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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思想辉煌的终止

2017-06-30 11:39:26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synb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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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秦思想辉煌的终止(上)

  先秦诸子百家思想辉煌时期随着秦统一而光芒衰退,到汉武帝时彻底完结。它的时代逻辑是:新兴的阶级在他没有获得现实的主导统治力量时是革命的,需要发散的思想打破统治阶级的固有思想优势。在推翻奴隶社会统治,扫除残余力量形成全国统一后,他开始变得保守,怀疑狭隘,唯恐发散的思想会破坏统治。

  秦始皇焚书坑儒发生在统一后,先不论他的起因,对错关系,从时间上看就可看出问题。这些书和人是统一后才一起到秦的吗?显然不是,为什么以前能容忍,现在不能容忍了呢?

  秦始皇和他的祖先都是实用主义者。维护统治扩大疆域需要思想家,而思想不能遗传获得,落后的疆域经济又提供不了先进的思想家,土产不足就得进口,这就是秦国广泛吸收六国和中原人才的背景。中原地区由于习惯了农耕经济,没有那种落后需要追的紧迫感,对人才就没有秦国重视。

  卫鞅听说秦孝公在国内发布求贤令,携带李悝的《法经》投奔秦国,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见孝公。商鞅第一次用帝道游说秦孝公,孝公听后直打瞌睡并通过景监指责商鞅是个狂妄之徒,不可任用。五日后,商鞅再次会见秦孝公,用王道之术游说,孝公不能接受并再次通过景监责备商鞅。商鞅第三次会见秦孝公时用霸道之术游说,获得孝公的肯定但没有被采用,但商鞅此时已领会孝公心中的意图。最后商鞅见孝公时畅谈富国强兵之策,孝公听时十分入迷,膝盖不知不觉向商鞅挪动,二人畅谈数日毫无倦意。景监不得其解,向商鞅询问缘由。商鞅说秦孝公意在争霸天下,所以对耗时太长才能取得成效的帝道、王道学说不感兴趣。这段故事足以说明统治者也是势力眼的实用主义者,商鞅头脑中有多家思想,只有法家思想为秦孝公取中,这个见效快。​

  司马迁:鞅去卫适秦,能明其术,强霸孝公,后世遵其法。​

  ​李斯: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富,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附。

  ​秦惠文王(公元前356—公元前311年),一称秦惠王,嬴姓,赵氏,名驷,秦孝公之子,公元前337—前311年在位。秦惠文王年十九即位,公元前325年“公”称“王”,并改元为更元元年,成为秦国第一王。秦惠文王当政期间,北扫义渠,西平巴蜀,东出函谷,南下商於,为秦统一中国打下坚实基础。嬴驷取得重大政绩的关键,他不仅重用嬴华、异母弟公子疾等秦人,也重用了大量的外籍能臣。诸如公孙衍、张仪、魏章、司马错等魏人都能为嬴驷重用。

  ​以宗室多怨,诛杀卫鞅。还在于商鞅变法时羞辱了当时的太子后来的​秦惠王。这时秦国人才多了,初上台政权不稳,有人诬告,还有宿仇,这工具有了丢弃的价值,商鞅就成了手纸。汉代晁错也是一张手纸。封建统治者都是自私自利者,他们的正义和真理就是维护统治,其余的是非观念都得服从这一关键问题。​

  当我们理解了这一点,就理解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做法。这时不须千金买马骨,吸引人才,除了他屁股下骑的法家这匹马,其它都是多余的马匹,宰杀了也不影响他的大业。思想家多了对于他来说只能造成混乱,以他自己为中心,最好的办法就是专制,一切人顺从他的意志。单就这事本身去评价对错,对我们有什么教益?​

  法家思想的核心:人都是自私的,用严刑酷法勒制草民的行为,让他们循规蹈矩。秦统一后,疆域扩大,人口众多,物质生产能力更高,也就使得统治力量更强大。他们不会注重劳动者的利益得失,更不会注重劳动者的精神变化。矛盾尖锐爆发时,揭竿而起,推翻了暴秦统治。统治者和法家走上了推动历史的反面,成为人民生存的绊脚石。不关注人民劳动者利益和精神的法律是短命的,缺德必出烂法,一定会被推翻。

