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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戎:汉语学习与中国少数族群的现代化

2017-10-15 10:44:35  来源:《社会政策研究》  作者:马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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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对于进入工业化时代的现代国家,国内地区间在行政体制、经济制度、文化模式等方面进行整合是历史的必然,需要建立学校接受工业文明知识体系,也需要推行国内通用语。由于中国各族之间的语言文化及经济发展基础的差异,现代学校体系的发展呈现地区“梯度”现象。同时,少数族群人口规模制约了母语出版物的发展,汉语成为中华各族学习现代知识的主要工具。1949年后,一些民族自治地方实行“民语学校”和“汉语学校”双轨制。由于“民语学校”毕业生就业困难,少数族群劳动力很难进入“非农”行业就业,2000年后新疆等地少数族群劳动力就业形势愈发严峻。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加强汉语学习和双语教育已成为中国少数族群融入现代化进程的桥梁,这是国家教育政策调整所需研究的重要专题。

  今天的世界正从工业化过渡到全球化。在这一进程中,哪怕是在地球上最偏僻的角落,从历史上继承延续的传统社会组织、经济体系、知识体系都不可避免地被逐步打破。

  “资产阶级……把所有封建的、宗法的和纯朴的关系统统破坏了。……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都卷入文明的漩涡里了。……它按照自己的形象,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470)。

  地球上已没有任何空间让某个群体能够安享“闭关自守”的“世外桃源”。不仅各国之间的政治交往、商业贸易、人口流动、司法纠纷需要尊重国际法规,各国生产的各类产品如要出口必须参照国际社会通用标准,甚至在国内销售的食品、服装、电器等也需要参照国际标准,否则会对在本国居住、旅行的外国人造成困扰。

  同时,为了适应现代国际秩序,为了维护国家统一、提高内部凝聚力和对外竞争力,各国政府必然推动国内各地区在行政体制、经济制度甚至文化模式等方面完成相应的整合,从传统的“多元化”形态逐步向“一体化”过渡。各国内部的这一社会整合是完全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进程。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地区封闭的打破,各族交往交流的增多,会极大地促进族际交融,这是历史趋势。

  尽管各群体的社会传统之间存在差异,在整合过程中各自主动性的程度不同,群体互动中的竞争态势不同,但是,国内大大小小的地方性群体不可避免地将被纳入全国性经济体系,使用共同的政治话语,遵循相同的市场规则。在文化领域,各地区将保持一定程度的地方和族群特色,但是全国通用的工具语言、相似的文化事业管理体制、相通的文化和娱乐业市场等也使一个多族群国家内部的文化模式在“多元”传统之上出现“一体”的结构性特征。同时,只有全体国民中真正建立起一个国家层面的整体性文化认同,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民族构建”(nation-building)进程才算取得成功,全体国民对国家的政治认同才有牢固的情感基础。

  1、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以工业文明的现代教育为基础

  最早开启工业革命并持续引领世界经济、贸易、科技发展的欧美各国,在工业化进程中发展出了一套政治话语、经济组织、知识体系和技术标准,与之相应的教育制度在知识创新与传播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与之相比,亚非拉各国传统知识体系和传统教育制度所培养的人才,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贸易中都无法与之竞争,所以“变法”、“改制”成为这些国家救亡图存的必然出路。进入21世纪,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的交往与竞争,实际上是人才和教育的竞争。因此,提供现代知识体系(中小学的语文、数学、自然等课程,中学的物理、化学、生物、历史等课程,大学中的各专业课程)的学校教育受到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义务教育的涵盖和层级不断提高,发展优质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建设有创新能力的人才队伍成为各国政府推进本国现代化发展的主要战略举措。

  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鸦片战争前,中原王朝早已发展出由私塾、书院、官学、科举制度等构成的一个完整教育体系和考试制度,与此同时,居住在今天中国境内的边疆群体也建立了各自的地方政权和教育体系,并与中原保持了密切的交往交流和相互学习。为了促进边疆群体与中原之间的交流与相互学习,中原王朝吸收边疆部落青年或接受“外藩”派遣人员来内地学习,专设以讲不同语言异族人员为对象的语言教习机构,如唐太宗在长安设立的“国子监总设七学馆(国学、太学、广文、四门、律、书、算)、各置博士。……增收中外生员多至八千余人”(范文澜,1965:762)。中原与边疆之间的教育交流历史悠久。

