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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百胜:商鞅变法成功秘诀考

2019-09-12 18:00:12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杨百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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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旨在通过对商鞅变法的过程考察,寻求其成功的基本要素(或秘诀)。证明了取信、自治与效率自己的递进与顺承关系。说明法治兴则国兴,法治强则国强。我国明确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建设之路道阻且长。商鞅变法是我国历史上颇具盛名的一次变法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效,有着深远的历史影响。关于商鞅变法的学术研究也是我国法律研究中的重要篇章。本文以商鞅变法的主要过程为依据,从取信、自治、效率三个角度展开,探索商鞅变法成功的主要因素和具有时代价值的理念,并针对我国当下法治的发展状况提出建议,得出的研究结果如下:第一、取信是君臣民相互配合,共同促进变法成功的粘合剂;第二、在庞大的变法体系中,自治放权是推动变法具体操作的必要手段;第三、效率是信任(取信)和自治的必然结果,没有效率的变法难以获得成功。

  主题语:变法,取信,自治,效率

  引言

  改革开放不仅是当代中国发展最鲜明的特色,更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所以要秉持着改革创新的精神,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全面依法治国是一项漫长而艰巨的历史任务,是一场重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提出了新目标、新任务,明确到2035年,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要基本建成。全面依法治国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内容和基础保障。然而眼下,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方面都面临着不少困境,法治领域改革还存在不少困难,如何推进相关法制政策的实施,需要党和国家拿主意、把方向,也需要广大人民群众集思广益,团结一心。

  法治兴则国兴,法治强则国强。回顾我国漫长的历史,凡是天下盛世都有健全的法治作保障。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主张“以法而治”,落后的秦国践行此理念重用商鞅,商鞅“徙木立信”,强调“法必明、令必行”,使秦国一跃成为强国,最终实现了秦始皇的“大一统”。

  商鞅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毛泽东曾评价说:商鞅是首屈一指的利国富民伟大的政治家,是一个具有宗教徒般笃诚和热情的理想主义者;商鞅之法惩奸究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福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贪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商鞅可以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彻底的改革家,他的改革不仅限于当时,更影响了中国数千年???。商鞅辅佐秦孝公,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采取多重措施,强力推行变法改革,秦国的社会面貌和综合实力得到了巨大改变,使秦国从西边的弱小国家一跃成为最为富强的诸侯国,也为后期秦国统一中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漫长历史来说,商鞅变法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成功的变法,变法中蕴含的众多法治思想影响了中国政治几千年,其历史意义和价值可见一斑。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时期,研究商鞅变法,对我国现阶段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等法治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于商鞅变法的相关研究绵延了上千年。从汉代至唐宋,由于儒家思想才是正统,受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影响,法学思想广受批判,关于商鞅变法的研究没有得到重视。宋元时期,苏轼、朱熹、司马光等人对商鞅及其思想进行了研究。到了明清后,儒家吸收了法家、道家等多学派的思想,法学重新受到重视,关于商鞅的关注重新迎来了热潮:明代宋濂、归有光,清代陈梦雷、严万里、孙星衍等学者重点关注了《商君书》,在《商君书》的整理、校勘、考订方面用力堪勤,成就斐然???。清末民初,在中华危机时期,学者寻求救国之道,商鞅思想展现了其超越时空的影响力,关于商鞅的研究一派繁荣,其中最具标志性和影响力的是章太炎撰写的《商鞅》,陶鸿庆、尹桐阳、王时润、胡适等学者在研究商鞅的领域也取得了重要成果。

