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北方《北大南门朝西开》书评遭遇看当下媒体生态、议程设置与意识形态重建

　　在为李北方的《北大南门朝西开》一书撰写书评之前，我按照惯例，跟自己定期供稿的几家书评媒体沟通这一选题。这几家媒体分居中国南北，但都算得上是国内最知名的书评媒体，我向他们提供书评稿件，也都不是一篇两篇。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几家媒体的编辑普遍都表示对这本书不太感冒，建议我为他们提供其他书的书评，拒稿理由只有一个：这本书从序言到具体内容都秉承新左派的论调，而按照他们所在媒体的价值理念，是不会去刊发新左派论著的书评的。

　　这样一个小小的插曲，改变了我脑海中对媒体客观、中立办刊理念的固有印象，也恰应了汪晖先生在给北方这本书撰写的序言里的论断：“媒体对政治领域的殖民，媒体与资本从结盟到一体化，媒体—资本—权力的三位一体，或许是当代世界最为重要的现象之一。它不但扭曲社会舆论，为某些特殊利益直接地或曲折地服务，而且也导致传统政治逻辑的失效。”

　　在一个媒体行业高度发达的当代社会里，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已经无法，或者很少能够直接去感受社会现实。我们所了解的现实，往往都是借助于媒体来完成的。而媒体所报道的现实，都是出于自身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有选择性地给出的议程设置。这种被选择出来的现实，并不能够跟真实的现实世界完全对应。微博、微信等网络媒体上，自由主义的舆论浪潮声势浩大，甚至有一统江湖的趋势;而真正回到现实生活之中，国家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则仍然占据重要位置，自由主义仅仅只是当下的思想流派之一，甚至很难被称为最主流的思想。网络与现实的舆论错位感，很大程度上正是拜秉承自由主义的的诸多市场化媒体极具选择性的议程设置所致。

　　基于这样的媒体环境，北方能够一直在南方媒体的圈子里坚守，并持续发出跟自由主义截然不同的声音，可谓是极其难能可贵。这本《北大南门朝西开》，正是汇集了他媒体从业多年以来的诸多思想和时事评论。不少读者看过这本书后，都对其中深受鲁迅影响的评论文风印象深刻。书中的绝大多数文章，尽管没有鲁迅杂文那样极其浓重的火药味，但也充满了战斗性和思辨性;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这种论辩与说理，是在较强的学术底蕴和思想积淀基础上展开的，字里行间，北方这些年勤于阅读和思考的成果清晰可见。

　　在思想脉络上，本书秉承了汪晖先生在其代表作《去政治化的政治》一书中的分析框架和批判主题，北方将矛头直指近些年在媒体界、文化界尘嚣日上的新自由主义思想。正如北方所分析的那样，国内大量秉承新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同时扮演的是两重角色：在海外媒体和普通民众面前，他们以政府的批判与反对者自居;而在政府决策者面前，他们扮演的又是国家政策的鼓吹者。从里根-撒切尔时代兴起的新自由主义，鼓吹市场万能理论，似乎只要政府退出一切领域，由市场自发自由运行，经济就能够获得健康良性的运作。以私有化和自由贸易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在苏东剧变之后，曾经一度一统天下，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的国企私有化改革、教育改革、医疗改革和房地产改革，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一思想来进行运作的。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来就不存在天然产生的自由市场，新自由主义鼓吹的自由市场的诞生，完全依赖于国家外力的干预和推进。而这种干预与推进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腐败和寻租行为。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之后，普通民众因恶性通货膨胀而生活艰难，而那些拥有权力和人脉关系的官员和商人一夜暴富，成为富甲天下的寡头。如今切尔西的掌门人，球迷们所熟知的阿布拉莫维奇，正是在休克疗法之后迅速崛起的俄罗斯寡头之一。而在中国，几千万国企工人下岗，他们从共和国的主人一夜之间沦为社会弱势群体，大量在法律上被界定为“全民所有”的企业被管理者以极低的价格私有化，这不只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也是对这些国企普通工人权益的侵犯与漠视。而在新自由主义思想主导下进行的教育改革、医疗改革和房地产改革，其后果大家今天都一目了然，上学难、看病难、买房难，这些关系到每一个普通人生活境遇的问题，自然有很多原因，但政府的全面退出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

　　非常值得吊诡的是，上述相关政策的出台，本来就是政府决策者贯彻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施政理念的结果，但在台面上，这些新自由主义者不但以政府天然的反对者自居，甚至还试图垄断对民主、自由与宪政等概念的解释权。新自由主义者无视中共建国前后，以及西方古典时代对于直接民主的诸多有效尝试和探讨，把政治民主简而化之地界定为“一人一票”，把经济民主和自由简而化之地界定为“私有化”。更为耐人寻味的是，民主、自由和宪政在新自由主义者口中已经具有某种拜物教性质，似乎只要抛出这几个词，中国的所有问题都能引刃而解;而在民主的形式、具体制度设计，可操作性的变革方法上，却很少看到他们的有效策略;至于“私有化”的具体操作方法，更是被他们有意无意地忽略。我们可以预见，尽管当下的中国有滑向所谓权贵资本主义的倾向，但如果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药方，中国的权贵化、离散化程度或许会更加变本加厉。

　　更让人感到遗憾的是，很多新自由主义者完全缺乏自身的学术和思想主体意识，他们的思想资源往往完全来自哈耶克等西方经济学家。他们不但在构建学术和思想主体性上鲜有尝试，甚至其中很多人还是逆向种族主义和全盘西化论的鼓吹者。我们很难设想，一群对本国历史文化传统和国家主体性缺乏认同感的人，能够承担起国家建设和民族复兴的重任。

