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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实证与信仰应该相得益彰

2018-06-27 13:58:32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道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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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前篇《马克思主义本体论应该从速建立》大致谈了马克思主义研究怎样走出过于“问题导向”的问题,过于“问题导向”容易造成理论迁就现实的可能,真正马克思主义精华很可能得不到彰显。这个问题其实是存在的。

  本文所要阐述的事情粗看可能与某个“文辞表述”有关,其实涉及一系列内容而且都非常实际和实在,一旦表述不清就妨碍相关理解。

  马克思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他是否属于科学,是否可以纳入科学研究领域。今天大致接受的观点是:一般表述情况下你把他称作“科学”,或者不特意强调,两者都可以;但在特殊语境和特殊情况下如需强调其中的“科学性”,那就需要做更细致的界分,避免岐义。

  比如“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应该并趋”这样的表述,则不必过于强调其中的“科学性”。因为马克思主义既包括科学的成份亦包含信仰的成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应该并趋”他的本意是想表达: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研究和信仰坚持,应该注入到社会实践活动中去。

  反之如果要特意强调马克思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其中的“科学”成份,那怎么办?可以强调其中的“实证精神”。因为“实证精神”是科学的主要表现,且又可强调“实证精神”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信仰坚持”是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方面――“实证精神”与“信仰坚持”他是二元对立的。如果只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那就很容易将其中的“信仰坚持”给“偏颇”掉――因为我们现在的一般理解:科学精神是不包含信仰成份的,信仰容易让人们联想到宗教。

  ――关于“马克思主义”这究竟属于科学还是信仰,东西方争论几十年――就人类文明进化史而言,那可算得上荡气回肠的几十年;前苏联与美国导弹互相瞄准、准备发射,而嘴上同时又打嘴仗:“马克思主义”究竟属于科学还是信仰就是打嘴仗的内容之一。今天看来他们谁都无意发射导弹。其实他们意在主导理论的“正统性”而以导弹之类增加各自气势。这个“正统性”其实就是基督教文明背景下的文明正统性――就象华夏文明都在主导“道统”一个样。苏联与美国在更底层或更高的文明价值观上具有高度一致性,他们决不可能发射导弹把这个文明打回到石器时代,把文明给毁了。

  ――西方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最多也就承认某些“信仰”的成份――甚至一度将之与巫术并列。经过几十年的东西方冷战,冷战结束时关于“马克思主义”究竟科学还是信仰的东西方大辩论也大致告一段落,取得了某种一致看法:“马克思主义”其中既有科学成份亦有信仰成份。“信仰成份”之强烈性不亚于基督徒对天堂的信仰,而其中的科学其实更精确的表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叙述的实证性特征――也即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实证性与信仰性的统一。

  这样一来也就各得其所: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应该并趋”这样的表述,他所强调的是理论活动应该注入到社会实践活动去――而理论活动既包括内涵科学精神的“实证”,亦包括精神信仰的坚持;而“马克思主义实证与信仰应该相得益彰”这样的表述,他所强调的是理论内涵的两个组成也即实证与信仰,他们应该相得益彰。

  因为马克思主义具有强烈的实证主义倾向,与西方的科学主义精神具有渊源关系;同时又内涵强烈的信仰坚持。无论强烈的实证主义倾向还是内涵强烈的信仰坚持,他们都采取了理论形式――只不过一个采用了实证主义理论,另一个采取了“因信称义”式的信仰坚持理论。两者同时彰显。“信仰坚持采取理论形式”这种文化在西方非常根深蒂固,他当然也会注入并影响到旗手马克思本人。比如他们那儿“一个针尖到底站立三个天使还是七个天使”之争持续千年,在我们这边人看来似乎匪夷所思。然而正是这样理论的形式化哪怕信仰,就是要培养整个社会的运用理性和思维,远离暴力。我们这里既使所谓“信仰”也大都建立在利益交换和强力后盾,没有诉诸内心。信仰的建立必须依靠强大的理论然后才能注入内心――我们这儿缺的正是这个。

