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文章中心 > 文史·读书 > 文化

孔庆东:怎样对待圣诞节

2017-12-25 19:12:36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孔庆东
点击:   评论: (查看)

  2010年12月26日

  今天,是一个很敏感的日子,如果专门为这个日子举办一个活动,有关部门恐怕还要怀疑或者干涉。在座的也许都会赞同,今天是我们中国的“圣诞节”。我们刚刚度过了“洋圣诞”,但是,我们中国有自己的“圣诞节”。“圣”,这个字在汉语中的意思不是“神”;“圣人”,也是人。我们说“圣诞节”,不是要搞个人崇拜,不是要搞封建迷信,“圣”跟“神”是有区别的。那么,应该怎样对待圣诞节?

  我多年前写过一篇文章,《圣诞与荒诞》,这篇文章比较有名,在许多媒体上被转载,直到今天,还有媒体在不时转载。这篇文章本来谈的是,我看到圣诞节里各种荒诞现象的有感而发。这个“感”,主要是指我们中国人,现在过洋节的越来越多,而很多人并不懂得它的意义,出现了一系列荒诞行为。可是,我这篇文章,随着“流毒”广播,逐渐开始有了一些误解。有的人认为,我是反对圣诞节的。有人说,孔老师说了,我们是中国人,为什么要过圣诞节?这不是我的意思。有人甚至说,我们就应该把圣诞节赶出去,不是我们中国的,为什么要接受外国的一个节日?为什么这样的误解会越来越多?

  恰好,今年圣诞节前,12月23号的晚上,我有幸看了一场中央芭蕾舞团的一个中国版的新年献礼,叫《胡桃夹子》。《胡桃夹子》是世界三大著名芭蕾舞之一,每年西方在圣诞节的时候,很多人都要去看这个童话色彩浓厚的《胡桃夹子》;这也是柴可夫斯基的几个经典剧目之一。《胡桃夹子》,是西方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

  中国要不要搞芭蕾舞?如果说西方的东西我们都不接受了,那中国就不要芭蕾舞了。问题是,中国要芭蕾舞。中国的芭蕾舞,该怎么跳?首先当然要跳《天鹅湖》、《胡桃夹子》、《睡美人》,这是肯定的。但是,如果一百年只跳这些,还有什么意义?谁还来看中国的?实际上,中国的芭蕾舞,只就技术水平来说,已经是世界一流,而且越来越好。现在中央芭蕾舞团的演员,个儿一个比一个高,甚至比西方的演员还要高,长得特别漂亮——不论是容貌、身材,技术,大跳等,都已经达到世界一流水准了。但是,在世界上不算是一流团队,只能说是一支芭蕾劲旅,至少,前五名是排不进去的。为什么?因为没有作品。跳来跳去,《天鹅湖》跳得再好,那不是你的东西,《天鹅湖》是人家的,《胡桃夹子》也是人家的。我们现在,能拿到世界上的唯一的一部作品,得到公认的,只有《红色娘子军》。

  最近也推出了许多新的剧目,比如《大红灯笼高高挂》、《祥林嫂》、《祝福》等等,都排得非常好,但还是在世界上排不了名。为什么?不是中国故事。有人会问了,这不是中国故事吗?《大红灯笼高高挂》是我们著名作家写的,怎么会不是中国故事呢?在外国人眼里看来,这就不是中国故事,这不能代表中国,能够代表中国故事的,只有《红色娘子军》。这很奇怪,我们自己往往认为,《红色娘子军》不是红色经典吗?红色经典是和传统文化“断裂”的。恰恰不是。人家要看中国芭蕾舞,看的就是《红色娘子军》。

  那天我看的中国版《胡桃夹子》,改编得非常成功。它把胡桃夹子这样一个外国文化的象征,经过和中国文化斗争,融入了中国文化。

  我在讲鲁迅的时候,曾经讲到日本学者对鲁迅的一个理解。中国为什么没有走上日本这样学习西方的道路?学习来学习去,把自己学习成一个畜生、一个侵略者。为什么中国没有走上这条道路?是因为中国有鲁迅。鲁迅所代表的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所进行的是“双重抵抗”。不是说你是强者,我抵抗,抵抗不住了,我就投降,就接受你——中国不是这样。中国,我被打败了,我要学习你,但是我对“学习”本身是怀疑的,对“学习”还要进行抵抗,对我自己也要不断进行抵抗,在抵抗中去学习、去消融——这是中国文化一个根本的精神

