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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学者:美国对古巴改变战术但颠覆古巴共产党的目标不变

2017-06-13 09:11:12  来源:环球视野  作者:伊洛埃尔·桑切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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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诺德·奥古斯特是加拿大的作家和记者,出版了几本著作。最近出版的书有:《古巴和她的邻国:运动中的民主》、《古巴--美国的关系:奥巴马和更远》。

  从2008年到2017年4月他写了70多篇关于古巴--美国关系、古巴的政治制度、委内瑞拉、洪都拉斯和拉丁美洲一体化进程的文章。他是总部设在美国的拉丁美洲研究学会(LASA)、加拿大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研究协会(ACELC)的成员,英国诺丁汉大学关于古巴的研究学者,是总部设在加拉加斯的保卫人类知识分子、艺术家和社会运动网络的成员。从1999年到现在,他在美国、加拿大、欧洲、古巴和波多黎各的大学作过报告。

  我们和阿诺德·奥古斯特的对话涉及现在拉丁美洲和中东的形势,古巴和美国的政治制度,以及美国新政府上台对这些地区的影响。

  问:作为研究拉丁美洲和美国的关系20多年的学者,你如何评估在奥巴马政府结束之后,唐纳德·特朗普入主白宫的这个时期?

  奥古斯特:让我们记住2009年在奥巴马政府支持下发生的洪都拉斯政变。之后在2011年在奥巴马的第二个任期内他到巴西访问时虚伪地拥抱当时的巴西总统迪尔玛·罗塞夫。几年以后美国国务院通过它的“看门狗的外交”支持反对罗塞夫的政变。在2011年奥巴马访问南美洲的时候,他在智利拒绝要求美国对1973年支持智利血腥的政变进行道歉的想法,而是发出号召忘记过去。奥巴马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做到在没有被注意到的情况下攻击古巴“不民主”,“不进行自由和公正的选举”。

  2012年奥巴马政府领导了在巴拉圭反对费尔南多·卢戈总统的政变。2013年4月在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去世一个月以后,尼科拉斯·马杜罗以微弱多数票赢得总统选举,得到国际范围的承认。奥巴马政府支持由卡布里莱斯领导的反对派不承认这次选举的结果。这就造成2013年由美国支持卡布里莱斯和其他人为首制造暴力的结果。2017年4月和5月爆力再次发生。在奥巴马支持下制定了现在反对派的暴力计划。除了布什和他2002年支持反对查韦斯的政变的意图失败之外,在奥巴马之前没有任何其他美国总统如此无耻地干涉委内瑞拉的内部事务。

  奥巴马创造了所有的纪录,他颁布“特别法令”宣布委内瑞拉对美国的安全是一种“威胁”,制裁委内瑞拉副总统(拒绝发给签证)。奥巴马在他任职期间在盟国如哥伦比亚和其他国家增加了军事基地和军事存在。

  奥巴马以这种方式为特朗普准备了地盘,向他提供“金托盘”为美国对拉丁美洲进攻性的对外政策服务。我们应当记得奥巴马与希拉里·克林顿合伙破坏伯尼·桑托斯(民主党预备候选人,初选时败给希拉里)的竞选运动,如果桑德斯参加总统选举很可能打败特朗普,会执行一项对拉丁美洲更开放的政策。奥巴马和希拉里倾向于特朗普,而不是桑德斯。这样,特朗普在本地区是美国帝国主义(政策)的延续,前总统里根、布什和奥巴马曾经以同样的方式延续美国帝国主义的政策。特朗普上周访问中东期间的粗暴态度被某些记者说成是“令人不愉快的美国人的典型”(“丑陋的美国人”)。但是,对于世界人民来说,结果谁是最危险的人呢?是这个镇定的、消息灵通的、微笑的有“诺贝尔和平奖”光环的奥巴马,还是公开令人不愉快的美国人特朗普?

  问:从2008年到现在,你在西方的媒体上系统地写关于对待古巴的问题。在这个期间什么不变的常数,这些媒体强调的有关古巴岛的变化是什么?

