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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肯定文革怒斥《河殇》得罪主流精英

2017-03-01 11:36:39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天下第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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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特朗普上台、美国退出TPP、邓小平时代国师何新《重论毛泽东》肯定毛泽东最后仍然是对的、95岁杨振宁回归中国籍等一系列事件揭示历史大变局再次到来,中美攻守已经易势。历史车轮碾压下,这几十年在台上依附官僚集团玩弄民意、胶柱鼓瑟的公知文人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企图负隅顽抗。

  科学精英求实,注重理性;文人精英务虚,注重感性。造成两种知识精英对待同一事件,看法往往迥然不同。特别是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物理学奖)杨振宁和李政道对待中国改革主流精英极力否定的“文革”和极力肯定的《河殇》的态度和看法与中国主流精英完全对立,这很伤文人精英智商。这也许是杨振宁重回中国籍,转为中科院院士,主流精英操纵舆论竭力揶揄、讥讽,以报当年之仇,以解至今心头之恨的根本原因吧。杨振宁固然有人性的缺点,有缺点的英雄终究还是英雄。

  1971年,在中国大陆访问的杨振宁回到美国,就文革做了演讲,号召向中国学习。

  1988年9月30日下午,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闭幕式上,就在总书记赵紫阳例行询问与会人员还有没有什么事,拟宣布大会闭幕的时候,坐在台下第一排列席会议的王震突然站起身来大声喊道:“我来讲几句!”面对所有人投来的惊愕的目光,王震几乎用怒吼的方式发言,目标直指赵紫阳支持的《河殇》。也难怪王震将军急眼,片中点着名羞辱、揭露、批判“黄色文明”,黄色文明代表:(1)黄河、(2)龙图腾、(3)长城、(4)毛泽东……其歌颂的正面形象则是“蓝色文明”,西方神圣连同当年八国联军,都是蓝色文明代表,片中提到的正面人物有什么赵紫阳、什么厉以宁、什么军涛、什么遵信……他在党的大会上,面对台上的那位总书记,公开站出来提出反对意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做了大量的补救工作。对于《河殇》这部片子的政治倾向,文化倾向,王震老将军的看法竟与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杨振宁先生、李政道先生的看法竟然不谋而合,杨振宁李政道等许多海外学者也对这部片子提出了批评。

  邓小平晚年不止一次地讲过,两任总书记都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犯了错误。学习毛主席连续撤换两任接班人,是在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不妥协的重要标志。

  说到诺贝尔奖,不得不顺便说下诺贝尔社科类奖。中国获诺贝尔社科类奖的除了公开报道的莫言,其实还有获诺贝尔和平奖的达赖喇嘛(1989)、刘晓波(2010),及诺贝尔文学奖的高行健(2000)。他们获奖的共同原因不言而喻就是反共反毛。达赖喇嘛在1959年反对西藏民主改革,逃往印度;刘晓波在2008年主笔写零八宪章要中共下台兑现“普世价值”;高行健写《灵山》魔化毛泽东。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改革开放初期被捧成著名大文豪的人几乎个个善于揣摩上意,迎合高层反毛反共需要。如梁晓声《知青》、柯云路《大气功师》《芙蓉国》、古华《芙蓉镇》、刘心武《班主任》,冯骥才《铺花的歧路》、张贤亮《灵与肉》、莫言《红高粱》、贾平凹《废都》、陈忠实《白鹿原》等等。中国这批传统公知文人无德无行,见风使舵,与世俱进,名利兼收。文人脱离实际,靠主观解释世界,人民实事求是,靠实践改造世界。高高在上,不事实务、掌握话语权的官僚文人却歧视人民,辱骂人民这也不对那也不行。文人吃香,人民遭殃,历代如此。2015年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习近平和梁晓声有个简短交流。“晓声,我跟你笔下写的那些知识青年是不一样的。”

  2012年习主席初任,美国和国内外等各路反对势力都对习寄予期待,操纵媒体渲染习仲勋的文革悲情,意在离间。认为有望在他的任内做出戈尔巴乔夫式的壮举,会在十九大终结GD。然而接下来的事越来越让他们失望。习总甫一上台即强调苏共在拥有20万党员时夺取政权,在拥有2000万党员时却亡党亡国,更无一人是男儿。在全党内部播放《居安思危-苏共亡党20周年祭》,在全军内部播放《较量无声》。不务虚名,步步为营,逐步夺回几乎失去党的领导的枪杆子、笔杆子、印章子、刀把子。强调守土有责,要求夺回舆论阵地,政治家办媒体。约谈六大国内门户网站、南方报系被削弱、《炎黄春秋》祭出习仲勋题词“炎黄春秋办得不错”这个丹书铁券企图顽抗也无法保全。2016年4月美国出版的“时代”杂志亚洲版封面刊出习的画像,撕开画像,背后是毛泽东,各路势力观察了4年,美国及国内“民主”精英和党内腐败官员终于看清了习主席的政治底色。

  放眼国际共运世界革命史,毛泽东时代,中国是红军,不周山下红旗乱,红旗满卷过大关;二十世纪末叶,中国是毛泽东这尊菩萨被搞臭,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如今天下,中国是八路军,卷旗不缴枪,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未来世界,中国必是人民解放军,红旗漫卷西风,天地翻覆、正道沧桑。

  下文是杨振宁1971年在美国演讲谈文革:向中国学习及1988年与王震将军怒斥《河殇》

  1971年杨振宁美国演讲谈文革:应该向中国学习

  1971年9月21日,著名科学家杨振宁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发表题为《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的演讲。演讲中,杨振宁谈了自己对文革的看法,同时他还提出了“美国应向中国学习”的观点。本文摘自《留美华裔学者重访中国观感集》,七十年代杂志社出版。

  一、演讲正文

  谢谢各位。

  有人提醒我今晚会有很多听众。但我还是料不到这么挤迫。几分钟前,我提议应付挤迫的最好办法就是宣布把我的演讲改为物理学演讲。(笑声)好了,笑话说完了。让我说一句。这次美国人民方面,对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所表示的强烈兴趣,正显示出了两国人民之间有一种真诚的希望和需要彼此互相了解。

  在我开始谈到中国的现况之前,我首先要报道一下我这次旅行的目的和程序。在四月中,我知道父亲因病重入院留医的消息,(其实他在三月时已曾一度失去了知觉,现在仍在上海医院里,)同时间,美国国务院又宣布解除那二十年来对中美来往的封锁,于是我就想:为什么我不借此机会回去探亲呢?而且还可以了解我曾在那里度过了二十三年的、久别了的中国的今天的真实状况。

  旅行中国的四个星期中,我在上海与北京分别逗留了约两个星期。有一天,我还到过离上海三至四百哩的合肥,我在那里诞生并且曾经度过六年的童年时光。此外有一天我还到过一个叫“大寨”的著名模范人民公社,我很想了解今日中国如何解决农业问题。在北京和上海,我分别参观了三间大学,就是上海复旦大学、北京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我还有机会参观了中国科学院的三间研究机构,那是生物化学研究所、生理学研究所及核物理研究院,前两者在上海,后者则在北京。有一天我问及我在北京的接待人,我在三十年代就读的母校,崇德中学是否仍在。他们回去查问了一下,第二天便告诉我:这学校仍然存在,不过现在改称北京第三十一中学,于是安排了给我去参观一天。

  我发觉今天的中国是完全地改变了,和二十六年前我所认识的中国已完全不同。而这也就是我今天晚上想报道的事。在我还没有分别指出这些大变动之前,我想归纳一下我所见到的变化,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最值得中国人自豪的一点,就是:“精神”。

  用四个星期的时间来访问阔别了二十六年的中国,经验是多方面的。在这里我希望尽量报道在中国各方面的体验,好让你们也分享我经历过和看到过的每一件事物。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线性的”演讲中,是很难办到的。

  对于在座的大学生来说,先从教育和研究方面谈起似乎是最适合的。我在前面谈到的第三十一中学,位于北京市中心,以前是一所男生寄宿学校,现在学生增加到一千六百人,等于原来数目的四倍了。我最感兴趣的,并且也是跟这里的大学有戏剧性的不同的,就是文化大革命后的教育观念。文化大革命是在六六年中期开始的,到一九七〇年已大致上成功结束。一种新的革命观念正在和教育制度结合起来。文化大革命不但改变了政治,甚至改变了国家其他各方面的行政。

