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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姆达尼|非洲大学,关照现实还是追求卓越

2017-01-18 10:04:17  来源: 文化批评与研究微信   作者:马姆达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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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大学,关照现实还是追求卓越

  ——马姆达尼在上海大学的演讲

  作者|穆罕默德·马姆达尼

  译者|周程祎 校对|黎文

  编者按

  保马今日推送的文章是《非洲大学,关照现实还是追求卓越》,此文是穆罕默德·马姆达尼近日在上海大学的演讲。穆罕默德·马姆达尼(Mahmood Mamdani), 乌干达马凯雷雷大学社会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政治学与非洲研究讲座教授。他的主要研究领域为非洲研究、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冷战与第三世界等等。

  欧洲现代大学的学科分化体制和现代社会科学重塑了非洲高等教育,欧洲经验作为一种普遍经验被推而广之,这使得非洲大学烙上了殖民色彩。而在20世纪60年代非洲独立运动以来,知识分子试图在非洲大学中进行非洲化和去殖民化改革。大学教职工的非洲化容易实现,但“去殖民化”如何实现这一问题却引发了巨大的分歧,是追求学术的卓越还是关注“去殖民化”的现实?这也是所有前殖民地国家都需要面对的分歧。

  我所要讲的是自20世纪60年代非洲独立运动至今,那些改变非洲高等教育的尝试。从60年代的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到开普敦大学,我试图从中得出一些经验教训与你们分享。在过去一周内,我意识到我们的经验并非完全不同。在南京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学院,我了解到中国大学有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本科阶段五门、硕士阶段两门、博士阶段一门。在大学设立这类课程,应该是1949年以后的事情了,在1990年左右可能发生过一些变化。我们非洲的大学也经历过类似的历程,包括如何修订教育的内容、解放人们的思想、改变新一代的思维模式等。下面我就来展开谈谈。

  “双重遗产”对非洲高等教育的重塑

  首先,我想回溯非洲大学体系的历史渊源。如果你去读有关非洲教育史的叙述,去浏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网站,你会看到很多机构的名字,有些已经存在了上千年。比如亚历山大博物馆及图书馆;公元737年建立的突尼斯的齐图纳(Ez-Zitouna)大学;公元970年建立的埃及的艾资哈尔(Al-Azhar)大学;你会读到建于公元859年的摩洛哥的卡鲁因(Al-Qarawiyyin),这个知名的学术中心出过基督教会史上的大神学家圣奥古斯丁、最杰出的犹太律法学者迈蒙尼德(Maimonides)、14世纪伟大的北非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等知识分子。然而,如今的非洲大学与上述这些古代机构的关联很少。它们的起源带有殖民主义色彩。这是我的第一个观点。

  突尼斯的齐图纳大学

  在我看来,19世纪早期欧洲建立的大学模式是现代大学的滥觞。如果你想理解今天的大学,那么必须回到那里一探究竟。其中,柏林大学尤为典型。当时德国希望通过创立一个新的大学,进一步完成国家和社会的复兴、转型。于是,柏林大学在1810年诞生了。那么它和我们之前提到的前现代“大学”的区别在哪里呢?事实上,相当重要的区别在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学科分化体制。基于这些学科,形成了一个有围墙的、需要付学费的共同体,行政人员、学者和学生间存在着明确的界线。这无疑赋予大学以重要性——由大学来准许教学活动的展开,提高知识的地位,给你的知识技能打上官方印记。也由此,它是一个现代机构。

  除此之外,现代社会科学也是这一欧洲经验的产物,这是我们必须记住的第二点。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内容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产物。欧洲经验是欧洲学者建构“人”这一概念范畴的原材料。那么,如何理解“人”呢?“人”是一个抽象概念,但其含义来自具体的斗争,我认为斗争中有两种类型。

