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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简史:这副又硬又韧的骨头

2018-10-10 09:44:30  来源:南风窗  作者:李少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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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声的中国,何处秋声破寂寥。

  1881年9月25日,一声婴啼。绍兴新台门周家新添一名男丁,赋名周樟寿,字豫才。

  后来,他叫鲁迅。

  不知道前一个名字的人不少,不知道后一个名字的人不多。

  鲁迅。

  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是在1918年5月的《新青年》,一篇叫《狂人日记》的短篇小说下面。

  这是一个专门用来发出洪钟般巨响的名字。

  无声的中国,从此有了一个震耳的声音。周樟寿是一个人,而鲁迅则是一副骨头,又硬又韧的骨头。

  朋而不比,周而不党。在众人沉睡的铁屋里,放声呐喊;在千夫所指的旷野中,荷戟彷徨。

  毛泽东说,“鲁迅先生没有一丝奴颜和媚骨”。

 

  从周樟寿到周树人

  他生于忧患,长于幻灭。

  出生时,《南京条约》早已签订,京郊五园已是一片焦土,同治中兴和洋务运动仍在持续,中法战争的脚步已渐近。

  十几年后,甲午战争将宣告一切改良的破灭。

  书香门第周家,最后一位士大夫是爷爷周福清。生性桀骜但“晚节不保”,为了家族前景,晚年的周福清遂行科举贿赂,事发拿问,被判处“斩监候”。

  父亲周凤仪,就在此时得了重病。

  绍兴的名医都来看过,开出了各种古怪的药方,药引有“秋天的桐叶”“经霜三年的甘蔗”“同穴的雌雄蟋蟀”。年幼的鲁迅在野地、当铺、药店、三味书屋之间疲于奔命。

  为了逃避牵连,一家人流离星散。“闰土”的友情和长妈妈的故事,都成美好的过去。

  周樟寿被安排到大舅舅家,受尽冷眼,被视为“乞食者”,连下人都看不起他。后来他对学生回忆说:“从前人们看我像是王子一样,但是后来又看成叫花子都不如了。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人住的社会,于是从那时候起,我就痛恨它了。”

  父亲终究还是病死了。孤儿寡母,被同族欺凌。他向来尊敬的长辈,在利益面前变得面目狰狞;他抱有好感的邻居,造谣生事让他深陷窘境。

  《阿Q正传》的原型,已在早年的经验里塑就。

  他决意要离开了。1898年,戊戌年,他进入南京水师学堂。学堂官员周椒生,是他的爷爷辈,身为学官,却对所在的洋务学堂十分蔑视。他说,豫才,你改名吧,出于书香门第却来当兵,若用宗谱名号,辱没祖先令誉。

  从那以后,周樟寿改名周树人。

 

  战士的诞生

  周树人很快转入了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并在1902年公派日本留学。

  在江南班,他第一个剪去了被西洋人称为“猪尾巴”的辫子。政府派来的“监督”姚文甫雷霆大怒,要对他严加制裁,遣送回国。

  偏在这时,姚文甫通奸事发,被周树人的同学、《革命军》的作者邹容等人捉住,一剪刀去掉“猪尾巴”,悬在厅堂的房梁上,日日示众。

  回国的是姚文甫,周树人继续留学。

  在他的周围,有秋瑾、邹容、陈天华、陶成章、徐锡麟、钱玄同、许寿裳……还有他的老师章太炎,以及不断争执的康有为、孙中山。

  在精神上包围着他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则有赫胥黎、卢梭、尼采、托尔斯泰……

  赫胥黎介绍的进化论思想,卢梭的自由民主、天赋人权,尼采个人主义的“超人哲学”,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构建着未来的鲁迅。

  对于他喜爱的著作片段,周树人往往能背诵如流,比如《天演论》的开篇。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之时,此间有何景物……”

  挚友许寿裳回忆,那时的周树人,每天都在思考着三个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

  这也是他一生的思索,以及战斗的指向。

  他总结,中国历史只在两种时代里循环往复:“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他希望有第三种时代出现,这一时代,在他留日期间所写的《文化偏至论》中,称之为“人国”。

  1904年从弘文学院毕业后,周树人选择了学医,去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碰到了他的藤野先生。