  为什么此时此刻,我要讲这个问题?恰好,今天是“圣诞节”。当前中国,矛盾尖锐,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都在尖锐化。在这种尖锐化的背景下,我感觉到,所谓的左派、右派,两大阵营中都出现了极端的声音。现在极左和极右同时出现,一种你死我活的态势已经呈现出来。先是我们听到了今年夏天以来,右派的一个声音,右派宣称要杀光“毛左”。有些人说,“大领导”还等什么,赶快动手吧,从谁谁谁杀起,防止他们将来反扑,要把左派都杀光。这显然是法西斯声音!这是不对的!特别是和他们所标榜的“民主”、“自由”,完全是相反的。但是进入十月份以来,我感觉到左派中——也许是由于极右势力所激发——也出现了针锋相对的声音。左派这声音,出现了“原教旨社会主义”倾向、“原教旨毛左”倾向,他们认为天下只有毛泽东思想是真理,别的都不是。大家要冷静地想一想,这合乎毛泽东思想吗?它是真的“社会主义”吗?这个时候,我就想起鲁迅的话:极左最容易变成极右。极左和极右是一回事——暂时不是一回事,他们双方都往回绕,直线变成曲线——两个思想会合一,最后就合到法西斯上。

  回过头来说,中国要不要圣诞节?我们是不是要把那些信基督教的都杀光?或者是把他们赶到外国去,或者不许人家信基督教?如果容许他们信,在什么程度上容许?

  我刚刚在一个意见书上签了名,我听说,在我们孔家的圣地,曲阜,要盖一座宏伟壮观的大教堂——基督教堂。这个教堂有人投资,要盖得比孔庙更巍峨、更耸立,里边至少能容纳三千教徒同时礼拜。意思我们已经很清楚了——你孔夫子不是有三千弟子吗?我搞个三千“哈利路亚”,每天在这里“哈利路亚”。我不知道这背后的势力是什么,我想不一定是曲阜地方政府。很多儒学界的朋友,就联合起来,发起一个签名反对它。反对在曲阜建教堂,我是赞成的,但是,我们是不是就不许中国人信基督教?我们是不是要尊重他人的信仰?即使这个信仰本身,带有极端倾向。他认为只有他自己得了真理,别人都是迷途的羔羊,我们不赞成他这个态度。但是,对他的信仰,我们采取什么态度?

  左派、右派里,都有很多对历史的模糊认识,比如说,认为毛泽东时代是与西方文化对立的——左派、右派都是这么认识的——这不符合历史事实。有一件大事,大家都应该注意到,新中国一建立,采用的是西历,没有像中华民国那样,说“民国元年”、“民国三十八年”、“民国七十几年”,没有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十几年”,一开始就决定用西历——1949年。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完全习惯于用西历来思维,是从新中国开始的。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事件,表明了共产党的胸怀,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胸怀。我们从1949年开始用西历,我们就变成西方人了吗?没有,我们还是中国人。为什么用西历呢?因为用着方便。方便,为什么不用呢?第一方便,第二对我们没什么害处。知道这是基督教的纪年,传说中耶稣诞生的那一年,知道这个东西就行了,把它当做一种知识来了解。