  建国后,关于商鞅的关注迎来了又一个高峰,杨宽、冯友兰等学者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了相关问题。文革时期,受“批林批孔”运动的影响,关于商鞅的作品很多,但由于是政治运动下的产物,这些作品激情有余,理性不足,缺乏真正的意义。八十年代至今,关于商鞅的学术研究重新取得良好的发展,如杨鹤皋的《商鞅的法律思想》、张觉的《商君书全译》、《商君书校注》、李存山的《商鞅评传》、郑良树的《商鞅评传》等专著对于商鞅思想及《商君书》的研究有较大突破;同时,李泽厚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和刘泽华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等著作中,也都以相当篇幅对商鞅思想进行了研究和阐释。而比较系统全面研究商鞅变法的专著,最有代表性的要属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的王耀海研究员,其所著《商鞅变法研究》将近60万字,洋洋洒洒,全面剖析商鞅变法的全过程,分析商鞅变法成功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制和社会因素。对于后来者研究商鞅变法非常富有启发作用。关于商鞅变法和大秦历史的历史和严肃小说也很多,如西北大学法制史教授孙皓晖先生倾16年心血写就的《大秦帝国》(504万字),就多次再版,深受广大历史爱好者喜爱,还拍成了电视连续剧,轰动一时,长销不衰。湖北日报社前记者鲁力先生(现已89岁高龄)2008年出版的80万字巨著《商鞅变法全传》,更是精彩纷呈,高度评价商鞅变法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和深远影响。

  纵观古今,关于商鞅及其相关的学术研究角度广泛、内容详尽,对商鞅的评价褒贬不一。总的来说,对商鞅及其变法的评价和重视程度往往和当时的形势背景和政治需要有关。近年来,关于商鞅的研究主要基于商鞅生平事迹、商鞅著作汇编来探究评析其法治思想、成功因素、其影响和现代价值等等。本文研究将以《商君书》等商鞅的相关著作和以往学者的解读为基础,从商鞅变法的取信过程、自治内容、效率措施等新角度出发,分析商鞅变法成功的关键变量,取商鞅变法的有效经验和理论精华,以为我国当下全面依法治国政策的贯彻实施提供意见和建议。

  一、商鞅变法之成功的宏观因素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许多国家都力行改革之策,谋求强国之道,但是为何只有一个原本偏僻贫穷的秦国凭借商鞅变法逆袭成为七雄之首?为何只有商鞅变法成为最为彻底、最有影响、最具成效的改革呢?商鞅变法能获得成功,有着有利的经济环境、开明的政治环境等重要的外部因素,但是商鞅变法的思想和具体措施才是变法得以成功的强大内在动力,商鞅变法利用了当时的外部环境,奋发图强,获得成功。其成功因素主要体现在:

  政治上,商鞅变法迎合了统治阶级的需求。秦孝公即位,一心想强国富民,改变国家落后的现状,商鞅主张的强国之术符合秦孝公变法图强的强烈需求;其高效的变法措施也符合秦国危在旦夕急需崛起的国家状况;另外,商鞅变法中废除世卿世禄制、实行军功爵制、允许土地买卖等措施,打破了旧贵族政治上的垄断,保护了逐渐强大的新兴土地阶级的利益需求。

  经济上,商鞅变法顺应了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与要求。商鞅变法中废井田、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等措施有效的鼓励了农耕,激发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释放了劳动力,秦国前期战乱造成的物资内耗迅速得到了补充,生产力因此得到了迅速发展,落后的奴隶制度被逐步推翻,新兴地主阶级崛起成为社会的主要力量。在当时农业经济为主导的时代,农业生产力的提高直接增强了国力和富强程度。

  思想上,商鞅变法坚持了法律权威的理念。始终坚持以法家思想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明确法令,执法如山,以超强手段执行法治,极力维护法律权威。商鞅勇于和旧贵族势力斗争,不徇私枉法,不向权贵低头,公平无私,严厉处置唆使太子犯法的太子师公子虔与太子傅公孙贾,即使得罪亲贵势力,也顽强的守护法律权威。因此,商鞅变法的成功离不开思想上对法令的执着与坚定。

  社会上,商鞅变法建立了稳定秩序的体制。商鞅变法改革户籍,推行郡县制,加强中央集权统治,便于对地方的治理,加强平民的相互监督,有效的规范了社会秩序。另外,奖励军功,加强军队的治理,军事的建设和强悍的军事实力保障了国家的安全,保护了百姓的安宁,为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实施创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利于改革的顺利推进。

