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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德尔·卡斯特罗对古巴的特殊贡献:意义非同一般

2016-11-26 22:05:37  来源:环球视野  作者:萨利姆·拉姆拉尼 魏文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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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前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

不久前,法国总统奥朗德访问古巴,成了数十年来首位以元首身份访问古巴的西方领袖,还与古巴前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会面,奥朗德认为有其历史意义。去年12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寻求与古巴“关系正常化”,并把古巴从“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名单中除名;一般预料欧盟也会逐渐恢复与古巴的关系。

菲德尔·卡斯特罗对古巴人的意义非同一般,美国中央情报局曾动用数百种手段对其实施暗杀。卡斯特罗为古巴作出了什么贡献?本文作者系法国美古问题专家萨利姆·拉姆拉尼,原载西班牙《起义报》,环球视野网译者魏文编译,文章如下:

一、 古巴国家主权的建筑师

古巴革命的领导人实现了导师和民族英雄何塞·马蒂一个独立的古巴的梦想,将尊严还给了(古巴)岛国的人民。

1959年1月1日古巴革命的胜利引发了拉丁美洲历史上最重大的社会变革。在打败已经建立的秩序和结构的时候,菲德尔·卡斯特罗质疑巴蒂斯塔寡头和那些有钱人的权力,将人放在新的社会计划的中心,将国家的资源用于人民。

古巴革命的主要成果是古巴人民实现从19世纪就非常渴望的独立和主权,为了独立和主权何塞·马蒂1895年牺牲了他的生命。在结束美国对古巴岛70多年统治的时候,菲德尔·卡斯特罗将1898年古巴独立战争中美国干涉期间失去的尊严还给了古巴人。

(美国的)军事占领将古巴岛变成简单的保护国。约翰·肯尼迪总统没有搞错:“菲德尔·卡斯特罗是西蒙·玻利瓦尔(南美洲解放者)遗产的组成部分。在他胜利的时刻我们应当给予这位烈属的反叛青年最热烈的欢迎”。

为了理解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古巴历史上象征性的重要意义,需要追溯到19世纪初期,那时古巴岛开始挑起“强劲和有野心的邻国”的欲望。实际上,古巴是美国对外政策中时间最长的焦躁不安之一,1805年托马斯·杰斐逊联想到古巴岛的重要性,强调它的“地位对于确保路易斯安那和佛罗里达是必要的,因为它是墨西哥湾的钥匙。对美国来说,征服(古巴)将是容易的”。1823年时任国务卿的约翰·昆西·亚当斯后来成美国的总统,他提到呑并古巴的问题,提出了有名的“成熟的水果”的理论:“古巴由于本身缺乏骨肉联系的力量与西班牙分离,没有能力独自支撑自己,将必然围绕北美联盟受重力作用,只有围绕着北美联盟”。这样,在19世纪期间,美国至少有六次企图从西班牙购回古巴。

在1868至1878年第一次独立战争期间,古巴的起义者受到内部深刻分歧的折磨,被西班牙军队打败。美国向西班牙提供支持,向后者出售最现代化的武器,坚决反对古巴独立的人士,迫害企图为武装斗争提供他们的贡献的古巴流亡者。1872年10月29日美国国务卿汉米尔顿·菲什认同当时美国驻马德里大使达尼埃尔·埃德加·西克莱斯关于“西班牙消灭反叛将会成功的预测”。华盛顿反对古巴独立,希望占有这个岛。

在1895至1898年第二次独立战争期间,古巴革命者团结在他们的领导人何塞·马蒂周围,必须再次面对美国的敌视。美国向西班牙出售武器,提供资助,在本国领土上逮捕企图向起义者提供支持的古巴爱国者。

1898年西班牙尽管有物质上的优势,但已经处在深渊的边缘,在战场上被古巴独立的队伍打败。美国总统威廉·麦金莱在1898年3月9日写给驻马德里大使斯图尔特·伍德福德的信中向他指出西班牙的“失败”是肯定的。“(西班牙人)知道古巴已经丢了”。“如果美国想要古巴,应当通过征服去得到它”。

