不对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够得到证明。当前的形势总体上还是好的,纠正了这些错误后,前途是光明的。这是毛泽东的一个总体判断。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个判断还是能够站得住脚的。如果沿着纠“左”的方向继续下去,损失当然要小得多。可是会议并没有按着毛泽东预想的方式发展,在会上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满的意见不断涌现,使人们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发生了怀疑。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警觉。

  从七月三日开始,按协作区分成六个组进行讨论。大家一致同意“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三句话。议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形势问题、农业特别是粮食问题、综合平衡问题等。小组讨论中,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意见。比如,有人建议不提“以钢为纲”,还是提有计划按比例;有人则不同意,仍然主张“以钢为纲”。又比如,有人主张不提“大搞群众运动”,有些人认为否定大搞群众运动的看法是不对的,等等。这些,都属于正常范围内的讨论。朱德在小组会上讲了一个比较尖锐的意见,“食堂即使全部都垮了,也不一定是坏事”,显然与毛泽东说的“积极办好,不要一哄而散”的意见不同,但也没有引起多么大的反应。[148]

  尽管毛泽东不论是在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还是会议讲话中,都表示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正确与否,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够得到证明。因而纠“左”是在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提下进行的。但是事实上,毛泽东从会议的讨论和看到的材料中已经感到,在对形势的估计和存在问题的看法上,党内高级干部中间有相当多的不同意见,有些意见还很尖锐。 [149]

  由此我们看到,庐山会议本来是沿着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八届七中全会)、北京颐年堂会议的轨道来继续纠“左”的,这种纠“左”是在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提下进行的。可是,毛泽东从庐山会议的发言中与这方面的材料中发现,党内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不解决这些分歧,在形势的看法上就难以取得一致意见,党内就不能团结起来,协调一致地行动。这样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就成为毛泽东必须要解决的一个迫切任务。

  (4)彭德怀上书,庐山会议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争论趋于激烈。

  彭德怀上书后,庐山会议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上的争论又是如何一步一步地趋于激烈的呢?我们下面就来分析这个问题。

  ① 彭德怀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给毛泽东写信的?

  一九五八年八月以后,彭德怀曾到东北、西北和湖南湘潭等地视察,了解到不少真实情况。这次开会,他一直在西北组,几乎每天都发言,直言不讳地对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提出批评,如头脑发热,得意忘形;“左”的东西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不是党委决定而是个人决定。还直接谈到毛泽东的的责任问题。他始终对会议的气氛感觉不满意。

  七月十二日,彭德怀从周恩来那里开会回来,对身边的人说:这次会议开了十多天,味道不大。小组会上尽讲些一般性问题,听不到思想性问题。我在西北小组讲了一点,简报上还没有看到,恐怕还不会引起大家注意。我有些问题不好在小组会上讲,想给主席写封信,让主席讲一下才有作用。

  第二天中午,彭德怀把拟好的提纲交给随行的参谋,还口述了要写进去的内容。七月十四日,他又仔细修改整理出来的信稿,要参谋抄正,自己在信上署了名,然后让参谋直送毛泽东的秘书。

  据彭德怀说:“为什么给主席写信?因截止十三日小组会中对经验教训方面探讨得很不够,从简报上看不出反面意见,空气有些沉闷,思想上有点急躁情绪,担心缺点重犯。为了提起主席注意这个情况,就在十三日晚写了一个供参考的信。那时又听说小组会十五日就要结束,使我的心情更加急切。写信当时只考虑供主席参考用的,不合逻辑、字句不妥之处甚多。”

  彭德怀后来在他的自述里,也讲到当年给毛泽东写信的情况。他写道:“到七月十二日晚,在我的思想上已形成目前国家计划工作严重比例失调,毛主席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个方面实际工作中去的看法。这也就是我七月十四日那封信的主要内容。本决定十三日晨向主席反映。去时,警卫员说,主席刚睡。我就去西北小组参加会议去了。十三日晚饭后,就开始写那封信(实际上,七月十二日晚腹稿已成),七月十四日晨将写成的信,送给主席亲收。”“我当时对那些‘左’的现象是非常忧虑的。我认为当时那些问题如果得不到纠正,计划工作迎头赶不上去,势必要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我想,这些问题如果由我在会议上提出来,会引起某些人的思想混乱,如果是由主席再重新提一提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些问题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纠正。”“那封信,只概括地提出了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并没有论述那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同时我也论述不出许多的原因,我想,横直是给主席自己参考的,他会斟酌的。”

  彭德怀事先也不是没有估计到。信送出以后,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估计有向种可能:主席可能找我去谈一谈;也许会找常委同志先研究一下;也可能要印发大会,如果印发,就会伤一些人,印发也好,会刺激各地都作点检讨。他还说,信中有些问题讲得过火一点,如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就可以不写,不过讲得重一点,刺一下主席有好处。

  七月十七日,黄克诚上了庐山。据他回忆:“上山后刚进住房,彭德怀就拿着他写给毛主席的信给我看;我仔仔细细看了一遍,说:这封信提的意见我赞成,但信的写法不好,语言中有些提法有刺激性,你那样干什么?他说:实际情况那么严重,会上没有人敢说尖锐的话,我就是要提得引起重视。我说:你总是感情用事,你和主席共事多年,应该互相了解较深,这些话何不与主席当面交谈,何必写信。”[150]

  从上面引述的资料中我们看到,尽管彭德怀去与毛泽东交谈时,恰巧遇到毛泽东睡觉,致使交谈失之交臂。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偶然事件,从后来的事态发展来看,就是那次他们见了面,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上他们也是难以在短时间内谈得拢的。如果谈不拢,而持这种意见的人又相当多,党内在对形势的认识上,思想难以统一,又如何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呢?

  从彭德怀的话来看,他对毛泽东收到他的信后,采取的处理方式,是有心理准备的。他也意识到信中用的一些过激性语言,可能会起到负面的影响,尽管这样他还是写了进去。看来,他对会议纠“左”很不满意,想通过这封信,敲打一下犯错误的人,从而在纠“左”问题上取得他料想的结果。

  ② 彭德怀这封信又写了那些内容呢?

  我们将彭德怀这封信的主要内容摘要如下:

  “甲、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

  “……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成规,特别是象我国经济脆弱,技术设备落后,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不仅是我国的伟大成就,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将长期的起积极作用。”

  “一九五八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基本原因是缺乏经验,对这点体会不深,认识过迟。因此,一九五九年就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了新的暂时困难。但这些建设,终究是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在今后一两年或者稍许长一点时间,就会逐步收到效益的。”

  “一九五八年农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这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这当然是严重的现象。但是经过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混乱情况基本上已经过去,已经逐步的走上按劳分配的轨道。”

  “在全民大办钢铁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贴补二十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仅从上述几点看,成绩确是伟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经验教训,认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乙、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据我看,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是难以避免的。如同我们党三十多年来领导历次革命运动一样,在伟大成绩中总是有缺点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到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跃进的关健所在。”“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

  “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

  “1、浮夸风较普遍地滋长起来。”

  “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在粮棉高产、钢铁加番的浪潮中,铺张浪费就随着发展起来,秋收粗糙,不计成本,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形势真象。产生这种浮夸风气,是有其社会原因的,值得很好的研究。这也与我们有些工作只有任务指标,而缺乏具体措施是有关系的。虽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经提示全党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看来是没有为多数领导同志所领会,我也是不例外的。”

  “2、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

  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和局部、大集体和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如主席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十五年赶上英国’等口号,都是属于战略性、长远性的方针,我们则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当前具体情况,把工作安排在积极而又是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有些指标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因此就脱离了实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现了一种空气,注意了反右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观主义左的方面。经过去年冬郑州会议以后一系列措施,一些左的现象基本上纠正过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既教育了全党同志,又没有损伤同志们的积极性。”

  “现在对国内形势已基本上弄清楚了,特别是经过最近几次会议,党内大多数同志的认识已基本一致。目前的任务,就是全党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工作。我觉得,系统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属于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已经有了这次深刻教训,使我们较易觉醒和体会了。但要彻底克服,还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151]

  我们看到,除了一些刺激性的言词外,这封信是在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提下,认为“左”的现象基本上纠正过来了,反映的问题也是属实的。至于他批评的这些问题,毛泽东以前在纠“左”的会议上不仅讲过,而且还透过现象分析了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并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予以纠正。

  信中对冒进的干部称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实为不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到底主要是没有经验造成的,还是干部浮夸造成的?这是需要认真分析的。毛泽东在纠“左”过程中,将重点放在纠正共产风上,这就在事实上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分析了共产风产生的原因,制定了纠正的措施,划分了两个界限,在人民公社内部确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承认了生产小队的半核算地位,使纠“左”取得了实质性成效。

  浮夸风盛行确实是造成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问题的重要因素。毛泽东在纠“左”过程中多次对于犯“左”的错误的干部特别是干部浮夸提出了措词严厉的批评,同时毛泽东也主张要保护干部群众的积极性,领导干部要勇于承担责任,对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犯错误的干部给予批评教育,不予处分。彭德怀作为政治局委员,他应该是知道的。

  既然这封信是在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前提下,认为“左”的现象基本上纠正过来了,反映的内容也是属实的,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给中央主席写信,从方式上讲也是正常的,那么后来又为什么掀起那么大的波澜呢?

  ③ 毛泽东最初是如何看待彭德怀这封信的?

  那么,毛泽东在收到彭德怀这封信后又有什么样的想法呢?当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据毛泽东的卫士说:“毛主席下午起床后看到桌子上放着彭德怀的一封信。他浏览了一下,当时并没有大惊小怪,认为是个意见书。

  时间往后拖了一下,毛主席在卫士们陪同下还是游了泳。回来后,对秘书说:‘彭总尽给我消极材料。你看基层给我的就是积极材料。这封信送给常委们传阅一下。”[152]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收到彭德怀的信后,并没有感到大惊小怪,而是照常去游了泳。作为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给中央主席反映问题的信,毛泽东送给常委们传阅也是正常的。

  关于毛泽东当时对彭德怀的信的态度,吴冷西后来有一个回忆,我们不妨引述如下:

  “彭德怀的信印发出来的当天晚上,毛主席同乔木、家英谈话时,仍然说,现在‘右倾机会主义’的头子就是我。我嫌‘右倾’的朋友太少了。‘现在事实上就是反冒进。反冒进的司令就是我。”[153]

  我们看到,就是在彭德怀的信已经印发会议的情况下,毛泽东的主旨仍然是纠“左”,而非反右。这也客观上表明当时毛泽东对彭德怀的信并没有看得有多么严重,没有因为这件事就决定反右倾。

  对此,吴冷西还回忆道:“家英还说,从今晚上(指七月二十八日晚谈话—引者注)谈话看,主席并不是一开始就要批判彭老总。我问为什么?家英说,主席今晚谈到彭老总时说,他开始并没有觉得彭的信有什么问题,所以批了几个字印发给大家参考,当时并没有别的意思。因为既然有这些意见,而且他在小组会上的发言也登在会议简报上了,把这封信给大家看看也是可以的,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更没有打算在23日讲那番话。主席说,那番话是在22日听了大区区长汇报时想到的。当时有两位区长都说,现在小组会反对三面红旗的话多了,有些人开小差了。我该出来讲话了,否则队伍就散了,没有兵了。这才使我感到问题严重。想了一夜,第二天(23日)才讲了那么一篇话。”[154]

  从上面引用的文献资料可以看到,不论是收到彭德怀的信,还是将信印发会议的时候,当时毛泽东都没有决定反右。毛泽东也没有觉得彭德怀的信有什么问题。毛泽东从彭德怀的信中可以看到,当时他对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有不同意见的,当然彭德怀在小组发言中也讲过这样的话。毛泽东之所以印发会议,主要还是想通过讨论,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至于后来出现的问题事出有因。

  这还可以从李锐的一个回忆得到验证。李锐说:“7月19日或20日,晚上跳舞时,我坐在周恩来的旁边,我有意问道:你看彭总的信怎么样?周恩来说:那没有什么吧。意思指这是一种正常的情况。”[155]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周恩来在这时仍然认为彭德怀的信没有什么,是一种正常情况,说明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之间对彭德怀的信还没有形成定性,也没有在常委间讨论这封信的性质,否则周恩来是不会那样说的。

  七月二十日凌晨一时至三时半,杨尚昆向毛泽东汇报各组讨论时,毛泽东讲了四点意见:一、欠债是要还的,不能出了错误,一推了之。去年犯了错误,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是我。二、缺点还没有完全改正,现在腰杆子还不硬,这是事实。不要回避这些事情,要实事求是。三、有些气就是要泄。四、准备和那些“左派”,就是那些不愿意承认错误,也不愿意听别人讲他错误的人谈一谈,让他们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156]

  从毛泽东这个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又一次表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错误承担了责任,这个谈话的主旨仍然是纠“左”,而非反右,也就是说,从收到彭德怀的信以及将彭德怀的信印发会议后,直到七月二十日,毛泽东主旨还是要纠“左”,而非反右。这是我们在研究的时候要注意到的。

  由以上我们引用的史料可以看到,毛泽东在收到彭德怀的信后虽然印发大会,但是当时也并没有认为彭德怀的信有多么严重,更没有决定反右。直到七月二十日,毛泽东的主旨还是在纠“左”,可是究竟是什么原因改变了会议的进程,由纠“左”变为反右的呢?