  “科举制就是一个推动不同族群融合的有效政策之一。通过基于共同文本的科举取士,不同族群的人有了共享的文化与语言”(白彤东,2016:82)。

  正是这样一个既共享文化基础又各具特色的“多元一体”的教育体系,推动着中国各族群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一代又一代地继承和延续了中华文明。中国的科举制度为内地的下层人士和边疆精英的社会流动提供了一定的机会并有力地推动国家内部的文化整合,启蒙时代的一些欧洲思想家(如伏尔泰)认为是坚持世袭等级制度的欧洲社会应当效仿的榜样。

  尽管中华文明丰富灿烂,但是毕竟没有从中国传统知识和教育体系中发展出来一个工业化和现代科学系统。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开始领略了工业文明的利害。1905年,清朝最终下决心“废科举、兴新学”,引进国外教材[1],仿效欧美工业国家教育体系建立中国的现代学校体系。这些新建的学校不仅全面接受了西方国家理工科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建筑、机械以及医科、农科、军事等学科体系和教育程序,而且接受文学、哲学、考古、历史、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新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和教育程序。外国教会、基金会在中国创建现代教育体系的这一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些现代学校首先在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中国沿海都市建立,逐步推广到乡镇和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这些现代学校的建立和发展,不仅为中国在民国时期的工业化和科学技术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也为坚持14年的抗日战争提供了各领域急需的人才队伍。

  2、我国不同地区在现代教育发展方面的“梯度”差异

  这些现代学校建立的时间、规模、层级和教育质量,在我国960万平方公里国土上的推进速度是不一样的,形成了我国不同地区在现代教育发展水平的“梯度”差异。而学校教育发展的“梯度”区域,与各地区在现代产业发展起始时间、速度和水平方面呈现的“梯度”现象之间,存在着直接和密切的相互关联。现代学校培养了具有现代知识和技能的人才,这些人才的就业推动当地的社会与经济发展。因此,分析各地区学校学生的人数(规模、比例)和学业的层级(小学、初中、高中及以上)以及他们的就业、发展状况,有助于我们了解该地区社会与经济的发展现状与前景。

  今天中国各地区在现代教育发展方面出现的“梯度”差异有其历史根源。在部分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如云、贵、桂、甘、宁等省,自元朝之后就开始推行中原地区的儒学教育和科举制度,推动当地族群逐步接受中原地区的语言与文化,许多少数族群精英讲汉语、读经书、参加科举并加入国家行政管理体系。在新疆、蒙古、藏区等地,清朝政府实施与中原地区不同的“多元化”行政体制,体制差异对这些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和相互学习造成负面影响。清朝晚期在西藏推行“新政”并开始兴办学校,1938年民国政府在拉萨开办了第一所小学(多杰才旦,1991:57)。光绪年间新疆开始建立学校,1919年新疆有各类学校141所,但是教材多为四书五经类,私立学校则主要是讲授《古兰经》的经文学校(白振声、锂渊信一,1992:115)。学校教育起步时间有早有晚,普及速度有快有慢,导致西部与东部地区的现代教育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要想改变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在现代教育领域的地区差异,需要一个长期不懈努力的过程。

  3、语言差异对不同地区教育发展的影响

  在新疆、藏区等西部少数族群聚居区,民族语言仍然是当地民众的主要工具性语言,语言文字差异是导致我国西部现代学校教育发展与东中部地区出现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直至今日,南疆地区和广大藏区基层社会的通用语言仍是当地族群的母语(维吾尔语和藏语),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西部地区推行和发展汉语文学习和双语教育就成为在这些地区推动全国性文化整合的必然措施。这将为中国各族之间加强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中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必要的语言工具。与其他现代民族国家一样,推广“国家通用语教育”是中华民族“民族构建”(nation-building)进程中的历史发展趋势,是在国家层面建立“文化认同”的社会基础。

