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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乾宁:给资中筠、茅于轼、吴敬琏80岁以上老人们中华文化的新启蒙

2015-03-21 10:51:38  来源: 民族复兴网   作者:马乾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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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语说:“朝闻道,夕可死。”但今天中国有些人已经活了八十岁也未闻道。所以说死了也死不明白。如资中筠写了篇文章《为什么我们需要再启蒙》。谁在主张在启蒙呢?正是如资中筠.茅于轼、吴敬琏、何方等80岁以上的老人们。这些人虽言说着“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但他们完全是一个西方文化圈(juan)里不能自拔的奴隶。什么是资中筠们要的启蒙呢?正如老端总结的《“国产公知”从入门到精通》说的一样:“初级公知七个关键词1.普世价值2.自由3.民主4.人权5.体制.6宪政7.选票。中级公知三个关键词:1.专制2.极权.3暴政。

  这个世界上不是一个人在生活。对个人来讲,与其说是独立的,不如说是自立的更恰当。怎样处理人们之间的关系?西方有些人还是蛮夷文化,只会言说价值而不会言说道义。所以推崇什么自由.人权等的普世价值。西方人权思想是从个人利益出发要着权要那权也即争取自己利益。所以有些主张人权思想的人动不动就说要争取个人利益最大化,追求价值。而以中华文化来思考,这种说法既不公道,也很缺德。因为人面对各种利益有不得的精神才是德。所以说人权思想是种无道的思想。无德的思想。个人的人权与自由是否该有个边界呢?他们从来没说过。也许在他们看来,有了边界就不是自由了。然而一个人成不了世界,个人必须和众人生活在一个世界上。怎样去正确对待个人的合理自由呢?我看还是离不开道.德与仁.义思想。

  今天有一些中国人就如中国古代的西门庆和潘金莲们,所以说中国的现状就是无德如西门庆者要民主,缺德如潘金莲者要自由。由此看,潘金莲的自由就是淫乱,西门庆的民主就是霸占。

  没有了君为主的社会,应该是大众共和的社会,因为所谓民主是相对于君主来说的。现在我们讲民主。什么是民主?民主是众人之事以众人的意志为主才是民主。民主小人要的不是民主,而是自做主,私做主。只要不合他个人私愿就说你不民主。所以这些要所谓民主的民主小人应该叫民主强盗。民主之贼。

  民主不是大家选主。我认为:民主是人民参与国家的管理,而不仅是通过票选管理自己的人。所以说民主实质不是仅要民主的选主形式。要创造人民参与国家管理的新思维。新方式。不是纠缠于谁治,而是要关心以何为治。

  什么是自由?我说这个世界上只有自游,而没有“自由”。自由的小人们要的自由就是由自。什么事情都要符合他的个人私愿才叫自由。个人的自由与人权不能侵犯公道与正义。不能去追求不仁也不义的自由。

  什么叫人权?一个人不受剥削压迫。不受奴役的权利才是最基本的人权。在这个世界上,人分地域而居,物分地域而产。因为日月运行之道是循环往复,所以有道之人讲的是互通有无的交换,无道之人奉行的是劫掠。有道的中国人在明代就有郑和下西洋的庞大船队,这并没有使中国走向奴役世界之路。而中华文化的复兴实现以公道莅天下的世界人民共和,必将是对西方错误的自由民主人权观念的讨伐。如此看来如言说需要再启蒙的资中筠们,以中华文化来衡量,自身的道行与德行都不够格来完成再启蒙的重任。天下之乱皆因私争而起。宣扬私争.争私的什么西方普世价值算不上什么启蒙,而仅会引来天下的乱。所以不才在此还需要给再启蒙的资中筠们中华文化的新启蒙。

  一.首先说反对颂圣文化的.自认为知识分子的资中筠都不知道自己知识是从哪来的。

  资中筠们充其量也就是他们自称的知识之分子。中华文化与西方的神学文化不同,是天人合一的自然文化。所以中华文化里的“圣”用来指人而不是神。中华文化主张敬贤而不敬鬼神,见贤思齐。但受历史条件限制历代先贤的思想都受特定的历史环境制约,美中有其不足。但反对颂圣文化的资中筠们对于过来的人类思想就是不会学好。而西方人的礼拜就是比中国人崇圣还要神圣的颂圣。想反对颂圣文化的资中筠量你有胆量在西方文化里提出反对上帝吗?也不敢。话说回来耶稣也好.释迦摩尼也好如同中华历史上的老子孔子等历史上都确有其人,而中国人只是没把他们神化。

  谁是开创中华文明的圣人呢?应该是始画八卦的太昊伏羲。因为中华文化由仓颉造字,伏羲画卦,文王作易,进而形成诸子百家发展下来流传至今。而所有文化的演化都是从伏羲始画的一道而来。今天说这个“圣”字不是讲孔孟的,因为孔孟心目中的圣人是画卦的伏羲.四面的轩辕黄帝.垂衣裳而治天下的尧舜。中华民族的复兴不是复兴什么封建西周王朝,更不是什么专制的汉唐大业。而是要复兴中华文化的天下政治观与人的圣贤政治。中华民族的复兴要实现的是以公道莅天下,世界人民共和。所以说,而今我们要“为往圣继绝学”就是要接续、继承、复兴、发扬从伏羲.尧舜的天下政治观与人的圣贤政治思想。

  二.如资中筠这样的知识之分子也就有本事讲到中国“士”,而没本事重讲从天子到庶人之道。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以道治国,以德治国的传统。中国的政治思想就从参与人的思想上区分成圣贤政治与小人政治。在圣贤政治里没有什么专制呀独裁呀的概念。为什么?因为中华文化是天人合一的世界观来认识世界。所以中华文化把执掌天下治权的人叫做天子。因为自然没有私念。就是希望天子行天道,出于公心,行“损有余而奉不足”之道。“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看自己,站在家庭的立场看家庭,站在国家的立场上看国家。执掌天下治权的人就要站在天下人人的利益上治理天下。要让能站在和会的整体利益上的人行使天下治权,人类社会需要一个政权。这也符合现代系统论的观点。不过中国的整体论思想比西方造了两千年。

  以地域的天下政治观和人的圣贤政治结合,中国政治思想主张的是政道.圣贤政治主张以身观身,以国观国,以天下之心观天下。中华圣贤主张礼让而不是私争争私。一人兴仁天下归仁焉。其实甭管掌握行使天下治权的人叫天子.总统或总书记,只是这个人的产生方式不同。众人之事总需要一个人出于公心来管理。所以几千年前,中国的古圣先贤一直梦寐以求王道政治。《尚书·洪范》:“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 想必好多人都听过过去皇帝的诏书开头怎么写。叫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就是讲皇帝颁布的命令不是以个人意志为治。

  中华民族不是欧洲小国林立为什么?功劳是归秦始皇吗?我认为不是。是黄帝.尧舜王天下而不私天下。是因为古代圣贤有天下政治观。人生必架于物。人分地域而居,物分地域而产。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天下政治思想就是要避免因为生存资源的争夺,人为的制造了地域矛盾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他们出于公心而行使天下治权,也不把这个权力看成自己私有与私有继承的。可惜的是,中华民族那么多人,自尧舜后都想要得到尧舜.黄帝一样的权,而没有尧舜黄帝一样的德。所以这些小人也叫皇帝而非黄帝。

  现在中国人不会用中华文化谈人的自然权利。其实要用中华文化说清楚中华文化的自然法与人的自然权利就必须从中华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说起。中华先人对天的认知首先是自然之天,而非人格化的老天爷。因为过去的中华文化仅把执掌天下治权的人叫天子,为什么叫天子呢?因为天地本无私念,就是希望天子以天下之心行使天下公权。到了孔子为《周易》做注,开篇就是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这样自然从所谓天尊地卑的自然秩序而仿照建立了一个天尊地卑的人类秩序。自然资源社会资源与社会管理权的相对私有占有与私有继承制的等级社会。

  中国人原先的社会逻辑就是天人合一,帝王是天之子。由此社会就是帝王的私有与帝王后代的私有继承而平民百姓也是私有与私有继承知识范围的大小之别。所以中国社会出现历史的周期规律,一代代,打倒一个旧皇帝,出现一个新皇帝。由治到乱,再由乱到治。社会管理权的私有或相对私有制社会,每次社会动荡都是社会管理权的更迭。

  从天人合一的角度说就是——天人合一,人人都是天之子。由此推论出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和社会管理权的相对公有制与共同继承制。私有占有制和私有财产继承.权力世袭制正是产生社会中人与人不同,人与人分等级制的原因。中国人现在需要从中华文化的源头上复兴中华文化。不能设想我们中国人的明天建立在西方人的思想上。今天要实现人民共和——无王无帝定乾坤,就需要中华思想文化的革命,开创中华文化的新纪元。

  三.我们现在以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和社会管理权的相对私有制和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和社会管理权的相对公有制理论来研究问题。

  在人类生产劳动中以生产的劳动成果分配方式划分人类存在以下三种劳动关系:生产协作制,奴役制,雇佣制。决定人在生产中的关系的是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和社会管理权的所有制。人类社会是一个动态的世代交替运行的。人类社会要处理两大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人类社会有三大基础问题——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包括生产资料)和社会管理权。人类社会分成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和社会管理权的相对私有制和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和社会管理权的相对公有制两种社会形态。私有产权.私有继承和共有产权.共同继承两种制度。

  少了公天下,哪有真仁义?少了公天下,哪有真民主?中国的社会自然资源社会资源与社会管理权相对公有制时代就是《礼记》中记载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而从尧舜禅让天下治权到夏禹的儿子启以武力夺得天下治权,就由公权力的相对公有制变成了公权力的私有与私有世袭制。但封建帝王没法一个人去统治天下,所以必然依靠一个以食禄为生的官僚阶级。而作为以食禄为生的官僚阶级,过去他们未必都和君主一条心。真心去为君王实现统治天下。因为他们的权力不是世袭制,但他们的财产是世袭制,私有继承制。所以清官们总是感叹为了实现君王统治,却是杀不尽的贪官污吏.恶霸土豪。 而现代社会主义社会,如果还存在一个以食禄为生的官僚阶级,他们与人民也未必一条心,去真心实现为人民服务。同样由于财产的世袭制他们也可能拼命为己而贪财。其实毛泽东也注意到了官僚体制的弊端。但文革并没有破解官僚阶级难题。

  四.中华古代圣贤有天下政治观。资中筠们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民主、宪政理不直气也不壮。

  畜类称王以力,人类称王以道。如今一些人好用现在生活的猴子来论证经几千年.上万年乃至更长时期前的人类社会初期。而人与猴子在这几千年,上万年来的说进化也好说变化也好,人成了人,而后子还是猴子。而几千年上万年来猴子好像没有多少进步。如果过去的人类如同现在的猴子,没什么两样,那么现在的人只能如同现在的猴子。人类还是畜类而非人类。

  这个世界上的动物要讲凶猛有力,许多动物如狮子.老虎等等都比人强大。但是现在这些动物不是被人关在笼子里,就是生活在人类化定的保护区。如果是弱肉强食之道,人类为什么会在世界上称强呢?其中道理恐怕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们搞不明白。如今天美国即使有了统治世界的力,而没有领导世界的德。人为什么有了这种进步呢?简单说就是人类有了文化,有了道德。

  中国人在思考人类发展规律的时候,不是用什么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简单说中国人认为人类的发展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从运用自然增殖规律饲养牛羊,到利用自然规律炼出钢铁都是如此。有个成语叫——德高望重。人类任何族群有威信的人都是德高望重才有威信。人类族群的“家长”也不是作者说的猴王做派——在吃上只顾自己而不顾别人,而是有道.有德。所以老子才说大盗亦有道。