  我前段时间在博客上贴了一篇用文言写的《朝阳孔庙记》,里面有一句“庚寅2010年春”。我的博客,每天都有很多汉奸来找茬儿、骂我,这回他们抓住说,你看,孔庆东根本就不会写文言文——这是经常用来打击我的一句话,说孔庆东根本不配作北大教授,孔庆东不配、不配什么——这回又找到一个证据。他们说,孔庆东连起码的文言文都不会写,竟然写“庚寅2010年春”,文言文怎么能有“2010”呢?文言文里怎么能插进阿拉伯数字呢?古代没有这种纪年法呀。我们就来讨论这个问题。这句话有没有毛病,该不该这样写?在古代没有人这样写。古代没有这种纪年,当然就没有这种写法,就是“庚寅”。古代都是用这种方式纪年,比如《楚辞》,屈原写的“惟庚寅吾以降”——我那个时候生的。可是,“庚寅年”六十年又来一回,我知道你是哪个“庚寅年”呀?这就是我们古代纪年的麻烦。中国古代的时间观是轮回的,不断地轮回,所以你老得计算。你要想计算出汉武帝离你多少年,得倒半天。在这种情况下,写“庚寅2010年春”,可以不可以?它对文气有没有损害?它对我要表达的意思有没有损害?要从这个角度去考虑。

  在我看来,新中国文化从来是不拒斥外国文化的。我们有过很多文化运动,在这些文化运动中,批判过这个、批判过那个,但是,是在批判外国文化吗?如果把它理解成批判外国文化,那就错了。我们从来就没有批判过外国文化,我们批判的是外国的低俗文化和反动文化。没有任何一次运动,是批判外国文化的。即使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在文革中,我们都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最先锋的文学作品。那时候,在内部发行的,叫“灰皮书”、“黄皮书”、“白皮书”。我小的时候读过很多。到了北大上学才知道,原来这些叫“现代派作品”。当时我们读的时候,都不叫“现代派作品”,叫“修正主义材料”,而且,翻译的水平非常高。

  当前,国家确实是在内忧外患的状态中,大家都能感受到。我作为一个北大教授,生活得很好,如果只考虑个人的生活,也应该像一些学者那样,感谢这个年月。就像老舍《茶馆》里的唐铁嘴说的:哎,我得感谢这个年月。从我个人角度讲,我感谢。但是一旦超出个人,一旦走出我的小区,我就觉得这个年月是没办法来感谢的。怎么能够感谢?比如,我当年刚刚毕业的时候,挣一百多块钱,鸡蛋三块钱一斤,我现在一个月挣五、六千块钱了,鸡蛋没涨多少,还是大概三块五一斤。这个现象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的生活好了很多倍,而那个卖鸡蛋的、那个养鸡的,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多少改善,他们跟我的差距拉得如此之大。按理说,我从一百多块钱涨到五、六千块钱,鸡蛋应该从三块钱,涨到起码二十块钱。可是,没有。我们光想着要鸡蛋便宜,没有想到养鸡的那个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国家内忧外患、矛盾重重,个人也都陷入了迷茫和痛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第一视频”这个节目,赢得了这么高的收视率,是因为国家有问题。如果国家没有问题,不会有人看这些评论——国家太太平平的,谁看这些评论呢?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很多人误解我,包括我们“内部”的人,也有这样的误解,以为我想回到过去。比如网上,可以看到这样的评论:孔庆东,你回到毛泽东时代去吧,你回到文革去吧,或者你怎么怎么样去吧。我要提醒的是,大家是不是真以为要回到过去?

  比如弘扬传统文化,是不是要回到孔孟时代去?继承孔子的思想,就意味着要回到孔孟时代去吗?要知道,孔孟时代并不是一个好时代。正因为那个时代是个坏时代,所以才产生了孔孟思想。那个时代如果是好时代,不会有孔子、孟子这么伟大的人。所以老子说的就对了,“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一个国家、一个时代,之所以有圣人,是因为这个时代不好。有人说春秋多好啊,知识分子周游列国。知识分子可能过得好,你光看苏秦、张仪了,没看看六国人民是多么痛苦。要站在六国人民的立场上,想一想。我宁肯知识分子不那么自由。知识分子为什么那么自由?是因为人家要利用你,利用你来攻伐、来发动战争。我们是不是要回到毛主席时代呢?当然不是。毛主席时代有许许多多比今天好的地方,但是肯定也有很多不好的地方。如果好,毛主席就不会发动文革了。毛主席为什么发动文革?恰恰是因为那个时代有毛病,有很大很大的毛病。当然,不如今天毛病大。那个时候肯定有贪污、有腐败,老人家看不过去,他就要搞运动。毛泽东那个思想,是对的。我们今天继承他的思想,不代表要回到那个时代。另外,我们更不能变成外国,既不要变成美国,也不要变成巴西,更不能变成乌干达。中国的路,必须要自己来探索。