  我从第三十一中学及几间大学的学校当局和教育革命小组成员的口中知悉:在影响教育制度方面,文化大革命的三大原则是:一,教育群众为全中国人民服务,而不是训练特权阶级为他们自私的目的而工作。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三番四次申明哲学的新方法是废除旧传统的刻板的教育方式。三,学生决不能用蛀书虫方法学习,而提倡用一种有创造性的与最实际的方法来学习。要对学习内容产生热情,要落实这点。例如,许多小学与中学都同一些小工厂挂钩。而学生们就在工厂里实习。我曾看见有许多八年级的学生在替一间汽车厂整顿数以哩计的电线,那车厂提出了规格要求。那些孩子已在这里工作了三天,他们对工作很热情,而且还发明了很多扎线的新方法。以增加工作效率。在另一间工厂,一些学生用最原始的方法制造照相机,他们用实验室里的镜头及一些木板制造,又利用这架照相机摄制了一个印刷电路团,而按此制成了线路板。显然地,他们大都表现出热烈而兴奋的学习工作精神。我曾经问过他们的课程制度,知道有八个月在学校上课,一个月在工厂里,另一个月在北京附近的农场里,还有两个月便是假期。

  这些新的教学方法,在中学和大学里一起实行著。例如清华大学,重访这间大学对我特别有意义,因为我父亲是那里的教授,而我也在这大学里长大,所以我对校园中的一切,甚至是一草一木都非常熟悉。现在校园扩大得多了、而且建筑物也增加了很多,这些新增的建筑物全部都是在五十年代及六十年代初期建成的,在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八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这所大学曾经历过一个大动乱。

  我感到惊奇的是我看见人们谈到文化大革命时都似乎毫不紧张,而且表现得很轻松。事实上,他们还乐意以此为话题。因此,我也觉得文革已成过去了。文革对于清华大学本身也有很大影响,事实上,大家熟悉的红卫兵就是在这所大学里诞生的。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九日,一群清华大学附中的学生在会议后决定自称为红卫兵。他们那时的主要目标是为了要消除没有依照毛主席路线办事的高层政治官僚。这种思想和行动很快传遍了整个中国。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到处都出现了红卫兵。在清华大学,红卫兵占据了学校的行政部门,跟著其中产生两个派系,引起了很多混乱,彼此发生争执。而且一些青年继续地占据校中楼宇,甚至产生械斗,因此学校里的物件曾遭毁坏。他们指给我看一处屋顶,在红卫兵用自制武器互相打架时遭捣毁,至今仍未重建。在一九六八年初,他们都感到有些混乱,有些学生离开学校,剩下数百名最热心的学生还逗留在占据的校舍中,他们每天都打架。(笑声)在一九六七年七月,当外边已解决于党领导问题后,三万个工人开始开进清华园,他们不携带武器,只带来两句口号,用中国话来说,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译注:杨氏讲时先用中文,后用英文译意。)这庞大的人群包围了校舍。学生开火,有五个工人牺牲,七百人受伤。但工人还是不采用武力还击。结果这些学生见到工人的人数实在太多,在第二天就投降了。这两派的学生领导人现在仍在校内,其中两个微笑的小伙子,我还给他们拍了照,只可惜照片给这里附近的一间照相店丢失了。我很生气,不过我还没有要求他们赔偿。(笑声)

  我要举一个在大学里关于理论联系实践的例子,就是我在四十年代初期的一位同学。黄昆教授,他在理论固体物理学方面有专门的研究,在英国曾与密士.邦(MaxBorn)在一起,他现在是北京大学的一位物理学教授。他告诉我,他大部分的时间在离校园不远的半导体工厂里工作,他说在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因为在以前,对他来说,一件半导体元件只是纸上作业,现在能观察这些东西的制造过程,这对于指导工厂里的学生和工余的工人们认识这些元件的原理,都是很有用处的。

  教育上另外一个重要方面是学校的招生制度。要是认为这里的美国学校的招生制度,算是革命性的话,那么他们就更应去中国学习。中国的教育制度是十年制的,前五年是小学,后五年是中学,孩子们在七岁左右入学,比美国的孩子迟了一年,在十七岁左右中学毕业,毕业后就被分派到各个工厂或农村工作。他们也可以自愿参加解放军。使我起先感到奇怪的是,这也是极大部分人的第一选择。但解放军只能容纳很少人,而且服役只有三年,三年后就要让位给新人,因此很少人能参加解放军。那些不能投入解放军的青年,便会在农村或工厂中工作,经过两、三年工作后,若被认为适合,就会被同一公社的社员和行政人员选派到大学去读书。这样的竞争也很激烈,因为中国现在有七万个公社,假如每个派出一个学生,那么,大学里就会有七万个学生。我问大学里的教授,关于这方面的实行情况,他告诉我现在其中还有很大的困难,因为过去他们从未处理过这一类的学生。

  经过讨论后,我深切地感觉到用这种形式选择出来的学生中绝大多数具有非常良好的求学动机,而我也相信他们一般智力程度和以前任何旧制度下的学生一样的好。由于这些学生的学识背景很不同,因此带来许多教学上的困难。教授们要不断地重新编写课本和学习新方法来适应学生的需要,并绝常注意理论和实际的紧密配合。

  正如我前时提过,我访问了三间研究机构,在核物理研究所里,他们给我看过一些朴实的仪器,有一座范德格拉夫静电加速器(VandeGraaffgenerator),一座回旋加速器,和一座核子反应堆。这些都是五十年代时在苏联帮助下建造的,显然这些仪器都并不怎么先进。他们告诉我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时,科学研究工作曾停顿了至少两年,近来才重新开始。在好几次同他们的谈话中,我得到两项结论。一、中国科学家一直都很有信心地工作,无论他们决定造些什么加速器,他们都有能力制造?二、中国科学家正热烈地讨论著应该造些什么加速器。从他们问及我关于制造一座重离子加速器的事情看来,我猜他们正在建造这一种。

  有人问我想不想看看用针刺麻醉来动手术的情形,我说好的。于是有一天早上我就被带到北京北部的第三医学院去参观了四个手术。最复杂的是替一个年约二十五至三十岁的年青妇人从腹部除去肿瘤。手术长达九十分钟。针灸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一种医学,但在十五年前才有医生发现用针灸来麻醉可产生最大的效果。起先一些医生认为:针灸可以镇痛,为什么不能用来作手术麻醉呢?他们开始尝试将针灸用于简单的手术上,例如扁桃腺的割除等,结果非常成功。此后他们就以针灸来代替以往的麻醉方法。现在针刺麻醉正普遍地施行在一切手术上,甚至长达六至八个小时的脑手术,也可用针麻而顺利成功。所谓“针刺麻醉”,是这样的。先让病人躺在手术床上,用针刺在身体的特别位置,针头深入约为两公分,针尾与一电极相接,另一电极则放在病人背部,然后接上一副用电池发动的电力脉冲波产生器。这副机器产生锯齿形脉冲电流,电力在十二至十五伏特间,频率约为每分钟一百至一百五十周波。我同时又见到病人的脚趾也正以同样的频率颤动。(笑声)通电后大约二十分钟,假如顺利的话,手术可以开始进行了。我曾问他们,针刺位置要求的淮确性如何,他们的答复是大约在几个毫米左右。当时,我看见针插在那妇人的小腿上,医生问她:有没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她说有。有没有从小腿蔓延到脚趾?她说有。有没有向上蔓延到大腿去?她说有。我问医生:一旦她说没有,你们怎办?(笑声)他们的答复是:在传统针灸学上,这样便是“得不到气”(Connected),为了要达到得气,我们会将电力的频率改变一下,或在更多的情形下转移针灸的位置约数毫米。二十分钟后,医生们认为病人已淮备好了,我问他们怎么知道二十分钟就已经足够,他们说:“因为我们已替四十万个病人施过手术了。”(掌声及笑声)在割开她的肚皮时,我正在跟病人谈话,病人的脸上连一点异样的神色也没有,所以我知道她是没有感到痛苦的。我问她有些什么感觉,她说她只觉得有些东西似乎在触动她的胃部,但并不觉得痛。后来我在上海生理研究院问好几位医生有关针刺麻醉的理论如何,他们告诉我,痛苦是由于神经细胞上传进电波的结果,因此想到了两种电波互相干扰的理论,一种是来自电极,另一种是来自割切的伤口。在猫的身上试验的结果,说明这理论可能是正确的。但他们仍未有打算公开这理论。四十万病人是一个庞大数目,因此医生们很有信心和容易知道针刺麻醉对哪些手术最成功,对哪些手术没有那么成功。他告诉我,一般来说,施头部的手术效率最高,而对胃部手术效率最低,总的效率大概是百分之九十。假如遇到针刺麻醉无效时,他们当然会替病人注射麻醉针。关于中国采用针刺麻醉的方法。在医学上有三大原因:

  (一)对医生或护士们而言,针灸比平常的麻醉方法易学,因为一旦学懂了几种针灸的施用位置后,其余的就很简单了。

  (二)病人在手术后,把针拔去,对病人方面没有任何不良的反应。

  (三)因此据统计,病人能迅速复原。

  有人告诉我,卫生部认为针刺麻醉的理论研究将是明年的一个大课题。除了针灸外,第二个大课题便是节育问题。由于中国人口多,节育的研究是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节育用品广泛地为中国人民采用著。中国的医生教导人民采用药丸,除了二十二天生效的一种外,还有一种是每月只服一次的。当生物化学研究所的人问我,国外是否有更新的避孕方法时。很可惜,我未能提供更好的方法。(笑声)在医学的某些领域上,今天的中国明显地是比其他国家更进步的,其中之一便是堕胎的方法。例如外国所普遍使用的真空吮吸法,原是首先在上海使用的。我在上海的一间妇科医院里问一位女护士,他们有些什么困难。她告诉我,他们所处理的大多数是堕胎手术。不过,他们还在继续研究新方法,在这方面他们都充满信心。在必要时。怀了六个月身孕的妇女也可以安全堕胎。当我问及成功率时,她想了一会儿,然后说,直到现在,还未有一个母亲在施手术时遇到严重困难的。

