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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特罗:我如何成为一个革命者?

2016-11-27 16:12:57  来源:土逗公社  作者:卡斯特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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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前古巴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今天逝世,享年90岁。1959年1月,古巴人民在卡斯特罗的领导下,推翻了亲美独裁政权,取得革命胜利。此时此刻,回味卡斯特罗本人如何成为革命者,继承他留下的遗产,正当其时。本文为卡斯特罗2005年接受法国记者采访的内容,选自《卡斯特罗访谈传记:我的一生》。

  

  从大学校园到战地山区

  您是什么时候大学毕业的?

  我1950年9月毕业于法律系。当年24岁。1952年,我打算在6月大选——那年3月10日巴蒂斯塔政变导致大选流产——中角逐代表哈瓦那省的众议员;这完全是我的个人行为,是我在学生时代即已开始的斗争的延续。

  不是代表正统党?

  我进入大学后,就同奇瓦斯①创建的正统党在大学里的一些支持者有了联系。该党创建之初我也是其坚定的支持者。后来我开始看到一些我不喜欢的事,有了更为激进的政治意识,越来越了解马克思和列宁。我也阅读恩格斯和其他人的著作以及经济、哲学类书籍,而主要是研读马克思有关政治、政治观念和理论的著作。

  您都读了马克思的一些什么著作?

  我最爱读的马克思著作,除《共产党宣言》外,要算《法兰西内战》、《雾月18日》、《哥达纲领批判》及其他一些政治分析文章。他那清贫的生活、忘我的精神和 严谨的研究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最爱读的列宁著作是《国家与革命》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还有他对各种问题的大量评论文章。恩格斯有 关英国工人阶级史的著作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还记得他的另一本书《自然辩证法》,我对这本书很感兴趣。他在书中说:太阳总有一天要熄灭,向照耀着我们的 那个星球之火提供的燃料耗尽时,太阳光就没有了。恩格斯虽然未能读到霍金的《时间史》,也未能知道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但还是说了这番话。

  我记得,1952年3月10日发生政变时,许多人都开始阅读列宁的文章《怎么办?》,寻求当时该怎么办的良方佳策。而我有一天碰巧读到了库尔齐奥·马拉帕尔特②的《政变术》。读这本书时不是在攻打蒙卡达兵营之前,而是在后来坐牢期间。那完全是好奇心使然,我觉得很荒唐:政变夺取政权是许许多多环境因素造成的结果,怎么成了一个简简单单的技术了呢。马拉帕尔特杜撰了一则故事:你只要控制了交通、铁路和其他战略要地,就成了国家的主宰。2002 年4月11日委内瑞拉反查韦斯的政变行动不是这样的。那次行动纠集了受帝国主义教育影响而背信弃义的军官、黄色工会阴谋小集团、大产业主、电视频道及主要 舆论传媒业主、腐败的旧政党、各类鼠窃狐偷之辈,形成了一支具有法西斯思想和拥有巨额资财及掌握极其强劲宣传工具的力量,力图搞跨玻利瓦尔计划。这才是反 革命政变的真实手段,是帝国主义为了阻止拉美实施任何社会变革计划而采用的手段。

  在古巴发生政变的时候……

  1952年3月10日。

  对,1952年。当时,在几位卓越的同志帮助下,我组织、培训了一支1200人的队伍。他们年轻、十分善良。我亲自同他们交谈,向他们讲解我们组织设定的目标和纪律。他们都是正统党青年组织成员,几乎无一例外。

  为了攻打蒙卡达兵营?

  开始时我们并未想由我们来发动一场革命,只想同大家一道为恢复到3月10日之前的生活、恢复被政变破坏了的宪政进程而斗争。当时我想到的是,大家团结一致共 同结束巴蒂斯塔的独裁统治。我当时十分明确:必须用武力推翻巴蒂斯塔,恢复宪政。而面对3月10日的那场背信弃义的政变,团结一致显得尤为重要。在这一天之前,我一直怀有一种美好的想法:在古巴应该走合法斗争道路。但这一想法发展成了要用革命方式夺取政权的理念。巴蒂斯塔发动的政变使这一理念成了问题。我当时考虑到:新形势下各政治力量的心思都在于恢复到政变前的原状。

  您在大学读法律时就开始对政治感兴趣了吗?