  综合亲友的回忆,他学西医的动机大约有三个。一是儿时父亲生病的经历让他对中医不再信任,二是他寄希望于西医的手术可以矫正中国妇女被摧残的小脚,三是西医和日本的自强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藤野先生是一个尊敬中国文化的学者,也很喜爱他的中国学生周树人。可惜,周树人学至半途就要退学。因为课堂上一组幻灯片展示的中国人被杀头的场面,周树人受到了强烈的刺激。他看到那些围观的同胞,脸上没有愤怒也没有哀伤,“一个个木然无所表示”。

  他知道,任何高明的医学也救不了这样的人,因为从存在的价值上,这并不能算作真正的人。在当时的日本,报纸和广告上,都把中国人称为“动物”。

  于是,他决心从事文艺。中国人之病,不在身体,而在精神。

  在日本数年,他看到了一个事实:日本的维新成功而中国的维新失败,很大程度上与民族性格—国民性有关。

  他国的生机让他震撼,而本国的死寂令他神伤。在送给许寿裳的一张照片后面,他写下了一首诗,概括着那时的精神冲突: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这首诗里,是他的一生。这一刻弃医从文,一个战士诞生。

 

  鲁 迅

  1909年6月,周树人归国。

  先回到浙江,在杭州教书,在绍兴办学。辛亥革命,他热情高涨,为了捍卫革命,甚至领着学生手持刀剑走上街头。

  然而在这段时间里,他看到的是《药》的愚昧,是《孔乙己》的悲凉,是《阿Q正传》里的精神醉虾、自私自利和新旧勾兑。

  意气风发的同乡加同学—鉴湖女侠秋瑾,1907年血洒绍兴古轩亭口,但泱泱中国,依旧寂静无声。

  没有人知道英雄洒出来的是碧血。在后来的小说《药》里,碧血只是用来涂抹一个据说可以治疗肺痨的馒头。

  辛亥革命成功,但在成功之后,他的朋友陶成章死了、范爱农死了,这些年轻的激烈者、温和者都归于黄土,而中国并未看到多少改变。

  血,也泼不醒睡着的人。

  “约翰·穆勒说,专制使人变成冷嘲。而他不知道,共和使人变成沉默。”

  周树人深深感受到个人的无力。1912年,他随教育部迁至北京,数年里耽溺于古籍、金石、佛经。

  1917年8月,钱玄同找到了周树人,希望他扔掉那些古碑抄本,起来“做点文章”。于是发生了一段著名的对话。

  周树人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去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痛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钱玄同答:“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子的希望。”

  于是周树人起来了。

  次年5月,《狂人日记》在《新青年》发表,“鲁迅”横空出世。

  他假借狂人之口,高声呐喊:中国是一个吃人的民族,我们在被吃的同时也一样吃人!

  这是中国现代小说的滥觞,而它一旦出现,就成为了一个令人仰望的高峰。

  此时,新文化运动正在展开,传统与现代的斗争,藉由愚昧与科学、专制与民主的论辩,狼烟正浓。

  以“文白之争”为前导,新式知识分子集结火力,打击国粹派,张扬新思想。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蔡元培、周作人、钱玄同……新文化运动的一众干将,纵横恣肆,慷慨激昂,支撑起一派轰轰烈烈的革命气象。

  正如西方启蒙运动召唤了法国大革命一样,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这是一次真正的觉醒。

  《新青年》不久就因内部分裂而解体,但鲁迅的写作经它诱导出来后,已经不可收拾。1921年12月,《阿Q正传》这部整合了几乎所有国民“劣根性”的中篇小说在《晨报副刊》连载。

  人人都在猜测作者“巴人”是谁,人人都认为小说是在映射自己,脸上火辣,心中愤恨,却假装若无其事。

  那些小说,到今天仍然熠熠生辉。

 

  越来越深的黑暗

  鲁迅,你心目中的理想世界是什么样子?