  在20世纪80年代的“拨乱反正”过程中,针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些“左”的做法,政府强调加强少数民族母语教育,如西藏自治区要求藏族学生必须在藏语班学习,对民汉合校合班的办学方法进行调整,推动民汉分校分班,对通过母语学习的少数民族学生实行高考加分制度等优惠政策。这些做法起到了加强少数民族母语教育的目的,但是民汉分校分班的做法客观上构建了民族之间的文化隔阂,不利于少数民族青少年建立对各族共享“中华文化”的文化认同。假如当年不是采取强制性行政命令的方法,而是允许学生/家长自愿申报不同类型学校(汉语授课的普通学校、民语授课的少数民族学校、兼用汉语和民语授课的双语学校),同时在汉语授课的普通学校加授民语课程,这样的思路可能更加有利于各族学生之间学习了解彼此的语言与文化传统,更有利于构建中华民族的文化凝聚力。2014年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积极推进民汉合校、混合编班,形成共学共进的氛围和条件”。这一新思路可以说是对当年做法的反思与调整。

  4、各种文字出版物能够向读者提供的知识体系

  我国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和传统文化需要保护和继承,这一点毋庸置疑。少数民族学生在学校学习母语,这是宪法明确规定的公民权力。与此同时,我们研究少数民族教育的现状和发展前景时,还有一个方面也需要加以关注。那就是在现实社会中,不同文字出版物向掌握该文字读者所提供的知识体系的规模与质量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而且这一差异与少数民族学生在完成学校教育毕业后的就业前景密切相关。

  中国正式出版物约97%是汉文出版物。2010年全国出版图书328,397种,其中少数民族文字图书9,429种,仅占2.87%(国家统计局,2011:902)。汉、满、回等通用汉语的人口规模超过12亿。现代知识体系源自西方国家,许多领域的经典文献和知识创新成果多在西方国家出版,因此,翻译工作的规模和速度对于中国人学习并赶超先进工业国家十分重要。自20世纪初,中国开始翻译国外各学科经典文献,庞大的汉族文化科技队伍是翻译国外文献的重要力量,上亿的汉文阅读人群则是支持这一翻译出版事业的经济基础。

  2010年,中国6岁以上人口受教育水平在“大专及以上”的有118,374,897人,其中汉族、回族、满族人口总计1.13亿,占总数的95.6%(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2012:259-261)。正是这样一个规模庞大的汉文版购书群体使人类社会主要文明的经典作品均出版了中译本,国外最新出版的重要书籍文章在几年内即有中译本,这使许多欧洲国家的学者十分羡慕。因此,无论从中国传统文献积累还是从国际化现代知识含量和应用人口规模来看,今天的汉语文(中国国家通用语)已成为世界现代知识体系的重要新载体,是联合国6种工作语言之一,在中国国内的知识交流和知识创新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工具作用。对于享有学习汉语便利条件的中国各少数族群而言,与许多周边国家民众的语言学习环境相比,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

  相比之下,我国几种主要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物数量小、种类少,只能为读者提供有限的现代知识。以新疆大学图书馆藏书的维吾尔文图书为例,理科基础学科的“数学”类图书仅为北京大学图书馆汉文藏书“数学”类的1.05%,“物理学”类为0.68%,“化学”类为1.03%,“地理学”类为0.82%,“普通生物学”类为1%;文科中的“财政金融”类图书仅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同类汉文藏书种类的0.14%,“法律”类为0.91%,“史学理论”类为0.26%,“社会学”类为0.86%(马戎,2012:281)。由此可见,即使维吾尔族学生熟练掌握了维吾尔文,他们从阅读现有的维吾尔文出版物所能获得知识的量与质(特别是现代科技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与汉文出版物是无法相比的。

  少数民族出版物之所以到21世纪仍然只有如此规模,与人口规模密切相关。2010年蒙古族6岁以上人口受教育水平在“大专及以上”有78.2万、维吾尔族有56.6万、藏族有30.9万、朝鲜族有28.2万、哈萨克族有11.5万。如果一本翻译的学术著作能够在“大专及以上”人群中吸引万分之一的读者,这本书的汉文版可售出1.13万册,维吾尔文版仅售出57册。即使政府出资补助,这几种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物的翻译和出版规模也必然有限,而且,许多国外前沿科技创新著作要找到专业水平合格的少数民族文字译者也十分困难。2005年我在喀什第二中学调查双语教育时,维吾尔族学生告诉我,即使要想学好中学数学,也需要阅读汉文教学参考书。这反映出两种文字教科书和辅助读物在数量和质量上存在的差别。从世界各种语言的发展历史看,语言之间的竞争存在“马太效应”,随着全世界知识创新速度越来越快,维吾尔文出版物与汉文出版物之间在知识含量方面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而不可能缩小。同时,随着新疆与内地在经济活动和劳动力市场方面的进一步整合,对劳动力素质和现代知识的要求越来越高,维吾尔文教材和出版物提供知识的局限性必将进一步凸显。