  此外,值得中国医生骄傲的是他们能够用新的植皮方法把严重烧伤的人救活过来。以往的观念,若一个人有三分一的皮肤被烧伤,他就会由于细菌感染而必然死亡。但今日中国已有了精巧的解救方法。有一个实际例子是医生救活了一个有百分之九十皮肤被烧去的人。他们向我讲述了那种植皮方法。因时间关系,我们不打算在这里详细讨论。还有,中国亦发展了断肢接驳方法,这些病例数年前也曾在报上提过。但现在这方法已发展到:若有人断了一只手,那么只要把断手藏在冰箱里,二十四小时内替这个人动手术,只要位置妥当,正确地接上动脉,那个人的手就会回复原状。

  我到过大寨,你们大概都知道,那是山西省的一个典型农村。也访问过五七干校,一个位在北京北面二十哩较小的农场。那里的人主要是种植农产品,并在冬季农閒时盖搭房屋。一句最流行的口号是:“自力更生”。例如那里所有的房屋都是该校的成员建的。在那里的学生有银行职员、教师、北京卫生部的职员等。他们轮流在那里住上一月、两月或半年不等。他们告诉我,自从来这里工作后,才发觉农务是一连串的斗争。当那些庄稼生长时,便会遇上昆虫及天然灾害的危险。所以,在收获时,他们就感到份外愉快。他们还很熟练地向我背诵了一连串数字,如他们本社的、郊社的、全国的以及全世界近数年来的亩产量,就像在这里的人谈论股票行清一样。

  大寨的故事是家传户晓的。它位于山西最干旱的地方。由古代直至近代都屡受水灾、旱灾等损害,人们经常过著艰苦的生活。我还记得在二十年代,当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就听到过山西的一场大旱灾,据估计,当时死了五百万人。现在的中国是不会再有河流泛滥出现,在这村里,人们不住窑洞而改住石屋和砖屋。他们很骄傲地告诉我怎样用原始的但很有效的电动吊车搬运石块上山。使人叹服的是在这四百二十人的村子里,他们的田在亩产方面竟比以前附近的村落多两倍。当我问他们成功的妙方时,他们说这全靠有毛主席思想的正确领导,因此他们才能做正确的事。

  今天中国普遍的生活条件依然很低,但最低限度不会感到粮食缺乏。农村和城市都是这样。不仅是米及面粉不缺乏,蔬菜及水菓也是极多的。当我在北京、上海、合肥等地的街上行走时,我看到这现象。价钱方面也很便宜。我还留意学生们、工人们及农民们吃些什么。我曾经同大学生们一起吃饭。在上海,我还在一间柴油机厂与工人们吃饭,我觉得那里的伙食比我们这里学生食堂的伙食还好一些。(笑声和掌声)

  后来我知道那些食物好吃的一些原因。其实在中国很多方面都朝这重要的一点走去,就是现在全国的每一个人做事都以“为人民服务”为基本原则。如果厨师们煮的食物不好吃,就不是“为人民服务”,就会受到大众的批评。(笑声)因此他们必须为人民尽力服务。

  在中国,棉布供应仍然是不甚充足的,但人造纤维则不会缺少。因此棉布是定量供应的。短缺的情形不严重,但总之也得要布证才可购买。在中国的许多地方,在七八月间我看见男子们穿白衬衫和深色裤,许多妇女穿白色衬衫和长裤或裙子。在上海大约百分之三十妇女穿裙子,穿裙子的妇女中,大约百分之三十是有图案和颜色的。西方人经常说中国人“单调”,因为他们穿得“单调”。我想夏天不会那么显著,冬天可能是颜色深一点。他们会穿蓝色或灰色的厚棉衣。 ...华岳论坛 -"http://washeng.net"

  至于住屋问题,比较起欧美和日本,这是中国最大的问题,普通房子就没有那么多的地方,在大寨我参观了一些房屋,它们大都有两个大房间,一间用来烧饭和进食,另一间作为厅和卧室,都是很整洁适当的,而且都很朴素。他们说房屋方面的供应还未足够。但我有一个印象,中国政府和极大部分的中国人民决定,这些困难应等到中国工业发展较为优良时,才会解决。

  另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就是中国在农产品方面现在已能做到前所未有的自给自足了。事实上中国也输出粮食。中国向澳洲及加拿大购买小麦,这是事实,但这只因为中国也输出大量稻米来换取外汇。中国政府和农民很有信心地认为粮食的增产在短期内会很迅速。当我接触到许多农民和谈起耕种的时候,他们向我指点著各种不同的上地上的农作物,都被小心地插上分类标签,以此来试验哪一种植物最能适应哪一种土壤。这使我很感动。我将他们敏锐的观察力同二十六年前的农民相比较。以前的农民承受了数千年的传统,他们往往认为他们的祖先是贫穷、挨饿的,但他们却仍然会因循著祖先的旧路走去。相比之下,我们可以见现在的中国农民在思想上和精神上的转变是何等的巨大。

  今天中国的工业生产比美国要低。在同周恩来总理的谈话中,我知道中国工业在一九七〇年的生产总值大约是九百亿美元,而中国的人口则是美国的三倍半。他们向我指出,在过去的十二年内——即整个六十年代——中国的工业进步并不十分突出。但值得自豪的,就是从前很多靠外国进口的工业制品,自六十年代起中国却能够迅速地做到完全自给自足。他们说还这可要感谢赫鲁晓夫呢,(笑声)在六十年代,中国工业的成就是能够出产各种不同种类和精细的制成品。由于这一点,我深信他们能制造任何类型的加速器。

  也许我应该谈一谈那本小红书。(笑声)首先,很明显地,这本小红书已不再被人展示,作为形式上的强调表现。事实上,我唯一见到人们公开拿著小红书的场合,就是在每次演完剧,当全部演员从幕后出来接受观众的鼓掌和说“再会”的时候,这时候演员的手里都拿著这本小红书。我在去中国之前曾读过这本书,我相信你们如果读过,也会和我的感觉一样,觉得它里面只是些简单的和很普通的话罢了。然而在中国生活了四个星期后,我才发觉自己先前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在这本书里面所写的语句虽然普通,它的实际意义对中国人来说却是非常深远的。在今日的中国,从国家政策,到学校制度,以至个人的行为表现,都从这本书里面得到指导。难怪中国人民都说毛泽东主席是大海航行上的舵手。

  举一个例子,我有好几次提到“为人民服务”已成为全中国人民生活的主调。这句话不但出现在小红书中,在中国许多地方也都可以看到。比如在北京长安街有个叫中南海的地方,据报导毛主席是住在那一区的一所有围牆的房子里。在中南海入口处有一幅大牆,相当于一幅门帘,这是北京建筑的特色,就在这幅全红色的大牆上面也可以看到由毛主席亲笔题的“为人民服务”这几个大字。到中国几天后,我就体会到这句话的巨大意义。因为这句话不但是同事们每天谈论的主题,而且也是他们每个人每天不论在公共场所或私下里用来批评自己以及批评别人的生活和工作的标淮。

  有一种流行想法,以为生活在强调“为人民服务”的气氛下,一定使人成为奴隶,不能笑,心情一定不会是轻松愉快的。我自己也是存著这种想法进入中国的。后来,我发觉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有一次我去参观我故乡合肥的一间纺纱厂,厂内有一万二千工人,当时引导我参观的是厂的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他应当算是全厂最高第一负责人了。但当我提出问题时,十多个围著我们的工人都一齐争著开口回答,这时候,一种既轻松又愉快的心情使我感到奇怪。后来在晚上我分析一下自己:为什么会感到奇怪?我发觉自己以前的想法是:中国的制度强调人民的工作和自我牺牲,这样生活会很紧张。现在我了解到这种想法是不真实的。我又问自己:为什么不真实?我不是一个研究社会学相历史学的人,又不是研究政治的,所以得不到正确的答案。但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现在中国政府在制订政策时,很能注意到中国的过去传统。中国数千年的文化,产生了固有的传统,这不是已成过去,而是仍然存在的。我认为——这可能是我片面的了解——中国的领袖懂得怎样引导人民的力量和一切活动去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让我再举两个例子。人们也用很美丽的书法把小红书的其他一些句子写在牆壁上,其中一句是:“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如果你去参观医院、大学或任何研究机构,也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标语。