  他不回答,因为他几乎从不描画未来。

  “城头变换大王旗”,对专制政治的反抗固然是他的重要行动,但他始终坚信,深入揭露和清除民族文化里的污秽,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历史任务。

  他说,中国社会就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去什么东西,结果都变成了漆黑。染缸不打破,中国没有希望。“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

  历史按照他的预言在进展。

  共和没有带来更好的社会,袁世凯复辟,禁绝言论;北洋政府把手伸向学术,在学校里玩官僚专制。一些文人学者被豢养起来,以上流社会的优裕嘴脸,蔑视一切大众的权利与抗争。

  政治的压制越严酷,社会的抗争也越激烈。

  用小说思考中国无疑更为从容,但身在旋涡的人无法从容。现实迫使鲁迅日渐转向了“杂感”—一种最直接、有力地对现实发声的文体。

  也正是这种被称为杂文的文体,让鲁迅拥有了越来越强大的战斗力。

  他是一个天生的思想战士,只要有纸和笔,加上一卷纸烟,独自一人就能力抗一整个集团势力。

  在和现代评论派陈西滢、徐志摩的论争中,他以一己之力直打得对方发文求饶,呼吁“带住”。而他却说:“我还不能带住。”

  他是一个“火鸦”,无论去到哪里,放火烧社会,也烧自己。唯有在战斗中,他才能感知到自己的能力和自己的存在。

  然而笔墨终究无法对抗枪弹。

  1926年,刘和珍、杨德群等女师大学生在“三·一八惨案”中被段祺瑞执政府杀死,鲁迅被通缉。

  悲愤之余,他在《记念刘和珍君》里写道:“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三·一八”这一天,被鲁迅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但后面的经历,却证明这一判断过于乐观。

  1926年9月,他受朋友林语堂之邀南下,到厦门大学任教。1927年1月,又辞职离去,经孙伏园牵线转到广州中山大学。

  南下的鲁迅是怀着憧憬的—因为领略够了北洋政府的黑暗,他的南行带着寻找光明的意图。

  南方的革命策源地,应当别有一番气象罢。然而厦门的4个月,带给他的是寂寞和厌恶,广州的8个月,经历的则是彻底的幻灭。

  初到广州时,北伐正酣,革命气氛浓厚。在黄埔军校演讲时,他还不自觉地流露出对革命的乐观。

  “我一向只会做几篇文章,自己也做得厌了,而捏枪的诸君,却又要听讲文学。我呢,自然倒愿意听听大炮的声音,仿佛觉得大炮的声音或者比文学的声音要好听得多似的。”

  一段时间里,鲁迅认为“文学无用”,“改革最快,还是火与剑”。

  随后发生“四·一二政变”,一大批原本的同志—共产党员被屠杀。清党运动中,中山大学一些学生被抓走。鲁迅试图动员学校高层组织营救无果,愤而辞职。

  革命,革命。

  半生追寻革命,但鲁迅发现有的人“革命”喊得越响,天色就变得越黑暗。即使北洋军阀,也从未敢像号称“革命”的国民党那样地杀人。

  这一年,他创造了一个新名词叫“可恶罪”—先因为被人认为“可恶”,这才终于犯了罪。“凡为当局诛者皆有罪。”

  后来鲁迅曾对斯诺说:“民国以前,人民是奴隶,民国以后,我们变成了前奴隶的奴隶了。”

  “阿Q现在在管理着国家哩。”

  整个1920年代,如果说鲁迅在人生中收获了什么真正的喜悦,也许就只有和许广平的爱情。

  许广平是广州人,因抗拒包办婚姻,远离乡土,先到天津再到北京,入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成为鲁迅的学生。曾经她是和秋瑾一样的热血巾帼,主张以暗杀推动革命,在写给鲁迅的信中,有一段话可谓豪气干云。

  “仗三尺剑,杀万人头,饮千盏血,然后仰天长啸,伏剑而殉。”

  1927年10月,鲁迅携许广平离开广州,前往上海。

 

  鲁迅死了吗?

  在上海等着他的,是另一种过去不曾应对过的局面。

  在思想和行动上,鲁迅一直是不断革命的,他离开广州,是满怀着对牺牲的革命者的同情和对“独夫”“屠伯”的义愤的。

  但一到上海,面对的却是创造社、太阳社一群“革命文学”青年的群起而攻。郭沫若、成仿吾、冯乃超、李初梨、蒋光慈、钱杏邨、彭康……

  一拥而上。

  “以趣味为中心”“蒙蔽一切社会恶”“对于社会认识完全盲目”“故意的歪曲事实”“麻醉青年”“老头子”“阴阳脸的老人”“文坛的老骑士”“中国的堂吉诃德”“反动的煽动家”“梦游的人道主义者”“最丑猥的个人主义者”……