  境外的哈萨克斯坦可以作为语言工具性考量的一个例子。由于俄语在中亚各国、俄哈交流中的传统优势,1991年哈萨克斯坦独立后,大学许多专业仍继续使用俄文教材。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指出:“不应限制使用俄语,哈萨克人普遍掌握俄语,为本民族提供了接触现代化信息的机会”。表明这位哈萨克斯坦领导人没有被盲目的民族主义情感所蒙蔽,而是清醒地看到哈萨克文出版物在传播现代化知识与创新信息方面的局限性。

  5、现代学校教育必须考虑就业市场的专业人才需求

  有人说,即使少数民族学生在现代知识体系(理科、工科、文科、医科等)方面的学习成绩不理想,但是如果他们把母语文学好,仍然是今日社会所需要的人才。从理论上讲,这自然是对的。但是,我们必须面对现今就业市场上对不同类型人才的需求结构,换言之,我们需要清楚地了解,今天的劳动力和人才市场对少数民族语言人才的需求规模究竟有多大。

  表1介绍了2010年我国汉族、维吾尔族、藏族这3个群体就业人口的行业分布规模和结构。我国人口普查把行业分为20个类别,第20类是“国际组织”,由于在这一项中就业的全国总人数仅为6,580人,所以表1将此类略去。从其余19类具体行业内容来看,能够阅读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物并掌握相关知识可能在新疆地区5个行业的就业竞争中具有一定空间:

  第一个是“教育”,以少数民族学生为工作对象的教师队伍可吸纳大量少数民族人才,特别是南疆中小学校;

  第二个是“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新疆文化事业的服务对象中,母语不是汉语的少数民族人口超过新疆总人口的一半;

  第三个是“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其中“科学研究”应当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历史、哲学、宗教、地理、医学方面的研究工作,相关领域可吸收一定数量少数民族语文人才,但这一行业类别中的“技术服务、地质勘查业”仍然需要以汉文为载体的现代知识;

  第四个和第五个分别是“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和“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在这两个行业中,对于在少数族群聚居区工作的就业人员而言,少数民族语言是重要的交流工具和工作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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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国范围内,2010年上述5行业就业的劳动力仅占劳动力总数的7.573%,在汉族中占7.677%,在维吾尔族中占6.328%(总数约31.5万人)。这5个行业就业人员在本族劳动力中所占比例,汉族与维吾尔族在3个行业(教育,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相差不多,但是在“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这两个行业所占比例不到汉族的一半。由于汉族在这5个行业就业人员在全体劳动力中的比例也仅为7.7%,所以维吾尔族6.3%的比例也属正常。

  

  上述比例数字告诉我们,在全体维吾尔族劳动力中,只有不到7%有可能在这5个行业的就业竞争中展现自己维语交流和通过维吾尔文出版物所获知识的能力,其他约93%的就业机会均要求就业人员掌握一定程度的汉文阅读能力,从而掌握本行业必要的知识与信息。这一差别完全是由汉文、维吾尔文出版物所含现代知识的质与量所限定的,是就业市场上客观存在的需求规则。

  在其余14个行业中,当工作伙伴或工作对象是新疆当地少数民族时,民族语言自然是有用的口头交流工具,但是维吾尔文出版物提供的知识与这些行业工作内容之间的联系相对而言并不那么直接和重要。以“卫生”行业为例,面对维吾尔族患者,医生如果能够用维吾尔语交流,无疑有很大帮助,但是除了“维吾尔医学”专业的学生外,大多数医生学习的专业医科教材和参考书主要是汉文书籍[2],高层次医生还需要参考英文资料。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在这14个行业就业的大多数劳动者仍然需要通过汉语进行工作交流和业务操作。从我们在南疆一些民族中学进行的实地调查情况来看,维吾尔族毕业生的汉语交流与阅读能力是他们在这些行业实现就业的“瓶颈”。