  一方面,“人”这一概念是与教会对抗的产物,是对基督教的概念的代替,因为“人”的概念有着更广阔的内涵。在启蒙运动之前,文艺复兴的知识分子面对的是有组织的教会的权威。他们积极寻求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历史:基督教史之前的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历史。这种“自觉”把希腊和罗马塑造成欧洲的遗产——但它们其实是亚洲的,直到19世纪,特别是经由德国人的书写,才成为欧洲的一部分。这是“人”的概念何以形成的第一个经验。

  另一方面,从外部而言,“人”的概念被一系列殖民活动所动摇——自1492年起,欧洲人陆续征服了美洲、亚洲和非洲,每次征服都伴随着以自身形象维系世界的诉求。由于这种以自身形象重塑人类整体的行为,人的形象现在演变成为欧洲人的形象。这一形象反映出欧洲的历史经验,但拿它和其他人类作比,就不符合了。于是这继而成为一项“教化”的任务。

  综上,我们有了两个概念:一个是欧洲历史上获得解放的“人”的概念,另一个是欧洲殖民历史下的“人”的概念。两者之间存在一定张力,这种张力在既有的关于人的论述中已经出现。例如,18世纪后期革命浪潮中的人权话语,尤其是法国大革命中关于人类与公民权利的话语。然而,今天的人权话语带有强烈的殖民色彩,是为“出口”而作的,企图把特定意义推而广之。

  由此,这份双重遗产——制度遗产和知识遗产——很大程度上重塑了非洲前现代的那些教育机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改革进程中,即便开罗的学术机构也以现代欧洲大学为模板,引入了学科分野,立起围墙,不再从属于清真寺;也不再敞开大门对任何人开放,教育不再免费。所有的古代机构,甚至连亚历山大图书馆都受到了改造。南非一些老大学,如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开普敦大学也纷纷在这一模仿柏林大学的浪潮中改组。柏林大学的模式从柏林扩散到整个欧洲,又由欧洲向世界传播。

  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摩洛哥的卡鲁因

  大学里的非洲化与去殖民化改革

  重思非洲历史,我认为有两条历史脉络。因为非洲大陆被殖民的时间有先后,南北非洲是最先被殖民的。在它们被殖民的时期,殖民者强调这是一项“文明开化”的使命,其中有两项:现代法律和现代大学,是必须被引入殖民地的。非洲的其余部分,也就是在撒哈拉沙漠与林波波河之间的地区,是在19世纪后期被殖民的。这时候,作为主要殖民势力的英国放弃了“开化”的使命,原因在于当时针对这一宗主国的反殖民战争此起彼伏:1857年印度,1860年代牙买加,1880—1890年代苏丹。维稳第一,英国发现,硬要改造殖民地的传统、进行文明教化的做法是错误的。他们发现应该分析性地看待传统:鉴别出传统中的威权质素,强调这一部分的传统,进而为殖民计划所用。这一计划首先在印度开展,创造出一种全然不同的法律,所谓习惯法。然后,殖民者们再加持那些有权利定义习惯法的人,这样,被殖民国家开始把各自的传统整合进来。

  我们应该看到这两个阶段之间的矛盾。在第一阶段,采取文明化策略的英国建立了诸多大学;在第二阶段,他们停止了大学的建设。一位在尼日利亚的英国长官弗雷德里克·卢格德(Frederick Lugard,1858—1945)写过一本题为《热带非洲英国殖民地的双重统治》(The Dual Mandate in British Tropical Africa,1926)的书,说“我们必须把印度病阻于非洲之外”。“印度病”是什么呢?它是指受过良好教育的殖民地精英(印度中产阶层)起来反抗帝国统治,为民族独立而战。由于这一前车之鉴,英国在它的非洲殖民地里只办了两所超过百年的大学,一所在尼日利亚,一所在乌干达。我们可以看到,尼日利亚在1961年独立时仅有一所大学,千名大学生;三十年后,则有了41所大学,约13.1万名大学生。在东非,同样地,从1所大学到47所大学。因而我认为,非洲大学不是殖民化的产物,而是民族独立浪潮的产物。