  奥古斯特:西方媒体最经常不变的特性是继续给古巴贴上“压迫的独裁、违反人权、没有自由和公正的选举、没有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标签。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是指控古巴保持“封闭的经济”(社会主义的委婉说法)。这是中心思想,因为在美国忍让甚至实际上与专制的国家保持关系的同时,那里事实上明显地缺乏对人权的尊重,总是支持资本主义的模式,允许西方的资本特别是美国的资本自由行动,对这些国家开绿灯。

  西方主要的目标是古巴的社会主义文化。美国和它的盟国对古巴进行一场文化战。在广泛的意义上理解文化包括艺术、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反对古巴的社会主义文化。美国从1959年以来一直这样做,但是自从两国之间的关系“解冻”以后大幅度增加这种文化战,这是两个邻国之间非常积极地恢复外交关系后一种负面的“衍生品”。

  不仅在思想上有这种想法,而且要保持评估的先锋地位,美国对古巴改变了战术,但是打败古巴革命从而打败它的主权和尊严的目标没有改变。美国的战术正在从侵略滑向诱惑。这种诱惑就是文化战,是以前没有进行过的如此强烈和精明的文化战,以至某些古巴人甚至不知道(或是不想承认)正在发生的事情。

  面对这场文化战,处在古巴抵抗的先锋地位的是文化部长阿贝尔·普列多和外交部长布鲁诺·罗德里格斯以及古巴政府的其他人物。但是,这场抵抗经常由作家路易斯·托莱多·桑德、恩里克·乌维埃塔和伊洛埃尔·桑切斯等十几位作家进行。一些作家在古巴以外,特别是在西方。我问过他们:“你们听过某一次说起他们吗?”可能没有。这就是问题。应当强调美国的媒体在加强文化战的环境中只利用他们指定选择的古巴发言人,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古巴岛内以便代表古巴。在电视和其他的国际媒体上人们熟悉他们的面孔。他们的讲述不可避免地与美国唯一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思想是一致的,在互相推动,与此同时嘲笑或是审查上述古巴的知识分子。那些自称为专家的人不承认存在反对古巴社会主义文化的西方文化战,这不是偶然的。事实上在思想领域他们是这场反对自己的人民的侵略的一部分。

  问:你发表了几本关于古巴政治制度的书。关于古巴的政治制度与她的邻国的政治制度的相似之处和不同点你如何定性?

  奥古斯特:我不认为可能定性它们的相似之处或不同点,如果你指的是作为离古巴最近邻国美国的话。古巴的政治制度是古巴的,有它自己的历史和传统,这个可以追溯19世纪中期。它是特别建立在一场进步的革命和卑微者解放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主权、国家的尊严基础上的,目标是实现一个公正的社会。它是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寻求国际的团结,比如它这样做是为了帮助南非摆脱美国支持的种族隔离,坚持医疗的国际主义,帮助世界的人民特别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民。

  美国的制度是美国的。是建立在18世纪主要由奴隶的所有者领导的起义基础上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新的殖民地,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让“十三块殖民地”在世界上有自己的地位。这就是美国的“例外论”。

  据我了解,在世界历史上唯一的经验是原来英国殖民主义内部的经验,一种仍然强有力的殖民主义,最后演变到帝国主义,在侵略、破坏和战争中诞生和广泛超过了它的先辈。这种灵感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朝圣者和清教徒,对人民选择的公共概念适用于启发整个世界。

  应当搞清楚:美国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次革命,而是一场为了建设一个新帝国的独立战争。此外,那是一个拥护奴隶制的国家。当代的国家基础是奴隶制的遗迹,当然奴隶制最可怕的特性和种族歧视已经减弱,但是对公众掩盖,直到被智能电话查获,与此同时这个国家枪杀黑人,媒体私刑拷打受害者。现在在美国不可能谈论种族主义问题,或是对此采取行动,不承认这个国家是奴隶制的遗迹。

  同样,美国的制度从对印第安人屠杀开始发生激烈的变化,这是一个应当纠正的历史事实。但是,远没有这样做,因为印第安人民和他们的土地仍然是统治阶级的目标,最近斯坦丁·罗克的危机表明了这一点。

  美国的制度建立在富人帝国的基础之上,这些富人从几个世纪以来塑造了美国的政治制度以便统治绝大多数人。今天如不注意到美国统治经济的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已经与服务于美国帝国主义的政治制度合并,就不可能严肃地思考美国的政治制度。因此,在所谓世界上“最自由和公正的(美国)选举”期间可能讨论一切问题,但是推动经济的庞大军事支问题出除外。

  在这个时候,当全世界的进步分子准备纪念布尔什维克革命100周年的时候,也可能是重申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论点的机会。结果有趣的是听到美国占统治地位的媒体自由派的记者们谈论“资本主义”。这是很合适的。但是,某人在某次听他们提到过“帝国主义”这个词吗?

