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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辛:艺术与革命——以易卜生的戏剧为革命启蒙

2015-05-27 10:29:31  来源: 乌有之乡   作者:水木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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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辛认为在今天的中国,对社会问题的揭露很需要易卜生,尤其是人们看到,有许多妇女又回到了娜拉的命运之中……

  

  5月22日晚,国家一级导演艾辛在一教10 1为近200名清华师生带来了题为“艺术与革命:以易卜生的戏剧为革命启蒙”的主题讲座。

  艺术与革命在历史上是如何相互关联的?艾辛从三个大方面为我们讲述:为什么要讲艺术与革命的联系;这种联系为什么要从易卜生讲起,易卜生想向我们表达什么;易卜生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以及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

  艾辛从自己的大学入门讲起。回忆起一年级老师要求阅读500个古今中外的剧本,她感悟到读剧本对学生的阅读技能以及人生思考都会有好处。她提到,每个剧作家的作品包含的都是他所处的时代,融汇的是剧作家对人生人性的体验,是剧作家的思考和感悟。研究剧作家能加深对其时代的社会心理、思想文化的理解。另外,以易卜生为例,他的作品中就有许多他自己的影子,有许多描述对应了易卜生放荡不羁的私生活。他的剧作表现了他的忏悔、他的思考,充满了人生哲理和人生感悟。如《培尔金特》《建筑师》等等。由此可以看出,一个剧作家他的人生足迹往往都会通过他的剧作主人公来体现,以引领人们的理性思考。

  谈到易卜生开创的现代戏剧,艾辛回忆,她的老师,西方戏剧泰斗级研究专家廖可兑先生当初给她们讲《现代派戏剧》这门课时就曾经说道:“我不知道什么是现代派戏剧,我只知道从易卜生讲起。”老先生的一句开场白,道出了一部戏剧断代史。也就是说,易卜生前半生是古典戏剧的经典剧作家,也是古典戏剧的终结者;他的后半生是现代戏剧的开创者,被人们称为现代戏剧之父。

  谈到易卜生戏剧的传播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时,艾辛提到自己在广州演讲时的经历。她课余去黄埔军校、孙中山故居参观时,发现展厅里的大量历史资料显示,许多革命者、进步人士早期宣传革命或者启蒙新文化运动,大多都是从易卜生的戏剧开始。他们发动民众,宣传自己的主张,大多通过介绍西方的经典文艺作品、演出易卜生的戏剧作为启蒙。他们参考易卜生的哪些剧作呢?首先就是他的早期社会问题剧。

  社会问题剧顾名思义,就是以反映揭示社会问题为主题背景的人的命运和人性的思考。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或者更早期的革命宣传,都对易卜生的社会问题戏剧十分关注。但在从事戏剧专业的研究者看来,易卜生的艺术高度不在他的早期社会问题剧,而是中后期的象征主义作品。中央戏剧学院排练这么多年的教学实习演出剧目中,大都没有排练过他的社会问题剧,而是他中后期的作品居多。但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是易卜生通向艺术巅峰的基石和阶梯,这些作品对社会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它们揭示了所谓“文明社会”的本质,揭露了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性虚伪和钱权对人类的异化,启蒙了当时的中国革命。

  要了解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就要首先了解他的系列社会问题剧,如《玩偶之家》、《人民公敌》、《群鬼》等等;但从艺术角度、从文学角度研究易卜生,就需要读他后期的一些戏剧,如《培尔·金特》、《建筑师》《博克曼》等等。对于这些后期作品,纯从艺术上来讲的话,是可以从人性角度去研究。但我们的话题关注的是作为中国革命早期的启蒙工具和手段的易卜生戏剧,所以不深入谈他的戏剧艺术本身。

  谈易卜生与中国革命的联系,不得不认识一个被称为有“迷幻色彩”的中共早期党员袁振英。作为中共早期发起人之一,袁振英与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等人同时期,是非常具有革命激情的革命者。但袁振英后来因看不惯陈独秀的个人作风,与陈独秀产生矛盾,并因此脱离了中共组织,专心做学问。袁振英是最早的在中国研究易卜生戏剧的专家,是和鲁迅一起最早在中国传播易卜生戏剧的人。经胡适支持,他最早在陈独秀主编的革命启蒙刊物《新青年》上介绍易卜生,并出版了一期《新青年》“易卜生专号”。在专号上发表了他写的易卜生的传记。《新青年》在上个世纪初期的中国影响巨大,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能够聚在同一面旗帜下,都是因为这本《新青年》杂志的启蒙和引领。