  前不久,有一个朋友读了我的《问还是不问》,我告诉他我就不喜欢提问,有什么问题都自己憋着想。现在,我更没办法提问。为什么?我引用我自己诗里的一句话,“前面已没有路”。问谁呀?前面已经没路了,你已经走到一个没有路的阶段了。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这句话的意思是谦虚,把每个人都当老师学习一点。但是,真正完整意义上的导师,已经没有了。我们中国,现在就处在一个前面没有路、没有导师的时代。我们一百年前认了一大堆“导师”,这些“导师”, 都挨个打过我们,结果,八个“导师”联合起来打进首都北京了。当然,后来报仇了,我们在朝鲜半岛上报仇了。当年不是八国联军进北京吗?我们在朝鲜半岛上干倒了十七个,两个八国联军还饶一个——从那时候起,我们就没有导师了。苏联曾经是我们的导师,但是自个儿先垮了,所以中国现在只有靠自己。想一想我们引以为豪的汉唐风采,汉朝、唐朝那时候,中国以谁为导师?没有导师。

  在北大我最不愿意听的话,就是什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当你说你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时候,你已经把自己摆在三流了,而且永远不会成为一流。因为,永远看到的是别人跟你不同的地方,你认为那是优点,以为就是自己的差距。最近,中文系一百周年系庆,我们老学长张旭东回来,他说,北大学什么?北大就是世界一流的。现在我不知道,起码我上学的八十年代的北大,就是世界一流的。什么叫世界一流啊?世界一流是给别人定规则。你给别人定规则,我行我素,这就是世界一流。我们的汉朝、唐朝,不就是这样嘛。汉朝、唐朝就是世界一流的,从来没有要向这个、要向那个学习。是闭关锁国吗?不是!它战略上不向人学习,战术上把人家什么东西都拿来了。我们今天的很多节日、很多民俗,是汉朝、唐朝的时候确定下来的——打一个引号,都是“圣诞节”。今天的中国,许许多多的传统文化,都是外来的,都是我们“吃”进来的。那样的一个时代,是“有为”、“无为”相结合,想有为就有为,想无为就无为,可以说“无为而治”。但是,你要打我的时候,一愤怒,追你一万多里,一直给你追到欧洲去。

  我们今天讲传统文化,比如说佛教,佛教本来就不是中国的东西。我们遥想两千年前的佛教,在当时中国人心中的地位,跟我们今天想基督教是一样的,看着都是邪魔外道——好好一个男人,把头剃秃了,这不是邪教,是什么?!那个时候我要说我是“孔和尚”,一定要受歧视的。可是,我们就没有说过,不许人家信佛教。来了之后要斗争,斗争的结果是双方都会变形。比如,根据佛教原始的教义,人是不孝敬父母的——佛教讲众生平等,孝敬什么父母啊?孩子和父母没关系。孩子和父母的关系,就是瓶子里装一个东西,倒出来了,把东西倒出来之后,跟瓶子没关系了。但是到了中国,你说不讲孝?不行。佛教也是不拜帝王的,“沙门不敬王者”,和尚见了帝王是不拜的——我和帝王是平等的,我拜你什么啊,不拜。不拜,统治者生气啊,传播不了。所以,佛教到了中国,就得中国化。慢慢它就中国化了,也得孝敬父母,也得拜见帝王。那怎么跟佛教教义融合呢?怎么解释得通呢?它就说,父母是前世的佛,帝王是前世的佛,有的帝王是现世的佛。它改变自己的教义,就能够融进中国。

  基督教到了中国之后,不用政治的力量、暴力的力量去排挤它,它要不要中国化?它慢慢地是要中国化的。我到一些教堂去,农村的一些教堂,发现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很多教堂的门口,开始贴对联了,上联是耶稣如何,下联圣母如何。有这一天就好办了,我相信有一天,圣诞节之夜,教堂会发饺子,另外问要不要醋。如果有这一天,不是很好吗?

