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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神教社会、人文社会、巫傩社会他们是三样东西,可别搞混噢!——三评韩毓海现象

2019-12-26 10:38:39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道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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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神教社会、人文社会、巫傩社会他们是三样东西,可别搞混噢!

  ——三评韩毓海现象

  一、欧洲宗教精神与世俗理性(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之辩)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太极),应该视作一个统一的认识对象和实践对象

  二、巫傩态的特征

  1、巫傩社会的五大个体特征

  2、巫傩社会的两大社会特征

  三、为何应将欧洲宗教精神与世俗理性视作一个整体(太极)与中国的巫傩态做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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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欧洲宗教精神与世俗理性(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之辩)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太极),应该视作一个统一的认识对象和实践对象

  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他们各有一个主宰神主宰着他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虽然势力日渐衰弱、地盘日渐收缩,但仍发挥重要影响,至少历史和文化的积淀、西方中心论的难以撼动地位以及语言本身的不可剥夺性,决定了这种影响将会持久存在,足以抵消侵蚀他的任何力量,包括技术的进步、科学发展、工业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等。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与东方社会的交往。

  交往过程应该把握一神教社会、人文社会、巫傩社会是三个不同主体(共同体),切不可混淆。长期以来中国思想理论界存在一种说法:中国传统文化是人文文化,中国传统社会是人文社会。这种说法未见诸一致认定的定义,而是散见于各类政宣资料、党建文件和文化论丛,影响极广,社会习惯将他具象化具体化――所谓“儒墨道”、“书法”、“武术”、“剪纸”、“京剧”、“昆剧”、“皮影戏”、“吹拉弹唱”、“琴棋书画”等等诸般此类。

  然而以我观察这个说法有个背景,他总相对西方有神论一神教,这个说法的不远处总能隐约看见与西方有神论作对的影子。我以为其中值得澄清,可以从“人文主义”和“人文精神”这两个词语开始。

  文艺复兴前,欧洲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是封建制,精神文化主导是基督教思想,进入近代后,政治经济制度由封建制转向资本主义制度,精神文化主导权由基督教逐步转向世俗理性,德国“宗教革命”和法国“文艺复兴”拉开了欧洲近代化序幕,也开始了工业化进程。这个时期的欧洲形成一股新的文化和社会思潮,为与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相对应,一般把他称作“人文主义”和“人文精神”。关于他的定义和通解,我们不妨摘录“百度百科”:

  【人文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思想体系、世界观或思想武器,也是这一时期进步文学的中心思想。它主张一切以人为本,反对神的权威,把人从中世纪的神学枷锁下解放出来。宣扬个性解放,追求现实人生幸福:追求自由平等,反对等级观念:崇尚理性,反对蒙昧】

  一般将人文主义与蒙昧主义相对应,蒙昧主义特指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经院哲学和文化。欧洲“宗教革命”和“文艺复兴”同时也拉开了东西方大交流的序幕,文明横向比较意义下,“人文主义”也指中国古代社会的精神文化。因此“人文主义”就有两层含义,存在于两个完全不同的语言社会环境:与基督教蒙昧主义相对的“人文主义”,东西方文明比较意义下的“人文主义”。其实还有第三个语境:中国本土还有一个“民本”传统,他与“官本位”对应――帝王将相宁有种乎,是政治领域术语,“人文”是文化领域术语――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然而论者经常用“人本”一词代替“民本”,于是“人文主义”与“人本主义”两个领域的术语往往混淆――这是第三个语境。

  于是同一套(或形似相近)术语在三个不同语境下穿插使用,极易造成混乱,词不达意。政论和地缘政治场合的许多争议往往由此引起,由此传递到“人文文化”和“人文社会”两个术语的理解。中西比较语境下中国的“人文主义”与欧洲文艺复兴后形成的与蒙昧主义相对的“人文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没有可比性;欧洲的“人文主义”应该纳入基督教精神和世俗理性相对相持(共存于同一个“太极”)的背景下去理解,而中国的“人文主义”必须严格区分政治与文化的分界;很多情况下中国学者用“人本”代替“民本”,容易将“人本”与“人文”混淆――他明明是在阐述儒家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思想,却往往使用“人文主义”一词;反之为了阐述无神论传统却在使用“人本主义”一词。