  袁振英对易卜生的戏剧推崇备至,认为他的作品能唤起当时的革命的意识,能很好地揭露当时的社会罪恶。中国早期的革命者都是以文学艺术来为革命启蒙,上世纪初期中国近200个社团、学会,都是易卜生戏剧的传播者。如李大钊主持的“少年中国学会”是当时影响最大、人数最多的著名社团,是传播易卜生的主力社团,毛泽东也是该社团的成员。还有周恩来主持的《觉悟社》、毛泽东主持的《新民学会》等等,都曾经以易卜生戏剧启蒙民众。周恩来、邓颖超、蔡畅、向警予、陶毅等早期革命家也都参加过演出易卜生剧作《玩偶之家》。

  在袁振英看来,传播易卜生的戏剧,就是揭示当时社会的四宗罪:宗教的罪恶、权钱的罪恶、报纸的罪恶、婚姻的罪恶。他认为,这些罪恶从表面上看是有破坏性的,但又具有反作用力,实际是有建设性的。也就是说,袁振英认为,当时社会堕落、风俗腐败导致的罪恶,已经激起民众认识到社会改造的迫在眉睫。激起民众改造或砸碎旧社会,建立新社会,关键在于两个因素:一个是个人获得精神意志之独立,一个是妇女获得解放自由独立的地位。通过解读传播易卜生戏剧,袁振英还表达了他的主张,即社会改造的前途是人人平等、人民当家的社会主义。

  艾辛导演在给大家介绍易卜生的戏剧与中国近代革命的关系时,认为易卜生戏剧中的人物形象、人物命运、人物的矛盾冲突以及戏剧语言,都是中国当时革命需要的。当时中国有许多民间进步社团,几乎所有社团都排戏,都演出易卜生的戏剧,这是和中国当时的社会问题与易卜生戏剧所揭示的社会问题密切相关的。

  易卜生戏剧搅动了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神经,由此引发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鲁迅也是传播、评论易卜生戏剧的先行者之一,他曾写剧评提问:娜拉出走之后会怎样?引发对妇女解放话题的大讨论。但艾辛老师认为,如果从欣赏艺术作品角度,对娜拉这个人物没有必要这么设问,因为可想而知,娜拉出走后要么幸福,要么堕落。从艺术角度所关心的,就是怎样去理解剧中人物的戏剧矛盾和内心冲突,置于剧中人物的未来不是剧作本身的核心。也正由于此,从事戏剧专业的人大都把目光放在了易卜生后期的象征主义的戏剧,而对他的社会问题剧的艺术价值有所忽略。艾辛感慨自己过去也只关注易卜生的晚期剧作,是最近研究近代中国革命史才发现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与中国早期革命有如此深度的联系。

  在上个世纪,易卜生的戏剧不仅对中国现代的文学艺术有影响,对社会、政治都有很深的影响。

  胡适写过一篇文章系统评价易卜生的戏剧,他更加注重易卜生戏剧的人生观,就是写实主义。由此看来,对待易卜生这样同一个剧作家的戏剧作品,从不同的需要出发,关注的角度也就不一样。胡适关注写实、人生哲理;袁振英关注社会问题与社会哲学,社会罪恶与社会改造等等;鲁迅关注社会矛盾中的人物命运。

  尽管这些学者的关注点彼此有所不同,但有一个事实就是:中国当时的知识分子和精英才俊,普遍关注的是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以及现实中的社会冲突。当时的《玩偶之家》在中国广为传播,1935年甚至被称为易卜生戏剧年。这种巨大的影响是前所未有、后无所及的。

  那么,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易卜生到底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在21世纪的今天,易卜生对我们还有意义吗?或者说,已经过了一个世纪,我们今天再关注易卜生有没有意义?这是今天的易卜生研究者应该面临的核心话题。艾辛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她认为在今天的中国,对社会问题的揭露很需要易卜生,尤其是人们看到,有许多妇女又回到了娜拉的命运之中……

  最后,艾辛提出了两个问题供同学们课后思考。一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探索,也留下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不见得比上个世纪的少,有些甚至是变本加厉,或者更加复杂化。那么在人们普遍谴责这些社会罪恶的同时,为什么我们没有出现像易卜生这样的作家作品呢?二是面对大量的社会不公平,面对不少妇女又成了“娜拉”等现实,为什么没有人关注易卜生、再度传播他的社会问题剧呢?对着两个问题,艾辛说她自己在研究思考,也鼓励大家一起思考。

  演讲结束后,同学们提问踊跃,现场交流气氛非常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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