在1898年4月,在美国战舰缅因号在哈瓦那湾神秘爆炸以后,麦金莱总统要求国会准许他在古巴进行军事干涉,阻止该岛实现独立。一些美国议员揭露一场征服的战争。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约翰·W.达尼埃尔指控政府想进行干涉以便避免西班牙人的一次失败:“当到了对一次革命的胜利最有利和对西班牙更加不利的时刻……(政府)向国会确定将美国的军队交给总统,以便通过武力将一次停战强加给双方,而此时其中一方已经放下武器”。这样在三个月的时间里,美国控制了这个国家(古巴),将一项和平条约强加给西班牙,古巴人被排斥在条约之外,他们独立的愿望受到破坏。

从1898年到1902年华盛顿占领古巴,强迫立宪大会将普拉特修正案列入新的大宪章,无限期地延长军事占领。由参议员奥维尔·H.普拉特起草的条文禁止古巴与第三国签署任何协议,或向其他国家借债。还让美国有权在任何时候在政治上干涉古巴的内部事务,强迫古巴让华盛顿无限期地租赁关塔那摩海军基地。

在1901年的一份邮件中,时任古巴军事总督莱奥纳德·伍德祝贺麦金莱总统:“当然,在普拉特修正案之下没有古巴的独立,或很少,唯一的事情是现在寻求呑并是重要的”。

从1902年到1958年古巴具有新殖民共和国的地位,完全附属于强大的邻国。美国的一家书店没有搞错,它于1902年公布了一张古巴岛的地图,题目是:“我们的新殖民地:古巴”。1902年强加给古巴的贸易相互关系条约实际上是一种经济上的呑并。

1906年美国军事上干涉古巴,建立了查尔斯·E.曼古总督,直到1909年,这提醒古巴人谁是古巴岛真正的主人。1912年华盛顿再一次干涉古巴的内部事务,在科洛尔的战士(脱离政权的独立人士)反叛以后,派出它的武装部队。美国临时代办伍格·S.吉布森解释了那次叛乱的原因:“因为西班牙人的事业拿起武器的古巴人现在占据了公共职务”。吉布森回忆,美国实际上采取谨慎的态度,“将那些掌握武器反对古巴独立事业的人”安排在关键的港口。

将美国的干涉合法化的普拉特修正案“通过蔑视它的国家的权利,造成这个国家在国内和国外威信扫地,将古巴政府放在一种被凌辱的低下地位”。这是古巴前总统何塞·米格尔·戈麦斯的讲话,这个合法的附属人物没有停止提醒古巴人民他们的祖国的前途服从于新殖民主义强国的利益。这样,1917年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派出数艘战舰到古巴的圣地亚哥和卡马圭,当时一些起义者已经拿起武器,在何塞·米格尔·戈麦斯的领导下反对曼努埃尔·加西亚·梅诺卡尔总统,梅诺卡尔想通过大规模的舞弊保持权力。

担心对1917年反叛的模糊记忆,在1920年的总统选举期间华盛顿将伊诺克·H.克劳德的出现强加给梅诺卡尔总统,由克劳德负责制定古巴新的选举法和组织记票工作。梅诺卡尔对美国总统持保留态度:由华盛顿方面监督古巴的选举“将伤害古巴的自豪,这(对整个国家)将是一种凌辱”。伍德罗·威尔逊轻蔑地拒绝了他的看法,任命地方总督克劳德为选举委员会主席。

1920年12月威尔逊总统派克劳德到古巴以便应对严重的“政治和金融”危机,因为糖的高价逐渐崩溃,也为了在古巴经济的破产中挽救美国的投资,这甚至没有通报梅诺卡尔总统。面对梅诺卡尔总统的抗议,华盛顿的回答是辛辣的,以相当远离外交习惯的语言提醒哈瓦那谁是古巴岛真正的主人:“美国总统认为为了派遣一名特别代表不需要得到古巴总统的事先授权”。

