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中国近十年发展最快的城市是哪个”的话题上了热搜，答案似乎很出人意外：安徽省会，合肥。
我本人是合肥人，今天，聊聊合肥。
关于确立省会、关于工业化、关于市场化与私有化……以及，关于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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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初的1月18日，对于安徽省会合肥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纪念时刻：首次GDP破一万亿，正式跨入“万亿俱乐部”。
我是土生土长的合肥人，朋友圈那几天也被刷屏，可以看出许多朋友作为霸都人的骄傲。
但是有一个现象——也是脱胎于长久以来的某种风气而孕育出的场景，还是让人略感不适。
记录宣布当天，众多合肥当地官方媒体与自媒体大号纷纷转载合肥市政府官方发布的贺电，但是其中的数据展示及其代表的某种史观，不得不说让人遗憾：
难道合肥市是1978年建市的吗？难道合肥市在1978年之前没有成就、不值得一提吗？
这样的官述，其问题同样存在于今年一并跨入“万亿俱乐部”的西安市。
这座身为陕西省会的西北重镇，其官方发布亦是有“抹去前三十年”之嫌，让观者顿生困惑：
从事实来看，尤其我本人作为合肥土著，合肥之所以能够成为今天的合肥，毛主席和他领导下建国前三十年的历史，是实实在在的功臣和救星。
合肥不论未来走到哪一步，回头望去，最先应该感恩的就是毛主席，而不是改革开放。
别的不说，合肥之所以能够“击败”安庆、芜湖成为安徽省会，这本身就是毛主席当年出于沿江战略意义的考虑而亲自做出部署的结果。
根据检索查阅，建国后毛泽东一共六次亲临安徽（如有疏漏，请后台指正），分别是：
1953年2月，巡视长江，夜宿安庆，考察长江防洪、南水北调、北煤南运问题，了解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
1958年8月，乘专列停靠砀山火车站，向县委负责同志询问县委工作情况、农作物生产情况等；
1958年9月，对安徽进行为期5天的视察。先后到安庆一中、舒茶公社、安徽省博物馆、芜湖造船厂、马鞍山钢铁公司视察；
1959年10月，再次视察安徽，深入群众、特别是安徽农民中间，倾听各方面意见；
1961年7月，到南方视察，途经蚌埠，听取安徽推行农业生产责任田制的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严禁包产到户！”
1965年11月，停车蚌埠，约见李葆华、李任之、王光宇等汇报工作，并询问了安徽煤矿资源情况，对安徽党政机关干部下基层以及如何开展群众工作，作了明确指示。
这其中，几乎每一次不论是否到过合肥，毛主席都一定会过问合肥的建设情况。
这里能够成为安徽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核心城市，也正是他老人家亲自拍板做出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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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9月19日，深夜，合肥市四牌楼邮电局灯火通明，前来寄信的合肥市民络绎不绝，信中说的大多是同一件事：他们见到了毛主席！
就在那一个月之前的中央政治局北dai河会议前后，毛主席到河北、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视察，陪同视察的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恰巧是安徽人，他的一句“我们家乡人民想见见您”，直接促成了毛泽东在视察合肥决定同群众见面。
9月19日，金寨路、长江路、胜利路万人空巷，二十万合肥市民不顾细雨打湿衣衫，期盼着能一睹人民领袖的风采。
下午2点15分，65岁的毛泽东身穿银灰色风衣，乘敞篷车来到蜂蛹成群的合肥市民中间，向合肥市民挥手执意。
这幅安徽历史上最经典、最传奇、最令人骄傲的场景，被安徽电影制片厂原厂长王文锡拍下，当时他受命为随行摄影师。
而这也成了他本人终身难忘的记忆。
毛主席当天还对安徽省委接待领导说：“你们不是建了一条大马路吗？那我就在路上走，跟大家见面嘛。”
随即老人家就在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希圣同志的陪同下走下了敞篷车，从稻香楼出发到三孝口后，又向东行进。