  ④ 彭德怀的信印发会议后,围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争论趋于激烈。

  毛泽东在收到彭德怀的信后,经常委传阅,然后印发大会。

  七月十六日,毛泽东将彭德怀的信加了一个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印发各同志参考。”[157]

  七月十六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周恩来、杨尚昆:“建议北京来的同志参加各大区小组的,即日改换一下,例如,参加华东小组的,改为参加中南、华南联合小组或他区,参加西北小组的改为参加华东或他处,如此类推。今日立即排出一个新表,明日起,照新表办事。这样做,见闻将广博多了,可能大有益处。至于各区省委书记,是否也应有一部分人(例如一半或三分之一),也照此样,必入他区,以广见闻,请你们酌定,我无定见。是否由你们找各大区区长及中央少数同志,座谈一下,以利决定!”[158]

  同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周恩来、杨尚昆:“在北京的人,例如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若干部长,三委若干副主任,(不要太多,十人左右即可。)是否可以请他们来此参加最后一星期的会议?主持北京的工作,则由此间调动几位同志回去,或以在京二把手顶住几天。以上请酌。又陈云病情如何,是否有可能请他来此参加七天会,请征询陈云意见,能来则来,不能则不要来。此点也请酌。”[159]

  原先,毛泽东在七月十日讲话中说,会议初步安排到十五日结束,延长不延长到时再定。[160]可是我们看到,毛泽东在将彭德怀的信印发会议的同时,又提议会议延期,将参加会议的一部分人员重新编组,留守在北京的人员也参加会议,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举动。因为毛泽东从会议简报和汇报中觉察到,当时参加会议的高级干部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的看法还存在着严重分歧,而彭德怀的信更进一步凸现了这种分歧的严重性。如果思想统一不了,又如何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呢?

  对于彭德怀的信,毛泽东没有表态,小组会上讨论中,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很快就表现出来。不少人赞成,认为彭德怀的精神值得学习,赤胆忠心。信中提出的缺点错误,实际是存在的,提出来有好处,只是有些问题的提法和分寸需要斟酌。也有不少人提出批评,主要集中在这几个观点上:“由于比例失调引起各方面的紧张,是具有政治性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失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之脑后”、“浮夸风吹遍各地区各部门”、“纠‘左’比纠右难”等。有的人说,彭德怀的信,不在个别措词用字不当,而在于总的看法上有问题。还有人提出,彭德怀曾说过:“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苏联红军来。”[161]

  在彭德怀写信前,会议上就存在着不同意见。当彭德怀的信印发会议后,这两种意见的交锋就异常激烈。支持彭德怀信的一方,活跃起来,因为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错误作为依据,更显得有理有据。这种事态无疑会进入毛泽东的视野,成为他进行决策的重要依据。

  七月十九日,彭德怀根据大家的意见,在小组会上对七月十四日的信做了解释。大意是:意见书是仓促写成,提供主席参考的,文字上难免有不正确的地方。对总路线的正确性他是一点也不怀疑的,大家不要误会他认为我们的党是小资产阶级的党,他是就过去一个时期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来源提出这个问题的。关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他说:去年下半年,党内一些“左”的倾向确实有所发展,如:浮夸风气的滋长,以热情代替科学,一下子全国吃饭不要钱,有的地方几天内使拆了很多房子,三五天内要消灭文盲,等等。这些“左”的倾向的滋长,是有其社会原因的,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162]

  我们看到,彭德怀表示对总路线的正确性是一点也不怀疑的,他根据人们的质疑,又对他写的信特别是其中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问题作了解释。

  七月二十一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上作了三个小时的长篇发言,在肯定成绩是伟大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以后,系统论列了“大跃进”以来的缺点和错误,并从理论上进行了分析。对彭德怀的信是肯定的,对其中一些受到非议的观点进行了辩护。张闻天的发言,引起了毛泽东的特别注意。[163]

  后来有人对张闻天二十一日发言作了这样的统计,说9000多字的发言,讲成绩只有270余字,讲缺点错误却有8300多字。发言利用“但”字作文章,全篇共用39个“但”字,只有一个好“但”,其余38个都是坏“但”。[164]

  张闻天在发言中,对彭德怀的信予以肯定,从理论上进行了分析,为自己的观点进行了辩护。作为一个政治局候补委员,在党的会议上作这样的发言,当然也是正常的。张闻天的发言虽然也承认总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却主要谈得是错误。应该说,他在发言中讲得这些错误也是有事实依据的。但是他无视前一个时期纠“左”已经取得实质性成效的事实,无视前一个时期在纠“左”过程中毛泽东对犯“左”的错误的干部的严厉批评,无视保护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对犯错误的干部是主要采取批评教育还是处分的问题,也没有认识到如果像他要求的那样去纠“左”,就会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一旦否定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后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

  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找几个人谈话。柯庆施、李井泉对纠“左”不满。柯庆施说,现在很需要毛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他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对着总路线,对着毛主席的。当天晚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商量准备着第二天开大会。[165]

  我们看到,七月二十二日谈话,左派已经明显表示对会议纠“左”的不满,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对着总路线的,请求毛泽东出来讲话,与二十一日张闻天的发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样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之间,在纠“左”问题上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见。

  那么,是不是像有人说的那样,左派人士护短,犯了错误不承认,有了伤疤不让人揭,妄图掩盖他们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呢?

  我们认为这是一种主观随意的判断,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似乎还不能这么说。虽然我们不能完全排除左派人士对纠“左”不满有个人得失因素的考虑,但是作为积极投身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无产阶级政治家,难道他们就没有从党和国家发展的大局出发,而仅仅是对个人的地位患得患失,是为了沽名钓誉才这样做的吗?显然以上的判断是不客观的,也是欠公正的。

  我们在评析柯庆施、李井泉等人对纠“左”表示不满的时候,不能忽视从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一直在纠“左”,并且纠“左”业已取得实质性成效的事实,不能忽视党内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议论纷纷的事实,也不能忽视庐山会议期间存在的不同意见。如果对这些情况视而不见,就容易做出以上的判断。

  本来会议就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存在不同意见,当彭德怀的信印发后,会议围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争论更趋激烈。既然彭德怀、张闻天这样的政治局委员(张为候补委员)也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提出了这样的意见(虽然他们是在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提下提出的),那么在他们的影响下,再这样搞下去,就有可能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

  我们认为正是由于彭德怀的信印发会议后,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争论趋于激烈,这些左派人士担心像这样搞下去将会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这才是他们对纠“左”表示不满的主要原因。

  正是在这一点上,左派人士与毛泽东的忧虑不谋而合。因为毛泽东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是正确的,即使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错误,这些错误也是能够得以纠正的。出现的这些问题,主要是执行中的问题,并不能说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是错误的。因而即使出现了不少问题,也没有动摇毛泽东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信念。毛泽东反复讲,检验路线正确与否的标准只能是实践,要经过十年的时间才能检验一个路线是不是正确的。因而纠“左”就应该在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提下进行。

  毛泽东认为纠“左”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要妥善处理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犯错误的干部。毛泽东本来已经注意到了庐山会议上党内高级领导干部中间出现的不同意见,彭德怀的信印发会议后,这种争论更趋激烈。鉴于前一个时期着重纠“左”,纠“左”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党内外又议论纷纷,会议仍然存在严重的分歧,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人继续大讲错误和缺点,如果再继续这样搞下去,就有可能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与左派人士在纠“左”问题上的认识相契合,这成为推动毛泽东七月二十三日发表讲话的决定性因素。

  这里令人迷惑的是,彭德怀的信和张闻天的发言至少在表面上都是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怎么在后来被毛泽东批评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动摇了呢?

  我们认为,这是由于他们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缺点和错误的认识上,在庐山会议前纠“左”取得的成效上和对犯错误的干部的责任追究上存在重要分歧而导致的结果。

  虽然彭德怀在信中表示“左”的现象基本纠正过来了,但是不论他的信,还是张闻天的发言,实际上主要谈得还是缺点和错误,而对前一段时间纠“左”取得的成效认识不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的缺点和错误当然应该受到批评,也是能够克服的。但是对这些缺点和错误讲到什么程度,也是要考虑的。因为讲得重了就会导致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产生怀疑和动摇。对犯错误的绝大多数干部,是以批评教育为主,还是要追究责任,这关系到保护干部的劳动热情和积极性问题。尽管彭德怀和张闻天肯定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但是他们的作为使庐山会议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争论进一步激化,这种状况发展下去可能要导致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展方向。

  至于有人说,据说别的常委也是临时得到通知,才去开七月二十三日大会的,纯粹是望文生义,无端猜测,不足为训。我们从文献资料中看到,毛泽东是在与刘少奇、周恩来商议后才决定七月二十三日召开大会,发表讲话的。鉴于七月二十三日讲话对彭德怀等人的观点要进行定性,按常理判断,毛泽东也会将这个问题去征求刘少奇、周恩来两位常委的意见,在常委取得一致意见后才发表这个讲话。至于刘少奇、周恩来当时是什么态度,他们说了什么话,只有待这方面的文献资料公布后才能得到进一步的印证。

  ⑤ 毛泽东发表七月二十三日讲话,庐山会议由纠“左”转为反右。

  毛泽东在七月二十三日,到底讲了那些话呢?

  其一,批评了两种倾向。

  毛泽东在讲话中批评了两种倾向:一种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犯了错误的人,这些人听不进批评;一种是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动摇的人,这些人看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错误,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发生了怀疑。

  我们看毛泽东下面的讲话。

  “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点把钟,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

  “我看了同志们的发言记录、文件,和一部分同志谈了话,我感觉到有两种倾向,在这里讲讲。”

  “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因之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即不让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我劝这些同志要听。好坏话都是话,都要听。话有三种:一是正确的;二是基本正确或不甚正确的;三是基本不正确或不正确的。”“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越要听。我和这些同志讲过,要顶住,硬着头皮顶住。为什么不让人家讲呢?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掉下来。因为我们做了些好事,腰杆子硬。我们多数派同志们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蔬菜太少,没有头发夹子,没有肥皂,比例失调,市场紧张,什么都紧张,以致搞得人心紧张。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166]

  毛泽东对第一种倾向的人,是劝他们对于不同意见要让人家讲话,要听人家讲话,要硬着头皮顶住。好坏话都要听,话有三种,要善于分析和鉴别,吸取正确意见。

  “第二方面,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个方向讲的。这一部分人是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这一类人,但是有些动摇。有些人在关健时刻就是动摇的,在历史上大风浪中就是不坚定的。历史上四条路线,立三路线,第一第二两次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又是总路线。站不稳,扭秧歌。他们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次他们不讲冒了,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说‘有失有得’,‘得’放在后边,是经过斟酌的。如果戴帽子,这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167]

  关于第二种倾向的人,毛泽东批评他们动摇,也说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正确的,但是在讲话的思想和方向上出了问题。毛泽东认为他们讲话的内容是基本正确的,部分不正确就是讲话的立场和方向上发生了问题。在讲话中驳斥了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又联系党史上的四条路线,很显然是批评彭德怀的。至于“有失有得”的批评,则是一个误会,因为彭德怀的原稿上是“有得有失”,是秘书在誊抄时的笔误。

  毛泽东在批评了这两种倾向后说:

  “我今天要闯祸,两种人都不高兴我:一种是触不得;一种是方向有点问题。不赞成,你们就驳。说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事实上纷纷在驳,不过不指名。江西党校,中央党校一些意见就是驳,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168]

  毛泽东批评了这两种倾向后,意识到这两种倾向的人可能都会不高兴,就说如果你们不赞成,就来驳斥我嘛!从对这两种倾向的批评看,毛泽东还是侧重于批评动摇的人。从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是大公无私的,他没有从个人得失出发,而是从大局出发,那种倾向影响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发展就着重批评那种倾向。

  其二,对彭德怀等人的观点进行了初步定性。

  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动摇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问题呢?