  唐人柳宗元在《封建论》中如是说: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

  现在流行阶级政治思想和地缘政治思想。而这些都违背人类政治出现的初衷。因为这些政治思想都是只能实现为一部分人或一地域人服务。而不是为天下所有人服务。中华古代圣贤有天下政治观。人生必架于物。人分地域而居,物分地域而产。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天下政治思想就是要避免因为生存资源的争夺,人为的制造了地域矛盾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他们出于公心而行使天下治权,也不把这个权力看成自己私有与私有继承的。

  以地域的天下政治观和人的圣贤政治结合,中国政治思想主张的是政道.圣贤政治主张以身观身,以国观国,以天下之心观天下。中华圣贤主张礼让而不是私争争私。一人兴仁天下归仁焉。《尚书·洪范》:“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可惜的是,中华民族那么多人,自尧舜后都想要得到尧舜.黄帝一样的权,而没有尧舜黄帝一样的德。所以这些小人也叫皇帝而非黄帝。失道在先,春秋末期的周天子已经无德.无能再行使以公道笠天下的天下治权。从那时候至今天都是政治私争的天下。中国的政治家已经不能怀天下之心,甚至都不能怀一国之公心。

  中国古代对个人的发展有个挺著名的说法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国思想传统中知识分子尊崇的信条。以自我完善为基础,通过治理家庭,直到平定天下,是几千年来无数知识者的最高理想。虽然中国古代的国是邦国,中国古代的天下观限于交通制约也不是现在全球的世界。但在今天,人类发展已经对人类生存环境构成破坏。而且这种破坏正是所谓的经济全球化造成的。所谓的经济全球化就是资本掠夺全球化。西方地缘政治思想由于受弱肉强食的生存逻辑影响,如美国就像狼一样全世界掠夺资源然后叼回自己的家。他们缺少天下政治的君子利己而利人,达己而达人的精神。一国一域的狭隘政治观不能解决。中国的天下政治思想是人类解决全球化问题的希望。中国政治家需要象古人尧舜那样——王天下而不私天下的心态。复兴中华就需要中国人首先学会立德,处理国际事务从公利出发,而不是如同美国从私利出发。内修仁义外争公道。复兴中华要实现从三个世界的划分到一个世界的以公道莅天下。

  美国和包括其在内的西方国家领导世界也就二百年的历史。而这能算什么领导呢?早前是强盗,现在不过是霸道。因为西方和美国人至今还是仅懂人权而不懂什么叫仁义。连大盗亦有道都做不到。人生必架于物。西方兴起的这二百年对物的占有不过就是通过掠夺土地,贩卖黑奴,鸦片贸易等开始的。时至今日,奥巴马还是认为不能设想世界上的新兴国家都象美国一样生活。因为世界资源也不可能支持这种资源消耗型的生活。今天的美国依然紧盯着,想着多占有世界资源保持美国人这种资源消耗型的生活。这种做法象什么呢?用句形容动物的俗语就叫——“护食”。

  美国人东征西讨,以人权做幌子,根本还是为了占有世界资源。以强权欺负天下人敢怒而不敢言。中国的老子认为:“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正言若反。”想为天下王就得担负起天下的责任。而时至今日,也没担负起维护世界环境的责任。至今没有批准节能减排的《京都议定书》。世界凭什么还会让一个“护食”的美国领导呢?过去毛泽东主席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中国人有句古语叫——贼人胆虚。依我看今天貌似武力强大的美国也难以逃脱这一规律。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人世间的一切财富都是劳动创造的。而美国得了太多不义之财,——当他需要土地的时候,他去屠杀印第安人。当他需要劳力的时候,他去贩卖黑奴。当他需要资本渔利的时候,叫你开放金融市场。好叫高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当他需要白得世界资源的时候他可滥发美元。用纸张纸币换回世界的资源。这也就是我说的资本侵略的时代。而且这个资本侵略的时代的财富掠夺更胜于领土侵略,如过去亚洲金融危机给亚洲国家造成的损失就是例证。

  自古以来中国人讲邪不侵正,以正图强。所以过去的兴汉战略叫——内圣外王。 新中国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是一种赶超战略。而在毛泽东后的三.四十年来无能无德的精蝇们采取的是媚美战略,实际操作奉行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租不如打工,打工不如卖资源,乃至出了卖身投靠的最可笑的中美夫妻论。

  西方政治思想除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外,还有一个地缘政治斗争理论。实际上在没有出现无产阶级世界范围内的大联合的情况下,国际政治斗争更多表现为地缘政治斗争。这样就可以解释美帝国主义为什么要在苏联已经解体的情况下仍然不放过俄罗斯。因为帝国主义者信奉的是一个狼的团队精神。他们通过对外进行掠夺与资本剥削得来的利益安抚国内人民。提高社会福利从而不招致人民反抗。

  所以说所谓普世价值就是美国进行地缘政治斗争的工具。美国霸权主义者善于挥动所谓人权的大棒。但美国人主张的人权是以实现美国人的霸权为目的,为了祸乱世界其他国家而美国渔利。美国人推销的民主也是要实现在其他国家美国人的意志做主。他们输出的自由、民主、人权的所谓普世价值为什么总是能祸乱别的国家?其实道理很简单:自私自利的霸权主义者输出的“自由、民主、人权”所谓“价值”正是投一些国家或地区的利益小人们之所好。

  西方人习惯讲权,中国人习惯讲道。谈论价值是西方人的观念,包括马克思都以价值论来立说。但谈论价值不是中华文化的观念。人类生活面对各种利益纷争。但中华文化在指导人在人类社会的活动时,不是以什么有价值.无价值来指导决定人的行为。相反只有利益小人的行为才总是用价值来衡量。

  人的生活中总要面对价值与利益的取舍。所以中华文化是用道.德.仁.义的思想去指导人怎样去获得正确的价值。中华文化对人的社会行为讲的是人的道行与德行,仁与义的观念是超越价值的无价之宝.仁的思想不是自私,也不是无私。。“仁”是处理自己与他人关系的一种态度。仁的思想不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是个人利益的合理部分.不能自私自利。利取中道则为义。每个人在处理面对的利益分配问题时以仁.义思想来相接。所以说利者义之和也。 有德之人的行为是对利益追的的舍弃,对利益的不得精神才是德。如果用价值的说法就是有德总是放弃看似有价值的东西,他们的行为不是得价值,而是得人心。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所以才有《冯谖客孟尝君》中薛地市义的故事。个人的自由与人权不能侵犯公道与正义。不能去追求不仁也不义的自由。个人追求的自由应该如音乐需要和旋与旋而律。没有旋而律的不是音乐是噪音。所以说个人追求的自由与人权还是离不开道。要为自由立道。

  少了公天下,哪有真仁义?复兴中华文化的思想革命应该是——抛弃旧道德而重建新道德。抛弃旧仁义重建新仁义。所以说不要把中华文化道与德.仁与义的处世思想与行为原则说成是价值观。五.只有退小人之道才能复兴中华

  现在复兴中华这个口号许多人赞同。中国人也都想让中国成为令人尊敬的世界大国。但是怎样复兴中华呢?是一群自私自利的小人,信奉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而走损人利己的小人之道能办到的吗?不能。世间有两种人——一种利己而利人,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一种人靠损人而利己,走个人致富的道路。这是有两种世界观和人生观决定的。奸人不除正道难行。正所谓——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只有退小人之道才能复兴中华。

  刚看到一篇网文——高尚全:把国有化等同于社会主义简直是笑话.“实际上恩格斯也说过,如果说国有化就是搞社会主义了,那么拿破仑就是社会主义创始人了。他说还有些人提出来,把妓院也国有化,这是搞社会主义吗?说国有化就是社会主义,无论如何是不对的。日本把我们的钓鱼岛国有化了,难道这是社会主义吗?不是笑话嘛。

  高尚全:一视同仁,不能这个是亲的,那个是叔的,市场经济是平等竞争的。

  胡释之:但要真正做到一视同仁,我觉得可能要没有亲儿子在场上才行。你说我是一个裁判,发现我亲儿子在场上踢球,跟那些不是我儿子的人踢,我肯定会去偏袒我儿子,这是人之常情。所以要避免这种不一视同仁的现象发生,就要切割这样的关系,裁判就是裁判,运动员就是运动员,裁判和运动员之间不能有直接的利益关系。说得更明白点,就是政府要从国有企业退出,叫民有化也好,私有化也罢,政府跟企业的利益要切割开。(引用完毕)

 

  在此不难看出胡释之先做了一个小人前提的假设。以小人的行事逻辑推论国家政事。在此不妨我给也胡释之做一个话糙理不糙的推论——我与胡释之并未谋面,不知道此人是男是女。但不论怎样说,胡释之不是男性就是女性,反正不可能两性同为一身。所以说胡释之有性。既然是单性那么胡释之见了异性就可能被吸引而乱性。依照胡释之国家政府不能有国企的理由,那么我们可否主张既然胡适之有性可能乱性就把胡释之阉了呢?依照胡释之政府跟企业要割开的理由看来,我们主张把胡释之阉了的理由也很充分。可就不知胡释之先生自己是否情愿呀。

  说胡释之用小人逻辑论证有错吗?没有。当一个裁判的前提是公正裁判执法。你自己无德凭什么要去当裁判呢?在万人瞩目的大庭广众的比赛场上公然要偏袒自己的儿子,这样的裁判也太没羞没臊寡于廉耻了吧。那是一个正人君子的所为吗?不是。

  的确现在即使在国际赛事也有徇私枉法的裁判,但这些裁判的错误大都会得到国际裁判协会的追究。况且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祁黄羊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的美谈。你胡释之为什么就什么烂学什么,就不会学点好呢?以小人逻辑来忽悠国家政事你就为我闭嘴。

  三十年来我们改革就是走的一条“精英”们的小人之道。从前国企改革是砸工人老大哥的铁饭碗,现在是砸教师和事业单位人员的铁饭碗,深圳公务员改革是砸公务员的铁饭碗。可是不要忘了我们的宪法里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可这种该法把人民——国家的主人都改成了雇佣劳动者。改革有推行什么法人治理,难道所谓的法人的人成了国家的主人吗?这样一些人法人的治理权力就成了人民国家的统治者,也就是一些人想要的“精英”统治。古语说仓廪食而知礼节,我们不能让国家主人总有生存危机。衣食足而知荣辱,应该通过思想道德教育让人自律,培养人的责任感。

  受西方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的自由主义,说社会达尔文主义好听点,其实就是把禽兽逻辑替代了人类道德思想。而道德文化的形成才有了人类文明。所以在自然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中国人的精神文明却沦落了。就如同魏克漫画所说:“中国已经进入互坑时代。今天你用毒大米毒馒头坑我,明天我用毒火锅毒胶囊坑你。为了钱财杀鸡取卵自相残杀,哪管道德良知和什么未来!坑吧,全坑死了拉倒,咱们都一锅毒水煮了下地狱,谁都别想跑!”。互坑的社会循环已经证明小人之道走不通了。然而穷凶极恶的小人们至今尚未明道。背弃道德而要自由的人就是会说话.写文章的衣冠禽兽。

  这个世界上不是一个人在生活。对个人来讲,与其说是独立的,不如说是自立的更恰当。怎样处理人们之间的关系?中国人提出道.德.仁.义思想。但少了公天下,哪有真仁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才是真仁义,大仁义思想。

  道本指路,路是什么?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路径。视之不见名曰夷,老子说的天道也就是指宇宙的运动规律,如太阳的运动之路径,人类生活的地球上的地道也就是自然界的运动规律,事物状态的变化之道。老子说的人道在儒家那里就是立人之道曰仁义。在这里多说几句。旧儒家没搞明白什么叫仁和义。孔子讲了一辈子的仁义。仁和义是什么意思孔子没有讲清楚。

  中国人的思想认为天人合一,既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辨证认识论。自然界没有私念,天地没有意识。所以人之天性既不是无私,也不是自私,人之天性叫自我。自我意识,自我的感知。可以把人的自我感知叫私,而人要自私就错了。很显然一个人成不了世界,人生活就要处理好两个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如果讲无私的话就是忘我了,但人不容易达到无私而亡我的境界。所以中国古代先贤提出仁与义的思想。也就是立人之道。

  中国人讲仁义,仁即二人.是处理自己与他人关系的一种态度,不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是个人利益的合理部分.与人相处抱有"仁"的态度.