  另一句话正恰当地说出了今日中国的外交政策,那句话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译者按:杨氏先用中文说,后又自己译成英文。)据赖斯顿的报导,中国总理周恩来很关心将来亚洲的军事力量的均势,他很注意:一,日本的军力,二,美国对日本的扶植。

  我曾被邀请、而我自己也想去看两部日本电影。一部是描述日本与俄国在一九〇五年所发生的大海战的,另一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与美国的海战片。这两部电影有许多地方都明显地表示出:在日本,有一撮人对建造海军大感兴趣,这可能是一个自然的倾向,但使我吃惊的是,在其中的一部电影中,有一个日本将军说:“满洲(即中国东北三省)是日本的生命线”。这句话没有受到处理,依然留在那里,这句话就好比——幸而没有这样一部德国电影——今天的德国人不加注释地说:“捷克是德国的一部分”,其含意是相同的。完全可以理解,中国人对这些事都极端敏感,我希望各国领袖们都能对此加以小心处理。

  也许我应该结束我的演讲,给你们看看我的幻灯片了。我拍了成百张的幻灯片,但在这里我只预备了二十五张给你们看。在我结束以前,我想总结一下我所得到关于中国人的精神的印象。在我居住的旅馆房间内,挂有毛主席写的一首诗。在日夕相对的两个星期当中,我对其中的两行特别欣赏。这大概是因为我认为这两行正集中表现了今日中国人民在政治形态上表现出来的雄心和期望。我的译文肯定是很差的,尤其是中文诗与英文诗在音韵方面和抑扬顿挫方面的分别,使中文诗的气势很难用其他语言表现出来。但我也愿意试试。这两句诗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意思是:“Aspiringtoheroicgoalssacrificeswedaremake.Creatingabrightnewworld , stars, moonandsunwillorderchanged. ”谢谢大家!(热烈鼓掌)

  二、杨振宁介绍他在中国所拍摄的幻灯片

  △这是早上六点钟北京近郊的一条街道,有许多男女骑著自行车上班。有人告诉我,北京有一百五十万架自行车。

  △我的家乡合肥街道的一个角落。我还记得这个角落——一个中世纪式的地方,有许多小铺子。

  △这是北京第三十一中学,我曾在这课室里念第八班。

  △这个女学生正在运用校办工厂的小刨床。

  △这一班正在上英文课。中国强调,没有任何行动和任何读物是不带政治性的,因此我们看到他们的课本里有很多政治性文章。

  △这是我曾提过的那一家在合肥的纺纱厂,里面有工人一万二千名。我还记得,当我还是小孩的时候,全市甚至连电力也没有呢。

  △北京的大街。左边的是人民大会堂,不同地区及职业的代表在里边开人民代表大会。它能容纳一万名代表。

  △上海黄浦江一景。

  △在北京,一些男孩子用黏胶捕蝉。我问他们怎样处理那些蝉,他们答不出来。(笑声)

  △这是北京的一间回教食物店,现在北京已没有回教庙宇,但仍有人守著回教的斋戒。

  △这是一所幼儿院。我对一个保姆说:“替小孩拍一张行吗?”她说:“行!行!”孩子们争著走过来对我说:“替我拍一张!”“替我拍一张。”(笑声)

  △这是大寨的一所小学。那里的学生每天都要从事一小时劳动。这些女孩子挑著石块,这些石块是用来制石灰盖房子的,背景的房子都是那四百个农民在冬天建的。

  △中国军队招收青年男女,这是两个在军队里的女孩子。

  △上海的一个女护士。

  △背后是故宫,正宫后边是煤山,三百年前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在这里自杀。

  △故宫后院是一个博物馆。这博物馆常常挤满了人。我的向导告诉我,在星期天,通常有三万人前来参观。

  △这是博物馆的一角,自一九五八年,他们不断地把它修建,你们可以看见有一边已经改建了,另一边则仍然保持原状。

  △外国谣传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过激的红卫兵破坏了很多古物及建筑物。我猜中国政府为了要表示这种说法的不正确,很自豪地展示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的古物。

  △这是一件很有价值的古物,名为金缕玉衣(译注:杨氏用中文讲这四个字,后又自己译成英文),在很早的历史上就有记载,但在两年前才有人见过它。它是在离北京不远的地方发现的。这件衣服是由金和玉编织成,包裹著公元前两世纪的一个藩王和他的妻子。当时他们以为如果有了这些金缕玉衣,尸体就不会腐烂。但我们发觉他们已片体不存了。(笑声)

  △这是一幅颐和园的美丽风景。

  △这里的一个女病人左右腿上各扎著三根针,你们还可以看到那些电极。我也买了一些这样的针,但收拾行李时忘记了带,我已请母亲给我寄来。

  △这是施手术时的情形,他们用一张布屏遮著,使病人看不见手术的进行。

  △如果你在北京的大街上走,你会看到这样的北京填鸭馆子。他们是把菜单挂出来的。附带说一句,赖斯顿被施手术时所住的医院,离这馆子很近。(笑声)

  △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七亿人口,而这七亿人口中有百分之七十是农民。我最感满足的就是给这位农民拍了这样一张照片。在他的脸上,我们可以想象得出他有无穷的工作能力,毫无苦楚的表情,活跃,沉实,刚毅,就是这些质素造成一个永恒的中国。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三、杨振宁回答听众的提问

  问:在中国,男人和女人的关系是怎样?女人是不是和男人做同样的工作?假如你曾注意到的话,那么在家庭里工作的分配情形如何?

  答:问题是问我所观察到在中国的男女地位是怎样,尤其是有关于他们怎样参加工作方面。我个人认为,与其他社会比较,这里(美国)妇女解放运动提出的所有要求,中国现在的社会已差不多全部实现了。(笑声)但是,男女仍不是完全平等的。例如:在公社里,每一个社员都会得到起码的口粮,除此以外,每人还可得到一些钱。公社向政府出售余粮及生产品,得到的钱,除留下一部分基金作建设农村之用外,余下的便分给社员们。每人所应得的数目是由以下方法解决的:每人先自己提出工作的所值是多少,最后的数目则由大众评议所决定,这个制度称为“自报公议”。(译注:这里杨氏讲中文)根据这个制度,男性比女性收入多。(笑声)但是根据我所读过的《毛主席对斯诺的谈话》,其中有说及毛主席认为这不是一个公正的制度,他相信最后一定会采取对妇女有利的适当行动,好使妇女的平均收入可以比得上男子。

  问:在那四个星期里面,你对文化的水平所得到的印象是怎样?

  答:我相信你所说的“文化”是指艺术、音乐、戏剧等。你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在中国,戏剧、音乐,都正在进行革命。事实上,所有的艺术形式也在革命。基本的原则是:假如不为人民服务,就没有艺术。你可以同意,亦可以不同意这种概念。但我认为,在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中,正需要全国一致努力去建立一个既现代化而又生气勃勃的社会。在这个方向上加以强调,是意料中事。现在,有几个剧本及交响乐曲已编写完毕,对中国的古老京剧、西方的芭蕾舞,也加以革命性及大胆的合并。我看过几个这样的戏,觉得中国的新京剧是非常有趣味的。在创作过程中,人民是以下列方式参加的。所有这些一新戏剧都在集体的努力下不断改进,而结果是,所有中国观众对每一出戏都极为熟悉,他们可以立刻指出什么地方已有了改动。然后他们便在热烈地讨论为什么要改动这个地方。那些改动可能是在内容方面,也可能是在故事方面,也可能是在某一个演员的动作方面。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地熟悉剧本,这使我感到惊奇。也许这种惊奇是不需要的。因为假如你在北京扭开收音机,你就会听到这些新戏剧的演唱。戏剧数目大约有十二至十五个。它们不断地重复播放,你是一定会听到的。

  也许另外一个回答你所提问题的方法是这样:在一个早上,我曾很小心地写下,处于上海市中心,在我母亲的家里,我可以听到一些什么其他的声音呢?时间是早上八点,据记忆所及,我的记录是这样的:有一组老人、妇女及小孩子来到附近,他们携带了扩音机说道:“就在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使中国再也没有苍蝇存在了。”(笑声)这一组人走后,四周环境最突出的声音似乎是一种撞击声,我并不清楚这是什么声音。(笑声)这可能是人们在建造防空洞。因为在中国,这是十分重视的工作。也可能是其他声音,我没法分辨出来。然后,我感到有点惊奇,我连续地听到以下的声音:我听到一个青年在练习小提琴。说不定他不是一个青年,但我认为是青年的可能性会较大。(笑声)然后我听到一个女孩子在练习京剧的声音,跟著又不断地听到有人在练习钢琴。也许这是因为我母亲的房子距离上海的一间音乐学院并不太远的关系。(笑声)但是,我也曾看到青年男女骑自行车时带著他们的小提琴。

  问:在你去中国访问以前,许多年来你都一直支持台湾,可是,你在今天的演讲中,对中国毫无非议之处,你能否告诉我们这种态度的转变?还有从你跟周恩来等人的谈话中,有没有任何迹象,毛主席已经逝世?