  在这14个行业中,汉维比例差别最为悬殊的是“农、林、牧、渔业”(汉族为46.42%,维吾尔族为82.59%),汉族劳动力大量集中在“制造业”(17.7%,维吾尔族仅占2.3%)、“建筑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业”等,反映出汉族和维吾尔族劳动力在“非农产业”就业方面的巨大差距。一个维吾尔族劳动者在“非农产业”就业方面是否遇到困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汉语文能力。

  在今天中国产业发展现状中,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业和交通运输业中的主要交流工具是汉语,机器设备的操作维修手册、施工流程与图纸等就业人员需要掌握的知识信息几乎全部是汉文材料,政府不可能要求设备生产厂家为新疆少数使用者专门翻译印刷维吾尔文版。因此,那些不懂汉语、无法使用汉语文本学习这些知识的维吾尔族青年很难进入这些产业的职工队伍。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民考汉”学生(在普通汉校学习的少数民族学生)就业情况明显好于“民考民”学生(在民族学校通过母语学习的少数民族学生)。这些就业比例的差距不应简单地被解释为“民族歧视”,而应当从各行业工作对主要工具性语言(汉语)能力的实际要求来分析和理解。

  假如南疆农业生产一直保持传统耕作方式,父辈的言传身教就足以延续,学校教育可有可无。但是从长远看,南疆的农业、林果业必然会向现代种植业发展,为了获得所需要的科技知识、设备操作、市场供销信息等的最便利渠道是汉文出版物和汉文网站,农业产品的销售范围也必然扩展到全国甚至走出国门,需要通过汉语文与客户和中间商交流。换言之,即使是南疆农业的未来发展也离不开汉语文学习。从这个发展的大趋势来思考问题,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汉语学习和双语教育的重要性,即不仅有助于改善维吾尔族今后在各“非农”行业的就业状况,而且对新疆现代农业的发展前景也极为重要。汉语学习和双语教育已经成为我们思考新世纪中国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发展的核心议题。

  6、中国各行业就业劳动力结构的变化趋势

  表2把1990年、2000年、2010年三次人口普查数据反映的汉、维吾尔、藏3个族群就业人口行业结构进行比较。1990-2000年期间,汉族劳动力产业结构的变化为农业劳动力下降了8.3%,第三产业提高了5.2%,第二产业提高了2.7%。同期维吾尔族劳动力结构的变化与汉族基本同步,农业劳动力下降了4.8%,第三产业提高0.8%,第二产业提高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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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2010年期间,汉族农业劳动力比例下降16.6%,第三产业提高8.7%,第二产业提高7.9%,说明这期间汉族人口加快了城镇化和“非农化”步伐。但是在同一个10年里,维吾尔族劳动力产业结构却出现不同的变化趋势:农业劳动力比例逆向提高2.2%,第二产业下降1.1%,第三产业下降0.5%。一个可供对比的参照系是聚居在青藏高原上的藏族,藏区发展基础薄弱,但是在这10年藏族劳动力结构的变化趋势与汉族相同:农业比例下降,第二和第三产业比例上升。我国其他少数族群的相关数据没有呈现在表2中,但是绝大多数都与汉族的变化同步(参见马戎,2004:665-670)。因此,在维吾尔族劳动力行业结构中出现的逆向变化是反常和罕见的,需要引起高度关注。

  就业人口行业结构和职业结构是社会学研究“族群社会分层”的两个重要指标。人口普查数据中的职业结构变化呈现出同样的态势:2000-2010年期间,在7类职业(表3)中,维吾尔族劳动力的5个重要职业所占比例都明显下降:“党政机构负责人”从0.84%降到0.47%,“专业技术人员”从5.36%降到4.24%,“生产运输工人”从5.89%降到4.55%,“办事人员”和“其他人员”也下降0.01%。唯有“农林牧渔劳动者”比例从80.35%上升到82.74%,“商业服务业”比例上升0.46%。究竟有哪些因素导致汉族和维吾尔族劳动力行业与职业结构出现不同的变化方向?