  我刚入大学那会儿,是个政治盲。我跟您说过,大学当时在一帮与格劳·圣马丁政府关系密切的人控制下。我从入学的第一年起,就觉察到了一种高压、敬畏、耀武扬威的氛围。有支在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一帮人完全控制下的校警队。大学是腐败政府掌控的一座堡垒。大学的一些主要领导人都在政府中供职,领取政府薪金,享用政府一切人力和物力。这时奇瓦斯起而反对真正党,进而组建古巴人民党(即正统党)。在我进入大学时,这一刚组建的运动已在那儿开始了活动。

  您是什么时候进入大学的?

  我是1945年9月4日进入大学的。我曾说过,我是地主的儿子,所以能够读完六年级,七年级考试通过后得以进入大学预科学习。我父亲有钱,我因而后来得以来到有大学的哈瓦那求学,中学毕业后进入大学就读。我难道比比兰的那数百名穷人家的孩子都聪明吗?他们中几乎无人读到过六年级,没有一个人中学毕业,更没有一个人上过大学。

  那些上不了中学的人还能上大学吗?那些生活在大糖厂地区和市镇的农民、工人的儿子谁也上不了中学。其他各省——首都及其周边地区除外——的情况也是这样。更不用说上大学了。因为那时中学毕业后得来哈瓦那上大学。哈瓦那大学不可能是穷人的大学,那是一所中等阶层和富人上的大学。尽管如此,那些年轻人往往超越其本阶级的利己主义,成为理想主义者、敢于斗争的人。他们在古巴历史上一直进行着斗争。

  我刚入大学时只不过是有点反叛精神和朦朦胧胧的正义思想而已。但在大学里,我成了革命者、马列主义者,具备了我一直坚守的价值观,我一生为之战斗。

  您在大学的这种氛围中开始了政治活动。

  对。开始时我对当时的所见所闻产生了反感情绪。这只是出于一种反叛精神、对思想和知识的渴求、好奇心和一种信念。我的生活经历使我很早就觉得有许多事要干了。

  不久,我就根据生活经历和所获得的有关当时在资本主义社会传播的传统政治经济学基础知识,开始自行慢慢成了一名当今人们称之为的空想共产主义者。中学最后一年也教授这种政治经济学,但讲得很糟糕、很浅显。

  我之所以跟您说我在大学里成了一个革命者,是因为我阅读了一些书籍。而在读这些书籍之前,我就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有所质疑了,因为我学习之初就觉得它所言荒谬了。大学一年级时有位极其严厉的政治经济学教授,名叫波特拉——当时没有印刷出版的课本,只有900 页油印的讲义。他名气不小,很可怕,令人畏惧。真走运,举行的是口试。我顺顺当当地回答了问题,得到了一个少见的高分。

  这是一门讲解资本主义法则的课程,几乎从不提及不同的理论观点。我学习这门政治经济学时,是越学越生疑,越学越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因为我在大庄园里生活过,了解情况,就像全世界许许多多的空想家一样,总想要改变那种状况。

  您父亲是位右翼人士,他一直让您在保守的教会学校接受教育。您在大学学习期间是什么时候接触到左派的呢?

  我曾说过,我刚入大学时,那儿还真没有几个左派。我入学前20年,哈瓦那大学在梅利亚的影响下极负盛名,极具战斗精神。差不多12年前,在共产党的影响下,大学生们支持促使马査多尽快倒台的街头斗争和革命罢工运动。我 入学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结束,当时麦卡锡主义和反共活动十分猖撅,1945年注册人学的1.5万人中,积极反帝的知名人数不超过50个。那时根本就没有 多少工农出身的学生。年轻人关注的是其他问题——政治问题和道德问题,根本就不关心社会彻底变革问题。左派人士认为我是个怪人,他们说:“这位地主的儿 子、贝伦耶教会学院毕业生,应该是个世上最反动的家伙。”刚入学那会儿,我同在中学时一样,成天泡体育。但在一年级上了几周后,就开始也对政治感兴趣了,我跨出了最初的几步,两三个月下来完全忘了篮球、棒球、足球等所有体育活动了。我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政治活动。

  从事这类政治活动的时间越来越多。临近大学生联合会主席选举时,我开始竭力反对政府提名的人选。这使我陷入了危险境地,因为同黑手党——我曾跟您说过,它控制着大学——的利益发生了冲突。

  什么样的危险?