  新中国的强大,在于它真正继承了传统文化。你看它打倒这个、打倒那个,高举轻落,实际上继承的是传统文化的精华。中华民国之所以被打到一个台湾孤岛上去,是因为它口里讲传统文化,而实际操作中,处处破坏传统文化,破坏仁义礼智信。共产党是恢复一个仁义礼智信的社会,共产党就不允许黄世仁大年三十晚上去人家家里逼债,把人家闺女抢走——这就是破坏传统文化的——共产党就是要恢复一个信义的社会。

  但是这种总体上的包容,经常会遭到破坏,比如文革中就有极左。我们本来,应该理性地去总结文革中的成就、错误,可是,当我们还没来得及理性地进行学术清理的时候,政治的力量就来了,把文革打包封存,不许大家去谈论,一概地否定掉。那么,我想我们在文革的研究上,又要落后。文革中的极左倾向,一再受到毛泽东,还有一些其他领导人的纠正。今天左、右派都有一个误解,以为毛泽东是一个固定的“左派”。毛泽东是“左派”吗?我们看一部党史,毛泽东用最大的力量反对了极左。那说毛泽东是“右派”吗?毛泽东当然也不是右派。毛泽东是人民派!在一时一地,什么样的言论、什么样的举措对人民有利,他就站在那个立场上。当极左危害革命的时候,他跟极左斗;当极右危害革命的时候,他就跟极右斗。他有一个真正超越左右的立场。

  近20年来,中国社会又倒向了另一面,由极左变成了极右。种种弊端就不去举例了。当然,物极必反,我们要多看主流的东西。

  我们看看世界上的那些列强。美国文化好在哪儿?美国搞霸权,现在中国人民都看透了,中国人民现在反美情绪很重。但是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却越要提醒——我们要学习美国。我已经在很多场合讲过,美国文化的精华、美国政治的精华,就是毛泽东思想。美国人最讲政治,美国人看问题永远是政治标准第一,其他标准第二。政治标准错了,那就跟你“拜拜”。跟人画线拉距离,都是以政治作为标准的。美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美国会搞“统一战线”,最了不起的一条,是美国的“枪杆子里出政权”——处处都是毛泽东思想的精华。美国教育你的招,跟自己使的招完全是两回事儿。告诉你的招,都是忽悠你的。它让你开放市场,自己贸易保护得好好的。美国还有一个优点,就是美国文化也是包容的。美国为什么这么强?它真正具有我们刚才说的汉唐风采,来者不拒,什么人来都可以。中国优秀的青年学生,铺天盖地跑到美国去给人家打工,美国害怕了吗?美国没有害怕。美国有没有说中国人来这么多,把我们的文化占领了怎么办,成我们的主流怎么办?美国不怕,它有应付你的招。它真正核心的精英,是自己的,有大概四、五千个精英控制着,你们这些人,不管博士、硕士,都是给我打工的。它有这样一种包容的胸怀。

  欧洲其实也是包容的。欧洲分裂成很多小国,这些小国是政治上一个一个的小国——尤其是他们在政治上谁也收拾不了谁,只好在政治上各自独立——但实际在文化上,恰好保持了一个多元性。所以欧洲从文化整体上来看,是分裂中的统一。

  我们的邻居,日本是包容的。我在日本呆过一年,我觉得日本在包容问题上也做得非常好。韩国为什么老不能真正地崛起?就因为,韩国文化是不包容的。它老觉得自己牛,所以它永远是被侵略的一个二等国家,是一个殖民地或者半殖民地。日本为什么成为帝国主义了呢?帝国主义当然不好,但是日本是包容的。在日本,什么思想、什么宗教你都能找到,西方有什么,它就有什么。但是,在这种包容之下,恰恰保留了它自己的东西,把自己的东西保护得非常好。