  因素之一是这10年期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第二、三产业快速发展,GDP增长多年呈两位数,使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由于汉族人口超过中国总人口的91%,这一转型过程主要是通过汉族劳动力的城市化和产业转型完成的;因素之二是这10年中国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普及了9年义务教育,我国大学的年招生人数从2000年的180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657万人。2000年汉族人口中“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者所占比例为3.9%,2010年增至9.74%。与之相比较,2000年维吾尔族人口中“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者所占比例为 2.7%,2010年增至6.35%。当我们不考虑学习语言(用汉语还是维语学习)差异、只以“受教育水平”(毕业学校层级)结构来衡量教育发展水平时,应当说维吾尔族的大学教育发展速度并不算慢,与汉族大致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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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在维吾尔族教育持续同步发展的背景下,维吾尔族劳动力的行业和职业结构变化为什么却与全国和汉族的发展逆向?就新疆本地区而言,2000-2010年期间,新疆 GDP总值从1363.56亿元增长到5418.81亿元,其中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从21.1%下降到19.8%,第二产业从39.4% 增长到47.7%,第三产业从39.5%下降到32.5%。由以上数字可以看出,新疆的第二产业在这10年保持了快速发展,而同期维吾尔族在第二产业就业人员无论在人数还是在比例上反而显著下降。换言之,在新疆第二产业大发展的这10年里,维吾尔族并没有充分参与这一历史进程,而是呈现出某种“边缘化”迹象。

  我们注意到在新疆的一些地方或企业单位也许确实存在含“民族歧视”色彩的就业政策,在一些单位的招聘信息中有“民族成分”要求,偏重招收汉族。我们在实地调查时询问过相关企业的负责人,他们表示企业愿意招收汉族职工的原因,主要是考虑汉语能力和宗教因素(做礼拜、封斋)对企业管理和工作效率的影响。虽然政府的民族政策是鼓励各自治区的企业招收当地少数民族职工,但收效有限。

  2000-2010年是全中国和新疆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遗憾的是我国维吾尔族劳动力在这一产业升级换代的过程中却没有进入“快车道”。在维吾尔族人口聚居的南疆(维吾尔族占和田总人口的96%,喀什89%,阿克苏72%,柯孜勒苏64%),缺乏学习使用汉语文的语言环境,进入21世纪后才开始推动中小学双语教育,今后进一步加强汉语学习和双语教育,使维吾尔族学生能够主要通过汉文教材学习现代知识,这将是今后10-20年内扭转维吾尔族劳动力就业结构现存困境、使广大维吾尔族民众得以参与国家现代化发展进程的主要渠道。

  7、继续加强现代知识体系维吾尔文版本的翻译工作

  前面提到因为受到维吾尔族人口和接受高等教育人数规模的客观限制,通过把现代知识体系全面翻译成维吾尔文版来改善主要掌握维语青少年的学习条件,是不现实的。居住在12 亿人以汉语为母语、汉语文已成为国际现代知识体系主要载体的中国,维吾尔族学生通过学习汉语接受现代知识体系十分便利和有效,可以为维吾尔族年轻一代提供更好的发展前景。但是,这是否意味着接受维吾尔语教育就不可能很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理论上讲当然不是。但现实是,维吾尔文出版物至今没有全面反映出现代社会生活所需要的知识结构。因此,今后必须进一步加强现代知识体系的维吾尔文翻译工作。

  与工业化进程密切相关的现代知识体系(理工科、人文社会科学、医学、农学等)必须有某种语言载体,但是表达这一现代知识体系的语言(英文、法文、日文、俄文、汉文等)却并不是这些语言“原汁原味”的传统形态。它肯定继承了该语言许多传统词汇和语法因素,但既然这些知识内容是近代才发现、梳理并加以表述的,在某种意义上,该语言必然在这一过程中创造许多新词汇和新表达形式,即“脱胎换骨”成为一种新的“语言”。大学是传授现代知识的专门场所,新知识需要用新词汇、新方法来加以表述。布迪厄强调“对任何人来说,包括对特权阶级的儿童,大学的语言并不是一种母语。它是语言历史上的过去状态不按时间顺序的混合,与不同社会阶级实际使用语言距离的远近差别很大”(布尔迪约、帕斯隆,2002:127)。