  人身安全方面的压力和威胁都很大。大学生联合会选举即将举行时,我在上法律系二年级。黑手党被我的抗拒激怒了,在发生了一系列冲突后,使用强硬的威逼手段:禁止我进入哈瓦那大学。我不能回到这所学校了。

  那么您干什么了?

  嗯,我哭了。是的,哭了。我走到海边冥想,20岁的我趴在沙滩上,泣泪涟涟。问题非常复杂。我所面临的是种种权势的重压和死亡威胁。那帮人备有武器,杀人成性,得到所有警察机构和格劳腐败政府的支持。而我遏制他们的唯一法宝是道德力量、越来越多的支持我的学生群众。

  在他们那片大学封地里,从未有人公开跟他们唱过对台戏。他们不能容忍抗拒的存在。他们还有校警帮忙。我可能会在一场派别冲突中丧生。哭过后,我决定回学校,回去进行搏斗。我意识到回去很可能就意味着必死无疑。

  一位朋友帮我弄到了武器,一支15发的勃朗宁手枪,类似于我现在还在用的这支枪。我决定不能轻易丢掉性命,不能接受逼使我离开大学这一羞辱。我就这样开始了我那最初的、方式奇特的反对政府和国家权力的武装斗争。然而这场斗争的特点不在于使用了武器,而在于引发了一连串难以置信的风险和冲突。我 时刻都有被警方逮捕、送交紧急法庭的危险;这种法庭可以自由处置被捕者,且不准保释。敌人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轻易地使我销声匿迹。这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艰难、最危险的时期之一了。我在那种状态下,同五名年轻人一道返回学校;他们完全是出于对我单打独斗精神的崇敬主动要求陪伴我的,同我一样都带着家伙。那次 行动使那些禁止我踏进大学校门的人惊诧不已,可这种情况并未发生过几回。我很快就不得不经常单独行动,几乎总是赤手空拳。1953年7月26日前的7年间 ——参加反特鲁希略远征和波哥大民众起义那两次除外——我从事斗争活动时从来不带武器。大多是一群手无寸铁的人陪同我一起行动,这是我能够受到保护的唯一 方式。不断的揭发和对风险的藐视,是驯兽师手中紧握的两根钢鞭。事实教育了我:尊严、道德和真理是战无不胜的武器。我自打1956年12月2日从“格拉玛”号游艇上岸以来,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武器。

  我只再说一点:当时天真地支持大学前领导、同我唱对台戏的一些青年学生后来参加了革命活动,有些人甚至献出了生命。如今我们的大学里不存在这类冲突,50多 万年轻人在大学里接受高等教育,他们有着反对帝国主义的坚定信念和高度的社会主义觉悟,从而具备了维护革命、保卫祖国的战斗精神。多么了不起啊!

  就在那样的形势下,进行了从孔菲特斯岛出发反对多米尼加共和国独裁者鲁希略③的远征。

  对。1947年7月我加入了孔菲特斯岛远征队,参与反对特鲁希略的斗争,因为我从一年级开始就被指定为大学生联合会争取多米尼加民主委员会主席。我还被任命为 争取波多黎各独立委员会主席。我非常认真地担负着这些使命。我们在谈1947年,打从那时起,我就怀有了从事非正规斗争的念头。根据古巴的经验、独立战争经验和对其他方面情况的分析,我确信可以应用非正规战的方法进行反抗现代正规军的斗争。我当时认为可以到圣多明各岛的山区打游击,而不要拿一支没有受过什么训练的非职业部队去同特鲁希略的正规军作战。

  我们抵达多米尼加共和国时,孔菲特斯岛远征队一片混乱,无组织无纪律;我看到这一状况后,决定辞去中队长职务,打算率同我的中队人马上山打游击。那件事发生 在1947年;攻打蒙卡达兵营是在差不多6年后的1953年。我已有了进行这种斗争的思想,落实到行动是在马埃斯特腊山上。我相信非正规战是出于一种本能,因为我出生在农村,因为我熟悉山区,还因为我意识到那次远征是场灾难。由于古巴军队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军队都拥有海军、空军,拥有一切的一切,傻瓜才会无视这一情况。这就更坚定了我的信念:不能同这样一支军队进行正面冲突。

  1948年4月9日那天深孚众望的政治领袖豪尔赫·埃利塞尔·盖坦被杀,您当时正好在波哥大。您在那儿经历了一次人们称之为“波哥大事件”④的暴动。那次经历情况怎么样?