　　新自由主义思想在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最近十多年里的盛行，跟这些年的去政治化浪潮密切相关。正如汪晖和李北方所说，“去政治化”里的“政治”并不简简单单是指政治领域的权力斗争，而是指针对特定政治价值和利益关系展开的政治组织、政治辩论、政治斗争和社会运动。改革开放以来，针对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人心离散、社会动荡、经济停滞等后果，第二代领导人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自此之后，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越来越少出现，如果说上世纪八十年代，还有自下而上式的学潮等具有政治诉求的运动的话，那么进入90年代后，这样的运动几乎变得销声匿迹。一个普通的中国人，甚至包括那些跟政府关系密切的企业家和学者，他们的日常生活里也很难跟真正的政治发生联系。尽管当下每年，中国各地都会有大量群体性事件，但这些事件绝大多数是基于自己的经济利益展开，很少会有什么政治诉求。

　　具体到政府等体制内单位内部，技术官僚成为主体，党会等活动虽然仍然开展，但基本上已经沦为形式。经济至上的导向，让各级官员将经济发展均作为工作的第一要务，而这一点实际上也是考核官员业绩的首要标准。

　　从体制内到体制外，曾经无比浓厚的政治气氛已经消解在无处不在的商业浪潮之中。这种消解自然有其正面价值，那就是普通人的生活少受政治干扰，国家经济在排除了意识形态阻力的情况下发展迅速。然而李北方在这本书里，则重点给我们展现了去政治化的负面后果。这些后果包括：社会主义似乎只成为体制内单位会议、文件和讲话里的书面话语，而其作为意识形态所理应承载的信仰、国族认同和民众整合功能似乎已经严重虚无、迷失。意识形态的迷失与虚无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经济层面的发展成为执政党最重要的统治合法性之所在，然而仅仅依赖经济的发展，显然无法做到国家认同感的培育和民众向心力的整合，而一旦经济出现衰退和滑坡，各种社会矛盾也会日益凸显，国家甚至有四分五裂的危险。

　　不只如此，第二代领导人在否定文革的同时，将大鸣大放等群众运动的形式也从宪法中一并删除。由于现行民主选举制度的候选人来自于自上而下的指定，加上差额选举仍然没有大规模推行，普通民众参与政治决策与管理的渠道实际上几乎完全是形式化的。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中共的执政理念，无论是三个代表还是科学发展观，已经越发远离阶级话语;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的阶级分化与对立，却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严重。如此千差万别的阶层与阶级利益诉求，却都无法通过合法有效的政治团队、政治辩论和社会运动来加以协调与整合，所造成的结果就是：中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断裂、失衡，与不信任越发加剧。

　　从表面上来看，我们的综合国力已经排名世界第二，是首屈一指的世界大国;然而如果深入到中国社会的内部进行观察，却会发现处处矛盾重重，危机四伏。这样的状况，跟过度去政治化不无直接关联。精英阶层的移民、高级官员的贪腐、群体性事件的层出不穷，都是这一乱象的诸多注脚而已。

　　从这个角度来说，新一代领导集体上台之后，从推行八项规定、大力反腐，到重提群众路线，加强意识形态管控，再到推进全民阅读、倡导国学、复兴民俗和文化传统，这一系列举措，都可以看作是对过去三十多年过度去政治化的纠偏，也是重建主流意识形态，重新打造民众凝聚力和国家向心力的尝试。

　　重建主流意识形态，任重而道远，但这样的工作，却不能不做。因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背后，是国家认同感和向心力，这在任何现代国家都不可或缺，只是其内容大相径庭。现在的问题，其实并不是要不要重建意识形态，而是重建意识形态的方式方法还是老套的“认真学习”、“积极贯彻”，还是“禁止”、“绝不”这样的强制和行政手段，对意识形态的包装和宣传也缺乏新方式、新内容。这种沿袭上世纪四五十年代革命时期的意识形态推广策略，受到广大民众的批评、厌恶和反感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如果不改变方式方法，其造成的结果就是，意识形态越想重建，其实际效果就是越虚无，越被民众所背离。

　　话虽这样说，我们必须明白的是：方法陈旧，需要改进方式方法是一码事，而要不要重建意识形态是另一码事。美国能从一个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组成的大杂烩，变成一个有着高度国家认同感和凝聚力的美利坚民族，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它成功营造了一整套被广大民众所信仰的美国式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的内容包括：宗教信仰自由前提下的基督教的主流地位(美国总统就职要对《圣经》宣誓)、坚信通过个人努力奋斗就能成功的美国梦，以及对美式自由民主制度的推崇和自豪感。以美国影响力最大的文化产品——好莱坞电影而言，这些好莱坞大片在取得商业成功的同时，很大程度上也是美国式意识形态的输出载体，对美国毋庸置疑的世界领导地位的宣示、对个人英雄主义和美国梦的推崇，几乎在每一部好莱坞大片里都有体现。在这方面，我们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部门要好好向老美学学。这一次，徐克导演新拍的《智取威虎山》就是一次不错的尝试。或许我们的文化宣传部门，最缺少的就是徐克这样的人才。

　　让人欣慰的是，伴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伴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能够放眼看世界，更伴随着金融危机之后西方经济社会面临的衰退危机，独立走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越来越成为大家的共识。居安思危，方能长治久安。

　　从这个角度来说，北方的这本《北大南门朝西开》，正是他秉承独立思考、独立发声的思想产物。这样一本被众多市场化媒体所忽略的小书，或许永远不会成为大红大紫的畅销书，但一定能在当下中国纷繁复杂的思想领域，发挥着其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作于2015年10月10日下午

　　本文原题  论书|《北大南门朝西开》：媒体生态、议程设置与意识形态重建

　　(本文刊发于2016年1月15日出版的《上海社会科学报》，见报时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