  商鞅变法的成功一定程度上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当时的政治需要、经济基础、军事保障是商鞅变法成功的基本要素,这些因素促使商鞅变法的产生和成功。也有一些商鞅变法的理念和措施是成功的关键,这些因素是商鞅变法得以成功的秘诀,是经过漫长历史过滤依旧具有意义的亮点,是值得吸收学习的重要经验。商鞅用颇具实用性的治国理念获得君主的信赖,用传诵千古的立木为信取得民众的支持;注重人民群众自我管理的力量;在变法中严刑峻法、用严格的执法力度来保持改革效率……这些经验是我国法制史上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更加深入的探讨。

  二、商鞅变法成功因素中的取信

  (一)取信的重要性

  如果说政治、经济、军事等因素是商鞅变法成功的必要因素,那么商鞅变法过程中的取信则是商鞅变法得以顺利实施的要诀。取信便是要赢得君主、百官、民众的信赖,树立法律的威信;取信是变法的基础要件,取信让商鞅变法后期的具体变法的实施变得更为顺利,让变法的决心更为坚定,为实行“自治”、提高变法效率打下了坚实的精神基础。商鞅变法赢君心,得官心,获民心,使得变法改革取得了更多人的支持,就算后期商鞅被处以车裂之刑,商鞅之法依旧深入人心。商鞅变法中获取信任的过程主要体现在取信于君、取信于官、取信于民这三个方面与环节之中。

  (二)取信的过程

  1、取信于君

  商鞅提出的变法之策并非一开始就获得了秦孝公的鼎力支持。商鞅四见孝公言三道才赢得最终信任:商鞅最开始阐述的帝道(黄老一派道家思想)、王道(周公封建宗法制),因其治国方法的低效而并不受秦孝公青睐,当商鞅慷慨激昂的谈论法家的对内严刑峻法、对外军国主义的霸道时,秦孝公才燃起雄心,坚定了改革的决心。《商君书》更法篇曾记载,商鞅、甘龙、杜挚曾对是否变法、怎么变法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商鞅强调“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商鞅巧言善辩,用尧、舜、周文王、周武王不同时代的礼法来说明改革变法的必要和礼制法令的制定要根据实际情况,不要因循守旧。商鞅打破了秦孝公担心被天下人批评的顾虑,加强了改革创新、因时定法的信心。商鞅的治国理念和秦孝公的治国需求一拍即合,形成了君臣之间牢固的信赖关系。

  商鞅的理念获得了秦孝公的信任,秦孝公无视旧贵族的反对“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先后任用商鞅为左庶长、大良造,赋予他军政大权;起新黜旧,让拥戴新法的精锐骨干就任要职,为变法凝聚力量;就算随着变法深入,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大,斗争越来越激烈,秦孝公顶住压力,毫不动摇,不被挑拨,保证了新法的顺利实施。后来秦孝公逝世,商鞅没有了君主的信任和支持,受到秦惠文王的猜忌,即被车裂而亡。在封建国家里,获得君主的支持是改革变法的重中之重。如若商鞅变法没有取得君主秦孝公的信任,没有秦孝公的支持,那么相关政策的实施将举步维艰、无法展开。

  2、取信于官

  商鞅在主张变法时,遭到了杜挚、甘龙等旧贵族的反对,展开了大辩论,但是商鞅以理服人,在谈论完秦国旧法的弊端、自己的治世之道后,得到了大臣的理解和信任,商鞅变法就此翻天覆地的展开。商鞅变法中的重要举措包括废除井田制与贵族世袭特权,允许土地私有和买卖,根据军功大小来授予爵位和特权。他主张“善为国者,其教民也,皆作壹而得官爵,世故不作壹,不官无爵”。这些举措严重的侵害了旧贵族的利益,遭到强烈反对;面对这些反对势力,商鞅勇往直前。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黔其师公孙贾”。变法集团为维护新法的绝对权威,毅然处置了公子虔和太子傅公孙贾,破除了“刑不上大夫”的铁律,给了反对势力以致命打击。虽然最后商鞅还是被处车裂之刑,但是商鞅之法仍在秦国盛行,说明商鞅之法深入人心,取得了百官的信赖。