  毛泽东说:“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要注意。讲话的内容基本正确,部分不妥。……这些同志,据我看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不是左派。一些人碰了一些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站到中间去了。究竟是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169]

  毛泽东认为,从这部分同志的倾向看,他们既不是右派,也不是左派,而是中间派。他们是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问题后,才从左派的行列站到中间派去的,表现出了动摇。至于他们是中间偏左还是偏右,还要根据这些同志的态度,再作分析。

  由此可以看到,对他们的定性是中间派。他们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态度既不是反对,也不是支持,而是动摇。

  其三,毛泽东对彭德怀等人的批评还没有批评反冒进的时候重。

  在七月二十三日的讲话中,毛泽东曾将彭德怀等人对待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态度与周恩来、陈云等人发起的反冒进来比较,说他们重复了反冒进中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毛泽东说:“重复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的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不相信,将来看。”[170]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批评反冒进时说:“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171]

  我们看到,七月二十三日讲话中,毛泽东说彭德怀等人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而在南宁会议上批评反冒进的周恩来、陈云等人时说他们距右派只剩下五十米。显然这不仅只是一个数字的差距,而客观上表明当时毛泽东对彭德怀等人的批评还没有发起反冒进的周恩来、陈云严重。可是周恩来、陈云能够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以比较平和的方式解决了反冒进问题,而彭德怀等人却被打成反党集团,而后开展了反右倾斗争。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其四,纠“左”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毛泽东认为经过前一个时期的纠“左”,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在取得了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再去就这些问题纠缠下去,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毛泽东说:“说我们脱离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春节前后。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我看现在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

  “‘共产风’主要是县、社两级,特别是公社一部分干部,刮生产队和生产小队的。这是不好的,群众不欢迎。用了一个多月工夫,三、四两月间把风压下去了,该退的退,社与队的帐算清楚了。这一个多月的教育、算帐有好处,在极短的时间时,使他们懂得了平均主义不行,‘一平、二调、三收款’是不行的。”

  “他们(指省和省以下地方各级干部。—引者注)不晓得做了多少次检讨了,从去年郑州会议以来,大做特做,省六级干部会上、县五级干部会上都要检讨。北京来的人哇啦哇啦,他们就听不进去:我们检讨多次,你们没有听到?我就劝这些同志:人家有嘴巴嘛,要人家讲嘛,要听听人家的意见。……我说就是硬着头皮听,无非是骂祖宗三代。这也难。我少年中年时,也是听到坏话就一股火。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我现在也不放弃。”[172]

  我们看到,毛泽东认为共产风已经基本纠正了,干部也已检讨了过去的缺点和错误,脱离群众的问题也逐步得到解决,纠“左”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抓住过去的缺点和错误不放,就不仅无益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展,反而会起到危害作用了。

  其五,毛泽东再次进行了严厉的自我批评。

  毛泽东过去曾经就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错误作过多次自我批评,这次在愤激的情绪下,在大会上又对自己作了严厉的自我批评。我们看下面的史料。

  毛泽东说:“……去年八月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方面,对建设根本外行。在西楼开会时讲过,不要写‘英明领导’,管都没管,还说什么英明?但是,同志们,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应该说我。过去说恩来、陈云,现在应该说我。……大办钢铁的发明权是柯庆施还是我?我说是我。我和柯庆施谈过一次话,他说华东搞六百万吨。以后我找大家谈话,有王鹤寿,也觉得可行。我六月讲一0七0万吨,后来去做,北戴河会议上有同志建议搞到公报上,也觉得可以。从此闯下大祸,九千万人上阵,搞了小土群,补贴四十亿,今年二十亿,明年十五亿,后年五亿,共八十亿。去年是小土群,今年是小洋群,‘得不偿失’、‘得失相等’等说法,即由此来。”

  “我有两条罪状:一个是一0七0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始作俑者是我,主要责任在我。一个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戴河会议决议是我建设写的。”

  “如果讲责任,李富春、王鹤寿,有点责任,农业部、谭震林有责任,第一个责任是我。柯老,你有没有责任?(柯庆施:有)华东一个地区你就要六百万吨,我是全国一0七0万吨。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173]

  毛泽东在大会上明确讲了,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责任主要应该由自己负责,并进一步说,自己有“两条罪状”,一个是一0七0万吨钢,另一个是建立人民公社,尽管别人也有一点责任,但是第一个应付责任的是自己。并且在愤激的情绪下,连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自己一个儿子被打死了,一个发了疯,应该断子绝孙这样的话都说出来了。毛泽东说出这样的话来,可以反映出当时会上两种意见的斗争是多么激烈!毛泽东在讲话中,一开始就提出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三句话,一再要求统一思想,就形势的看法要取得一致意见,增强党的团结。可是会议上两种意见的交锋极为尖锐,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批评和指责之声不绝于耳,就是难以达到这个目标,毛泽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讲出了那样的话。

  其六,对当时形势的总体评价。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当时的形势到底怎么样呢?

  毛泽东说:“我们现在的经济工作,是否会像一九二七年那么失败?像二万五千里长征时那样,苏区缩小到十分之一?不能这样讲。也不是大部分失败,是一部分失败。”[174]

  毛泽东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与我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两次巨大挫折相比较,说明当时出现的困难是暂时的,错误是局部的,而不是像那两次巨大挫折出现后导致了全局性的失败,这个判断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这有利于人们能够正确看待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缺点和错误,并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通过以上对毛泽东在七月二十三日讲话要点的回顾与评析,我们看到毛泽东对当时会议出现的两种倾向都进行了批评,但是批评的侧重点转向了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动摇的人。毛泽东认为纠“左”已经取得了实质性成效,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虽然遭到了部分失败,但是形势从大局上是好的,他认为自己应该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负有主要责任。对于彭德怀等人,毛泽东认为他们属于中间派,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问题后,产生了动摇,当时对他们的批评还没有批评反冒进的时候严重。如果处置得当,本来是不置于造成那样的后果的。

  ⑥ 毛泽东又为什么发表七月二十三日讲话呢?

  通过前面引用的文献资料可以看到,从彭德怀上书,乃至他的信印发会议,毛泽东起初并没有打算讲话。后来是由于两种意见争论升级,会议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动摇的情况下,才于七月二十三日发表讲话的。这次讲话也就成为纠“左”转为反右的标志。

  参加会议的黄克诚后来回忆说:“我不明白主席为什么忽然来一个大转弯,把纠‘左’的会议,变成了‘反右’;反复思索,不得其解。”[175]参加会议的黄克诚当时难以搞清楚毛泽东因何提出了反右,后来参加会议的薄一波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分析。

  他说:“在庐山会议上,为什么会突然发生从纠‘左’到‘反右倾’的转向?这似乎很难理解。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也感到困惑。经过仔细思索,我认识到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原因是毛主席和大家当时都认为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不能动摇的。虽然从1958年11月郑州会议起就开始纠正‘大跃进’和公社化中的各种问题,但始终把这些问题看作具体执行中的问题,而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本身没有任何怀疑,不认识也不承认指导思想上有什么失误。”“彭、黄、张、周的‘右倾机会主义’,说到底,无非就是他们要求总结‘大跃进’、人民公社经验教训的深度和广度,超出了毛主席所允许的限度和范围。这是他不能同意和接受的。庐山会议的转向的原因,我想可能就在这里。”[176]

  我们看到,薄一波认识到庐山会议之所以由纠“左”转为反右,其根本原因是由于毛泽东和彭、黄、张、周等人在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上的分歧所致。毛泽东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也就是其指导思想是正确的,出现的问题是执行中的问题。彭、黄、张、周等人要求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经验教训的深度和广度,超出了毛泽东所允许的限度和范围。正是这种分歧和矛盾才导致了庐山会议的转向。

  这个评论揭示了庐山会议转向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毛泽东与彭、黄、张、周等人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分歧所致,是有见地的。同时这个评论也是有局限性的。因为薄一波的这个论断是建立在否定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指导思想正确性的基础上的,他没有说明如果毛泽东不讲话,提出反右倾问题,而是顺其自然,任其发展,不仅全党的思想难以统一,一旦彭、黄、张、周的主张成为会议的主流意见,就会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而一旦否定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又将会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这就是他的局限性所致。(下面我们还会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

  那么,毛泽东是不是像有人说得那样,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问题后,在纠“左”过程中,光批评别人,自己不认错,不去承担责任呢?

  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引述下面的文献资料为证。

  毛泽东在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第二次郑州会议的讲话稿中,有他作自我批评的话,他对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承担了责任。后来,在大家的要求下删去了这些话。[177]

  我们虽然在现在公开发表的二月二十七日讲话稿中,见不到毛泽东作自我批评的话,但是在他讲话的原稿中他是作了自我批评的,对出现的问题是承担了责任的。

  毛泽东在一九五九年四月五日八届七中全会上说:“北戴河会议决议是大会通过的,通过之后,我看了一下,我也有责任,我没有提出意见,因为我那个时候也在高潮,越多越好,三千万吨。但到武汉,我就改了,我说不行了。我经过河北,经过河南,特别是经过河南郑州会议,形势不对了,我就提出降低一千万吨,只搞两千万吨,或者还少一点。”[178]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八届七中全会的讲话中,公开承认自己是有责任的。

  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二日至十三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据吴冷西回忆:“毛主席还说,大跃进本来是好事,但四大指标(钢、 铁、粮食和棉花指标)定高了,结果天天被动。经济工作我们究竟有没有经验,群众路线究竟怎么样,都值得我们重新考虑。过去一年头脑发热,现在冷静下来就是了,人不要不如猪,撞了墙就要转弯。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一定会出现许多新问题,应当有充分思想准备。我过去只注意人和人的关系,没有注意人和自然的关系。过去搞民主革命,忙不过来,打仗占了大部分时间。后来搞社会主义革命,主要精力是搞阶级斗争。去年北戴河会议才开始搞经济建设,特别是抓了工业。看来,我第一次抓工业,像我1927年搞秋收起义时那样,第一次打了败仗。不仅我碰了钉子,在座的也碰了钉子。现在不是互相指责、互相埋怨的时候,而是要认真吸取经验教训,赶紧把过高的指标降下来,尽快把生产计划落实。

  毛主席在会上的两次讲话和多次插话,表明他对去年工作中的错误考虑得比较多,并且作了坦率的自我批评。我特别注意到他讲到第一次抓工业像秋收起义时那样,头一仗打了败仗。他详细地讲到他在秋收起义时竟在田里躲了一夜,第二天还不敢到处走动,因为四面都有地主的‘民团’,第三天才找到了起义队伍。他说,当时非常狼狈。因为从来没有带过队伍打仗,没有经验。抓工业也没有经验,第一仗也是败仗。据我记忆,从去年十一月郑州会议到武昌会议到上海会议,毛主席曾多次作过自我批评,但像这次会议上这样的自我批评还是第一次。这两天会议开下来,大家心里都比较舒畅,而且开始有一种感觉,认为毛主席已经作了这样的自我批评,我们自己也得承担自己那一部分的责任,周总理和富春同志发言时就有这样的表示。”[179]

  我们从吴冷西的回忆中看到,毛泽东是勇于承认错误和承担责任的。毛泽东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就做过多次自我批评,这一次又是公开承认,第一次抓工业,像秋收起义时那样打了败仗。毛泽东进行自我批评时的态度是诚恳的,心情是真诚的。

  可能有人又要说,既然像秋收起义时那样打了败仗,那不就说明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错了吗?为什么还要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而不改变呢?

  其实,作个简单的类比就可以很容易说明这个问题。秋收起义是失败了,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秋收起义的失败,就武断地说我党制定的武装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路线是错误的。同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出现了不少问题,我们也不能就武断地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是错误的。这个时候,应该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

  一九五九年六月下旬,从武汉到长沙的路上,毛泽东和王任重谈起春秋时期秦穆公用大将孟明伐郑失败主动承担责任的故事,他表示:“决策错了,领导人要承担责任,不能片面责备下面,领导者替被领导者承担责任,这是取得下级信任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180]

  毛泽东的话是有寓意的。他这样讲,旨在说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出现了问题,不要过多地责备下级干部,上级领导要替他们承担责任。这可以从毛泽东的多次自我批评中,也可以从他对犯错误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不予处分,给予批评教育的政策中看到这一点。

  六月二十五日,在回韶山的路上,毛泽东谈起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时候,政策很“左”,自己就曾经亲手烧过一家地主的房子,对陪同人员说:革命才开始的时候,没有经验是难免要犯错误的。去年刮“共产风”,也是一种“左”的错误。没有经验,会犯错误,碰了钉子。不要碰得头破血流了还不肯回头。[181]

  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以民主革命时的错误作类比,批评去年刮“共产风”是一种“左”的错误,希望大家及时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纠正错误,走上正确的轨道。

  七月二十日凌晨一时至三时半,杨尚昆向毛泽东汇报各组讨论时,毛泽东讲了四点意见:一、欠债是要还的,不能出了错误,一推了之。去年犯了错误,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是我。二、缺点还没有完全改正,现在腰杆子还不硬,这是事实。不要回避这些事情,要实事求是。三、有些气就是要泄。四、准备和那些“左派”,就是那些不愿意承认错误,也不愿意听别人讲他错误的人谈一谈,让他们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182]

  就是在七月二十日,彭德怀的信已经印发会议以后,毛泽东又一次表示自己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错误承担责任,要继续纠正“左”的错误。

  以上我们引用了毛泽东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若干作自我批评的文献资料,可以说在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中又有谁能够像毛泽东那样在不同的会议上一次又一次地作自我批评呢?况且有的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负有直接责任,对这些错误的出现和进一步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什么在同一个时期却见不到他们作这样的自我批评呢?