  无数的帽子飞了过来。

  他们宣布,“阿Q的时代已经死去”,“鲁迅也死了”。

  鲁迅对于这一波攻击是莫名其妙的,而因其原因复杂,至今也难以一言定论。

  在当时的文坛,骂鲁迅是一个很好的扩大影响的办法。在广州时,中山大学学生筹备出版刊物,希望鲁迅为创刊号写文章,这样可以增加销量,支持刊物的可持续运转,鲁迅就说:“你们可以写文章骂我,骂我的文章,销路总是好的。”

  鲁迅不怕战斗,害怕的正是缺少战斗的对象。

  五四过后一片沉寂,他就写过“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在所谓“反省五四”的调调下公然怀念战斗的激情。在广州,有人约他写文章,他则表示因为生活过于平静,没什么可写。

  创造社和太阳社的挑衅,唤醒了他的孤傲和好斗。

  “我倒觉得有趣起来,想试试我究竟能够挨多少刀箭。”

  在创造社和太阳社成员成批发表的文章中,充斥着革命浪漫主义的空洞口号,对鲁迅的攻击也非常浅薄,令他倍觉孤独。

  1928年5月4日,他在给章廷谦的信中说:“大家拼命攻击,但我一点不痛,以其打不着致命伤也。以中国之大,而没有一个好手段者,可悲也夫。”

  “革命文学”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但回看文章往来,鲁迅显得更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他在“革命”再次幻灭后获得的新的理论修养。

  他认为这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其实不懂马克思主义,于是在几个回合的交手之后,干脆转而译介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著作,以此表明态度。

  正因认清了空洞口号的大而无当,后来他曾对冯乃超讲过一个故事:一个农民每天挑水,一天突然想,皇帝用什么挑水呢?一定是用金扁担!

  所谓“无产阶级文学”,从作者到受众,他都看不到影子。

  1930年,为了要成立左翼作家联盟,“革命文学”缓和了对鲁迅的口气,鲁迅也和其中的一部分人冰释前嫌。

  比如,其中攻击最烈的冯乃超,因其展现的真诚忠厚,鲁迅马上就放下了一切恩怨。

  鲁迅对左联倾注了热情与心血。

  过往加入或“被加入”的社会组织,他都很少参加会议和活动,而左联的会议和活动他基本上从不缺席。

  然而这样一个政治意味浓厚的组织,从根本上说也不适合鲁迅的性格。内部的派系争斗、“由同志从背后射来的冷箭”让他不胜其扰,也更感到灰暗。

  这样的日子构成了他最后的人生。

  但也有慰藉。身为“左联盟主”的鲁迅,在上海的日子与中国共产党人有了频繁的往来。冯雪峰、胡风、冯乃超、柔石都是他的好友。

  柔石是一个忠厚纯洁的青年,他的牺牲让鲁迅疼痛得无以复加。正如林贤治先生在《人间鲁迅》里写的那样:“浩瀚的心海顿时呜咽起来……”

  共产党人中,和鲁迅交情最深的是瞿秋白。高层领导人,他早年就和陈独秀、李大钊并肩作战,后来又接触过李立三,但真正引为知己的只有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以,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这一幅字,就是写给秋白的。

  共产党人中,对鲁迅评价最宏大而深刻的是毛泽东,但最知心的则仍是秋白。他说,鲁迅是莱漠斯,是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是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绅士阶级的贰臣。他诅咒自己的过去,竭力地要肃清这个肮脏的茅厕。

  1935年,秋白也被杀害了。

  鲁迅的一生,是“忍看朋辈成新鬼”的一生,陈天华、徐锡麟、秋瑾、陶成章、范爱农、刘和珍、杨德群、毕磊、柔石、杨铨、瞿秋白……“耳际频闻故人死”。

  柔石死后,鲁迅写:“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杨铨死后,鲁迅说:“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他至死都保持着战斗的激情,从未改变过自己的立场。当胡适、林语堂、周作人等旧日战友都纷纷在思想和文字上变得面目全非时,鲁迅仍然是鲁迅。

  1936年10月19日上午5时25分,鲁迅逝世。在当局的严密监视下,上海滩万人送行。

  众多挽联中,女性胡子婴的一对,最为平实而真挚:“国家事岂有此理,正需要先生不断咒骂;悲痛中别无他说,只好劝大众继续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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