  仁是什么?打个比喻,如果把人们生存的世界比做一个大屋子,仁的前提是个人不能私自占有这间大屋子。即公天下。而后才是仁,给别人留出屋子的一部分空间,不能独占,就叫仁。即怀“仁”的态度处世。指与他人相处的时候的态度即“仁”。仁不是自私,也不是无私。“仁”是处理自己与他人关系的一种态度,不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是个人利益的合理部分.与人相处抱有"仁"的态度.不能自私自利。

  义是什么?人生必架于物,而人在寻物之利时要利取中道是为义。不仁不义就是自私自利了。义是什么?义是利取中道。在这间大屋子中合理的分配每个人使用的空间。原始人类共同围猎,共同享用围猎成果,自然资源在一个部族中是公有的。人类的社会化生产也要求社会化生产的财富公有,合理的分配社会化生产的财富用于每个人的生活。

  什么叫公道正义?公道正义就如同两人共用一个课桌的小学生。小学生习惯在课桌上画一条线,这条线划在中间,就是公道正义。反之就是不义.如果上面的比喻不能让你理解“义”的含义,不妨再说两句。人生在世面临各种利益的取舍与分配。而这些我们都可抽象的说它是一个“蛋糕”。义就是取利之道。怎样分利益这个蛋糕呢?如果让你分的话,在中间划开就是利益平分,就是义。反之如果给自己一大块,而给他人一小块,是不是对不起别人呢?就是不义。如果私吞了蛋糕就是不仁。而如果给自己一小块而给别人留一大块,就是克己奉献。

  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大家的事,众人的事情。以正而治。所以中国传统有以正治国之说。但是当皇权私天下为己有,天下之正就不存在了。旧儒家思想总是想在承认皇权私有天下的合理性之后,再把皇帝教化成无私为民的圣人,结果是失败的。这就是旧儒家主张私天下而后仁的政治逻辑出现了根本的错误。让君王私天下而后仁,无异于与虎谋皮。所以说中国今天需要公天下的大仁义思想。

  中国古人借物而喻理,把宇宙的自然规律称为天道。把地球上的自然规律称为地道。又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自然之道在于诚,诚则有实。自然生长规律是如此,诚才有结果。一个人要取信于人就要诚而且实。但有人不懂取信之道在于诚。心口不一,花言巧语。这样的人用什么为自己辩解呢?言说自己具有不被别人理解的独立人格。有的成语叫南辕北辙。事有本末,物有始终。自己把车开到逆行道上来,不想走事物发展的顺道,而走事物发展的逆道。比如要实现公平正义必须要走公平正义的道路,逆公平正义的道路是不能得到公平正义的。逆公平正义的方法是为悖理悖德的方法。所以说独立的人格不能成为不仁不义的人格。独立人格不能成为独立于公道正义之外的人格。

  现在网上关于世界末日和圣人问题关注很多。很多人在关注是否有那个圣人。但这种期盼错了,错就错在人们期盼的是神人而非圣人。注意到一些自称圣人的人也大都神颠颠的。世间没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而只有自然的力量。所以超自然力量的神人根本不没有,也不可能有。所谓呼风唤雨的能力的神人就如同科幻一样,是人的主观想象.臆想的结果。但如果说有人提出一种人类新社会生活模式的可能不是没有。毕竟时势造英雄。面对人类自身的发展已经影响到人类长远生存问题,有个人提出新的解决办法并被人们接受是可能的。因为对于未来到底该怎样走毕竟需要一个领路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退小人之道。以公道莅天下才能实现复兴中华。

  附文:

  共权社会论

  一.共产党不能成为私产党。

  要说滥用职权,打着共产党的名义搞私有化改革就是最大的滥用职权,要说违纪,打着共产党的名义搞私有化改革就是最根本的违纪。应该看到,许多共产党员他们的父辈大都是无产阶级,没有私产。如今一些共产党人不想着和人民共产而是贪私腐败得到私产,根本原因是由于私有占有与私有继承制度造成的。所以说让共产党人实现和人民共产比公开私产更重要。在此提醒那些人——不恒其德或成其羞。

  什么叫共产主义?简单说就是生产资料共有制。其他内容都是生产资料共有制结的果。人类社会是一个动态的世代交替运行的。人类社会有三大基础问题——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包括生产资料)和社会管理权。所以人类社会可分成自然资源社会资源.社会管理权的相对私有制社会,和自然资源.社会资源.社会管理权的相对公有制社会,两种社会形态。私有产权.私有继承.世袭和共有产权.共同继承两种制度。

  单纯的唯物论过分强调物质的成分,所以以往马克思思想的论述中仅强调生产资料公有制,而没有涉及社会管理权的公有制。所以马克思的理想是消灭阶级的共产社会。而从实践来看,没有人民当家做主的人民共权,根本实现不了人民共产。

  怎样实现天下人共权呢?就需要消除职业化的官僚管理制度。所以人民当家做主思想的提出者毛泽东主席说:“我们不能把人民的权力问题理解为国家只有一部分人来管理,人民在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权利。”

  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提出是源于中国古来大同社会的构想。而马克思主义又传到中国,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不然也就没有邓小平自己人为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在看过去的毛邓两代人谁更社会主义呢?无疑是毛泽东。毛泽东的新中国三十年也是在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

  个人认为,马克思的理论缺陷源于天人合一的辨证法没有认识到位。所以马克思理论才从生产力角度推出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而中国人认为天人合一,万物生之有时,故用之不可无度。根本不存在生产力提高物质的极大丰富。那么就没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了吗?不是的。中国人有自己的叫法是天下大同。同人思想即人与人同的社会就是中国人的社会主义社会。从天人合一的角度说就是——天人合一,人人都是天之子。由此推论出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和社会管理权的相对公有制。私有占有制和私有财产继承包括世袭制正是产生社会中人与人不同,人与人分等级制的原因。中国人现在需要从中华文化的源头上复兴中华文化。不能设想我们中国人的明天建立在西方人的思想上。唯物论者往往强调共产即共产社会,而我认为从政治角度讲要实现共主社会。而且共主才能共产。

  马克思提出一个抽象的生产力概念,而划分人类社会时却不是按生产力的说法,自己造成逻辑混乱。共产学说只讲人与物的关系,而没有讲人与人的关系。应该用共主社会概念取代。毛泽东提出人民当家做主的概念,既是我说的共主社会的另一种表述形式。千百年来,中国人习惯了君做主和官做主。所以需要文化革命才能实现人们意识形态的改变,实现人民当家做主。

  共产社会提法偏重于唯物,经济学成分比较大。而共主社会提法就是政治学的。这个来源就要归结为毛泽东提出的人民当家做主理念。

  另外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也有待商榷。所谓生产关系的本质是人在生产中的劳动关系。马克思抽象出一个生产力概念。而对什么是生产力,至今我们还是说不清楚。中国哲学有一个挺著名的思想——制名以指实。我认为不能用一个抽象的生产力去推论生产关系。并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中国俗语讲——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可见能代表人类的生产能力的是生产工具。其实决定人在生产中的关系的是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和社会管理权的所有制。人类已经存在过的生产劳动关系有三种,生产协作制,奴役制,雇佣制。人类社会初期是生产协作制,众人合力围猎。吃的是“大锅饭”。而当人类驯化六畜为人类服务时,奴隶开始产生了。而奴隶多是异邦俘虏。实际上中国并不存在如同西方意义上的奴隶制。而西方的美国消失蓄奴制才多长时间。占有土地资源,利用自然增殖原理——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出租土地寻利就产生了雇佣劳动制。

  中国自秦朝后就不是封建社会。姜尚认为封建社会的天下争夺如同人们追逐野兽,捕猎的结果是人人分的一块肉。所以周朝以天下诸侯之力推翻商朝,天下就象切西瓜一样分给诸侯一部分。分封建诸侯让其个安其土。历史学告诉我们分封建诸侯是农业社会的初期形式。秦始皇后逐渐形成帝王的中央集权制的农业社会。中国的农业社会逐渐发展到了一个高级阶段。现在以自然资源社会资源与社会管理权的相对公有制.共同继承制理论看,中国过去的社会是自然资源社会资源与社会管理权相对私有制与私有继承制的社会。

  党内走资派产生的原因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错误理解造成的。如此形成了党内的唯生产力论派,和实用主义的猫论。但党内有走资派毕竟是党内。虽然经过毛泽东与党内走资派的争论与斗争,但党内走资派始终不服输,如此才有了毛泽东逝世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是毛泽东说的,但党内走资派给加上了“唯一”二字就错了。为什么他们要给加上“唯一”二字呢?就是想抛弃正确的理论来检验一下他们主张的一套。个人认为,其实毛泽东已经预见到了保证永不翻案的人一定要翻案。这就如同我在《毛泽东留下的伏笔》中所说的:

  三十年来就是冒牌货.假专家.自私自利者霍乱中国。把本应该大家共同拥有的财产说成是无主的。私自瓜分之。从前毛泽东用文革做了一个潘朵拉的盒子,把妖孽都收了。x公人很聪敏,主席也夸其人才难得。但邓公文革受了屈,所以就不主席的听话,偏要否文革。潘朵拉的盒子于是被打开了.打开潘朵拉的盒子结果是妖孽成精。都当了专家。但此时邓就无能为力了。

  可悲的是人民当时都是唐僧和尚,根本看不出妖孽,对茅于轼之流还同情那。主席没办法,就只好让x公用实践检验了。x公人很聪明,文革是受了屈的。但再三保证永不翻案。主席能信吗?我想他是没那么好骗的。就知道x公将来要翻案。但还是把这个机会留给了x公。为什么?这就是辨证法的高妙了。

  人们可能糊涂一时,不可能糊涂一世。欺人也只能欺人一时,不能欺人一世。古语云:天道三十年一变。人心也是如此。谁好谁坏,人心是杆秤。没有对比就不知道谁好谁坏。妖孽不现原形,人民还会被愚弄。毛泽东的智慧就是给了妖孽们一个自证的机会而矣。给人民一个现实的教育而矣。而为此主席就只有牺牲了自己的妻儿了。

  毛泽东总想着让人民不受二茬苦,不遭二茬罪。但是他喊破了嗓子人民不觉醒。他也没办法。文革主席就好像舍身炸碉堡的董存瑞,早就预料身后有人非毛。不惜个人身败名裂了。其实和妖孽们同流合污很容易。还可个人享受。但是就背叛了当初领导人民闹革命的诺言。而历代帝王就都是农民起义的背叛者。