  那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政治经历。盖坦是哥伦比亚和平与发展的希望。他的死犹如一声晴天霹雳。人民发动起义,谋求正义;人们抢武器,警察也加入行动;没有统一指 挥,随意破坏;死了数千人。我站到人民一边, 到一处警察局抢到一支枪;这处警察局在蜂拥而至的人群面前瘫痪了。我见识了一种完全是自发行动的民众革命场景。

  但我可以对您说:那次经历使我更加支持人民事业。马克思主义思想——我当时还刚刚有一点儿——我们的行动毫无关系。我们的行动完全是我们这些具有反帝、反殖、争民主思想的一帮青年人的自发行为。

  盖坦被杀害前的那些日子里,我在巴拿马同大学生们举行了会晤。他们刚刚遭受盘踞在运河区的美军的偷袭,他们在举行抗议游行、要求归还运河时,遭到了机枪扫 射,致使多人伤亡。我记得当年我们路过的一条街上满是酒吧和被迫卖身的妇女,那是个大妓院,面积达数千平方米。一些年轻人住了院,有位青年脊柱受损瘫痪 了,我去看了他,充满了钦佩之情,我非常钦佩这些勇敢的年轻人。

  我是路过委内瑞拉到的巴拿马,而我在不久前参加了反特鲁希略远征队。那次行动当时得到了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进步和革命力量的关怀和支持。盖坦在哥伦比亚团结 起了自由党人,在大学里有着巨大影响。我们同大学生们进行了接触,从而结识了盖坦;我们同他一拍即合,他决定支持我们当时在积极筹组的拉丁美洲大学生代表 大会,答应为代表大会主持开幕式。

  我记得:我们在筹建拉丁美洲大学生联盟的同时,还干了不少事,其中包括支持阿根廷人为收回马尔维纳斯群岛而进行的斗争、支持争取波多黎各独立的斗争、支持推 翻特鲁希略的斗争、支持要求美国归还巴拿马运河的斗争以及支持西半球欧洲殖民地争取独立自主的斗争。这些也都列入了我们的斗争纲领,但只能说这是个反帝反 殖的纲领,还不能说是社会主义纲领。

  您认为:通过在哈瓦那大学的斗争、孔菲特斯岛的经历、参与“波哥大事件”的经历以及在正统党内的活动,在1952年3月10日巴蒂斯塔发动政变时,您已初步掌握某种社会学说和夺取政权的理论了吗?

  那时我已读了许多有关古巴独立战争的书籍。进入哈瓦那大学后,我就开始对政治经济学思想产生了浓厚兴趣。很快,我就从有关书本的论述中意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无理性。

  如我前面所述,后来我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那时我全身心地投入了政治活动,一年级时就没有很好地学习那门称之为政治经济学的课程,连考试也没有考。这 门功课是位非常严厉的教授主讲的,差不多有上千页的讲义,都是油印的,纸张又长又大,有的地方字迹潦草难辨。我在决定认真深人学习这门课程后,开始接触到 了有关价格的种种学说以及对其决定因素所做的不同解释。这是一门向资产阶级青年传授的政治经济学。我打那时即开始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了怀疑。

  我自行得出结论:资本主义经济学是十分荒谬的。在没有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著作前,我已成为一个空想共产主义者。空想共产主义不根据科学和历史思考问题,而是根据看上去非常糟糕的贫困、非正义、不平等、社会与实际发展情况之间无法克服的矛盾这些现象的存在看问题。人们还有一种道德观:我跟您说过,我们的道德观主要是通过研读何塞·马蒂的书籍形成的。

  生活对我的教育非常深刻,指导着我的生活方式和我对生活的看法。我根据人们所说的“生产过剩危机”、“失业”以及其他一些问题得出结论:资本主义制度不灵。社会学史和劳工法这两门课程使我对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刻的思考。这两门课的课本是接受过左倾教育的教授编写的。

  我跟您说过,我最早阅读 的马克思著作之一是《共产党宣言》。这本书对我有很大的影响。由于我是出生在四周都是大庄园的一家庄园里,了解那里人们的生活状况,从而开始理解、明白了 一些事。可以说,我是亲身体验了什么叫帝国主义,什么叫统治,什么叫顺从美国意愿、腐败无能、镇压民众的政府。正统党揭露、指责了这类行为、这类贪赃枉法 行为。而我站在这个民众政党左翼一边。