1933年当由学生发动的反对赫拉尔多·马查多军事独裁的起义运动在安东尼奥·吉特拉斯的推动下发生革命的转向时,华盛顿再次进行干涉,以便将叫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的速记员士官强加于人。由拉蒙·格劳·圣马丁领导的古巴政府进行了大量的社会改革,这让美国不高兴。事实上,在吉特拉斯的保护下,圣马丁成立法庭惩处在马查多统治下所犯的罪行,号召1934年4月22日进行选举,当年5月20日召开制宪大会,授予大学自主权,降低必需品的价格,给妇女选举权,将工作时间限制在8小时,建立了劳工部,降低天然气费和电费,结束美国企业的垄断,强制临时延长债务,特别是美国债券,将外国电力公司的子公司古巴电力公司国有化。

萨姆内尔·威尔斯指出了继续走的道路:“没有美国的承认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幸存很长的时期,缺乏(美国的)承认将沉沦于一种更加混乱和无政府主义的形势”。罗斯福不承认(古巴的)新政权,派出几艘战舰到古巴岛。结果立即产生:革命的政府被巴蒂斯塔打败—只存了127天—让傀儡卡洛斯·门迪埃塔担任总统,自己宁愿在幕后统治。

威尔斯对此表示满意,他的行动是有效果的,他在给国务院的一封信中解释这件事:“我坚信古巴人永远不可能自我管理,直到被强迫进行,他们应当承担自己的责任”。很显然,华盛顿承担了这项任务,将它强有力的人物强加于人。

屈从于美国的巴蒂斯塔从1933年到1959年实际掌权,只是1944年到1952年期间除外。他1952年3月反对卡洛斯·普里奥·索卡拉斯的政变在华盛顿受到热烈欢迎:“巴蒂斯塔从根本上说对美国友好,他的政府无疑不会比普里奥的政府更坏,甚至可能更好”。这位军士长变成了将军,他承诺保护美国的经济利益,破坏古巴人民的经济利益,对此美国博拉克大使感到快慰:“巴蒂斯塔将军关于私人资本的声明是很出色的”。

菲德尔·卡斯特罗以古巴人民的名义立即反对军事独裁,在马埃斯特拉山发动了一次起义运动。这位“7月26日运动”的领导人重新举起何塞·马蒂的火炬,在古巴的青年中间非常得民心,将他看作一个被殖民化和受凌辱的古巴的“拯救者”和抵抗美国霸权的象征。在巴蒂斯塔逃走以后,1959年1月1日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古巴圣地亚哥的演说中提醒华盛顿今后古巴将是自由的和有主权的国家:“这一次对古巴幸运的是革命将实际掌权。将不会像1895年那样……雇佣军来了,成为这里的主人……不是强盗,不是叛徒,也不是干涉者。这一次是革命”。

约翰·F. 肯尼迪是美国理解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历史重要性的美国少数领导人之一。他在1960年的一次演说中解释了这一点,承认华盛顿支持巴蒂斯塔:(美国)“没有向古巴绝望的人民伸出一只友谊的手,几乎我们所有的援助都采取了军事援助的方式,这简单地加强了巴蒂斯塔的独裁,这是一种在改善古巴人民的福利上完全失败的援助”。对此,他还补充说,“我们利用我国政府的影响以便推动利益,增加统治岛国经济的美国私营公司的利润”。“1959年初,这些经济的(美国)企业拥有古巴近40%种植甘蔗的土地,也许所有的畜牧场,90%的矿山和矿业特许权,80%的运输业和几乎整个石油工业……我们的行动太多的时候给人的印象是我们的国家对夺取古巴人民的钱更有兴趣,而不是帮助建设一种自主的、强有力的和多样化的经济。这不可能不引起古巴人民的仇恨”。