  答:对于你问题的最后部分,答案是否定的。请你重复前一部分问题,我没完全听懂你问题的意义。

  问:在你去中国访问以前,许多年来你都一直支持台湾!!

  答:我不知道这话是哪里听来的。

  问:他要问的是:“你现在是否相信社会主义?”

  答:我的态度是以事实为主。我到过这个国家,而发觉这是使人十分兴奋的,事实上,我对你讲出我所见到的是什么。无可怀疑,在中国,在物质上,很多方面仍然有著很大的需求。但我发觉到最令人感动的是在精神方面。回过头来看看美国这个国家,我怀疑是否因为过分注重物质享受,因而使到这个国家失去那份使她有今日成就的精神了呢?(掌声)

  问: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死了多少中国人?你有没有一个数字?

  答:我并没有具体的数字。但是他们告诉我,而我也相信他们,这个数字是非常少的。正如我曾告诉你们,在清华大学,有五个工人在我所描述的情形下身亡。在此之前,当学生分成两派打斗的期间,大约有十五个学生死亡。这个数字已占了全北京死亡人数的很大部分。他们告诉我,在内燃机厂,发生过一件很著名的事,就是这个工厂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曾发生大打斗,有一人死亡。

  问:你刚才提到过你会多讲一些关于解放军的情形,可是你没有再讲。

  答:对不起,我忘记说了,中国的少年们差不多全都喜欢参加解放军。我当然是感到惊奇的。但后来我了解到,中国军队在全中国人民当中是被认为最有组织、最有纪律和具有最佳装备的一群。在军队日常所干的工作中(军队包括海军及空军),大部分是农村的实际生产工作,或在军办农场、军办工厂中干活。当然也有为了巩固国防而受的训练。但是,大部分时间是花在生产工作中的。例如:很多农业方面的发展是由军队开始的。当参观农村时,他们告诉我,将稻草变成饲料喂猪的新方法便是由一个解放军战士所发明的。他们又曾经告诉我说:“建筑北京的地下火车。有一半工作是由解放军承担的,而另一半则由工人负责。”

  问:由你对红卫兵的分派以及跟工人冲突的描述,我有一种感觉,好像在那边政治组织的形成是相当自由的,是否这样呢?

  答:我并不认为我会肯定答复这问题。文化大革命,尤其是对城市的居民来说,是一个动荡的经验。在那里,市民们是最受影响的。他们承认,在城市和大学中,曾经非常的混乱。事实上,所有大学都有大约四年时间停了课,直到一九七〇年,部分大学才再开始招收新生。中学也很受影响,但程度较轻,它们平均停课约一年。至于小学,则停了几个月。在农村中,除了一些特殊地方外,生活基本上跟平常差不多。可是,在城市中,毫无疑问,人们是感到混乱的。人们并不真正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而学生们,在极其热心的情况下,每人都采取某一些自己的立场。所以我曾问过几个我所遇到的大学人员:“假如是这样的混乱,为什么整个制度不会垮下来呢?”对这个问题,我并没有得到一致的回答。而我也并不期望会有一致的答案。但是将所有的答案归纳起来,我得到以下的结论:事实在显示出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混乱发展到最高峰是因为人们不知道主要政策的方向是怎么样,经过了一段时间,毛主席便会指出哪一派的方向是正确。对中国人来说,他有历史的根源,有魄力,有威望,于是大部分的中国人便会跟随他所讲的政策走。我个人认为,文化大革命所以不会导致不幸的局面,这也许是最主要的因素。我可能估计错误,但这是我的结论。

  问:你从老百姓当中,有没有听到关于尼克松将访华的事情?

  答:套用一句惯用语:“我很高兴你问这个问题。”(笑声)因为我认为,在这里,我们最重要的是认识到,有一些很流行的见解是全部错误的。一般的印象是:在中国,人民完全不知道外边在发生什么事。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印象。在去中国之前,我也有这种观念。但是,中国有一份名叫《参考消息》的报纸,每天销数五百万份,这是一份四页的报纸,里面刊载的全是外国通讯社的新闻。我每天都阅读这份报纸。你会看到合众国际社的报导,看到《纽约时报》的文章,尤其常见的是不同意见的社论译文。当我在那里的时候,有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刊载于苏联的《真理报》,是由阿拔里图先生执笔的,他是莫斯科的美国问题研究院院长。因为这是第一篇关于苏联对美国总统访问中国反应的非官方报导,与官方报导略有出入,当然这是非常重要的消息。这篇文章我第二天就在中国的这份《参考消息》的头版看到,还有一个资料性的小附录,说明谁是阿拔里图先生。当我回来后,翻开旧的《纽约时报》,看到在同一天中,《纽约时报》也是以头版刊登这文章,只不过是语言不同罢了。(笑声)而且也有一个资料性的小附录,描述阿拔里图先生是什么人。(笑声)

  问:你所提到的中国过去二十年来在物质上的进步,尤其是在社会主义下的精神面貌的进步,你认为在二十年的资本主义下,这种情形是否同样有可能发生呢?

  答:正如我告诉过你的,我并不是学社会科学的。我认为在中国所发生的事是一个奇迹。假如你曾问我,我对中国二十六年前的印象是怎么样,我就会联想到目前这种转变是不可能的。当然,这样想是错了。我并不能解答,是否会有另外一个制度能产生同样的奇迹。但我极表怀疑。

  问:节育运动在中国推行的效果如何?

  答:在城市中,这明显地是非常有效的,因为我曾问过我所遇到的大学人员及工人们,我知道节育运动在城市非常成功。在农村中,中国的领袖们自己也承认,这并不十分成功。我曾记得在某处看过一些报导说,在农村中只有百分之四十的妇女采用避孕丸。

  问:你是否认为这已经很接近所谓Zero-populationcontrol?

  答:因为人民的健康水平得到提高,这本身已使到人口大量增加。所以我认为,即使是采用最有效的节育方法,中国的人口暂时仍会有较大幅度的增长。直至年龄分布稳定下来。

  问:对于今天的中国政府,怎样使传统的中国习俗适应于现代社会,我很感兴趣。

  答:这是一个非常广泛的问题,我不知道怎样回答。我只能够说,我觉得中国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国家,你并不只是看到古迹,或古老的建筑物,你会看到有数千年历史的风俗习惯。但同时,中国又是一个非常年青的国家,教育革命的精神当然是跟这里所提的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只不过这里并没有像中国一样认真和彻底地实行起来。在中国,你时常都可以观察到古老的习惯和古老的见解,同时你也觉察到有新的见解混合在一起。这种现象的出现是自然的。我认为那种社会之所以符合实际,是因为领袖们极清楚地知道,所有过去的好东西和有用的东西,都一定要保存下来,只有那些在旧社会中也应该扫除的才会遭受禁止。

  问:目前中国的学校里有哪些体育运动?譬如对乒乓、篮球和足球的兴趣如何?

  答:各种运动都有人在玩。中国人说:“中国的篮球并不十分好”。(轻笑声)但乒乓球是相当好。(笑声,掌声)或许我应该再附加一句,我发觉中国人在强调每一个行动都应该以是否为人民服务来加以评定,这使中国产生了一代具有非凡质素的领导者。我所遇到在大学里、中学里、及工厂里的领导者们,都是比较年青的,他们大约是四十岁左右,很少是六十五岁。我发觉他们很有信心,而同时又非常谦虚。他们公开地承认,中国仍然是非常落后的,但是中国以一致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一定可以赶上去的。

  问:在你和周恩来总理的谈话中,有没有提到台湾问题和中国的统一问题?

  答:我们并没有特别讨论过这个题目。唯一的涉及,是我曾问过周总理,关于在未来一两年间,美国与中国是否有机会建立外交关系。他说:“这当然是有机会的。一切都要看美国对台湾的态度而定。”但他跟著说,“中国对台湾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在我逗留中国期间,我认识到——我认为我是对的,假如我错了,我会感到非常诧异——中国的领导人并不经常发表声明,但一旦发表后,他们是坚定不移的。所以,假如联合国的代表们说:即使台湾仍然在那里,共产党政府也会出席联合国。我认为这些人完全不懂得中国共产政府的基本心理及基本原则。

  问:中国对于南中国海的钓鱼台列屿的立场如何?

  答:我并没有问过这问题,假如我的理解没有错误,我认为中国政府的立场已重复地在报章上出现过。我没有问过这问题,亦没有人特别向我提及过。噢,既然你问这个问题,我有一个附加按语。在我曾经提过的日本电影《日本海大海战》中,你或许会记得,当俄国波罗的海舰队,绕过非洲,向日本海进发,日本方面极想知道它们的正确位置。在电影故事中,是说由一日本渔船发现俄国舰队,——我不知道这是否真实。但在银幕上,我看到——因为我懂得汉字——那艘日本渔船的名字是“尖阁”,即日本人对钓鱼台的称呼。

  问:你曾说妇女解放运动在中国已经真正的实行了,可是在你放的幻灯片里,只有护士没有医生。医生之中女性所占的百分比如何?在大学里,百分比又如何?