  我所在的单位,北京大学也是包容的。因为包容,所以就要在多个角度上、多个层面上挨骂。北大是左派、右派都有,最左的人、最右的人,都在北大;最热爱人民的,最欺压人民的,北大也都有——北大就是这个样子。很多人说,北大能不能把某一种声音去掉?我认为去掉是不好的。北大就应该保持这样一个阵容,就应该上一节课陈独秀讲,下一节课辜鸿铭讲,上一节课教授说“男女平等”, 下一节课教授说“男的就得娶四个老婆”——这才是北大。

  但是,某一个具体社会时段,社会舆论认为某一方是真理,另一方是谬论的时候,就很容易把被认为谬论的那一方给剪灭掉。在那一时一地看起来,好像是正确的,但是把眼光放大之后,是错误的、是有害的。就好像一个花园里,我们以为把毒草除尽,剩下都是鲜花的时候,鲜花里还会自然地生长出毒草。比如我们把资产阶级都消灭尽了,党内会自然再产生新的资产阶级——还不如留着几个明面儿的资产阶级看看。后生长的资产阶级,更可恨、更可怕

  历史上从古到今的伟人,其实都是宽容的。我们把他们分成儒家、道家、法家……你要仔细看他们的原话,很多是互相交叉的。孔子是儒家,孔子没有道家的一面吗?当然有,孔子当然有道家的一面。老子是“清静无为”吗?我看不是,我看老子“阴险”着呢,你要是打仗,一定打不过老子。老子的“清静无为”,随时可以变成非常厉害的兵法——“将欲取之必先与之”,这是多么“阴险”的招数。所以说,一个人,不能固定地看他。

  就看新中国的创始人毛泽东,毛泽东是最宽容的。毛泽东对于跟他意见不同的党内同志,包括跟他直接对立的敌人,没有人比他做得更宽容。毛主席一家被国民党杀了多少?祖坟都被何键挖了好几次。但是当新中国成立之后,毛主席发布了一条命令,保护蒋介石在奉化的祖坟。有这样宽容的人吗?他若要报仇,得向多少人报?你比一比毛泽东和斯大林就知道了,斯大林是真正的俄罗斯性格,该杀的就杀。毛泽东的本意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当然,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有的地方是杀了人的,杀得不少。但如果没有毛泽东“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这个政策,肯定会扩大到不知什么地步。

  我们要想前进——不论是国家要前进,还是我们个人在奋斗的路上要进步——必须得学会包容。要忍让,要大度,要牺牲。我不去讲那些宗教的教义,反正个人觉得,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没什么可失去的,人活着就是赚了。世间万物,不都是分子构成的吗?怎么它就是一个水瓶,我就是一个人呢?我跟它比,我早就赚了。我这辈子,当一个乞丐都是乐观的——我当一个乞丐都有意义,我怎么就没成一个矿泉水瓶子呢?想到这里,人生就没有失去什么。

  有很多人说,孔老师每天那么多人在博客上骂你,你怎么不生气呢?我也不是完全不生气,有时候也生气,但是生气就是一会儿,因为从根本上讲,我没失去什么,他骂我恰好暴露了他自己。骂我的人越多,拥护我的人就成倍地增加,因为他们都发现,骂我的人,是没水平的人。骂我的人大体上分两种:一种是坏人,一种是没水平的人。

  回到这个日子上来,我们能不能把圣诞节“吃”进来?我觉得中国文化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去吸收其他文化的过程。在中华文化内部,中心与边缘不断地互动。当中心的民族腐败的时候,通过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的战争,不断地吸收游牧民族的血性、蛮性,中华民族才保存了生命力。

  中国人有一个非常好的优点,看上去好像乱七八糟,但是在这个乱七八糟中,涌动着一种要过好日子的强烈的愿望。不论有没有文化,不论城乡工农,每个人都想把日子过好,这就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动力。很多民族没有这个动力,或者这个动力不够。