  既然毛泽东多次作了这样的自我批评,为什么在彭德怀给他写信后,却又最终导致了由纠“左”变为反右的呢?难道这是毛泽东自己可以作自我批评,却不能容忍别人对他的批评吗?

  下面进一步来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先引用薄一波的一个评论。

  薄一波说:“要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最重要的就是要充分地发扬党内民主,实行民主基础上的正确集中,真正坚持民主集中制。这本来是毛主席一贯提倡和主张的。他曾不知多少次地讲过,在党内要畅所欲言,敢于讲真话,领导者要善于倾听不同意见,并总结党内斗争的经验教训,提出处理党内矛盾必须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应该说,毛主席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从1935年遵义会议成为党的领袖起一直到建国后五十年代前期,在这方面,都是做得好的。然而,在庐山会议上这些优良传统却遭到了破坏。如前所说,彭德怀同志作为政治局委员给中央主席写信,这是完全正常的。按党章规定,这是每一个党员都有的权利。怎么彭德怀同志一写信就成了‘下战书’?他的信上明明写着‘供参考’,怎么能说他的目的是‘争取市场,组织队伍’?这样的政治判断,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也是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毛主席虽然一再表示,‘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主要责任在我的身上’,并讲:‘说我是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而庐山会议的事实表明,毛主席有错误自己讲可以,别人讲,就听不进去了,特别是过去有些积怨的同志讲就更听不进去了,这应该说是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一个重要表现。在庐山会议期间,7月4日,毛主席在他的住处同王任重等同志谈话时,念起明代杨继盛(号椒山)的两句诗:‘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并说这是椒山先生名句,他从青年时代就喜欢,且照此去做。遗憾的是,在庐山会议上,他却没有做到这一点。共产党人有了缺点、错误,自己讲出来,作自我批评,诚然可贵,同时也应让别人讲,欢迎别人进行批评,应该有让人‘面折其过’的政治雅量。当然,这是需要有很高的党性修养的,要做到、做得好是很不容易的,要始终坚持做到、做得好就更不容易了。毛主席的党性原则、党性修养不可谓不高,大家对此都是景仰不已的。何以到了庐山会议上,却未能实践‘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究竟还有些什么思想原因和社会历史原因?我一直在思索,至今也尚未得到满意的答案。大家还可继续研究。

  毛主席历来提倡尊重实际、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而且在他一生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在这方面也是躬自力行,实践得好的,为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做出了榜样。直到50年代末,他还在不同场合强调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比如,据周谷城同志回忆,当时有一次在中南海游泳池边他和毛主席进行交谈中,毛主席谈到西汉的赵充国时说:赵充国主张在西北边疆实行屯田,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坚持正确的主张。他的主张在开始,赞成的人不过十分之一二,反对的人达十分之八九;到后来,他的主张逐渐被人接受了,赞成的人达十分之八九,反对的却只是十分之一二。真理要人接受,总要有个过程,无论是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又比如,1958年4月27日,毛主席给田家英的一封信中,建议他读一读《汉书·贾谊传》,并说:贾谊的《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近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读’。贾谊给汉文帝的《治安策》,又名《陈政事疏》,它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提出一些谋策,虽措词激烈,但切中时弊,毛主席称它为‘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足见他是很赞赏贾谊的居安思危,痛陈弊端、追求真理的勇气和精神的。毛主席称颂赵充国‘能坚持真理’,称颂贾谊的上书为‘切中当时事理’的‘最好政论’,是对的,很有道理的,确属真知灼识。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几乎就在他赞扬这些古人,推崇他们上书的同时,当彭德怀同志把他经过调查研究,发现‘大跃进’中存在的问题和流弊写成信件,并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居安思危的忧虑和意见,送给毛主席后,毛主席却没有称赞彭德怀同志‘能坚持真理’,像看待赵充国那样,也没有称赞他的‘上书’是‘切中当时事理’的‘政论’,像看待贾谊的上书那样,反而把彭德怀同志的信看成是‘反党的意见书’,并给他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帽子。毛主席评古人的话和评彭德怀的信两相比较,反差何以如此之大,这中间是何缘故?大家也还可以继续研究。不能说毛主席不重视不坚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据我了解,他是很注意这方面的修养的。我觉得,不能光从毛主席个人的思想、作风、性格等方面去寻找原因,更重要的是要从我们党的成长经历、党内制度、党内生活的整体来加以历史的探索和研究。”[183]

  从薄一波的这个评论中可以看到,他认为毛泽东五十年代中期以后犯错误,是因为破坏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所致。其实,这是文革后官方主流的观点。这里的关健问题是,毛泽东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到底是不是在中央会议上经过集体通过的。如果是又怎么是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呢?

  从薄一波的评论看,他也意识到毛泽东在称赞杨继盛、赵充国、贾谊的同时,却对彭德怀的上书是另一种态度,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作为一位与毛泽东接触较多的高级领导干部,他对党史上的事件和人物评价的时候,没有像有些人那样,将彭德怀上书后,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批评简单地归结为毛泽东听不进不同意见,刚愎自用,主观武断,缺乏容人之量。他也认识到:毛主席的党性原则和党性修养不可谓不高,大家对此也是景仰不已的;不能说毛主席不重视不坚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是很注意这方面修养的。但是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呢?他承认自己也没有得出满意的答案,建议大家继续研究。

  我们认为,薄一波从历史史实出发,对党史上的重大事件,提出从党的成长经历、党内制度、党内生活的整体来加以历史的探索和研究,而没有简单地作出结论,这种态度是慎重的,也是令人赞赏的。

  虽然薄一波在研究庐山会议由纠“左”转为反右的原因时,揭示了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毛泽东和彭、黄、张、周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上的分歧所致,彭、黄、张、周要求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经验教训的深度和广度,超出了毛泽东允许的限度和范围。[184]但是薄一波的研究却就此止步,难以深入拓展,进一步解释毛泽东在评价古人和处理彭德怀信的问题上因何又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呢?

  薄一波之所以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没有得出满意的答案,关健是因为他在认识上存在着致命的局限。这个致命的局限就是他对这个问题的评论和判断,恰恰是建立在他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从指导思想是错误的基础之上的,同时他也没有认识到庐山会议前纠“左”已经取得实质性成效的事实,以及由于彭德怀的信引发了会议空前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进行下去,就可能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并且在否定这个方向后会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

  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作出进一步的分析。

  我们前文引用吴冷西的回忆也可以看到,彭德怀的上书,以及他的信印发会议后,直到七月二十日,毛泽东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这里关健的问题是,由彭德怀的信,引发了会议空前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的进一步发展可能要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这才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成为他采取措施的决定性因素。

  我们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必须认识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错误,到底是具体执行中的问题,还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造成的。这就要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正确与否作出判断,这是我们分析问题的前提。在解决了这个前提以后,我们就要从毛泽东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基本判断出发,立足于庐山会议前纠“左”已经取得的实质性成效,着眼于彭德怀写信前会内外出现的严重分歧,注目于彭德怀的信印发会议后,引发了空前激烈的争论,发展下去可能要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的严重后果。只有作了这样的分析,我们才有可能对这个问题作出正确的判断。

  应该说,后来对于庐山会议由纠“左”转为反右,毛泽东对彭德怀信的处理作出不同的判断,其根源还是由于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认识上的分歧所致。如果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是正确的,那么就会对此予以肯定的评价;如果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是错误的,那么就会对此予以否定的评价。如果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是正确的,那么就要在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前提下进行纠“左”,一旦纠“左”危及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就要果断采取措施,由纠“左”转为反右。如果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是错误的,那就不仅要进行一般性的纠“左”,而且从指导思想上要根本改变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以图将纠“左”进行到底。这样问题的焦点就聚集在是否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上。

  毛泽东认为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是正确的,彭、黄、张、周为代表的一部分人的纠“左”, 虽然在口头上也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实际上他们的作为却可能造成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否定。

  八月二日,毛泽东在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上说:“我们的路线究竟对不对?现在有一些同志发生怀疑。去年八大二次会议所定的这条路线发生了问题。庐山政治局扩大会议已经一个月了。初上庐山还不清楚,有些同志要求民主,说我们现在没有民主,说话不自由,有一种压力,压得他们不敢讲话。当时就不晓得是什么事情,摸不着头脑。初上庐山,七月上半月那个时候有点神仙会议的味道,就是闲谈一顿,没有什么着重,没有紧张局势。后头才了解,为什么有些人觉得没有自由呢?就是他们要求一种紧张局势。那种松松垮垮的情况,在他们看来不得要领,不过瘾。他们要攻击这个总路线,想要破坏这个总路线。他们要言论自由,是要破坏总路线的言论自由,批评总路线的言论自由,批评去年下半年、今年上半年这一年的工作(重点还在去年)。对于去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现在九个月间中央的这些工作(批评‘左’的倾向,‘共产风’不刮了,公社实行三级所有制,指标逐步落实),他们看不到,他们看不进去,他们以为要重新议过。他们感觉到需要有一种空气,需要有一种民主,并且认为过去就是不民主,许多问题没有彻底讨论。因此我们感觉政治局扩大会不够了,这个民主还小了,现在就请同志们,大家来开中央全会,这个民主大一些。他们还可能要求扩大,我们还有一个办法,有党代表大会,准备明年春季开党代表大会。……现在要求民主,又是一九五七年那个大民主,大鸣大放大辩论,这么一种形势。开头几天,我摸不着头脑,现在看来,是这么一件事。”[185]

  那么,毛泽东这个分析到底对不对呢?是不是毛泽东利用职权给他们扣的帽子呢?

  我们认为不是这样。毛泽东的这段话是属实的,基本上反映了当时会议斗争双方的实际情况。因为在庐山会议前为纠“左”进行了大量工作,虽然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和发展,但是纠“左”已经取得了实质性成效。在这样的情况下,继续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上提出这些问题,其意图是什么呢?

  毛泽东八月十六日下午在八届八中全会闭幕会上的一段话可以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他说: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起,落实指标,反对“共产风”,不断地批评,就产生了一种右的倾向。“而我们这几位犯错误的同志,他们不仅不在北戴河对那种高指标提出意见,也不在去年十一月郑州会议提意见,也不在十二月武昌会议提意见,也不在今年一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意见,也不在今年二月底三月初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提意见,也不在今年三月底四月初上海会议、中央全会上提意见,而到庐山会议来提意见。他这个气候搞得不好。问题都解决了,或者剩下尾巴,情况好转了,我说,这些同志不会观察形势。他们为什么在那个长时间不提意见,而在这个时候提呢?这是因为他们自己有他们的一套。”“等到问题大部分解决了的时候,他们来提,就是认为这个时候如果不提,就没有机会了。再过几个月,时局更好转,他们就不好办事了,他们的扩大队伍、招收党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了。”[186]

  从这段话里可以明显地看到,毛泽东认为庐山会议进行的纠“左”工作,已经取得了实质性成效。此前,他们不提出意见,而在纠“左”已经取得实质性成效的情况下,却提出了这些意见。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呢?

  毛泽东的说法有没有道理呢?

  联系我们前文引用的文献资料可以看到,毛泽东从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连续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纠正“左”的错误,且已取得实质性进展。同时,毛泽东在纠“左”过程中多次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领导责任。他主张对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犯错误的干部,进行批评教育,免予处分。这样就使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犯错误的绝大部分干部解脱了出来。在这样的背景下,由彭德怀的信引发的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争论,在庐山会议上又掀起了新的高潮。在这种高潮中,在双方的激烈争论中,其中一方认为以前的纠“左”尚不彻底,对“左”的错误经验教训的总结尚不深刻,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是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指导思想所致。这样下去势必要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

  而毛泽东则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是正确的,这是纠“左”的前提和基础。之所以出现后来那样的情况,是因为他们的纠“左”触动了这个前提。不管他们口头上怎么讲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他们的实际作为确已造成了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发展方向的趋势。这样是维护还是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就成为庐山会议争论的焦点。

  总起来说,毛泽东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是正确的,纠“左”应该在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前提下进行。庐山会议前纠“左”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庐山会议前期(这里指彭德怀写信前)毛泽东已经注意到会内外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彭德怀的信印发会议后,引发了会议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继续下去就有可能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而一旦否定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会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严重的后果。

  5、庐山会议反右走偏方向,纠“左”无果而终。

  前面我们对毛泽东为什么要发表七月二十三日讲话,以及庐山会议由纠“左”转为反右的原因进行了分析,那么为什么后来人们对庐山会议的转向仍然议论纷纷,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呢?