  之所以“人本主义”与“人文主义”经常混淆?中国传统思想并不刻意区分政治与宗教,王侯将相既是世俗精英,亦是超凡脱俗的“圣人”――儒家提倡的“三不朽”深刻揭示了政治与宗教的界分不清;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前,儒学的“民本”与“官本”揭示了这种“政教合一”性,西方文化大规模介入后,这种揭示必须区分政治领域和宗教精神文化领域的不同,于是引进了“人文主义”这个术语,与原来的“民本主义”区分。然而我以为我们的学者没有将他们用准确,“民本”、“人本”和“人文”三者混用。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我以为中国的学者既要讲述中国传统社会“民本”与“官本”的对立,又要兼顾中西有神论与无神论的差别,两个不同的思想置于同一个论述,于是七转八转就晕头转向了。

  我以为中西比较是文明层次的宏大话题,并非政治、文化或经济等单一决定论可以讲清,这类宏大话题应该置于文明论大视野。欧洲的宗教精神与世俗理性应该视作一个整体(太极),然后与中国文明(混沌)进行比较,而不应该将欧洲世俗理性与中国无神论视作同一与宗教本位对比。中国的文明传统是“巫傩”――他既不是有神论文明,也不是世俗文明,也不是介于两者间的过渡,而是完全不同于西方文明的他种文明,两种文明存在本质上的区别――他涉及政治、文化、民族、种族、地理及其他自然禀赋上的诸多原因及其交互作用,绝非单一决定论可以解释。欧洲文明始终处于有神论本位与世俗理性此消彼长而又清晰可辨的交互中,哲学上表现为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之辩,两者之辩的深刻性成螺旋上升态势,而中国文明始终处于有神论与世俗理性混沌、界分不清的“巫傩”状态;因此中西比较的前提,应该将基督一神教与世俗理性视作一个整体(太极),然后与中国的“巫傩文明”(或“巫傩文化”)进行比较――当你阐述古代中国的理性精神胜于欧洲基督一神教蒙昧,科举文官制度的先进性领先欧洲一千年时,一旦与他们的世俗理性相比则又相形见绌,从来如此,至少就希腊文明产生以来就是如此;当你惊叹欧洲理性的彰显、科学的发达程度而自叹不如时,可你想像一下漫长的中世纪蒙昧对人的窒息,其影响至今仍然,一百多年前尼采说“上帝死了!”,可宗教影响至今仍然无处不在――他们语言无所不在的“上帝决定”足可证明。

  因此一旦割宗教精神与世俗理性然后与中国文明相比,结论总是局部偏颇、盲人摸象式的;经常可见“美国人红灯不过马路,中国人红灯过马路,因此美国比中国更文明”的“闾丘露薇体”思维;总在单一决定论潜意识下进行比较,无论话题多么高大上,结论总是等而下之,比“闾丘露薇体”高明不了许多,他的变体而已。

  ――“巫”是个象声词,模拟人的“呜哩哇啦”说话声,很可能是东伊朗拜火教地区与古华夏文明交流的语言产物。汉字字形来自象形字,表示上通天意、下达地旨、中合人意。“巫”在古代是一项职业,后又从他细化出山、医、命、相、卜职业――比如中医的许多诊疗技术就能看见远古巫术的影子。作为一种职业,他还存在男女从业之别――男性往往称为“觋(Xí)”,女的才叫“巫(Wu)”。“傩”与“巫”的宗教含义基本相同,两者地区分布不同,一般有“楚巫湘傩北方萨满”之说,也即巫、傩、萨满都是远古万物有灵、多神崇拜、祖先神崇拜、天启崇拜的综合体。我这里用“巫傩”指代一种文化现象:“巫”用嘴巴“呜哩哇啦”或文化意识形态主宰控制社会,“傩”以恶形恶势骚扰恐吓社会,“巫”与“傩”一搭一档,一个文一个武,一个含蓄文柔间接一个赤裸裸暴力,他们狼狈结合起来蹂躏社会。

  ――关于“巫傩”态的机制:我以为所有文明体在远古都曾经历巫傩、多神教阶段,但在一神教兴起后巫、傩、萨满、多神教遭到镇压;然而灵长类动物“人”总是需要精神生活的,总是需要“沟通过去、现在、未来”这类职业的,中国未经历一神教,于是明明一种“沟通天地人”的服务业职业,他却直接干起了“神”的勾当。德国宗教革命起因也是因为“以人代神”活动泛滥猖獗――神职人员假冒上帝,售卖“赎罪券”,一个“叮当”就能救赎灵魂,结果激起民怨,马丁•路德领导了这场革命。