  其实以中华文化解读毛邓根本就不是一条道,合不起来。简单就是因为毛大同,邓小康。——毛泽东是奔着社会大同的方向去的,而邓小平是奔着社会小康方向去的。毛泽东深悉辨证之道。认为公是相对于私来说的,私是相对于公来说的。个人是集体的一部分,集体利益增加了,个人利益也随着改善了。不能搞成公私对立。人不仅是为了个人,也是为了集体,为了子孙后代,为了社会.人类的前途而努力奋斗。 而有人言说:“左派右派都想把日子过好都是一派。”有的人通过损人而利己过自己的好日子。有的人通过利己而利人,达己而达人,过大家的好日子。左与右能是一派吗?所以说左派右派都想把日子过好,但是不是一条道。

  二. 戳穿法治社会.笼子理论与宪政的大忽悠

  现代辨证法的思想认为事物的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而外因只能通过内因起作用。事物的内因起决定作用。任何制度都是外在因素,而不是内在因素。现在有些人动不动就祭出反对人治而要法治的说法。持这种说法的人不是没动脑子,就是心术不正动机不纯。因为何为法治?何为人治?难道法治不需要人以法律意志为意志来执行?总想用制度的条文——法去规制人的行为,而不是教育感化使人们自律,这种主张者正是因为自身无道.无德,缺少道之思想,德之思想。

  任何法律也好,规章制度也好,这些东西订得再好,也是写在纸上的东西。说它是“笼子”,它只能是无形的笼子,而不是有形的笼子。这就是文武之政布在方策,需要信仰的人来执行。任何法律要想从写在纸上的法律变成现实中能公正执行的法律的途径.道路在哪里呢?就都需要有遵道守德的人。法律的公正执行要依靠有道有德的人才会去公正的执行。而无道无德之人执行法律就如同歪嘴和尚念歪经。法律党指的是些什么人?就是些律师中的讼棍,靠开专家论证会捞钱发财的法学教授.他们都是些仰仗法律而牟利的不仁不义之徒。法律的寄生虫。法律本来是用来维护公平正义的。但法律的执行为什么会不公正?因为有一群法律为食的寄生者,牟利者。这样就法官就会因私而枉法。律师就会因私而忘义。

  天下之乱皆因私争而起。只要是争私.私争必然造成天下动荡。所以中国人的圣贤治理天下,他们不是用细的不能再细,多如牛毛的法律去规制人的行为。而是通过率先垂范的教育感化使人的行为达到自律。达到天下和睦的方法叫“一人兴仁,天下归仁”。

  古语说:“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天空不会只覆盖哪一个人。大地不会只承载哪一个人。日月不会只照耀哪一个人。古人为什么要这么讲呢?就是要教育行使天下治权的人制定公共政策要顾及普罗大众,公共政策要向阳光一样惠及每一个人。因为政府是人类社会的最大的最权威的社会公共组织,所以他的政策必然是为了公众利益的政策。他的政策就要像“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那样。能如此就叫用权有道。

  天下之乱皆因私争而起的。领导家国,使天下安定的方法是利益的取舍面前有德,如此才能防止私争。什么样的领导者叫做有德呢?如普京所说:“一个把老百姓的居住权、健康权和受教育权拿来作为筹码,拉动经济的政府,一定是个没有良心的政府,真正执政为民的政权,一定要把这三种东西当作阳光和空气和水,给予人民。一个国家不能变成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有人占几十套房,有的人住不起房——真要那样,执政当局没有任何脸面赖在台上,因为民生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就是执政者的责任。一个国家的执政文明,就表现在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上,而不是表现在富人有多富,也不表现在经济增长的数据。”看来虽生活在俄罗斯的普京却和中华文化思想中的“天无私载,地无私覆”心有灵犀。

 

  现在一些人鼓吹的所谓宪政就是“笼子”理论,法治社会理论的延续。人类社会的法从何而来?宪字底下是个“先”字。正所谓: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言前定则不洽,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什么叫宪法?什么叫宪政?根据百度词条的解释:宪政是指用宪法这一根本大法的形式把已经取得的民主事实确认下来,用法治的精神发展和完善这种民主事实,以此保障公民权利。

  所谓宪政宪法抽象出来就是人们提前制订的一个政治行为准则。也就如同一个游戏规则一样。而这个规则确定什么内容要大家遵守就有各式各样了。虽然说宪政思想产生于西方,今天中国人要搞宪政,可以搞共和宪政。而一谈论宪政的时候仅知道什么三权分立.权力制衡.多党制等等就是生搬硬套照猫画虎,如同邯郸学步一样令人耻笑。

 

  现在有人鼓吹宪政。宪政怎么宪?宪政首先要公正。公正的宪政才能实现人类的公平正义的途径。而维护一个不平等的私有继承制社会的宪政就是逆人类公平正义之道。今天人民共和的宪法许多内容仅摆在纸上,而没落到实处。为什么?就是因为三十年来中国假冒伪劣泛滥横行,而中国最大的假货就是出了假共产党员。如今一些共产党的党员不谈共产谈宪政。他们目的是什么?就是维护私产而不是与人民共产。

  败乱厥德,“小民方兴”。正因为有了假共产党员不与人民同心同德,不去领导人民搞国家建设从而实现为人民服务。所以才有党外的人也想问鼎国家政权提出宪政。宪政是手段参政是目的。不论宪政还是专政,其实都是以法律手段规定允许什么人参与政治。我们说政治问题终究是众人之事,大家的事情以正而治。因为为政者只有出于公心才有公道。

  为政者能够得到大众拥护要靠心居中央而不是身居中央。所以说,政治问题究竟是应该让什么样的人参与呢?是一群信奉自由主义的自私自立的小人们能干好的事情吗?不是。“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 小人们干不好政事。

  事实也证明在一个人民共和的国家,一群自私自立的小人当政就会把人民共同的国家,大家的家变成小人们自己的家。在一个人民共和的国家,大家的家。小人们参与政事就是瓜分人民共同拥有与共同继承的财产为他们私有与私有继承的财产。人民的共同国家的共同拥有与共同继承的财产都被瓜分为私有与私有继承的财产还拿什么实现人民共和呢?

  所谓一党多党政治仅是政治的形式问题。而不是实质问题。甭管形式上的两党制.多党制还是一党制,只要是为私争,争私利,都违背人类政治的初衷。所以如果是为私争,争私利的一党制还是“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一党之内如果为了私争,照样会拉帮结派。所以说研究政治问题要学会透过表象看本质。用一种简单的抽象的名词一党制.多党制分析问题只是一种表面的形式化的认识。一党之内千奇百怪的私争派别只是不叫多党而矣。所以说要突破两党多党还是一党的形式化的简单政治模式思维.复兴中华文化必然是一人兴仁而天下归仁的圣贤政治,而不是私争而争私的什么多党宪政的小人政治。

  地球为人类提供了生活资源。什么是最大的公平正义?就是人人生而平等。而现在的私有占有与私有继承.私有世袭制度公正吗?不公正。它造就了人生而不平等。所以人类社会要实现的公平公正就应该是自然资源社会资源与社会管理权的相对公有制,共同拥有与共同继承制。

  辛亥革命仅是打倒了帝王的私有与私有继承世袭制。现在中国的右翼思想“精英们”还缺少与他人共有共和之心。他们在辛亥革命后就开始背叛革命的初衷,背叛人民共和之路。打倒了封建帝王世袭制和私天下,但是右翼思想“精英们”想做私有占有与私有继承,富可敌国的无冕帝王。中华论坛鼎尔网友说的相当透彻——“私有化的终极目标——资产世袭制度”。

  今天为什么有人放着人民共和宪法不守,人民当家做主的道路不走,而要搞私有宪政呢?先前我文章说了私有化改革是对人民共和的颠覆与背叛,现在搞私有宪政就是变人民共和国家的人民共同拥有与共同继承的财产为他们私有占有与私有继承的财产。对其即妄图以法律的形式巩固与维护。

  三.所有私有化者都必然面临被关门打狗的那一天。

  凤凰财经讯2014中国绿公司年会“改变的年代:现实与远见”于20日至22日在广西南宁举行。首创集团总经理刘晓光谈及混合所有制时表示:“担心啃了骨头,又被关门打狗。”看来“改变的年代:现实与远见”年会没白开,还是有点远见。在利益的诱惑面前刘晓光多少还有点头脑,没有利令智昏。但刘小光的远见却不能称为正见。因为天道昭彰,所有的私有化罪恶都将被清算才最是远见的正见。

  天网恢恢疏而不失,人们要实现从”现实到远见”就需要“易以天地准,弥论天地之道”能正见而不偏见。要说道“现实与远见”,在中国文化里,把能从现实到远见说明白的人叫圣人。世间没有不变的年代,不是今天才是“改变的年代”。所以说今天有些人的思维确实有问题。

  如历史上都说王莽篡汉,为什么?因为人们承认帝王权力的私有与私有继承。王莽违背了这种帝王权力的私有与私有继承制,当然是大逆不道了。而真正的王者,是有王者风范的,即王天下而不私天下。不把天下公权看为私有和私有继承的。所以说,中国的封建社会,君主专制社会以及西方的精英法治社会都是私道治人的社会,而非公道治人的社会。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而有人要据为私有利己就成了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已.大人世及以为礼.域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然而是事实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义。失义而後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而法治是个什么东西呢?就是连礼也讲不了的时候的一种强制约束。所以在老子的话后面还要加上一句失礼而后法。正如有句古语说的道行逆施。公天下的大道不存,而要行私天下的小道。想依靠法制.礼制的约束实现人类社会的秩序是不可能的。人类社会应该实现的是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和社会管理权的相对公有制。才是符合自然之道的。而以维护私有占有和私有继承的法制.礼制来维护利私社会秩序是不可能的。

  我曾说:“古人以易道阴阳,现代人讲矛盾,都是在研究两种不同性质之间的变化规律的道。”如今人们习惯用矛盾分析法认识问题。而从不同角度认识矛盾就得出不同的矛盾的结论。如人们习惯用阶级分析法就得出阶级矛盾的结论。从生活物资分析得出生产力的落后于人民需求的矛盾。这些认识都偏重唯物论的成分,把人和生活的物联系起来。如以物的占有分成了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等。矛盾如阴阳都是借指两种不同性质的东西。人是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来改造世界的。同样认识矛盾从人的思想分析法入手就可得出今天中国的矛盾是正人君子与奸佞小人的矛盾的结论。因为在中华文化里认为君子利己而利人,达己而达人。自私自立的是小人。为什么会出自私自立的小人们?还是因为世界观不同。不能否认左派中有流氓无产者这一现象。一个人富有但他可以有仁义之心,一个人贫穷但他也可能自私自利。所以我不从唯物论的角度去看一个人。

  有人认为人的天性自私论。但是自然界没有意识,也没有私念。何来人性的自私与无私之天性呢?从自我感知而感知世界的角度讲,人之天性叫自我,自我意识。而认为人之天性的自私论很显然违背天之天性的无私。正所谓: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人类有了智慧但同时也有了错误认识。人性自私论就是这的智慧出的大伪。自私自立的小人仅有私有占有占有之心而缺少和他人共和之心。今天的私改就是对人民共和制度的破坏。

  有些人讲产权明晰,为什么只讲私有产权明晰?而不讲公有产权明晰?因为今天的中国多私天下之心,而少公天下之心。把人民共有财产说成无主的“冰棍”。没有公天下之心,自然就想不出,自然就找不到明晰人民共有产权的方法。一个人民共和的国家就必然需要有人民的公有.共有财产,所以就需要共产党领导人民,坚持人民共有财产共有公用,为人民所用。