  ① 拨开笼罩在庐山会议转向问题上的云雾。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已经看到,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这两种意见争论的激化,最终导致了庐山会议由纠“左”转为反右。那么,为什么直到现在仍然对庐山会议的转向众说纷纭,评价不一呢?

  我们认为这是由于人们在这样几个环节上仍然存在着认识分歧所致:

  其一、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上的分歧。对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由纠“左”转为反右持肯定态度的人,是因为他们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是正确的。而后来有人持否定态度,是因为他们对庐山会议转向的评价是建立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是错误的基础上的。既然这个方向是错误的,那么庐山会议反右就是要维护这个方向,自然也就是错误的。由此看来,后来人们对庐山会议由纠“左”转为反右评价的不同,是因为他们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认识的分歧所致。

  其二、对庐山会议前纠“左”成效的认知不同。

  对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由纠“左”转为反右持肯定态度的人,认为庐山会议前的纠“左”已经取得了实质性成效,“左”的错误基本上被克服。而对此持否定态度的人,认为纠“左”尚不彻底,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效,需要从指导思想上来解决问题。

  其三、由彭德怀的信引发的庐山会议上的争论,会导致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否定上的认识的不同。

  对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由纠“左”转为反右持肯定态度的人,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是正确的。庐山会议前的纠“左”已经取得了实质性成效。会议内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存在着严重分歧。由彭德怀的信引发的会议争论更为激烈,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就会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而一旦否定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就会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严重的后果。

  对此持否定态度的人,却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是错误的,庐山会议前的纠“左”没有从指导思想上来解决问题,因而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效。由彭德怀的信引发的会议争论,有可能将纠“左”引向深入,从指导思想上来解决这个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使纠“左”贯彻到底。这不会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严重后果。

  其四、没有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本质特征和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所犯的错误区分开来,也没有将庐会会议上彭、黄、张、周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肯定性的言论与他们的实际作为可能会导致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区分开来。

  在研究过程中,要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本质特征和在具体过程中所犯的错误区分开来,比如高指标、瞎指挥、共产风、浮夸风和特殊化风,“一平二调三收款”,为了大办工业进行的高积累,这本身就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庐山会议前毛泽东领导的纠“左”就是来纠正这些问题的。这些问题并不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本质特征,也并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必然结果。把这些问题当作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必然结果,自然会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也就必然会对庐山会议由纠“左”转为反右持否定态度了。

  彭、黄、张、周等人在发言中确实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持肯定态度。但是在庐山会议前纠“左”业已取得实质性成效,会议内外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已经存在严重分歧,而彭德怀的信又将这种分歧推向激化的情况下,如果像他们那样将纠“左”进行下去,势必会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样不管他们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真实态度如何,他们的行为本身实际上会导致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否定。因而在研究过程中,要将彭、黄、张、周等人在发言中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肯定态度和他们的实际作为起到的否定作用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只有这样,才能看到他们在庐山会议上的作为可能会导致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否定,准确揭示庐山会议由纠“左”转为反右的原因。

  其五、没有注意到毛泽东收到彭德怀的信以后认识上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我们通过前面的分析知道,毛泽东在收到彭德怀的信和将彭德怀的信印发会议的时候,并没有感觉到彭德怀的信有什么问题,也没有想到要就这封信发表讲话。实际上直到七月二十日毛泽东的主旨还是在纠“左”,而非反右。彭德怀的信印发会议后,围绕彭德怀的信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上的争论趋于激化,出现了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趋势。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引发了毛泽东七月二十三日的讲话。不过,我们从讲话中仍然可以看到,他将彭德怀等人视为中间派,说他们对总路线动摇,说他们的话基本上是属实的,不过是立场和方向有问题。对他们的批评,还没有批评反冒进的时候重,离八届八中全会作出的决议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如果不是后来出现别的原因,很可能会与批评反冒进时,对周恩来、陈云问题的处理一样,本来是不致于导致那种结局的。正是由于在研究过程中,忽视了毛泽东认识上的这种变化,才导致了对彭德怀的信在会议转向乃至最终结局中的作用缺乏准确的界定。

  其六、将对反右部署上的失误与反右本身的错误混为一谈?

  庐山会议结束后,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在反右倾斗争中,又刮起了共产风和浮夸风,继续进行大跃进,其声势和规模比一九五八年更大,带来的损失也就更厉害。后来,毛泽东在评论这个问题时说,反右是必要的,但是应该将反右传达到县为止,不应传达到县以下,县以下还继续反“左”。[187]如果既在县以上反右,又在县以下继续纠“左”,当然情况就会好得多。可见这是反右部署上的失误。在研究过程中,将反右部署上的失误,看作反右本身的错误,这是在研究上走入误区。这样也就难以准确揭示庐山会议由纠“左”转为反右的原因。

  由此看来,后人(包括不少当事人)之所以对庐山会议由纠“左”转为反右,感到扑朔迷离,难以理解,是有原因的。这是由于他们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对庐山会议前纠“左”取得的成效上,对由彭德怀的信引发的庐山会议的争论可能要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问题上,既没有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本质特征与具体执行中产生的错误区分开,也没有将彭、黄、张、周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言与他们实际作为的影响相区分,也没有看到毛泽东对彭德怀的信的认识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更没有把反右倾斗争部署上的失误与反右倾斗争区别开来造成的。正是由于这些误区,才产生了庐山会议转向上的重重迷雾。而这些问题出现的根源,还是由于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否定造成的。

  ② 欲盖弥彰—庐山会议反右走偏方向。

  我们从毛泽东七月二十三日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他对彭德怀等人的批评还没有批评反冒进时严重;同时我们以后还会看到,一九六二年的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竟然获得了当时四位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同意。这种作法是要否定农业合作化的成果,比彭德怀上书的事件更为严重。虽然这两个事件从性质上说都属于右倾,比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等人的问题还要严重,但是我们看到不论是对反冒进,还是对一九六二年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批评,最后都是采取了比较和缓的方式解决了问题。而彭德怀的信的内容是属实的,写信的方式也是正当的,毛泽东也承认他们是属于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那部分人,为什么彭、黄、张、周后来又被打成反党集团了呢?

  通过对这个时期文献资料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彭、黄、张、周被定为反党集团,并非仅仅是因为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和他们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将他们后来被定为反党集团,说成是因为彭德怀写信和他们的发言造成的,这是将彭德怀写的信及他们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与他们后来被定为反党集团划了一条直线,而忽略了其中的发展变化,采取了一种简单化的作法。实际上他们后来被定为反党集团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有些资料恐怕到现在也没有公布。

  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讲话后,如果没有意外事件的发生,毛泽东还是希望把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等人的问题按批评反冒进时的方式来进行处理的。

  这表现在毛泽东七月二十三日的讲话中,我们从前文看到他在这个讲话中对彭德怀等人的批评还没有批评反冒进时那样严重。

  同时也表现在毛泽东后来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中央政治局汇报会上的讲话中。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说:“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 [188]

  我们知道,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分为七月份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月份的八届八中全会。毛泽东这里明确说他不满意的是八月份的庐山会议,当然指的是八届八中全会。八届八中全会有两项议题:一项是改指标,一项是路线问题。在改指标问题上,不会有什么分歧。这样毛泽东的不满就表现在路线问题上。在路线问题上,一个是反右倾问题,一个是对彭德怀等人的斗争和处理问题。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始终认为当时进行反右倾是正确的,那么他对“五九年庐山会议”的不满就表现在对彭德怀等人的斗争和处理上。

  毛泽东说的“他们”,从上下文来看,应该是指当时主持一线工作的领导人。“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的最终结果是处理彭德怀等人,将他们定为反党集团。也就是说,毛泽东对当时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在“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上的表现是不满意的。当然对毛泽东这段话的详细解读,还有待于更多的文献资料的披露。由此我们看到,如果没有意外情况的出现,彭德怀等人是不致于在八届八中全会上被定为反党集团的。

  那么,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讲话后,到底又发生了什么事件使会议急转直下,导致了那样的结局呢?

  由于这方面的文献资料有些尚未公布,这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不少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根据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进行分析。

  本来在毛泽东讲话后,当时的情况还比较缓和,据黄克诚回忆:“23日主席讲话后,各小组下午就开始讨论主席讲话。那时发言尚较缓和,对彭信的批判虽轻重不同,均未离开信的内容,有人说得厉害些,有人则还作些自我检讨。”[189]我们看到就是在毛泽东七月二十三日发表讲话后,会议还比较正常,当时的气氛也不紧张,可是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件,使会议偏离了方向,导致了八届八中全会那样的结局呢?

  在彭德怀的信印发会议后,毛泽东七月二十三日讲话前,贺龙在小组会上揭发说:“我记得彭总在火车上曾说过:‘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红军来。’这当然把问题说得更过火了”这就是毛泽东二十三日讲话中,关于“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的由来。[190]这段文献资料出自于李锐的著作《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第三版)》。在引用这段文献资料的时候,李锐故意在“红军”前删去“苏联”二字,并牵强附会地与毛泽东七月二十三日的讲话联系到一起,实在是偷梁换柱,别有用心。而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传(1949—1976)》里是这样记载的:还有人提出,彭德怀曾说过:“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苏联红军来。”[191]我们看到,李锐的书中在贺龙揭发的这句话中有意删去了“苏联”二字,而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书中虽然恢复了这段话的原貌,却避讳了他的揭发者—贺龙。现在我们把这则文献资料恢复其本来面目。

  看了这段文献资料,我们不仅要问,彭德怀这样说话的用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国内出现问题,难道我们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处理吗?为什么要请苏联红军来解决呢?这不是公开请求苏联干涉中国的内政吗?当时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日益显露,已经出现危害中国主权的意图和行动,中苏关系也在不断走向恶化,这个时候,作为一位德高望重的元帅,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副主席,却说出“要请苏联红军来”的话,我们不仅要问他为什么要讲这样的话呢?如果与他在长征路上,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闹分裂时,主张“扣押人质”的话联系起来进行分析,难道这不值得人反思吗?即使没有别的意思,难道他能够像一个普通老百姓那样,出口戏言,而不考虑说出这样的话的后果吗?这样的话在高级领导层中传播又会起到怎样的影响呢?

  在毛泽东七月二十三日讲话前,彭德怀在西北小组的讨论会上,曾说过华北座谈会“骂了我四十天娘”的话。[192]

  有人责怪毛泽东在七月二十三日的讲话中,不点名地批评彭德怀时,翻出了彭德怀的历史帐,其实是彭德怀先讲了华北座谈会,抱怨“骂了我四十天娘”,翻出了历史帐,毛泽东不过是就事论事而已。至于华北座谈会,确实对彭德怀批评得比较厉害,在方式上可能也有不妥之处,但是在批评的内容上,比如抗战初期彭德怀追随王明路线,百团大战这样在相持阶段具有战略反攻性质的行动,事先竟不报经中央批准,一九四三年关于民主教育问题的谈话等等,到底是否属实呢?这是不言而喻的。对待同志之间的批评,却称作“骂了我四十天娘”,这种态度是不足取的。这显示出彭德怀事隔多年,仍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甚至还说出我骂你二十天娘还不行的话,就更显得意气用事了。这不仅无益于问题的解决,还会造成会议形势的紧张,使矛盾走向激化。

  毛泽东七月二十三日讲话后的当天晚上,李锐、周小舟、周惠又到黄克诚处聚会,快结束时彭德怀拿着电报到了他们的房间。他们出门时,正好碰见罗瑞卿。对此,黄克诚有一个回忆:“当晚(七月二十三日晚—引者注),周小舟打电话来说:他们想和我谈谈。我觉得这时应谨慎一些,不同意他们来,但小舟很坚持,我也就让步了,来就来吧。”“小舟问:主席这样突变,有没有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又问:主席有没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险?我说:我认为不会。又说:有意见还是应直接向主席提出,我们现在这样谈论,不好。小舟才平静下来,又谈了些湖南的情况。”[193]李锐后来也回忆说,周小舟将斯大林晚年的话讲了,我自己也说了一句话:他(指毛泽东)不能一手遮天。[194]

  我们看到,黄克诚是冷静的,他意识到在遭到批评后,这样来往可能会引起人的猜疑,当周小舟和李锐等人对毛泽东说出那样的话时,还告诉他们有问题可向毛泽东直接提出,这样议论不好。应该说,此前毛泽东曾几次与他们交谈,他们有什么问题可以向毛泽东反映,不管说得对也好,还是错也好,毛泽东是不会责怪他们的,可是他们却在背后这样议论毛泽东。这种当面不说,背后乱说的行为,至少是不正当的。

  后来在小组会上,他们七月二十三日晚的行动被人追问时。他们又遮遮掩掩,心存侥幸,结果弄巧成拙,反而更进一步激化了矛盾。七月三十日晚上,李锐在胡乔木的建议下,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明七月二十三日晚上他们在一起的情况,但是在信中却把他们议论毛泽东像斯大林晚年等要害问题的话给隐瞒了。李锐最后在信中写道:“请主席相信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来说清楚这件事。如不属实,愿受党纪制裁。”[195]这样到八月十日之前,在众人的追问下,他们谁也没有主动说清楚那天晚上他们在一起到底干了些什么。

  可是问题却发生了变化。在八月十日会议追问他们那天晚上到底在一起谈论什么问题时,黄克诚见到罗瑞卿带着李锐到他所在的那个组来参加会议。他意识到那天晚上议论毛泽东像斯大林晚年的话被揭露了,只好如实地说了那天晚上的前后经过。黄克诚后来还回忆说,听说彭德怀和张闻天也这样议论过毛泽东。[196]可是李锐的那封向毛泽东用政治生命来保证,却隐瞒了他们议论毛泽东像斯大林晚年的信,已经印发会议。这就更进一步激化了矛盾,使得这个事件变得更为复杂,最终酿成那样的结局。

  那么,是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毛泽东是在听说他们议论自己像斯大林晚年的话后,才把他们打成反党集团的呢?