  正因中部非洲的大学是民族独立的产物,所以不久也出现了民族主义的问题。大学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很矛盾。独立后,很多国家的首要诉求是非洲化。这意味着大学教职员工的非洲化:殖民时期的教员多为欧洲人,而此时他们必须是非洲人。这一点很容易做到,事实上也很快达成了。但当这一切发生时,又出现下一个进程或需求:去殖民化。非洲化并不等同于去殖民化。后者包含了从课程内容、课程设置到知识体系的整个的去殖民化。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此处没有共识,争议巨大。

  让我们来看看争议是如何产生的。在倡导非洲化的第一阶段,现有教员的诉求是自身权利被尊重,他们用权利话语来捍卫教职。另一些人则认为大学应敞开校门,向公众开放,并且去种族化,呼吁公平正义。所以就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的对立:一边是捍卫权利,一边是呼吁公平。类似的争议也出现在1994年种族隔离时代终结后的南非。但这一争议中所用的斗争话语不同,因为,南非有一点和乌干达不一样:乌干达的白人殖民者并不在此定居,只是暂时来旅居,终有一天会回到英国;而南非的白人不是暂居者,他们已经成为南非白人,其中有些人会离开,但更多人将南非视为自己的家园。因此在南非的争议中,一方捍卫的是大学的卓越性,另一方诉求的是大学的现实相关性。前者认为,大学卓越与否跟大环境怎么变化没有关系,其自有一套通用的衡量标准:不论大学是设在南非还是美国、英国,都必须是体现卓越性的中心。后者则认为,大学属于一个特定的社会,必须明确身处何地,然后根据当地社会的需要来发展知识。在捍卫卓越性的人听起来,这一主张像是要降低学术质量,把不够格的教员也收入彀中,而他们誓要捍卫学术标准。

  圭亚那历史学家、政治活动家沃尔特·罗德尼和他的《欧洲如何使非洲不发达》1981年修订版封面。罗德尼1980年在圭亚那遇刺。

  追求与现实紧密相关,还是学术卓越

  接下来我想举两个例子,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展开。第一个例子是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大学。1966年,坦桑尼亚政府引进了国民服役制度,所有学生在结束大学二年级课程后必须为国服役两年。这导致了学生的示威游行,334名学生上街抗议。政府开除了这些学生,把他们遣送回家并取消了他们的奖学金。过了几个月,政府突然又政策大变,发表《阿鲁沙宣言》(Arusha Declaration),宣布将迈向社会主义。一个月后,达累斯萨拉姆大学组织了一场讨论社会主义下大学角色的会议。会议指出,当前的大学课程没有与坦桑尼亚的现状相结合,因而呼吁持续的课程评估。

  在这场巨大争议中有三个团体。激进派要求全面改革,他们认为应该废除基于学科的院系体制,学生必须受到跨学科的训练。人数最多的中间派是希望来一场彻底的课程评估的,但不希望废除院系制。少数的保守派抵制任何改革。那么后来发生了什么呢?最终,院系被保留下来,但学生被要求上一些必修课:第一年要上两门关于东非社会与环境的课程,第二年有一门科技史的必修课,第三年是一门社会主义规划的必修课。他们建立了一个叫作“发展研究院”的机构,聘了30名学者教授这些必修课程。改革经历了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它不得人心,学生们觉得“课堂就像政治集会”。于是学校理事会设立了附属委员会。经过调查,该委员会指出“这样培养出来的很可能是技术官僚,而不是有分析能力的大学生”,因为所谓跨学科的教育强调的是解决问题,强调实用,不太关注其中的学术内涵。然后,很多教师(大部分是暂居的白人)提出辞职,42%的教师都离开了学校。于是学校只能招聘新人,我就是其中之一,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是这场改革的受益者。