  只有以共有(公有)产权理论才能实现人民共和。什么叫人民共和?简单说就是国家天下不再是帝王私有的,而是人民共有的,如此才叫人民共和。而且只有以共有(公有)产权理论才能实现人民共和。而仅以私有产权理论结果就是对人民共有财产的瓜分,所以说讲产权理论,必须讲人民共有产权理论结合个人所有的产权理论。私有占有之心有悖于人民共和之路。国家的人民的公有共有财产都瓜分成私人占有拿什么来实现人民共和?所以说今天中国的矛盾是正人君子与奸佞小人的矛盾。

  别看“精英”们天天喊着现代民主,本质上而是封建余孽。如改开三十多年来,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事业,遗产税制度他们都没学来。面对今天的贫富两极分化,没见一个精蝇出来高叫要实行遗产税。而西方国家遗产税额高的占遗产的70%。所以精蝇们脑子里还是过去封建社会的私有占有与私有继承观念。而没有现代国家人民共和观念。辛亥革命仅打倒了封建帝王的财产与权力的私有与私有世袭制。热衷于私有化的人还没有从财产的私有世袭制度思想解放出来。所以他们不想着走公道,而想着走私道,要做富可敌国的无冕的帝王。

  人类生活的地球为人类生活提供了生存空间和生存资源。人人生而平等就要自然资源的相对公有制,共同拥有与共同继承原则。而不是私有和私有继承。就是私有之心更大的秦始皇又能怎样?秦始皇早在两千多年前就给土地确过权。秦始皇想私有和私有继承天下,所以给自己定名叫秦始皇。而秦家的私有天下并没有传了万世,只不过传到秦二世而矣。后人在总结亡秦的教训是——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中国历代私有占有土地的地主有多少?不计其数吧。古往今来,土地还是那个土地。而地主却不是那个地主。而且古往今来任何地主的土地都曾是确权的。但今天哪个地主的土地流了下来?没有。有人想按过去封建地主的方式搞土地确权,其实就是在自寻死路。因为古往今来的地主都死了,而土地还在。所以说所有私有化者都必然面临被关门打狗的那一天倒不失为一个远见。因为他们不被关门打狗的话就真成了能把家财流传万世的无冕帝王。

  中华文化由仓颉造字.伏羲画卦到如今,可以说共同富裕是五千年中国仁人志士的不懈追求。神农尝百草,教人们学会稼穑播种五谷。伏羲训六兽为人类所用。他们都没有私心向现代西方人发明专利权一样利己。《易经》里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又如《易经》同人卦里讲到破除一家﹑一族的私见,重视大同,不计较小异,本着大公无私的精神,以道义为基础,于异中求同,积极的广泛与人和同,实现大同世界的理想。

  现在有一种错误认识。认为中国的统一政体是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的。原因是自春秋以前的文化大都没有流传下来。但从“禹分九州”这个传说来讲,说是大禹治水后,把中国分成了九部分,这一传说可以造可参考。远古时代,初民择水而居,我们的祖先想来最初聚居在九块陆地上,这些陆地被水包围着,故统称为“九州”。从此以后,“九州”成了中国的代名词。而自大禹往上推溯就是舜.尧.轩辕黄帝。所以说中国天下一家的大统一思想从轩辕黄帝应该是个发端。

  说起共和,许多人都以为是西方引进过来的。其实错了。在中国没有天子为君主就叫共和。而这个说法有史记载出自西周。宋欧阳修《明正统论》:“昔周厉王之乱,天下无君,周公、邵公共行其政十四年,谓之共和。而后宣王立,是周之统尝绝十四年而复续。“共和”是一种执政方式,这种执政方式的出现与厉王失去执政能力有关,是对厉王执政空缺的弥补,带有替补执政的性质,所以“共和”一词具有动词性质。“共”是二人或多人协同的意思,“和”字从禾从口,是调五谷以合众口的意思。

  古代有短暂的共和执政体制,太短暂了,没有形成共和文化。辛亥革命更是小人造反。而现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来,也没有形成一种达成共识的人民共和文化。要建立人民共和制国家少了共和的思想文化是不行的。人们习惯了私有与私有继承的旧的社会秩序。所以人民共和的国家建立之后就处在剥丧之中。毛泽东也及有远见的预见到了这一点而发动文革。 因为处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我们对人类规律的认识还不深刻毛泽东的文革也就失败了。在晚年毛泽东无比悲叹的写道:“当年忠贞为国筹,何曾怕断头?如今江山红遍,江山靠谁守?业未竟,身躯倦,鬓已秋。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与东流?”

  少了公天下,哪有真仁义?从孔子为《易经》作注来说就是——“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旧儒家是认为人分等级贵贱的,帝王是天子,执掌天下治权。而什么是中国人的人人平等观念呢?从天人合一角度说就是——天人合一,人人都是天之子。自然资源.社会资源与社会管理权应该是共同继承制。所以说中华文化的革命应从天子说开始。重新认识天人合一的关系。剥未尽而复已到。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中华民族即将迎伟大复兴的时代。

  四.要让权力走向正道,还需公权力运用思想的再启蒙。

  两千年的君主世袭制度是中国人思想里充满公权力私有制观念。现在有些人言说要把权力关进笼子。因为权力的运用离不开人,对不想走正道的人,你想用笼子关住,但是他们总是破坏制度的笼子。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好的制度总是写在纸上的东西,真要落实起来还需要有道之人。不然就会形同虚设或束之高阁。

  所以说把权力关进笼子的说法很荒谬,不如说让权力走上正道。就制度和人的关系而言,他们是相互作用的。也就是说,人分好坏,制度也分好坏。制度对人的作用:好制度——好人——好制度不断完善。好制度——坏人——好制度被破坏。坏制度——好人——坏制度被革除。坏制度——坏人——坏制度更坏。

  人对制度的作用:好人——好制度——好制度得以延续完善。好人——坏制度——人把坏制度改好。坏人——好制度——坏人把好制度破坏。坏人——坏制度——制度只能更坏。总而言之,人是有思想,有能动性的。有好的思想才有好的制度,而自私自利的坏思想破坏好制度。

  遵循自然之道运行规律,如地球.月亮都在自身自转的同时进行着公转,而且也因为有其自转而才有公转。公转自转两者并不相悖。现在许多人不懂辨证的认识论,公是相对于私来说的,私是相对于公来说的。什么是公权力?就要相对于个人权力来说。如果行使一个个人的意志的权力是个人私权。那么行使两个人以上的众人集体的意志的权力就是公权力。公权力要运用有道。运用无道的公权力就会造成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的结果。在中国从前有没有公权力运用思想呢?有。这就是中国人丢失了两千多年的王道思想。《尚书·洪范》:“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

  古语说:“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天空不会只覆盖哪一个人。大地不会只承载哪一个人。日月不会只照耀哪一个人。古人为什么要这么讲呢?就是要教育行使天下治权的人制定公共政策要顾及普罗大众,公共政策要向阳光一样惠及每一个人。因为政府是人类社会的最大的最权威的社会公共组织,所以他的政策必然是为了公众利益的政策。他的政策就要像“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那样。能如此就叫用权有道。

  中华民族那么多人,自尧舜后都想要得到尧舜.黄帝一样的权,而没有尧舜黄帝一样的德。所以这些小人也叫皇帝而非黄帝。不客气地说,现代中国自毛泽东主席去世后,中国的当家人丢了公天下之心。而由此往上推溯,惜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不过是私天下而矣。把国家天下看成自己的一份家业。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就是要建立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人民的天下,即公天下。而历代帝王都是出于私心,打天下就是为了坐天下的私天下。

  用中国人的人格分类法——正人君子与奸佞小人标准的来衡量,反毛者均是奸佞小人,为所有正直的人们所不齿。有些人即使活到七老八十还是自私自利,仍是一个小人。一个国家谁是主人?就要看谁是这个国家赖以存在的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和社会管理权由谁来掌握。如果是公有制,即大家共同拥有共同继承,任何人不占为私有和个人私有继承,那么个国家就是真正意义上是大家的。不是任何个人的。反之如果是少数人占有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和社会管理权,多数人成了雇佣劳动者,那么这个国家就是少数人的,是被少数人垄断的。人类社会应该实现的是——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和社会管理权的相对公有制。才是符合自然之道的。而以维护私有占有和私有继承的法制.礼制来维护利私社会秩序是不可能的。因为少了公天下,哪有真仁义?少了公天下,哪有真民主?就今天来说为人民服务才是真仁义,大仁义。 所以说中华要复兴需要重出轩辕,再现尧舜。

  何为人间正道?中国人的思想认为天人合一,既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辨证认识论。自然界没有私念,天地没有意识。所以人之天性既不是无私,也不是自私,人之天性叫自我。自我意识,自我的感知。可以把人的自我感知叫私,而人要自私就错了。很显然一个人成不了世界,人生活就要处理好两个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如果讲无私的话就是忘我了,但人不容易达到无私而亡我的境界。所以中国古代先贤提出仁与义的思想。也就是立人之道。

  辨证之道认为公是相对于私来说的,私是相对于公来说的。个人是集体的一部分,集体利益增加了,个人利益也随着改善了。不能搞成公私对立。所以在公与私之间先贤们指出了仁义之道。天下政治观要求不仅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社会.人类的前途而努力奋斗。

  虽然今天不是君主社会,但是交通与信息传播的发展使世界变得很小。在生活同一个世界里,每个人同样应该忠于人民这个共同主体的利益。为世界的将来负责。为民谋而忠,为国谋而义。同样每个社会成员应该是怀仁义以相接,而不是见利忘义,不仁不义。

  现在有个说法叫——“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个说法挺美好,也挺诱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不解决社会政治权力在公道上运行的前提下,根本没法实现“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只有解决了社会政治权力在公道上运行才能真正实现“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如果不好理解什么叫社会政治权力在公道上运行,那么不妨先看一下社会政治权力不在公道上运行的现象。近处说就是职业化的官僚管理体制,官二代现象。远处说就是封建帝王的世袭制度。等等。在我们这个社会还没有树立正确的公权力观念,职业化的管理者的仕途观让他们迷失了。而没有走到人生豁达的境界。当官,当大官成了干部人生的追求。不能当上更大的官就觉得心里不公平,而自暴自弃。而实际上公权力下的正确观念应该是干部仅是人生的一个节段时刻的角色而矣,如同当兵保家卫国一样。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当干部并不是一个人人生的宿命。由此我又联想到文革时被关进所谓牛棚的文化人后来的愤愤不平,这些人不过是就自觉高人一等那么多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一辈子,他们替这些人鸣过不平吗?没有。在这些文化人心里不曾想到人人平等。他们就如同孔子一样,因为有了爵位而不能徒步走路了,而要坐车。要社会主义实现,真的需要改造我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五. 人类社会是一个动态的世代交替运行的。人类社会有三大基础问题——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包括生产资料)和社会管理权。所以人类社会可分成自然资源社会资源.社会管理权的相对私有制社会,和自然资源.社会资源.社会管理权的相对公有制社会,两种社会形态。私有产权.私有继承.世袭和共有产权.共同继承两种制度。

  单纯的唯物论过分强调物质的成分,所以以往马克思思想的论述中仅强调生产资料公有制,而没有涉及社会管理权的公有制。所以马克思的理想是消灭阶级的共产社会。而从实践来看,没有人民当家做主的人民共权,根本实现不了人民共产。

  怎样实现天下人共权呢?就需要消除职业化的官僚管理制度。所以人民当家做主思想的提出者毛泽东主席说:“我们不能把人民的权力问题理解为国家只有一部分人来管理,人民在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权利。”

  在阶级社会中,社会的管理权被少数剥削阶级掌握。维持他们的剥削统治。在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掌握国家领导权后怎样实现人民管理国家?就是一个人民的民主与专政的辨证关系。只有掌握好这个辩证关系才能实现无阶级的社会。一部分人职业化的国家管理,中国人把这样的人叫食禄者。人生必架于物,职业化的食禄者存在就还是一种社会管理权相对私有的现象。人民被排斥在国家管理之外。西方把食禄者职业化的管理国家的方式叫官僚制度。

  我提出:“国企需要的不是所有制改革而是民主管理改革”。有人就认为:“所有制不改革怎么可能民主管理?不要本末倒置”。一看说这话的人就不理解什么是民主。这与有人主张《公有制是民主的天然敌人》同出一辙。持这种观点的人都没搞明白一个问题——民主到底是谁做主?