  实际上并非如此。作为人民领袖的毛泽东,是一个大气磅礴、胸藏四海、气吞山河的人,根本不是有人想象的那样睚眦必报,小肚鸡肠。从前文引用的文献资料看,毛泽东实际上对此是不满意的。我们知道,在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讲话前,由于彭德怀的信引发的争论已经趋于激烈,争论的双方一度旗鼓相当,当时形势的发展却有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趋势。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讲话后,双方的争论仍然比较激烈,但是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一方明显占了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当彭、黄、张、周等人攻击毛泽东像斯大林晚年的事被揭露后,自然也就成为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一方的人手中的旗帜,要求清算他们的错误。而毛泽东认为他们议论自己像斯大林晚年的事无关大局,但是反右则是必要的。当他们的错误被揭露出来,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一方,迫切要求解决他们的问题的时候,从反右倾的大局出发,毛泽东也只好有条件地同意了他们的要求。(也就是虽然解除了他们实际担负的职务,但是仍然留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内,政治待遇不变。)

  这样我们看到,七月二十三日晚上他们在一起聚会的事,后来在会议上被追问时,如果他们能够主动而坦率地说清楚,可能也不致于闹成后来那个样子。可是他们先是反驳人们对他们的追问,不承认那天晚上他们在一块说了不当的话,李锐还信誓旦旦地在信中向毛泽东用“政治生命”来担保自己讲得是实话,但是却隐瞒了他们攻击毛泽东像斯大林晚年的要害内容。等到后来越闹越大,在人们的追问下,他们才不得不承认那天晚上的事的时候,这种被动地承认,已经是马后炮了,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火上浇油,终于酿成那样的结局。

  ③ 部署失误—庐山会议纠“左”无果而终。

  我们知道,当彭德怀的信引发的会议争论趋向激化的时候,毛泽东发表了七月二十三日讲话。当时毛泽东还是希望按处理反冒进时的方式来解决他们的问题的,但是会议的争论仍然比较激烈,特别是七月二十三日晚上他们的事被揭露出来以后,会议急转直下,最终通过了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号召在全党进行反右倾斗争。这样就中断了纠“左”的进程,本来已经取得的纠“左”成果被搁置,共产风、浮夸风又卷土重来,掀起了比一九五八年的更大跃进,给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损失,成为造成三年严重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

  对于庐山会议由纠“左”转为反右,中断纠“左”进程,毛泽东后来为此进行总结反思,多次讲过这件事。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一九六一年三月五日,毛泽东在广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在庐山会议之前,我们对情况的了解还是比较清楚的。但在庐山会议之后就不大清楚了。因为庐山会议之后一反右,有人讲真实话,讲困难,讲存在的问题,讲客观实际情况等等,都被认为是右的东西。结果造成一种空气,不敢讲真实情况了。相反就产生了另外一种情绪,不讲实际了,例如河南本来粮食产量只有二百四十亿斤,他们说有四百多亿斤,这都是反右反出来的。右是要反的,也不得不反,不反,对我们工作就不利。庐山会议是要反右的,但是接着就在群众中反右,这就坏了。郑州会议的召开,是为了反‘左’。凡是贯彻郑州会议精神比较彻底的省,工作就比较实一些。从三月到六月只反了四个月的‘左’,如果继续反下去,那就好了。谁知道彭德怀在中间插了一手,我们就反右。右是应该反的,反右是正确的。但是带来一个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这个教训值得我们吸取,这件事也教育了我们,反‘左’中间插了一个反右,在群众中间一反,结果就反出一个浮夸风。庐山会议反右这股风把我们原来的反‘左’割断了。”[197]

  我们看到,毛泽东认为庐山会议是应该反右的,但是将反右发展到群众中去,扩大化了,带来了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浮夸风盛行,中断了纠“左”进程,造成了严重问题。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二日上午,毛泽东在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又一次回忆了自郑州会议以来的这段历史,他说:“两次郑州会议开得仓促。我那时对中国社会主义如何搞还不甚懂。第一次就是搬斯大林,讲了一次他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二次就是分三批开会,第一批一天,最后一批一天半。这怎么能解决问题呢?那时心里想着早点散会,因为三月份春耕来了。如果要把问题搞清楚,一天两天是不行的。时间短了,只能是压服,而不是说服。那时许多同志找我谈的,我打你通,你不通。一两天,怎么能打通呢?庐山会议后,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就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记录》、上海会议的十八条,继续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个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彭、黄、张、周的问题,在十几万人的小范围内传达就行了,军队不搞到连队,地方不搞到公社以下去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198]

  在这个讲话中,毛泽东又一次肯定了反右是必要的,但是又有错误,错误就是不该将彭、黄、张、周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县以下应该继续反“左”。正是由于将彭、黄、张、周的决议传达到了县以下,进行反右,因而才中断了纠“左”进程,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毛泽东明确指出这是犯了错误,作了批评和自我批评。

  由此看来,毛泽东认为庐山会议反右是必要的,但是也有错误。错误就是不该在县以下进行反右,将反右扩大到群众中去,中断了纠“左”进程,造成共产风、浮夸风的泛滥,带来巨大损失。

  那么,毛泽东的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呢?

  我们看到,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个辩证的分析。既肯定了庐山会议反右倾的必要性,又指出了反右倾扩大化,是一个错误。如果庐山会议不反右倾,不仅人们的思想难以统一,而且发展下去还有可能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因而反右倾是必要的。反右倾的决议应该传达到县以上为止,在县以下社队中还应该贯彻郑州会议以来的决议,继续纠“左”。可是,反右倾的决议却传达到县以下的社队中,结果反右代替了纠“左”,造成了反右倾的扩大化,中断了纠“左”的进程。这是一个错误。这样毛泽东就对反右倾作了一个辩证的分析,既说明了反右倾的必要性,又指出它的扩大化。后来有人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之所以陷入误区,就是因为他们是以反右倾扩大化造成的严重问题,来否定反右倾的必要性,而没有分清两者之间的区别。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彭德怀的信印发会议后,围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问题的争论趋于激烈,发展下去有可能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发表了七月二十三日的讲话,严厉批评了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动摇倾向。从毛泽东的本意讲,他还是希望按照处理反冒进时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但是彭、黄、张、周等人却对此采取抗衡态度,议论毛泽东像斯大林晚年,听不进不同意见。还由于其他复杂的因素,致使会议急转直下,斗争日益激烈,最终导致彭、黄、张、周等人被定为反党集团。

  如果在会后像八届八中全会时那样,尽管通过了彭、黄、张、周问题的决议,但是却调低钢铁生产指标,将彭、黄、张、周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上,而在县以下的社队继续贯彻郑州会议的决议,将纠“左”进行下去,那么损失当然会小得多。可是却将他们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并在全党开展了反右倾斗争,中断了纠“左”的进程。

  这样看来,庐山会议将彭、黄、张、周等人打为反党集团,实际上是庐山会议反右走偏方向的开始,尽管这是由于彭、黄、张、周等人的作为及其他原因造成的。他们定为反党集团后,说明右的倾向已经非常严重,也就成为促使将他们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的重要因素,造成了反右倾部署上的重大失误。将他们的决议传达到社队后,反右代替了纠“左”,导致纠“左”无果而终,也就酿成了以后更为严重的困难。

  6、从中国社会发展的角度来分析在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斗争的深层历史原因。

  毛泽东始终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是正确的。大跃进就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要变革生产关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实质上体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发展的规律。要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在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错误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本质特征区分开来,在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前提下,来纠正具体错误。因而毛泽东才以反对“五风”为突破口,不断调整大跃进的生产指标,纠正大跃进过程中的具体问题,确立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承认生产小队的半核算地位,力图在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提下,来纠正业已出现的“左”的错误,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

  在庐山会议转为反右后,七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写了一个关于人民公社的批语:“三篇印在一起,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如果要垮的话,有那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因为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的大道理。请同志们看一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们就是抬出马克思这一个科学原则当作法宝,祭起来打我们,你们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吗?”[199]

  毛泽东认为,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人民公社进行深入地研究,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人民公社到底能不能办下去,并将其原因搞清楚。如果人民公社办不下去,人为地去维持也是难以做到的;如果人民公社能够办得下去,人为地去解散也是办不到的。

  八月一日,毛泽东又致信王稼祥:“我写了几句话,其意是驳赫鲁晓夫的。将来我拟写文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宣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200]

  在这封信中我们看到,国内外、党内外有一些人是反对或怀疑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毛泽东为了维护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要撰文和他们进行斗争,并要将这种斗争进行到底。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庐山会议上进行的争论,实质上就是在纠“左”过程中,是否要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也就是在农业合作化后,到底办不办人民公社的问题。那么,在农业合作化完成后,到底为什么要接着办人民公社呢?这就是下面我们要分析的问题。

  (1)人民公社是巩固和发展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并使其向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过渡的有效形式。

  有些人老是认为人民公社办早了,提前了,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甚至断章取义,说人民公社是自给自足,反对发展商品经济,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把人民公社创办初期刮的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施行过高的积累,当成了人民公社的本质特征。

  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

  创办人民公社,是毛泽东关于中国农村发展的伟大战略构想,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缩小城乡差别,坚持城市工业化和农村工业化两条腿走路方针的重要探索。现在积重难返的三农问题,就是人民公社被解散后出现的必然结果。这就更进一步说明了当年创办人民公社的必要性。

  ① 创办人民公社是巩固农业合作化成果的可靠保证。

  在我国农业合作化完成后,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虽然初步建立起来了,但是还不巩固。这时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发展方向有两种:一是沿着农业合作化的道路继续前进,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在发展中不断壮大,得到巩固;一是向后退却,退回到高级社﹑初级社直至互助组,进而否定农业合作化的成果,返回到新民主主义社会。

  我们知道,中国的个体经济已经存在了两千多年,小农户个体经营的思想意识在我国根深蒂固,小生产习惯势力的影响极为严重。虽然实现了农业合作化,但是我国农业当时基本停留在手工生产的水平上,还没有实现机械化,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比较落后。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看到,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党内存在着尖锐的斗争。有的领导人不愿意进行合作化,想继续搞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待将来再向社会主义过渡。由此看来,在我国现实生活中还存在着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出现退却的因素。

  这些导致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出现退却的因素不仅存在,还在一些地区变为实际的行动。一九五六年六月,浙江省温州地区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在燎原社蹲点,试行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永嘉县委肯定了燎原社的经验,提出要多点试验,不仅推行到全县313个农业社,而且涉及到周围的乐清、瑞安等县。当时全温州地区约有1000多个农业社在17.8万个农户(占总户数的15﹪)中,实行包产到户。在此前后,四川江津地区,安徽芜湖地区和埠阳地区、山西榆次地区等地,也都有实行包产到户的社队。[201]一九五六年秋后,一些地方出现闹退社﹑分社的风潮。这是一种严重的动向。

