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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琅:周树人周作人之家事与家财

2018-05-18 17:01:50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刘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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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在八道湾住的时候,初时每月工资不欠,比周作人还多,又忠心耿耿的全部交出,兼以向朋友告贷,这样的人,在家内开支是一个得力助手,要得的。后来开始欠薪,加以干涉到人事方面,就妨害了主人的权威,讨厌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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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鲁迅搬走了,用鲁迅自己的话说,“是被八道湾赶出的。”从日记看出:1923年的7月3日还“与二弟至东安市场”等处,7月14日就写着“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的话。到7月19日“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在周作人亲自送来的一封信,外面写“鲁迅先生”,信里面除了同样的称呼以外,开头的一句是“我昨日才知道……”,从这几个字毫无疑问是听信别人之言了,鲁迅要追问情由,然而周作人毅然不顾。

  周作人自己的态度到底如何呢?事后听鲁迅分析事情的经过说:“周作人曾经和信子吵闹过,结果她闹得比他还凶。自此周作人考虑到,要对家内求得安宁,就得把阿哥牺牲也在所不惜,二者相权,是较为得计的。”但现在阿哥又可以卖钱,写写阿哥的事情也可以投机,就吮吸死人也可以营养自己的身体了。如其说对阿哥怎么怎么好,那是蒙蔽世人的诡计,天晓得究竟是怎么回事。

  鲁迅在横逆忽来之下,带着连日患着的齿痛,到8月2日搬到砖塔胡同去暂住。这期间,又带病看屋,另找住处,接着母亲又生病起来,又陪去看病。到9月24日,鲁迅真个病起来了,24日记着“咳嗽,似中寒,”第二天又记“夜服药三粒取汗”,到10月1日“大发热,以阿思匹林取汗,又泻四次。”但一样的去讲课,10月8日又记着“以《中国小说史略》稿上卷寄孙伏园,托其付印”,自后一面仍教书、看屋、诊病,到11月8日才记着“夜饮汾酒,始废粥进饭,距始病时三十九日矣”。到了1924年,鲁迅经过脅痛,校医云是轻症肋膜炎。3月间,似乎是在“闲居养病,虽间欲作文亦不就。”但到4月的日记,除日常工作外,又看到“寄季巿以《小说史略》讲义印本一束,全分俱毕”的完成另一件工作告诉朋友。在又一次的“看屋”“修理”,经营复经营之下,于1924年的5月25日“星期晴晨移居西三条胡同新屋”,在日记中作一记录。

  到了6月11日的日记是“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詈骂殴打,又以电话召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这廖廖数语,亦可臆测大概。其实更有甚于此的,据鲁迅述说:见他们的气势汹汹,叫朋友帮忙的态度时,鲁迅就说:这是我周家的事,别人不要管。张、徐就此走开。而周作人竟拿起一尺高的铜香炉,正朝鲁迅头上打去,又经别人抢开,才不致打中,这时候又数说了许多不是处。鲁迅当时就答说:“你说我许多不是,我从在日本起,因为你们两人每月只靠留学生的一些费用不够,才回国做事帮助你们的,这总算不错了罢!”当时周作人一挥手(鲁迅学做出手势)说:“这以前的事不算!”就这样闹开了。

  后来鲁迅被赶出八道湾之后,常常感叹地说:“我幸亏被八道湾赶出,生活才得有预算,也比较的不愁生活了。”鲁迅经常自己借债维持整个大家庭的开支,如果节约一些,不是免得多向外借一些吗?有时借款是辗转托之他人,向银行纳高利贷来的。在这里我就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毕生为了他哥哥还不完的债的艰苦生活情况,觉得世界上真有这样的老好人,在中国算是无独有偶了。据鲁迅当时所想的也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相类似,他说:“自己负担轻,他们需用,就交给他们用好了。”鲁迅除了负担八道湾绝大部分家用之外,连日本人信子们的父亲羽太家:每月家用的接济,儿子重久三次到中国和在日本不时的需索以及军营的所需费用,及第三个女儿福子的学费,也都是由鲁迅每月收到工资,即行汇出的。