在古巴一场激进的革命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美国根据它的统治的战略拒绝古巴人所有真正的解放、政治上独立和社会经济进步的前景。菲利普·邦萨大使回忆了这一现实:“在支持卡斯特罗的古巴,美国压倒性的存在从地缘政治上说纯粹是古巴主权非完美性一个长期的记忆……这遭到拒绝,因为这被认为是一种对古巴人民的独立和尊严不可容忍的侵犯”。北方邻国对古巴岛内部事务不断干涉深深地损害了古巴人民族自豪的感情。革命的最后目标是收回国家的主权,结束对美国的依附。这就是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使命。

菲德尔·卡斯特罗掌握了权力,他结束了压迫这个国家60多年的美国的监护。由于巴蒂斯塔的逃亡,新的殖民共和国解体。1959年古巴革命的胜利使得古巴人民最后实现了一个自由的和有主权的祖国的梦想,使卡斯特罗成为民族的和大陆的尊严的象征,他关于反对华盛顿在拉丁美洲的霸权主义计划。于是消灭了“普拉特”复合体的时代,在菲德尔·卡斯特罗掌权以后,美国必须寻求对古巴问题的解决办法。

二 、古巴社会的变革者

何塞·马蒂精神的儿子站在卑微和穷人的一边。

古巴革命的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也让人感到他是寻求社会正义和公平分配财富的没有发言权的人的代言人。古巴一致被公认的是它的社会保险制度和在教育、医疗、科学、文化和体育领域取得的特别成果。在把最贫穷的人放在优先地位时,菲德尔·卡斯特罗创造了拉丁美洲大陆和第三世界最平等的社会。

数字是有说服力的。关于教育,在拉丁美洲文盲的平均指数是11.7%,而在古巴只有0.2%。古巴小学(到11岁)的入学率是100%,而在拉丁美洲大陆是92%。中等教育(到14岁)的入学率在拉丁美洲达到52%,在古巴达到99.7%。近76%的拉丁美洲儿童达到中学的水平,这一比例在古巴的中学生中达到100%。欧盟经济和社会理事会承认“在发展中国家中间这些数字是很例外的”。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教育处指出,在拉美大陆古巴的文盲率是最低的,入学率是最高的。根据该机构的统计,古巴学生的知识是拉丁美洲儿童的两倍,“古巴尽管是一个拉丁美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但它的基础教育取得了最好的结果,因为在古巴教育被放在最重要的优先地位”。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强调,评估世界的小学教育、成年人的扫盲、性别之间的一致和平等以及教育的质量对所有人的教育发展指数时,古巴在世界上位列第十二位,在美洲大陆列第一位。作为对比,美国排在第25位。该机构还通报说,古巴是全世界用于教育的预算最多的国家,占国内生产总值近13%,这一比例在美国是7.3%,在瑞典是6.7%,在芬兰是6.4%,在法国是6.3%,在荷兰是6.2%,在英国和澳大利亚是6%,在西班牙是5.6%,在德国是5.3%,在日本是5.2%,在意大利是4.9%。

某些指数有助于评价古巴医疗制度的的优秀。这样,儿童的死亡率在拉丁美洲是32‰,而在古巴是4.6‰,是从加拿大到阿根廷的本大陆最低的指数。拉丁美洲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为70岁,古巴人的预期寿命达到78岁。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古巴是世界上对于本国的居民来说拥有百岁老人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在拉丁美洲每10万居民有160名医生,在古巴这一比例达到590人。古巴是全世界按居民人数拥有医生最多的国家。

美国世界健康协会(荣誉主席是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指出,古巴的医疗制度被“一致公认为第三世界的优越模式”。根据美国公共健康协会的说法,古巴“不存在阻止得到医疗的种族障碍”,强调“古巴提供的榜样,是一个有为它所有的公民提供良好医疗关注的政治意愿的国家”。