  ――我们这儿过于强调“实证”反而丢失了信仰,结果思维水平愈益低下,到最后连“实证”精神自己也无法保证。导致这个民族思维浅薄、周而复始被“自鸣钟”、“八音盒”这类器具绑架而自以为窥视到西方精神;不断上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而实质动机瞄准具体功利;整个民族既使洞悉其恶劣动机,但却无法给以理论反击。

  ――其实早期华人并不缺这种气质。我去塔尔寺旅游观摩,师傅们辩经的场面总是令道一人泪流满面,西北许多经院仍然保留着这种强悍的辩经传统,为了真理而诉诸强悍的风格总是令道一人泪流满面。我们从佛教传播史略知一二的是,原始佛教传播中确实存在辩经项目,是佛教重要活动,只是在向东传播途中逐渐丢失(北京若干寺院恢复辩经,只是旅游项目),而西北地区仍然勉强保留一些。丢失的原因极其复杂,他与民风民俗、当地政治等等几十种原因相关――如果你一眼望去满大街的“馒头相”,你怎么能够期待这种民风可能保留辩经的强悍风格。

  因此信仰的坚持一定要有强大的理论准备,不能把他仅仅理解为西方基督教的东西,我们东方也是这样,早期东方也是这样的;这种性格只是后来丢失,是偶然现象,是可以恢复的。这里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一般可以理解为对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乃至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实证论主要指他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这是一般理解;但还有一个重要理解,他必须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体论角度――也即站在本体论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他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就形式上看具有一般自然科学的实证论特征,而更底层具有信仰的特征(也即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终必定要解体)。

  没有这样的信仰特征,那么早于马克思主义之前以及以后都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这些研究甚至更深入,但都是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自我完善,不可能产生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最后实现的信仰。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他们的根本区别之一,这根本就是基于“信仰”。

  因此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表述为“马克思主义是实证与信仰的高度统一”更为恰当,这确实是东西方冷战的意外成果。

  ――比如波普(Popper)就认为科学发展就象马克思和列宁所说的“不断革命”过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内部的矛盾冲突,直到旧的生产关系无法容纳新的生产力时“革命”就暴发;同样科学的累积最终必将导致“科学革命”,一个全新的科学理论取代旧有理论。一个发生在社会领域,一个发生在科学领域,但都遵循了同样的历史实证原理。波普(Popper)更是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话来阐述他著名的“否证法”:科学史就是把这种谬误逐渐消除或更换为新的,但总归是比较不荒诞的谬误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485页)。

  ――又比如波普(Popper)在阐述“可否证性”原理时,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说与“十月革命”科学性问题;比如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说起初是科学,但被“十月革命”所否定――因为“十月革命”在较为落后的制度下取得成功,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虽然后来又通过某种“免疫措施”重新解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但代价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假科学”。显然这样的理解有失偏颇,其实真正的理解在于:马克思主义(包括后来的“十月革命”理论以及理论弥补)他遵循了一套历史实证主义逻辑,而不是波普(Popper)的“可否证性”。

  ――类似这样的东西方大论战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持续了三十多年,直到前苏联落幕。这场大论战的本质在于谁主导西方文明的主导权、解释权和话语权,今天回头看确实又是一场荡气回肠的文明大交流,无论谁笑到最后,都可以称得上是文明的进步;人类文明进步史上出现多次类似情况,每次都促进了文明的进步――所述“马克思主义究竟是科学还是信仰”就是这场大论战中的一朵浪花,其实并不起眼的小浪花。

  今天我们把他改称为“马克思主义是实证与信仰的高度统一”就有助于其他相关的表述,更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应该并趋一致”的理解――其实我们今天一般就称“人文学科”或“社会学科”而不再沿用以前的“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称呼,“科学”基本上就局限于自然领域。这也社会基本达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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