  汉代统一中国后,统治者对于秦的教训对劳动者的反抗记忆犹新,他们不敢对劳动者实行严厉的法律,而是采取了黄老学说,较为自由放任的态度,藏富于民。由于秦末和汉代统一战争,死去大量人口,相对于土地,人员稀少,地租和土地兼并矛盾还不突出。汉武帝刘彻的爹和他爷整治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给他奠定了物质基础,这才有他雪去祖宗耻辱,对匈奴打击的武功。否则骑着一头毛驴,上下二者终日不能果腹,他的武略文才照样无法施展。【如果没有雍正的努力,乾隆也对着空野跑耗子的国库,他就不能骄奢淫逸,六下江南坑害百姓。】​

  当统治者手中有了充分的物质力量,就是他们对劳动者施压,控制思想自由发展的开始。董仲舒的独尊儒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汉武帝采纳。

  从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思想法家对劳动者的本质认识:偏离了人本质的认识。

  《商君书》是商鞅一派法家的著作,认为求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君臣》篇说:“民之于利也,若水之于下也,四旁无择也。”人民追求利益,哪里有好处就往哪里奔,就好像水总是向低处流一样。《算地》篇说:“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

  他们认识到人的物质性一面,但他们没有分析出人的意识社会历史传承作用,精神的一面,这样就不能清楚的区分人与动物。管理社会人群的与被管理的关系如同牧人与被放牧的牲畜的关系。法家从开始的​具有人本主义到走向极端,把人与动物混淆起来,人与人只是利用占有物质的厉害关系。

  “韩非认为,人“皆挟自为心”(《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以下凡引自《韩非子》者仅注篇名)。意思是说,人人都有为自己打算的心理。他又说:“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心度》)“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难三》)“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奸劫弑臣》)每个人都为自己打算,追求富贵、尊荣、安逸、快乐,逃避危险、祸害、艰难、痛苦。这是人的本性,也是人的一切行为的基础和出发点。由此,韩非断言,在人际关系上,每个人对于他人都“用计算之心以相待”(《六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纯粹的“计数”关系(《难一》),是赤裸裸的、冷冰冰的、甚至是血淋淋的利害关系。有利则合,无利则散。凡谋事处人,无非基于一个“利”字。人的一切思想、感情、言论、行动,都取决于对自己有利无利,根本不存在忠、孝、仁、义这类道德观念,不存在什么“恩爱之心”(《六反》)。【何成轩​】

  “总之,在韩非笔下,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当中温馨美好的一面,纯洁高尚的理想,友爱互助的情感,忠孝仁义的道德,均已荡然无存。一切思想行为都淹没在冷冰冰、赤裸裸的利害关系之中,个人利益成了一切价值的唯一标准。人们为自己的私利而互相计较,互相交易,互相争夺,互相残害。一句话,人性就是冷酷无情的利己主义,人生就是与人争斗的战场。“   【何成轩​】

  社会意识传承下的劳动创造是人的本质。​脱离开劳动创造,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去谈人的本质,是马克思以前哲学家的缺陷。把社会意识与劳动创造结合起来才能完整表述人的本质,才能把人的精神与物质关系说清楚。法家对人本质的错误认识来源于他们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观察问题,他们的唯物主义只能是片面的。世界观的缺陷与立场问题使得他们不可能对人的本质有全面正确的认识。这种哲学主导的社会分工和法制对劳动者如同对牲畜一样,对于未驯服的山东六国劳动者,只能造成尖锐的对立,矛盾一旦爆发,无可调和,必然是以命相抗,利用手中一切工具反抗压迫和统治。

  韩非虽死,其思想理论却为秦始皇和李斯接受。后代人评价为暴秦,虽有六国王朝后代参与评论的因素,但秦国制定的法律,秦末农民起义却不是他们主导的,还得从秦国本身分析起。灭六国者六国也,灭秦者秦始皇李斯,秦之法家也。

  先秦思想辉煌的终止(下)

  华夏的封建统治阶级在取得政权后,拥有广阔的疆域和人口,占有以人口为基数的丰富生产力,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现实目标就是维护这疆域与人口不缩小和散失。思想领域的进一步革命把目标对准了过去革命的阶级而今的统治者,封建统治者在意识领域的任务就是消灭异己思想,全力维护自己的统治。