当天，一些年轻人干脆追着敞篷车跑了起来，时任安徽省公安厅厅长的邢浩并没有制止年轻人的热情。
后据王文锡的回忆：“有几个小青年就跟在毛主席车后面跑，从稻香楼跑到火车站，民警拦着说，别跑。邢浩就说：同志们，不要拦，他愿意跑就跑吧，有什么关系呢？”
这让毛主席非常赞赏。
和群众走在一起，永远是老人家最幸福的时刻。
比如包括后来1965年5月的重登井冈山结束时，沿途田埂边群众远远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留下吧！”
主席问怎么那么远，袁林当时回答：“安全起见嘛，因为也没事先通报…”，
主席就非常不悦：“这么远，我才觉得不安全！”，接又转笑招手：“过来嘛，都过来！”
在井冈山，最后会见群众达1700人之多。
1958年在合肥的几天，毛主席同样乐于同合肥市民亲切作伴，著名的歌曲《毛主席在安徽人民中间》也由此而来。
“来了，毛主席来了，毛主席万岁！”，久久回荡在安徽、也回荡在合肥的历史长河中。
那一次毛主席来到合肥，除了接见市民、视察工厂，更为重要的是就为“安徽省会设在合肥”一锤定音。
根据安徽省文史馆馆员戴健的回忆，希圣同志曾提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请主席给合肥大学题个校名，再一个就是安徽上上下下都在讨论合肥交通不便，想把省会搬到芜湖去。
毛泽东就此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合肥不错，为皖之中，从长考虑，似较适宜，以为如何？”
省会之争自此中止，虎踞皖中的合肥，从此不仅是安徽的地理中心，同时逐渐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需看到，选择合肥作为安徽省会，这需要极深刻的战略眼光。毛主席彼时看上去很“非主流”的考量（放弃芜湖和安庆），实际大有智慧。
1949年合肥刚解放时，全城只有两条街道、不足5万人口，城市规模和人口数量都不如省内的芜湖、蚌埠、安庆等。
那个时候合肥几乎没有现代工业，仅有3家小酒厂、1个铁器社、1座小发电厂等20余家小作坊，工业总产值不足747万元。
合肥的交通基础更是拿不出手，省委同志去北京开会，竟然因机场跑道太简陋、雨天无法让飞机滑行，只能被迫改乘火车从蚌埠中转，再到北京。
但出于国防安全的考虑，毛主席还是让位居省中而不落位长江的合肥成为了安徽省的新省会，这样的思路在后来全国性的大三线建设中也被证明高瞻远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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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合肥、乃至安徽全省而言，毛主席曾给予过这片土地最深重的贡献，就是1950年亲自部署和指挥的淮河抗洪大业，以及在此基础上于安徽境内掀起的“水库大坝修建潮”，将安徽纳入了集体化与工业化的版图中。
回想新中国成立之初，淮河流域发生百年不遇的重大洪涝灾害，流域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遭受巨大损失，其中合肥北部地区、整个皖北地区均为重灾区。
1950年7月20日，毛主席看到华东军政委员会关于淮河灾情的报告后，立即批示“根治淮河”的决策。
8月时，毛主席在审阅皖北灾情及救生工作意见时，不禁流下眼泪，在“被毒蛇咬死者”和“统计四百八十九人”这两个地方重重地画了横线。
之后，他连续发出三次批示、督促治淮工程早日勘测，早做计划、早日开工。
在毛泽东的决策指导下，10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发布《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确定了“蓄泄兼筹，以达根治之目的”的治淮方针，并决定将治淮委员会机关设在蚌埠市。
8月29日，皖北行署生产救灾治淮指挥部在合肥正式成立。
到那年10月，皖北行署和皖北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发布了《治淮动员令》，号召全皖北人民动员起来，“为实现毛主席根治淮河的英明指示而奋斗。”
经过一个冬春的施工，到1951年5月，淮河干支流复堤工程基本完成。
正是在淮河流域人民治淮斗争的热潮中，毛泽东发出了著名的“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这一号召直到今天安徽人民在治淮时都依然在引用和借鉴。
1951年的5月3日，遵毛主席指示，中央派出治淮视察团来到治淮工地，慰问一线人员，并将绣着毛泽东亲笔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四面锦旗，分别授予淮委和河南/安徽/江苏三省的治淮机构。