  以上是我参加红歌会论坛的观点。为什么中西比较的前提是:应该将基督一神教与世俗理性视作一个整体?这是历史的真实过程,需要我们做哲学的辨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就曾指出“…古代世界走向灭亡的时候,古代的各种宗教就被基督教战胜。…基督教思想在18世纪被启蒙思想击败…”。马克思恩格斯这段话的本意是指出上帝(基督一神教)信仰被抛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同时也指出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共同规律。《共产党宣言》是对欧洲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互争高下、螺旋式竞争的高度简约,我们这里引用则是意在强调:欧洲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宗教蒙昧与世俗理性是一个辨证过程,是同处一个太极内的一对阴阳、不能割裂――就像中国传统思维中的一对阴阳关系,必须将他置于“太极”作整体理解才有意义――“关系才是本位”。

  二、巫傩态的特征

  应该将欧洲宗教精神与世俗理性(哲学上表现为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之辩)视作一个整体(太极),这是我参加红歌会论坛的主要观点。与这个太极相比中国的“巫傩态”就能显现自己的独有特征,不将西方宗教精神与世俗理性作为一个整体与之相比,这个特征就无法被发现。我归纳大致以下几条:

  1、巫傩社会的五大个体特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赢者通吃(“无所不会”、“好为人师”)、叶公好龙、事大取小、发达的性嗜好。

  (1)所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巫傩”并不是指一个特殊的共同体,而是一种文化状态,这个状态当然必须指向一个实体,这个实体就是“巫傩”。怎样理解?举个实例:比如也就“文联”获取微薄的津贴,骑自行车上下班,他却动辄“下基层”以示高人一等;又比如到处显摆“无所不会”、“无所不通”、“自命不凡”。也就是说“巫傩”存在于各个行业、各个领域、各个阶层、各个阶级、各处各地,他在该行业、领域、阶层、阶级,或这个地方不必老大自居,但是他的地位高过绝大部分人,可以获取大众无法获得的利益,有势力、说话算数有人听――甚至演了多部电影有了名气的“著名演员”,他在艺术学院读书的儿子打了同伴女同学,会有无数人去包庇,别人敢怒不敢言,受欺负者不得不发帖求助网络舆论。

  (2)所谓“赢者通吃”:他也许绘画出身,画画得很好,一来二去就成名了,于是也就有势力、说话算数有人听,学而优则仕,画而优则说――他可能会到处发表言说演讲、著书立说。选秀点评他人、指点江山,表现出“无所不会”、“无所不通”、“无所不能”、“天命下凡”,背后人指“好为人师”。我这里也就举例“画画得好”,其实各种可能比如书法好、弹钢琴好、人长得美或者英俊、书读得好――中国“两宋”以来抑武扬文,读书读得好往往就“赢者通吃”。1949年(特别“文革”结束以来)以来电影演艺界、小说界的“赢者通吃”尤为突显,去年“小崔一怒”人们借机群起围殴。

  赢者通吃者“无所不会”、“无所不通”、“无所不能”:比如会拉小提琴、会吹萨克斯、会弹钢琴、会踢足球,诗、书法、绘画个个拿手,好一朵茉莉花旋转歌唱美妙绝伦,总之吹拉弹唱、琴棋书画无一不通;他经常听老柴的《悲怆》和《1812序曲》以示高雅;他动辄与人讨论外交、哲学、天文地理,而且数学头脑发达,经常“五个圆加一条辅助线变成四个正方形”以示高智商;他还会把“不要传谣”说成“谣诼不断”以示文采过人。

  (3)所谓“叶公好龙”:巫傩人格往往美言动听、文采飞扬、告诫他人、针砭时弊;他批判资本主义弊端,可当人们准备组织起来建立工会时,他却正襟危坐告诫他人当心“颜色革命”,小心“别被境外势力利用了!”;他义正词严痛斥不法商人造假,可当人们以巧打假时,他却动辄指责别人“知假买假”;又比如天天讲“反腐败”、“打铁需要自身硬”,可当人民呼吁“高官公布个人财产”时,他却“王顾左右而言他”……。

  古代中国的“叶公好龙”不仅是一种缺陷人格,而且是一种恶毒人格,他的恶毒就在于他能辨识善恶是非,但是他的辨识只在嘴巴上,目的是骗取社会信任,一旦需要付出实际行动,他不但会违背他的良知认识,而且多半会出卖良知。

  (4)所谓“事大取小”:他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思想整天挂在嘴上,整天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辩、四个坚持到四个自信、社会主义实践到共产主义理想,教导他人“前后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穿越到古代中国他会天呀地呀,易经老子庄子到孔子,可他真实的人生目标就是冲着一碗“红豆汤”而去。