  这些举措符合广大的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获得新兴地主的支持,是商鞅变法有了更多的拥护者,也使变法的实施更为顺利。此外商鞅变法主张统一奖赏“利禄官爵抟出于兵,无有异施也”。官职的授予都源于战争中取得的功绩,这样公平公正的奖励措施,维护了真正办实事的官员的利益,更能获得这些官员的信赖。另外,商鞅的观点和变法措施能够解决当时社会面临的困境,他公正无私、果断坚定的处事风格也获得了更多朝廷官员的信任与支持。

  3、取信于民

  变法一般来说是自上而下的政治行为,商鞅变法获得了君主、大臣等上层权力者的支持,但最终还是要落实到普通民众中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如果不能取得广大百姓的信赖,变法依旧只能是不了了之。

  商鞅制定好了变法的法令,在《垦草令》实施前担心百姓不相信自己,于是在集市南门竖起一根三尺长的木头,贴出告示“有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开始百姓既惊讶又担心,没人敢去搬动木头,后来见有人把木头搬到了北门,商鞅兑现了诺言,赏赐五十镒黄金。商鞅“徙木立信”不仅获得了民众的信任、支持,还树立了商鞅在民众心中说话算话的形象。徙木为信不仅取信于民,也是一种政治宣传手段,树立了法律权威。取信于民、立足于民,让百姓参与变法过程,遵守政策法令,其改革举措维护了广大平民的利益,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商鞅变法得以成功是因为不仅取得了统治阶层的鼎力支持,其措施有效解决了底层社会的通病,也得到了百姓的拥护,变法成功便是水到渠成。

  三、商鞅变法成功因素中的“自治”

  (一)“自治”的内涵

  如今我们对自治的普遍理解是:民族、地区等除了受所隶属的国家、政府或上级单位领导外,对自己的事务行使一定的权力;更加强调行政上的独立,在上级指导下行使自我管理的权力。与当下普遍的理解不同,商鞅变法中的“自治”是:官吏、民众根据法令自行管理,在上层授权范围内,自己处理自己的公、私事,少受君主、官吏的干涉;即更加强调在法律约束下、上层管理下,进行自我约束、自我管理。与现当代相比,商鞅变法时期的“自治”权力范围很小,受到的约束更大,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自治,但是在当时而言,商鞅变法里的“自治”是具有进步性的,对国家的治理有开创性的意义。“自恃者,得天下;得天下者,先自得者也;能胜强敌者,先自胜者也。”只有自己依靠自己的人,才能得到天下;得到天下的君主,首先是要自己得到自己的人,依靠自己人的力量。商鞅在取得秦孝公、朝廷大臣、平民百姓的信任和支持后,就要着手具体变法的实施了,面对庞大的利益集团和广大的基础民众,如果秦孝公、商鞅等变法践行者都亲力亲为,那就会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使新的法令得到彻底的贯彻实施。行之有效的策略是“自治”,将权力一层一层的往下放,让更多的人参与到社会的治理和法律的实行之中,借助民众自治的基础来完成国家的治理。孝公放权,让商鞅得以在变法上大施拳脚;商鞅放权,可以让大臣各施所长,促进变法在各个领域的进行;大臣放权,可以让百姓互相监督,使法令得到彻底的落实。

  (二)“自治”的重要形式或主要方面

  1、第一重“自治”:孝公放权于商鞅

  变法之初,商鞅还只是一个客卿的身份,没有任何行政职务。后来由于第一次变法的成功,秦孝公才任命商鞅为左庶长(二十级军功爵制中的第十级),协助君主统军作战、总管军务,成为最重要的军政大臣。秦孝公放权二十多年,让商鞅全权负责变法之事,不顾群臣反对,不徇私枉法,对商鞅的能力深信不疑。在任职期间,就算太子犯法,商鞅也不包庇,惩处太子傅公子虔,太子师公孙贾,以示警告,树立了新法的权威,让反对者知难而退;将评论法令的“乱化之民”迁移到边境城堡。用强硬的手段扫除了强大的反对势力。后来任命商鞅为大良造(大良造,为大上造之良者。是秦孝公时期秦国国内最高官职,掌握军政大权。秦惠文王之后成为爵名,位列二十等军功爵制第十六位。),成为位于秦国最高官职的大臣。商鞅率领军队占领了魏国的安邑;整合乡、邑、为县,设置三十一个县令、县丞;乘魏国被齐军攻打之际,商鞅领兵攻打魏国,大胜而归。另外,商鞅还推行县制、废井田开阡陌、统一度量衡、废世卿世禄制、改革户籍制度、实行连坐法、实行二十等爵制……。