  第二个例子是1990年代的南非开普敦大学。出于南非社会性质的缘故,这里既有本地人也有大量移居者,因此南非是白人大学和黑人大学并存。南非的白人大学就跟欧洲的人文大学一样,拥有学术自由,行政管理者会听取教师意见,同政府协商并保护大学自主权。而黑人大学则隶属于政府,由政府来任命校长。因此大学里出现的任何反抗都被视为是反对政府。

  另一个问题是在白人大学里,对白人社会和黑人社会的研究方法是不一样的。研究白人社会,是从各个学科进入,如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但研究黑人社会,用的是“区域研究”,一种跨学科的研究。可见在这里需求不同。问题在于如何在两者间搭建桥梁。

  此外,白人大学将自我定义为卓越中心,而黑人大学的师生员工运动都强调大学的现实意义。两者的竞争逐渐演变为不同的定位,前者是一种眼光在全球的话语,其中多是追求自我实现的白人学者;后者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话语,其中黑人白人都有。

  那么我想问大家几个问题:如何区分公共知识分子和学者?是否仅以两种不同的话语进行区分?或者只是相对的区别?他们面向的受众是不同的吗?学术和社会之间是什么关系?对于学者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让我们回到马凯雷雷大学,这是唯一一所提出教职员工非洲化为第一要务的英属东非殖民地大学。这种非洲化很容易达成,尤其当政府和学校齐心协力的时候。但当乌干达政府转变为独裁政权时,对立就出现了。

  接着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在乌干达独立后的第一阶段,主导人文社科学术界的是“依附理论”:关注帝国主义,认为非洲的独立并不彻底。但随后争议的焦点转向内部,在主张依附理论(认为问题在外部,在世界局势)的知识分子之外,另一部分知识分子转而主张先要民主(认为问题在内部,对抗独裁政权必须先解决内部的民主问题)。

  前者所依据的核心文本是沃尔特·罗德尼(Walter Rodney)的《欧洲如何使非洲不发达》(How Europe Underdeveloped Africa,1972),后者所依据的核心文本是伊萨·希夫吉(Issa G. Shivji)的《坦桑尼亚:静悄悄的革命》(Tanzania: the silent class struggle,1970)。乌干达还有一个刊物叫作《转型》(Transition),介于期刊和杂志之间,面向更广阔的读者,而不仅限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不少政治领袖如坦桑尼亚前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Julius Kambarage Nyerere),以及许多大作家,如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纳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奇努阿·阿切贝(Chinua Achebe)等人都曾在这本刊物上发表过文章。

  大作家,从左至右:

  詹姆斯·鲍德温(美国,1924—1987),代表作《向苍天呼吁》《乔万尼的房间》

  纳丁·戈迪默(南非,1923—2014),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奇努阿·阿切贝(尼日利亚,1930—2013),成名作《瓦解》

  最后,我还要提及非洲社会研究发展委员会(CODESRIA)。它成立于1973年,一开始是多个研究组织的联合体。对于非洲大部分国家来说,这个建立于独立后的机构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空间,让他们得以相聚,形成力量。刚才提及的应该关注外部还是关注内部的争议,我认为关键不在于二者孰轻孰重、关系如何,而在于,没有人质疑“发展意味着什么”、“民主意味着什么”。这一讨论没有发生。但是在别处发生了:在尼日利亚的大学,主要是历史系里。因为尼日利亚是比较特别的非洲国家,它有41所大学,并且大学可以自主管理期刊杂志和学术团体。因此他们不需要加入更大的组织机构,只要在内部就可以讨论这些问题:为什么不仅这种话语、相关的术语可以被历史化,参照系也可以被历史化?在这里,大学应追求卓越还是追求与现实相关的对立被解决了。这是很少有的例子——以追求现实相关为基础,完成对卓越性的追求。这是从具体经验中获得的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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