  我认为,明显的是不可能观察到在古巴的政治制度与美国的政治制度之间有相似之处,也不可能谈论差别,因为这可能是一种不足够的“怪异的声明”。这两种制度是完全对立的,一种是由菲德尔·卡斯特罗象征为特征的,另一种是由所有的美国总统们合在一起所代表的,从华盛顿到特朗普,亚伯拉罕·林肯除外。

  问:你认为声援古巴革命的运动作用是什么?

  奥古斯特:我认为在现在的形势下,声援古巴的运动可以发挥一些作用,都是同样重要的。

  其中一项任务应当是提供一个空间,在最广泛的社会阶层中公布古巴革命的作家和知识分子的主张,他们正在领导抵抗反对古巴的文化战争。因此在我最新的书(《古巴--美国 奥巴马和更远》)中用整整一章写与伊洛埃尔和其他四位古巴--美国关系的专家的会见,他们是路易斯·托莱多·桑德、赫苏斯·阿尔波莱亚·塞维拉和埃里埃尔·拉米雷斯。

  我认为你和其他类似的作家处在为了拯救古巴的社会主义文化进行生死斗争的先锋地位。对于不熟悉这些观点的非古巴人来说,是无视现在古巴的现实一个关键的特点。

  反对(美国对古巴的)封锁继续是声援古巴革命的角状基石。这个运动必须走得更远,以便发出呼吁和做事,比如在国会山的议事厅去做,影响日益增加的反对封锁的运动。

  同样在美国主要的报告人应当继续依靠一些人士,如新泽西州内瓦克市的市长,今年3月在纽约的一次活动中我听过他的讲话,他在活动中推动古巴美国关系的正常化。他访问过古巴,第二天再次出现与内瓦克市的一批政治家和企业家交谈。实际上他是一个启发者。在反对封锁的情况下,我认为不能忘记封锁的法律基本的根据是“托里塞利法”和“赫尔姆斯·伯顿法”,它们在形式上都有“民主”的词语,当然都是反对古巴的法律。

  推动民主是“美国式的苹果蛋糕”。不需要再补充什么了,需要的是反对它。将关塔那摩湾归还古巴对古巴来说是一个荣誉、尊严和安全的问题。

  问:最近你发表了几篇文章分析古巴为外国的干涉服务的“左派”。这引起什么反应,你认为这是什么原因?

  奥古斯特:第一篇题为“在古巴意识形态的结束?”实际上旨在抵消某些人在互联网上表现出来的倾向,当然他们自称“左派分子”—在古巴怎么可能是别的方式呢?--他们认为不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不是对古巴的一种回答。根据他们的看法,可能是一类“杂交的制度”。同样那些拥护这个原则的人被贴上“极端分子”和“思想家”的标签,好像指控者们的观点没有反映出一种意识形态的倾向。

  这让我想起1960年代在大学的日子,当时受到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的推动,该书是为了抵消我们日益增加对当时革命思想的兴趣。我认为你们在进行一种反对这种被称为“向中心流失”的倾向类似的工作。我曾想这个方针在古巴出现是有威胁的,在美国领导的反对古巴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文化战争中作为一个关键的新成份是重要的。我的文章在古巴国内外引起很大的兴趣。在第二篇文章中我加深了这一内容,我提出这些“左派分子”与古巴的右派有许多共同之处,古巴的右派甚至建议将古巴合并到美国。

  现在,在这些文章中我集中写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方针,没有指名,以便在内容上强调教育的目的。结果在因特网上出现了某些“左派分子”一股愤怒的浪潮,他们的游戏已经表现出来。此外,因为是“非古巴人”提出“让我远离他们抱怨的内容”,我并没有指名。有趣的是他们甚至没有注意到是自己露出名字,以至被他们的“左派分子”同事利用了。

  (《环球视野》摘译自2017年6月1日西班牙《起义报》)