从1952年开始，安徽淮河流域人民在进行干支流治理的同时，按照毛主席的治淮规划，先后在淠河、史河上游兴建了佛子岭、梅山、响洪甸、磨子潭四座大型山谷水库，总库容达到57.4亿立方米。
在淮河两岸的湖泊洼地，又兴建了城西湖、城东湖、蒙河洼和瓦埠湖四处蓄洪区，总计蓄洪量达65.8亿立方米，初步形成了淮河中游的防洪工程体系，有效地抗御了1954年后多次较大的洪水。
对比民国时期蒋介石统治下、淮河三次爆发特大水灾（1921、1931、1938）、受灾人数逾3000万、尤其是1938年扒开花园口间接导致淮河爆洪的旧史，毛主席一手缔造的新中国则给了合肥人民、安徽人民一片崭新的淮河流域。
在安徽治淮史上，在风调雨顺七十年的事实中，毛主席的名字和身影不该从合肥的历史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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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治水，合肥的农业集体化和工业现代化，同样是在建国前三十年实现了从无到有。
对安徽农村的发展，特别是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毛主席一向非常关注。
1959年10月在视察安徽期间，老人家曾亲自前往合肥市西郊蜀山人民公社，直接深入到生产队和群众中间调研了解情况。
当时距离他发出给六级干部的纠左的《党内通信》已半年有余。
在赴芜湖视察途中，毛主席在曾希圣的陪同下到含山县长岗公社太湖大队，深入田间地头与农民亲切交谈。
当他看到旱情严重、水稻枯黄减产时，心情沉重。
得知地方干部已深入基层组织生产自救、与群众一起共渡难关时，又稍稍松了一口气：“好，这样就好。要告诉群众，困难是暂时的。”
1965年11月，在蚌埠火车站，毛主席临时搭桌开会、听取安徽省委领导人的工作汇报。
当省委第一书记葆华同志向他汇报安徽党政机关干部下基层情况时，他指示：“机关可以留三分之一的人工作，剩下三分之二要‘下去’。只有一般号召而没有具体指导，只有领导核心而不与群众结合，只到群众中去而不从群众中来，这是不行的！”
听到粮食征购情况汇报后，他又叮嘱：“你们不要调8亿5千万斤嘛，给中央少调一点。要稳，不要冒失，要‘藏粮于民’。”
当他得知安徽灾民口粮标准超过了中央规定的标准时，才放下心来，对安徽省委的工作表示了赞许。
至于合肥、安徽的工业化进程，前三十年那段辉煌的历史更是功不可没、不可抹煞。
1956年6月，合肥钢铁厂筹备处成立，这标志着合肥冶金工业的起步。
到1958年，合肥已经上马了不少具有一定规模的钢铁企业，如省委财贸钢厂（大兴集合钢二厂的前身）、省机关钢铁厂（白水坝合钢三厂前身）、安徽省钢铁厂（和平路东合钢一厂前身）。
同年7月，合肥正式宣布炼出了安徽第一炉钢水。
次年11月1日，合肥钢铁厂无缝钢管车间投产，又生产出了全省第一根无缝钢管。
到60年代末，位于合肥东郊合裕路和北郊濉溪路上的数家钢铁企业在经历了“工转农”后重新上马，组建了合肥钢铁公司，陆续组建耐火材料厂、焦化厂、钢铁研究所等。
在许多老一辈合肥人心目中，“合钢”就是一块亮闪闪的国字招牌，它是毛主席时代的一种象征，也是集体化时代一份工业追忆。
当“合钢人”，是一种荣耀，“女嫁合钢人”，更是别样的幸福。
曾经，合钢有自己的医院、自己的学校幼儿园、自己的商店、自己的电影院、自己独立的电话/公交/燃气公司，甚至成立自己的刑警队。
最鼎盛时期，合钢占地面积644万平方米，拥有员工2.4万人，资产31亿元。
曾经沧海难为水，往日辉煌过眼云，直到后来在市场经济大潮的改革冲击下，合钢被人为地贬为了历史，一度完全被人们遗忘。
一直到2017年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关于舆论、历史领域的一系列拨乱反正进一步深入，全国各地对过去历史遗产的重视才重新兴起。
2018年12月17日，经工业和信息化部认定，合钢成为第二批国家工业遗产，包括合钢核心面积4万平方米范围内的1958年原始小高炉、100立方米/314立方米/349立方米/380立方米的高炉四座，以及厂区“630”车间等，还有《合钢战讯》《合钢战报》《合钢报》、合钢老人口述史（视频资料）——都将得到保护、开发和利用。
同时，以合钢为基础的合肥工业博物馆也呼之欲出。
值得一提的，时任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苗圩同志，青年时正是在合肥求学，也是笔者的校友（合肥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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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公有制和集体化，中国绝无可能在1949-1978短短三十年的时间里完成体系初步形成完备的工业化，尤其是国防现代化和大型农村民生基建的拔地而起。