  从秦到清,统治者三头作战,对外维护自己的疆域,对内镇压劳动者的反抗,在意识形态里消灭革命思维。这2000多年就是在这样的轮回中消磨去。华夏具有的强大生产力和科技创新并没有推动生产方式有重大变化,社会形态固步自封,统治阶级和他们的思想愈来愈腐朽。笔者曾撰文《生产力标准不能解释华夏历史》,华夏强大和先进的生产力没有推动社会前进,没有使得劳动者活的实惠,就像年久的磨坊,驰道越陷越深。

  拿华夏的封建地主阶级革命与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相比,有着相似​性。革命前积极进取,思想上反对宗教意识,反对天命,提倡人的现实作用,他们似乎代表着一切人间正义和平等。当取得政权后,他们拼命维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镇压他们利用过的劳动阶层。在思想领域消灭异己思维,把他们曾提倡的一部分当做永恒真理,其余当做垃圾扔到角落,把他们反对的宗教意识和专治不平等包裹一番,用做欺世盗名。这似乎是人类社会的规律运动。​

  1945年7月“窑洞对“,黄炎培说:“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这只是从统治阶级的角度去分析,看到的是表象。他没有辩证唯物主义,看不清物质上的生产方式,和思想领域的问题以及他们的相互作用。这种周期律用发展生产力的方式,2000多年不曾打破,只有另辟蹊径。毛泽东庄重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方向无疑正确,具体实施就太难了。​

  中国革命取得了政权,先锋队掌握了分工的权利。近水楼台先得月,虽然毛泽东倡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先锋队是为人民服务的。人的思想境界提升不是单靠规定,号召实现的,他必须的基于生产方式和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去体现,在其它领域里扩展,循环往复,获得劳动者认同。在这个基础上,开展思想文化革命,才能剔除意识传承里的糟粕,提炼精华,使得分工成为一种新型,公仆的观念才能进入干部的头脑。规定的观念与自我形成的意识距离是非常大的,不是五年十年就能完成的。需要在物质生产和思维领域协调进行,东方革命有了方向和初步尝试,但还没有成功的运作模式。这方面的进展与毛泽东紧密相连,因此他名字还具有象征意义。那就是他代表了人民的权利和平等要求。

  从主观意识看,以1945年7月延安“窑洞对”为标志,毛泽东开始了人生第二个事业,把权利与人民分享与劳动者分享。1956年的百家争鸣运动是中继,四清是这一思想的继续,文革是他的最后努力。30年坚韧不拔,自信会当水击三千里,大鹏必展翅的高昂精神又与底层的劳动人民的意愿和利益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毛泽东才是先秦辉煌的民本思想继承人,他在哲学上对人的本质是从人类的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得出结论,总结了中外前人的认识,秉承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分析的特征,坚持了理论为无产阶级劳动大众服务的立场。他在自信的同时有非常的自省,对他自诩的文革也承认有三分错误。为了人民1949年后多次承认错误,多次反省,甚至曾素食来惩戒自己。结合其一生的言行,他是一位以人民的利益意愿为己任的思想家和革命实践者,为着落实人民的权利不惜毁弃自己的名义和安逸生活。你可以指责他有这样那样的错误,可你无法指责他自私。​

  有人指责他是秦始皇。毛泽东自己承认他欣赏秦始皇有作为,但是毛泽东与秦始皇有本质区别。毛泽东一生的思想和作为不是为了一小撮统治者,他是为了大多数人的生活,为了他们的平等与权利做奋争。他不与劳动者大多数人为敌,而是为了他们在物质和精神解放贡献自己毕生的精力。从物质与精神两方面去衡量,毛泽东都是一个利他主义者,是华夏被歌颂的圣人与英雄的继承人。​

  篇后语:这下篇是议论,没有按历史的逻辑,跳跃性大了一些,结尾部分自认还是有一般分析逻辑的,笔者也不否认自己的感情因素,这也是把题目分成上下部分的原因。下面计划对先秦思想辉煌是如何焕发的做出自己的分析。​

  有朋友指出你该用毛主席表示尊重。有人由于地位使得人有不一般的意味,毛泽东却使得那个席位具有不一般的意味。后人占有那个席位却难以达到他的哲学家,思想家和为人民的境界,用那个称呼是贬低伟人。不如他本人的名字响亮超脱和具有的人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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