  民主是一种政治思想。而政治思想不是用来处理任何个人的私事的指导思想。政治思想是用来处理众人之事。所以说私有制是民主的天然敌人才正确。在君主专政体制下处理众人之事的政治权力为君主个人把持。民主政治思想是让处理众人之事的政治权力由众人参与,发表意见。传统的所有制理论都仅把财产和生产资料等的私人占有制称为私有制。其实私有制还有一种就是社会管理权的私有制即公权力私有制。而君主专制制度正是通过公权力私有制和私有继承制来延续君主专制制度的。所以说处理众人之事的民主政治是公权力公有制。更确切的叫法应该是公权力相对公有制。为什么要加上相对二字?因为公和私是一个相对概念。公是相对于私来说的,私是相对公来说的。

  所谓民主相对过去君主来说,现在可以说相对官主来说。这些(君主.官主)都是公权力相对私有制的产物。君主体制的君做主叫专制,个人私做主,自做主,违背众人的意志而以个人意志来为他人做主,而不是以众人意志为主。所以说民主应该是大家做主,以体现大家的整体意志为主。违背大家的整体意志就不是民主。而私有制的自做主,私做主,不过就是我的地盘我做主。不过就是君主的大专制和个人的小专制的区别而矣。所以说,以改革公有制的所有制妄图实现的所谓民主实质是私有制下的私主,谈不上民主——大家通过协商做主,以众人的意志为主。

  一个国家也好,企业也好都是人的集合。怎样的管理正确呢?不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简单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毛泽东说我们不能把劳动者的权力问题了解为国家只有一部分人来管理,而劳动者在这一部分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和社会保障等等权利。

  今天我们认为——民主是人民参与国家的管理,而不仅是通过票选管理自己的人。因为实现人民对国家管理的参与权方式不仅仅是通过一张选票选举自己的民主代理人。人民当家做主更应该是人民对国家管理的批评建议权。而通过实践看,现在的管理权与所有权相分离的改革方式造成的结果就是人民对国家国企的管理参与权被消弱。管理者可以为所欲为。如果说经理是人民请来的国企管家(现实更糟经理是上级任命),人民管不了这个管家,还谈什么所有权?

  这样就出现了有些人批评的国有制变成了官有制。为什么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公有制。国有制变成了官有制?以现在铁路改革为例:铁路公司制了,现在让谁履行出资人的权力呢?规定是财政部代表给国务院履行出资人的权力。言下之意国务院就是代表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财产所有权,而一些人总把国务院的职能理解为行政职能。你这种改法不造成官有制才怪呢。一个国家如同一个小区,我们有了国务院这个“物业公司”,却缺少一个代表人民共有财产的“业主委员会”。我们认为民主是人民参与国家的管理而不仅是通过票选管理自己的人。“民主人士”大都热爱一人一票的票选民主。在他们的逻辑里叫民不选官,官不为民。而同样一个道理也可推论劳动者如果不通过一人一票选“老板”,“老板”也不会为劳动者的利益着想。所以一人一票的票选形式也不能一概否定。要说票选我更赞成一人一票选“老板”——国营企业管理者。

  我们说社会主义是一个没有民的社会。社会不再是过去的等级制社会。而是人与人社会地位相对平等的一元制社会。人们之间是社会化生产的分工协作关系,工作岗位不同。人民共和制的国家,大家都是国家的主人。理应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共主社会。

  如我国石油天然气、电信、烟草专卖、电网、金融等行业都应该是为人民服务的行业。这些行业是为了服务于人民而设立。人民共有财产的厂矿企业是为人民创造财富的。每个人都占有这些共有财产均等的一份。人民怎样利用这些共有财产?就是国家应该通过财政把企业的利润用于公共社会福利.文教卫生事业。为国谋而忠就是要管理好这些企业造福于民。为民谋而义就是要把企业创造的利润公平的分配,是人民都能享受公共事业福利。而不是把企业利润大都用于行政消费。

  就像锅是用来做饭的工具一样,这些行业都可以形象的比喻成服务于人民的各种“锅”。什么叫行业垄断?能说做饭的锅是对做饭这个行业的垄断吗?很显然不能。行业垄断应该指的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对行业利益的垄断。而我国石油天然气、电信、烟草专卖、电网、金融等行业,这个做饭的“锅”不存在垄断问题。改革应该是垄断行业利益的人流动。而在一种形式化的改革思想指导下改革就成了砸锅式的改革。

  三十年来我们就是走的一条“精英”们的小人之道。改革就是损人之道的方法——砸饭碗。从前国企改革是砸工人老大哥的铁饭碗,现在是砸教师和事业单位人员的铁饭碗,深圳公务员改革是砸公务员的铁饭碗。可是不要忘了我们的宪法里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可这种改法把人民——国家的主人都改成了雇佣劳动者。改革有推行什么法人治理,难道所谓的法人的人成了国家的主人吗?这样一些人法人的治理权力就成了人民国家的统治者,也就是一些人想要的“精英”统治。古语说仓廪食而知礼节,我们不能让国家主人总有生存危机。衣食足而知荣辱,应该通过思想道德教育让人自律,培养人的责任感。

  辨证法讲事物的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而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但是我们这个世界就是歪人说歪理,人歪理也歪。在茅于轼们眼里只有私人占有的概念,而没有忠信的概念。封建皇帝私有天下的时代还要依靠忠信思想来管理官僚队伍。如果仅是私有逻辑起作用的话,封建皇帝怎样管理国家?如果只有私有制是最有效的,那么国家权力机关应该私有化才更有效。按照只有私有化最有效、人给自己干最有劲的逻辑,除了个体户外,私企也该搞不好。没有忠信甭说企业,国家机关的ZF、公检法都会出问题。因为这些行业的人都不是给自己干。一群自私自立的小人,无道无德不仁不义之徒,依照他们这样的逻辑就是国将不国,家将不家。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而助长小人之道的改革就是请来一个同样自私自利的方丈来主持,改革的结果就是砸锅,和尚们都自己挑水吃。

  对每个人来讲什么是最大的公平正义?人人生而平等才是最大的公平正义。比如在过去存在世袭制的社会里,有的人生而为贵族,有的人生而为奴隶。所以私有占有制和私有继承制还有已经废除的世袭制是使得人与人不同,人与人不平等的原因。国家.国家,国和家。大家在一个公有的国的空间内建家。在这片先人们留下的土地和空间上,所有自然资源包括土地.山川.河流.矿藏.森林等等。他的后人们天然的享有平等的共同拥有与共同继承的权力。而不允许任何个人私有占有和私有继承这些自然资源。也就是说要共同拥有与共同继承保证人生而平等.

  依照共有产权理论和共同拥有与共同继承原则,每个国人一出生就天然的拥有这些共有财产的一份,而每个人死去就自然的放弃一份。为什么人民共有财产不可能一股份的形式具体到个人名下?一是这些共有财产包括山川河流.矿藏森林.道路绿地等等,有些是已经开发利用的,更有很多是没有开发利用而留给后人的。二是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如果以股份形式对今天的人确权,变成私有与私有继承的就是对后人的不公平。三是有些共有财产就有不可分割性如公园绿地道路等,只能是共有公用。

  宪法规定人民共和的国家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国家的财产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公有共有财产。公有如道,共有公用,为个人所用。人民共有财产不能被任何个人占据为私有,才是人民共有。私有化改革是对人民共和的颠覆与背叛。所以说国企需要的不是所有制改革而是民主管理改革。人民应该起来捍卫人民的公有共有的共同财产不受私有化侵犯。

  六. 向全国人民提出关于人民共和国家建设与改革的八项主张。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一八四〇年以后,封建的中国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人民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奋斗。二十世纪,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伟大历史变革。  一九一一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废除了封建帝制,创立了中华民国。但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一九四九年,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经历了长期的艰难曲折的武装斗争和其他形式的斗争以后,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

  根据宪法序言的精神和人民共和国家的建设理念,依照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和社会管理权的相对公有制与共同继承制理论,向全国人民提出人民共和的国家建设与改革八项主张,寻求共识:

  1.理顺人民共和国家的国家机构设置。基于我们设有国家主席一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应该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2.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共有财产应该成立国家主席领导下的人民共有财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3.人民共同的国家不同于以往仅依靠税收渔利的统治型政府。人民共同国家的职能不仅是行政职能,更要领导人民搞国家经济。所以改革人民政府的机构设置。国家主席领导中央人民政府。国家的行政管理组建政务院负责。国务院负责领导国家的经济建设,组织领导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经济生产活动。国营企业的管理落实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的鞍钢宪法精神。

 

  4.所有国家的公务人员.党的各级组织人事上实行任期制.轮换制.不多次连任制。参照国家主席的任职方式,国家公务员任期五年,最多十年,可以隔界再任。消除职业化的官僚食禄管理者体制。让人民有机会轮流为自己服务。当官不再是职业化的管理者,管理者如同兵役制那样,没有了以当官来作为谋生手段,个人以此工具谋私利的话,又怎么会有公有制实质乃是官有制呢?看来公有制变成官有制的根本原因还是职业化的官僚制度,当了干部(官)就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由此形成了权力垄断。问题出在干部人事制度上。而只有实现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创新,能上能下,能出能进的流动体制,才能实现民主是大家做主。

  5.根据现在要开征的遗产税,要建立全民共同教育.养老基金。实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遗产税的征收应该专款用于全民的文化教育医疗保健养老等事业。不能用来行政消费。反腐打黑最终要实现治病救人,而不是简单的惩治人。其恕也善莫大焉。怎样给已经积累了大量财富的贪污腐败者一个出路?贪污腐败者交出的不义之财归属社会统筹的养老抚幼基金。这个基金全民共享,当然也包括现在犯错误的“贪官后代”。

  6.国家发展经济的方式应该以人为本,以劳为本而不是以资为本。国家应该投资兴建发展全民所有制经济,鼓励建立协作制的集体企业和家庭农业工商服务业经济发展。人类是依靠主动的生产劳动而获得生存资源的。也就是劳动价值论。人的劳动关系不外以下三种:协作劳动关系.奴役劳动关系.和雇佣劳动关系。所以人民的共同国家应该在经济生产中应建立以人为本的分工不同.工作岗位不同,但人与人社会地位相对平等的协作劳动关系,而不是以资为本建立雇佣劳动关系。公和私是相对概念,辩证关系。个人是社会的一分子,家庭是最小的公有制单位。

 

  7.改革金融体制为服务行业,消灭资本主义就是消灭利息。以人为本.以劳为本就不是让银行以钱生钱牟利。国家应以无息信贷发展经济。在自然界的规律中只有“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的生息而没有钱生钱,利生利的生息。人们类发明利息的目的还是不劳而获。现在纸币是由国家发行的物资商品流通工具。我们应该明确金融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需要金融?是物流手段价值尺度。所以说金融业的从业人员工资办公设备等及利息都是我们为了这一目的付出的成本。生产如果比喻成做蛋糕,那么金融就是在与生产分蛋糕,而且分的蛋糕太多。信贷体现了对资源的支配权。公平获得信贷的权力才能保证人民公平利用自然资源与社会生产资料进行生产活动。如果说电的超导我们在研究,取消利息是经济的超导。现在制造贫富差距的原因之一就是不合理的贷款。少数人贷到了款调动公共资源个人致富。所以说利用金融手段保证公平也很重要。