这对于合肥同样如此，在市场经济思维和私有化大潮里，肆意地遗忘过去，这是不可取的。
事实上，在纸醉金迷的GDP绚烂中，合肥人民难道没有受到过“公改私”的伤害吗？
2007年的“连环公交杀手”事件，并不算久远。
2007年5月24日的《第一财经日报》曾刊登长篇报道：《合肥反省公交民营之痛：野蛮行车5个月撞死11人》。
根据调查统计，在2007年前5个月的时间段内，合肥市公交车发生了27起交通事故，导致11位市民死亡，45位市民受伤；仅4月8日一天，就有两名市民丧生在公交车车轮下。
数据表明，2006年一年合肥市共有8人在公交车交通事故中丧生，可彼时2007年时间未过半，事故数却超过上一年。
“元凶”是什么？难道是公交车司机吗？
经过调查，公交车司机师傅们其实也是“受害者”，工作强度较之上一年突然加大，导致了不可避免的疲劳驾驶。
所以关于真正“元凶”的答案，就藏在时任合肥市建委效能建设办公室主任宋冀明的口中：“我们现在认为，过去全国各个地方，包括合肥，对城市公交进行了企业化改造，引入了民营资本，这实际上是走了弯路………”
痛定思痛之后，2007年，合肥市委也宣布了“对改革进行改革”：
① 停止招商引资，清退已进入的民营资本；
② 剥离公交集团下属的无关辅业，收回公用资金；
③ 彻底改革内部管理体制，把分公司再变回车队。
至此，合肥公交的企业化改被叫停，重新回归为国有公用事业。
民营资本的涌入，对提升GDP数字是有莫大帮助的，但是就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的许多原则性的要求而言，资本入侵国有经济系统，这永远需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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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十四年前及时踩了刹车、稳住基本盘的合肥市委，其居功至伟不得不提一人：孙金龙，合肥人民口中的“赌神”。
对于民营资本涉足城市建设，金龙同志本人其实向来是欢迎的。
2005年主政合肥伊始，他就顶着压力拆了一大批违章建筑（此处略去一万字…有印象的老合肥应都记得当年市政府门前的一众撒泼打滚），又组建了3400多个招商小分队，第一年落户项目982个，到位资金66亿。
金龙同志走上市委书记岗位的施政第一步，就是制定并实施“工业立市”战略，确立了以汽车、装备制造、家用电器、化工、新材料、电子信息及软件、生物医药、食品及农副产品加工等八大产业为发展重点的工业体系。
工业总产值的提升，给原本没什么工业基础的合肥积攒了更多家底，也为日后的“豪赌”埋下伏笔。
“在推进工业立市战略的过程中，我们把装备制造业作为一个核心产业重点发展”、“发展的问题，说来说去，还是要搞工业！”
在许多地方大员一度痴迷于金融业和地产业两个GDP大户领域的时候，金龙同志对于工业的执拗，日后得到了时间的肯定。
依靠“创新驱动”和“工业立市”，合肥进入了长达十几年的黄金增长期，成为一匹不断逆袭的黑马：从2006年至2016年的十年间，合肥是中国省会城市中经济增长最快的城市之一，经济总量先后超越太原、南昌、昆明、石家庄、长春、福州、哈尔滨和西安八大省会。
也正是在前文提及的交通惨案频发的2007年，金龙同志亲自挂帅、组建市委谈判小组，拿出全市1/3财政“争夺京东方”。
那一阶段，格力、长虹、美的全部落户合肥，如今已是佳话。
2012年，金龙同志离任安徽的前一年，英国《自然》杂志发布报告：“合肥的基础科研实力已经超过了南京和香港，位列中国第3，仅次于北京和上海，是‘二线的城市，一流的科研’。”
但饶是如此，2007年面对合肥一系列交通惨案，一向自诩“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成长起来的”金龙同志，还是对民营资本插足公共交通做出了指示，扭转了合肥街头“杀人快车横行”的乱象。
2013年4月，金龙同志离开了从政十年的安徽，由安徽省委副书记同岗转战湖南省委，不少合肥市民泪目相送。
履新湖南后，金龙同志第一时间专程来到毛泽东主席的故乡韶山，给毛主席铜像献花。
一个月后，金龙同志携湖南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又声同志，来到湖南第一师范学院，专题调研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项目建设情况。