根据世界上最有威望的医学杂志《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说法,“古巴的医疗制度似乎是不现实的。有过多的大夫。所有的人都有一名家庭医生。一切免费,完全免费……尽管古巴拥有的资源有限,它的医疗制度解决了我们美国还没有能够解决的问题”。还说“古巴居民人均拥有的医生人数是美国的两倍”。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指出,最近十年古巴是拉丁美洲和第三世界唯一被列入“预期寿命、教育和生活水平”三项标准的人文发展指数最高的前十个国家之一。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对发展中国家为母亲和孩子提供医疗照顾来说古巴是一个典范。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强调“古巴是保护儿童的一个榜样”。该基金会在在哈瓦那的代表胡安·何塞·奥蒂斯说,“在古巴不存在严重的营养不良……这里在街头没有任何(营养不良的)儿童。在古巴儿童历来处在优先地位,因此没有遭受在拉丁美洲影响数百万儿童工作的匮乏,这些儿童受剥削或是处在娼妓的网络里”。他认为“在拉丁美洲古巴是儿童的天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指出,“古巴是拉丁美洲和第三世界消除了儿童营养不良唯一的国家”。

非政府组织“救助儿童”将古巴列入发展中国家为母亲提供条件的第一位,排在阿根廷、以色列或韩国的前面。在该项研究中还注意到一些标准,如医疗和教育制度,或对妇女产期评估人员的帮助,传播避孕的方法,妇女和儿童的教育水平等。还注意到认为男子和妇女之间政治和经济的平等,或是妇女参加政治生活与工资平等。

国际劳工组织评定古巴的社会保险制度是“奇迹”,为劳动者提供保险,失业率很低(1.9%)。在拉丁美洲11%的人没有工作,近65%的居民没有加入社会保险。在拉丁美洲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之一在于2500万儿童被迫工作,同时1950万成年人没有工作。

菲德尔·卡斯特罗把人放在新的社会计划的中心位置,向世界表明,尽管资源非常有限,处于美国强加的经济封锁状态,却向古巴所有的公民提供一种类似于最富有的国家的社会保险制度是可能的。

三、坚持国际主义的团结

古巴革命之父向贫困的人民伸出慷慨的手,将团结和一体化放在古巴对外政策的中心位置。

菲德尔·卡斯特罗以何塞·马蒂“祖国就是人类”的最高思想为基础,做到将国际主义的团结作为古巴对外政策的重要支柱。这样,哈瓦那向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许多革命运动和独立运动提供支持。1961年12月阿尔及利亚是从古巴援助中受益的第一个国家。当时阿尔及利亚正在进行反对法国殖民主义的战争,菲德尔·卡斯特罗响应(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号召,向这个国家的独立人士运去武器。

在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中古巴以同样的方式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从1975年到1988年向安哥拉派去近30万名古巴士兵,以便应对南非占有绝对优势的军队的侵略。结束西方大国支持的专制主义政权的决定性因素是南非军队在安哥拉东南部奎托夸纳瓦累轰动一时的失败,1988年1月南非军队与古巴军队作战。南非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1991年在古巴马坦萨斯发表的演说中向菲德尔·卡斯特罗致意:

从最初的日子起,古巴革命对所有爱好自由的人民就是一种启发的源泉。古巴人民在非洲人民的心中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古巴的国际主义者为在非洲的独立、自由和正义做出了贡献,因其原则和无私的特点是无可比拟的。我们从你们的经验中可以学习的东西很多。肯定古巴与非洲大陆和它的人民的历史联系以特别的方式感动我们。你们从制度上根除种族主义不变的承诺是不可比较的。我们意识到我们对古巴人民欠下巨大债务。有另外哪一个国家在它与非洲的关系中能够表明一种更为无私的历史呢?没有发生在奎托夸纳瓦累(南非军队)的失败,我们的组织不可能合法化。种族主义的军队在奎托夸纳瓦累的失败使今天我能够和你们在这里成为可能。奎托夸纳瓦累标志着南部非洲争取解放的斗争在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关于古巴在非洲的承诺,南非驻古巴大使森吉维·廷索回忆了历史的真相:“今天南非有许多新的朋友。昨天这些朋友谈到我们的领导人和我们的战士时称他们为‘恐怖主义分子’,从他们的国家迫害我们,同时支持种族隔离的南非。这些同样的朋友今天希望我们揭露和孤立古巴。我们的回答很简单,是古巴先烈的鲜血而不是这些‘朋友’的鲜血深深地流进非洲的土地,在我们的祖国滋养自由之树”。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1973—1977年)在古巴干预非洲以后曾策划轰炸古巴。1976年3月24日基辛格对总参谋部的乔治·布朗将军说,“如果我们决定使用军事力量,我们应当取得胜利。我们不能做半途而废的事情”。基辛格在会见杰拉尔德·福特总统时表达得更为准确:“我认为我们将不得不镇压卡斯特罗。但是我们可能不能在选举(1976年的总统选举)之前采取行动”。福特总统回答说,“我同意”。基辛格希望不惜任何代价保护(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如果古巴人破坏罗德西亚,纳米比亚在名单中将是下一个,然后是南非。如果(古巴)进行一次向纳米比亚或罗得西亚的运动,我们必须摧毁他们”。由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秘密制定的计划预计进行轰炸,破坏古巴的港口和一个隔离检疫区。但是,尽管有这种敌视,基辛格还是表达了他对古巴革命的历史领导人的钦佩。他认为,(卡斯特罗)“可能是当时掌权的最纯正的革命领导人”。