  举汉语为例,人们今天日常生活工作中使用的汉语文已经不再是清朝末年的汉语文了,而是全面吸收西方现代知识体系内容与表达方式的、传播现代工业文明的一个全新形式的语言工具。凡是涉及现代政治经济生活和科学技术的词汇,都是清末民初之后出现的。自1905年“废科举,兴新学”后,欧美知识体系开始被系统地译成汉文,而已经把这一知识体系译成日文并大量借用汉字的日文出版物,自然成为加速这一进程的中介。

  2009年2月9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刊载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当代中国汉语七成是日货:日本汉语无处不在”,该文附录中按英文字母排列的“常用的日本汉语”几乎包括了我国目前最常用的政治、社会、科技、金融词汇,“不使用这些词汇,中国人几乎不能开口说话”。清末民初是汉文从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大量俄、法、英、德、日等国的优秀文学作品译成汉文,介绍给中国读者,外国文学的表述方式通过对译者思维方式的影响融入译作之中,这些文学译作的流传推动了现代汉语的词汇、语法、标点符号等等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历史转型。这也是为什么研究中国古代汉文典籍必须在大学学习“古汉语”课程。同时,今天的中国人之所以能够通过现代汉语很容易地接受现代知识体系并推动知识创新,就是因为汉语经过对国际现代知识体系载体文字的翻译,系统地吸收了这一新知识体系并完成了语言转型。

  我国的维吾尔语要实现与国际现代知识体系的接轨,也必须完成这一转型过程。清末民初,新疆即开始通过内地的汉文体系、沙俄(苏联)的俄文体系开始接触现代知识。光绪年间开办多所现代学校,包括俄文法政学堂、中俄学堂、实业学堂等。辛亥革命后,内地出版的汉文报纸开始进入新疆,新疆出版了《天山报》、《新疆日报》。1920年开办的省立中学开设国文、数学、理化、俄语、法制、经济等课程。1924年成立俄文法政专门学校,1935年该校改为新疆学院。省立师范学校开设维、哈、蒙等民族班,编译民族文字教材,同时从苏联中亚地区购进大批少数民族文字的教材和仪器(白振声、鲤渊信一,1992:114,335;陈慧生、陈超,2007:184-185)。苏联塔什干出版的维吾尔文《解放报》也传播到新疆地区(包尔汉,1984:68)。

  抗日战争期间,新疆与内地的文化交流达到一个高潮。维吾尔族知识分子托呼提·巴克对鲁迅作品进行了系统的翻译和介绍,鲁特富拉·穆塔里甫1938年用维吾尔文创作了诗作《中国》和大量歌颂中国抗战的剧本,尼米希依提在1942年写出了维吾尔文长诗《伟大的祖国》(姑丽娜尔,2010:19;2011:12)。这些以现代政治话语和爱国情怀为特征的维吾尔文诗歌、剧本等出版物充分表明在民国时期维吾尔语言通过汉文、俄文等知识媒介正在经历一个现代转型。

  1949年后这一进程仍在继续,随着中国各地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进一步整合,汉文教材和专业出版物陆续译成维吾尔文,一些英文或其他文字的出版物也被译成维吾尔文,这些翻译工作不仅在改变传统维吾尔语的词汇、语法,而且会潜移默化地改变维吾尔民众的思维方式,使其更加适应于工业化社会和现代化发展,为维吾尔社会全面接受现代知识体系发挥桥梁作用。今天的维吾尔语已不再是20世纪初的维吾尔语,正如今天的汉语不再是20世纪初的汉语。为了进一步推动维吾尔语的现代转型,把现代知识体系译成维吾尔文的工作必须继续推进,各级政府应当维吾尔文翻译出版工作给与更多的重视与资金投入,这是落实国家民族政策、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的重要工作。汉语和我国少数族群语言的现代化转型,将有力地推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语言体系和教育体系的构建与发展。