“毛泽东同志曾在这里学习、生活、工作了近八年，项目负责单位一定把工程建设视作重大任务和光荣使命，在保证质量、安全的前提下，加快项目建设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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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人是懂得感恩的，是记得毛主席的好的。
前文所述的1959年10月毛主席视察蜀山公社，为了缅怀主席，原郊区蜀山公社于1977年建成了“毛主席视察蜀山公社纪念馆”，面积不大，但装修非常用心。
然而，80年代中期由于“改革”的要求、经济效益的追求，该纪念馆被强行改成了加工厂，用作生产车间，里面的展品也渐渐散失……
2000年，井岗镇蜀山社居委出资买下了全部房产，用作社区干部办公用房。
2009年，蜀山社居委迁址，原纪念馆一部分又出租作仓库，另一部分完全闲置。
但同样是那一年的11月21日，第四届全国毛泽东纪念馆联谊会在湖北武汉开幕，全国30多家毛泽东纪念馆、红色旅游景区领导和专家共聚江城。
中国民主促进会安徽省委委员、合肥市政协副秘书长韩一民，在武汉公开呼吁：“如今，全国各地有几十家毛泽东纪念馆。合肥作为毛泽东两次视察过的地方，出于红色旅游和对青少年教育考虑，可以建立毛泽东视察合肥纪念馆。”
韩委员认为，建立毛泽东视察纪念馆，不仅是恢复蜀山纪念馆，而是将毛泽东视察蜀山公社纪念馆的外延扩大，内容应当比原来更丰富。
他的提案建议：“毛泽东视察合肥纪念馆，不必在原有的“毛泽东视察蜀山公社纪念馆”原址复建，因为长江西路高架桥在此落地，馆前车水马龙，不利于旅游线路组织。可安排在现代农业示范园附近。这样，在合肥西部，既有大蜀山景区(如开福寺、烈士陵园等)、科学岛、农业示范园等原有景点，又有纪念馆这一新亮点。”
只是，回复寥寥。
新贵翩翩多忘事，旧人白头难舍尘。
2013年12月，正值毛泽东主席诞辰120周末前夕，新华社深入合肥采访了一位叫陈德年的老人。
时年77岁高龄的陈德年是安徽省合肥市一名退休美工。
1993年退休后，他开始尝试用炭精在丝绒上作画，而创作的主题只有一个——毛主席。
在陈德年与老伴居住的4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有一间近20平方米的客厅储藏着他20年来创作的200多幅毛主席的肖像画。
闲暇之余，陈德年还会创作以毛主席为主题的版画，“画到今年我已经完成了120幅版画。”
当有人问老人“能卖出去吗？”老人曾淡淡回答：“现在人都不看毛主席了…嗯……我就是画给我自己啊，我想毛主席啊。”
跋
十年奋进的合肥跨入万亿俱乐部，这是值得庆贺的喜事，但也不要被蓬勃虚幻的「商品经济」给蒙蔽双眼。
大宋经济发达、百姓莺歌燕舞，但亡国只在朝夕之间。
更不要一切都“唯GDP论”，如果论GDP，大清朝在1840年时GDP是全球第一。
1952年时，我国工业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产值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被毛主席那一代领导人彻底翻覆，工业占到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仅占28%了。
1949-1976的27年时间，新增铁路营运里程23662公里，总里程达到46300公里，粮食产量增幅达142.4％，油料产量增幅达61.6％，国民平均寿命增长30岁。
安格斯·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用长期数据显示：“新中国建立后的1950-1973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美国经济增长速度的1.27倍，是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的1.02倍，这些为此后中国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没有合肥的前三十年积淀，就没有合肥的后四十年崛起。
2013年1月5日，领袖曾在最高场合明确指示：“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
这从此成为了各省市各级党委在回溯历史时不可动摇的铁律，合肥等新晋在新时代取得历史性建设成就的城市，同样不能置若罔闻。
我是合肥人，我为合肥在新中国的历史感到骄傲——为整个七十余年完整的历史，感到骄傲。
吃水不忘挖井人，翻身不忘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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