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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的瓦解——为什么过年越来越没有年味了?

2017-02-04 11:46:46  来源:思行学社  作者:易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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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过年”可以说是咱们中国人一年之中的头等大事。不过啊,小编的朋友们常常抱怨过年越来越没有“年味”了,常常是回到老家亲朋相聚,面前是套路满满的春晚节目,身边是不甚熟悉的七大姑八大姨;看着挺热闹,可是这热闹又好像跟自己没什么关系,茫然之中只好默默拿起了手机。其实“年味”就是一种“人情味”,过年最重要的就是能在一个情感共同体中找到自己的归属。新中国成立至今,这样的情感共同体是怎样重塑又瓦解的呢?小编带您一探究竟。

  春节是中国民间最隆重、最热闹的一个传统节日。扫尘、贴春联、准备年货。人们在送走冬天,迎来新的一年时,总是不忘重新巩固下家庭关系。通过祭祖和拜年等各种仪式,人们的血缘和亲缘关系得以不断地维系和再生。在过去,春节还伴随着祭祀神佛、祭奠祖先、除旧布新、迎禧接福、祈求丰年等具有传统文化意涵的活动,但随着工业时代的来临,现代生活方式逐渐取代了各种传统文化活动。春节的文化涵义因此也得到了改变。祭祖活动的消逝割断了家庭与祖先的关系,而团拜活动的兴起则形成了社会主义时期巩固集体生活的重要方式。

  新中国的新年,团体性的拜年成为了居住在单位里的人们维系和再生社会关系的一种形式。这种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新年活动,将中国的家庭与更大的集体——“单位”联系了起来。曾经居住在单位的老女老少,春节的头等大事不再是祭祖,而是和同事们一起挨家挨户地道贺新年的来临。团拜,也同时成为缩小干部和群众之间隔阂的一种方式。干部们通过挨个拜访普通工人的家庭来融入群众。普通工人通过给同事拜年来确立对工人阶级的认同。易卉君童年的过年记忆基本是被这种团拜塞满的。大年初一被爸爸带到工厂里给大家拜年,那时候车间主任、普通工人、干部、工程师之间并没有太大差异,所有的男性统称为“叔叔”,所有的女性统称为“阿姨”。小孩们在每家每户里尝着大同小异的年货,体会着单位这个“大家庭”的温暖。

  但这种集体性的新年活动,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逐渐消失了。经济改革中国企的私有化,将工人家庭从集体的生活中割裂出来,淹没于滚滚的市场洪流之中。当单位这个“大家庭”解体后,人们纷纷退回由夫妻和孩子构成的“小家庭”寻求庇护。但“小家庭”已经失去了与祖先荫庇之间的纽带,又脱离了计划经济时期的集体庇护。它在市场的侵蚀下,往往演变成消费的场所,甚至被资本所瓦解。

  21世纪的新年活动,同事之间的团拜已慢慢消逝。团拜时期工作与家庭生活之间的紧密联系也被打破。为了构建更加庞大的劳动力市场,人们被要求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流动。人们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乡,在远离家庭关系的另外一个世界工作。春节期间,微信上盛传这样一个段子“深圳写字楼的Linda, Vivian、Justin纷纷挤上火车,陆续回到铁岭、福建、广西……名字又变成了翠花、桂芳、大强……”人们在流动的过程中,与他们原初的家庭割离。只有在新年时刻,人们才会离开工作的空间,与原初的家庭复合。工作与家庭之间,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存在,形成了某种对立关系。这种对立也同时呈现明显的阶级差异。

  工作与家庭的对立在底层的群体中最为凸显。城市资本在消耗农村新鲜劳动力的同时,也在拆解农村的家庭。在农村,每到年初,大量的丈夫离开他们的妻子,大量的父母离开他们的孩子。直到年末,分隔一年的农村家庭才得以在春节短暂地团聚。但这种短暂的团聚需要各种代价来交换。《归途列车》里,因广州火车站人群滞留而消逝的生命,也换不来一张回家的车票。许多打工者在拥挤不堪的春运中买不到回家的票,只能孤独地在城市度过寒冷而陌生的春节。又有许多工友,为了回家,在寒风中骑着摩托,将要到达家乡的时候,因地面结冰而发生车祸。21世纪的新年,对许多农村家庭来说,团聚的喜庆总是被一种悲伤的气氛笼罩。遗留下来的传统新年活动,也阻挡不了农村家庭的瓦解。

  对于城市的中产阶级,工作与家庭的对立却并不如此清晰。即使再拥挤的春运,城市的中产也能够买上一张动车票或飞机票回到家乡。但是房屋的市场化让城市的人们离开他们熟悉的社区,进入陌生人的世界。维系邻里之情的拜年活动消逝。城市的家庭不再与它所在的社区发生任何关系,甚至隔断了与上一代之间的联系。老人们抱怨着年轻人不再像前几年那样来看望他们。过去,子女们在除夕总是带来他们的孩子,聚在老人身边。通过准备年夜饭的方式进行家庭内部沟通。但是今天的城市家庭,纷纷将年夜饭外包给饭店。年夜饭不再作为沟通和维系家庭关系的一种手段,而成为了消费的一种形式。近年来,年轻人越来越倾向在新年期间到外地或外国旅游。许多城市人都有相同的经验,新年时期打开朋友圈,充斥着身边朋友这种外出旅游的炫耀照片。原本维系和再生家庭关系的新年活动,俨然成为了城市年轻人休闲和娱乐的一种方式。当新年活动转变为消费活动时,城市家庭也在某种程度上瓦解。年轻人不再关注家庭关系的维系,而将注意力集中在他们自身的欲望。城市的老人在新年活动中被冷落,在孤独的陌生社区里被遗忘。城市的代际鸿沟不断加大,被消费欲望包裹的个体脱离他们祖先和集体的荫蔽,卷入市场的滚滚洪流

  城市中产家庭变成消费的场所,和农村工农家庭瓦解,往往是一个过程。当城市中产在新年中越来越倾向于将各种新年活动(包括年夜饭)外包给市场来承担时,市场在承接这些功能所需要的劳动力就来自农村。城市中产在新年中成为消费者,为他们提供服务的往往是工薪阶层的劳动者。他们的新年活动越是充斥着消费活动,工薪阶层就越难以获得休息时间,和家人团聚。因此城市中产家庭在新年中通过消费而获得的满足,往往是建立在牺牲农村和城市工薪阶层的家庭团聚之上的。

  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的新年活动就已经逐渐和传统的宗族文化逐渐脱离关系,中国的家庭也逐渐脱离祖先的荫庇。但是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却在新年中通过团拜的方式得以显现。通过新年的团拜活动,新中国的家庭被纳入更广大的生产和生活共同体当中,不断维系和再生产着集体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认同。但是计划经济时期到市场经济时期的转变,无疑让资本和市场割断了家庭与共同体之间的纽带。单位制的解体,使得家庭从生产和生活的共同体中抽离出来,被甩向市场。在市场的塑造下,家庭也呈现出阶级的差异。21世纪的新年活动不再建立家庭和更大共同体之间联系的方式,它在将城市中产家庭打造成消费场所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瓦解了城市和农村工薪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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