  有时茶余饭后鲁迅还会很随便,很自然地感叹出自己所遭遇的经过。他很凄凉地描绘了他的心情,说:“我总以为人不要钱总该可以家庭和睦了罢,在八道湾住的时候,我的工资收入,全行交给二太太(周作人之妇,名信子),连周作人的,不下六百元,而每月还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借到手连忙回家。又看到汽车从家里开出,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带走呢?”原来家内人不断的大小轻重的生病,都常常要请医生到来,鲁迅就忙着应付这些差事。从没有计算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那么他们每月收入有六百上下(鲁迅三百,周作人二百四十),稿费在外,都哪里去了呢?鲁迅说:“她们一有钱又往日本商店去买东西去了,不管是否急需,都买它一大批,食的、用的、玩的,从腌罗卜到玩具,所以很快就花光了。又诉说没有钱用了,又得借债度日。”有似帝国主义者榨取剥削的态度,她们的心向着日本,要照顾日商。中国人的家庭,她是以奴役者的姿态出现的。他们用一个总管叫徐坤的,这人精明能干,什么事都可以妥托。如周作人父子共有三部黄包车,那包车夫的聘请和工资都经徐坤的手,连周作人买双鞋子,订造件大衣,都是由徐坤叫人来做,这就可以有大笔的从中取利的机会,这是旧北京人的老习惯,人所共知的。不但如此,徐坤的家眷,就住在比邻,只隔一道低矮的墙头。鲁迅住在头一进的外屋,每天上班前就会亲自看到徐坤从墙上把食用物品从墙头送出。鲁迅看得多了,有一次就向管家的二太太说出这不平凡的寄生生活情况。信子把徐坤叫来,不是责骂徐坤,而是说:你为什么要给他(指鲁迅)看见。意思是这些事可以做,就是瞒过鲁迅好了。

  有一回小孩在窗下玩火,几乎烧起来,被鲁迅发觉很紧张,认为应该训戒,她们听了很不舒服,仿佛玩火也不要紧,只要不被鲁迅看见好了。在鲁迅呢,艰难缔造的新居,是经过无数心血,花了无可计量的精力才得完成的果实,自然珍视。就一般人来说,也没有看到孩子玩火而不加禁戒的。她们别有脏腑的行动,鲁迅哪里料想得到。也许这些日常琐屑,正为进谗资料,而周作人视而不见,惟整日捧着书本,其他一切都可列入浪费精力和时间之类的处理生活方法,也做成日积月累的意见不同处。鲁迅还提到周作人时常在孩子大哭于旁而能安然看书的好气量,他说,“要是我就不能够做得到。”

  周作人的人生哲学另有一套,他知道了徐坤的贪污后,向人表示:如果换掉徐坤,要他自己去办身边事务(如自己衣着之类),就要减少许多看书的时间,划不来的。所以他不是不知道徐坤之坏,而是坏之中能解决他的问题就好了。其实还是好逸恶劳的旧知识分子的态度,专门剥削别人的劳动,对鲁迅也如此。鲁迅的辛苦经营,他哪里体会得到呢。

  这不是冤枉他的,有事实为证:人们只要翻开鲁迅日记,在1919年,鲁迅奔忙看房子,最后找到八道湾,后又修理房子,隔天去监工,又接洽警局、议价、收契等等费了无数心血,又四处奔走借贷,甚至向银行纳短期高利借款,大约除了绍兴卖祖屋千余元之外,全部共四千金之谱,到诸事略备了的时候,周作人才回到北京,全家逛完农事试验场园之余,才坐马车来看新屋。这之前,周作人干什么去了呢?他这年三月间就从北京大学请了假,全家去日本游玩去了,中间回来北京,过不几天又去了。直到新屋成交之前,鲁迅先行另租了几间房子,粉刷好了,备办了家具,一批人,包括周作人家属和日本小舅子重九才浩浩荡荡的重回到北京。若说周作人也曾费过劳动力了,确也是的,就是去了警局一趟领回房契一张。大约这就是他留出时间、精力写作之故罢,然而跑向日本,难道不花精力与时间吗?