  打那以后,我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这些著作越来越吸引我。我开始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我极富正义感,具有明确的道德观。我反对不平等,反对非法 枉为。我感到,那些著作说服了我,在政治上证明了我自己得出的结论。我曾说过:如果说女海妖的诱人歌声迷住了尤利西斯的话,马克思主义揭示的那些难以辩驳 的真理则迷住了我。我曾有过乌托邦思想,这时感到脚踏实地了。

  马克思主义向我揭示了社会的真实面貌。我当时就像是森林中辨不清方向的一头鹿、一个行路人。您如果不真正了解阶级斗争史,抑或一点都不了解社会有贫富之分、一些人压迫和剥削另外一些人这些现象,那就是一个身处森林、根本不辨东南西北的人。

  不做地主少爷,偏要去做“革命者”

  在您生活的环境里,这样思考问题的方式应该不多见……

  是啊,对许多人说来,现行社会似乎是世上最合乎情理的,所出生的那个家庭和所生活的那个村镇也是这样。这一切都是很熟悉、很古老的惯例。如 果一辈子老是听说“这位是马的主人;这位是茅屋的主人;这位是一大片土地和土地上所有人和物的主人”这样的话,也就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所有权概念普遍 适用于一切的一切,子女也不例外。这位是某人的儿子,这位是某人的女人:啊,一切的一切都成了某人的财产。这一所有权概念适用于一切:马、卡车、庄园、工 厂、学校,公共财产自然除外。

  对一个出生在资本主义社会、满脑子财产权观念的人说来,一切都是财产,自己的一双鞋、子女和女人同工厂一样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财产。工厂里有位老爷,他 是主人,掌管着一切,会发善心给人一点小事干干,会给那些无知无识、既不会写又不会读的人们一点小恩小惠。这是因为资本家会运用心理学,而社会主义者们通 常不会应用。社会主义经营管理者们认为劳动完全是劳动者应尽的义务,而资本家明白劳动是为他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对他说来,一切都是非常合乎常情的:他组 织、找钱、做买卖、发财——发大财。

  那时,嗯,生活在那种低声下气、自卑情结状态下的人们,明知道某个政治家十分富有、极其腐败,但还是怀着钦羡之情看待他。

  我在开始动脑筋思考问题时——开始学习经济学后,才知道有个卡尔·马克思,才知道有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以及空想主义者。后来我又发现,我原来是个空想家,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您认为这时已锻炼有成、具备从事政治活动的条件了吗?

  同几年前刚踏入哈瓦那大学校门时相比,我是成熟多了,但还有很多东西要学,我还不够成熟。

  我从那些伟大的革命思想家那里得到哪三件宝呢?从马蒂那里得到了灵感、榜样以及其他许多东西。但我们主要是接受了他的道德观,首先是他的道德观。我一直牢记他曾说过的一句话:“世间一切荣耀实乃沧海一粟。”说得太棒、太妙了。面对着满世界的自负、贪婪,我们革命者要终生提高警惕,出污泥而不染。我接受、坚守这一道德观。道德同行为一样,都是非常重要的,是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

  我从马克思那里学到了有关人类社会真面貌的论述,而谁若没有读到过这一论述,或不明白这一论述,那就好比是黑夜置身森林中央、不辨东南西北了。马克思向我们揭示了社会的真实面貌及其发展史。离开马克思,您就难以合理地阐释历史重大事件、提出发展方向、指出人类可能走的道路,人类社会的发展并未到头。

  我们,包括您和世上许多人,都在关注着像当今十分时兴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这样一些学说和理论。这些学说和理论会使殖民主义时期的一个人担心,会使马蒂担心,古巴当时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这些学说和理论已使人们担心了近30年。许多重要事理是明摆着的。因此人类历史……

  谈谈您自己的个人经历好吗?