  哪些词汇时髦,哪些词汇高大上,他就专门捡这些词汇――因此也可认为知识分子阶层较多“事大取小”人格,因为他们更有条件捡拾这类词汇。

  (5)所谓“发达的性嗜好”:我们读《西门豹治邺》中“用年轻女性向河伯献祭”故事或有启发:物化女性是巫傩人格的标志性特征,他们的唯一人生目标也许就是冲着占有女性而去。“十八大”打老虎以来揭出的贪官大都性生活迷乱,我这里指出应该扩展认识:贪官手握重权,巫傩未必手握重权,“发达的性嗜好”未必处处得到满足,而其观念会处处流露,一旦握有条件就会实施。

  前次我在论坛发表过一篇《奴态、幼态、媚态三者宗源“一”,也谈民族劣根性问题》,中国社会(其实是整个东亚)盛产“靡靡之音”以及媚形媚态,他与巫傩不无关系,巫傩“发达的性嗜好”,献媚取媚只是其中一个表现。

  2、巫傩社会的两大社会特征:缺乏社会整体目标、社会分化不清晰

  (1)中国社会缺乏整体目标:中国人作为个体他是有各自人生目标的,比如佛教徒的生命轮回,道教徒的修道成仙,儒生的“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三不朽”等,但是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整体却不明显存在社会共同目标,比如就像1949年后的“共产主义理想”就是社会整体,但是我们观西方社会他是存在这样的整体目标,比如基督教共同体的“天国理想”。当然社会整体目标他是多元并且可以改变的,但无论怎样的多元和改变,必定某些核心理想是相当稳恒,其他目标围绕这个核心。

  摩西十诫作为基督教核心观念,其中的主要部分也即第五到第十条(孝敬父母、不杀人、不奸淫、不偷盗、不做假证人陷害人、不贪恋他人财物和妻子),其实我们华人民俗社会也有相同伦理戒律,以不同的语言表述而已,他是我们华人共同认可的伦理道德,那么他可否算得上华人社会整体属性呢?不是的,他仍然属于个体遵行戒律。作为社会整体观念、整体戒律,他是有一套制度和文化标准或说教,存在一个自洽的理论系统(比如某某宗教)――比如不遵守会怎样,会有如何启示,为何会这样的如此这般理论解释等。

  中国社会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整体,他缺乏整体目标,缺乏整体戒律,缺乏整体纲领――甚至一个更恶毒的比喻:中国秦汉(特别“两宋”)以后根本就没有军队(因为“军队”是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实体化象征),中国各类史籍所定义的所谓“军人”、“军队”其实是一群匪徒,至少秦汉(特别“两宋”)以后一直如此,他们对待手无寸铁的治内人民象一群穷凶极恶的饿狼,而对待治人民(比如少数民族、草原民族、游牧民族)比绵羊更绵羊。“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就是秦汉(特别“两宋”)以后这般匪徒的真实写照,民俗所称“兵匪一家”就是说的这个道理。

  个体总和并不等于整体,社会政治领域的一加一未必等于二。初中物理学我们就知道:热的原因可以理解为分子间不停地相互碰撞或撞击壁墙,而热的量度却并非所有这些分子碰撞或撞击的总和,而是来自于系统本身――也即“热是系统作为整体的特征而不是分子个体的特征”。准确界分整体特征与个体特征是认识世界的重要方法论,整体特征他有自己的度量标准,而不是个体特征之和。

  应该强调说明的是;1949年后中国社会整体特征逐步显现当然包括整体目标――比如建设社会主义,朝向共产主义迈进等,但应该清醒认识到这是共产党领导下以急风暴雨式的文明跃进而出现,是制度革命的成果,某种意义上仅仅纸面上的墨迹,离真正意义上的整体特征还有相当距离;反观西方社会,因应基督教传统,他有两千年的制度实践和文化铺垫,是水到渠成的产物。

  (2)中国社会分化不清晰:关于这我们可以梁漱溟的见解来说明,也即中国社会社团生活不发达。中国社团分析我们传统上有“天子”、“诸侯”、“大夫”、“士”,或者“士农工商”,或者“山医命相卜”等分类,依据的是经济地位或身份特征,思想领域有诸子百家之说,西方文明介入前这样的分类极其贫乏,无法清晰勾勒中国社会面貌。中国社会看似大一统,然而“皇权不下县”,整个社会却是一盘散沙。

  反观欧洲社会,自基督一神教诞生以来,有神论本位与世俗理性此消彼长的螺旋上升、交互主导了文明进化(哲学上表现为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之辩),阴阳对立混沌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上帝的归上帝 凯撒的归凯撒。不仅表现在社会集团化,更表现在文化各个领域――艺术、道德、宗教、哲学、科学、法律等界属“道”范畴的成形、高级意识形态的出现,乃至物理、数学、化学、自然、历史、地理等门类学科的界分,归属“器用”范畴的建立,可以证明都是“阴阳对立”的产物。没有如此的阴阳两立,欧洲根本不可能出现“道器并举”的文化大观,不可能出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现象,不可能存在如此发达的社会集团,以及丰富多彩的意识形态和门类学科。两千年前老子以他的观察做了这番哲学总结,其实他是普适真理。

  三、为何应将欧洲宗教精神与世俗理性视作一个整体(太极)与中国的巫傩态作做比较?