  商鞅在秦孝公时期,秦孝公隐居幕后,不加干预,被赋予了崇高的权力,使得在推行法令时没有后顾之忧,可以顺利的改革创新,让自己的治国才能得到充分的展现,让自己的治国理念得以推行实施。商鞅虽然是大臣的身份,但是由于秦孝公的放权,使得商鞅的权力至高无上,领导着整个变法活动,成为了众多官员的“领导者”。

  2、第二重“自治”:商鞅放权于大臣

  变法改革单靠一个人的力量使是无法完成的,唯有众人齐心,才能形成燎原之势。给中央地方的各个官员更大的权力,形成合理的治理体系,才能促进变法的层层实施。第二重自治注重的是官吏自治:通过普及法令,让各级官吏按照法律规定自我管理、自我运行、严格履职。

  《商君书》中详细记载了官吏自治的内容,包括:法治清明、严格执法、长期任职、及时断案等等。商鞅变法推行郡县制,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政权体系,设置乡、里等基层组织,行使掌握户口、课督农桑、管理生产、征收赋税徭役等权力,把很大的职权下放至各级政权机构。通过这些权力组织控制、管理基层社会,将国家权力一步一步的深入到基层,充分整合利用了人力、物力、财力。另外,在变法过程中特别注重吏治,重视对官员的监督,清理职权范围,区分管理权限,建立了有序而高效的官僚管理体制。《商君书》记载:“常官,治省;迁官,治大;治大,国小;治小,国大。”任用官吏要长久,不要频繁调动,治道简洁,国家便会强大。“国治:断家,则王;断官,则强;断君,则弱”,“有道之国,治不听君,民不从官”。这些都反映了商鞅放权于官吏,让其自治的思想。

  商鞅推翻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建立二十等爵制,成为地主阶级参政的有效途径,将权力下放给更多务实的人。制定完善的法律,让官吏依法办事,无需过多干预,也可以秩序井然的治理国家。????

  3、第三重“自治”:大臣放权于百姓

  对于百姓的管理无法面面俱到,更重要的是百姓能够明辨是否,依法行事,可以自我约束,才能建立稳定而和谐的社会环境,实现“有道之国,治不听君,民不从官”的良好秩序。

  第三重自治的自治主要强调:平民根据法令,约束、管理自己的行为并监督他人行为,法不禁止即可为,法令禁止则不为。商鞅立法的重要目的就是要公布法律,让百姓都明白法律的内容,以此作为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当百姓知晓法律,就可以实现更为自由的自我管理。《商君书》定分篇论述了“为法制官吏”的意义,国家的法律要做到法令明、名分定,则人民将得以自治,社会便会和谐。靳令篇说,“国以功授官予爵,此所谓以盛知谋,以盛勇战;以盛知谋,以盛勇战,其国必无敌。”盛即是民众,善用民众,国家才有力量。

  《商君书》禁使篇中,商鞅强调“吏虽众,事同体一也;夫事同一体,相监不可”,“吏之与吏,利和而恶同也;夫事合而利异者,先王之所以为保也”。商鞅主张要赋予民众一定的权利,利用官吏和百姓利益的对立来相互监督制约。有着监察职能的丞、监也有可能和官员一起谋私,那么利用百姓和官吏的制约关系,可以使政治更加廉洁。此外,商鞅推行连坐制度,加重处罚的力度,让百姓成为利益共同体,互相监督,有效增加犯罪成本,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

  《商君书》中定分篇论述了“为法置官吏”的制度和意义,以及法官法吏的职责。法令明,名分定,人民自治,亦天下大治。商鞅在此篇中主张制定朴素易懂的法令规范,让每一个民众学习、理解,让民众不做触犯法令的事情。最终达到“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而皆以自治也;故明主因治而终治之,故天下大治也”。国家的有效治理最终依靠着人民的自我管理,变法的成功依赖着百姓心中的法律信仰。