  答:女医生的数目很多。在医生群中。女性是比男性多。例如,我所看到替那个妇女施手术的几个医生。就全是女性。我所遇到的护士也全是妇女。(笑声)但是我也遇到许多物理学家,其中很少是女性。

  问:在中国什么似乎都与政治有关,在刚才你放的那个教英文的幻灯片里,有说到美国的,究竟说些什么?

  答:那张幻灯片的焦距可能不对。那些字是有关毛主席的思想的,而不是抨击美国的。不是说抨击美国的标语没有;但至少在一九七一年的七八月,像这样的标语并不最普遍。

  问:中国对于发展基本科学的态度又怎么样呢?

  答:毫无疑问,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科学研究是著重于实用方面的。例如,我曾与上海生理研究所的人谈过,他们告诉我,在过去的两年间,在研究的方向上有了很大的改变。他们说: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找寻新课题最主要的方法是详细地阅读外国文献,试看能否在理论上或实验上找出漏洞,假如找到漏洞,便立刻跳进去看看能搞些什么出来。这个倾向在文化大革命后期被批评为没有建设性。因为追会使中国科学家们致力研究外国社会里所产生的问题。目前的努力是试图找出现在中国在工业发展上所须要解决的问题。在生理研究所方面,这是很容易的,因为他们正在研究有关人民健康的问题。在物理学方面,尤其是高能物理学(HighEnergyphysics),我曾与一些人谈过,得到以下的印象:在中国,研究高能物理学的人很少,所以没有压力去使他们改行。究竟有没有人再进入这个领域是值得怀疑的。但已从事研究的并不感到有任何压力要他们放弃。他们在那里所受到的压力是远比这里小,这里的物理学家正在被迫放弃高能物理学。(笑声、掌声)

  问:在旅途中,你参观及搜集资料时,有没有受到任何限制?

  答:完全没有。我所要求参观的,他们全让我看到。除了个别一两个地方,无论到那里,都允许拍照。一个例外是他们问我是否有兴趣去看在北京市中心的地下防空洞,我欣然同意,在进防空洞前,他们请我将照相机留下。还有一两个地方,他们告诉我说不能拍照。在乘搭飞机时,任何人都不许拍照。

  问:你去过台湾没有?如果有的话,能否比较一下台湾的情况?

  答:我从未到过台湾,我不知道。但是从所阅读的书报中,我猜目前台湾的平均生活水平有可能比中国大陆为高。

  问:有个美国作家哈里逊.沙里士贝利(HarrisonSalisbury)写一篇文章,说苏联可能一两年内会进攻中国,而且说苏联把中国的东北视为他们东部的势力中心。在中国是否看到这篇文章?

  答:你所提到的文章,我并没有看过。虽然在数星期前,我曾看过有关它的介绍。中国的领袖们当然是熟悉这文章的。关于边界纠纷问题,中国的领导人及人民都是非常注意的,虽然我没有正式提问过,毫无疑问,目前的防空洞计划主要是因为苏联威胁的结果。事实上,美国有很多人知道,一九六九年九月,苏联方面盛传以核武器攻击中国。这件事西方知道。当我在中国时,他们告诉我,在一九六九年九月及十月间,政府下令在城市中没有具体工作的人疏散到农村去。

  问:请你报导一下关于人民的工余生活。

  答:中国人民每周工作六天,每天八小时。但因需要费时间在路上,所以化的时间,总的来说要多一点。但也有鼓励逾时工作的。当然这是没有工资的。(笑声)据我观察所得,自愿逾时工作的人数是很多的。很可能一般人的印象是:这个制度是可笑的,是一个奇怪的强迫制度。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实际的制度。至少在中国没有人觉得这是强迫的。人们在平日辛勤地工作,在周末则到公园游玩,也有乘公共汽车到各处游览。在上海的内燃机厂中,我见过一个工人。后来,他们告诉我,这个老工人非常能干,在周末,他去钓鱼,通常是收获最多;去放风筝,便会有一群小孩围著他。所以我以为,中国人也和其他地方的人一样地休憇。

  问:中国是否容纳得下在海外的一些中国学生?

  答:如果你指的是空间,中国当然有足够的地方。我并没有向周总理提过这问题,完全不知道政府在这方面的态度是怎么样。我只能够说,经过了近百年的屈辱后,中国现在的政府是极其自尊的。这个政府认为要树立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假如中国政府曾经说过什么,那就一定会实行。它是拒绝乞求的。事实上,在中国两天后,我曾对一些大学人士说:“与美国比较起来,中国在精神上是一个真正了不起的国家,而美国的了不起则是自然资源及物质极其富裕。假如美国愿意无条件地送价值十亿美元的钢铁给中国,这对中国是否会有好处呢?”而答案是:“我们不要。”于是我就跟他们争辩,我问他们是否过于偏激。想想看,十亿美元的钢铁可以做些什么。因为只要看看钢制物品的价目,我知道中国仍是缺乏钢材。但经过在中国旅行四星期后,我开始想:教导人民不要这些赠与,其价值岂不是比十亿美元钢铁的本身还大吗?

  问:你们有没有谈到越南问题?

  答:没有,我们没有特别提到越南,唯一相关的地方是,周总理问我美国人民是否相信尼克松会从越南撤退。

  问:当你谈到中美关系时,他说到台湾问题,可是他不提到越南?

  答:他完全没有提到这问题,理由是:我认为中国人民和领导人都相信美国淮备从越南撤退。

  问:美国又在轰炸北越了。

  答:我从报上知道了。

  问:你考虑回到中国去住吗?为什么?

  答:我认为中国是一个很令人鼓舞的国家,我在前面说过,我在那儿住过二十三年。到目前为止,我在这个国家也住了二十六年了。我同时喜爱这两个国家,我喜欢她们的优点,嫌恶她们的缺点。在这里,我有我的工作,我的孩子在这里长大,在这里上学。我对这个学校、学生和教授们负有责任。我想我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

  二、王震与杨振宁、李政道怒斥《河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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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文一:王震与《河殇》

  作者:《王震传》编写组

  1988年9月9日下午,王震在住所与工作人员议论电视系列片《河殇》时说:

  “现在把什么都扣到毛泽东头上加以批判,说他讲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哪有这回事。这是下边人说的。我1958年给毛主席汇报时,他还不相信有人会说这样的话。他说过四、五、八(注:粮食纲要,即长江以南实现亩产800斤,黄河以南500斤,黄河以北400斤)和超英赶美。超英赶美是指钢产量,那时英国就是1000多万吨钢,美国6000万吨钢,毛主席讲要用15年时间赶超。这有什么错?实践证明,我们很快超过去了嘛!说毛主席要割资本主义尾巴,这是陈永贵同志提出来的。毛主席说,还是留一点吧!割尾巴,那还不割出血来,还能不疼?这是毛主席在召集我们一二十个人的会上说的,我当面亲自听到的。”

  1988年9月30日上午,十三届三中全会闭幕史上,王震要求发言,激动地说:

  “看了《河殇》,伤了我的心……伤了中华民族的心。《河殇》把中华民族诬蔑到不可容忍的地步!《河殇》从龙说起,说我们黄种人不好,说黄种人自私、愚昧,一连十二个黄字。赵紫阳总书记在十三大的报告有一个镜头。但后面是讲的改革呀,改革呀。照那样改,改到底,再过五十年啊,就回到1840年鸦片战争那个年代!为什么这样的坏东西能够出很多书?!我坚决反对这个,要求向中央报告!”

  1988年10月27日,王震在中南海办公室对几位理论工作者谈话说:

  “现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这么厉害,将来我去见毛泽东时,我要对他讲,你讲搞不好要改变颜色,过去我不懂,现在懂了!”