  我有次上课举了一个例子,中文系请一个日本教授来讲课,我们去机场接他,路上交通拥堵,前边两个司机跳下来就打架,在外国朋友面前,我们觉得很不好意思。我们眼看着两个中国司机打架,就说,中国有些人不文明——意思是我还比较文明,他们不文明。但没想到日本朋友特别高兴,“哎呀,中国人真有活力”,他认为中国人有活力。我一想他不是恭维,他说的是真的。因为日本人不打架,在日本绝对看不到这种情况。他不打架,是他心里不想打架吗?不是。他两个人遇到这种情况,也是恨得要命,恨不得把对方杀了。但是,日本人表面上都是文质彬彬的,下来都是“哈衣哈衣搜戴斯乃”,其实,他们心里恨不得把对方杀掉,但它没有这个活力了。我们中国人下来大骂一番,每个人骂得酣畅淋漓,心里特舒服,开车走了,生活继续滚滚向前。我觉得这是中国文化的特点。

  我们今天,终于把西方文化看透了。当然,还没有百分之百看透,在一定程度上看透了,我觉得这是好事。比如看透了诺贝尔文学奖,看透了诺贝尔和平奖,这些都看透了。看透了之后,怎么办?不是去灭他。我们自己搞个奖——我们不能搞个“孔子和平奖”吗?你可以搞个自己的和平奖,跟他去和平竞争。当他来侵略我们的时候,当然不行,但人家没有侵略你的时候,你不要主动去灭人家。中华文明从来不主动去灭人家。我们历史上有过很多战争,但是,我们打的从来都是防守反击,没有主动去打过人家、灭过人家。主动去灭人家,都是要失败的,要记住这一点。所以我今天重点讲的,就是利用圣诞节的契机,来讲一下我们在当前这种形势下,在国内外内忧外患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尤其要保持冷静的心,保持团结大多数人,要宽容。

  “第一视频”能够从960万名,跃进世界“500强”,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包容。我们不像其他一些媒体——既不像南方报系,也不像北方报系——不是只容许一种声音发言。我们容许多种声音发言,包括“孔和尚坐视天下”这个节目,也可以有反对我的声音、骂我的声音,都可以。怕什么?没有什么可怕的。我记得第一次做完节目之后,我就说我们这个节目定位,应该是“平民立场,学者深度,环球视野,中华气派”。关键是我们能不能做到。只要我们坚持平民立场——平民里边什么人都有,平民立场不是某一个立场,农民跟工人、跟小商小贩,肯定立场不一样,蓝领和白领的立场,也是不一样的——“平民立场”,包括了最大多数人的立场。正因为包容了这么多的人,才能在短时间内获得这么多朋友的拥护。

  在座的各位,大多数我都不认识,谢谢你们对我的喜爱、对我的支持。同时,我也希望我们彼此之间,也要互相包容,不要有宗派、有山头。我这个学期,在北大讲的通选课是“金庸小说研究”。金庸的《鹿鼎记》里,反清复明还没边儿呢,离得还远着呢,天地会和沐王府就先争论起谁是正统来了。最后,反清复明就失败了。今天,就有一些以“正统马列主义”自居的势力在出现。马列主义是好,但是马列主义本身不需要发展吗?马列主义当然需要发展。盲目地反对马列主义是不对的,但是把马列主义定为“一尊”,恐怕也是需要反思的。我们彼此之间,在这个年头,特别需要互相团结、互相包容。我们想,新中国还没打下来的时候,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先干起来了,这新中国还有影儿吗?肯定没影儿。我想,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他们几个人的思想一定就是不一样的。他们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就不一样,毛泽东和刘少奇不是到了文革才思想对立的,早就思想不一样。但是他们团结一心,要打下这个新中国来,以后的事慢慢解决,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慢慢解决。

  说到我个人,也希望大家能够包容我。我是一个被动的人,我自己是不愿意干这干那的。我一直标榜自己是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只是因为“自由”这两个字被坏人抢去了,他们非得说我不是自由主义者。其实,我是最正宗的自由主义者,我从来不干涉别人,但是干涉我不行,所以我脾气不好。当我脾气不好的时候,当我有很多坏毛病的时候,希望朋友们能够包容我。在这样一个真正包容的情况下,就像我们北大说的“兼容并包”,万物并育,一起生长。在这种好的氛围中,我们一起来坐视天下风云,走向美好明天!

  今天是“圣诞节”,祝大家“圣诞快乐”!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