  在这种情况下,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特别是在出现困难的时候,就极易发生波动,退回到高级社﹑初级社,甚至到社会主义改造前。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农业合作化后,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只有在发展中才能求得巩固。这样在农村集体经济中就必须发展现代农业和工业,只有在农业机械化和工业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实力。因为农业机械化只有在较大的范围内才能实施,同时农业机械化和创办工业都需要大笔资金,这也只有在合作社较大的规模上才易于提供积累。这样原有的高级社就与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就显得不相适应,这就有必要进一步变革农村的生产关系,以求得在农业机械化和工业发展中来巩固农业集体化的成果。这就是创办人民公社的由来。

  ② 创办人民公社是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

  在农业合作化完成后,农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要求冲破高级社的组织形式,建立更大规模的合作社,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同时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也只有在发展中才能获得巩固。“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了。

  农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农业机械化方面。

  我们知道,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当时制约中国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农村缺乏必要的水利设施和灌溉系统,靠天吃饭,抗旱抗涝能力较差,因而严重影响了粮食产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要集中力量,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就要国家﹑地方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共同筹资,在这种情况下,高级社的组织形式就难以适应这种要求了。对此薄一波回忆道:“1957年冬到1958年春,全国出现几千万到上亿的劳动力,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从而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正是因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等群众运动的发展,促使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萌生出改变农村基层组织结构的想法。

  由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要求在大面积土地上统一规划,修建长达几公里﹑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的灌溉渠系,一些较大工程的建设需要大批的劳动力和资金,建成后的使用又要求做到大体与受益单位的投入(劳动力﹑土地﹑资金等)相适应,这就不仅涉及农业生产合作社之间的经济关系问题,而且还涉及村与村﹑乡与乡﹑区与区,甚至县与县之间的经济关系问题。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可能也不允许根据商品经济的原则,按照各农业社投入的大小,与受益挂钩进行结算,只能从调整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规模和调整行政区划方面打主意。”[202]

  “后来说,人民公社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就某些方面(例如水利建设)的现象来说,也是可以理解的。”[203]

  虽然薄一波的观点是建立在否定人民公社化运动基础之上的,但是他毕竟也揭示了当时人民公社化运动和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联系。从薄一波的回忆中我们看到,当时合作社的组织形式从高级社发展到人民公社是当时农业生产发展的现实要求。这种现实要求还表现在农业机械化问题上。

  农业机械化需要大规模的耕作,高级社也就由几百户组成,在它拥有的土地的范围内,进行机械化耕作仍然会受到限制。应该说,在国家实现工业化之前,是没有可能为农业提供大量机器设备的,当时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条件并不成熟。既然这样,那么又为什么扩大合作社的规模,建立人民公社呢?由于实现农业的机械化耕作是提高农业生产力的充分条件,这样在当时国家无法对农业进行大量投资,为农业提供机器设备的情况下,就要由农业合作社自己动手,筹措资金,发展工业,生产直接适用于农业需要的机器设备。而由几百户组成的高级社不仅会妨碍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同时在当时也难以集中必要的资金来发展工业,这样创办人民公社,扩大合作社的发展规模,就成为早日实现农业机械化,提高农村生产力的必然要求。

  毛泽东提出在农村中的大农业发展思想。他认为“所谓农者,指得是农林牧副渔五业综合平衡。蔬菜是农,猪牛羊鸡鸭鹅兔等是牧,水产是渔,畜类禽类要吃饱,才能长起来,于是需要生产大量精粗两类饲料,这又是农业,牧放牲口需要林地﹑草地,又要注重林业﹑草业。由此观之,为了副食品,农林牧副渔五大业都牵动了,互相联系,缺一不可。”[204]要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仅有几百户的高级社在发展时不论从资金﹑人力﹑物力的筹措上,还是发展的态势及前景上,就显得规模过小,难以对农林牧副渔进行全面协调规划,统一经营,发挥规模效益。这样为了从更广阔的区域来进行综合治理和规划,根据本地区的具体优势,使得农林牧副渔能够得到全面发展,于是创办更大规模的人民公社势出必然。

  以上我们通过分析看到,当时在人民公社的创办上还是着眼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是为了兴修水利﹑为了早日实现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综合发展的要求。这种要求就成为高级社向人民公社出现的重要因素。

  ③ 创办人民公社是实现农村工业化的必由之路。

  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现,不仅是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有支配地位,而且还意味着农村的工业产值在国家工业产值中占有重要地位,因而社会主义工业化只有在农村工业化实现后才能够最终得以实现。

  当时社会仍然存在着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主要表现为工人和农民收入的差别,工人的收入高于农民。城乡差别主要表现为城市工业发展水平要远远高于农村,文化教育及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比农村好得多。这两大差别也只有在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够获得解决。

  农业机械化和农村工业化则是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的主要途径。农业机械化的过程,是农业生产力提高的过程,同时也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产生的过程。农村剩余劳动力出现后,是在农村就近创办工业将其予以有序吸收呢,还是让它无序涌入城市呢?试想,在当时五亿农民的情况下,就是有一半的农民涌入城市,城市又如何能够吸收如此庞大的人口呢?这样在没有稳定的足够的就业渠道将其吸收的情况下,涌入城市的农民就会在城市流浪,形成贫民窟,给城市的治安、环境带来相当大的压力,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沉重负荷。

  通过兴办农村工业就不仅能够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且还会推动农村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为农村面貌的改善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在这种背景下,创办人民公社就成为推动农村工业化,吸收就业人口的必由之路。

  毛泽东在创办人民公社的时候就多次说过公社要办工业,要在发展中不断提高公社的社有财产,为使公社的三级所有制过渡到社一级的所有制创造条件。

  我们知道,办企业需要资金。当然这可以来自国家的贷款,但是在国家工业化尚未实现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拿出过多的贷款来用于农村的工业化建设的。这样农村所办工业需要的资金就主要由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从内部来进行筹措。而仅有几百户的高级社,是难以提供工业发展的必备资金的。只有合并成较大规模的人民公社后,才便于筹措较大数额的资金来创办工业。同时,创办人民公社后,比在高级社时更便于国家的扶持和贷款的发放。

  人民公社要办工业,要种植经济作物,要发展商品经济,不能自己自足。毛泽东在创办人民公社后,在纠“左”期间曾反复强调这一点。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三日下午,毛泽东在专列上召开的九个省市第一书记的会议上说:“必须使每个公社,并且使每个生产队,除了生产粮食以外,都要生产商品作物。西安会议(指一九五八年十月在西安召开的农业协作会议。会上有人提出取消商业﹑消灭货币的意见。)没有提倡这个事,他们一心一意要取消商业。”“每一个人民公社除生产粮食以外,必须大量生产经济作物,能够赚钱的,能够交换的,有农业品,有工业品,总之是生产商品。这个问题不提倡,以为人民公社就是个国家,完全自给,哪有这个事?生产总是分工的。大的分工就是工业﹑农业。既有分工,搞工业的就不能生产粮食﹑棉花﹑油料,他就没有吃的,只好交换。”“三国时候,张鲁的‘社会主义’是行不长的,因为他不搞工业,农业也不发达。”[205]

  十一月九日,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的一次讲话中说:“人民公社

  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个人的工资。”[206]

  在这个讲话中,毛泽东批评了张鲁的‘社会主义’。后来,有人歪曲毛泽东的本意,说毛泽东脱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轨道,对张鲁的‘社会主义’津津乐道,通过对张鲁事迹的介绍与评价,要搞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真实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在此以前,毛泽东确实在武昌会议期间曾经印发了《三国志· 张鲁传》,并为这个传记写了按语,对张鲁的事迹作了介绍,说五斗米道与黄巾农民起义的太平道,是一条路线的运动。“我国从汉末到今一千多年,情况如天地悬隔。但是从某几点来看起来,例如,贫农、下中农的一穷二白,还有某些相似。”批语对五斗米道的某些纲领作了通俗的解释,对“义舍”解释说:“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为了招徕关中区域的流民)”;对“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解释说:“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十二月七日写的另一条批语还指出:《张鲁传》中“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在对我国历史上众多的农民战争作了评述之后,批语指出:“现在的人民公社,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207]

  由以上所引用的文献资料显示,毛泽东在武昌会议期间确实印发了《张鲁传》,并且还亲自写了按语,向党内高级领导干部介绍张鲁的社会活动情况,也确实说了人民公社是有历史来源的话,毛泽东将张鲁的‘社会主义’与当时我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实践相比较,就好比拿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相比较一样。我们自然不能因为马克思、恩格期曾经称赞过空想社会主义者,就说马克思、恩格斯认同空想社会主义,就把科学社会主义降低到空想社会主义的水平。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毛泽东称赞过张鲁的一些活动,就说毛泽东要搞张鲁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主义。实际上毛泽东搞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这就是公社里面要搞工业,要有发达的农业,否则是要垮台的。这是与张鲁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主义有着本质区别的。这是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应该弄清楚的。

  由此看来,毛泽东明确要求公社要创办工业,种植经济作物,发展商品经济,否则的话,公社是难以搞下去的。公社只有在创办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中才能使社有经济不断壮大,从而为三级所有最终过渡后社一级所有奠定经济基础。

  我国工业化的发展,特别是农业机械化的推进,必然会使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越来越少,而从事工业生产的人口越来越多,农业人口要逐渐转变为工业人口。转移出来的农村人口是涌向城市呢,还是在农村就地创办工业予以吸收呢?

  对此毛泽东有自己的设想,他在一九五九年底至一九六0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谈话中说:

  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涌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有了公社,这个问题就可能得到解决。每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要按照统一计划,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学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做到了这一些,农村的人口就不会再向城市盲目流动。

  既然要消灭城市和农村的差别,书上说是“本质差别”,为什么又特别申明并不是“降低大城市的作用”?将来的城市可以不要那么大。要把大城市居民分散到农村去,建立许多小城市。在原子战争的条件下,这样也比较有利。 [208]

  在这段谈话中,毛泽东实际上阐述了关于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战略构想。他认为,在农业机械化的过程中,必然是从事农业的人口逐渐减少,而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不宜向城市盲目流动,而应该在农村创办工业,将转移出来的农业人口就近吸收,有了公社这个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了。公社要创办工业,公社创办的工业所在地,自然也就成为公社的经济中心,由于社办工业吸收了转移出来的农业人口,这些人口就由原来居住地向社办工业所有地集居,这样就会自然形成小城镇。由于公社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有了较强的经济实力,就可以根据公社发展的实际情况,统一规划,搬迁并村,形成以社办工业所在地为中心,周围以星罗棋布的村庄相依托的小城镇建设布局。由于公社有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在国家支持下,就能够在公社内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建设,农村的生活水平与城市的生活水平逐渐趋平,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逐渐消失,这也就事实上消除了农民向城市的无序流动。这才是毛泽东要创办人民公社,要求公社办工业的深意所在。

  由此我们看到,毛泽东创办人民公社,要求公社发展工业,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强烈批评把公社办成自给自足式的“独立王国”,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壮大公社的集体经济,提高农民的购买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建设,缩小乃至消除城乡之间和工农之间的差别,避免两极分化,实现农村的现代化。令人惋惜的是,毛泽东关于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战略构想,后人却轻易地给抛弃了,没有沿着他的设想走下去。现在出现的严重的三农问题,就是沉痛的教训。

  ④ 创办人民公社是为加强党的领导和巩固人民政权奠定的基石。

  毛泽东在创办人民公社的时候,曾经多次指出人民公社要工农商学兵并搞,就是说公社除了发展农业生产外,要办工业、商业、学校,也要训练民兵,施行全民武装。这样的公社实际上是一个小社会。

  我们知道,过去政府的行政机构没有在农村有效地建立起来,主要依靠家族势力进行统治,政府的税赋、徭役、兵役等相关事务主要由族长、保长来代为征收。由于中国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农村往往是血缘形成的家族势力,彼此间在进行你争我斗。农村的力量是分散的,难以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呈现出一盘散沙的状态。

  俗话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能否将党和政府的领导真正落实到基层,这是关系到人民政权巩固的大事。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在经济上消灭小农经济,通过公有制的方式,建立集体经济组织,将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然后逐渐壮大集体经济,扩大集体经济的规模,探索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奠定农村凝聚力的经济基础。这是第一步。

  党不能放弃领导权,党政不可能分开。党政真正分开了,岂不是放弃了党对政府的领导吗?搞什么党政分开,将权力交给政府,使党居于监督地位,这必然会消弱党的领导。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不可能放弃经济而不管,任由市场来调节。党和政府如果放弃了管理经济的职责,那么党和政府就会失去赖以存在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党和政府又如何能够行使领导权呢?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及其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变革,最终还是要靠党来领导。为了保证党的方针政策能够切实无误地落实下来,防止一些部门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各取所需,软磨硬抗,就必须加强党对政府的领导。在保证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前提下,党实际上是通过政府来具体管理经济的。实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恰恰提供了将党的方针政策贯彻落实的有效形式,是政府管理经济的一种方式。

  创办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就便于运用行政的手段来调配公社内的人、财、物,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平整土地,科学种田,创办工业,发展商品经济。这样不仅加强了政府对经济的领导和管理,而且还将政权建立在基层,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将党的领导放在坚实的基础上。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党和政府管理经济恰恰是防止经济发展走向邪路,保持发展成果为人民共同享有的可靠保证。这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鲜明特征。试想,如果是这样,又怎么会出现屡禁不止的假冒伪劣商品呢,又怎么会出现黑砖窑事件呢,又怎么会有三鹿这样特大型的乳品企业倒闭的事件发生呢?(三鹿倒闭的根源是公司加农户这种私有化造成的恶果)

  这样建立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就不仅能够通过集体经济将分散的农民凝聚起来,增强基层群众的凝聚力,而且还可以加强党和政府对基层的领导能力,使党的方针政策能够及时贯彻到基层,保证中央的号令畅通。这对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保证中国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以上我们从四个方面对创办人民公社的原因进行了简要的分析,从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人民公社的创办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当然在人民公社创办过程中,由于没有经验,对当时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认识的差异,有一些领导干部偏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导致了对人民公社的性质、公有制的实现方式、规模及分配方式等方面认识的错误,因而出现了不少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出现了这些问题,就否定人民公社存在的必要性,实际上这些问题经过努力完全是可以得到纠正的,本来是不至于造成那么大的损失的。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关于中国农村发展的战略构想,是以“集体化、工业化、机械化、城镇化”为目标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那么,这“四化”在毛泽东新农村建设中又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呢?