  1988年12月17日,王震在三亚与身边工作人员聊天时谈到《毛泽东与尼克松在1972》这本书中“当我们从闭关锁国、夜郎自大中醒来”这句话时说:

  “清朝有一段是闭关锁国,孙中山不闭关,我们共产党毛主席不闭关。40年代在延安时,毛主席就曾经给我谈过,革命胜利后他准备到美国看一看,看他们是怎么搞工业的。可我们胜利后,人家封锁你。”

  1989年5月11日,王震对前来看望的李鹏说:

  “小平同志讲搞活开放,我赞成。但你能说毛泽东、周总理闭关锁国、夜郎自大?实质上有人这样批毛、周的。那时帝国主义封锁,谁跟你往来?50年代日本在北京搞一个工业展览会,要挂日本国旗,学生们反对,毛主席出来讲话才行了。”

  1990年3月9-12日的十三届六中全会上,王震在书面发言说:

  “毛主席曾多次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种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肯定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存在,决不叫极左思想。实践证明,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不少论断是完全正确的,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附文二:王震同志晚年十分关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

  从1986年下半年至1989年“北京风波”,资产阶级思潮大肆泛滥。文艺界也汹涌着一股破坏性的自由化思潮,这就是所谓的“文艺新潮”。“文艺新潮”的精神支柱是西方现代主义的文艺思想。这种早在20世纪20至30年代就曾被引入中国但迅即偃旗息鼓的文艺思想,随着改革大潮的兴起,在“全盘西化”即全面资本主义化的喧嚣声中,又被某些人当做新神道再次请进来并大肆鼓吹,形成文艺界的一种“时代风尚”。它在新时期文艺运动中产生了相当广泛的轰动效应,在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造成极度的思想混乱,导致出现了一些宣扬民族虚无主义,鼓吹“全盘西化”洋奴意识的作品。

  1988年影视界出现的电视系列专题片《河殇》,堪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活标本。它把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的思想,鼓吹到了极致。《河殇》经中央电视台两次在黄金时段向全国播出后,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其有害的“轰动效应”。赵紫阳扶持的一批“文化精英”立即带头在报刊上刮起了一阵吹捧风,一些清醒的学者则写文章对它宣扬的历史观、政治观提出批评。

  这个时候,赵紫阳对《河殇》不仅表示赞赏,还让有关单位复制500套录像带迅速传遍了全国;他还送给来访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一套录像带,并推荐说值得一看,让它“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十多家报刊刊载了《河殇》的解说词,至少有四家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各种报刊上充斥着吹捧文章,有人说,《河殇》“达到了电影艺术迄今为止的最高点”;有人说它“打破了电影文化是俗文化的论断,把电影片开始推进到精英文化的层次”;还有人说,它是“在严肃的创作指导思想下产生的较高品位的作品”。

  《河殇》的作者之一苏晓康,竟然大言不惭地说它“是用西方传进来的电视,促进中国的思想启蒙”,通过它“能够让中国人民觉醒起来,真正找到中国的出路”。另一个作者王鲁湘甚至自吹:“无论从文化思想界对电视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来看,还是节目所造成的社会反响来看,应该说迄今为止尚无与《河殇》相匹的。”

  1988年6月中旬,当中央电视台开始播放《河殇》时,王震正在湖南岳阳视察。一天晚上,看完新闻联播,接着播出的《河殇》引起了他的注意。回到北京后,他就叫人从广播电影电视部借来一部《河殇》的录像带,并从市面买回《〈河殇〉解说词》,同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一起反复观看、议论。为了更准确地把准它的实质,王震曾先后与邓力群、林默涵、曹禹、周谷城、刘白羽等以及许多来访者一起探讨,还给李先念、彭真等送去《河殇》的录像带和解说词,请他们关注这部电视片的错误倾向。

  经过反复地观看、思索、剖析,王震深深感到,《河殇》不仅彻底否定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而且彻底否定了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彻底否定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伟大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绩,竭力鼓吹“全盘西化”、走“蓝色文明”之路即资本主义道路才是中国的惟一出路。

  当时《河殇》还在中央电视台播放,有些报刊上也辟专版连载《〈河殇〉解说词》、各处座谈会上的发言、连篇累牍的文章,一片叫好声。8月中旬,中央电视台重播《河殇》。在短短的两个月内,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段两度播放同一部系列片;是绝无仅有的事。

  看到重播《河殇》,王震气愤地说:“看来,这些搞自由化的人把《河殇》当做他们的政治宣言了!”从此,王震开始在各种场合抨击《河殇》。

  9月20日,王震在家里接待《人民日报》总编辑谭文瑞和报社其他两位同志,向他们了解有关《河殇》的报道情况和各方面的反映,交谈了对这部电影的意见。王震激愤地说:

  “《河殇》的片子我看了两遍,解说词的本子也看了两遍,引起很大的火!它把我们的民族一顿臭骂,把中国共产党一顿臭骂,把公有制一顿臭骂,实质上是主张搞私有制的。它说我们黄种人的人种不好,连我们的女排也骂。是可忍,孰不可忍!”

  “如果中央称赞,党的总书记称赞,我也不称赞,无非是开除党籍。这次我就要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是空的。政治运动不搞了,但是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不能放弃。否则,你不去运动人家了,人家来运动你。”

  “现在舆论工具对《河殇》的评论是一面倒,全部叫好,不见对立面。建议你们找几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写文章。这场笔墨官司一定要打。这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子子孙孙的精神支柱问题,关系到我们走什么道路的问题。”

  第二天,王震率中央代表团赴银川参加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庆祝活动。当天下午,在银川会见自治区党政领导时,王震说:

  “我们宁夏濒临黄河,黄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而一些所谓学者,把黄河骂成有百害而无一利。”

  这次他在宁夏活动七天,亲眼看到解放四十多年来,宁夏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巨大成绩和各项事业的迅猛发展,感到十分激动。在9月27日下午与自治区领导一起举行的告别会上,王震历数了宁夏各项工作的发展变化后,话锋一转:

  “但是,有个电视系列片《河殇》把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和我们祖国、黄河说得一无是处。我看,这个片子是咒骂黄河、长城的,是污蔑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和炎黄子孙的。”

  告别会后,王震向秘书交代:“我对《河殇》的议论明日要见《宁夏日报》。”当时,有关赵紫阳支持《河殇》的情况,早在全国传得沸沸扬扬。这天深夜,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杨桂生打电话给分工管宣传的党委常委蔡竹林,请示对王震批评《河殇》的新闻稿件如何处理?其时已是28日凌晨,蔡竹林业已入睡。他即回答杨桂生说:即日见报。不必惊动其他领导。今后如果上边追问此事,就说是经过我同意的。

  1988年9月28日的《宁夏日报》头版头条赫然登载了王震对《河殇》的批评。消息传开,一片哗然。很多人奔走相告,竞相叫好。但是也有人说:“这是对文艺作品的干预和打棍子。”还有一些好心人到王震住所劝说王震。一位当时已经担任副部长的晚辈叫着“叔叔”说:“您又不具体分管文教工作。文艺界的事很复杂,现在大家都很尊敬您,您还是少说一点好!”王震一听火了,他指着这位晚辈说:“糊涂!你们竟然如此不关心政治,不关心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走什么样的道路!”

  1988年9月26日至30日,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30日上午,这次会议的各项议题都已结束。在即将宣布全会闭幕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主席台上例行询问大家还有没有什么事?就在此时,一个洪亮的浓重的湖南口音在会场回荡:“我来讲几句!”大家顺着声音寻去,只见在台下前排就坐列席会议的王震“腾”地站了起来,异常激动地说:

  “看了《河殇》伤了我的心……伤了中华民族的心。《河殇》把中华民族诬蔑到不可容忍的地步!

  “《河殇》从龙说起,说我们黄种人不好,说黄种人自私、愚昧,一连十二个黄字。

  “赵紫阳总书记在十三大的报告有一个镜头。但后头是讲的改革呀,改革呀。”

  一提到《河殇》中鼓吹的那种“改革”,王震更是无法遏制心中的怒火,他接着尖锐地指出:

  “照那样改,改到底,再过五十年啊,就回到1840年鸦片战争那个年代!

  “为什么这样的坏东西能够出很多书?!

  “我坚决反对这个,要求向中央报告!”

  王震大义凛然的话语如金石掷地,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会场里回荡。当他讲完话的时候,一阵热烈的掌声卷过会场上空。但是,赵紫阳却支吾其词,回避问题的实质,搪塞几句就匆匆宣布散会。

  陈云是从1930年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便任候补中央委员的。据他回忆,在正式举行的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像王震这样个人挺身而出,慷慨陈词,向党中央报告自己对重大问题看法的,过去从未有过。

  事后,王震曾这样对身边工作人员说:

  “这几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越来越厉害,我在全会上讲讲这事,是想引起中央对此思潮的重视,并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不重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不行。”

  消息传开,许多老同志、老党员,许多机关干部、文艺理论工作者,工人、农民和解放军战士,通过各种不同方式向王震表示支持和敬意。深圳一名机关干部给王震写信说:从香港报刊上得知您在中央全会上正气凛然地怒斥《河殇》,特向您表示深深地敬意。同时,对国内外敌对分子对您的无耻诬蔑和攻击表示极大的愤慨。

  1988年9月30日下午,王震在中南海勤政殿向中央常委胡启立、书记处书记芮杏文、中宣部部长王忍之谈了自己对《河殇》的看法。王震在分析了《河殇》宣扬“全盘西化”的本质后尖锐地指出:

  “在批‘左’的时候不能不注意右的倾向,反革命还有人在。意识形态要为现行政策的贯彻服务,我们还是信仰马克思主义。”、“不能把过去的历史都否定了,把功劳都算成你自己的。你们新的领导要注意。军歌中有一句‘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军歌是小平同志批准的。老干部很高兴。当然不能搞两个‘凡是’,但一定要讲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如果一说新中国的成就,什么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成绩,就是割断历史。不要割断历史,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毛、刘、周、朱、陈、邓那个时候领导班子的大好事办得多,坏事错误事有,应实事求是地讲。不许自由化分子瞎骂。”、“意识形态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你们搞意识形态的难,不要怕骂。”