  在各伊斯兰教国家中,土耳其在现代化方面进步显著,土耳其语的现代化转型不仅体现在系统接受欧洲工业化知识体系,而且体现在土耳其国父凯末尔1928年克服重重阻力推动的字母拉丁化。传统阿拉伯字母使民众阅读和书写方面非常困难,文字拉丁化后使土耳其民众识字率在短时期内迅速提高,对普及全民教育和民众学习现代学校知识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昝涛,2008:18-19)。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政府推动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拉丁化,同样效果显著,不仅使维吾尔、哈萨克民众学习文字、使用现代通讯工具更加便利,而且有利于其他熟悉拉丁字母的人(汉族和欧美各国)学习维吾尔语,对维吾尔族的族际交流十分有益,可被视为推进维吾尔语“现代化转型”的重要一步。令人遗憾的是,1982年新文字被废止,我国维吾尔文和哈萨克文回归到阿拉伯字母的传统文字。

  8、汉语学习和双语教育是维吾尔族参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渠道

  对于我国维吾尔族来说,在推动维吾尔语现代化转型的同时,主要通过汉文教材和出版物来学习现代知识体系是最便利和最有效的渠道。除中央民族大学个别专业外,内地各大学不具备用维吾尔语开展专业教学的客观条件,那些希望在一流综合性大学(如北京大学)或专业大学(如中国科技大学)完成本科和研究生学业的维吾尔族学生,只能通过汉语接受专业教育。我们希望维吾尔族、藏族、蒙古族等各族青年不仅能够顺利实现就业,参与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而且能够涌现出一大批世界一流水平的科学家、建筑师、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医生、将军、作家、艺术家、企业家、运动员等各领域的顶尖人才,提高少数族群在国家发展决策层面的参与程度和影响力。美国在2008年选出一位有黑人血统的总统,我们期望在21世纪中国也会出现有少数族群血统的国家最高领导人。

  但是,只有全国教育质量最好的大学校园才是涌现顶尖级人才的最佳环境。美国哈佛大学2009年招收的本科生中有10.5%是黑人,这一比例接近美国总人口中黑人所占比例。相比之下,2010年北京大学招收了7名维吾尔族和6名藏族本科生、清华大学招收了2名维吾尔族、7名藏族本科生,其中部分还是教育部安排必招的名额,这与美国一流大学积极招收少数族裔学生的力度无法相比。据我所知,北大和清华这两所大学并没有排斥少数民族考生的招生政策,维吾尔族、藏族学生之所以人数少,主要是受考试成绩以及学习语种的限制。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我们必须认识到从小学开始加强汉语学习和双语教育是我国维吾尔族、藏族等少数民族年轻一代参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实现社会流动和个人理想、推进民族平等和共同繁荣的重要渠道。

  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在一些有关民族地区推行双语教育,既要求少数民族学习国家通用语言,也要鼓励在民族地区生活的汉族群众学习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学好国家通用语言,对就业、接受现代科学文化知识、融入社会都有利”。

  如果大家对这一点形成共识,共同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我相信我国少数民族的现代化步伐在下一个10年里就会走得更加顺利。

  参考书目:

  白彤东,2016,“儒家的新天下体系及其优越性”,《领导者》2016年6月刊,第70-82页。

  白振声、锂渊信一主编,1992,《新疆现代政治社会史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包尔汉,1984,《新疆五十年》,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

  P.布尔迪约(现多译为布迪厄),J.-C.帕斯隆著,2002,《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邢克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陈慧生、陈超,2007,《民国新疆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多杰才旦,1991,《西藏的教育》,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

  范文澜,1965,《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卷第二册,北京:人民出版社。

  姑丽娜尔·吾甫力,2010,“鲁迅与20世纪维吾尔族知识分子的文化认同”,《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64期。

  姑丽娜尔·吾甫力,2011,“抗战时期维吾尔族知识分子的文学创作与文化认同——诗人黎·穆塔里甫的思想与创作研究”,《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94期。

  顾颉刚,1939,“‘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止”,《益世报·星期评论》1939年1月1日。

  国家统计局编,2011,《中国统计年鉴》(201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编,1993,《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第一卷),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编,2002,《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上),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编,2012,《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第一卷),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列宁,1913,“犹太学校民族化”,《列宁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03-304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共产党宣言”,《马克斯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61-504页。

  马戎,1996,《西藏的人口与社会》,北京:同心出版社。

  马戎,2012,《中国民族史和中华共同文化》,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

  马戎,2013,《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北京大学2013年版。

  昝涛,2008,“字母拉丁化与土耳其的现代化”,《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50期,第17-19页

  (作者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来源:“民族社会学”微信公号,文章曾发表于《社会政策研究》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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