  如同毛泽东时代国家搞国营企业是国家拨款。一个无利息时代为了促进社会生产,发挥个人的才能与个人的领导才能也可以给每个人无息的创业贷款。假定你个人搞就是N万元的话,那么你要搞一个协作关系的集体企业就可以找十个人.一百个人,这样这个集体的创业基金就是几十个上百个N万元了。以人为本的经济就需要合理利用人力资源,青壮年尽量不去搞行政工作。

  为什么要给每个人同等的创业贷款权利?因为货币在生产中体现的是对资源的使用权与支配权。依照共有产权理论和共同拥有与共同继承原则,每个国人一出生就天然的拥有这些共有财产的一份,而每个人死去就自然的放弃一份。为什么人民共有财产不可能一股份的形式具体到个人名下?一是这些共有财产包括山川河流.矿藏森林.道路绿地等等,有些是已经开发利用的,更有很多是没有开发利用而留给后人的。二是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如果以股份形式对今天的人确权,变成私有与私有继承的就是对后人的不公平。三是有些共有财产就有不可分割性如公园绿地道路等,只能是共有公用。

 

  8.合理引进利用外资。引进外资必须是通过外资购进实物资源与生产技术设备,而不是外资货币符号。三十年来干的最傻的事情,就是在外汇储备没地方花的时候,还在大量引进外资。用句民间俗语形容就是卖儿招女婿。引进外资的货币符号,而对外商而言在国内生产要使用人民币流通工具,所以央行就要印刷人民币,把外资美元换成人民币给外商使用,而把收来的美元用来买美国国债靠利息增值赚小钱。外资利用央行印刷的人民币经营赚了大钱。与其这样为什么不能央行直接给中国的国内企业借贷或投资?那样企业最终归属还是国家的。

 

  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人民共同国家离不开一个名至实归的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今天关于政治经济思想的争论的实质是正邪之争,而非左右之争。中国人应学会以正邪划线,而不再以左右划线。什么是今天社会的正?就是主张社会的整体利益,社会公益。什么是今天社会的邪?就是主张自私自利,甚至损人利己。

  今天中国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既是人民的共同国家。就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共主社会。人民的整体利益至上。国家,国家,国和家。大家在一个共有的国之内建家。人民国家的公有共有的如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和社会管理权服务于人民而不应为少数人谋取私利。如此则为正,反之则为邪。

  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要实现的就是人与人同。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就是人与人同,共同利益一致。只有人与人同,才有人与人和的和谐社会。为了社会的活力在人与人同的基础上讲人与人异。即人类社会的分工不同,收入的合理差异等。

  忠于人民的利益,忠于国家利益即是正派。自私自利,损害人民的利益损害国家利益就是邪派。当然在讲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时候也有现实利益,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之分。要统筹兼顾。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正”就是代表最广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统筹兼顾长远利益和现实利益。领导人民搞国家建设,实现为人民服务。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少了公天下,哪有真仁义?少了公天下,哪有真民主?要实现天下为公不能空喊,天下为公要依靠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和社会管理权的相对公有制来实现。回视毛泽东时代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大家庭,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人与人之间就是以共同利益一致下的生产协作关系。这也是中华文化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具体体现。今天我们的人民共同国家成立64周年了。中华文化的甲子纪年,六十年一轮回。人民共和国的建设又面临一个新的起点。六十多年来我们积累了人民共同国家建设的经验与教训。凝聚人民大众的智慧,您可在不违背人民共和国家理念的基础上对这些建议修改,支持者可以署名转发。

 

  附文:资中筠《为什么我们需要再启蒙》。

  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摆脱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结,努力面向公众,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民主、宪政。这是自救与救国的需要,无关“西化”或外部压力。不断撑开文化专制的缝隙,见缝插针地做一些扎实的启蒙工作,继承百年来先贤未竟之业,假以时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民族精神振兴或许有望。

  “颂圣文化”是把爱国与忠君合二为一

  为什么现在重提启蒙?是不是对过去所提启蒙的简单重复?

  资中筠:中国“士”的黄金时期在春秋战国,真正的思想自由“百家争鸣”发源于此时。至今国人引以为自豪的“几千年的辉煌”,实际上就是那个时期所创造以及后来的流风余韵。自从秦始皇建立大一统专制制度,到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一家之后,思想开始受到禁锢,难以出现在平等基础上的、充分自由的“百家争鸣”,但文化学术也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中国古代哲学与古希腊差不多同步。不过从一开始就道路不同:希腊哲学通向科学,中国哲学通向个人道德、政治,也就是从修身到治国平天下。所以中国农耕文明达到的高度和精致程度为世界之最,适应这一文明的专制皇朝制度也设计周到、高度成熟。

  从这一历史轨迹造成的“士”的精神传统有三大突出的特点:

  一是“家国情怀”,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

  二是重名节,讲骨气。“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古训是赖以立身的道德准则,从而铸就了读书人的骨气,历经朝代更迭而不变。他们自认为是儒家道统的承续者和维护者。“士林”有自己相对独立的价值体系和评判标准。不论皇帝如何“雄才大略”,很少有过“君师合一”,更没有“汉武帝思想”、“唐太宗理论”之说。所以尽管皇帝有生杀之权,还有不少大臣面折廷争,冒死直谏,因为他们秉承古圣先贤之教,有一份自信。

  三是与以上二者并行的另一种传统,我称之为“颂圣文化”。就是把爱国与忠君合二为一,而且忠君是绝对的,“虽九死其犹未悔”。见用则“皇恩浩荡”,“感知遇之恩”,万死不辞;获罪则不论如何冤屈,“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冒死直谏是出于忠心,就事论事,绝不是反对皇帝本人。无论多么开明的皇帝都不会容忍对本人公开的否定,为人臣者基本上自觉遵守这一条,因而天王永远“圣明”的颂圣文化流毒久远。

  中国第一次“启蒙”广义来说是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曲曲折折持续了一百年,以鸦片战争为契机,“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促发了民族的猛醒和震荡,“士”的心灵受到了空前的冲击,少数先知先觉者开始新的探索,到清末民初渐成气候,新潮不可阻挡。读书人的危机感特别强烈,探索也空前活跃。

  在精神上,他们继承了忧国忧民的担当和骨气和勇气,在新的条件下赋予了新的内容,驱使无数仁人志士为民族复兴抛头颅、洒热血。从谭嗣同、秋瑾到早年共产党人身上都可以看到这种传统精神。他们告别的是上述第三点——颂圣文化,这是“新文化”的精髓。

  从严复的“开启民智”到梁启超的“新民说”到五四一代人为德先生、赛先生的呐喊,都是企图唤起民众从皇权专制、愚民政策造成的蒙昧状态中走出来,摆脱在颂圣文化下培养出来的奴性与愚昧。去掉了“颂圣文化”之后,中国读书人的传统中优秀的部分与从西方引进的“人格独立、思想自由”以及“社会良知”可以相通,并相互加强。

  如果说,中国曾经有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精华相结合的时期,那就是这一百年的广义的“新文化运动”,现代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等等事业初具规模,同时出现至少两代在思想上和学识上堪称贯通中西的知识分子。即使在抗日战争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文化教育没有停顿,还在继续发展,新旧结合的“士”的精神没有出现断层。甚而可以说,中国读书人的传统中优秀的部分与新的思潮相结合达到了历史的新高度。这一启蒙被革命所压倒。

  现在重提“启蒙”是因为后来又经过了一个蒙昧阶段。产生了史无前例的相当于“政教合一”的体制。政治领袖与思想“导师”合为一体。知识分子成为依附于某张皮的“毛”,以一人之是非为是非。60年来其他方面的成就得失姑且不论,在文化领域(包括精神文明)是破坏大于建设。

  以中国“士”的传统而言,这60年是“颂圣文化”一枝独秀,发展到空前规模。人们失去独立思考的权利和能力。到“文革”达到登峰造极,善恶是非以“政治路线站队”画线。古今中外文化都“扫入历史的垃圾堆”。文明退向野蛮,除少数清醒的人惨遭杀戮外,全民进入蒙昧时期,这就是哈耶克所说的“思想国有化”导致道德沦丧的后果。

  以1979年真理标准的辩论为标志,打破“两个凡是”,可以说是一次再启蒙,对30年蒙昧的祛魅作用有划时代的意义,是非观念又回归常识。思想空前活跃,在精神上充满活力。可惜这场思想解放只有十年,仍以“武化”手段结束,文化思想再一次逆转,实际上恢复了“两个凡是”。

  现在中国在经济上日益富裕,而文化却苍白、贫乏。一方面是商业大潮和拜金主义的冲击,另一方面是对思想言论的禁锢,这两面夹击对思想文化起到“逼良为娼”的作用,充斥于媒体的不是颂圣就是娱乐文化。知识分子进一步犬儒化。

  当前尽管以言获罪仍然难免,比起前三十年,环境应该说已相对宽松,而自觉地揣摩上意的风气却不稍减,说一些常识性的真话者竟成异类,或者被誉为特别“勇敢”。颂圣文化又一次抬头,而且随着国力的加强愈演愈烈。人们对于是非、善恶都已变得麻木。长此以往,不但尖锐的社会矛盾得不到及时解决,民族精神将日益萎缩,所以“启蒙”应该重新提上日程。

  现在国际国内形势已大不相同,当然不是对前一百年的简单重复,但是也不是完全另起炉灶。百年前敢于偷天火的先行者功不可没。我们都是他们的努力和牺牲的受惠者,应有一份感激和尊重。今天我们重复讨论的问题,甚至自以为的新见解,其实他们早已思考过,提出过不少真知灼见。凡有志于探讨今日中国之道路者,首先应该了解一百五十年的近代史,应该虚心、潜心读一些近代思想先驱的著述,包括他们之间早已进行过的争议。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谈得到进一步的创新。

  现在所提的“民主”,是否需要更具操作性的抓手,如有的学者所提出的“赋税民主”?

  资中筠:“民主”不是一个美丽的口号,我理解的民主是一种制度和程序,其核心意义是对公权力的监督和限制。它的实现是有一定的条件的,首先是有宪法的保证,这就是“法治”,“法”高于任何掌权的人或政党。另外必须建立在公众有充分的知情权和表达权的基础上。如果一切都是少数人暗箱操作,百姓不得与闻,也不许随便议论,到时候让人投票,这不能算民主。

  有人提出第一步先实现“预算公开”,我很赞成。这应该算是你说的“赋税民主”的一部分吧?因为一个国家的公民最基本的义务就是纳税,最基本的权利之一也是参与决定这钱怎么花法。美国独立战争的起因就是抗税,他们的口号是“没有代表就不交税”。我们现在离这很远。所以各级政府斥巨资造“形象工程”、豪华政府大楼等等,而最基本的教育和关系民生的经费却拿不出来,百姓只能敢怒而不敢言,这种情况应该尽早结束。

  知识者忙于为稻粱谋,为贫贱移

  为什么现在提启蒙的是你和茅于轼、吴敬琏、何方等80岁以上的老人,为什么不是年轻人?