实际上在数十年间古巴曾经是全世界革命者的神堂,这些革命者在古巴岛上接受培训和得到加强。菲德尔·卡斯特罗还收容了受到华盛顿支持的军事独裁迫害来自所有地平线的政治流亡者。这个加勒比岛也变成在美国受到迫害的政治战士的庇护所,如黑豹党人的某些成员。

菲德尔·卡斯特罗总是将国际人道主义团结作为古巴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支柱。这样,在1960年甚至在发展本国的医疗服务之前就这样做。尽管古巴刚失去了岛上6000名医生中的3000名医生(在1959年革命胜利之后他们决定移居美国),在智利发生破坏国家的大地震以后古巴向智利提供它的援助。1963年哈瓦那政府派出由55名专业工作者组成的第一个医疗队到阿尔及利亚,帮助这个独立的年轻国家应对严重的卫生危机。从那时起古巴的对外援助扩大到世界的其他地区,特别是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

今天近5.1万名古巴医务专业工作者在世界上66个国家工作,其中有25500名医生,这些医生中女性占65%。从革命胜利之日起,古巴在158个国家完成了近60万次使命,共有32.6万名医务专业工作者参加。从1959年起古巴医生完成了12亿人次以上的门诊治疗,帮助230万产妇,实施了800万次外科手术,为1200多万孕妇和儿童注射了疫苗。

另一方面,古巴培训了来自全世界的几代医生。总计培训了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121个国家的38920名医务专业工作者,特别是通过1999年成立的拉丁美洲医学院。除了在古巴拉丁美洲医学院学习的医生(每年近1万人毕业),哈瓦那还对培养世界上10个国家的医学系29580名学生做出了贡献。

“奇迹行动”是古巴团结政策的象征。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现在世界上有近2.85亿人是视力缺陷的受害者,其中3900万人是盲人,2.46亿人出现视力急剧减退。该组织指出,这些人几乎90%生活在第三世界国家,近80%的视力缺陷是可以治愈的。“白内障”继续是致盲的第一个原因。这些眼睛的疾病首先(65%)影响到50岁以上的人(占世界居民的20%),由于人口的老龄化这一比例将会增加,同时也影响到1900万儿童。面对这一事实,菲德尔·卡斯特罗2004年7月决定在“奇迹行动”的名义下,发起一个广泛的大陆人道主义的运动,这得到委内瑞拉的帮助。该运动的目标在于免费为拉丁美洲患有白内障和其他眼病,但是不可能为一次手术价值从5000美元到1万美元资金(根据不同的国家)的穷人免费做手术。这项人道主义的使命扩大到了其他地区(非洲和亚洲)。共有165个古巴的机构参加“奇迹行动”。它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15个国家(古巴、委内瑞拉、厄瓜多尔、海地、洪都拉斯、巴拿马、危地马拉、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圭亚那、巴拉圭、格林纳达、尼加拉瓜和乌拉圭等)拥有49个眼科中心。从2004年起使35个国家近300万人恢复了视力。