  《商君书》多次强调在家族内部或基层解决老百姓的冲突和矛盾。说民篇讲到:“有奸必告之,则民断于心。上令而民知所以应,器成于家而行于官,则事断于家。故王者刑赏断于民心,器用断于家。”当民众可以判断是非,发现奸邪之事才会告发;强调奖赏和刑罚在民众心中明确,器物的样子在民众家中明确,这样君主才可以成就千秋霸业。

  四、商鞅变法成功因素中的效率

  (一)效率的重要性

  自治可以有效的提高中央对平民的管理效率,效率的提高也可以反作用于自治的实现。效率是变法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效率关乎变法的进度乃至成败。变法效率就是要以更少的资源投入换取更高的收益。没有效率,一系列工作将会滞后,变法进度将停滞不前。只有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建立完善的执法体系,才能使变法工作事半功倍。政策的科学性,措施的合理性都能影响改革的效率。自治和效率有着紧密的关联,商鞅变法尤其注重吏治管理、法律普及、农战方面的效率。秦孝公任用商鞅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商鞅主张的法家之术比儒家、道家的治国效率更高,当时的秦国状况无法等待国家缓慢崛起。所以不仅要变法,还要实行强而有力、稳定而高效的变法。

  (二)效率的体现

  1、效率至上

  商鞅和秦孝公深知变法效率的重要性,主张效率至上的理念。孝公想达到制定的法律可以尽快的让全国范围内官吏百姓了解并奉行,想达到法令理解一致并没有奸私的效果。商鞅明白政治工作效率的重要性:当日办完政务的国家可以称王;国家的治理需要君主、官府的快速决断;平常事物可以由民众家族自己解决,由此节省官府办事的时间,最终提高整个国家的办事效率。

  商鞅变法加强中央集权,统一治理,靳令篇“守十者乱,守壹者治”便强调要坚持让民众专一从事农耕和军战。统一才能高效,专一才能高效。

  法律的普及速度和效果直接关系后续改革的进度和质量。商鞅变法中,强调法令内容的制定要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并设置主管法令的官吏,学习通晓法令的内容,向民众普及讲解每条法令,使天下人都知晓法令;如果有不耐心或错误就治罪。简明的内容、专业的法令解释使秦国法律普及的效率大大提升,甚至取得了“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的良效。

  在农业和军事方面,商鞅鼓励农耕,奖励军功,用官职和爵位激发民众的积极性,用严厉的刑罚敦促民众从事农耕和军战,用“愚民”的手段来加强对民众的控制和治理,多种措施并行,力促生产效率的提高。

  2、“不宿治”与“刑省”

  商鞅变法中强调的理念在当下也具有一定的价值,“不宿治”、“刑省”的思想便是商鞅加强效率的经典措施。

  “十里断者,国弱;五里断者,国强;以日治者王,以夜治者强,以宿治者削”,“靳令,则治不留”,“无宿治,则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不宿治”制度禁止官吏拖延政务,要求及时处理。“不宿治”的理念,不仅有效提高了政府的办事效率,减少了官吏从民众中谋私的机会,而且降低了官吏贪赃枉法的可能性。

  商鞅认为“法详,则刑繁;刑繁,则刑省”,在社会安定的时期,只有严刑峻法,犯罪才不会出现,国家才能治理好;在混乱的时期去治理,只会越治越乱。在国家安定的时候,推进变法的实施,社会的治理才是最具效率的时期。

  3、取信、自治与效率之间的关系

  从对商鞅变法特别是《商君书》相关内容的探究来看,取信、自治、效率贯穿了整个变法的全过程。取信是基础(前提),自治是方法,效率是结果。取信的过程是商鞅变法的良好开端和坚实的基础,取信于君,获得权力;取信于臣,获得支持;取信于民,获得成功;信赖是君臣民相互配合,共同促进变法成功的粘合剂。自治体系来自于君臣民之间的信任,自治的过程是自上而下放权的过程;在庞大的变法体系中,放权是推动变法具体操作的必要手段。放权自治是提高变法效率的重要举措,效率不仅仅指推行法令的速度快,更要使更多民众知法懂法,树立法治的权威,成功的变法必然会建立高效率的目标。