  链接:特朗普为何要采取鲁比奥对古巴已经失败的政策

  威廉·M.莱奥格兰德  魏文编译

  在一年之内, 2018年2月当劳尔·卡斯特罗主席离任的时候,唐纳德·特朗普将是后卡斯特罗时代的第一位美国总统。这将给他与新一代的古巴领导人合作,带来构建美国和古巴之间关系的未来唯一的机会—如果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的话。但是,如果美国总统的关注在别的方面,被任命担任职务与参议员马尔科·鲁比奥有联系的古巴裔美国人可能错过特朗普的历史机遇,将他的政府封闭在一项“冷战”的敌视政策中,这种政策在最近五十年期间没有任何用处,除了这些人的利益对任何人都没有用处。

  在总统选举共和党的初选中,作为预备候选人的参议员鲁比奥得到许多媒体免费的支持,因为他最冷酷无情地批评前总统奥巴马对古巴的开放—他以同样的方式对特朗普进行冷酷无情(如果不说是猥亵的话)的批评。相反,特朗普先生说他认为奥巴马对古巴的开放“是好的”,这样使鲁比向在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的初选中惶惑不安。

  事实是几乎没有任何人支持旧的敌视古巴的政策,除了流亡在佛罗里达州南部老一代的古巴裔美国人和他们偏爱的政治家们—不是古巴裔美国人社团的整体,不是美国的企业界,不是美国人民,也不是古巴人民,不是美国的外国盟国。对回到对抗唯一获利的可能是中国和俄罗斯,它们很高兴以更广泛的方式进入真空,不论是在古巴,还是在拉丁美洲。

  鲁比奥和国会的成员如伊利安娜·罗斯-莱赫蒂宁和马里奥·迪亚斯-巴拉特继续挥动这些顽固不化的流亡者的旗帜,但是唐纳德·特朗普实际上欠他们什么呢?他们支持特朗普的候选资格,但是现在特朗普赢了,他们正在要求信贷,因为是他们提供了为他在佛罗里达的胜利提供了决定性的形象。这是利已主义的傻事,旨在巴结当选总统,其意图是为了自己的目的要求控制总统对古巴的政策。

  希拉里·克林顿在佛罗里达南部获胜,得票比2012年贝拉克·奥巴马多出10万票。特朗普赢得古巴裔美国人52—54%的选票,只是比当年米特·罗姆尼多出很少几个百分点,远远低于2012年以前的比例。相反,在白人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农村I--4地区和在该州的北部,特朗普以压倒性的优势战胜希拉里·克林顿。

  唐纳德·特朗普承诺的事情是就业(与古巴的贸易可能创造就业)、安全的边界(一项与古巴新的移民协议将帮助实现这一点)、反对恐怖主义和犯罪的安全(警察的合作和与古巴一起反对贩毒有助于提供安全)。所有这一切是可能的,因为古巴已经不把自己看成是美国不可缓和的一个敌人。古巴想成为一个好邻居;我们应当做出这样的回答。

  古巴正在变化。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进程正让古巴离开苏联风格的计划经济,走向一种有现实的私人部门和向外国投资开放的经济。进步曾经是慢的—对大多数古巴人来说太慢了,特别是更年轻的一代。当2018年新一代的领导人执掌“缰绳”的时候,肯定将加快变革的速度,至少是在华盛顿的威胁之下。于是,习惯于冷战包围的老人和他们的家属确定放慢改革的节奏,古巴人需要改革,绝望地愿意改革。

  哈瓦那老的守卫者攻击美国,建设他们的路线。佛罗里达南部的保卫者攻击古巴,建设他们的路线。他们对抓住过去的敌意有共同的兴趣,而不是向前看未来的机遇。

  特朗普总统不应当允许佛罗里达南部从旧的敌视政策中受益的政治家们捕获他对古巴的政策,以便能够保持自己的政治基础强有力。这些政治家的基础和利益不是总统的基础和利益。特朗普总统有一个历史的机遇,按他自己的话来说,“带古巴回到棚里”,但是只是在确保执行他对古巴的政策的人忠实于他的视角,而不是忠实于马尔科·鲁比奥的视角。(威廉·莱奥格兰德是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与彼特·考恩布鲁一起是《通向古巴的秘密渠道:华盛顿和古巴之间谈判掩盖的历史》一书的作者)

  (《环球视野》摘译自2017年6月1日西班牙《起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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