关于教育,2003年根据菲德尔·卡斯特罗本人的建议,古巴制定了“是的,我能够”扫盲计划,目的是帮助其他国家扫除文盲。根据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统计,在世界上有7.96亿成年人文盲,或者说文盲占世界人口的17%。98%以上的文盲在第三世界国家,其中三分之二是妇女。于是科教文组织发出号召到2015年将文盲的数量减少50%。联合国的这个机构指出,在这个领域取得的进步“是在绝望和分散的最坏的情况下最好的结果”。“为了扭转这个趋势需要世界各国政府下决心采取行动”。科教文组织透露了一个例外:拉丁美洲和加勒比。这种例外部分原因是由于古巴的“是的,我能够”计划:

古巴政府2003年创立的“是的,我能够”计划已经取得了广泛的成果……到2008年该计划在19个拉丁美洲国家中的12个国家实施,在玻利维亚多民族国家、厄瓜多尔、尼加拉瓜、巴拿马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它成为支持普遍扫盲更广泛的战略的一部分。

根据何塞·马蒂总结的“所有的人都有受教育和为其他人的教育支付做出贡献的权利”的哲学思想,古巴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教育研究所2003年提出了“是的,我能够”计划,旨在扫除不识字的成年人文盲。获得阅读、书写和算术的能力对于享受一种完全的公民权是必不可少的。是反对排斥和贫困的第一个堡垒,将会实现马蒂所说的“人的全面的尊严”。科教文组织强调“教育拯救生命:当母亲的入学水平更加提高时,儿童的死亡指数就低”。这样,如果所有的妇女都读完中学,每年就可以挽救180万儿童的生命。同样,儿童的健康得到更多保护:“孩子的母亲上过学,孩子表现发育后退或体重不足的可能性更小”。

“是的,我能够”计划在委内瑞拉成功实施,在那里150多万人扫除了文盲,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尼加拉瓜是最近十年唯一摆脱了文盲的拉丁美洲国家。这是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认可的。在本大陆和世界的其他国家如新西兰也采用了“是的,我能够”计划,采用的一些语言其中有法语和印第安语言(瓜拉尼语和马奥里语)实施该计划。

“是的,我能够”计划也在西班牙采用。塞尔维亚市要求古巴老师提供服务,由卡洛斯·莫里纳·索托教授协调,以便教该市的公民读和写。该市在进行一项研究之后发现安达达露西亚首府70万居民中有3.4万人完全是文盲。在两年内有1100名成年人在该市开设的30个扫盲中心学习后扫除了文盲。西班牙有200万文盲,其他市正在研究在它们的土地上实施古巴的方法的可能性。

在澳大利亚这种扫盲的方法被用于土著居民—60%是文盲—他们在三个月内学习读和写。除了阅读、书写和基础数学,古巴还向他们提供学习使用新技术的可能性。但是,澳大利亚的人文发展指数占世界第二位,仅次于挪威。

“是的,我能够”计划由于它对人类的教育的贡献,2006年得到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颁发的塞洪国王扫盲奖。该组织总干事伊里娜·波科娃赞扬这一扫盲方法,强调它的南—南合作榜样的特征。事实上从2003年起这项计划帮助不同的五大洲900万人学会了读和写。

从团结的意义上说,菲德尔·卡斯特罗使古巴成为跟随的模式,表明它可能为改善世界上受害最深的人的命运做出贡献。古巴革命的领导人在他国际行动的中心将慷慨无私给予最贫穷的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变成无私的国际主义的象征。

(作者萨利姆·拉姆拉尼是巴黎索邦第四大学伊比利亚和拉丁美洲研究的博士,联合大学的教授,记者和古巴与美国关系的专家,他最近在纽约出版了《古巴、媒体和公正的挑战》。本文原载2015年4月西班牙《起义报》,环球视野网魏文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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