  人类社会总是由物质与精神两大独立要素构成,这里我们不谈谁谁谁第一性第二性,不谈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既使马克思主义彻底唯物论者也有“人化自然”的预成假设。所谓“人化”那就必定精神意志参与其中;假设纯自然就是物质(先不谈“空间”、“时间”、“运动”、“能量”、“信息”异于物质的复杂构造吧),那么这个“人化”意志过程何时开始?一千年?一万年?十万年?一百万年?一亿年还是百亿年?,无论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他们都难以界说,然而“人化自然”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这个说法总是不会错的――何况古代有神论宗教总有一种趋势,向近代自然宗教靠近,启示神学与自然宗教相互融合的趋势,中西方思维日益相向靠近的趋势,这在基督教各分枝看得分清楚;因此就哲学上固然应该辨清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但就“事件”、“过程”我们不必也是没法割裂唯物与唯心的,何况具体的文明历史演进过程,他更不能割裂,总是预成假设物质与精神是一个整体(太极)。

  这个论述对任何文明体都是成立的,无论西方欧洲还是东方中国,无论古代还是现代,区别仅在于唯物与唯心的界别清晰程度――我的观点(发表在红歌会论坛)是:欧洲文明的有神论思想与世俗理性、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清晰可辨,他们呈螺旋式上升交互影响欧洲文明进程,而中国则有神论思想与世俗理性、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混沌莫辨:你说他是唯物主义吧他倒更像唯心主义,你说他是唯心主义吧,他倒又像唯物主义――张衡及其地动仪最能说明,中国的“道”文明根本就是唯物与唯心的合体,是为“巫傩”态。

  基于这样的观点,我以为应将欧洲宗教精神与世俗理性视作一个整体(太极),然后与中国的巫傩态作做比较才有意义,否则结论总是局部偏颇的。这种局部偏颇如果局限在哲学领域,那还仅仅认识论、本体论上的探究,然而一旦有政治利益、地缘利益、经济利益等功利因素掺杂其中,就很容易造成“闾丘露薇体”那样的恶劣恶毒――他的动机直扑“挑起港陆冲突”而去。

  刚才也零星谈过些:将欧洲宗教精神与世俗理性分割,然后与中国文明比较,潜意识造成单一决定论,形形式式、眼花缭乱的单一决定论,既使伪称“X主要矛盾,Y次要矛盾”,最终难免落入单一决定论;近现代以来政治决定论、文化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等单一决定思维悬浮在中国上空――比如前三十年的“阶级斗争为纲”,后四十年无所不在的“GDP”万能论。单一决定论在纯自然领域特别是机械力学等物理领域或许可行――那也仅仅一种约化模型,而在人文社会领域根本不可行,结论根本不可靠。事实上单一决定论思维无论他的话题多么高大上,他的结论必然等而下之,从哲学、历史、政治、经济、人种、民族等高大上,到“美国人红灯不过马路,中国人红灯过马路,因此美国比中国更文明”;“日本人机场很安静,中国人大声喧哗,日本人比中国人有教养”,最后整个社会一定弥漫一股股“闾丘露薇体”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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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针对韩毓海的《为什么中国与西方走着不同的道路?》(简称“韩文”)发表评论,是为第三篇,前两篇是《不是奴隶社会、不是封建社会、不是资本主义社会,那究竟什么社会?向韩毓海讨教》和《国家与社会究竟啥关系?东西方人究竟有啥不同?——再评韩毓海现象》。

  前两篇的立论是:“韩文”脱离具体的社会结构,以琐碎偶然的历史堆积去比较中西方优劣,那就像“阿凡提笑话”,我以为应该以“同度量”的社会结构去比才有意义;并且我以为在这种思维下的结论应该是中西方之间“尺有所短 寸有所长”,各有优劣,落实在不同的具体领域,不存在一竿子的谁优谁劣之类定论。

  本篇的立论是:应将欧洲宗教精神与世俗理性视作一个整体(太极),然后才能与中国文明进行对比,结论才是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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