  资中筠:这个问题我很难回答。其实从人数比例来看,积极主张启蒙的老人的比例也不一定高于中青年。也许由于资格老,就引人注目。我读到过不少中青年作者的文章很有见地,也给我很多启发。更重要的是有一批有志者身体力行地在做,例如帮助受冤屈的百姓用法律的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利,帮助贫困人群学习技能,创业脱贫,等等,这本身就是很重要的启蒙工作,普及一种现代公民意识,同时也有助于维护社会在正义基础上的稳定。可惜他们常常受到不应有的打压,他们的勇气和牺牲是值得敬佩的。

  不过总体而言,当代青年是文化断裂以后成长起来的,对中国历史,尤其是近当代史了解太少。这不能怪他们,而是所受的教育有意蒙蔽历史的真相。还有也许是对前三十年那种虚假的高调的逆反心理,走到另一个极端,消解一切崇高的理想,只关心自己的身边琐事,或把一切都娱乐化。

  另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人才流动国际化不可阻挡,也无可厚非,所以个人的命运不一定与本民族紧密相连。毋庸讳言,多数青年学子的家国情怀日趋淡薄。正义感与理想也为现实的功利所淹没。如果说,前三十年的思想改造主要是为威武所屈,那么现在有话语权的上层精英不少为富贵(名利)所淫,而多数尚未站稳脚跟,忙于为稻粱谋者,则可以说是为贫贱所移。

  许多人并非良知全泯,但感到无力和无奈,坚持正义往往会失去很多,就选择与种种明知非正义的“潜规则”或“明规则”妥协。以“海归”为例,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的留学生主要是“偷天火”,企图回国进行启蒙,改变黑暗、落后的现状;今之留学生则是主要为自己找更好的出路,如果选择回国来发展,大多不是改造社会而是被改造,一部分甚至加入“颂圣”或“颂盛(世)”,成为维护现状的吹鼓手。

  士林已无共识,即使有,也各人自扫门前雪,形不成道义的压力。少数有所坚守,进行了抗争的,受到迫害时往往孤立无援。有识者所忧虑的社会危机都是长远之事,至少目前还能在歌舞升平中苟安于一时,何苦自寻烦恼?

  而我们这代人从懂事开始就伴随着民族的忧患而成长,自己也经历过自我迷失,丧失判断是非的能力,又自我回归的过程。痛定思痛,体会更加深刻。对民族前途的关心已经是一种本能,对社会的不公平、非正义也比较敏感,欲罢不能。

  你觉得当代青年一代承受的生存压力,对其知识分子使命的担当有多大影响?

  资中筠:启蒙首先是自己对自己启蒙,就是用自己的理智独立思考,判断是非,第一步先做到洁身自好,保持独立的人格,有所坚守,有所不为。然后再进一步有所为。既然有机会比别人多受一点教育,就应多一份社会担当。生存的压力当然是现实问题,但是哪一代青年没有生存压力?从总的物质生活水平来说,这一代肯定比我们年轻时有所提高。非得丰衣足食才关心社会和他人吗?也可以有相反的逻辑:自己过得很舒服,何必操那份闲心?

  过去对社会有担当的人既有出身贫寒,因而更体会民间疾苦,感受社会的不平;也有富家子弟,抛弃舒适的生活,为民族振兴,毁家纾难,为某种理想而甘愿做出牺牲。关键在于自己的精神追求。不论如何,民族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中、青年人身上,难道靠我们这种八、九十岁老人?

  “娘打孩子”说不利于反思

  你说你曾经上缴了作为知识分子判断是非的权利,那个内心过程是怎样的?1991年你为什么辞去中国社会科学员美国研究所所长职务,听说是因为你必须说不想说的话,还要贯彻一些非学术性的指令?

  资中筠:解放初期我只是无知青年,自己没有形成什么“政见”,在那样一种大形势下,很容易追随潮流,接受当时的理想主义,而且以全副热情投入。一个大前提是相信共产党能救中国。关于“思想改造”,由于出身非劳动人民,就有一种“原罪”感,根据那时的“阶级”观点,“书香门第”是耻辱,而不是荣耀。这些我都接受了,诚心诚意按照要求改造自己,逐渐养成思维定式:凡自己的看法与“最高指示”不一样时,一定是自己错了。

  “上缴是非判断权”是我后来觉悟以后总结出来的,以前并未意识到。我“觉悟”较晚,从“文革”后期才开始大胆怀疑,慢慢给自己“启蒙”。到1989年可以说完全收回了自己的判断权,决心不再盲目“紧跟”,说违心的话,所以在那种岗位上就特别痛苦。加以我生性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借此机会回归书斋,进一步取得心灵的自由。

  如果说,像我这样的人是比较单纯、无知。但是许多硕学大儒,已经有很高的学术成就,思想自成体系,却这么快就否定自己,放弃了判断权是怎么回事呢?

  在知识分子主观方面,解放初期是“家国情怀”的延续。一句“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足以使无数男儿热泪盈眶,首先是满足了外抗强权的要求。同时,处于“其兴也勃”的阶段,与溃败前的旧政权成鲜明对比,令人对它能扫荡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升起无限希望。在这种形势下,个人显得十分渺小,不知不觉间接受政教合一的道统并不感到太勉强。更重要的是当时无法抗拒的客观形势。

  如果说定“马列主义”于一尊,马列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不是嫁接到经过百年启蒙,已经初步建立的以民主和科学为目标的新文化上,而是越过两千年嫁接到了秦始皇那里,“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是“斯大林加秦始皇”。

  以此为标准,进行全体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这是一种缓慢的过程,一轮紧似一轮的政治运动,“自愿”与强制相结合,同时给予“改造好”的希望,犹如通过炼狱达到天堂,在此过程中读书人的自信和自尊丧失殆尽。连审美标准也不再有自主权。到“文革”开始,掀起学生羞辱、殴打、肉体摧残直至杀害老师的史无前例、惨绝人寰的高潮。

  另外,“颂圣”本来就是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无论大儒或白丁概莫能外。所以偶像崇拜、领袖神化、歌颂“盛世”都有深厚的土壤,在新的气候条件下推向极致而很少遇到质疑和抵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手打不公平待遇,乃至家破人亡,都被要求“正确对待”,还是“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的延续。“文革”之后,还有人发明了“娘打孩子”之说,以此为借口,一场绝非外患造成的民族灾难就此心安理得地得不到反思。

  你说的走出“政教合一”,是不是指政府更多地从文化领域退出来?

  资中筠:我说的“政教合一”是一种比喻,犹如欧洲中世纪的教会统治一切,包括灵魂和世俗的政权。欧洲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的方向都是政权与教会分离,摆脱教廷对国家的统治权。这样才开始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中国本来没有国教,儒学在道德伦理层面上代替宗教的作用,也就是所谓“道统”,在皇权专制时代,皇帝有生杀之权,但是不代表道统,“士林”还有相对独立的价值判断。后来的政权统治一直深入到每个人的灵魂,称作“在一切领域专政”。

  所以要恢复独立的人格,就得打破这种“思想国有化”的体系。精神领域不应受权势的强制干预。最近在《同舟共进》上看到一篇文章,题为“振兴文化不劳政府插手”,我很同意它的观点。军事、经济力量的强大不一定与文化繁荣成正比。由政府出巨资建立所谓“核心价值观”,或者组织一个课题要求出不朽著作,是非常荒唐的。精神层面的东西恰好是不能花钱买的。

  在思想文化方面,目前政府需要做的是松绑。但是这不等于说政府什么都不要管。例如义务教育,政府当然责无旁贷。但是基础教育的目的和主导思想是什么,很重要。是启蒙还是愚民,是现代公民教育还是党化教育?

  启蒙无关“西化”或外部压力

  你说到你父亲一代民营企业家是有理念的,你觉得民营企业家在当代社会中缺失的作用是什么?

  资中筠:那一代人有人从事革命,有人主张改良。“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以及“新文化”运动等等大概就是改良的途径。所以他们都离不开“救国”的目标。

  举一个例子:过去中国人穿毛衣大多靠英国进口的毛线。有一位实业家宋棐卿在天津创办了东亚毛纺厂,生产的毛线的牌子称作“抵羊牌”,标志是两只绵羊头顶头。这个牌子就是“抵洋”的谐音。从一开始他就下决心要在中国市场与英国毛线竞争。经过艰苦奋斗,到四十年代末“抵羊牌”毛线质量真的已经达到足以占领一部分市场,堪与英国毛线一比高低。而且他的企业管理也相当现代化,有不错的劳工福利待遇。他们当然要追求利润,但有更远大的目标。

  家国情怀、忧国忧民,和对“道”的承载,依然存在于一部分人中间,现在转化为对严重的时弊和改革倒退的忧虑、对普世价值的追求,还有拒绝遗忘,追寻和揭示历史的真相的努力。主流媒体以外的报刊、杂志以及论坛,如雨后春笋,此起彼落、前仆后继,承载了当代优秀思想和探索,加之网络对冲破禁锢、活跃思想的作用,构成一道闪闪发光的文化风景线。

  当下的“颂圣”不一定表现在直接颂个人,而是颂“盛世”。除媒体的直接歌颂外,在知识界表现的新特点是:以各种“理论”维护现有体制,否定必要的改革,为显而易见的弊病——特别是当前严重的社会不公和弥漫性的腐败——辩护。

  一部分所谓“文人”在因颂圣而名利双收中不但堕落到无耻的地步,而且已经超越了起码的人道底线。以至于汶川地震中出现“纵做鬼,也幸福”和“含泪劝家长”那样的“作品”丑闻。实际上这种“颂圣”充斥于媒体乃至日常生活,人们对此习以为常,已经麻木,只不过那两位的言论发生于国殇之际,特别引人注目而已。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或者更早,各种版本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大行其道。有的表现为肤浅的“国学热”,有的表现为直接排外、仇外,有的自大狂,真以为中国可以拯救世界;还有赤裸裸的恢复已经被拉下神坛的领袖的神话和崇拜,大造神像……等等。

  这种极端民族主义否定了百年来洒满无数先烈鲜血的谋求民族振兴之路,甚至否定近三十年的改革。所有这些论调,殊途同归,落脚在质疑或反对普世价值,把“社会主义”嫁接到专制皇朝,通过美化古之帝王(包括暴君),颂今之“盛世”。

  百年近代史上,每逢改革到一定程度,需要向民主、宪政的道路转型的关键时刻,总有以“国粹”抵制“西化”的思潮出现,以“爱国”为名,反对社会进步,行祸国之实。而这种言论总是有一定的迷惑力,因为它能打动国人一种敏感的情结——即“五千年辉煌”与“百年屈辱”,把一切弊病归之于洋人。

  所以,以“反洋”为旗号的,在表面上常占领道义制高点,同时为当局所鼓励,至少默许。以“XX亡我之心不死”掩盖施政的缺失;以虚骄的对外的“骨气”,掩盖实质上与权势的默契和“颂圣”。这种论调动不了国际霸权主义一根毫毛,只能掩护国内的贪腐权势集团,误导善良的爱国者,阻挠中华民族走人类共同的进步道路。此种思潮进入主流文化,则改革头十年思想解放的成果又将遭毁灭性打击,社会不进反退,中华民族可能付出沉重的代价。

  有人认为“启蒙”是某些人自以为高明,高高在上教育别人。其实如康德所言“启蒙就是……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在长期思想禁锢的制度下,每个人都需要而且可以自我启蒙,也可以相互启蒙。当然不能讳言“闻道有先后”,先觉者有义务与他人分享自己之所悟。

  首先,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摆脱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结,努力面向公众,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民主、宪政。这是自救与救国的需要,无关“西化”或外部压力。不断撑开文化专制的缝隙,见缝插针地做一些扎实的启蒙工作,继承百年来先贤未竟之业,假以时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民族精神振兴或许有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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