  自治是官吏民众根据法令自我管理和约束;效率是用更少的资源取得变法更好的效果。从上文的论述不难发现,自治和效率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在商鞅的众多变法措施中,许多自治措施都大大提高了国家理政的效率,使整个国家的事务大多处于有秩序的运行,争端得以快速解决的状态。荀子曾到秦国进行实地考察,结果发现:百姓质朴淳厚,民风和谐,人们因害怕官吏处罚而十分顺从;官吏严肃恭谦、朴素节俭、敦厚严谨、忠诚守信而不粗鲁草率;士大夫们,两点一线,在自己的家府和公家衙门之间奔忙,没有私下的事务,不互相勾结,不拉党结派,卓然超群、明智通达、廉洁奉公。君主主持朝政、处理决定各种政事井然有序、从无遗留,安闲得好像没有什么需要治理似的。整个国家高效的运行。荀子在《强国篇》中总结秦国强盛的因素是“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是所见也;故曰: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自身安逸却治理得好,政令简要却详尽,政事不繁杂却有成效,这是国家政治和治理的最高境界。百姓、官吏、君主各司其职,自我管理,大大小小的事务都能得以解决,按法律办事,不浪费多余的资源便取得了社会安定、国家富强的成果,这便是变法的效率。所以说自治是提高变法效率的良计。

  总结

  商鞅虽死,其法未败。商鞅变法虽然有些观念和措施广受诟病,应当抛弃,但那是时代的局限,瑕不掩瑜,不能苛求,商鞅变法还是有许多经验值得学习的。虽然历经千年,依然是我国法制史上一颗耀眼的明珠,对于我国当前的改革开放、全面依法治国等政策的实施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一、改革的前提是获得广大人民的信赖和拥护。商鞅变法在实行垦草令前,徙木为信的事迹是取信于民,树立政府公信力的最佳案例。另外,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实行的任何一项治国方略和具体措施都要体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样才能获得人民的信任,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无论是商鞅变法还是当今的改革开放,历史都证明,只有满足人民的利益,获得群众的支持,改革变法才能顺利进行,国家才能蓬勃发展。眼下,我国正推动依法治国之际,我们需要坚持群众路线不动摇,保护人民利益不犹豫;国家政府、官员干部以身作则,德才兼备;平民百姓衷心的信赖政府,拥护国家。让广大人民群众成为法制建设的坚实基础和坚定坚持力量,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美丽中国。

  第二、法律宣传普及很重要,必须树立法律在人们心目中的权威,依法治国有群众基础。秦国法律家喻户晓,法治教育工作到位,宣传普及卓有成效;秦国严刑峻法,百姓才能做到恪守法律。商鞅推动法律的普及,让百姓知晓法律的实施和惩罚程度,避免了人民不知法而犯法的情况。秦国执法强硬,惩处力度大,才能把百姓的行为约束在法律之内。如果法律没有得到普及,人民不懂法,那么再多的规定也难以实施和落实;如果没有树立法律权威,即使懂法,也会知法犯法,社会照样没有秩序。所以政府、学校、社会等要利用课堂、培训、讲座等多种方法推进法律的宣传,特别是要加强农村、偏远地区的法制教育,让更多人懂法,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执法机关要公平公正,秉持着人人平等的信念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牢牢守住法律的底线。

  第三、充分整合各类资源,注重改革过程中的效率。效率的低下会使改革举步维艰、停滞不前,最终无声无息地消失在时代发展的浪涛中。可以通过简政放权来提高效率:权力的配置要合理,机构的设置要精简,各部门的信息沟通要顺畅,中央、上级要勇于放权,深入简政放权政策的实施,不拖延公务,提高服务水平,增强办事效率。可以通过自治来提高效率:充分发挥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作用,让人民群众当家做主,增强地方治理能力,加强基层政权建设,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发挥出人民群众的力量。可以通过加强监督来提高效率:明确权利和责任的范围,加强各个机构的监督监管,全面的监督利于提高改革变法时各机构运行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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