  嗯,我已经跟您说过,我出生在农村,这对我的影响很大。我父亲是地主,我祖父不是地主。我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我读了马克思的著作后,认清了那些大庄园里的生活真相,因为我亲眼见过那里的情况。我父亲这个地主可说是所有地主中最富有同情心的地主。我这么说,并不是因为他是我爸。他在那儿,同人们交谈。有人有事相求,他瞅着可怜,会出手相扶。

  而其他那些美国公司的大庄园,股东们在纽约,在古巴的是管家和工头,他们不可能帮助别人。他们有预算,不得随意开支。切格瓦拉曾找来相关文件,对大跨国公司 种植园的管理方式进行了研究一一我知道您对切的事很感兴趣。他研究后说:“连一分钱也没有用来帮助过别人。”我父亲在那儿进进出出,成天跟人们照面。人们 跟他亲近;他出门从来不带什么保镖,也没人跟随;他独来独往,一个人走上数公里路是常事,人们可以随便同他接触交谈。在纽约,人们是很难接触到像联合果品 公司这类企业的总裁的。因此说,我父亲那里的情况是最富有人情味的。我见到过这一切,这一切是我同情一无所有者思想形成的直接原因,使我获益匪浅。

  我跟您说过:我挨过饿;我对您谈到过很多事;我受过苦;因此我很容易就明白,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平等、非正义的社会里。

  您是什么时候决定从理论过渡到实践的呢?

  别忘了:我那时已是半个国际主义者。1948年我在波哥大同大学生们并肩战斗,我们制定了一个计划。请记住:这一计划内容很多,其中有为收回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而斗争、要求美国归还巴拿马运河。我还参加了孔菲特斯岛远征队,也执行过其他任务。最最重要的是:几年下来,我已成了一名信仰坚定的马列主义者——这时,1952年3月10日那天,巴蒂斯塔发动了政变。我说这些,都是为了说明我的价值观的形成、我这几年在大学里学到了些什么;没有这样的价值观、不掌握在大学里学到的东西,我任何事也干不了。

  哥伦布如果没有罗盘,就什么地方也到不了。而有这么一只罗盘,我得到了这只罗盘:我发现了马克思和列宁。道德观嘛——我再重复一遍,我得自马蒂。可能也还有其他因素的影响:我是个运动员,老爬山;环境有影响,生活有助益。

  1952 年巴蒂斯塔发动政变后,我构思了今后的斗争战略:宣布革命纲领,组织人民起义。从那时起,我树立了斗争观念,具有了信仰坚定的革命思想,这些思想见诸《历 史将宣判我无罪》⑤。我已有了必须运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的想法。要视那一年6月1日大选后局势发展的情况作决定。局势一如往常,毫无变化。幻想再次破灭,令人失望。不能再走老路了,否则将一事无成。

  注释:

  ① 爱德华多·奇瓦斯参加过反马査多学生运动,为真正党杰出成员。因不满真正党人总统拉蒙·格拉·圣马丁背信弃义、委曲求全及其政府的贪污腐败,遂于1947 年5月另立新党——古巴人民党(即正统党)。卡斯特罗不久就成了该党的追随者。奇瓦斯是个性格极具魅力的领袖,联系广泛,竭力维护民族主义路线,痛斥贪污 腐败及其他政治恶习。古巴人民党推举他为候选人,参与1952年6月的总统竞选,预料他会胜出。1951年8月5 日,他在电台录完周日演讲后拔枪朝自己的腹部开了一抢,数日后去世。

  ②库尔齐奥·马拉帕尔特,意大利作家,主要著作有《政变术》(1931)《完蛋了》(1931)和《皮》(1949)。

  ③ 拉斐尔·莱昂尼达斯·特鲁希略(1891—1961),多米尼加共和国独裁者,1930年至1961年遇刺身亡期间一直是美国盟友,受美国保护。1946 年曾宣布允许流亡在外的共产党人回国,但回国后又下令处决他们。这之后就有了从孔菲特斯岛出发的远征行动。特鲁希略的长期独裁统治是拉丁美洲历史上最反 动、最残暴的统治之一。

  ④对“波哥大事件”的生动描述,参见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生而述之》,巴塞罗那蒙达多里,2000年,第332-363页。

  ⑤ 菲德尔·卡斯特罗1953年7月26日攻打古巴圣地亚哥蒙卡达兵营失败后被俘受审。他本人作为一名律师进行自我辩护,他的辩词以“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结 束,并以此冠名发表流传于世。他的辩词同时也是一篇揭露巴蒂斯塔罪行的宣言,一篇从哲学、法学和伦理学上论证反巴蒂斯塔独裁统治斗争合理性的演说,一篇对 古巴社会发生彻底变革纲领进行的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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