  集体化是基础。新农村建设只有在集体化的基础上,才能避免两极分化,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否则只能是资本主导下的新农村建设,农村的两极分化,农民的流离失所是不可避免的。因而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后,在当时农业机械化的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依靠成立合作社后农民劳动的合理分工所形成的新生产力,来积极推动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将集体所有制经济首先在农村建立起来,以奠定农村发展的坚实基础。

  农村工业化引领农业机械化,农业机械化又促进农村工业化。在集体化建立后,实际上已经锁定了农村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这时农村的工业化和农业的机械化是在集体经济的基础上进行的,只能是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工业化引领机械化,机械化推动工业化。农村工业最先是由于服务于农业发展而创办起来的农具制造修理厂,农村工业吸纳农业过剩人口,因而农村工业的发展引领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可以说,在农业机械化的物质条件具备以后,农业机械化推广的进度取决于农村工业(也包括城市工业)对农业剩余人口的吸纳程度。如果农业过剩人口难以大规模地被农村工业(也包括城市工业)吸收,仍然是难以快速推广机械化的。同时农村工业的发展,对农业原料的需求也会引领农业种植业的发展方向,使种植业能够及时调整品种结构,适应农村工业的发展需要。农业机械化又推动农村工业化,这种推动表现在农业为农村工业提供的积累,特别是农业机械化后,农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就会为农村工业提供更多的积累。同时还可以提供工业所需要的原料,为工业发展提供劳动力。因而我们说,农村工业化引领农业机械化,农业机械化又促进农村工业化。这两者之间是互相作用,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的关系。

  城镇化是在集体化的基础上,农村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发展的必然结果。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社办工业需要工人,农业机械化的推行会造成过剩的农业人口,这样农业过剩人口就自然向社办工业区转移集中。农村工业的发展,集体经济的壮大,也为实施城镇化建设提供了经济条件。这样城镇化就是农村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而非原因。我们不能倒过来,先发展城镇化,然后再进行农村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这种因果关系的颠倒,将会给我国社会的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由以上分析我们看到,毛泽东的农村建设战略构想,是以集体化为基础,坚持农村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奠定农村发展的公有制根基,以工业化引领农业机械化,以农业机械化来促进农村工业化,不断壮大集体所有制经济。在此背景下,以集体经济所积累的雄厚经济实力,根据农业和工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将公社的村庄进行搬迁合并,规划布局,重点加强社办工业中心的基础设施建设,这样城镇化也就自然形成了。

  有人可能要问,毛泽东的这个农村发展构想,到底能否行得通呢?为什么直到毛泽东去世,中国农村的工业发展从总体上看始终没有出现本质性的突破呢?

  我们认为,建国后在人口迅速增长的情况下,农业生产第一位的任务就是要满足全国人口的吃饭需要,这是农业发展的首要目标。在中国初步实现工业化之前,农业只能是在先为国家工业化发展提供积累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农村工业的发展要求。这就决定了农业只能是为农村工业的发展逐步提供积累,严重限制了农村工业的发展规模。我们不要忘记,农业为工业过度提供积累是造成三年严重困难局面出现的主要因素之一。同时,由于国家工业化尚未实现,这样国家投资的重点势必用于国家工业化,而不可能为农村提供更多的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工业化只能是一步一步地发展,而不可能取得突飞猛进式的发展速度,难以在发展规模上取得本质性的突破。

  毛泽东去世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长期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基本上改善了农业的生产条件,化肥的大量使用,优良品种的培育成功并投入种植,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进步,这个时候已经基本解决了全国人口的吃饭问题。同时随着国家工业化的初步实现,农业为国家工业化发展提供积累的任务基本完成,国家也有实力为农村工业化发展提供帮助。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村工业在八十年代异军突起,发展迅猛,一度占了中国工业产值的“半壁河山”。这种发展态势,就令当时中央的领导人也感到诧异。

  邓小平在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二日接见外宾时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乡镇企业每年都是百分之二十几的增长率,持续了几年,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是工业,还包括其他行业,解决了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百分之五十的人的出路问题。农民不往城市跑,而是建设大批小型新型乡镇。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有点功绩的话,就是中央制定的搞活政策是对头的。这个政策取得了这样好的效果,使我们知道我们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这是我个人没有预料到的,许多同志也没有预料到,是突然冒出这样一个效果。”[209]

  从邓小平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到,他承认,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是工业的发展,解决了农村一半以上的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他在谈话中说,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已经持续了几年,他的谈话是一九八七年,也就是说在进入八十年代后,乡镇企业就已经进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

  邓小平只是把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简单归结为改革开放的政策好,而没有认识到这个时候乡镇企业快速发展的深层历史原因。乡镇企业就是人民公社的社队企业,他作这个谈话的时候,已经解散了人民公社。改革开放是从一九七九年才开始的,可是在进入八十年代后乡镇企业的发展就已经突飞猛进了。试问,七九年后,乡镇企业到底投资了多少,在这个时期产生效益的企业到底是七九年前投资的,还是七九年后投资的,这是有案可查的呀!投资和产出还有一个建设周期,即使从七九年后开始投资,能说一投资马上就产生了拉动农村工业发展的效应吗?这有一个滞后期啊!这又怎么能把八十年代后迅速发展的乡镇企业简单地归结为七九后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呢?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知道,毛泽东多次反对人民公社搞自给自足,强调人民公社要发展商品生产,要创办工业。正是由于人民公社时期社队企业打下的基础,到了八十年代当着全国人口的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国家工业化初步实现,农业为国家工业化提供积累的任务基本完成的背景下,才出现了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

  从人民公社创办工业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是农村工业(社队企业)的创业积累阶段。这是艰难的量变阶段,表现为逐步增长,发展缓慢,工业在农村工农业总产值中占据劣势。而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以后,是农村工业(乡镇企业)发展的黄金阶段。这是飞速发展的质变阶段,表现为突飞猛进,高度增长,发展规模迅速扩大。

  对于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邓小平本人及当时许多中央领导人是没有预料到的,他们感到是“突然冒出”来的。而毛泽东早在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的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中,在谈到公社工业问题时就充满豪情地指出:“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东西还不多,如社办企业、社办事业,由社支配的公积金、公益金等。虽然如此,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因为公社年年可以由队抽取积累,由社办企业的利润增加积累,加上国家的投资,其发展将不是很慢而是很快的。”[210]毛泽东的这个预言到了八十年代初的时候,才终于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尽管这个时候乡镇企业的发展极为迅速,一度占了全国工业产值的一半,但是在这种高速发展的背后,由于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就是包产到户)的施行,人民公社的解体,其衰落的阴影业已显现,这个时候的增长就成为其发展史上的“回光返照”。进入九十年代,乡镇企业发展的势头逐渐放缓,开始走向衰落,直到最后随着所谓的转换机制,产权改革,作为集体所有制性质的乡镇企业在破产改制的浪潮中被瓦解,其财产最后落入私人的腰包。也就在这个时候,三农问题开始整装待发,粉墨登场,出现在中国社会发展的舞台上,直到现在仍然是积重难返,迟迟难以解决。

  (2)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一旦被否定,就会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严重后果。

  我们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知道,庐山会议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上的争论,其实质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到底是不是正确的。而庐山会议之所以由纠“左”转为反右,就是因为在彭德怀的信印发会议后,围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的争论空前激烈,发展下去可能要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方向。那么,一旦否定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就会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我们知道,在一五计划的时候,由于我们没有经验,基本上是照搬苏联的模式来进行中国的工业化建设,毛泽东对此是很不满意的。

  在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基本建立起来了。这个时候,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式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照搬苏联模式;一种是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略视野,否定了照搬苏联模式,作出了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战略决策。从一九五六年毛泽东提出《论十大关系》起,开始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211]实践证明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前途和命运的伟大决策。时间逾久,就越能够显示出毛泽东这个决策的英明与远见。特别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后,更凸显了这个决策的正确性。

  那么,为什么毛泽东要做出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决策呢?

  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必须实现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才能显示出力量,才能发挥理论的能动作用。中国和苏联的国情不同,因而在发展的具体道路上也不会一样,这就要求我们党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不能照搬苏联模式。

  在中国革命斗争的长期实践中,毛泽东一再强调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探索中国式的革命道路。他反对“言必称希腊”,身先士卒地进行了这种探索,创造性地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王明主张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照搬苏联中心城市起义的革命方式,曾经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这种惨痛的历史教训就是前车之鉴。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毛泽东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在没有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情况下,创造性地提出了在农业合作化中,通过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的方式来实现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通过和平赎买的方式来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比较顺利地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

  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在昭示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根植于中国的大地上,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使社会主义之花在中国的大地上迎风绽开,放射出芬芳。

  我们还要看到,苏联的发展模式在当时也已经暴露出了存在的严重问题。[212]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此更要慎重,既要清醒认识到它的弊端,吸取其教训,又要大胆借鉴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这就更不能不加分析,盲目照搬苏联模式了。

  同时,我们又要看到,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还有利于抵制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侵袭,避免沦为苏联的“卫星国”,有效地维护我国的主权和国家安全。尽管照搬苏联模式,与沦为苏联的“卫星国”,并非一回事,但是这两者之间还是有着密切关系的。[213]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就使我国从苏联模式中摆脱出来,这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维护我国的主权和国家安全均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知道,由于缺乏经验和认识的局限,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其中必然是充满了曲折和坎坷,甚至会造成严重的损失,出现一定程度的倒退,这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就是证明。

  在这种探索中,正确的发展道路只能有一种。毛泽东以战略家的深邃眼光认为,尽管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但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是正确的。这就应该在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方向的前提下,纠正业已出现的错误,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能够顺利地向前发展。

  可是在庐山会议上,当彭德怀的信印发后,围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争论趋于激化,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下去就有可能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而一旦否定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实质上也就否定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探索。

  在否定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探索后,中国的发展方向只能有两种选择:或者是照搬苏联模式,或者是倒退到一九五三年社会主义改造前,直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如果照搬苏联模式,虽然暂时可能会使中国社会主义出现平稳发展,但是从长期来看,由于不是从我国国情出发探索出来的社会主义,其发展的生命力是脆弱的。同时照搬苏联模式也难以摆脱苏联的影响,有效地维护我国的独立与主权,况且苏联的发展模式又已经出现了严重问题。这样终究会出现严重的问题,给我国社会的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直至社会主义的失败。

  在不照搬苏联模式的情况下,就有可能倒退到一九五三年社会主义改造前。由于小生产的习惯势力还顽强地纠缠着我们,在政治战线和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未取得决定性胜利,社会主义经济只有在发展中才能得到巩固。如果社会主义经济不能在发展中得到巩固,同时还有其他复杂的因素,那么它就有可能转而向后退却,直到退回到一九五三年社会主义改造前。倒退到一九五三年前,也就否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而一旦否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也就难以得到维护,中国还有可能继续退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因而不论是照搬苏联模式,还是倒退到一九五三年社会主义改造前,直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都是毛泽东竭力避免的。要避免这两种结局的出现,就必须坚持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的发展实践相结合,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向。这也就是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由纠“左”转为反右的深层历史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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