  关于这张房契,也有一段故事:鲁迅不自私,原来立房契之时,他如同写文章用兄弟的名字一样,也要写上房主是周作人的户名,但经教育部的同事劝说才用了周树人的名字,后来把鲁迅赶出八道湾。周作人原先绍兴卖祖居时就想分掉了款项花用,被鲁迅坚持再买回房屋在北京,以便他们大家至少有地方好住而打破了他的计划。这原是为他们设想的好意,但见钱就花,从不计较长远的周作人是不管这些的。这时又故态复萌了,要把八道湾屋也卖掉。风声传到鲁迅耳里,说:“卖掉是可以的,不过我也得分一份。”这时鲁迅就想起了教育部那一位同事的预见了,用了周树人的户名不是那么容易卖掉,鲁迅活一天,就得等候他首肯签名才能变卖。这事才搁置了廿多年,待鲁迅在上海逝世了,周作人做了汉奸,煊赫一时,他就把房契换到他自己名下,算是他的。则照例就该没收归公。但政府的宽大,成了他窃据的便利,这是后话。亦可解答一部分人的意见,以为他们兄弟不和之原因所在,是物质关系。

  鲁迅搬出之后,从此信子就更加跋扈,另一方面自然就是周作人更加迁就。那么友爱的兄长都可以牺牲了,其他自亦不在话下。经过这样并不光彩的斗争而向信子软化的结果,进一步就是向敌人投降,国事、家事都一样。从这条路线追寻下去,鲁迅说:“她们(指日妇们)刚从日本归来,住在绍兴,那里没有领事馆,她们还是处在中国人的圈子里,发脾气撒泼起来,至多装晕死过去。有一回她的兄弟重久在旁,拆穿她的装腔作势,说不要理她,自己会起来的。这才把长久吓得家里人对她死过去束手无策的戏法拆穿了。待一到北京,她就跑日本领事馆,事事请教日本人,一有风声鹤唳,就扯起日本旗。”她们唯恐日本不侵略中国,日本来了,她们有好处。周作人的连处理家务也怕麻烦的性格,眼前利益又使他迷失了方向,既可做高官(伪),又有厚俸,更兼妇人的自动投靠促进,于是一拍就合,把民族利益轻于个人利益而落得个汉奸收场,这是他们兄弟二人各殊行径的大分野。

  话又说回来,兄弟失和之后鲁迅虽然在上海,但每每说“周作人的文章是可以读读的。”他的确是这样,不因为兄弟的不和睦,就连他的作品也抹煞。每逢周作人有新作品产生,出版了,他必定托人买来细读一遍,有时还通知许一同读。如1928年9月2日,日记上也曾记着:“午后同三弟往北新书店,为广平补买《谈虎集》上一本,又《谈龙集》一本”。又1932年10月31日,买“周作人散文钞一本”。这可见他的伟大襟怀,在文学上毫没有因个人关系夹杂私人意气于其间,纯然从文化上着想。

  据鲁迅分析:“三一八”惨案发生以前,周作人的态度还是好的,是和大家一致向黑暗势力作斗争的,因为并没有直接威胁到他的生活。待到1926年9月女子文理学院又第二次被任可澄教育总长同林素园校长率有警察厅保安队及军督察处兵士四十左右,驰赴女师大,武装接收(见《华盖集续编》),到校硬指徐某为共产党,眼看当场又想捕人的时候,周作人考虑到切身利害,不敢再斗下去了。曾在《语丝》96期《女师大的命运》那篇文章上,岂明(即周作人)说:“经过一次解散而去的师生有福了。”其意即指留下的人是不幸的。不幸而要幸,流亡生活又不舒服,则惟有朝着当权者的旨意行事,则不难设想:谁当权就顺从谁,个人目前既得温饱,又免于政治(汉奸霸占的局面)的迫压,事后还可以打扮自己为入地狱的菩萨,总胜落入日本人之手一筹,以告无罪于人的苦心撒谎话,冀求人们谅解以自解嘲,终至于其所行为,前后判异。以与鲁迅的骨头最硬,绝不妥协的精神迥异。一则只顾个人,一则全为大众,距离稍异,总账则悬殊实甚,真可谓履霜坚冰,其来有自了。有时鲁迅又会意味深长地说到自己:我幸而跑到南方来,看到、学到许多有意义的教育,如果仍留在北京,是不会有那么些东西看到的。但周作人却对人说;“我不到南方去,怕鲁迅的党羽(指左联的人们--作者)攻击我。”黑暗的土拨鼠是见不得光明,就自在瞎说。(许广平《回忆录》笔记)

    本文原载:百韬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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