  10月10日,合众国际社接到《河殇》制片人提供的消息报道:中国从8日起对《河殇》的发行抛了限制措施,中国海关已不准《河殇》的录像带出口,当局还禁止该片在国内发行。

  10月17日,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向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写出报告,对《河殇》问题的处理,提出如下意见:一是认真组织开展正常、健康的文艺评论。鉴于前一段时间中一些报刊发表的文章对《河殇》不恰当的赞扬过多,建议有关报刊发表适量的评论文章,对《河殇》散布的片面的、错误的观点加以澄清。考虑到《河殇》“热”目前正在降温,评论的文章不宜过多,过于集中,以免把温度重新升高。二要提供更多更好的作品以满足广大群众的需要,缩小消极、错误东西的市场。三要加强党对宣传舆论工作的领导。

  10月16日和11月4日,《人民日报》分别刊登世界著名科学家、美籍华人杨振宁、李政道批评《河殇》的谈话和文章,其他报刊也都发表了一些批评性的文章。

  事情好像正在得到解决。但是,王震敏锐地发现,报上发表的批评文章中,大都是轻描淡写地说《河殇》有些“偏激”、“片面”,基本没有触及它宣杨“全盘西化”的本质。于是,他便找到了文艺理论家林默涵和几位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对他们说:

  “我文化不高,历史知识也懂得不多,想亲自写点文章,又写不好。想请你们写点生动、摆事实、讲道理的文章,把《河殇》宣扬民族虚无主义、‘全盘西化’的本质给驳倒。”

  10月25日,王震接到林默涵等人写就的《〈河殇〉宣扬什么?》的文章。文章从《河殇》实际上写的是一曲整个中华民族的葬歌;用唯心史观、地理环境决定论、中国人天生愚劣等观点解释中国历史;对黄河、长城这些中华民族象征,不加任何分析地进行嘲讽、挖苦和否定;对中国历史上争取祖国统一的一切努力,采用怀疑甚至嘲讽态度;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推翻“三座大山”的人民革命,对改变了世界力量对比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对我国消灭剥削制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给以任何历史地位;对资本主义文明则极力加以附和美化,并认为只有“全盘西化”,才是中国的惟一出路;其学风不正十分严重等十个方面进行了有力的批判。王震看后;十分高兴,提笔便在上边批示:“这篇文章,正击中《河殇》毒瘤。”王震还提出一些修改意见。

  1988年10月27日,王震在修订后的署名为“易家言”的文章前附了如下短笺:

  启立同志并呈报紫阳同志:我找林默涵同志谈话,请他写了这篇文章。我认为该文说理充分、明白,特建议作一家之言,由新华通讯社发通稿,人民日报全文刊载。

  此致、敬礼!

  王震 1988年10月27日

  11月1日,王震前往广东珠海视察之前,交代留守北京的秘书说:“请报告启立并紫阳同志,林默涵同志那篇批《河殇》文章的处理结果要告诉我。”由于赵紫阳的阻挠,这篇文章未能见报。当时赵紫阳明确表示:不要发表。他是利用职权压制对《河殇》的批评,为《河殇》思想的畅行无阻提供保护。

  王震始终惦记着林默涵主笔的《〈河殇〉宣扬了什么?》的命运。1989年7月16日,王震让秘书把这篇文章找出,在标题上方挥笔写道:“这是1988年10月写的。赵紫阳同志说了,不要发表,就没有发表。我赞成现在发表。”

  7月19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这篇文章,并根据王震的意见加了一个《编者按》:

  去年下半年,电视系列专题片的《河殇》曾两度与观众见面,在海内外名噪一时,用《河殇》总撰稿人之一苏晓康的话说,是“大大地出了风头”。但在众多的喝彩声中,也有不少同志提出不同意见,有的愤然质问:《河殇》到底要宣扬什么?此文写作并定稿于1988年10月。现依照作者意愿,一字不易,在这里首次发表。

  此文作者称,笔名署为“易家言”,取的是“一家之言”的谐音。本来,对一部作品有不同意见,任何人都有权利参与争论。可是,“易家言”的这篇文章成文后,赵紫阳同志明确表态:不要发表。而他却把《河殇》的录像带送给外宾,说值得一看。这符合百家争鸣的方针吗?不错,我们主张党在坚持对文艺事业的政治原则、政治方向的领导的前提下,对具体文艺作品和学术问题要少干预、少介入。但是,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赵紫阳同志所说的对文艺作品“少干预、少介入”的含义和政治倾向,同党的主张是根本不同的,他实际上是要主张在文艺领域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广大同志“少干预、少介入”,让主张在文艺领域坚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少数人多干预、多介入。否则,既然说是要“少于预、少介入”,为什么又干预别人的文章,不让发表呢?

  “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文艺工作的方向。我们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认真学习贯彻十三届四中全会和邓小平同志重要讲话精神,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更好地坚持“二为”方向,使文艺事业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更大的功能。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今后,我们仍然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这一方针,促进文艺的繁荣,促进理论的发展,以利于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7月20日这篇文章由新华通讯社播发通稿,全国各主要报刊都全文登载。此文发表后,反应强烈。一些老同志说,原来看《河殇》,只是干生气,讲不出多少道理来。这篇文章把《河殇》的反动实质揭露得有理有据,淋漓尽致。一些年轻人说:过去看《河殇》,感到很热闹,很新鲜,看了这篇文章确实认识到“热闹”、“新鲜”背后包藏着祸心。

  1989年的“政治风波”过后不久,深圳市委宣传部组织摄制了电视政论片《世纪行——四项基本原则纵横谈》。1990年5月14日,《世纪行》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首映式。作为一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的电视片,《世纪行》在宣传方法上给人以新颖的感受,一时引起首都各界人士的关注。

  王震从新闻上看到对《世纪行》的报道,希望能看到片子。1990年6月7日下午,王震用三个半小时看完后,高兴地说:

  “这部电视片尽管目前还不完满,但把四项基本原则的精髓讲出来了,是宣传上的一个突破。这个片子看了以后给人以振奋,使人感到我们党是伟大的,不容怀疑的,是能够领导一个国家的执政党。”

  他还提出意见,对片子要认真修改,在政治上艺术上都应该是精品。

  王震一直关心剧本的修改工作。他请胡乔木和邓力群亲自看稿子,挑毛病,同时责成中宣部部长王忍之召集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编译局的一批党内理论权威及党史专家,对剧本进行了为期一周的集中讨论和修改。王震又要了三十多部带子,送给彭真、李先念等一些老同志看,请他们帮助提出修改意见,并将意见传达给剧组。他还建议把电视片翻译成英文、俄文,拿到国外播放。

  1990年8月,电视纪录片《世纪行—一四项基本原则纵横谈》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从中央到地方先后有160多家电视台播放此片,有的还反复播放;有100多种报刊纷纷进行报道和评论,有的还举行该片解说词阅读知识竞赛。成千上万的机关、学校,厂矿企业组织干部和职工群众,反复观看。有关部门和单位所收到的工人、农民、部队官兵、知识分子、各级干部和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学生等来信共超过五万封。许多观众说:看了《世纪行》后,很解渴,这鼓舞士气,催人奋进。这是一部激发爱国主义和弘扬民族精神的好电视片,对于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加强社会主义思想教育,都具有重要意义。

  1991年春节,王震在深圳会见深圳市委领导李灏、厉有为、林祖基、杨广慧及《世纪行》摄制组的主要创作人员。王震亲切地同他们谈话,表扬这部电视片的成就,勉励他们继续努力,争取更大的成绩。王震说:

  《世纪行》是一部政治水平和艺术水平都比较高的好片子,是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歌颂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的形象生动、有说服力的好教材,在全国起了很好的宣传教育作用。尤其对那些不了解近代中国历史、不了解我们党的历史的年轻人来说,更有教育意义。所以,它受到了很多同志的赞赏。这个电视片的新老版本,我看了不下数十次。我把录像带送给李先念同志,李先念同志也看了好几遍,一再说拍得好。我衷心希望有更多这样的佳作问世。

  我国1989年发生的北京政治风波和苏联、东欧的剧变,使王震愈来愈感到抓好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极端重要。1991年1月下旬至3月上旬,他先后在广州、深圳、厦门、福州等地考察。每到一地,他都要提及意识形态工作。王震反复强调:

  国内外敌对势力搞“和平演变”,往往是从意识形态开始的。毛主席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因此,我们要高度重视和认真抓好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工作。邓小平同志也再三提醒我们,要切实纠正“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

  王震认为,做好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工作,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坚定不移地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和斗争。要坚持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进行下去,挫败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和平演变的图谋。要运用文学、艺术、报刊、广播、电视等多种形式宣传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

    原载:天下第九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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